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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工丨金弢:​我的跬步人生,义乌社办厂临时工的短暂岁月

关注本号☞ 新三届 2022-12-28


作者简历


本文作者摄于北京双榆树


金弢 ,字有根,1974年杭州外语学校高中毕业,插队落户浙江桐庐县分水公社儒桥村,77级考进北外德语系本科,81级北外德语系研究生,1985年1月进文化部,1985年3月借调中国作家协会,后任职于作协外联部,曾多次随作家代表团出访欧洲诸国。80年代末获奖学金赴慕尼黑大学读博,现居慕尼黑,著译不辍。

          

原题

我的跬步人生




作者:金弢  
 
 
 人的明天,祸福永远是个未知数......

 ——题记


作者的杭州外国语学校高中毕业证书

 
自小,我就从来不喜欢读书,就算成绩过得去,尤其是算术,不是因为努力,而是因为天赋,自然而就,真记不得高一前曾有过努力。说是真的喜欢读书了,那是到了高二才开始; 而且自那后一旦爱上了学习,就一心想读大学。然而怪诞的命运安排总是让人可求不可遇。
 
火车的车厢之间有节奏地撞击着,发出有恒的咣当声,每隔几十米的铁轨链接,在咣当声的主旋律下,配奏着吧嗒嗒的附和。就在这么一辆极具象征意义的、向前驶去、驶向未来的列车上,我开始了人生之旅。
 
这是一条浙赣线,终点站是南昌。虽说杭州是浙江的省府,浙赣线本应从杭州发车开往江西,起发站上车有座位不成问题,这或许是那两位陌生的叔叔为什么在发车最后一刻买的票。然而这趟列车,却象征着世事和人的命运,不测是无时不在:今天这条浙赣线的车次在杭州站却是一趟过路车,始发站改成了上海。

我一介蒙昧无知的少年,跟着这两个陌生成年,在发车的最后一刻匆匆上了车。车里不但没有了座位,而且两边的车厢都已挤得水泄不通。好不容易挤上了车,我跟这两位叔叔只好站在车厢的连接处。
 
火车继续唱奏着歌。那俩叔叔说着方言,谈论自己的事,我们要去的地方是义乌。我不知道这是一个什么地方,以前从没听人说过,还是两天前父母提到这个地名。杭州人把义乌、金华、东阳那一带都称作上江地区,意为钱塘江的上游。
 
昨天下午这两叔来的家,跟父亲说着家乡方言,我父母的老家祖籍在东阳。东阳、义乌离得很近,方言除微妙的口音,说话基本一致。我虽然从未去过,但父母都是在那里长大的,杭州话是孩提时跟着爷爷、外公到了杭州后学的。因在家乡说惯了东阳话,就是到了城里,在家彼此间还是习惯说老家话。我和其他孩子多年来已是耳熟能详,尽管说不来,从来不学,但能听懂是不在话下。
 
大人在堂前聊天,用家乡话谈论他们的事,我独自里屋继续我的自学。高中毕业月余,本来毕业该分配,但适逢一国家领导复出,并主持教育,他有意恢复某些专业不采用工农兵推荐的上大学方式,而直接从应届生中选拔,如外语专业。但此提议尚未得到中央首肯,政策落实不下来,所以我们那批毕业生,虽是毕业,但没分配,等待新政策的落实,留在校内编制,但已不再开课,在家里等消息。当时把这种情况叫作“戴帽子”。正在我高二起尝到了读书的甜头,命中注定了我没了读书的机会,只好自学。未能珍惜光阴好好学习,不仅追悔,还有隐隐痛感。
 
我没留意大人的说话,但间或感到在谈论自己。那晚父亲跟我说:“你都看到了这两叔叔,是义乌稠城社办工厂的,来我单位采购材料。你现等分配,反正在家闲着,我们想让你利用这个时间去他们厂做小工,学开模具当钳工。学校一旦有了分配的消息你就回来。工资讲好每月二十八块,听说他们那里一个人的伙食费八到十元就够了。我请了这两位叔叔明晚来吃饭,吃完晚饭你就跟他们上路。”
 
那天夜里我久久不能入睡,这是有生以来的第一次失眠,这是独立生活的开始,是真正意义上的离家、离开父母。虽然初中、高中都有过学农、军训拉练,但离家时间不会超过十天、两个星期,而且从心理上那只是一次学校活动,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离家独立。我无法想象离开父母后等待我的将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
 
二月天,春寒料峭,基本上还是冬天,车厢连接处从底下吹进来的风刺骨,把我从遐想拉回现实。第一个途中停靠站到了,满身背着大包小包的乘客往门口挤,我们站在门口的跟他们换着位置,把出口处让给他们,自己依势挤进车厢。尽管占不到座位,但这里比门口暖和多了。车厢满满的,闻上去尽是浑浊的人体味,毕竟温暖还是那么诱人。
 
我现在跟两位叔叔靠得很近,他们把话题转到了我身上,说着他们自以为是的杭州话,浓浓的上江口音,向我介绍我将开始的工作,讲解着钳工的内涵、工具及所用的材料。我第一次听说钢材有低碳、中碳、高碳之分,后来我师傅说也称 30号、45号、60号钢的。我们用来开模具的是 45号中碳钢,用来压胶木的模具,做日光灯灯脚。
 
厂房曾是地主老宅,1949年解放后没收归了稠城公社,社党委在此开设了社办工厂。老宅设有正门和后门。进正门右边是一小间,过去,里面住管家,现在成了传达室。信件及财会事均在此处理,我后来取信和领工资也在此;进门左边是侧间,此地处理家杂事;紧挨着便是正厅,是接待宾客之地;再往前隔壁是另一侧间,是地主家的餐厅。出了餐厅对着门左手边,是与传达室对称的厢房,佣人在这里主厨。两厢房中间隔着一个宽三米、长五米的天井,紧挨着天井,背后是一堵高墙。
 
