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施鹤发

我下乡插队落户的地方是东北边疆，在黑龙江畔的一个村子，是祖国的边境，与苏联—现在的俄罗斯，仅一江之隔。那时真是所谓的反修前线。卓富海和我们一起来的，也在同一个村子插队落户，因为戴着眼镜，大家叫他“眼镜”、“四眼”。

我们这批中学生，后来被称为老三届，在文革中多晃荡了一年，1968年才开始毕业分配。开始是四个面向，本地工厂、内迁工厂、农场和农村。有的同学到工厂，有的却只能打起背包补地球。

一样的人不一样的命运。分到农村的，很多人就赖着不走，赖到什么时候算什么时候。后来到了1969年，我们就和老三届以下的学生被敲锣打鼓地动员到大有作为的“广阔天地“去了。

那时，到黑龙江插队，学校、街道那些工宣队军宣队和革命造反干部，对学生们这样说：去的地方是反修最前线，要求家庭出身好，人员素质高，政治觉悟硬，不单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而要扛起锄头能种地，拿起枪杆子能战斗，时刻准备消灭来犯的苏修侵略者。

我们每个人其实晃荡的几年里，都成了社会的混子，有的甚至流里流气，背后被人称为“拉三”“木壳子”，那管他的什么反修第一线第二线。可是没办法，威逼似的动员，我们这伙人，不得不都离开家乡，远赴边疆，插队落户，不知为了什么目标，“走到一起来了”。

卓富海和我们不一样，他是在四个面向分配时，已经分到了工厂，却放弃了工厂的工作，和我们一起到黑龙江边疆插队落户的。我们觉得，他的行为和他的人一样奇怪，不可理喻。那时，他任我们的连长，一路上负责指挥管理我们这批有点玩世不恭，甚至有点吊儿郎当的知青。

那时，他很神气，虽然戴着眼镜，有点斯文，但一身部队过时的军装、军帽，有时腰间还扎个皮带，一副“连长”派头，比另一个“迭板板咯伊板板”的浦东某学校来的“连长”要神气得多。

卓富海他们那个连长，不知我们那个城市哪门子机构命名的？也就是一路出发到边疆的那一段路上，就那几天里起了点作用，以后谁也不认了。

记得我们从上海出发去黑龙江，因为那里已经非常寒冷了，我们每个人都领了那种部队库存的军棉衣棉裤，还有军面大衣，火车从上海一直往北，开到铁路的尽头。下车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将这些军服换上，冷呀。这下，乌拉拉的一片草绿色，很像一批新兵。我们真的以为，我们不是去上山下乡插队落户的，而是去保卫边疆反修斗争的。

这时候卓富海以连长的身份，喊集合，排队、点名，就像我们在学校，升旗做操，大队长站在国旗旁边，面对着全校全体同学，叫口令喊口号一样，每个学生都得随着他的呼喊声。不过我们却是薄稀拉拉，拖拖踢踢，耷拉着行李铺盖，像一群被俘虏的兵，赶向集中营。

卓富海放弃工厂的工作和我们一起到黑龙江边境来插队落户，我们始终都百思不得其解。他是我中学的同学，一届但不是一个班。那时他名气大，也许能力比较强，喜欢抛头露面。他组织过红卫兵造反队，后来又到什么“市红革会”去了。我们这一届人，在四个面向的时候，就他有幸面向了工厂。也许是学校军宣队、工宣队的人都奉承他，把他分配到一家很不错的工厂。然而，他或许和“市红革会”的一些革命战友，怀念往日的峥嵘岁月及感叹上班下班的蹉跎岁月，欲再造一下“造反”时的雄风，决心到“广阔天地”去“大有作为”。

