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
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
余轩编辑、子夜审校
其他
知青丨曾安娜 张武一：老虎治不服牛犊子
曾安娜，1949年生、籍贯江西永丰，北京第三师范学校69级（中专，相当于高中68届）知青、法律业大大专学历。1969年起内蒙兵团二师十五团五连战士、团部学校教师。1975年后在北京石景山法院、宣武法院民庭、告诉申诉庭、调研室任书记员、审判员；还主持了宣武法院院志编写工作。参与钱币学家陈铁卿先生生平学术、“藏币”‘“‘色章郭母’金币考”辨’等学术论文写作；与张武一合作撰写纪念内蒙兵团五十周年纪念文章“我从一连走来——人生答卷”。
张武一，1948年生，祖籍天津，电大大专学历，北大附中高68届知青，1969-1975年内蒙兵团二师十五团一连战士、团部学校教员。1975年底返京，校对、编辑、副主任；先后供职文物出版社、人民银行总行中国钱币博物馆《中国钱币》编辑部、研究信息部），2008年以副研究员身份退休。
作者：曾安娜（执笔)
张武一
西行的列车呼啸而去，留下泪眼模糊的亲人们翘首远望。我随着第二批战友来到内蒙生产建设兵团二师十五团。
我们团（自豪吧？我们团），位于黄河后套，离五原县很近。所谓“黄河百害，唯富一套”，说的就是我们待的地方。到底是内蒙黄土高原，像牧区似的，农垦区也是天地一线，广袤无垠。
这里大多数地方，尤其过了秋季便苍茫一片，显得格外寂寞而荒凉，赶上刮风的日子，飞沙走石。当地有句口头禅，这里的风“一年刮两次，一次刮半年”。寒冷和大风陪伴着这里的人们，春天虽美却短暂。我们农垦植被区就像是这荒原上一片片绿色的“湖泊”，我们团则是这湖泊中一叶小舟。
我被分到一连一排三班。我们团的前身是建丰农场，劳改犯改造和就业的所在，遣返所有犯人后，成立十五团，总共有十二个连，一个煤矿以及医院、学校、邮电局派出驻团人员、小卖部等一应俱全。
连队这个“家”的基本单位是班，吃睡、干活、开会集合，以班为准。平时排队各人打饭，改善伙食时以班为单位领饭，把洗脸盆一涮，盛饺子、炖肉、“大折箩”，都用它，号称“一品盆”。半大小子吃死老子。我们用起餐来风卷残云，三下五除二搞定，吃饭慢的不行。我们“赴边”最大的好处就是给自己家省粮食，一应票证宽裕许多。
这里吃水靠井，井水有“苦”有“甜”，甜水井少，离住地也远。喝水洗涮一应用水靠水车拉、扁担挑。本地水井用“汲汲”提水多，用辘轳的少。“汲汲”用杠杆原理，地上结结实实立一足够粗的长杆，半腰横着绑一根适当长的木杆，一头绑一块大石头，另一头拴根粗麻绳，绳的末梢系个桶，不用时大石头落地，空桶吊在半空，打水的时候，用力往下拽粗麻绳，让水桶贴着水面，使巧劲把水桶甩躺下，灌满水，往上送绳子一把一把倒手，最后提桶倒水。胖点儿占便宜，瘦的弄不好会被下坠的大石头连桶带人吊上去，离开地面挺悬的。班里的人们除了出工还轮流拉水，干班务，日子就这么开始了。
哪儿哪儿跟城里都不一样，很辛苦。其实最辛苦的是“出恭”（俗称“上厕所”）。做梦都没想到，世界上还有长这样的卫生间。靠墙一排地下埋大缸，沿口与地面平，再架两块木板。厕所的规模取决于缸的多少，一缸一位。这种设计是因为不管天气多冷，大缸里的液体也不会冻冰，便于清理。在这里如厕需一定技巧，弄不好溅起的那个会污染臀部。夏、秋记得带扇子轰蚊蝇，冬天速战速决。
