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卌年 | 李敬章：半工半读念大学，解决了养家糊口的难题

关注本号☞ 新三届 2023-05-27

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

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


作者简历

李敬章，1946年出生于河南省巩义市回郭镇向阳村，1954年上学，1966年毕业于巩义市第二高级中学高三。1968年回乡务农，当过民办教师，社办厂工人。1977年参加高考，考上开封师范专科学校（现在并入河南大学）。毕业后在巩县二中任教，1986年调入回郭镇政府，任回郭镇政府副镇长。2006年退休。
原题
半工半读念大学



作者：李敬章
                     
   
上大学一直是我的梦想。1966年开始的革命运动改变了我们的命运，使上大学成了梦想。1977年12月全国举行了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次高考，我参加了考试，并考上了大学，当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时，激动的心情难于言表，我终于圆了大学梦。

可是我的大学生涯并不容易，考上大学时我已经30岁结婚6年了，老婆孩子一家四口人，养家糊口的担子很重。一方面要读大学，另一方面还要养家糊口。我的大学是靠半工半读，勤工俭学念完的。

半工半读念大学的生活，忙碌而快乐，使人终生难忘。

一，大学通知书
  
1977年10月21日报纸上公布了恢复高考的消息时，我远在上海，参加化工部举办的“上海化工大全国铬盐班”学习，还是请假回来报了名。

1977年12月8日是河南省高考考试时间，学习班还没有结束，我提前返回，赶回来参加高考考试。12月7日晚上11点到家，第二天就匆忙上阵。由于是11年来第一次高考，积压的学生多，全省的参加考试的学生有70多万人。考生多，考试的组织任务太重，评卷、汇总每个考生的分数，花费的时间也就长，加上还要过元旦、春节两个节日，三个多月才完成阅卷、总分、体检、政审等程序，1978年3月开始发放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我当时在工厂里搞技术工作，我希望在理工科方面继续深造，因此报考的志愿都是工科院校。第一志愿：北京化工学院、第二志愿：华中工学院、第三志愿：郑州工学院。

三月底，教育局办公室主任白本聪老师把电话打到厂里找我，办公室的值班人员找不到我，就组织人在厂内到处找。当时我在煅烧车间处理事故。身穿工作服，满身灰土正在大转窑后部的三层楼上，修理转窑的喂料机。生产科的调度得知办公室找我的事，派锻烧车间的车间主任，跑到三楼告诉我有电话。我只好交待其他工人接着干，从锻烧车间往办公室跑去。

我接住电话，白老师讲：“你的电话真难要啊，我要了几次了，要么是没人接电话，要么就是找不着你，今天谢天谢地，总算是你自己接电话了。”

白老师继续讲：“今天要电话就是要和你说高考的事情，省招办来电话，说你高考志愿填报的全是工科院校，而“同意不同意调节”这一栏你没有填写，只好电话征求你的意见。就是如果你报的工科院校不能录取，你是否同意调节到其他院校、其他专业，譬如师范院校。我给你要电话，就是征求你的意见，问你同意还是不同意调节。”

听了白老师的话，我思考着要不要同意，同意了就意味着可能改行。我迟疑了一会，没有立即回答，白老师接着又以老大姐的口气批评到：“你知道吗？今年河南省参加高考的有70多万人，而录取人数却不足7000人，录取比例不到1%，那可真是百里挑一，能考上就非常不容易了，像你们老三届这批回乡知青，现在已经30多岁了，还在农村，没有正经工作。对你们来说，只要能把农业户口换成非农业户口就就很不错了，还挑什么学校？挑什么专业？你原来不就是当过教师的吗？我看师范院校就可以，机会难得，有什么可犹豫的？”

我说：“好吧，就按你说的办，你回答省高招办吧，我同意调节。”

白老师讲：“咳！你们这些人呐，怎么说你们好呢！我接住省高招办的电话，就回答过同意调节了，如果等找到你，再回答恐怕黄花菜早都凉了。现在只是打个招呼给你说一下。”

其实，白老师之所以敢那样回答省高招办，敢于替我当家，敢于那样批评我，是因为早在十年前文化革命初期我们已经认识。她原来是教师，后调到教育局工作。我回乡后当教师七八年。在教育系统也和她打交道，都称呼她白老师。她非常了解我们“老三届”，是非常同情我们“老三届”的，同情这些因文革没有考大学，全都回乡的学生们的，现在有了上大学的机会她不想让我们错过。

白老师打电话替省高招办征求意见，使我意识到我有可能被大学录取，我的大学梦可能要实现了。本来我急需要到广州出差，去广州无机盐厂考察“”电解法处理硫酸氢钠”工艺，由于等高招的通知，我一直不敢成行。白老师的电话，使我估计到考上大学是有希望了，就立即往广州出差了。