不过，过了一阵子，卓富海和我们都开始意识到，插队落户，就是和这里的农民一样，多劳多得，不劳不得，出大汗，卖大力，就是“挣工分”。年底分红，钱少了，没法买口粮，日用品，任何日常需要的东西。什么连长、熊掌，都是小孩玩家家。“长”和“掌”，东北人发音有点相同，老乡们总拿他开玩笑，说，“眼镜”，你挂的是什么“长”啊，“马掌”还是“熊掌”？生产队驱使的牛马四蹄，都要在铁匠铺挂上铁掌的。

我们去插队的村子是中国最北的边境，面对着苏联，就是我们要警惕的“苏修”。但我们没看到对岸剑拔弩张，虎视眈眈，时时刻刻要侵犯我国领土迹象。我们这边也没有什么檫枪磨刀时刻准备保卫祖国捍卫领土，都忙着各的活。生产队的社员们只顾劳动争工分过日子，哪有心思管他什么苏修老毛子。

知青们一天天就这么吃饭干活睡觉，毫无心思地过着日子。卓富海想，不能让我们这些人糊里糊涂过日子，把革命意志松懈了，怎么反修防修啊。他始终不忘使命，于是，召集大家办学习班。利用晚上，在宿舍里，他把大家集中在一起，读读毛主席语录、读读报纸。可是很多人都不愿意参加，要洗衣服，打牌，聊天，串门子。

那天，大家聚在食堂吃饭。大头，我们中顶滑头的一个，将吃剩的半碗土豆汤，倒在食堂前面猪圈的猪槽里。两头猪前来争食，“咕咕咕”地相互挤撞。大头觉得好玩，就说，“四眼”，来来，别争，给你们办个学习班，提高提高阶级觉悟。因为猪头肥大，猪眼一圈一圈的，就把它们叫成“四眼”，兼骂着卓富海。蹲在食堂外吃饭的人听罢都哄笑了起来。

卓富海当然也在，听着，气呼呼地叫，“办学习班是个好办法”是毛主席说的，大头，你这是反动透顶。大头真给吓瘪了。有人私下嘀咕，开个玩笑嘛，就上纲上线，这哪儿呀！真是的，“四眼”。

进入12月份了，气候越来越冷了。可是我们那里越冷活儿就越多。我们好不容易熬过了又累又脏的打场活儿。公社武装部找到卓富海，让他担任生产队连长，贯彻“全民皆兵、全民武装”的精神，重新组建生产队的民兵，开展民兵训练。

进入12月份，气候很冷，一出屋子满世界都是冰雪。边防站派了两个前来帮助民兵训练的战士。卓富海和他们，就在食堂门口的空地上，吹着哨子，集合队伍，进行队形训练。

卓富海像学校做广播体操一样，站在大伙面前，发号司令：

“立正，向右看齐，向前看，稍息。”

队伍很乱，他的口令和大伙动作很不协调。因为寒冷，大家穿着各种各样的棉衣，还套着军棉大衣。个子高的穿起来还很精神，个子矮的，尤其又胖又矮的女生，看着就像摇摇摆摆的企鹅。老社员的大衣大都是皮制的，但都是自家缝制的，不讲样式，有的甚至没有面子，只是灰白的皮板，加上各种自制的皮帽子，活脱山里一群土匪。稀稀垮垮的队伍，而且有的根本不按口令，就这么走着步。

卓富海想说些为什么要全民皆兵，要开展民兵训练，为什么要警惕苏修，为什么要捍卫祖国的领土，边疆人民的觉悟责任，告诫全体民兵克服困难，不怕寒冷，努力完成各项训练，练好本领，整装待发，时刻准备打击胆敢来犯的敌人。

可是，讲着讲着，面前的民兵开始乱了。野外，冰天雪地，不动弹，谁受得了。有人叫，“四眼”少说废话，不练就进屋。

卓富海还没来得及喊口令，大家像一堆鸟兽，纷纷逃进了我们食堂的大屋子。

民兵训练搞了两天，后来虽然好点，但卓富海觉得离他期望中的差距很大。他够操心的了，晚上，他这个宿舍那个宿舍，找这个人那个人，男生女生，老社员，想与大家分别交交心，想得到大家的支持。可是，不管男生女生、老社员，都敷衍，有的还烦他。有些男生甚至挖苦他，“四眼连长”，别看你“立正起步走“，叫得像人似的，真要打仗了，你不如我们呢！他们举举比他粗壮的胳膊在他眼前扬扬。他们看他，戴着个眼镜，斯文的样子，一眼瞧不起。