没有多久，大家熟络起来，称呼五花八门。有称兄道弟的，有叫外号的，有直呼姓名的。大家都叫我“张五1（读‘妖’）”，简称“五1”。年轻人在一起就是热闹。
时间是最好疗伤的办法，日子一长，想家归想家，已经能拿得起来放得下。这就是成长了吧？然而真正严苛的考验是干农活。据三月来的战友说，刚来时候，每天在操场上集合“早请示、晚汇报”，是一天的开始和结束。农忙以后人们累得跟爷爷似的，就省了。要说现役军人和复转老兵们是有翘尾巴的资本，他们确实是干活的一把好手，当然他们早已成年，筋骨自然更强壮。在他们眼里，我们就是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白脸书生，工农兵教育的对象，而这就是他们“革命”工作之重头戏。我看你是简单粗暴的军阀作风，你看我是小资学生，梁子就是这么结下的。话说回来，连长指导员、老兵们和原场职工，他们是我们学习农活的好老师，在很多方面是我们的良师益友，当然也不耽误当冤家对头。
我们团里主要是种庄稼。为种地服务还建了机修连、副业连等。我们连在团的东头，种有小麦水稻等粮食作物，也要种供连队食用的菜蔬，还要养猪什么的。所以连里除下大田的四个排以外，还有马号、羊号、牛号、猪号，提供连里畜力需要，解决吃肉的问题。我们排干大田。大田活儿一年有几件，每干一件都让你脱层皮。
除了小麦播种用机械不用说外，就说大粪拌种这不是人干的苦活，还有中耕和夏收。
绿油油麦田就像牧区的大草原，横竖望不到边。而那就是用“康拜因”收割也得月把以上，这么多的麦子播种之前，要用加热的粪肥拌过。在臭气熏天催人欲吐的地方，一干就是多少天。浑身散发的气味拒人千里，这不重要，重要的是累，累，累死人。这对刚来的我们是个下马威。
中耕就是除草（那会的人不懂使用除草剂），一人管两垄，手握长柄锄头，左一下右一下，除去麦垄里的杂草，几个人一排。豫剧《朝阳沟》拴宝唱“前腿儿弓，后腿儿绷”，很形象，有节奏地往前窜。我会左右换手，干起来要好受一些。如果只用一侧，收工时一边胯骨又酸又痛，“拉胯”是也。之所以“拉胯”，是因为那两垄麦地，像高铁的轨道，无限延伸，连长不发话“打回头”，就是再用一天也锄不到头。压力在于有的人体力技术都好，噌噌噌，三步两窜跑远了，剩下的，使出吃奶的劲儿也不行。何况弄不好除掉麦苗也是可能的。最要命的是锄糜子地（还是谷子记不清了）。小苗只有一根线一样细细的扎根在地里，与杂草为伍，手酸一哆嗦，“小祖宗”头一歪就挂了，草没事，让人很自责。各种较劲，争强好胜是年轻人的特点，身心疲惫可想而知。都说小草生命力强，也有例外。水稻田里的稗子跟水稻搅合在一起，欺负水稻没商量。因稗子可以酿酒，当你把稗子当主要作物播种时，它就没有稻子旺，气死人不偿命。反正告诉你是锄草吧！天上不会掉馅饼。不是吹牛，我算肢体协调灵活的，体力也行，一般活儿难不住我。
我们连主要收成靠春小麦，夏收一是“收”二是“藏”。夏收的时间格外长，因为量实在大，从收割到入仓，差不多从麦熟阳历6月开始直到11月。最紧张、最累的是全连投入所有人力赶着天晴抢收小麦。团里有“康拜因”，远远不够，人手一把镰刀是主力，一把寒光闪闪的镰刀必不可少，刀起麦落能省些力气。我磨刀还有两下子。在地头，各排领任务，每班一块地。说是“一块”地，这块地横着有数，一个人把四垄，依次排开，人尽为止。竖着望不到头，跟锄地有一拼，有过之无不及。
