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丨曾昭宏：嬉戏的童年和三年困难时期

Original 关注本号☞ 新三届 2022-09-19

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

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 

作者简历

曾昭宏

曾昭宏，1949年出生，祖籍江西于都，成长地南昌市。南昌二中67届高中毕业，中国矿业大学北京研究生部企管专业毕业。先后任下放知青，工厂工人、技术人员，大学讲师，教研室主任。1992年到珠海，任中职学校高级教师、财经组长、校长。高级职称，退休后常居珠海。

原题

儿时琐忆（上）：

嬉戏童年和三年困难时期

作者：曾昭宏

我老了，已过从心所欲不逾矩之年。对近期的事，记得不甚清楚，但儿时的有些事，虽已久远，但却历历在目，想起来还挺有意思。近来回老家轮值照料已是107岁高龄的老父，有些闲暇时间，回忆起自己儿时一些往事，觉得蛮好玩。遂将其碎片化地记录下来，聊以自乐。

我是曾昭宏，小名元元、宏元，外号大M。公元1949年生人士。大小名都是爸妈取的，我不喜欢改。外号则是从小身高体重，学物理的时候学到质量M这个概念的时候，同学们顺便取的。大M，意为质量很大的意思。

我从何而来？又到何处去？后者无须说，从大的方面讲，世上每个人都殊途同归；具体说来，我也不知道。但可以肯定的是不会有墓地，骨灰不是撒在大海里，就是埋在大树下，省得后辈花时间和精力去祭奠，还环保。后辈如想起我来，可以到网上祭奠一下。这一点我已多次和家人说过。下面还是说说从哪里来的问题吧，这就要说到籍贯问题。

我出生于江西省赣州市，但不到二岁，便随父亲迁居南昌市，直到19岁高中毕业上山下乡当知青，才离开。所以成长地应是南昌市。但祖籍却是江西省于都县。所以据长大后我看到的有关人事部门对履历表上“籍贯”一栏的解释，我的“籍贯”既可以填祖籍于都，又可填出生地赣州，还可以填成长地南昌。不过为了不数典忘祖，大多时候我还是在“籍贯”一栏填写江西于都。

儿时的我：左图: 1～2岁时;右图：4～5岁时

其实我基本上没到过于都。因为父亲从1951年离开后，就没回过老家。倒不是父亲不想回去，具体原因以后会说到。1967年文革中步行串联时，我曾经步行到过于都，当时一则是老家的人我也不认得，二则是我们有一个长征队一共7人，大家须统一行动，三则是当时正值文革高潮，老家人日子可能也不太好过，所以也没找他们。但我们家在省会南昌，老家的人也不断地会到我家来，或看望父亲，或托办事情。所以对老家亲戚，也不陌生。

我的襁褓期是在赣州市度过的，没什么记忆。听父母说当时父亲在赣州开一家私人诊所谋生，等待解放。我们家住在赣州市大公路的一所民房里，我出生在黎明时分，没到医院，是我父亲的老师的太太邱师母接的生。我一坠地，啼哭声特别响亮持久。

我出生不到二年，父亲即应他的老师，时任江西省卫生厅副厅长的无党派民主人士邱倬之邀，前往江西医学院任教，我们全家也就从赣州迁往南昌。先是在上营坊短暂地住了一段时间后，即搬到离医学院较近的一纬路17号学院教职工住宅院内。记得好像是二楼，有三间房，带地板，条件不错。在这里住了大约5～6年，度过了我的大半个童年时期。

童年时期心里就装着一个字：玩。不管是学龄前的幼儿园阶段，还是上小学以后，成天就是玩，从来没把学习什么的当一回事，更谈不上构成什么负担，不像现在的小朋友负担那么重。玩的内容多种多样，五花八门，且不断翻新。像打不动、官兵捉强盗、多人互撞、弹玻璃珠、打鸟、抓价佬子（知了）、斗蛐蛐、跳房子、跳绳、踢足球、打乒乓球、游泳、集邮、做泥工、堆雪人、达老等。

达老是南昌话，用各种牌子的香烟盒叠成三角形或正方形的块，叫做“老”，放在地上，然后用手掌在旁边猛然拍地，叫做“达”，形成气浪使“老”翻转，如翻转成功便赢下这张烟盒，多赢者为赢家。打不动是一种游戏，二人可玩，十几二十人也可玩。将人员分为两组，一组躲藏，可躲在树上，草丛中，也可躲在拐角处，楼梯下，哪都可躲，但不能出院子；另一组人持自制木手枪搜索，搜到以后追上去，用手枪触到被追者身体，同时大喊一声：“不动！”，被追者就成了俘虏。抓到最后一个俘虏后，就算赢。视人数多少，玩一盘少则几分钟，多则一两个小时，经常是到了吃饭时间俘虏还抓不完，弄得家长到处喊自己的小孩吃饭，躲藏者也不出来。也有小孩爬到很高的树上躲藏，对方很难发现，但有几次一不小心掉下来，不是摔伤胳膊就是摔伤了腿。