出差一星期，4月10日我从广州回到厂里，第二天接到大学的录取通知书，被开封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录取。拿着通知书我真是“百感交集，感概万千”。这迟到十一年的 大学录取通知书 你终于来了！

回想十一年前的1966年，高中毕业填报自愿时，年轻气盛的我，志向是何等的高远，心胸何等的激情豪迈！“将来我要当工程师、科学家！”我的大学志愿标准是：学校必须是国家名牌大学，学校所在的城市必须是北京，其他免谈。

时过十一年后的1977年，在家务农的我，有老婆孩子一家子，三十多岁了还没有确定职业的我，现在是何等的底气不足。

不再奢望北京的大学，不再去想大城市的学校，连省内的小城市开封的大学也上。不再要求工科专业，什么专业都可以。不再去计较什么大学的牌子，也不去强调理工科专业了。那时是何等的豪情万丈！现在是何等的随遇而安！何等的现实。

那时我刚刚二十岁，现在我已经三十出头。那时我是热血青年一个，随时为革命理想奋勇前进，现在是老婆孩子一家四口人，不断为养家糊口捉襟见肘！时过境迁，造化弄人，是什么使我们的命运改变如此？咳，只有天知道。

但是，不管怎么说，我的“大学梦”还是实现了，尽管他晚来了十一年。尽管不能上工科院校实现我科学家、工程师的梦想，尽管只能去读师范当人民教师。尽管考试分数比人家高一百多分也不让读本科。尽管只是一个不入流的师范学校。尽管我感到憋屈、心有不甘。但是，毕竟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我拿到手里了。

我考上了大学，这个消息很快传遍了全厂，引起了厂内厂外所有熟悉的人们的羡慕和议论。

二，两难选择

当我高高兴兴的回家，把大学的通知书交给妻子时，妻子一下子哭了起来，搞得我手足无措，满头雾水。她一个劲地哭，劝都劝不住，哭了十几分钟，停止哭声。

我问：“这是高兴事，你哭什么哭？”

她说：“不错，是高兴事，但是你想过没有，你去上学，俩个孩子，女儿5岁，儿子不到2岁，你上学没有收入还得花钱，家里的日子怎么过？我一个女人家在生产队里干农活，一天累死累活，也只是几角钱的收入，这一点点的收入，怎么养活一家四口人？怎么供你上学？怎么支撑起这个家？”

她的一席话使我楞到了那里。我只顾高兴自己实现了“大学梦”，可是现实的问题我怎么没去想，这个简单的账怎么没去算？

现在的“我”已经不是十一年前的那个“我”了，那时我不到20岁，上有父母还有姐姐哥哥，家里什么都不用我考虑。在学校读书尽管艰难困苦，自己是一个标准的，什么都不用考虑的“单身汉”。那时候上靠父母，中有兄弟姊妹，自己是一个被人养活的青年。现在呢？已经是三十多岁拖家带口的人了，老婆孩子四口人都要靠我养活。我去上学没有收入还得花钱，一家四口人，怎么生活？这个问题怎么解决？不解决好你能上学吗？妻子的哭声，警醒了我，使我开始思考解决问题的办法。眼前的现实告诉我，这个问题解决不好，“大学梦”是没法圆的，考上了大学也可能上不成！

这时，我考上大学的消息，也在厂里传开了。工人们在议论：没见老李去复习也没见他去考试，怎么就考上了大学？厂里的杨X那样高调的参加高考，以为自己是“老三届”高中生，考大学是手到擒来，那样的整天拿着书本高调的复习，那样好为人师地辅导别人，那样志在必得，那样的把握十足，怎么没见他的大学录取通知书？

 厂里的领导们开始找我谈话，不同意我去上大学。

书记杨庆臣是坚决不同意我去上大学。给我讲了很多大道理。他本身是省级“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经常参加各地的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讲用会，嘴非常能讲。他从无产阶级革命大形势、从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理论、从斗私批修、“先大家，后小家”的革命思想、从“立足回二化，放眼全世界”的精神境界等等大道理上讲开，得出的结论就是在哪里都是“干革命”，上不上大学都可以。厂里需要你，就不应该去上大学，而应该留在厂里抓革命、促生产。他很想说服我，打消上大学的念头。我听了很是感动，也很是佩服他的“理论水平”。但是，我没有表态。

厂长赵保才是真诚的挽留，希望我能正确的处理上大学和留在厂里这个事情。情真意切的希望我认真的考虑。

厂里同级别的几个同事，不同的人，对我上学的态度各不相同。

政工科长赵书浩，非常真诚，热情挽留，表示尊重我的选择，“要走欢送，要留欢迎”。供销科长闫振六，坚决主张上学去，只有上学才有出路，只有上学才能跟上形势的发展。他不愧是走南闯北的“大采购员”，看问题，有眼光，分析问题，入木三分。