进正门有一条十来平米的过道,过道顶头是后门。成了社办工厂后,白天前后门都打开,上夜班时,工人只走大门,后门上锁,以防偷盗。紧靠后门左手是上楼的木梯,八十公分来宽。来到二楼,先是一个空堂,差不多四米见方;空堂背后靠墙,有一个不大的窗口。正面敞开,建有木制扶栏,天日敞亮,这里是我后来的早读之地。除了英语 900句,我这回来做小工带的几乎全是英语书;正堂的右手边是一个较大的房间,有窗,但屋里不甚明亮,四六见方,估计是原来东家的卧室;
 
卧室出来右手边是厅间,小卧室三分之一,日照亮堂堂的,朝南,朝南面是一色玻璃窗,看上去像楼上起居室,也做客厅;对着卧室,空堂的那一边是一个约两米半乘四米的小间,看来是客房,挨着客房是孩子的卧室,有十五六个平米。曾经的主人有多少个下一代,家境如何,我曾打听过。但厂里无人知晓,毕竟新中国成立二十五年了,年轻一代对往事已经时空遥远。
 
那个敞亮的客厅是我的宿舍,里面已住着人,夜已至深,我到达后悄悄就了寝。翌晨醒来,那人已早起,见我醒了,过来搭话。我一看是位年届花甲老人,施姓,是我后来的施伯伯。他跟我是同乡,已退休,经女儿介绍在此做工,名目是产品检验员,其实是在灯脚打包发货前看一下有没有明显的次品,做些处理。厂里有两名专职检验员,施伯伯的工作没有任务,不强求上班,纯属自觉。实际上他日常主要的作息是睡醒了之后去义乌农贸市场买肉和菜,回到房间用煤气炉、砂锅炖红烧肉。虽香气扑鼻,但我可闻不可及。
 
施伯伯女儿正当虎狼之年,有一情人,是杭州物资局干部,手里掌控着物资材料批发的生杀大权。经女儿介绍,厂领导认识了林干部,为报答推荐之情且确保厂里加工材料将来源源不断,厂方安排施伯伯来工作,每月工资三十八元,好过二级工,算作半个技术员。这是一种无需技术的技术工,而且所谓的工作只是巧取名目,给发钱有个说法,上不上班全凭自愿。施伯伯偶尔会在上班的高峰、厂里将近二十号人员齐全之际,佯装性地做一些检验工作,这是为了掩人耳目,让社办工厂领导对舆论有个交代。其实,上下里外大家谁都明白,只是心照不宣。
 
后来我时有听人背后议论,但谁也不敢大声,不敢过分,这事关厂里材料的来源,企业的生死存亡是每个职工的切身利益,没了社办工厂,谁都不就都得回家务农。在厂里怎么也不用天寒地冻、日晒雨淋的。大家心里不时还很感激施伯伯呢!眼下谁都在揭官员的腐败,我的经历抑或不失为一件不可多得的史料,要写,可以从我这里开始。
 
有了施伯伯,女儿和她情人就有了落脚点。林干部可以用视察的名义来厂检查材料使用的效果。因是厂的利益,公社提供旅馆及报销路费,物资局既卖出了货品,又是本单位干部出差不花钱,何乐而不为?
 
有了老爹独自乡下工作的理由,女儿便有了探望父亲的动因。情人双方,家里都有了各自冠冕堂皇的说法。我后来听师傅说,在施伯伯来义乌开工前两人就来这里鬼混,正值师傅回家探亲,两人均以跑供销的名义来厂,厂里安排女儿睡大间,林干部睡我师傅的房间,整个楼上就只他俩,据说这是公社的蓄意。我师傅说:“天一黑两人不但睡到了一处,还他妈地拿我的枕巾去垫屁股!” 把我乐得想笑又不好意思当着师傅笑。 

作者在义乌做小工时留影

先吃拜师酒
 
1970年代的中国流行拜师请客的社会风气,尽管跟现在的大讲排场无法相提并论,但因陋就简,请师傅吃个夜宵喝杯酒,权当拜师仪式在所难免。我抵达的第二天,厂里财务便叫我去预支一个月的工资和十个晚上的加班费,说是怕我这里人地两生,囊中羞涩。虽然我年少,但心里明白这些都是关系钱,目的是为了让父亲更方便地给他们批材料,而且厂里也没有加班的必要,如果真的活儿来不及,白天紧张一点不就赶出来了?然而不!白天聊聊天,晚上加夜班,反正是国家的钱,其实是老百姓的钱,但没权的老百姓没有决定权。

然而,加班又不能单独安排我一人,要加就得带上车间的三个师傅一起加,这叫老爷带皮匠,小时候常听大人这么说;还有开车床的李师傅,厂里就他一个车工,也得讨好着一点。
 
除了名正言顺的“拜堂”师傅外,我一起干活的还有两个小师傅,两个年轻人,二十五岁上下,是我师傅前面的另一位带出来的。出了师,就是师傅,在学技术时我有许多问题需要请教他们,特别是当我师傅不在车间或回老家探亲。
 
中国农村有个非常普遍的现象,就是有手艺的男人往往在外地找工,拿钱养活在家的老婆孩子。我师傅情况相同,虽然离家不到一百里地,但他没这个奢侈每星期花车费回家探亲,有时难得回去一趟,会把前后几个休息日连起来,不回家时周末就在车间里过,算调休。就这样,只要师傅不在,小师傅俩就是我理所应当的师傅。
 
好不容易凑到一个晚上,大家都加班,车工李师傅也不例外。我们钳工有些活需要车床完成,跟李师傅搞好关系事关重要,所以请吃夜宵我把李师傅也捎上。今晚是我拜师请客,我为大家每人买好一碗肉面,外加几个小菜,又给每人订了一海碗老酒,足足半斤。开吃时,李师傅说他不能喝酒,其他师傅也酒量有限,加上吃完夜宵还得继续上班,多出来的大碗酒我又不好意思拿去退。本来半斤的酒量我已是封顶,为了不浪费,我只好一人独喝一斤,本来已是加班到夜里,空着腹,这一斤酒把我整得够呛。餐毕起立时我已甚感困难,没出饭馆我已不能自立,只好靠着小师傅走,我满眼的一个花花世界,所有的亮光都成了霓虹灯,对面过来的行人,形态变得怪异,鼻子眼睛都是双叠的,师傅们的说话也走了调,间距改变了,退去了远方,回过声来带着回音,脚下的路不再平坦,估计好的落脚点踩不着,嘴里嘟囔着连我自己也不明其意的话。
 