　“紧急集合”是武装部要求的民兵训练科目之一，即在半夜三更，测一测边疆民兵的警惕性和备战的意识，测测民兵队伍集合的速度效率，卓富海和两个边防战士非常认真。

那天，大家还都在睡梦里，突然捶门，叫喊：“有情况，集合，紧急集合！”。呼喊不绝，哨声大作，。

我们都在睡梦中惊醒，不知真假，不知方向，真以为苏修老毛子打过来了。每个人都是手忙脚乱，慌乱地穿衣套鞋。有找不到鞋的，鞋子穿反的，衣服穿人家的，更有女生急得哇哇直叫。

野外雪地里多冷啊，几乎像刀割一样。大家又冷又紧张，抖抖颤颤地排着队，却听到卓富海一通高调说教。他说，全体民兵们，按照公社武装部指示，我们搞一次紧急集合演习，检验我们民兵的备战意识和反修意识和精神状态。这次演习，虽然都参加了，但是，集合的速度慢了，离我们战备的要求有差距。我们每个民兵，要学习毛泽东战略思想，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发扬无产阶级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加紧备战，提高警惕，时刻牢记，苏修野心不止，要准备打仗的思想不能松懈。

这么冷的天，在室外，个个冷得难禁。卓富海好像来了劲，要显显他的口才，显显他的思想高度，革命意志，理论水平。好家伙，这一阵把大伙冻得实在够呛。有人吼一声，“糟践人咋的，有完没完！”队伍乱了，哗啦一下，队伍顿时散了，个个奔回家里奔回屋里。

那天晚上，后来才知道是那里最冷的一晚，零下52度。这一晚上，知青中冻坏了好几个，有的是手，有的是脚，最多的是脸。老社员有经验，还抗冻，南方城里来的青年，哪有抗寒的经验和抗寒能力啊。冻坏的脚和脸，一团紫斑，奇痒，抓破了就像烂茄子，冻在脸上的，真难看，好在那时的人好看难看不讲究。

这下，大家开始讨厌卓富海了，动不动就骂他“四眼狗”。

民兵训练最后一项是实弹演习，大家积极性这才提高了起来，因为打枪，第一次，新鲜。

射击都是趴在雪地上，边防站来的几个战士分别给民兵指导。“准星、缺口、靶心，三点一线，屏住呼吸，扣扳机”。

卓富海事先练过，也想给我们做指导。他走到哪个人身边，都不受欢迎，都让他走开，不愿让他指导。他们只要让边防战士指导。

这时他看到老社员余木匠的女儿余秀娟趴在雪地上，没人指导，自个儿在瞄，就蹲在她身边。余秀娟本来就内向，见卓富海蹲在自己身边，有点腼腆，怎么也不得要领，姿势也不对，更对不准那三点。卓富海就趴在余秀娟身边，手把手教他。当卓富海抓住她手，端正她的握姿，靠得那么近，她羞怯但有些激动。

右眼看准星，对准缺口、对着靶心。由于卓富海凑得太近，眼镜都触碰到了她的脸。她乖乖地按照他的要求，屏住呼吸，手指伸进扳机圈里。但是她又僵住了，不知冷得发僵，还是不敢。“扣扳机呀！”卓富海催促她，她手指还是不动。卓富海只好捏着她的手指压在扳机上。“乓”地一声巨响，是卓富海拉着她的手指一起扣动的扳机。终于打出去了一发，余秀娟又激动又兴奋，一发，两发，三发，差不多好几发都是两人一起扣的扳机。