打鸟主要是打麻雀，间或有一些别的鸟类。主要是用弹弓打，但有个小朋友家里有一把气枪，这可把我们羡慕死了。他一般自己打，我们在一边看。但有时他也会大方一把，让大家共享，我们就一人打一枪。子弹十分有限，我们就找很多牙膏瓶子或其它锡制品，将其镕化，倒进泥做的子弹形状旳模子里，冷却后，再打开模子，用锉刀稍微修整即成，也能打。我们经常晚上出动，用手电筒的光束照到麻雀或其它小鸟，然后用气枪顺着光束射击，枪一响鸟就应声落地，一打一个准，几乎百发百中。每次能打到十好几甚至二十来只，于是大家动手，去毛切开洗净烤着吃。当时也不知这是破坏生态的行为，还以为是“消灭四害”做了好事。一群孩童拿着气枪到处打鸟，免不了有的人有时拿着枪对准同伴“开玩笑”，其实是非常危险的事情。例如有一次，我就拿着枪瞄准一棵树开了一枪，子弹击中树干被弹了回来，正好打在我额头上，差点打到眼睛，好险！这些事家长自然不知，所以家长也不去管，任由我们玩。

当时我上的是全日制小学，而院子里有些小孩上的是二部制小学，只上半天课。每当他们不上学的半天，便会在院子里玩各种游戏。这时在学校上课的我便不得安宁，时刻念想着他们玩什么游戏，巴不得下课铃声立刻响起，好去参加他们的游戏。

每逢春节，院里的孩子们都会在大孩子的组织和带领下，到院子里挨家挨户拜年讨压岁钱，好不热闹。记得有一年过年，孩子们凑了一些钱，买来竹篾、红纸和腊烛等材料，自己动手做了一条龙，有龙头龙尾，龙身由十几节相互脱离的圆柱体组成，里面还点蜡烛。大年初一晚上，由大我6～7岁的一个小名叫和子的大孩执掌龙头，我执掌一节龙身，舞着一条长龙到院内各家拜年讨钱讨糖，收获颇丰。过年期间，整个院内充满了欢乐喜庆祥和的节日气氛，真好玩！

当时父亲任教的学校还是江西医学专科学校，应是大专，还没有升格为江西医学院（本科）。老医专就在现在的省儿童医院那块地，其实离一纬路很近，走路最多二十分钟，但学校还配置了大客车专门接送教职工上下班，可见当时学校对教职工还是比较尊重和善待的。而住在17号斜对面小院里的孟院长，则乘坐学校专门雇用的人力黄包车上下班。

我属牛，从小生性比较顽皮而执拗，有一种不达目的绝不罢休的牛劲和韌劲。比如有时我认定是父亲答应过我而暂时没兑现的事（仅仅是我自己认定！）便会整天闹腾，闹得他们不得安宁而不得不妥协。例如我记得很清楚，那天父亲曾答应给我买一根豆子冰棒，但因没上街而没买，我便哭哭啼啼闹了一中午，弄得父亲午觉也未睡成，一气之下就说不给你买了。我听后闹得更凶了，跟在后面直到他上了校车准备去上班。我一看校車要开了，便不顾一切冲到校车前面拦住校車，并声泪俱下地对着车上的教职工控诉我父亲，说他说话不算数，答应了给我买豆子冰棒又不买，弄得一车人看着我哈哈大笑，父亲则滿脸尴尬，赶紧掏了一枚5分硬币叫我自己去买。当时一根豆子冰棒才4分钱，奶油的才5分，我不仅达到了目的，还赚了1分钱。记得我当时才5～6岁，还未上小学。

大约1956年左右，医学院新校建成，我们家于次年（1957年）搬入南院11栋宿舍，外称教授楼。新居为三室无厅带厨卫的套间。以现在的标准看，那是很小的，但在当时却是很不错的。11栋共住18户人家，说是教授楼，也有些资深的讲师包含其中。

南院占地200多亩，位于八一大道叠山路交界处东侧，当时属城交结合部。院内环境很好，教学楼、运动场等设施一应俱全，特别是还有4个面积不小的水塘。我们宿舍楼北面紧挨着就有一个水塘，水塘大部分被莲花覆盖，夏天莲花一开，红花绿叶甚是好看。塘的对面就是郊区的永外大队，隔河可见菜农辛勤耕作。宿舍楼的南边隔墙就是一个花圃，种滿了茉莉花，花开季节，香味四溢，罄人肺腑。在这里我们住了有近二十年时间，直到文革后期医学院整体下放搬迁至吉安市青原山，南院被空軍某部接收后才搬出。

搬到南院11栋以后，我的年龄也大了一些，学业也从小学、初中直至高中。活动的内容也随之有些改变。主要有读书、打球、钓鱼、玩二胡和小提琴等。我喜爱数理化，那时的理想是长大后要当科学家，所以文史方面的书读得不多，但也读了几本，像古典的《三国》《水浒》，近代的《林海雪原》《三家巷》《苦斗》，鲁迅和巴金的作品等，国外的主要是前苏联的一些名著以及几部欧美名著。此外，一些科普作品像《十万个为什么》《趣味数学》等是我的最爱，读了又读。