我的几个部下——生产科的三个调度及几个技术员，态度又不一样。

罗新民、孙志超等都舍不得我离开，从搁伙气的角度考虑，不想让我走。不想让我去上学。但是从长远考虑，又不愿意耽误我的前程，希望我能跳出“农门”，展翅高飞。

面对厂里各方面的意见，面对家里的实际问题，我就像朝阳沟里的银环，“走也不是、留也不是”，处于两难的抉择。

公社领导听到了我考上大学的消息。办公室通知我到公社大院去，书记刘志刚，工业副书记王兴元要见我。

刘书记讲，你能考上大学，说明你的水平不低，为我们公社有这样的人才感到高兴。但是，根据二化目前的情况还真离不开你，希望你以大局为重，舍己为公不要去上学了。上学也只是解决你的身份、户口问题，我们党委研究过了，如果你不去上学，继续留在厂里工作，以后公社有农转非和提干的指标优先解决你的问题。

王书记也是热情的挽留我，许了不少愿。面对领导，我没法表态，我只好模糊的回答：“让我回去好好考虑考虑。”

通知书上要求的报到时间是4月20—23日，并注明“逾期不报到者，取消录取资格”。回郭镇公社接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的，还有我的同学邵金德、刘铁良、孙春雨三个人，我们的是被同一个学校录取的。他们都兴高采烈地准备20日去报到。

刘铁良、孙春雨两人这些年都在巩县第三高中教书，都是民办教师，一个教高中数学。一个教高中物理，上师范院校也是理想的。他们兴高采烈，脸上写满了满足。像他们这些年一直在学校教学，知识基本没有忘记，十几年教高中使知识更加扎实，他们考上大学问题不是很大。

而邵金德就和他们两个不一样，邵金德一直在农村，长期不接触书本，十几年前学的知识恐怕早已还给老师了，他能考上大学，难度确实很大。邵金德在回郭镇铸造厂当工人，干的是最重、最脏、最累的翻砂工、炉前工，十几年下来知识忘得都差不多了，高考前没有整工夫进行复习，能考上大学确实是不容易。

他们约我同行，可是我没办法和他们同行，因为我的情况使我拿不定主意，下不了决心，到底能不能上学，去不去上学，还没有最后决定，我的思想还在犹豫。

正好这时上海浦江化工厂的丁毅工程师一行两人来郑州参加会议，我听到消息后很是高兴，这是一个好机会。丁工是上海浦江化工厂的总工程师，他写作了我国铬盐行业唯一的技术专著，是全国铬盐行业的技术权威。我第一次接触丁工，是1975年二化的建厂前的考察，他为人谦虚，知识渊博，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二化建成投产后，我每年都要参加化工部科技司都要召开全国铬盐行业技术交流会议，会上和丁工每年都会见面。对铬盐的工艺，设备，化验，三废处理等各方面的技术他的造诣很深。尤其是处理生产中出现的各种疑难杂症，他都有独到的办法。我一直想请他来我们厂给以指导，可惜一直没机会。现在他来到了郑州市，机会难得，在我的盛情邀请下丁工决定，在会议结束后到我们厂里来。对于丁工的到来，我准备热情的接待，认真请教。我准备让他给我们的技术员们上上课，提高一下我们的技术水平。

4月21日丁工两人来到厂里，丁工看了我们的生产线，对我们的工艺提出了几条宝贵的建议。我组织全厂的技术人员、车间主任、班组长和丁工进行座谈，请丁工给他们了讲课，大家受益匪浅。杨书记，赵厂长招待了丁工，并进行了交流。丁工还对厂里生产技术、管理上提出了很多很好的建议。

22日丁工返回上海，一路向东路过开封。我去送行打算借此机会去躺开封，去我要报到的学校看看，了解一下情况。我买了到开封的车票，送丁工一块上了火车，火车开动了我也不下火车，一直把丁工送到开封站，才和他再见。丁工为我的热情而感动。他哪里知道是他的来访帮了我一个大忙，使我能有一个合理的借口，公开的名义，堂而皇之的，到学校里去了解情况。

22日正是学生报到的高峰时段，学校里面，人来人往，热闹非凡，张灯结彩像过节日一样，热烈欢迎新生到来。前来报到的学生非常多，大家拿着行李，排队办理入学手续；已经报到后安顿下来的学生，都自觉的打扫卫生，收拾校园。

 我找到前天来报到的邵金德等同学，他们已经安顿下来了。在收拾教室，打扫卫生，摆放桌椅，有的在帮助新来的同学报到。听说我来到学校，几个同学都跑了出来。同学中还有王英民老大哥，是在二中读书时比我高一届的老同学。1965年他参加高考，因某种特殊的原因没被大学录取，这次也参加了高考，考上了这所学校。