每日天刚放亮，全连集合出发，先干三、四个小时，七点左右在地头吃早饭，休息一会儿再干，到十点多收工回连。躲过晌午的毒日头，下午将近四点再下地，一直干到傍晚擦黑。收工路上还要顺带打“青苇”一捆背回连，作饲料用。弯腰挥臂一下连一下，一天结束腰直不起来，胳膊抬不动，背上的“青苇”捆沉得像座山，挡不住又累又饿，就算叫我“爷”也没用，饿呀。日复一日，累到动作走形，割破手指是常有的事。夫人老曾对我说过，她亲眼看见黎明时一个女孩随队伍去田里，边走边打瞌睡，镰刀一下砍到膝盖上，立刻一道寸把长的横口翻开，急送团部医院。
遇到天不作美，在节骨眼儿上下大雨，田里的麦个子（麦捆）就要头向上立起来，省得麦粒泡在水里发霉。我们冒雨在田里一个一个让麦个子站好，堆成圆锥体。平日场院上的战友们抓紧晴天，把麦个子码成垛。这里的麦田一眼望不到边，这里的麦垛在内地也见不到，忒大。地上先头向上立一层麦个子，成长方形，密密实实打好基础，然后在上面围着四周头冲里脚冲外挨个躺下码好，像垒墙一样一层压一层，里面规律填满麦个子，往上走，有一房高。这是技术含量很高的活。上下两人搭档，拿着三股木叉，下面的人往上扔，上面的人接好，麦垛不断往上长，越高越透着有本事。最后封顶，像茅草屋顶，是“高科技”所在，顶封好了，就是一座天然储粮仓。弄不好完蛋，一垛麦子着雨水，麦子发芽。一般麦垛长十几米、几十米说不好，高二三米或者更高？不管了，“高大上”，一定的。时而雨势凶猛，田里积水不浅，逢沟渠能没腰及胸，有时没顶。风卷着雨，瓢泼而下。战友们没有害怕的，往前冲，抹去劈头盖脸的雨水，打捞漂在水上的麦个子，不能让辛苦一年的收成化为泡影，龙口夺粮。不能让国家财产遭受损失，那时的我们就是这么简单。
每年的夏收如同一场战役，团里都会出《麦收战报》，我夫人就是编辑之一。因为胆小体力差，不会骑车，步行收稿每日往返十几里，或更多，出的是笨力气。她那点苦跟我们比，也就小菜一碟。
夏收的收官之作——冬夜“打场入仓”。原农场各处的场院大得不行，脱粒机超大开起来震耳欲聋。连里各排轮流上场“喂机器”。场院上尘土弥漫，“pm2.5”爆表。人人全副武装：口罩帽子风镜外套，捂得严严实实，脖子用毛巾围上塞磁实，袖口、裤脚扎紧。负责机尾麦秸出口清运，是最苦最脏最累的。机器一旦开动，大量麦秸从一人多高的机尾喷泻而下，呛得人透不过气。
收工时，人人眼睫毛挂灰，满脸一胡撸掉渣，活脱脱一个土地爷土地奶奶。机械般的动作无止无休，体力透支。只有半夜送饭马车的到来才算盼到一站，像我不到一米六五的小个子，二两一个的馒头能吃十个，先是用筷子一穿两三个，后来干脆守着馒头笸箩吃。回宿舍清洗，屋里缸中的水结一层冰。煤里有石头不给劲半天烧不热水，将就着洗脸擦身冻死人，激灵激灵地打哆嗦。这个活要干到上冻。
本年最后一场战役是“挖大渠”，时间在年末年初，上冻时分。黄河带着大量泥沙流经“后套”，“后套”的万顷良田全凭黄河水的滋养。正是水中泥沙的沉淀，我们必须每年清理沟渠河道，否则泥沙淤积河水泛滥。上冻前，先清理小沟支渠，上冻挖干渠（大渠）。有人把连水带泥的湿坨子铲进浅帮儿挑筐，有人把泥坨子挑上渠背。上冻了用炸药，冻土像石头一样被炸开，再一块块一堆堆车拉扁担挑往渠背上运。挑筐里泥坨子看着不大，死沉死沉，没两天肩膀就压出血来，衣服上的血干了再压，几个来回衣服和肩膀就被血粘在一起，有人干脆等战役结束再想办法把衣服脱下来，上药。一方面那时的人干活实诚，另一方面，年轻人争强好胜，生怕担子轻了大家笑话，所以每回挑筐离地，都咬一次牙，肩膀疼得钻心，腰腿使劲一挣！起！这一干少说又是十天半个月。本人担挑，先是肩膀疼，然后腰疼，后来腿疼，最后就没事了。本人耍铲，明晃晃光可鉴人，一铲能切断红柳筐提梁。蘸水切泥更是一绝，豆腐一样长条泥块转眼码满挑筐，筐提梁只留下挂扁担钩的间隙，再壮的汉子也难挑动。有的家伙冒坏，一个猛劲儿，扁担应声断成两截儿。