父亲照片，60年代摄于江西医学院南院大门口

南院多池塘，池塘多有鱼，加上我父亲很喜欢钓鱼，所以我和哥哥也跟着去钓鱼。平时放学后经常钓，节假日尤其是暑假几乎每天都钓，那时鱼多而钓鱼人不多，加上有的塘里还养了鱼，只许学院人员钓而不许外人钓，所以每次去钓收获颇丰。钓的鱼主要有鲫鱼、参鱼、草鱼、鲢鱼和边鱼、黄芽头等。我父亲钓鱼瘾很大，除了在院内钓，还带我们到赣江、抚河和青山湖、瑶湖等地去钓，他甚至还买了一个网去捕鱼。我钓到的最大的鱼有将近2斤，是一条草鱼。钓鱼陶冶了性情，改善了生活，尤其是在三年困难时期，给全家人提供了难得的蛋白质，帮助我们度过了那个饥荒的年代。

江医南院运动场

除了钓鱼，还打球。除在学校打以外，在家也打。因为是住在大学校园里，场地齐全，得天独厚。篮球、排球和乒乓球都打，不仅小伙伴之间打，还和大学生和教职工打。我的乒乓球打得不错，可以和大学生和老师对垒。那时大学的体育运动开展得很红火，一到下午课外活动时间，操场上热火朝天，人声鼎沸，大学生都响应清华马约翰前輩提出的“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的倡议，参加体育运动真是热情高涨。

当年江西医学院的排球水平很高，在江西高校首屈一指，有一次就在学院操场上邀请专业的江西省队来比赛，结果杀得天翻地覆，难解难分，最后以2：3惜败。我们在旁边近距离观战，大饱眼福。这应该是1958年左右的事，球员大都是58、59届的，以广东台山人居多，我们经常到他们宿舍去玩，认得不少人。

在住南院11栋的这段时期，我们还经历了可怕的1959～1961三年困难时期，现在回想起来，真是太可怕了！家家缺粮，人人饿肚，粮油肉菜和其它食品生活用品全部凭票证供应。我那时上小学，粮食定量好像是每月21斤，初、高中分别是26、31斤，每人食油3两，肉半斤（春节每人1斤），饼半斤，蔬菜过年期间每人4两，都是一些包菜皮之类的菜（平时定量忘记了）。

肚里长期少油，又值青春发育期，饭量特别大，整天饥肠碌碌的感觉，人人看过去都显得面黄肌瘦。我家八口人，五个小孩，早晨一锅稀饭，稀得可照见人影，这算是好的，班上许多人是没早饭吃的。到第四节轮到体育课，总有几个同学突然昏倒。抬到校医室，校医看也不看，给喝一小杯糖水，歇一会就好了。

时间一久，我们小孩子都知道，这是饥饿导致的低血糖。中午晚上干饭，大家看着锅里，大眼瞪小眼。由一人分饭，用很小的小碗盛滿后依次往我们的碗里装，每人碗里大约只能装一小碗半，完了还要总体平衡一下，从相对多一点的那一碗里勻一点出来放进相对少一点的碗里，然后大家才开始吃。分饭的总是父母或大姐，因为他（她）们有权威，又总是最公平。每餐饭菜总是吃得精打光，吃完还要用舌头舔一遍，倒不是读了唐诗“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而是饥饿时人的本能。

当年的各种票证

我父亲当年四十来多，正值壮年。为了让我们多吃一点，总是自己少吃或不吃，以致饿得瘦成皮包骨，脸色蜡黄，全身浮肿，小腿肚上一按一个坑，半天弹不起来。

为了填饱肚皮，当时大家想尽了办法去弄吃的。树上的洋槐花，地上的马齿笕、马柳根，荠菜等野生植物，凡有一点能吃的，均被扫荡得荡然无存。平时猪吃的米糠，稍加一点面粉和在一起，蒸出的馒头坳黑坳黑，成为难得一吃的美食。但经常吃人就浮肿，我父亲的浮肿就是吃多了这种馒头所致。

当时官方还用各种方法推广各种野生植物的吃法，说穿了就是号召大家以野菜充饥。还推广什么“跃进饭”，什么蒸多长时间，再放多少水，然后再蒸，再放水，工艺挺复杂，一斤米可多出多少饭。事实倒是事实，可一斤米的能量放在那儿，能改变得了吗？充其量就是将一粒米煮成饭时膨胀得更大一点，减轻一点腹中的饥饿感，如此而已，也算是一种发明。

为了自救，父亲利用自己的生物学知识，从教研室借了许多盛标本的玻璃缸，培育了许多小球藻。这是一种绿色的藻类微生物，加上几片青菜，打汤喝。据说含丰富的蛋白质，但味道就不怎么样，一股腥味。

当时利用医学院的大片空地，家家户户都开荒种菜。各家各户相互协商，划定菜地范围，除大操场以外，被瓜分殆尽，11栋前面偌大的空地，只剩下一条一米来宽的通道，其余全被用来种菜。真有点类似过去的大生产运动，不过全是大家自发的，没有任何号召。