他们热情的出来迎接我，准备帮我办理报到手续。我告诉同学们：

“今天我是来看看，不是来报到的，究竟来不来上学，还没有最后拿定注意。”

当大家听说我不是来报到的，还在犹豫，还没有最后决定上不上时，都感到非常奇怪。刘铁良说：“我和你的情况不是一个样吗？都是一家老小三四口人要靠我们一个人养活，我怎么能出的来上学，你怎么就出不来？”

孙春雨说：“要说家庭负担大，你能和王英民老兄比吗？王英民老哥有三个小孩，全家五口人，全靠他一个人，他比我们的负担都大，他都能出来上学，你为什么不能？”

 邵金德毫不客气的讲：“上大学是你穿草鞋和穿皮鞋的分界线，考上了大学不来上，放着皮鞋不穿偏要穿草鞋，怎么说你好呢？真是个标准的傻瓜！”

老同学都不客气，有的劝说，有的说风凉话。大家一个共同的观点“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希望我不要错失机会，要我抓紧时间来校报到。

我也不和他们争论，也不和他们计较。这几个同学之中我和邵金德的关系较近，让其他几个人都忙自己的事去，让邵金德同学一个人陪我前去见见班主任。和邵金德同学商定的意见是：在班主任面前，可不能说我不来上学，就说我有事，这几天没办法来报道，先来请一个假，事情办完立即来报到，请老师比准。

班主任姓吴，是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教师，前几年推荐上学的工农兵学员，毕业后留校。一般来说，选一些优秀的学生毕业后留校，充当班级管理员，这是高校通用的办法。吴老师非常热情的接待了我们，我给吴老师讲了自己的情况。

最后说：“因为厂里有紧急事情，一时脱不开身，今天来没有带齐入学手续，估计要晚几天，把厂里的急事处理完，才能来报到，我今天是专门来请个假，请老师比准。”

吴老师讲：“你说的情况我知道了，我先给学校汇报一下，延长一下你的报到时间，你要抓紧时间办齐手续，早点来报到。”

回到厂里，我还是犹豫不决。去上学没有收入一家大小四口人的生计怎么办？不去上学，圆不了“大学梦”我的心不甘！正在犹豫时，生产上出了问题。调度找到我，拉我到煅烧车间看现场。晚上九点多钟，煅烧车间回转窑外皮钢板发红，看的非常清楚。车间主任说：“前几天隐隐约约地看到窑皮暗暗发红，今天红窑面积特别大，时间特别长。”

回转窑高温段，窑外钢板很大一块面积温度特别高，在夜间夜色下看到是红色的。这在回转窑的各种事故中叫“红窑”。是个非常严重的事故。这是回转窑高温段耐火砖烧损严重，耐火砖厚度太薄造成的。一般在耐火砖使用1年左右会出现这种事故。屈指算来从去年三月底点火试车到现在已经一年多了，加上我们这里经常压电停窑，热热冷冷造成耐火砖烧损严重是肯定的。出现这种情况应该立即停火，组织人员定时转动窑体，待回转窑冷却后根据转窑的情况考虑处理办法。一般情况下的处理办法是把高温段烧的比较薄的耐火砖打掉，重新砌筑耐火砖。

晚上厂里书记、厂长都不在厂里，我是生产科长，是当时在厂里的最高领导，我有权做决定紧急处置办法。我立即下令：停止生产，按操作规程要求进行盘窑，防止转窑变形，让转窑慢慢冷却下来。第二天汇报书记、厂长，按程序进入转窑维修。

转窑出现了问题，全厂的生产停了下来，这是厂里的大事情，作为生产科长我只好放下一切，全力投入抢修回转窑的工作中。
 
4月26日，县常委扩大会召开，研究全县开展对“四人帮”的“揭、批、查”的运动，布置各公社进行“揭、批、查”工作。公社党委召开会议，安排各单位开展运动，公社党委、政府机关也同时开展“揭、批、查”的运动。粉碎“四人帮”一年多了，揭批“四人帮”的运动深入到最基层了。

根据县委，公社党委的统一部署，回郭镇二化也展开“揭、批、查”运动， 5月1日厂里书记、厂长研究工作，为了”运动”“生产”两不误决定：一方面厂党支部五位成员和厂里的党员脱产集中搞运动。另一方面以生产科科长为主，加上调度和生产科全体人员，领导生产线上的车间主任和工人，集中精力搞好生产线的检修工作。

我召开生产调度会，安排全厂生产线的检修工作，尤其是把回转炉的换耐火砖的工作，作为这次检修工作的重中之重，集中一切力量优先保证，昼夜不停三班作业，打掉旧耐火砖换砌新砖，争取二十天时间完成任务。