全年的劳作到这里告一段落，农闲之时，春节将近。
劳作之外我们也时不时秀一把知青特长。1971年春，班长鸿任去巴盟地方培训会计业务。班务由班副我临时打理，这也是我这辈子当的最大的“官儿”，手下十来个知青归我管。那阵子我们干了一件漂亮“工程”，在连队驻地外排水干渠向阳渠上，架了一座小桥。几公里外扬水站水渠的淤泥中，有废弃木桩，每根都有腰粗五六米长。我们一根根将其拔出来，用作小桥的桥桩。然后在渠中支上“三脚架”，把基建用的石夯拴在木杠上，人在“三脚架”上站稳，各把一角木杠上肩，“空中作业”，把木桩打入水中。象固定房屋木结构那样，用铁“巴钉”固定桥体架构，一座结实牢靠的桥体就架好了。铺设桥面时，战士高玉林认为可用从旧房拆下来的废弃“草把子”（象匝扫帚把那样把芦苇一圈圈匝紧，直径约20公分、长短任意的圆柱体）。桥面横着码好“草把子”最后覆盖上土，崭新的小桥大功告成。小桥高出水面两三米，宽两三米、长十多米，略带弧形，它不光可以并列行人，还可以通过小推车和牲口牛羊等。我们很有成就感。
小桥施工刚开始，一日，班中知青李立平（男，北京海淀区老初中生，在我团部教书后还过往密切，他励志苦读机械构造至今难忘），无意间从渠土中捡到一枚铜钱拿给我看。我也不认识，便写信问姥爷，后得知这是一枚汉代五铢钱，距今竟有两千多年，那一刻感觉好神奇。
1972年，文革后期恢复学术期刊，我便开始订阅与古钱币相关的《文物》《考古》杂志。内蒙兵团二师十五团一连向阳渠畔不经意捡起的这枚五铢钱，经姥爷“点化”，我的人生神奇地循着这条道一路走来，最终达成像姥爷那样，以古钱币学术研究为目标的夙愿。
一枚古币，再谢一连赐我的这宗宝！
从白脸书生到农垦战士，在这个意义上说，带给我们的不仅是苦难，也是“财富”。古人云：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对我而言，“大任”不“大任”说不上，心志更坚定，筋骨更强壮，体肤更健康，还真是有的。另一方面，由于长期过劳，不少人年纪轻轻伤了腰身，说不能动就不能动，年老以后尤甚。
我们对农业劳作有了亲身经历，最见不得浪费粮食。我从不歧视农民，现在只要农村来的打工仔，不管他是送快递，还是做保洁，我都不难为他们，有可能还多少照顾一下。让中国所有贫困的农村富起来，消灭城乡差别任重道远。能担当此任才是真正的“革命者”，也是中国共产党的初衷。
兵团实行部队编制，管理层和被管理层是人员关系的主要存在。管理层：现役军人、复转军人、原农场留用各级干部职工。被管理层：主力部队北京天津呼市等大城市来的“老三届”“知青”；大同兵团转来人员；原场留下的职工等。管理层与被管理层的矛盾随之产生，从始至终“剪不断理还乱”。
这种冲突最初是因为管理层的专横跋扈。实质就是“封建军阀作风”残余对部队的影响。团里有的连领导自称“老大”。他就敢集合全连队伍说“看是你们整我还是我整你们”。他手中挥舞的是一个战士写给北京军区的越级检举信，批评“老大”的专横作风，指其违背毛主席的教导。没想到这封信层层下转，最终转到“老大”手中。当然挨整的是“小兵”。这是“老三届”最反感的事情。“文革”中摘除了“笼头”的“老三届”，就像野马一样，横冲直撞，什么阵势没见过，现在凭几个军“老大”就想给我们勒上缰绳？没那么容易。如来与孙悟空的较量就此展开。例如：领导待人有亲有疏，对复转军人重用，不管能力大小，统统高知青一头；又如某些非人性的处事原则，知青家有急事，父母病逝等，以革命工作需要为名不给假期，有的知青连父母最后一面都见不到。