终于撑到回了厂,继续上班是绝对不可能的了。十八岁的身体毕竟还嫩,请了个假就上楼去睡了。来到小便的粪桶边,连面带菜外加一斤黄酒,没有丝毫地打折扣,无保留捐给了有机肥。第二天睡得起不了床,真是不想上班了,没想到厂长来了,我不由大吃一惊,心想这下可要吃大批评了。想不到厂长说:“今天接到你爸来信,怕你第一次离家在外想家不习惯,委托有机会安排你回杭州出差,可回家看看。正好有副模具坏了,急等着用,你今天送去杭州修理,十点钟有一趟火车去杭州,快去快回。回杭州车费报销,工资照发,我跟财务说了,算出差,每天给出差费。”
 
一副二十斤重的钢模具,换作平常,吃点力顶过去不算困难,但昨晚的醉酒加呕吐,现在是浑身骨头变得酥软,一路朝火车站奔去如脚踩棉花。昨晚在粪桶边呕吐时,我曾心里狠狠罚咒,这辈子决不再碰酒了,我未曾想到喝醉了会那么难受,此刻酒醉的副作用再次出现,我浑身是从未有过的酥软,步履蹒跚,跑起路来双脚没个准,心里不由再次发誓。然而,跟所有酒徒一样,此时此刻的决心很快会随着身体的恢复而消融。并且,身体一旦经受住了一次考验,恢复后对酒的欲望只会有增无减。
 
回到家,我向父亲讲述了厂里财务给我的种种优惠。听说我已领到钱,父亲马上问:“让你签字了?”
 
“对,” 我答。
 
“你看清楚了让你签的什么字?”
 
“看清楚了,签的是这个月的工资和出差补贴。”
 
“记住了,签字一定要看清楚是什么名目拿的钱。千万不要签借条!”
 
我点头不语。 
 
少年学徒工
 
我开始了徒工生涯,有了自己的工作台,两个小师傅帮我装好了台虎钳,我领到了由我自己保管的锉、锯、铁凿、锤子等基本工具。我从零开始,从粗活、基本活开始,努力学习、任劳任怨,朝乾夕惕。每到月底发了工资记着给师傅买一包烟,碰上加班费好的月份,买两斤肉拜托施伯伯烧一砂锅红烧肉。在师傅的房间里,我们师徒对酒。酒过三巡,师傅点上烟,心情极好。
 
这时他才推心置腹地开始教诲我钳工技术的真谛、那些关键的窍门:“学好钳工第一条要练好锉功,我们的模具用的是 45号中碳钢,功夫关键在于锉。而练好锉工的根本在于拿稳锉刀。一块钢,新手往往因手功不稳,锉出来的平面会两头耷拉下去,技术到家锉出来的平面能做到中间陷下去。到了这种水平,钳工技术可谓炉火纯青了。” 

师傅还教我,上模与下模在取料时都起码留有一公分的余量,在算好凸模和凹模尺寸后,具体操作时,凸模周边要比凹模大出半毫米,以备最后精密修整;凸模宁大毋宁小,大了可以改小,小了就报废了;凸凹模之间一旦有缝隙,压膜时,胶木粉便会从缝隙中挤压出来,如果厚度超过十分之一毫米,模具算不合格,否则下一道处理工序工作量太大。做得精密的模具,压出来的胶木件,不用锉,抛光机一打就可以装箱。
 
我一言不发,洗耳聆听,每个过门关节细细体会,在脑子里琢磨着,演练着,就如已经回到车间,师傅在手把手地教着自己。讲完了锉功,师傅讲解台钻的使用。为了可靠起见,钻孔也是保守地由小到大,拿游标卡时时量着,尽管功夫大,速度慢,然而一旦孔眼阔过了头,就是材料的浪费,还前功尽弃。听到此,想起高中时数学课学过的帕尔方程,可以根据圆的直径计算出弧度,这样用台钻打孔时就能一步到位。

师傅说厂里有一把帕尔卡,有二十多种弧度的尺标,因为不懂得用,扔在抽屉里一直没碰过。现在来了个高中生,70年代的高中生算是知识分子了,我不仅有了用武之地,还真正做到了当时特别流行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教导。我认真听取着师傅的实践经验,配合自己的理论知识,我们一师一徒配合默契,合作得相得益彰。不出三个月,师傅让我独立操作部分模具配件了。
 
跟施伯伯一同在产品检验车间的是两个女工,其中一个少女,年纪比我小两岁,豆蔻年华,生得清秀、标致,浑身上下是南方姑娘的韵味。那夜我跟厂领导是凌晨两点到达,当天晚上我在传达室写家信,姑娘就注意到了我,她时不时好奇地走出压模车间偷偷观察。
 
乡下农村读书人很少,农民从来不写字,有人坐那里写信的样子,姑娘看来既新鲜而有魅力,后来她说,是成了大姑娘后第一次这么细细打量一个陌生青年,还是一个城里人。等到我们俩关系接近后,她告诉我:“你长得老气,看上去像是二十七八岁了,我还以为你比我大多了,真没想到只大出两岁。但是我喜欢长得老气一点的小伙子,给人更多的安全感。你坐那里看书的样子我最喜欢!我也是喜欢读书的,高中只读了一年父母就不让读了,说要给家里挣钱了。”
 
我答: 男的到了二十,不是显得仍是一介顽童,就会显得像个成年,但这个长相男的会维持很久,跟女的不一样。有的男的二十来岁就这么老相,但过了十几年,还是一成不变,要过三十五岁才开始有明显的变化;而且五十到六十这十年也不会怎么变。果不其然,我现在不到二十被姑娘看成了二十八,后来年满三十进单位,还有人说我长得像二十出头。
 