我家在11栋楼的南北两面分别分到一块地。北面的较大，约有1分多，靠池塘和地下化粪池，浇水施肥特别方便。南面的小一点，浇小施肥都比较费工。当时我父亲的大嫂因为在老家困难正好在我家暂住，她是种菜能手，在她的指导下，全家人辛勤劳作，菜地里的蔬菜茁壮挺拔，人见人爱。夏天的西红柿硕大粉红，茄子细长透紫，辣椒有长的、灯笼状的，绿得出油，还有冬瓜、南瓜、梨瓜、缸豆、芋头等。毛豆则种在地角田边，不用管，成熟时株株颗粒饱满；冬天的青菜、包菜、芥菜、黄芽白等蔬菜亦长势喜人。

通过全家人的辛勤劳作，这些蔬菜不仅可以基本自给，有时还略有富余，还曾由我的婶婶拿到附近小街上去售卖过。蔬菜种得好的，还有住我家那个单元三楼的吴道钧教授家，吴教授是从北京下放到南昌来的内科专家，级别很高，广东梅县人，他的太太是全职太太，我们小孩子那时不懂事，背地里都骂她为“吴婆”。此人特别勤快能干，除相夫教子以外，从早到晚手脚不停，都在菜地里辛勤劳作。从她身上，我们充分感受到了广东客家人的刻苦耐劳精神，长大后我南下广东落户，体会就更深了。

除此之外，还有前面讲到过的父亲带着我和哥哥到院内院外钓鱼，也大大地增加了全家人体内的蛋白质。

总之，大家都使出浑身的解数，用各种想得到办得到的办法，艰难度过那三年令人可怕的大饥荒。

那些年春节大年，是我们尤其是孩子们翘首以盼的大日子。倒不是什么亲人团聚（那时一家人大都同住，人员流动性不能与今日相比），而是长期腹中空口里馋，就盼着那顿还算丰盛的年夜饭上的大鱼大肉，可以放开肚皮尽量吃个饱。春节的定量供量，不仅每人一斤肉，还有一斤鱼，以及若干豆制品，油好像也有所增加。我们从春节前几周就开始准备。年三十那天，家家户户从早忙到晚，弄的菜不仅要管除夕年夜饭，大年过后一个多星期吃的都是年夜饭剩下的菜。

我家年夜饭的菜肴主要有父亲家乡赣南的传统菜梅菜扣肉，油炸面粉包魚块，母亲老家北方的八宝饭以及兰花片等小吃。年夜饭的核心内容就是大吃，大人小孩大快朵颐，狼吞虎咽，何其痛快！尤其是小孩，肚子塞满了筷子还不停，直到打酸嗝、返酸水甚至呕吐还不肯罢休，就算呕吐了，也是一脸满满的幸福感。当时人的饥饿程度，由此可略见一斑。以后多年，我的饭量一直很大，高度怀疑是那时给撑大的。

60年代过年排队买菜。杨桂英摄（网图）

江西当时是农业大省，南昌市地处赣抚平原，周边的南昌县是全国的产粮大县，自然地理条件十分优越。我家当时住城市，而且是省会城市，家境也还算好，客观地说，在大饥荒年代还不算最差。但城市底层市民的情况听说就差很多。还有就是城里有许多从邻省逃难过来的难民，这是我亲眼所见的。人们都叫他们“xx佬”，这些xx佬面黄饥瘦，衣衫褴褛，沿街挨家乞讨，实在饿得难受就抢店铺或路人手中的食物（不抢别的东西），抢到了就边跑边往嘴里塞，别人打骂全然不顾！

我本人就有二次这样被抢的经历。大约是1960年夏天的一天下午，我将好不容易积攒的9分钱和二两粮票，买了二个肉包子，准备美餐一顿以解饥馋。谁知刚吃一口，就被身后冲出的一个二十来岁的饥民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全数抢去，此人边跑边将包子往嘴里塞，等我追上他时，一个包子已被他塞进肚里，余下的一个，则不断地往上面吐唾沫。我当时一个小孩，不想打，也打不过他，只有自认倒霉，骂他几句完事。旁边的路人，则不断地起哄惊呼：xx佬又抢包子啰！……这一幕被深深地刻在我的脑海中，至今不能忘怀！

还有就是1968年春季，当时我上高中，学校组织我们到南昌县支农，当地社员告诉我们，三年困难时期，邻省有许多女青年因饥饿逃难到南昌县，挨家乞讨，谁家管饭她们就愿意嫁给谁家当媳妇，不要一分钱彩礼。这些女人，当地人叫她们××婆子。我们支农所在的大队，有几户人就是这样收留了xx婆子当媳妇。其中有的人，因在一个大队，我们也有见到，一口xx话，有的还长得蛮漂亮。

困难时期农村的情况就更惨了，因不在农村，没有亲历，就不多说。有许多亲历者的回忆文章或调查报告，应该更有说服力。但我的一个叔叔，当时在某县的一个卫生院工作，就是因为饥饿，加上这人嗜酒成性，没有酒喝就拿酒精兑水当酒喝，最后患肝腹水病死掉了。