这些做法，对知青伤害是普遍的。再如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女知青小丁的事最典型。她的日记里有些不满言论，被人偷看而且向连里汇报。先是连里领导找她谈话，说她的错误性质严重，还组织班里开会批判。小丁毕业于北京外语学校英语专业，她已能阅读英文书刊，口语交流无障碍。一气之下她用英语写日记，就放在明面。后来团部学校急需英语老师，小丁是不二人选。这难不倒领导，他们说小丁自开批判会以后大有改进，完全可以当老师。不就是改用英语写日记了吗！这台阶下的，还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变“欲加之功”亦“何患无辞”，转换无碍。领导层掌握着权力和资源的优势，大会小会说开就开，想点名就点名。一连的命运，恰恰就被这些最现实的负面因素所累，“注定”了走向不招人待见的一端。老三届们确实不是省油的灯，有自己的办法应对上面。相对其他连，一连的道法较深，闹得各级“老大”一个头两个大。换句话说，一连最不服管，猴崽子鬼主意多，还拿不住。
一连的“孙悟空”大多出自二排六班，像王金堂、张鸿任等，以他们形成一个游离于正统领导班子以外的知青核心，受到连里大多数人的支持，战友们受了委屈，或大事小情，都爱找他们谈。这种对抗，使一连在团里排名倒数第一，引起各级“老大”的注意，纷纷派出工作组，调查治理。一连在十五团也算青史留名也。
事情总是多方面的，兵团各级领导说：中央、北京军区和北京市，把上万“孩子”交到自己的手里，责任重大，千万不能出事。他们有句口头语“你们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们怎么向你们家长交待呀！”为了欢迎城里来的学生，连长指导员带领先头部队做足了功课。衣食住行都有周到安排。这是部队的优良传统，条件有限心思到了，我们感到了温暖。其实兵团各级领导管理着那么大的一个“家”也是不容易。他们的管理理念和方法也不是凭空而来，他们的“头儿”，“头儿”的“头儿”，往前倒几辈，就是这么传下来的，他们就是这么被管，所以也这么管我们，认为全是为我们好，何错有之？正是：
官兵安身一连地，
相依相斗是冤家。
与年轻挂钩的往往是闯祸、不安生、调皮捣蛋这些词语，然而我们自己却自信满满，天不怕地不怕，觉得真理站在我们一边，指点江山、挥斥方遒，革命者舍我其谁！一连一帮毛头小子，黄毛丫头，在“高压管理”“一言堂”的环境下，顽强而持久地展示了自己的斗争精神，初生牛犊莽撞出击。何振梁老先生说“坏人永远不知道好人有多好，好人也永远不知道坏人有多坏”。中国两千多年专制集权对国人的恶劣影响，这个“坏”有多深多广，可以说已经潜移默化、深深浸入社会和人的细胞，我们对这一点虽有看法，但并不了解水的深浅，并且相信党会支持我们。而占据各种资源优势的管理层，这个“坏”就像无形的一道助力，为他们助势，他们把一言堂说成是“民主集中”，把挟私打击说成是“批评与自我批评”，他们可以把他们的所作所为说成是“革命工作”，实际就是“拉大旗作虎皮，包着自己吓唬别人”，举例一二。
金堂兄首当其冲。
金堂兄的母亲病危，请假。连里不批，“革命需要留队”雷打不动。孝子金堂兄心急如焚，母亲啊，请等等我，子欲养而亲不待，亲不待呀！金堂兄仰面长叹。之后为奔丧“逃跑”回家，属于违反纪律背了个处分。