这次近距离的接触,我发现姑娘尽管眉清目秀,但身子是丰满的、手臂圆滚滚。有一次我进压模车间试新模具,从姑娘身后挤过去,紧蹭着她身子,感到了她身上的肉绷得紧紧的,像要爆裂一般,背后的文胸带子紧紧箍着上身,卡进皮肉。压模车间温度很高,虽是二月天,但车间里温热如夏,女工们都穿得很少,尤其这里都是女的,大家也毫无忌讳,薄薄的无袖套衫,宽大的领子,往前弯下身脱模具时,白花花的木瓜奶历历在目。大多姑娘、少妇因家境贫寒,没有买胸罩的奢侈,酥胸只好任由放浪。
 
那时我还是第一次接触社会,总是单纯地想,农民朴实没文化,在男女事儿上一定保守,但在义乌的经历,尤其是后来插队当知青,我才知道农民原始的朴实,更露骨、更直截了当。而且不光男社员很淫,满口都是直露露的荤笑话,任何话题都会往那事儿上扯,并且就是未婚的大姑娘也特别爱听,没有丝毫的不好意思。碰上队里挖地,社员们排成一排由下往山顶挖,几个年轻大姑娘都抢着紧挨着那个最爱讲荤笑话的男社员。
 
有一个回乡女知青在县城读了两年高中,回家务农,为了显得自己是个现代女性,她戴着胸罩来开工,一下子成了队里男青年的激情话题。一旁的老农说:“不就是两个奶子嘛,有什么好七罩、八罩的,藏得那么严实,其实你们女的脱光了,三天后我们也不看了。” 可老农哪懂得美学,姑娘戴胸罩不是为了藏,而是为了显,以更凸显女性的魅力。
 
有那么几件事我会终生难忘: 一次我搭乘手扶拖拉机回生产队,半路出了故障,车上的三个男社员都得下车,在车重启时推上一把,小队长跟我一样也得下车。队长老婆跟一个地保八婆留在车上,车刚一启动,队长老婆就叫队长:“你赶紧上来,你赶紧上来!” 八婆马上打趣道:“还没有回到家里睡房呢,怎么这么一会儿就熬不住了?” 

70年代中期农村实行计划生育,有了两胎就要结扎。怕男劳力影响身体,一般都是女的去。队里的荤笑话大王第二天来干活大声笑道:“我老婆结扎完后回家,我趴下脑袋去瞧瞧,跟我刮了胡子一模一样,就是口子方向不一样;我刚才路过卫生站,墙后起码有一只猪的毛堆在那里,不知得结接掉了多少人。”

年轻社员学犁田,深度把握不好,一边的老农会大声骂:“别以为在你老婆的肚子上,把犁头插得那么深,累坏了牛咋办?” 我们知青刚到农村时,吃完晚饭爱上农民家串门,他们在热衷谈论偷老娘的事,还不吝向我们面授机密:“女人嘛,十个里头九个肯,就怕男人口不稳。我们农民啊: 一日不说屄,太阳不偏西。”
 
老农们兴致勃勃谈论着隔壁生产队有个好吹牛的社员,每到晚上来队部老炫耀,说他天天记完工分聊上一小时回家就给老婆一炮。进了门,门闩一推,老婆就听到了。然后走去灶头,把烟管的烟灰在灶口剁三下,老婆知道准是他了,接着他黑灯瞎火摸上床行周公之礼。老婆往往睡到半夜神志不清,由他爱怎么捣腾就怎么捣腾。队里另一个男青年得悉了机密赶在前头,插门出点声,接着也去炉灶边敲三下,然后上床干那事儿。过了一会儿,真的老公回来了,上床要打炮,老婆说:刚来过,怎么又来了?老公才知道被人调了包。

 
眼下我刚从学校出来,虽是纯情少年,但已青春萌动,略知人事,只是从未有过感性认识。这样紧挨着身子肉贴肉地挤过,神经末梢会受到何等的震荡?!我心里吃不准,是姑娘无意还是故意,贴在一起的瞬间,她没有丝毫地躲让,我似乎还感到有一股朝自己顶过来的力量。且不说姑娘感到受用,但百分之一百不反对,或许她也是初次体尝“肌肤之亲”呢!她满身欲爆欲裂的青春活力亟待释放!或许这对她是一次百年不遇的机会?因为正常情况下女的不好意思主动,她们非常羡慕男的可以采取主动,而她们只好被动等待、被选择,然一旦机会来了,她们会比男人更加珍惜。事实证实了我的遐想。
 
这天晚上我没去稠城街上逛逛,我在传达室看书。姑娘来了,佯称来拿一件工作服回去洗,见旁无别人,悄悄来到我身边,羞涩地低声道:“上我家去坐坐?就离得几十米。”还是刚从少年过来的我,缺乏自信,没有勇气,但这并不意味着没有心思思。少男跟少女一样,都被动地期待着对方的主动,期待被邀请。尤其是文革中的70年代,男的如果明目张胆地直接向女性表示爱慕之情,会被视为流氓。我们那一代人,甭说我们,甚至连同我们的父辈几代人,有多少人一辈子不曾说出个“爱”字!
 
今天姑娘主动要求,我正中下怀。但姑娘说不能让人看见。“我先走,出了我们的弄堂左拐,差不多三十米,靠右边有一道墙门,我在墙门口等你,我家就住墙门里。”
 
我如是做了。出了弄堂没几米就看到了墙门,但并未看见姑娘的身影。走到大门口,才发现姑娘躲在了大门的内侧,这样,街上走来过往的行人就不容易看见她。见到我来了,姑娘也不在街上露脸,在墙门内微微朝我打了个手势,让我进墙门。
 
姑娘引导我走上一道窄窄的木梯,跟社办工厂的楼梯很相似,整个房子里黑黑的,只有靠我们身后传来的微弱光亮隐隐约约让我能估计出大致的方位。姑娘走在前面,高出那么两个阶梯,我左手把扶栏杆,右手朝前探摸着,正巧触到了姑娘臀部的上位,那种柔软中带有弹力的紧绷感一下子让人热血沸腾,心潮澎湃。
 
姑娘不知是我的无意,以为我趁黑色在向她发起进攻,正满心欢喜地停下脚,转过身来,她丰满挺拔的双乳恰好顶上了小伙子的脑门。她情不自禁地朝我伸出双臂,想搂抱我的头颅,没想到碰巧我微微往后一仰,姑娘的双手抓了个空。
 