 我暂时“放下了上不上学的纠结”全力组织检修，尤其是转窑的换砖工作……到5月18日下午四时，白班和小夜班交接时只剩下四圈，估计到晚上12时，换耐火砖的工作就可全部结束了，比原计划提前三天完工，当时我的心情轻松了很多。

我不是党员没有参加过党内的会议，我也很好奇想去了解一下“揭、批、查”运动是如何进行的。我走进了会场，看看是如何进行“揭、批、查的，听一下领导同志是怎样进行揭发、批判和自我检查的。参加会的党员们很是欢迎我的到来，书记厂长也同意我参加一下会议。从下午四点到六点钟，我在会场呆了两个来小时，听了几位领导、党员的揭发、批判和自我检查。

二化党支部和党员的“揭批查”会议上干部党员的言行使我吃惊！使我震撼！在会场的所见所闻给我的刺激是没法形容的。这次的刺激，不亚于去年11月份，指挥长李和信同志组织的会议。那次，面对几个人的气势汹汹，磨刀霍霍，寻衅发难，争权夺利，我还傻乎乎的的在那里瓣着指头算工程量。李指挥长称我是“书呆子”。这次我更“书呆子”。

厂领导们所谓的“揭、批、查”是相互之间的勾心斗角，为了一张戏票、一顿饭、一针青霉素、一间办公室、等等的鸡毛琐事去争，去互相闹意见，甚至反目成仇，誓不两立。在党的整风会上争争吵吵，怒目相向。难道这就是从上到下的对四人帮的批判？这就是我们共产党的基层组织？

为了厂里的利益，我推迟上大学的时间，甚至考虑着不去上大学。我在不断地盘算着，影响厂子命运的三废处理还没有动手，产量没有达到设计能力，生产成本还太高，完不成化工部下达的生产任务，等等厂里的大问题。

而作为厂领导在做什么？回郭镇第二化工厂还是一个没有完全建成的化工厂，还有很多影响厂子命运的大事要办。他们不去考虑，不去解决，不去抓这一系列的大问题，难道这就是二化的领导核心——党支部？我们的二化前途会如何？

只有我一个人去忧心有用吗？我又何必呢？这一刺激使我清醒了，我上大学的决心下定了，没有什么可犹豫了，“我上学去，让他们在那里折腾吧！”

三， 厂长追到学校

5月20日，厂里按程序开始烘转窑，点火，步入生产模式。我在家休息，和妻子坐下来好好的分析了各种情况，做通了她的思想工作，也计划了我去上学后家里日子的过法。然后拿出大学录取通知书，去把上学所需的各种手续——户口关系，粮食关系全办完了。

5月21日，我去和公社刘志刚书记告别，可惜公社正在进行“揭、批、查”运动，刘书记已被停职，正在写检查，不让见外人。公社原党委的成员，全部停职做检查，以待查清情况，进行处理。

听说王兴元副书记病了，我来到他的家，一来探病，二来告别。只见王副书记躺在床上，打着吊针，头上附着湿毛巾在降温。他爱人告诉我，从“揭、批、查”运动开始，他被停职一回到家就病到了，头昏脑涨，恶心呕吐，高烧不退，躺在斌床上已经几天了。

我来到他的屋里，他连忙挣扎着要起来，我连忙上前按住他不让起来。说了一些问候的话后，告诉他我准备去上大学去。

他说：“形势都变成什么样子了，你还不快点上学去，还等什么？”

听了他的话我心里五味杂陈：“是的，同样是上学这件事，一个月前，你们在台上时是怎么说的，现在你们被停职了，又是怎么说的？这就是社会吗？这就是世事吗？看来不管你位置多高，不管你是干什么的，人性这东西大家都是想通的。”我好像有点什么感觉了。

临上学走，我有专门去送他一本《第三帝国兴亡史》，让他养病时看看，让他理解一下什么是政治。据说，我走后第二天他就起来了，什么病也没有了。

5月22日，来到厂里。厂里的工作一切如旧，“揭、批、查”还在进行，生产正常运行。在办公室先翻看这两天的生产报表，再听取调度们对这两天工作地汇报，又到生产线上巡视一周，解决一下这两天出现的问，忙碌了一上午。

下午找供销科科长闫振六商量上学的事，为什么找闫科长，一是因为厂里只有他是坚决支持我去上学的，有共同语言。二是他走南闯比、见多识广、遇到难题办法多。

“现在就遇到了难题，上学报到的时间，已经过去一个多月了，尽管报到期内我去学校口头请过假，可是现在时间已经过了一个月了，现在我去报到，学校还收我吗？如果不收该怎么办？”我说了我的担心。

闫科长讲：“根据当前的形势看，尽管时间过去一个月了，估计现在去报到问题还不大。因为，这是文革后第一次高考，各种情况都比较特殊，没办法按常规进行，大可不必担心。‘车到山前自有路’，咱们先到学校看情况再说。”