但从我记事起直到文革前期，包括三年困难时期在内，整个社会治安却是很好的。我家在医学院南院11栋住了十多年，住的是一楼，只是装了纱窗，未装防盗网。除了寒冷天，白天黑夜有人无人都是开着窗户，也未遭什么盗窃。只是有一年端午节，大家都在靠南边的房间吃饭，吃完以后发现北面小房内放在靠窗的桌子上的一只小闹钟被人偷走了，这只小闹钟价值8元，也算是一桩盗窃案了（我们报了案）。

还有一次是发生在三年困难时期，夏夜十二点钟左右，我爸刚开完会回家，刚开门就发现一个人从右侧厨房窗户上跳进来，我爸大喝一声：谁？抓贼！抓贼！我们一家人被惊醒，起来一看，那人立即跪地，双手作揖不断求饶：大叔大婶饶命！我是好人，不是贼！只是肚子饿得难受，进来想找点吃的！我再也不敢了！再也不敢了！

这时邻居也来了，灯下一看，此人三十岁右右，上身赤膊，只穿一条短裤，是个壮汉。听口音像是福建人，他告诉我们，他是退伍軍人，家在农村，没饭吃出来逃难，己经几天没吃东西了。白天不好意去要饭，只好晚上破窗入户找点吃的。邻居们开始有人打他，听他这么一说，觉得有些可怜，便也没人打了，只是找了一根绳子将他一捆，送到派出所去了。当时我觉得这人挺可怜，心有同情。现在想起来，当年真是遇到一个“好小偷”！我们可以批评他，但也应该感谢他。为什这样说？你想想，一个三十岁左右的壮汉，又受过军事训练，厨房里又尽是刀铲铁器，他只要一动歹念，我父亲哪是他的对手？但他没有，而是立即跪下来求饶，这还不是好小偷吗？要是搁现在……，那真不敢想象。

儿时琐忆 (下）：

南师附小的老师们及其他

南师附小，全称叫南昌师范学校附属小学，是南昌市小学界的老牌名校。我小学阶段整整六年，就是在南师附小度过的。

南师附小大门。原是开在北面宽阔的叠山路上，可能是交通规划的原因，现改在西面一条小路上

和现在沿海一带发达城市小学老师动辄就是要求硕士甚至博士生不同，五十年代的小学师资，大部分都是从中师毕业的。所以南师附小的老师，都是南昌师范学校（中师）的优秀毕业生。这些老师都是抱着干一番事业的初衷来的，稳定性强，责任心强，有爱心，肯钻研，这是任何高学历都无法相比的。我在南师附小上学六年，真还遇到许多这样的老师，使我至今难忘。

记不清那时的小学是根据什么原则入学的，好像当时还没有划片就近入学这么一说。但从我所在的56级62届2班以及邻班1班的同学住处来看，还大多是住在学校附近的。同班同学，有省市干部子弟、军队干部子弟、知识分子子弟、工人农民子弟和一般市民子弟，比较杂。但其中有些干部子弟，是中途从干部子弟比较集中的育新小学转过来的。

我们班一～三年级的班主任，是刚从南师毕业的饶菊英老师。饶老师个子不高，圆圆的脸庞，扎着两根小辫，很年轻，但工作认真负责，一丝不苟。在我们未入学之前，她就走访了每一个学生的家庭，以后每个学期都要家访一遍，这好像是当时附小老师的规定动作。她教我们语文，但每天从早到晚都泡在班上，对班上几个调皮捣蛋的男生，真是苦口婆心，操碎了心。饶老师是一位好老师，也是我的启蒙老师。后来我的小孩也到附小读书的时候，饶老师已经升任学校教导主任。

61年前的小学老师：自左至右，后排:万光远、胡德华、章方水、刘俊杰、？、万里凤、陈国珍（教导主任）;前排：刘翠兰、饶菊英、？、邓树青

教我们算术的是曾华涛老师，这是一代小学数学名师，讲起课来概念清晰，逻辑清楚，表达简洁明了，什么质数、合数、奇数、偶数，已知部分求整体之对应分数问题，追及问题，等等，往往寥寥数语便一清二楚，使我们初步感受到逻辑的魅力和数学之美。曾老师和许多附小老师，以后都成了江西省小学特级教师。还有教我们音乐的万里凤老师，不仅擅长歌唱，还拉得一手娴熟动听的手风琴，我们经常为他的歌声、琴声所陶醉。万里凤老师美术也很好，他和教我们美术的童为恩老师，以及我们班上一个有画画天分的熊海根同学，三人同作一幅画，署名“万海恩”（三人姓名各取一字），拿去参加什么画展，好像还得了奖。还有教我们体育的章方水老师，刘照仁老师，也都是技艺高强。刘老师是田径专业，擅长跨栏，经常在早上晨练的时间教我们跨栏技术，并向我们展示他高超的跨栏技巧，那娴熟轻巧躬身压腿的过栏动作，至今都映在我的脑海中。

南师附小还有一批极富爱心又经验丰富的老教师，像胡德华老师、杨扶莲老师、马惠中老师、曾敏黎老师等。说是老教师，其实当时也就是人到中年而已。正是这样一批老中青结合的高素质教师队伍，使我们在附小六年的学习生活充满朝气，充满欢乐，充满阳光。我个人觉得，六年的小学学习，一点也不觉得有负担，而是在学习中找到了乐趣，在乐趣中愉快地学习。学习，成了一件非常愉快而令人向往的事情！