我们来到二楼,到处依然是漆黑得伸手不见五指,刚才的那一幕,让姑娘不再有胆量来拉手,她心底多渴望两人手牵手地进屋。我什么也看不见,在黑黑的走廊里跟她保持距离默默前行。前方出现了星点的亮光,亮光逐渐展开,姑娘的身影渐次轮廓分明。走廊往右一拐就来到了姑娘的家。屋门敞开着。
 
灯光来自屋子堂前的八仙桌上,是一盏自制的油灯,走近桌边我才看明白,油灯是用一个用完的墨水瓶制成,瓶子的胶木盖子扎了个眼,瓶里盛着煤油,眼中穿过一根灯芯,点上火就是一盏煤油灯。桌后坐着姑娘的父亲在做账,他是生产大队的会计,看到两个年轻人来了,长辈马上声明账目刚好理完,说着站起身来,从桌边拿过一个稍稍大些的瓶子,也是一盏油灯,点上后,他吹灭了刚才用的小灯,连着账本、算盘一起拿走了。

对这一换灯我颇为疑惑,姑娘看出了我的心思,于是说:“那个小灯是生产队的,专门用来记账,做完了账,就得用自家的灯。” 我恍然大悟。
 
我跟姑娘面对面地坐下,将双手藏在桌下放在大腿上,姑娘两只手放在桌面上,远远地朝这边伸来。家里什么招待也没有,连一杯水也没有,70年代的民风,只有来了正式的客,主人才会沏茶招待,白开水老百姓是不用来请客的。
 
姑娘家虽是生产队,但地址在镇上,有了城乡居民的风俗,对客人会显得冷淡些。但是离开乡镇走上那么两里地,就成了乡下,农民会变得热情得多。后来有一回我去乡下办事,走出镇子也就十来分钟,进村碰到厂里的另一个青年女工,她住这一村,见了我,强拉硬拽地把我请进屋。我刚一坐下,她马上点火给煮红糖鸡蛋。如此热情好客,让人不知如何是好,还说,“来了客,家里没一点招待,太让人丢脸了。”
 
就差了这么几里地,两种风俗习惯已截然不同。
 
后来我下到农村,房东大妈跟我说:“我们分山坞佬、田坞佬、城里佬。去山里砍柴,走过山民的家,认不认识的都会拉你进去吃饭;出了山到了平地村庄,各家都会请陌生人坐下喝茶;然而来到镇上,累了想休息,是要向东家借一张小凳子坐坐。” 其实从镇上越过村落进到山里,也不过五公里,但三种风俗相去迥然。
 
田坞佬进山砍柴从不带饭,冷了也没法吃,就装上一小口袋米,来到砍柴附近的山民家,说一声,“大妈,今天午饭在你家了,” 说完把那口袋米往炉台一放便上了山,到时来吃饭就是了。万一碰上主人不在家,就自己推门入屋,自取热在炉灶的饭菜,吃完了也不用洗碗,关门而去。这种人际关系,或许一辈子就这么一次,而彼此间的信任就像到了君子国。
 
我们是城里人,对乡镇居民的风俗也习以为常,没什么不适的感觉。姑娘对小伙是好感满满,乡下姑娘怎能不向往城里小伙子?我是生平第一次单独与异性接触,读中学时男女生是互不说话的,班委会和团支部的工作都会正经八百地在教室里开会。眼前姑娘这双白净的手,对人的诱惑实在太大了,尤其是姑娘明显地向对方示好,只要对方稍稍有点主动,便能顿生火花。然而我不敢,尽管心里痒痒,无疑对异性有着青春的冲动。那个时代的道德约束,以及他们受的教育,都阻碍着人的轻举妄动。我把双手牢牢地压在大腿上,不敢胡思乱想。 
 
李氏父与子
 
我第一次拥有了工资,这是我第一次自己挣钱,第一次自食其力,我只要拿出工资的三分之一就可以吃到很好的伙食。我在县粮食局食堂搭伙,日子过得无忧无虑。白天的技术工占用不了我太多的体力,这样傍晚下班吃过晚饭,我可以来县城的街上走走。

义乌虽不是一个大县,但物产丰富、人丁兴旺。春暖花开的季节,到了傍晚街市热闹非凡:有说大书的、有看病理发的、有耍杂弄枪的、有卖狗皮膏药的。对我来说,最宝贵的是发现了这里有看书的地摊。有新旧小说、连环画、各种文革中没被毁掉的“封建残余”,许许多多我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旧书、古书这里应有尽有,而且无论书的大小、厚薄,无论是连环画还是字样书,看一本一律一分钱。高中时我过于专心学外语,冷落了中文,现在正是天赐良机。
 
我一如既往地将传达室当作自己学习的书房,碰上天凉下雨的,我整个晚上在这里看书。今晚在这里我认识了公社文秘李高其,一个长得消瘦、清秀的小白脸、鼻子上架一副眼镜的男青年。公社要开大会,他来此写横幅。
 
李高其出身书香门第,跟我一样也是高中毕业,他很羡慕我会外语,早早听说了厂里来了一个洋文秀才城里人,一直没机会过来;我佩服高其写得一手漂亮的毛笔字,特别是他的隶书。因为他是个秀才,免去了务农的劳役之苦,在公社书书写写的,虽然没有政治地位,不发工资跟农民一样拿工分,但日晒雨打的就用不着了。我们两个当年的“知识分子”惺惺相惜,一见如故,很快成了契友。
 
高其的父母家也是本公社的农民,他们一起住在离开县城二十分钟路程的村里。父亲原是金华县中学的语文老师,反右运动中被打成了“右派”,赶出了校门回老家务农。他离开学校回到老家,可以说是净身出门,除了车费,身上分文不名,连当月没到月底的工资也一起跟反右被剥夺了。他唯一的财富就是满壁书籍。
 
回到了父母老家,那时已有了高其,妻儿跟老人同居一室。他的发配回乡,家里便断供了每月的老师工资,但对家人从情感而言不是件坏事,一家人终究可以团圆了。那时高其的父亲还是壮年,去金华当老师前在家也务过农,有力气、会农活。赶上了全国的重大政治运动,只好听天由命、认命服屈了,从此当起了农民,直到今日。虽然年届花甲,生产队农活本来已体力不支,但为了家里多得点工分,他竭尽全力,做些力所能及的农活,还得出工。
 
自从我和高其相识后,彼此不但印象极好,并且这种友谊一直保持了下来,直到我离开义乌,挚友的关系完好如初。
 
自那次后,因为有着共同语言,高其频繁地来社办工厂会我。而我若没别的安排,每晚一如往常地在传达室坚持自学。一天,传达室出现一个陌生姑娘,二十上下,一张鹅蛋脸,白里透红,不像是个农家女孩。后来我得知,她是公社党委副书记的女儿,还是城市户口呢!
 