负责报靶的战士，一个靶一个靶报出。大部分都不太理想，甚至有５枪都打０环的，都是女的。但报到余秀娟的靶，竟报出了１５环，是这批男女民兵中打得比较好的，她受到了表扬，受到了注目，这在她一生中是难得的时刻。

就这以后，余秀娟对卓富海产生了一种她从未有过的感觉。

民兵训练终于结束了，卓富海也完成了又一次当连长的历史使命。此时，他觉得思想一下子松开了，但又感到一阵莫名的失落。他又不得不和大家一起出工，劳动，返工，吃饭，然后度过一个个漫长而枯燥的白天夜晚。

他是插队落户的城市青年，但更是一个彻底的农民。

说实在，我们虽然是知青，但落户在农村生产队，就只能像生产队的社员一样，靠劳力靠生产劳动经验来生存生活。农村是集体经济制，生产队社员是同工同酬，多劳多得，不劳不得。每个人在生产劳动中，只能有力使力有劲使劲。谁也没有优待照顾。

我们那里最重的活儿就是赶场子。赶场子就是帮国家林场“倒大木”，实际上就是以劳力换取劳务费。倒大木，是苦活，无论伐木还是拉木，还是最后归楞，哪一项都是强劳力活，都得出大力使大劲，都会让你累熊。尤其是我们这些城市来的人，打从娘胎里出来，哪有那么大的劲，受过那么大的累啊。

带卓富海伐木的是一个叫张磕巴的老社员，讲话磕磕巴巴，还爱说。他看卓富海斯文的样子，就摆老资格了，让他这样那样。他让卓富海拉锯，他送锯。一棵大树，两人面对面，单腿跪在树旁的雪地里，一个推一个拉，一下两下，几下几十下。卓富海腰也酸胳膊也酸，膝盖也疼了，锯片进得不深，不到树身的一半，却没见张磕巴累，一是他干过拉锯的活，习惯了，二来他送锯用力小，有意让对面用力。村里都知道他是个混混，要不现在还是老光棍一个。卓富海想歇歇，张磕巴就啰嗦开了，说他不会干活，没用劲。其实是他没用劲。卓富海只得忍着酸痛加倍使劲。还是慢。

一天下来，他俩伐得比别人少。队长说话了，张磕巴全赖卓富海，说他不会拉，不用劲。有的老乡见此，对我们说，那是个宝货，还一口一个“贫下中农”！原来张磕巴自诩为贫农，成分好，队里应该照顾他的。

卓富海晚上躺在帐篷里的铺上，累得什么都不想动。其他人都在说笑着，黄毛大头等人一天干下来，很顺手了，虽然也累，但是毕竟体力好，还和能干老乡搭伴，受到照应，所以他们很开心。而他在一边，似乎被人遗忘。他觉得有些憋屈，但他是自愿来的。这个张磕巴，让他糊涂了，怎么贫下中农就这种德性。

我们知青在场子上什么活儿都干，砍道、装爬犁、抬大木归楞，都是力气活，都得卖死力气，偷懒了，就会被说成“假得贵”。“假得贵”那是干爬犁的人骂牲口的话。我们那时年轻，谁也不愿让人看不起，尤其那些本地农民，都一个个尽自己最大的力量干着干那。

最艰难的就是抬大木归楞，堆得像山一样的楞垛都得靠人工一根根抬上去。一根十几米的原木，几百斤甚至上千斤，都是四个人或者六个人肩膀抬上去的。抬的时候，所有人都得一起用劲，抬不动还不能丢杠，否则造成不平衡，弄伤了别人。所以我们都是死撑着，死顶下来的。很多人就因此伤了腰，落得个终身腰疼病。

卓富海身材瘦长，不适宜抬木头，但还是像其他人一样干了。最后还是闪了腰，受了伤。幸好，余秀娟的伯伯余山勤，他会点推拿术，晚上，就在帐篷里帮他推拿捏地整了好大一阵子，还拿出了他浸泡了虎骨的酒，给他涂搽，顿时减轻了疼痛。余山勤十分关心卓富海，一次又一次地给他推拿，涂搽虎骨酒，不几天，就好了。