到了四年级，学校给我们班换了一名新班主任。新班主任名叫万光远，刚从南师毕业，二十岁左右，比我们也不大几岁。墩实的个头不高，圆圆的脸庞充满红润，浑身洋溢着青春气息。用现在的眼光，怎么看也是一个阳光大男孩。

万光远老师

万老师一到班上，很快就和全班同学打成一片，他不仅教我们语文，还擅长组织班级活动，如教我们唱歌，带大家到公园划船等。他会弹风琴(不知会不会弹钢琴，因为那时学校好像没有钢琴），可以边弹边唱边教我们，唱的都是有相当历史政治意义和艺术水准的名歌，如贺绿汀的《游击队歌》，冼星海的《在太行山上》《二月里来》等等。不仅教我们唱，还把当时的历史背景以及作者生平介绍给我们，确实使我们受益匪浅。

万老师是个工作狂，工作起来不知疲劳，不分课内课外。除了上课，他早读，午休和课外活动时间，几乎都待在班上，不是组织班干开会，就是找问题学生谈话，要不就是写教案。他讲话声音宏亮，充滿激情，动情时左手上下揮舞（记得他好像是个左撇子），犹如指揮着千軍万马。有一次班会开到最后，他动情地讲到班级最近的进步，对个别做得不够好的同学提出了殷切的希望，并希望全班同学一起帮助他们。这时，他突然右手叉腰，左手果断有力地由下向上一挥，充满激情大声地说：我相信你们一定能做到，班级一定会沿着既定的目标大踏步向前，五（2）班在前进！若干年后，我在看到前苏联电影《列宁在十月》中，列宁在对工人们演讲时所作出的那个令人热血沸腾的昂首向前有力一挥的著名动作时，脑海中不由自主地就浮现出万老师当年给我们开班会时的那一幕。二者虽不可比，但可见我对万老师当年在班会上的演讲印象之深刻，多年难以忘怀！

万老师在完成正常的课堂教学任务之余，还对全班同学提出了二个要求，一是坚持每天写日记；二是坚持做词汇搜集工作。我就是那时开始写日记的，开始很不习惯，觉得没什么好写，要不就是写成流水帐。这时老师就会将我们写的日记抽查批改，肯定有进步的地方，指出不足之处，告诉我们贵在坚持的道理。我遵从了万老师的教导，还真的坚持了下去，从小学五年级一直记到高中文革期间才告中断。通过这么多年日记的实践，从那最初惨不忍睹的字句，到后来基本可以随心所欲地流畅表达，我确实感受到了写日记的诸多好处：一是可以提高自己的思想水平；二是可以提高表达能力，写作水平。从小学到高中，我的作文还可以，经常被老师作为范文在课堂宣讲，与我长期记日记关系密切。后来中断记日记的原因，是因为文革中父亲当时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家被抄，单位上的抄家人，把我的几大本日记本也抄走了，并写信告到学校，说我不与父亲划清界限，不能正确对待群众运动。加上当时因日记获罪的事例也不少，所以一气之下，就戒断了日记。

万老师要求我们做的第二件事，就是搜集词汇。具体就是在阅读的时候，准备一本词汇本，随时把好的和不懂的词汇成语记下来，注明出处，通过查辞字典给予解释，最后造一个句子。通过词汇的搜集，我们确实受益匪浅。这二项实践，我想至今都可以作为学习语文，提高思想写作水平的法宝。什么是“授人以渔”，这就是！

万老师最欣赏的同学就是我和许桔同学。许桔语文比较好，我则比较全面一点。记得当时好像一个是班长，一个是中队长。因此万老师对我们的要求也更加严格一点，除工作上安排更多的任务以外，在学习上也提出更高的要求。例如他曾要求许桔以后偏重文科，我则朝理科方面发展。这些在当时和以后都对我们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万老师不仅勤于教学实践，还刻苦钻研教学理论。多年来研读了许多教育大家的经典著作，写下大量的读书笔记。并结合教学实践，写了大量的教学日记，教学心得。1962年，他的论文被省教育学会选中，他本人也作为小学教师代表参加省教育学会年会并大会宣读论文，获得好评。在以后的岁月，万老师曾在中学、大学任教。作为一个优秀教师，教育专家，经常被邀请到大中小学对学生和教师讲学。退休以后，万老师更是将多年的科研成果，教学日记，教学经验等加以总结，写出了一部专著《师严说》，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全书30余万字，由论文，教师日记，学生日记和照片等组成。许多日记、日誌和照片，都是50、60年代的原件照片，非常珍贵，也非常难得，对研究我国解放后的教育发展史和南师附小的校史，都是难得的资料。

万老师的专著，中国文联出版社2005年10月出版

我们小学毕业的那年，万老师应征入伍了。后来听说曾在中学和南昌航空大学任教。大约是2002年，万老师曾到珠海，我热情地接待了他，回忆当年时光，畅叙师生之情，不亦乐乎。