中国的70年代,城市户口和农业户口是天壤之别的两个社会阶层。城市居民每月发粮票,吃的是国家粮,可在城里找工作,挣工资,享受医保,年老了还有退休金;而农村户口的,所有这些优越条件一概没有,农村的年轻人连做梦都想成为城市居民,尤其是农民女青年,有谁不想进城,有谁不想高攀?

然而,本镇上的女青年英儿,身为城市户口能看上高其,是因为他俩曾在同校读高中,虽不是同班,但在一个年级,天天打照面。加上高其的出色也是遐迩闻名,在学校里是人尽皆知的人才。再者,虽然高其是农业户,但住得离稠城不远,天长日久,户口的差距意识已被岁月磨灭,英儿早已淡忘,或是这种差别她从一开始就没想过。
 
每次姑娘来传达室,都会羞涩地跟我打招呼,看样子她对我并非一无所知,小小攀聊几句后便匆匆告辞。往下的日子她频频出现,不由得让人想入非非,遐念无穷。直到后来我才明白了自己是在自作多情,英儿的到来是在找李高其,因两人的关系没有挑明,只是彼此倾心,还处在心照不宣的阶段。这样,一个大姑娘家的,肯定不好意思主动上男方家。自我到厂后姑娘的时常亮相,在厂里工人中还以讹传讹了很久。那时候的男女关系,明的一般都不是真的,是真的往往偷偷进行,就像两个姑娘跟我和高其的关系即是如此。
 
一天晚上,当我正在李老师家时,英儿姑娘出现了,她没想到今晚我也来家访,两颊害羞得绯红;我也想不到他俩间的关系已有了长足的发展。高其瞬即把英儿领进了自己的房间。
 
有一次一大清早的,公社团委书记来厂里打听高其这几天是否来过厂里,说公社急着要高其来写几个字。于是我自告奋勇地表示愿意跑一趟高其的家,把口信带去,心想自己反正要去李老师那里换书。在快到高其家不远的田埂路上,迎面走来了英儿。就这么一道田埂路,四周是一望无际的稻田,想绕也绕不开,想躲也躲不了,英儿只好硬着头皮红着脸从对面走来。她大清早地从高其家出来,什么都不言而喻了。
 
一天下午,高其来厂找我,把我叫出车间对我说:“我把你的情况介绍给我父亲说了,你知道他喜欢读书人,以前当过老师,非常欣赏有文化的年轻人,他想请你今晚上我家去。” 自从了解到李老师的身世后,我不但心里非常同情、尊敬他,还一直心仪能见到他,高其发出的邀请,我是盼望已久,非常乐意地答应了。
 
下班后吃完晚饭,我在厂隔壁的小卖部买了两包简易的点心作为见面礼给李老师带上。李家坐落在村头,一个自然村为一生产大队,一个简易的青砖土房,分上下两层,高其把我匆匆介绍给了父亲,就要出门去公社写标语。
 
听高其的介绍,我估摸李老师的年纪在五十出头,但他看上去远远老出十几岁,人消瘦,脸色蜡黄,典型的营养不良,他们的家境我根据所了解的情况可想而知。我恭敬礼貌地向李老师递上那点心包,让李老师一下子不好意思得措手无策。那种读书人哪怕再穷,但嗟来之食不吃的优秀品质,李老师演绎得不差毫厘。
 
刚入座不一会,师母就端来了红糖鸡蛋,一人满满的一碗。实在说,因刚吃过晚饭,我真的不想吃,想想在农村鸡蛋又是很值钱的东西,拿到农贸市场去卖,一个大一点的都能卖八分到一毛钱。
 
但看到老师吃得是那么专注,那么香,吃的时候连头也不抬,我心里感到一阵酸楚,顿间想到,这碗请客的红糖鸡蛋,对李老师是极为难得的,要不是今有贵客来访,或许家里都舍不得吃,没准卖去了农贸市场。我心仪、崇拜的李老师,其眼下的生活状况让人不寒而栗。
 
这么一位老实巴交的知识分子,被打成了“右派”,让人想来匪夷所思。吃完了鸡蛋,李老师的脸上有了血色,皮肤也有了光泽,精神好了起来,不像适才我刚到时显得萎靡不振、无精打采的。他细细地询问了我的履历,完后当即提示我,对学外语的学生母语是何等的重要。
 
李老师虽不懂外语,但他是个经验极其丰富的高中语文老师,说着他从里屋取来三本高中课本,说这是五六十年代非常精编的高中语文教材,文革一开始就被禁用,这也是他曾经教得最得心应手的语文书,他建议我拿回去认真细读。书中我第一次接触到了《棠棣之花》《蔡文姬》《屈原》《虎符》 等历史故事。说完他又从阁楼取来朱生豪翻译的《莎士比亚全集》12卷,说,“刚才我听你的叙述,你的阅读量很大,这几本教材你会很快看完。莎氏的读本虽然不是英文原著,但朱生豪的译笔绝佳,修辞优美,文采华丽,对提高中文素养大有裨益。” 我在校时只读过英文版简易读物 《威尼斯商人》,其他的一概孤陋寡闻,更没有听说过像朱生豪这样的大翻译家,从而也接触到了莎士比亚的全集。 
 
偷读手抄本
 
我做了小工挣了钱,这在同班同学中是首屈一指的。趁着回老家探亲,我召集了班里要好的同学七八个,当然都是男生,在西子湖畔的草坪上请大家吃糖果点心,也正是毕业前不久历史课刚讲完陈胜、吴广的故事,“苟富贵,无相忘!” 这是大家言犹在耳、津津乐道、常常引用的典故。人人手举糕点、齐声呼喊:苟富贵,无相忘!来日方长,前途无量!......
 