这还不算，金堂兄被认为是连部以外“影子核心”的台柱子，仅此一项就够他喝一壶的。为了在政治上能抓住金堂兄的“小辫子”，领导从他的家庭成分入手，展开外调，如果能查出个“5.16”分子什么的则大功告成，粉碎“非组织”小集团指日可得。这种“结论在先，再凑事实”的手段，在“文革”中很普遍。据金堂兄回忆，调查组曾上他的母校外调收集材料，无果而返。
无独有偶，我夫人曾安娜（团部学校老师）也是，因为对学生的管理引起家长的记恨，不幸，这个家长是“团老大”。老曾的父亲患肝癌晚期，发病突然，邻居大妈拍电报“父病危”。一个星期假都没批下来，老曾是个极守组织纪律的人，这时也晕了头，甚至想到逃跑。曾父是老红军（官位不高），论出身一点褶没有，老曾平时工作有口皆碑，就凭一句“革命需要”，不准假。岳父从发现癌症到去世只短短的四个月。老曾多次请假始得回京。岳父是苦出身，孤身一人无亲无故，育有一子一女，只有儿女加上岳母守护。岳母长住医院，儿子女儿一人一天轮流看护，外加处理一应事情，最后的日子，岳父说话无声，只见嘴动，只有丫头安娜能分辨老人家的意思，安娜看懂了，老人家说的是“丫头，等我病好了，咱们一家团团圆圆过日子”。
岳父住在北京军区总医院，一天院子大喇叭传来歌声《山丹丹开花红艳艳》，岳父露出无比向往的目光，喃喃道“又回到延安了”。1972年1月6日陈毅逝世，清晨哀乐阵阵，岳父伤心落泪。同年2月13日，腊月二十九，岳父与世长辞，享年才57岁。岳母受不了打击，病了，老曾不忍心归队，多次请求补假。不准，以超假论处。“团老大”牵头，一个干事出面（有人把别人传播的闲言碎语强安在老曾头上，正好扎了这个干事的肺窝子，于是偏听偏信的家伙记住了老曾），加上学校李校长（跟“团老大”同出大同兵团，属嫡系），召开了一个批判曾安娜超假全体教职工大会。会上李校长的拥趸两人见没人张嘴，有点冷场便先后说了几句，无非纪律性不强等等，然后真正冷场开始，屋里鸦雀无声，干事多次启发引导，仍然静悄悄，两个小时，再无一人开口，此时无声胜有声。会后马士鸢（男，北京师范老曾同学）代教导主任，在没人时偷偷告诉老曾，前几天他参加了一个调查会，某干事带校长召集老曾班学生（老曾从一年级带到四年级，一直是班主任），让学生说老曾的工作，有没有做什么不好的事，比如打骂学生，或者不认真上课等。“你还真行，愣是没有一个学生说你不好。连‘团老大’的女儿都说你好。孩子们发言挺逗，一口一个第一什么，第二什么，第三什么，清清楚楚。”老曾平时下的功夫，教孩子怎么把话说明白，一、二、三，把要说的事排好队再说，形成习惯。这回派上用场了。上边“从工作上抓包”当主攻无果，只好单打一，批“超假”。只为教育学生，遭这么严重的打击，出身正统“红五类”在和权力发声冲突时，也是一点用没有。
在权力面前，一切均以“上头”为准，没有一定之规。约一年后，“团老大”让人传话给小曾，说之前的“误会”解除了，什么原因我们至今不清楚。然后老曾入党。然后上面的戏文重演一遍，只不过这次是岳母患病，小舅子当兵在外地。老曾再次请假，还是一拖再拖不准假，非得让请假的人着了死急，患病的家人盼穿了双眼。
终于回京后，老曾有上次的教训，定时用书面形式发挂号信，给马士鸢转交组织，写思想汇报、寄党费，从没间断。之后就专心侍奉母亲，直到病情稳定。