现在想起来，六年的小学生活，真可以说是幸福满满。我们除了轻松地学习，在学习中体验愉悦之外，还尽情地享受着玩耍和运动的快乐。那时下午只上两节课，一下课我们便迫不及待地跑到操场上活动。我比较喜欢的项目是足球和乒乓球，低年级的时候比较喜欢踢足球，到高年级时就慢慢转向乒乓球了。对此，一玩起来就忘乎所以，没了时间概念，不到天黑不回家。那时班主任饶老师住在学校，每天晚上到离校不远的南师去吃晚饭，我们往往是在饶老师吃完晚饭回到学校，在她的一再训斥下，方才恋恋不舍地回家。当时家长可能是因为孩子多顾不过来，不管你多晚回家，他也不管不说，黙认了。

大约是四五年级的时候，一天下午我们踢完球，天色渐暗。我爬到操场旁边的天桥上，想写完作业再回家。写着写着，天色越来越暗，我一急，下身突然不由自主地抽搐起来，伴随着全身有节奏的颤动和一种由内而外通达身体每一处末梢神经从未有过无以名状的酥麻快感，一缕缕浓浓的液体从下身敏感处不断喷出，持续了好一阵时间。当时感觉紧张、激动、羞怯、害怕并伴随着一种莫名的兴奋，真是五味杂陈，无法言表。

以后若干年，遇有疲劳、紧张的情况或头脑中有那么一些“不太健康”的意念出现的时候，也容易来这么一下。每次过后，在兴奋之余又感到非常害怕，以为自己得了一种什么病，又不敢去问家长老师，只好随他去，非常苦恼。长大以后才知道，这是每个男孩成长过程中一种正常的生理现象，完全可以以轻松自然的心态处之。但当时我们的整个青春期，不仅没有性教育，而且普遍认为性是一个十分下流邪恶的东西，“万恶淫为首”，“非礼勿视……”，最起码是资产阶级腐朽没落的东西，以致使处于青春期的我们长期处于一种性压抑和惊恐的状态，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遗憾。

除了自己打球，那时还有一大爱好就是喜欢看各种比赛，各种球类比赛都喜欢看。除了到现场看，还可以通过收音机听（那时还没有电视实况转播，故只能听）。我家住医学院南院，和省体育馆只隔一条福州路，去看比赛特别方便。省市的一些重要比赛，我几乎不拉一场，国家和省乒乓、篮球队的名将，我都很熟悉，一如今天的“追星族”。像当时国乒的庄、李、徐和邱、林、郑等人（当时国人无人不知，故只列姓），男篮的钱澄海、杨伯镛、张锡山等人；省男乒的欧阳固、王达人、王树蕃等，省男篮的7号龚老大、10号阿兴、14号程上悟等名将。因为经常看他们的比赛，所以不仅是熟悉，对他们的技术特点也了如指掌。1959年，容国团拿到第一个男单世界冠军；1961年26届世乒赛在北京举办，中国队一举拿下男团与男女单冠军，庄则栋、李富荣、邱钟惠等人一时成了民族英雄；徐寅生大战星野十二大板的画面，令我们激动万分。我们只要有实况转播，就围着收音机从头听到尾，一个全民打乒乓，乒乓球成为国球的局面，就是在那时逐渐形成的。

1962年，乘着这股东风，全国乒乓球赛又在南昌市举行，而且就在我家门口江西省体育馆进行，这可把我乐坏了。我每天晚上都跑去看球，白天一下了课就往体育馆跑，碰到重要的比赛，不惜旷课也不愿错过。在这里，我第一次看到了庄则栋、李富荣、徐寅生、邱钟惠、林慧卿、郑敏之等世界顶尖名将，看到了他们各自的打法，真是大饱眼福，大开眼界。这次比赛，庄则栋左右开弓近台快攻的打法，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日后打球，我主要也是模仿和学习这种打法。但这次全国赛，庄则栋并未拿到冠军，只是拿了个第五名，冠军我记得是杨瑞华。可见乒乓球要拿全国冠军，往往比拿世界冠军还要难！

顺便一提，由于在小学养成的良好习惯，运动成了我一生的爱好。到珠海后我爱上了网球，退休后曾代表广东参加全运会老年网球比赛。2019年到南昌照顾老父时，曾参加江西老年网球队的集训，准备代表江西参加全国老年网球比赛（后因身体出了些状况而放弃）。之前和他们一起打球时，认识了原省队的名将程上悟、欧阳固、陈华香和汪玲梅等人，他（她）们都是不同时期、不同项目上的省冠军，甚至在全国也拿过很高的名次。其中有些年长者，就是我儿时心目中的偶像。和他们成为球友，我引以为豪！

儿时的偶像，老年的队友。摄于2019年5月江西老年网球队参加全国老年网球赛集训期间。右1为当年江西省乒乓球单打冠军欧阳固，右2为当年江西男篮主力前锋程上悟

在附小期间，我们还经历了一些政治运动。虽然当时年龄小，没有直接参与，但也算是经历或目睹过，现将其中比较大又有印象的两件事，写下来备忘。

一是1957年的反右斗争。我们学校怎么斗争的不知道，只看到老师们那段时间成天除了上课就是开会学习，特别忙。许多老师没有了平时的欢声笑语，倒是多了几分凝重和严肃。但离我们学校不远的南昌八中，却搞得如火如荼，我们班上一个同学的父亲，就是八中的老师，听说被打成右派，天天被拉出来挂着牌子，在教工大会上被批斗。我们有一次曾想去看看热闹，但被门卫拦住不让进。