大家正不亦乐乎时,一同学宣布:“我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两本故事书,这可是要遭批判的黄色小说,大家千万保密。” 说着他从裤兜里抽出两个笔记本,大家一看是手抄本,都蜂拥上前要抢着看。其中一个同学说他读过:“你们可小心啊,谁读了不用三分钟你那玩意儿就顶不顺了,写的是一个年方二八的姑娘,其性生活时的心理描写,题为《少女的心》。” 经他这么一介绍,大家抢得更凶了,这可真是供不应求啊!最后大家一致表示,将两个手抄本撕开,这样大家可以同时阅读了。
 
书一到手,草坪上的糖点就没人光顾了。有的仰躺着读,有的侧卧着读,没过三分钟,大家不约而同地都成了趴势。
 
我在初三时,班里几个男同学偷偷读过一本 《避孕手册》,据说是从废品商店里找到的,书中满满是男女使用避孕工具时的插图,把我们这帮花季少年看得个个春情勃发,情欲难捱。
 
文革禁锢那么多年,八个革命样板戏里,人物中没有一对夫妻、没有情侣的男女关系,似乎一律均是不食人间烟火的。八亿中国人民的生活中,从不谈性,表面上也见不到任何性,除了出生率暴涨,举国上下一色清教徒。
 
大家读得心花怒放,但谁都羞怯得连头都不敢抬。足足过了一个钟头,燃烧的激情才稍有平静。最后大家商定,把撕开的八个手抄本,日后互相交换阅读。因为我要去外地,加之今天是我请的客,我允许拿走两本。这可是我此次回老家的最大收获啊。就这样,我怀揣着爱不释手的手抄本回到了稠城社办工厂。
 
一个情窦初开的少年,一个初出茅庐、涉世未深的小青年,对性的渴求,第一步只是停留在抽象层面,通过想象,精神上的愉悦足以让他们满足,这也是为什么初恋的情人,哪怕就是身处两地,不能晤面,只要心里有了你,思念着你,就会感到无比的幸福与美满。而对肉欲快感的追求,通过肉体的刺激满足性欲望,是从抽象转为现实的第二步,是人的性成熟的标志。到了这一步,仅仅是思念已解决不了情人间的渴望,他们此刻需要的是切实的肌肤之亲、肉欲的发泄,以达到至臻的完美。
 
然而一个十八岁的中学毕业生正身处第一阶段,他仍是一个纯情少年,一个不谙人事的小伙子,精神上的满足是他眼下暂时的极致的享受,对肉体的渴求尚未到来;除了他的悟性,知道自己在此仅是路客,不日便会远走高飞外,没有体尝过的性快感还是陌生、倥侗颛蒙的。他的身体还需要成长,性机能还需要成熟,还需要有更强的自信心,才敢完成这一从精神到物质的转变。起初他不敢触碰异性,那双伸在自己鼻子跟前春梅的手,除了匮缺先前体验的胆怯,对肉体的急切还有待成熟,只有等到他完成了精神层面的第一步,一旦时机来临,他对异性的要求,对性快感的实现才会具体化。
 
有了手抄本,我对其他已是别无所求。人对自己身体的认识需要一个过程,这在为他更久远的将来做着准备。有了手抄本,我一时放弃了英语早读,也忘掉了莎士比亚,这种让人茅塞顿开的性启蒙,对一个青年而言早早晚晚是势在必行的一步。贫困落后的国情,身体发育的延缓,导致生理、心理、性心理发育的推迟,加之没有正大光明、名正言顺的性教育,使得那么几代人扭曲的性心理更是雪上加霜。然而,我眼下足以自得其乐,我甚至下班后很少想起春梅姑娘,一有空便自我沉湎在手抄本中。
 
那种书里描写的少女感受、那种撕裂般的痛楚,让人无法想象,但我为少女克服了难关,反痛楚为享乐深感欣慰。
 
有一天,我起晚了,上班时走得匆忙没把手抄本收好,我平常是格外谨慎小心的,不巧被施伯伯发现了。这次探亲回来,施伯伯已经注意到了我作息习惯的改变,他说发现我落下蚊帐后手里捧读的不再是那本厚厚的《英语900句》。这一好奇心一直折磨这位老人,他一直不敢过问,他明白我是个有头脑的青年,就是问了也是枉然。今天他发现了手抄本,一读内容,万事皆真相大白,一切疑云顿间化为乌有。这么好几十页的小本,甭说一个热血青年,就连施伯伯这个年届六秩的老人不免也勾起了对往昔无限美好的回忆。
 
等我中午下班,卧室里空空的,手抄本也不翼而飞。我知道老人一定上街买肉、买菜去了,来到摊位果真找到了施伯伯。三步并做两步地拽他回厂,路上不停地逼问他是否拿过我的书。
 
施伯伯说:“你的外国书我又看不懂。”
 
我说是中文的,“就是我昨晚看的那本小册子。”
 
“哦,这种黄色书我从来不看的。”
 
“这么说是你拿走了,不看,你怎么知道是什么书?”
 
“好好好,回去给你。”
 
回到房间,老人问,哪来的这种书,从头到尾都是下流话。然后眯起眼睛问:“这种事你懂吗?”
 
“不懂!”
 
“从没来过?”
 
“没有。”
 
“那你得来一回,味道很好的。”
 
“跟吃肉比呢?”
 
“不一样的,但比吃肉好多了!”
 
“怎么个好法?”
 
施伯伯一下子没了词儿,不知道拿什么贴切的词语来描述这种感受,嘴里嘟囔着:”舒服!舒服!”
 