卓富海起先很感激余山勤，就跟着他干活，与他走得很近了，他想，这样的贫下中农真值得学习依靠。但是后来听那个王磕巴说，他家是富农，就不敢靠得他太近了。

余山勤是个光棍，和他的弟弟余木匠住一起，虽然是富农，但都是善良忠厚之辈，待人接物很讲礼义诚信。他们从长到少，都勤快能干，又乐于助人，所以村子里的人都十分敬重他们这一家人。

余山勤一如既往地关心着卓富海，他觉得小卓是个有“学问”，讲规矩的年轻人，一点都没有那种城里人娇贵作派的样子。他经常让他的侄女余秀娟给卓富海送点有用的东西，比如狍皮狍肉什么的。卓富海虽然有点忌讳，但经不住余山勤的诚挚，和余秀娟的甜言蜜语。

都说村里余木匠的几个女儿长得好看，秀娟是三女儿，更出色，秀丽白净文雅，而且小嘴还挺甜。有的男生甚至说过，余秀娟长得比我们知青中任何一个女生都好看，但谁都没勇气接近她。余秀娟因为打靶那一次，对卓富海和对其他知青感觉就是不一样。余家一家其他人对卓富海也都很热情，见到遇到总要问寒问暖，不时要请他到家串门。

在边疆的生活已经几年了，劳动，挣工分，分红，吃饭，个人生活，我们这批城里来的青年，一个个对人生对社会的感受都有了明显的变化，精神上不再好奇兴奋冲动，或者好高骛远、自命清高、想象浪漫，都变得很现实很老成甚至很世故，一个个更重视自己重视生活，更忧虑自己的前途命运。

由于年龄逐年增大，青春期的骚动随之更为剧烈，男生女生之间不仅是两性的需求，更多的是生活上的互补。很多男女生，干脆搭伙，男的帮女的劈柈子挑水，女的帮男的洗涤缝补做饭，但他们还没想到如何发展。

自从林彪事件发生了以后，边境好像不怎么紧张了，我们这边再也不说什么“提高警惕准备打仗”之类的话。黑龙江上，对岸老毛子男的女的经常出来游泳洗澡。有时游艇在江心上突突地飙，不知是兵还什么，站在艇上，向我们这边的人挥手，我们也同样摇手。武装部边防站的人再也没人来搞民兵建设民兵训练。原来为备战，各村挖的地道都废球了，甚至被人骂：扯蛋的事，白豁豁了这么多人力财力。

倒是知青插队落户的管理和宣传加强了，因为一届届下乡的知青越来越多，而知青问题也越来越大，各级部门都在提倡鼓励知青扎根农村。所谓扎根农村就是提倡知青与当地农民结合，知青与知青结合，而原来是一发现这种情况就会被说成“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被批判甚至被判刑。

卓富海一点都提不起以往的那种“革命精神”了，沉重的活儿，一年四季不断，跟其他人一样，没人会照顾你，优待你。他一回到宿舍什么都不想干，看书，学习，以前他只是带了一些马列主义，毛泽东选集，这些书抽象、枯燥，重要的是没用，读读就读不下去了。他再也无读书的兴趣，确实，实在无其他书可读。

他不可能再组织什么学习班，组织青年开会，读报纸说时事谈体会谈理想，知青中没人感兴趣，只愿意聚在宿舍里扯蛋摆八卦，或者找点乐趣，四处乱串。

卓富海和原来红革会的战友们几乎失联了，听说侯同学到了兰考，后不知所踪，一定也像他一样沉没在现实的生活劳动中去了。

每年都有上调的、上学的，人数很少，都要推荐都要选拔。已经陆续走了一些，就脱离了农村，脱离了沉重的劳动，算是完成了“再教育”的历史使命。今年又有两个名额上学，说资格都够，因为不看读过多少书，而看表现，看干活行不行。卓富海此时希望被推荐上，因为在广阔天地里，大有作为，他觉得无望了。

