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毅夫，1950年出生，台湾台南人。福建师范大学中文系1977级本科生，1981级硕士研究生。曾任福建省副省长、全国台联会长、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现任全国台湾研究会会长、中华海外联谊会副会长、两岸台胞民间交流促进会常务副会长。
原题
1977年的大学梦
1969年，我和很多知青一样，背起书包到农村去，开始了在福建省上杭县古田镇一个小山村六年的农耕生活。到乡村的那一天，正好是我身份证上的生日——3月9日。插队的这段时光给我留下了深刻的感触。知青在那段时间最大的痛苦就是失学的痛苦，最大的愿望就是求学的愿望。现在回过头来看很多反映知青的书，总感觉缺少了点什么，那就是知青失学的痛苦。记得当时去插队的时候，自己带了一本《中华活页文选》。每一期大概两分钱就可以买到，很便宜却编得非常好。我从第一期到第十二期都看过去，非常入迷。有一天，一个农民看到我那么爱看书，就告诉我说：“我家里也有四本书，每一本都和砖头一样厚，借给你看吧。”听完以后，我满心期待，结果一看竟然是当时人手一套的《毛泽东选集》，作为知青的我更是必备此书。我一时不知该说啥好，不过，我仍然和那个农民弟兄说了感谢。给我印象非常深刻的还有一位小学老师。他是我插队的村里的一位老师，非常有抱负，读了很多书，一个人教三个年级的学生。但在那个时期，“读书无用论”被广泛宣传。终于有一天，他再也忍不住了，跑来和我说他有一批很好的书要以低价出售，又不想卖给废品店，希望能够交到读书人手里，所以就问我能不能接收。很快，爱书如命的我就买下了这些书，包括鲁迅文集、茅盾文集等等。我当时一本又一本、一遍又一遍地读这些书，感到非常快乐。那时候我的一个愿望，就是要做一个学者。尽管是在那样困难的情况下，我仍然坚持不断学习。通过这些书，好奇心特别强的我又找到了一些其他的著作深挖。当时能找到的书，我们都尽可能地去找来看。甚至，我和同伴们还从火中救书，那本我们从火里救出来的烧了一个小角的书后来成为大家一直传阅的“畅销书”。1977年，任何的人给我写信，只要写“厦门市汪毅夫收”就可以了。为什么呢？因为那时我是邮递员，我的工友都认得我呀，我还用过“游钗”的笔名呢。在邮电局当邮递员，不管刮风下雨，天寒地暑，踩着绿色自行车，辛苦忙碌地送递邮件。1977年，恢复高考制度的消息传遍了全国。我和邮电局的三位工友领取了报考表格。提起笔，我一口气在“报考志愿”(限报三个志愿)栏里写了三个“福建师范大学中文系”。为了圆一个梦，一个被撕成碎片的梦！考试过后，转眼到了1978年。早春二月，外省高校的录取通知书一份又一份地来了。我一份又一份地送，一次又一次地看到录取通知书带给考生的惊喜。邮递员是绿衣使者，护士是白衣天使。我相信，此种场合里的我应该和护士一样美丽。1978年2月6日傍晚，我收工回到邮电局。在挂号台里看到一份浙江大学的录取通知书。第二天是正月初一。我再次出工，专程把录取通知书送到收件人家里。我至今还记得信封上写着“厦门市上古街58号之二郭光真收”。郭光真不在家。郭光真的母亲和妹妹们收到邮件后一直对着我笑。在回家的渡轮上，天色已晚，我想：这个家庭，这个郭光真，这个除夕之夜，该多么愉悦！过了春节，我因为感冒，病休在家。我的工友为我送来了福建师范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和我一起报名的工友也都收到了各自的录取通知书。我的病一下子好了，很奇妙。爸爸很快就把我被录取的消息告诉他晚年的好朋友、邻居严楚江教授和李文清教授。老人们慈祥地对着我笑。爸爸在十年浩劫期间受了很多苦，1979年才获得平反、恢复党籍。我不知道自己怎么通过了“政治审查”的关口。高考时自己并没有抱太大希望，只想着试一试，因为担心家庭出身的问题无法通过政治审查，之前已经有过一次推荐因为审查不通过被刷下来的经历。但令我没有想到的是，这回自己竟然被录取了。几年后，我才知道，原来是邓小平对改革提出了明确的意见，即考生不要看成分，只要愿意为革命好好读书就可以。也正是因为这样的意见，才使得很多青年能够通过考试上大学。1998年12月28日，我在《邓小平，女儿心中的父亲》影展上看到邓林同志，很想表达我对小平同志的深切感念，但却激动得哽咽而不能言语！正是邓小平同志在1977年9月19日说：“关于招生的条件，我改了一下。政审，主要看本人的政治表现，政治历史清楚，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劳动，遵守纪律，决心为革命学习，有这几条就可以了。”(《邓小平文选》)我一下子明白了。1978年3月，我到福建师范大学报到入学时，鼻梁上架着1200度的眼镜。报到的这一天，我在报名册“吴晓玲，20岁”一行下填写了“汪毅夫，28岁”。抬起头，看到一脸稚气的吴晓玲同学。显然，她对我嗅着纸片写字的情形印象深刻。