“跟睡懒觉那么舒服吗?” 我明知故问。
 
施伯伯变得认真起来,看得出他在绞尽脑汁。平常他跟我说杭州话,这时他明显地觉得自己用杭州话来表达是多么的词不达意。他突然精神振作,撑直脖子,仰起头,用他青年时代的家乡土话,几乎大声疾呼:“佧喔!佧喔!这种佧喔的感觉,平常没有的,要戳毛芋头的。” 施伯伯说得不禁嘻嘻然,顿时喜形于色。
 
这是杭州以北几个县城一带的方言,我虽不会说,但能听懂,施伯伯要表达的感受是超越“舒服”,近乎“快活”,其实他想说“快感”,但这个词在南方的很多方言里是不存在的。
 
春梅姑娘一如既往地来找我玩,我俩偷偷地去看过一场电影,在黑黑的电影院也偷偷地捏过手,小小手儿汗津津的,人有一种电击的感觉,浑身麻酥酥的,这种正负极电荷的撞击能迸发出焰火!春梅坚持不舍地发出邀约,几次邀请家访我都寻找理由回避了。我害怕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害怕感情的升华,人能预感到事态发展的下一步,我想到了明天,我都不知道自己的明天在哪里,我都无法预料学校何时会发来让我回校分配的通知!既然能预见未知的将来,谁又敢盲目行事呢?!
 
姑娘也是初遇异性,体内的荷尔蒙异常活跃,眼前活生生的一个壮小伙子,是她心中的秋水伊人,她已堕入情网,变得盲目,她不再想到将来,只有眼前,往后的一切她都无所谓了。她希望我每天上她家,她有自己跟家人隔开的房间,我甚至可以在她那里留得很晚。每到家里买了什么好吃的,她就想到她的心仪人,她偷偷给我塞过一瓶红烧肉。
 
昨天夜里,我通宵夜班,天蒙蒙亮才下的班,梦魂缭绕中,隔壁材料仓库的响声把我唤醒,我起身想小解完后继续我的酣睡。楼上没有厕所,角落里那个粪桶是必去之处,就是我那天酒醉后呕吐之地。姑娘听到动静从材料库探出身来,看到别人正凝神专注。做姑娘的羞涩让她本能地收住脚,但她不愿意回身进屋,楞痴痴地伫立原地,半掩着脸窥视着别人完事。小伙子发现被人偷看,一阵慌乱,草草了事。
 
姑娘过来牵住手把人领进库房。“你来,我给你看样东西,” 姑娘这么说,“你看看我的眉角,像是长了什么东西,隐隐作痛,你看看。” 其实这是姑娘青春痘爆发,是体内的荷尔蒙使然。
 
我把脸凑近,似乎没发现什么。“你再好好看看,再近一点。” 我的脸快贴上了姑娘的脸,从她的呼吸中我闻到了花一样的芬芳,沁人心脾,让人动心,催人激情勃发。我只需一丝一毫的进攻,我们的关系膜就会被戳破,情感就会提升一个质的阶梯,或许会一发不可收拾,从此永远无法回头。少男少女童贞的火焰,如喷薄欲出的岩浆,将一泻千里。
 
姑娘享受着异性的触摸,电击般的感受让她瑟瑟发抖,本能的驱使,她已忘乎一切,忘记了此地为何地,此时为何时,她忘记了周围的世界。急切的喘息,少女身上散发的热能,教人吃惊!我被惊醒,临别时父亲的话在我耳边响起:“学校什么时候来通知我们就叫你回来。”
 
瞬间惊醒的梦中人!我回到了冰冷、黧色寞寞、脚踏实地的现实世界,我要面对的是一个迷茫的未来。我想到了那辆浙赣线的列车,滚滚的车轮钢铁般、坚定不移地将我送回杭州,没有一丁点的柔情蜜意,没有丝毫的儿女情长,现实生活就是这般无情无意。 
 
烟鸦万里程
 
就在那次呼吸交融的两天后,我接到了父亲的来信,学校通知戴帽的学生回校办学习班,参加分配。我匆匆家访了李老师,作为礼物,李老师让我带走了《古文观止》 上下卷。我答应李老师,无论是升学还是下乡,一定会给老师写信。后来到了农村很长时间跟李老师保持通信往来。我每每收到的是李老师鼓励我、鞭策我持之以恒、砥砺前行的手书。两年多后我几次去信,均没有了回复。我只能默默祈福着老师!
 
春梅知道了我要走,仅用伤心是远远不能尽述她交集的悲情。她不甘心在厂里跟我就这么告别:一个热爱中的女子,会倾心倾情、毫无保留地把自己最珍贵的东西留给心上人,让他带走!她恳求道:“今晚无论如何再上我家一趟吧,你不用见我的父母,直接去我的房间,这可能是最后一次机会了,无论往后怎样,我是再也见不到你了,你是我这辈子第一个表白的异性,我们就这么不明不白、不留痕迹地结束了,就像一朵尚未开苞、旋即凋谢的玫瑰?!” 我只好不再言语,但已铁下心,今晚的造访就此作罢。
 
美好的东西总是不尽人意的!
 
我已感到将会发生什么:“这将是一道创伤,它留在了姑娘的身体,留进了小伙儿的心里。”
 
火车往北驶去,快落至地平线的红日,落照把沿途的树林浸染血色,我想起了诗句:“柳絮飞来片片红,夕阳方照桃花坞。” 这是姑娘心里流淌的血染的。我突然预感到了大地的召唤!
 
一进家门还没有除去挎包,父亲说:“学校让你回校参加上山下乡的分配。” 我答:“我这一次回来,知道凶多吉少!” 父亲说,“如果你不愿意下乡,可以回义乌继续做工。” 我说:“我不愿意苟且余生,赖在城里!既然政府号召我们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之后才有资格被推荐成为工农兵大学生,我现在就服从政策,到农村去经受锻炼。三年后,我可以振臂高呼:我要上大学!” 父亲为儿子的坚强意志而感动。
 
没出两星期,我打起背包,告别父母,离弃城市,来到农村插队落户,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开始了我人生旅途的新篇章。人的明天,祸福永远是个未知数!就像那列去义乌的火车,我似乎又回到了起点,再次踏上了那条浙赣线,不知命途的安排等待我的又将是什么样的境遇。  
 

2022年03月22日

初稿慕尼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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