每当在社员大会，推荐上调、上学，余山勤总是会推荐他，也得到了一部分人的响应。但有的人背后说闲话了，说他不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而是接受富农再教育。有的知青也嚷嚷，他是哪儿有稻草就哪儿捡。说他放弃城里的工作，现在又要回城，尽占好事吧。听了这些话，他气得干脆什么都不要了。

他灰心的当儿，余秀娟倒是鼓励他，让他明年再争取，说她会鼓动社员们推荐他的。这时他真感到秀娟和她一家对他的关心了。

有一次，生产队让卓富海和村里的一位年轻的当地人负责，带着村里的青年们外出，为林场修建森林公路，任务艰巨时间紧迫。由于卓富海认真负责并身先士卒，所以任务完成得很好，队长书记对他赞赏不已，知青们对他的态度也有了些改变。在三个月的修路过程中，他没了这个那个的说教，让大家学这个思想那个理论，而且始终和大家在一起，同心同德、出工出力。

他和余秀娟就在这次修路中，互相产生了感情，但也使他内心充斥了矛盾。

余秀娟纯洁善良热情大方，是很多青年的心目中的女神，当然卓富海更有直接的体验，因为这位“女神”靠近他关心他。但在他的思想中就会冒出这样一个问题：“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可不可以包括善良的富农？

所以一个阶段，他内心非常苦恼，思想一直被这个问题纠缠着。

公社那边的学校，要招一名老师，公社让生产队推荐一个劳动表现好的，文化高的知青。这下书记队长一致推荐卓富海，社员大会上，村里的青年们纷纷赞同，不只因为卓富海符合条件，也为秀娟着想。

卓富海是老三届的，正经的高中毕业生，而且口才也不错，教小学生绰绰有余。他既担任了教师，就想着好好地教育边疆农村的这些孩子们。

上课的教材，有点简单，但教材里穿插着毛主席的话，尤其毛主席有关阶级斗争的语录。他在上课的时候，经常看到书上列的这样题目，“解放前一亩地生产850斤麦子，贫下中农要交85%的租，贫下中农辛苦耕种了一年，一亩地能获得多少粮食？被地主或富农剥削走了多少？”卓富海让学生们做这样的题目时就会想到余秀娟。上课完毕，就会坐在办公桌前纠结。

后来，他觉得这样的题目太无聊，就编出许多既实际又科学的习题让学生们做，倒增强了学生的兴趣。

秀娟经常到学校去找他，给他带着带那，并带给他温情和笑声。但他感觉，她带给他的更多是纠结烦恼。他常在梦里梦见秀娟，梦里她手牵着他，一会儿去的是一个花团锦簇的花园，一会儿去的又是一个阴暗冰冷的魔窟。

那时，我们下乡已经五六年了，生活劳动虽然还像以往一样，但在沉重的劳动和艰难的生活之余，命运前程爱情婚姻各种想法始终苦苦地折磨着我们，有时会让我们仰天长啸，埋头痛泣。

我们有的知青男女，在一起劳动一起生活中，相爱了，就干脆在一起搭伴，除了没有条件住一个屋，就像两口子一样，相互帮衬着。直到，我们中间年龄最小的幺妹和一个当地青年结婚了，大家才觉得，如果相互适合，是应该成家了。

幺妹是我们这里最早结婚的。年龄最小，而且嫁给的是一个村里老乡青年，我们着实吃惊不小，一度还成为我们公社的爆炸性新闻。她入嫁之后，非常得意，在我们面前一脸幸福的样子，让我们中的一些人坐不住了。这以后不久，幺妹的姐姐也和我们中的长脚也占房结婚了。再后来又有数对，有嫁老乡的，有娶了老乡女儿的，知青与知青间的，都在边疆建立了的家庭，响应了党的号召，成为了坚定的扎根派。