我父亲所在的江西医学院，也从学生和教师中抓出一些右派。和我家同住11栋教授楼的老师，有人被打成右派，有人被划为右派言论或“白旗”（大概是比右派分子稍微轻一点的那种）。我父亲平时谨言慎行，少说多做，因此逃过一劫。

我曾跑到教学大楼去看过，只见整个一楼走廊两侧，贴满了批判右派分子、右派言论和“白旗”们的大字报，漫画。我父亲早年的一位老师，在给医学生讲课时曾开玩笑地说：某位伟人说过，共产党员是特殊材料做成的。但今天我要告诉大家，从医学角度看，人的构成物质，无非是无机物和有机物而已。为此差点被成右派，只是鉴于他的名望和一贯只钻研业务而不过问政治的实际，最后作右派言论处理。

二是发生在1958年的大练钢铁运动，更是人人参与的一场声势浩大的所谓群众运动。我们小学生也被发动起来，到处去捡废钢铁。开始还有得捡，后来捡的人多了，时间长了便没东西可捡。为了完成任务，我们便翻墙进入附近的机械厂到铁屑堆里去“捡”，有同学的手曾被锋利的铁屑划破，流了很多血。可笑的是，南师当时装了一副可移动开关的铁大门，也被卸掉去“大练钢铁”。我家恰好在那时装了一副带蜂窝煤炉（铁制品）和铁皮管道的室内暖气装置，装得可真不逢时，一装好就被居委会不由分说地拆走拿去“大练”了。至于居民大门上的铁栓铁锁，也一概逃不出被没收的命运。总之是一切单位居民凡带一点钢铁的东西，统统都被没收而拿去“大练”。

1957年全民大练钢铁。（网图）

为了完成党中央提出的1070万吨钢产量的任务，学校全天停课，并把平时开全校大会和雨天上体育课用的大礼堂也腾出来，装上了“高炉”、鼓风机和管道等装置，师生日夜奋斗，大练特练。我记得鼓风机是手摇的，就架在一张课桌上。那天课桌腿突然断了，鼓风机掉了下来。那边炉子正在出铁水，不能断了风，断了风温度一降铁水就会凝固。可跑到教室去再搬一张桌子来垫，时间又来不及。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只见一位姓郑的女体育老师（名字好像叫郑振铎？）挺身而出，左手将鼓风机抱在腰间，右手不停地摇动手柄鼓风，口中还大喊道：老师们，不要管我，继续出钢要紧！场面极有画面感，使人立马联想到董存瑞炸碉堡，黄继光堵枪眼和《英雄儿女》中王成高喊“为了胜利，向我开炮！”的光辉形象，十分感人。这位郑老师不知以后得到什么殊荣？是否因此火线入党？后来我上高中时的班主任，出身不好，但却是党员，听说就是在大练钢铁中表现突出火线入党的，我想她可能也有类似郑老师这样的壮举。

1962年9月，我们结束了六年的小学学习，通过全市升学统考，全班同学全部考取中学。当时还没有实行九年义务教育制度，确有不少人没考上中学，能取得这样的成绩，是万老师和许多附小老师辛勤教育的结果，也是附小教育水平的具体体现。但录取的学校却使我们大失所望，班上的优秀同学，包括我在内，统统都被录取到新成立的南师附中（后来改为十九中）。因为是新学校，各方面条件无法和老牌学校相比，所以大家都没填报。但这个学校和南师附小一样，都是南昌师范学校系列的。所以大凡附小的优秀生源，统统往里面放。但也不是一刀切，少数同学（我也是其中之一）最终还是通过不同的路子被改录到其他好学校。当时大家对这种做法和结果普遍质疑。说明当时的教育界，也并非像人们想象的那么干净。

写了不少，拉拉杂杂，林林总总。总的意思，就是告诉大家，我的童年，虽然物质生活不富足，还经历过三年大饥荒，但总的说来，还是很平静的。认真读书，尽情玩耍，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算得上是幸福人生，嬉戏童年。虽然也经历过抗美援朝，土改，镇反，三反五反，公私合营，反右，大跃进，人民公社等一接一个没完没了的政治运动，但那时年幼无知，不谙世事，对这些政治运动，有些没有记忆，有些只是看到一些表象，不可能有深切的感受和思考。只是长年吃不饱肚子，那三年困难时期更是食不果腹，饥饿难耐，才有着实在的切肤之痛。

所幸生在城市，长在一个家境不是最坏的知识分子家庭，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可以说，我的童年经历，是千百万中国知识分子家庭出身孩子的一个缩影。和所有其它孩子的童年放在在一块，就成了中国在解放初期五六十年代的宏大交响乐中的一个分部，一个乐章。这就是我写此文的初衷和良好期许。

2022.3.18. 于珠海

曾昭宏专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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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老编续杯咖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