 我俩商定，第二天由他和供销科孙丙午、贺占营两位业务员一块送我去学校，人多好办事。为什么要去三个人呢？因为他们三个第二天都要出差，正好一路同行。

我们商定，去上学的事，悄悄进行，只有他们三个知道，不告诉任何人，不想惊动任何人。

我们商定，共同乘坐明天早8点到县城的公交车，我从回郭镇上车，他们三人在二化门口上车，闫科长还学着电影里的台词：“悄悄的离去，打枪的不要”开起了玩笑。

然后，我悄悄地把厂里的东西收拾了一下，被褥捆扎停当，衣物叠好装包，放到严科长的办公室，准备第二天就由他们三个带着上车。

闫科长手边有一部照相机，我们在厂里照了几张照片，以示留念吧。上边是我在厂办公楼顶，以浸取车间、酸化车间、大气冷凝器、水塔烟囱为背景的照片。


1978年5月23日上午，我在回郭镇汽车站登上了开往巩县县城的公交车，按约定闫振六等三人拿着我的行李，在二化门口乘上了同一辆公交车。我们神不知鬼不觉地离开了二化，到县城转乘向东的火车直到开封火车站。

我们四人从开封火车站直奔开封师范专科学校。担心错过报到时间一个多月了学校不收，路上我们设想了各种可能遇到的情况，研究应对的办法。闫科长说：“你只管放心，山人自有办法，让你安安全全顺顺利利报上到，而且我还能让学校的主要领导来接待我们，直接办理入学手续。”我对能否报上到忧心忡忡，对闫科长的话半信半疑。

闫振六科长把搞业务经常用的办法拿了过来。他们三个人分了工，他扮演厂党支部书记，孙丙午扮演厂革委会主任，贺占营扮演厂办公室主任。到学校后由何占营同志出面联络，来到学校办公室，学校的党委书记、校长、后请部长接待我们。闫科长以厂党支部书记的身份、孙炳五同志以厂革委会主任的身份和学校领导们见面。

寒暄过后，闫振六同志以书记的身份周吴郑王地向学校党委书记、校长、后勤部长介绍情况，说明没有按时报道的原因，他说：“李敬章同志是我们厂的生产科长，总调度，又是总工程师。因为厂里突发情况，回转窑出事故被迫停产。他要指挥处理事故，组织重新砌回转窑的耐火砖，恢复生产，因而耽误的没能按时报到。现在生产恢复了，我们厂党支部书记，革委会主任和办公室主任，亲自送他前来报到，请学校谅解。”

学校党委书记对厂党支部书记等厂领导亲自送学生到学校表示热烈欢迎，他说：“文革后恢复高考，学校第一次招生，出现这种情况很正常，好多同学在单位都担任着职务，一时离不开报到晚一些学校能理解，开学一个月来，有相当一部分同学都是这种情况，报道的晚一些，到学校晚拉下一些课程，到校后要积极补课，尽快赶上。”

让通知学校后勤部直接办理入学手续，通知班主任，把我直接领到班里，没费什么周折完成了入学手续。事情的发展正如闫科长所预料的。

二化办公楼前合影，从左到右：孙丙午、罗新民、闫振六、作者、马申、孙志超

我顺利报到入学了，先来的几个老同学，一下课都跑来欢迎。安顿下来后，闫振六科长三人就和我告别，分别踏上出差的征途：贺占营要去湖南湘潭铁合金厂，闫振六科长要去省化工厅，他们两个都需重返回郑州，只有孙丙午同志的目的地是上海，他一路向东。

我离开二化去上大学的消息，当天就在厂里传开了。因为闫科长他们三个拿着行李在二化门口上公交车时，遇到了几个二化的工人，闫科长有意识的告诉了他们。

当得知我已去上学后，书记老杨，革委会主任老赵慌了手脚，急忙向公社工业办公室报告，工业办公室又报告了公社党委主持工作的蔡士杰书记。公社机关镇在开展“揭批查”运动，原来的书记管委会主任都被停职，县委指定由一直挂职副书记的农民书记蔡士杰主持回郭镇公社的工作。蔡书记立即指示工办室的李主任和厂里的杨书记，要他们两人务必亲自到学校请我回去，由他亲自和我谈话，他要亲自做我的思想工作，要我放弃上学，继续在厂里工作，他很自信能做通这个工作。

我到校后的第三天，公社工业办公室的李和信主任和二化的党支部书记杨庆臣赶到学校。两位领导亲自跑到学校来请我回去，对于领导的盛情，我没法拒绝，我立即向学校请了假和他们一块回来复命。