我们这些不甘心命运的人有点不安了，尤其年龄偏大的，像老三届的那些，几乎惶惶不可终日了，因为，加之各种原因离开这里的数十个，剩下在集体户里的没多少人了。

卓富海是我们这批人当中年龄较大的。秀娟，秀丽温情，什么都好，青年们不管当地的还是知青，都爱慕她，但谁都不在她眼里，唯独卓富海。卓富海心里明白，但他一想到她是富农家庭，就蔫了。他的阶级斗争观念到哪儿去了，他的革命观念到哪儿去了？

他内心彷徨、犹豫，但又不舍，或者更是渴望。他该怎么办？书记队长，这些都应该是贫下中农吧，见到他，都说，眼镜，赶紧地把秀娟娶过了吧，多好的姑娘，可别耽误了人家。

卓富海就这么一直纠结着折磨着，久而久之，竟得了忧郁症。

他病了，病得不轻，没人知道。

有一天，余山勤赶着马车到公社粮站拉粮食，路过卓富海的宿舍，给他捎条鱼过去。推进屋里，见他躺在炕上，起都起不来，才知他生病了。余山勤看他屋里凌乱不堪，灶上什么都没有，水壶里水桶里一口水都没有，谅他好久没有喝水进食了，十分痛心，说，跟大伯走吧，大伯带你到俺家去，好照应些。

卓富海挣扎着，一点力气都没有，余山勤就去扶他，把他扶到马车上，拉着他到他家里，然后找出褥子铺在炕上，让他躺下。余木匠两口子过来见罢，心疼不已，秀娟她妈马上给他做了汤汤水水端来，让余木匠扶着喂他。

晚上他和余山勤睡在一个炕上，余山勤在炕洞塞了一小块木材，将炕燎了一下，炕有点温了卓富海感觉背上腰里腿上脚上温温呼地，很舒服。他半睡半醒，癔梦不断，他老感觉秀娟在他身边，但睁眼就消失了。他叫，“秀娟、秀娟”。余山勤听到他迷迷糊糊地叫，心里明白了。第二天，他就到队里打听，有没有到修路工地上去的。正好，书记说，公社有人要去工地，给知青传达文件，有车送他。余山勤马上到公社，找到了他，让她给秀娟带口信，让她跟着回来。

第二天晚上，天还没黑，秀娟回来了，她到家，问她父母，什么事这么急。余木匠两口子让她到大伯屋里去。她进屋里一看，卓富海躺在炕上，眼镜都没戴，人瘦得几乎不像他了。怎么啦，卓大哥？秀娟有点难过地喊。

卓富海朦胧中听到秀娟声音，连忙睁开眼，见真的是秀娟，马上要起来，秀娟上去，按住他说，别起，躺着吧。卓富海一把抓住她柔软的小手，紧紧地握住，说，秀娟，不要走开。秀娟附身，将自己的脸贴在他脸上，轻轻地说，不走开，“眼镜”大哥！

这年秋天，我也经队里的推荐，上学去了。我一一与队里的同伴们告别，也顺便到卓富海的学校去与他告别。办公室只有他一人，上午的课上完了，他在喝茶翻书。他的精神状态好多了，脸也没有在队里那时黑瘦了。

他见到我到来很高兴，毕竟我们曾经是同校同学。下乡这么多年，我真的很少与他交往，因为性格不合，而且他确实是一般人不爱交往的那种人。他的孤傲激进偏执及不合群，尤其，他的眼睛似乎习惯性地在镜片后面瞪着看人，让人觉得不适，而我只喜欢看书读诗，不关心时事政治。他对我那种置身于社会之外，那种革命理想淡漠，革命意志衰退，对“大有作为”的“广阔天地”充满着悲观情绪，曾经非常瞧不起。但那毕竟是以往的事，现在，他一改以往，见到我，热情地给我倒水，问我的情况。