在学期间，我用“金示演”（“近视眼”的谐音）的笔名向学生刊物《闽江》和《蓓蕾》投稿，但采用率不高。我终于未能以“金示演”出名，却因近视眼而成为校园闻人。除了“嗅着纸片写字”的细节外，还有若干故事和事故。故事之一是：在20路公交车上，我因眼力不济而动作迟缓而被认定为老人而有年轻人为我让座。这让同车的黄跃舟同学兴奋了好几天，逢人就讲。须知，故事发生的时候，我28岁而不是82岁。故事之二是：在校园的林荫道上，有女生款款而来，疑似同班女生。我认真辨认，渐行渐近，满脸堆笑迎上前时才发现认错人也。我看见该女生偏过头去，还听得她轻轻地“呸”了一声。在母校，我因为近视眼受到了很多照顾。老师安排我坐在教室的第一排，和吴晓玲、王卫星、陈节等女生排排坐。热心为同学办事的黄文书同学给我的电影票座位也总是第一排。夜间走路，同行的狄建、陆敏或刘福铸等同学会搀扶着我。2012年春节，从母校毕业30周年后，同学们在厦门聚会。此时，我已接受眼科手术：视力从2000度近视和右眼白内障全覆盖（失明）恢复到双眼裸眼视力1.0。我又因为近视眼再一次成为“闻人”。同学们为我“重返视界”而高兴。故事是：1982年1月17日同学们毕业离校时，蔡永强同学给我的题词是：“眼睛摘下来时，看女孩子全都长得一样好看”；吴晓玲同学在我的学友录上画了我的肖像漫画，漫画夸张地表现了我的宝贝眼镜，并题曰：“把我的得意之作献给您——金示演学士”。这肖像漫画，我在《闽台缘与闽南风》《闽台地方史研究》二书里用做作者画像。事故是：同班女生问我，你恢复了视力，你发现了什么？我竟然回答说：“我刚发现，你牙齿似乎不整齐。”该女生大窘，众女生大笑，我则大骂自己：“要么讲真话，要么不讲话。既然有两个选项，为什么选择了前项呀！”在中国教育史上，1977级的大学生是很不寻常的。别的不说，年龄悬殊、经历迥异的学子济济一堂，可谓空前绝后。就拿我就读的浙大化工自动化77班来说，最小的是两位1962年出生的小兄弟；最大的是我和一位杭州同学，1947年生，入学时已31岁，可算是前者的叔叔辈了。入学的第一个“六一”，同学们戏说要给两位小兄弟过“儿童节”。当时有一部“文革”前拍摄，“文革”后解禁并风靡一时的电影叫《大浪淘沙》，说的是4位农村青年结拜兄弟，到城里求学的故事，其中最年长的称“老大哥”。于是“老大哥”就被用来称呼1977级、1978级的大龄男同学，但并不是“老三届”生都可以当“老大哥”的，约定俗成，“老三届”中的1966届、1967届高中生才能“胜任”，严格说来，我算是“老老大哥”，因为我是1965届高中毕业的。高中毕业后，我参加了“文革”前的最后一次高考，当时没人料想到，那竟是一趟高考“末班车”。虽然我的成绩不错，但因为某些“不透明”的原因，我落榜了。1977年，高考恢复的消息传来，在中国大地上激起了强烈的反响。当时复习资料极为缺乏。“文革”前出版的老的教科书，成了珍贵的“出土文物”，我藏有一套，正好派上用场。当时没有复印机，即使有也花不起复印费，考生只能到处收罗并传抄参考资料、复习题、历届高考试题。大家常聚在一起讨论，特别是一些难题。厦大子弟中有几位解题高手，大家说他们做不出的题目其他人基本上也没招。一时间“满城尽说高考事”，形成极为浓厚的学习气氛。当时规定“年龄30岁以下以及1966届、1967届高中毕业生均可报考”。当年我已30岁，刚好打了擦边球，对我而言，机会只有一次，千载难逢。1966届以前高中毕业的考生，为数甚少，参加过两次高考的更是少之又少。像我这样12年后，又报考同一所大学同一个专业的，恐怕是绝无仅有的了。我报考的是浙大的化工自动化专业。1977年高考是各省命题，只考四门，理科考政治、语文、数学、理化，文科考政治、语文、数学、史地。政治问答题有一道“论红与专”。语文要默写毛主席词《蝶恋花·答李淑一》，作文是大庆“王铁人”故事的读后感。数学有一道10分的附加题，求微积分的，大约是鼓励自学过高等数学的，我解答出来了。高考发榜先发省外后发省内，本地考厦大的较多，当外地学校纷纷寄来通知，考厦大者人心惶惶，四处打探消息。给我送录取通知书的是当时我一位在邮电局工作的朋友，他也参加了高考，当他看到写有我名字的录取通知书时，第一时间就送到我家，与我和我的家人共同分享上榜的快乐，他就是汪毅夫同志，他在当年考上福建师大，后成为知名的文史专家。作为同龄人中的幸运者，1977年的高考改变了我的人生道路。还有更多的同时代的青年未能圆大学梦，对他们来说，也许是一辈子的遗憾。看看今天百分之六七十的高考录取率，不禁感慨万千，年轻的朋友要珍惜啊！（作者郭光真系浙江大学机电系1977级学生，厦门大学机电系退休教师。本文原载《厦门商报》2007年3月27日）
（文章摘自《回眸高考四十年：77、78级大学生入学40周年纪念》，厦门大学出版社2018年出版，本号转载时作者有文字增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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