第二天早上8点半我来到公社工业办公室，二化的杨书记已经到了。和李主任、杨书记我们三人来到公社蔡书记的办公室，和蔡书记见了面。蔡书记是我们回郭镇公社清中大队的老支书，土改时期的老农民干部，五十年代的劳动模范，资格老，威望高。成立人民公社以来就一直兼任着回郭镇公社副书记，只是一直没在公社办公，以清中大队事情为主。这次揭、批、查运动，公社党委的主要干部都因执行“四人帮”路线被停职，上级指定由他来主持回郭镇的工作了。蔡书记五大三粗，纽黑的脸庞，朴素的着装，忠厚的性格，带着老干部的精明，也流露出农民的狡黠。

寒暄过后，蔡书记就直奔主题说：“你是二化建厂的功臣，回郭镇的宝贝，也算是革命干部，革命干部像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你是二化的工程师，厂里需要你，我相信你能以大局为重，牺牲小我，顾全大我，不去上学，继续留在厂里干革命。”

蔡书记把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讲演那一套搬出来对我进行说教：“什么知识越多越反动，去上大学，学那么多知识有什么用，还不胜留在厂里，实践出真知。”“去上什么大学，不上大学照样干革命”。

“你就在我们二化这个战场，战天斗地干革命，照样可以为人民服务，照样可以做出非凡的成绩。”

蔡书记滔滔不绝的讲了一通，净是这些文革中人们挂在嘴上的假、大、空政治口号，以此来教育我，想说服我放弃去上大学的念头。他以为这些政治说教已经打动了我，我会欣然接受他的教育，不去上学了。然后就要我表态。

我沉默一会开始说话。 我说：“我对二化是有感情的，别人有没有，我不知道，但是，我是有的。我舍不得二化，舍不得这两年和我朝夕相处的同志们，舍不得我为之操心费力的每一个车间，每一台机器。可是，机会难得，我是去上学，去学习更多的知识，为革命学习更大的本领，将来学成我可以回来，为我们公社做更大的贡献。所以我的意见是：还是去上学吧。至于厂里的技术问题，我是厂里培养出来的，我有责任负责到底。只要厂里需要，一个电报，我立即回来，就像我在厂里工作时一样。”

 蔡书记用手揉着双眼，懵懵懂懂的说：“你讲完了？好，好，就照你说的办，就照你说的办......”

面对这样尴尬的场面，李主任反应很快，立即把蔡书记的话接过来说：“柴书记已经表态，你说的办法可行，你想上学就去上学，厂里的技术问题你还负责，两不耽误。以后厂里生产中、技术上出现了的问题就给你发电报，你接住电报就立即回来。你放心，来往的路费厂里给你报销；你在厂里工作期间的工资，照样发放。将来毕业了，我们公社领导设法把你要到回郭镇，继续负责二化技术工作。”

李主任的一席话，记替蔡书记解除了尴尬，又给我送来了天大的利益，不愧是回郭镇公社解决难题的高手。

蔡书记接着说：“你既然不听公社的意见，不愿留下来，坚持要去上学，你那就去上学吧，不过二化这头你也不能丢下，二化的技术问题你还得负责。李主任说的法是个好法，就找李主任说的办法办。”

蔡书记一锤定音，把事情确定了下来。

杨书记毫不犹豫的接着表示：“可以，就这样定了，你该上学就上学，生产中出现解决不了的问题给你发电报，你接住电报就回来。你放心好了，我代表厂里表示：厂里你的办公室还是你的办公室，来往的路费厂里报销，工作期间的工资照发。”

没想到，这次回来收获这样大。对厂里来说，解决了技术没人管的难题。对我来说解决了我上学期间的养家糊口问题。双赢，解决了两方面的难题。

从此开始了我的“勤工俭学念大学”的生活。

四，考试成绩还不差

我们学校这一届共招收十二班学生，每班四十来个人共480人。其中中等专科8个班，大学专科4个班，大学专科分为英语专业、语文专业、数学专业、物理专业和化学专业，我选择学习化学专业。

由于化学专业人数太少，学校把物理专业和化学专业的学生放在一块组成一个班，班主任还是同一个老师，我们班共42人，男生40人，女生2名。大年龄的（25岁以上）学生占三十多人，其中化学专业16人，物理专业26人。大一时不分班，共同学习基础课：高等数学、高等物理学，无机化学、政治经济学、心理学等。大二开始分专业上课。所以我们又叫理化班。先前来报到的我的高中同学孙春雨、邵金德、王英民、刘铁良都是物理专业。

我是化学专业。按理说我应该选择物理专业的，我喜爱物理而且物理成绩也特别好，从初中到高中我一直都担任物理课代表，可是我却选择了化学专业，选择化学专业的原因有两个，一个是这几年时间我一直在化工厂工作，在化工厂当工程师，对化学方面的知识接触的多一些；第二个原因是1977年我参加化工部举办的“铬盐学习班”，在上海“七·二一工人大学”学习时，基本上自学了大学化学专业的课程，选学化学专业，在以后的学习中相对的要轻松一些。