我将我要离开这里的消息告诉他，问他今后他的打算和去向。他马上高兴地对我说，他决心“扎根农村扎根边疆”。我说，好呀，你还是响当当的革命派，一点都不减当年，真正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和贫下中农结合在一起”了。我当时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说出了这样的话。

他还以为我有点讽刺他，说，随你怎么说，接着仍抑制不住兴奋的情绪，说，“我要和秀娟结婚了，你喝了我俩的喜酒再走吧，老同学！”。他特地加了个“老同学”三个字，是真诚地邀请我。后来，我们这伙尚留在村里的，不管成家的还是单着的，都受到了他诚恳地邀请，大家好像都不计前嫌，不仅受约，还真心地祝贺他俩。毕竟我们都是插兄。 

以后，我离开了我们村，离开了这美丽安静的边疆，为了生存，安家立业，四处漂泊四处奔波，与我们村与我们那些难兄难弟插兄插妹，什么大头小头长脚瘪嘴妖妹，还有四眼，完全失去联系，直到退休回到上海。

一次偶然的机会，在我家附近的马路上，竟然碰到了大返城回来的插妹，我们互问了各自的境遇，就说到我们村的难兄难弟们，她急忙掏出手机，告诉我，我们村插队的有个朋友圈，就叫“我们村知青群”，让我加入。

我看到我们村朋友圈里，有的用真名，有的用昵称。个网名叫“插兄”的人，还没有头像。他取网名“插兄”可见，他对插队落户那段时日的感情之深。他常发帖子，帖子有时愤世嫉俗、怀旧忆旧，有时给出的三言两语的评论有点偏激。看得出他很关心时事，很关注官场的动态，看得出，思想很传统。会是谁呢，一问才知道竟是卓富海了。

这令我大喜所望，一个老同学，一个曾经思想波动，却收获了美满爱情的人，不知现在会在哪儿，过得怎样？

我就将群里“插兄”的微信点开，添加到通讯录。联系上了，我俩就开始聊天。从聊天中我得他和秀娟也在上海，但不在我们那一带了，而是远在市郊。那是动迁配置房。

我真为他们高兴。秀娟也能和他一起来上海，他们应该很满足了。我想，能在上海有间房，其他什么都好说的。

我们从我们村聊起，渐渐聊开了，回忆以往插队的事情，然后又聊到知青返城，改革开放，否定文革，土地承包，森林火灾，越聊越多。渐渐我发现，卓富海有点精神奋亢，说到某些情形，他用的语言会激烈些。他跟我唠这唠那唠个没完。我要休息了，就打了个“困”的表情图。但他还是不断地跟我聊，一段段的字发过来，没有我的回应也照样。直至第二天早晨，我打开微信，上面留了他无数条信息。

这时我在微信的通讯录里发现有一条请求添加好友的信号。我打开一看，是秀娟。于是视频聊天。她开门见山，说我跟卓富海昨晚聊得太多，他很激动，一晚没睡好，怕又犯老毛病。她让我以后跟他聊天时别太过，尤其别多聊以往的事。她说他心理不平，怕他“忧郁症”的老毛病又犯，过了就要狂躁，胡言乱语、行为怪异，甚至要轻生。

秀娟说，他们在边疆农村原本都挺好的，她干活劳动，他教书上课。然而，一呼拉全都返城了，他也和秀娟一起回到上海。

到了上海，起先就他一人有户口有工作，有两个孩子，一男一女，全家生活过得很艰难。他又是个非常正统的人，只会踏踏实实干活，却又碰到下岗，期间只好东干西干，直熬到退休。好在他家有动迁房。现在女孩在已上大学，男孩留在那里，搞旅游办农家乐，日子过得蛮好。秀娟说，她已满足了。

至此我才明白，秀娟急着要和我通话，原来她想让我劝说卓富海，不谈政治，滤掉以往不快事情，重拾青春美好时光，过好她们的晚年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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