上次，“团老大”一句话完事。这次可没那么容易，说什么也要给个党内处分。我家老曾看上去弱不经风，背地有人称她“林黛玉”，可是真惹毛了她，也够呛。她口才了得。当李校长说服她在处分书上签字时，老曾从父母参加革命的辛劳与忠诚开始，说到革命队伍的同志应该互相爱护互相帮助是毛主席的教导、组织上的优良传统，说到实事求是，现在不是战时，完全可以让兵团战士兼顾照料病重病危的父母，等等。李校长连话都答不上，只是逮着一句不撒嘴“你长期脱离组织，就是无组织无纪律，脱离组织半年应该按自动退党论，没让你退党已是轻罚了。”老曾回呛：“我按月向组织汇报母亲的病情、我的思想，按时交党费，有人证物证，怎么算脱党？”噎得李校长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老曾泪如雨下。我在旁边看得难过，从裤兜里掏出一方小毛巾，皱皱巴巴，已经看不出本色，老曾也不嫌弃，接过去。旁边的人差点笑出声来，赶紧憋回去。说到老曾的辩才，真是可圈可点。她回京分到法院工作，曾与转业军人“院老大”在全院大会上干了一架。“院老大”指着老曾的鼻子斥责“你为什么那么恨解放军”（实际上是指为什么不听他的话），老曾回答得也给劲，“我父母都是革命军人，我生在军队，长在军队，没有解放军就没有我家。我们一家人与解放军的感情最深不过。我只是反对你独断专行，我是担心你的错误影响解放军的威信。第二，您对我的指控不是事实，我请求组织成立调查组，予以调查。你说我犯自由主义，那么您呢，道听途说，立马召集全院会，您有权，想开会就开会，您是更大的自由主义。第三，把调查结果公布于众。如真有，我甘愿接受组织处分，如果查无此事，您在什么会上提出的，就在同样规模的会上给我平反。”
“院老大”气得直拍桌子，喝道“小小年纪你铁嘴钢牙，一句是一句还挺在理……”听得干警一头雾水，这是批呀还是夸呀？缩头伸头横竖一刀，干脆来个痛快的。为此老曾多当了六年助理法官。老曾的顶峰之作，是集领导领队教练于一身，在院领导和多方支持下，队员表现出色，为本院争得“北京市法院系统辩论会”冠军。别的法院都是领导挂帅，只有她们法院是“姨儿”带队，因为老曾只是个普通的法官。
第二次超假，团里打定主意处分老曾，老曾拒不签字。北京所在区知青办以“困退”为由，同意老曾回京，团里也拒不批准。当初老曾和我一样，放弃东城区学校的工作，执意来到兵团，父亲去世母亲病重，以“困退”形式回京，让她多有不甘，老曾是个真心实意“革命派”，不过组织对她的做法深深伤了她的心，她回团时把母亲托付给邻居阿姨，可人家还得上班。
走投无路，老曾找到父亲长征时一个班的老战友，通过他联系上兵团副司令。老爷子以视察工作为由，来到我们团。在团领导主办的接风宴上老爷子寒暄几句，话头一转说到“你们团有个老同志家的小鬼困退回京，怎么，有问题吗？”第一个 “团老大”立刻回答“没问题”！
事后老爷子对老曾说：“你这个小鬼也是拧头，回头认个错，给个台阶就行了”。李校长以支部名义，要求老曾在处分书上签字，意思是让她背个处分回京。老曾在那张纸上写了几句话，大意是超假事出有因，实属不得已，批评即可，不同意给处分，签字。跟没签一样，不过老曾在会上以“认错”为由，重复了上面的意思，过关。一周后回京。十天后，就分到区法院工作。要么说“走后门”比走前门畅快，悲哀！李校长也是执着，想让支部通过盖章，把处分书寄给法院，这次支部否决，人都走了，组织关系也不在，你无权处分。
“牛犊子们”被“老虎”收拾得一楞一楞的，难道这就是革命队伍？跟我们在书里电影里看到的一点都不一样。各种“不自在”，把牛犊子们折磨得火冒三丈，也无可奈何，于是近乎恶作剧，或者干脆说就是恶作剧便冒出来。牛犊子花样气死老虎一个接一个，老虎也是苦不堪言。如前所述，在“影子核心”的“努力”下，一连“老大”多想拿冠军，也只能吞下倒数第一的苦果。当然这不是恶作剧，而是严肃的正剧。
内蒙古知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