我到学校报到得晚，就被安排在教室最后一排，一人一张桌子。宿舍里我住上舖。

我们是恢复高考的第一届，学校在文化革命的大环境下，已经荒废了很长时间了，一下子招收这么多学生，各种条件都不完备，不管是办学条件还是生活条件都比较差，都在恢复之中。学校的办公条件，老师的办公教学条件，学生的教室，实验室，宿舍都年久失修有点破旧，连学校的大门也就是破烂的。但是学校里的师生精神面貌却非常奋发向上，非常正能量。由于恢复高考是国家在1977年10月份才最后决定，12月份就组织考试，加上积压了十几年考生人数又多，时间太紧，考生太多，考试、批卷，体检、录取任务太重，新生开学大都在三、四月份，七月初就要放暑假，这一学期时间特别短只有两个月左右。

学校从四月二十三号开学到现在，已经上课一个多月了，6月初要进行期中考。我五月二十三日报到，26日又和追来的李主任杨书记回去了一趟，真正上课已经是5月28日以后的时间，没上过几节课，也只好提笔参战参加其中考试。

高等数学这一个多月讲的是解析几何部分，化学学的是无机化学，这两门功课我基本上熟悉，尽管没有上课，考试又是仓促上阵，但是考试成绩都还不错，和其他同学相比，没什么差距，处于中上等水平。

主要是高等物理课，学是理论力学，这是物理中最难的部分，纯理论知识，抽象、虚无缥缈、难于理解。计算更难，要做空间受力分析，还牵涉到数学基础，学生们普遍感到非常难。尤其是年纪小的学生，中学物理基础知识不扎实，数学基础知识薄弱，更感到难上加难。高等物理全班考的都不理想，60%的同学成绩不及格，80分以上的成绩也没几个，只有一个100分。消息传出，同学们都在打听那个考了满分的同学是谁。

考完试讲评时老师讲：“通过考试暴露出很多问题，我们是理化班，按理说物理应该是我们的专长，是我们的强项，可是正好相反，这次考试物理大部分都不及格，反映出我们的物理基础太差。化学专业的还有说词，物理专业的就没有理由了。这次考试，全班仅有一个100分，可惜还不是物理专业的。你们说怪不怪？”

物理老师在讲评时点出这个100分是化学专业的我，说不学物理专业有点可惜了，并表扬了我。同学们都感到奇怪：他来得最晚，压根就没有上几天课，他怎么会考100分？大家都感到很难的理论力学，他考试倒拿了个满分，真是不可思议。邵金德同学讲，你们不了解他，他从初中到高中，都是物理课代表，他的物理知识非常扎实，他考100分很正常。

邵金德同学说的不错，只是说对了一半，在初中、高中我一直是物理课代表，物理基础扎实，这是事实，但是大学的物理比中学的物理知识要深得多，大家已经开学一多月，学习上课时间也有一个月了，我晚到学校1个多月，我并没有学习，仅指望中学那一点物理基础知识能行吗？根本不行！为什么理论力学难不倒我呢？实际是实际工作中逼出来的。在筹建二化的设计阶段，我要搞土建设计，也就是设计厂房的结构，设计高架设备的支撑，这些工作都需要力学知识，我被逼把大学里土木建筑专业的材料力学、结构力学、理论力学等知识学习过了，并且在实际工作中已经进行了应用，这些知识比我们现在学习的高等物理的知识面要深得多，也广得多，更难的多。这才是能考100分的真正原因。

我在上学期间，接到厂里的电报，就请假回厂解决生产中发生的技术问题，经常不在学校上课，这样听课不能连续，算下来一学期有一半时间都不在学校，缺课很多，可是我每次考试成绩都不错，从没有发生一次“挂科”现象，这主要得力于我在上海参加化工部举办的学习班。在上海“七二一工人大学”学习期间，学校要我担负给学员讲数学、化学基础课，由于备课需要，准许我使用教师图书馆，我借这个机会，自学了大学化学专业的无机化学、有机化学、分析化学、化学工程，所以，现在学习这些课程就简单的多了。

经常的情况是，我在厂里停留几天，把离开这一段时间出现的问题处理完，然后回学校上课。这样来来往往基本上每个月我一多半时间都在厂里，在学校学习的时间不到一半时间，每次有电报来我就请假，班主任老师看到我去找他，就知道我又要请假了，开初还说我：“上学要有上学的样子，不要三天两头请假。”后来看我的各科成绩都能达到90分以上，也就不在说我了。有一次还跟我开玩笑说：“班主任的权利一次只能批三天假，你说怎么办？”我笑着说：“我一次只请三天假，等三天时间到了，我再发电报来请假，你看怎么样？”知道是玩笑，大家一笑了之。

（下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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