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烙印丨李晓东：“摘帽右派”子弟的入党难
李晓东，1978年考入辽宁大学铁岭分校中文系。曾任开原市文联主席，为辽宁省散文学会会员、铁岭市作协会员。在机关工作35年，在报刊上发表散文、杂文、随笔300余篇。
最初，表现在读中学时我的入“红卫兵”难。1969年，按照国家“复课闹革命”的要求， 1966年小学6年毕业的孩子们“一锅端”的上了中学。那时的中学已经没有了共青团组织，取而代之的是红卫兵。作为积极上进的青少年，每个同学都以加入红卫兵为荣。于是，在全班绝大多数同学都加入了红卫兵后，我也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向班干部提出了要求加入红卫兵的申请，但是，我的这份申请直到中学毕业后，如同泥牛入海再也没有任何信息。
我自知自己有先天“缺陷”：1.我家成份不是贫农（那个年代讲“唯成份论”，家庭成份必须是贫下中农的才能政治进步）；2.父亲作为“摘帽右派”分子，我只能全方位的而且是无期限的受到其株连（ 那个年代有血统论的说法，所谓的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根据“根红苗正”的推理，认定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简称“地、富、反、坏、右”）都是“黑五类”。而“黑五类”的子女，从本质上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人民的……因此，“黑五类”的子女不得入党、入团、入红卫兵，更不能当工人、当解放军、当先进……我正其中的“受害者”。
“黑五类”的子女当年有一个好听的代名词，被称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正是这种先天缺陷，直到中学毕业下乡，我都没有被批准加入红卫兵。当然也就更不能入团、不能留城、不能当工人（我们这届毕业生当年的留城比例是25%），而我的出路只有一条，无条件的到偏僻落后的农村去插队当知青。
1970年秋，我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到农村插队当了知青。很快，我就向村里的团组织提出了入团的申请。此后，我虔诚地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脏活、累活干在前面，不敢随意耽误工，生怕有人反映我接受再教育不能吃苦，不能脱胎换骨……
我所在的百货商店是当地最大的一家商店，全店女职工100多人，男职工却不足10人。作为年轻力壮的小伙子，我被分配到棉布组，领导的目的可能是想让我多承担那些体力劳动，比如楼上楼下地搬货（扛布）、打扫卫生……
那时候，提倡“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人民学解放军”。我们的领导政治形势跟得特紧，配合“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的新闻导向，商店搞了许多带有政治色彩的文化活动：比如“学习小靳庄”的赛诗会、“红歌大合唱”文艺演出、组织“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开展各种文艺活动。甭管哪项活动，每次我都冲在前面并为单位取得了好成绩。
比如：在“学习小靳庄”的赛诗会上，我不仅带头创作许多诗歌（创作诗歌是我的长项）；在大合唱的文艺演出舞台上，我写词并领颂，起到了骨干的作用（同时也展露了我的文采）；
在商店的楼梯处，有一块对外宣传的黑板报。在四年多的时间里，一直邮我负责撰文、画报头图案；
我还曾经代表商店在与铁岭市同行业的业务技能比赛中，我获得量布比赛的第一名（30米长的一匹布，量尺的正负误差不得超过2寸）；珠算比赛 “打小票”，我也获得第一名；除此之外，我还获得过全店业务技能竞赛的“商品陈列摆设”赛的第一名和扳布(把一布匹，扳成“布卷”)赛的第一名.......
去批发公司进货，我负责装车卸车......即使打扫环境卫生，我也干在前面，我成了阵阵拉不下的“穆桂英”。如今不是吹嘘自己当年有多“能耐”，而是那时的男职工太少，给了我太多“出头露面”的机会。但这种“机会”仅仅限于让我卖力气“表现”为商店争得荣誉。轮到重用提拔、评先选优、入团入党时，却没一样有我的份。就这样，我灰秃秃地混过了四个半年头（连个棉布组的“摊长”都未曾当上。想入团入党，更是白日做梦......
当我满心高兴地找到单位领导，说明自己想报考大学的愿望并请求其开具报名介绍信时，立刻被浇了一盆冷水。我所在单位的领导张xx，整天一付“阶级斗争的面孔”。他板着脸声色茬厉地挖苦我：“你这是想走白专道路啊……那可不行！”我用眼神瞄到他那铁青色的满脸横肉，耳边不断回响他那无限上纲的否定语调，哪里还敢分辨。刚刚还心花怒放的高兴心情就这样被他浇了个透心凉，冷得我浑身的热血几乎都凝固了下来，再没了一点心情。一天无精打采，一夜的暂转失眠。
第二天我竟自去了商业局。既然单位领导不准我报考，我只好找管他的上级。因为我不想轻易放弃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商业局主管政工的是位年近五十岁的张姓老太太。她听明白我想报考大学的想法后，不屑一顾地甩给我一句：“你根本考不上！别报考了！……”说罢便丢下我，又忙着跟别人聊天去了。
“怎么回事呀？四人帮去年已经被粉碎了，当领导的怎么还是如此极左的面孔呢？”我在心里想：革命青年报考大学，是为国家的现代化建设学文化呀，怎么能说我想走白专道路呢？我在心里对这两位领导很有些愤愤不平！
虽然“四人帮”早已被粉碎，但是他们的极左路线仍然没有被完全肃清。而且在职的领导竟然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不顾当中央的三令五申：“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以任何理由阻止符合条件的青年报考……”。而我作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哪里敢乱说乱动。面对他们的无理打压，我只好忍气吞声。最后不得不找到局长，才允许我报考。
直到1978年秋，商店新上任了一位姓吴的领导（原来那位领导张xx，在查处文革期间的“三种人”运动中，被查出其担任“群专”头子时严刑拷打“牛鬼蛇神“”，致一名老干部被打死。其负有主要责任，因此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并给予其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吴主任根据我的表现，先是批准我加入了共青团。后来，又吸纳我为“非党积极分子”，鼓励我参加高考。我考上大学后，他代表商店党组织为我召开全店职工参加的欢送会，赠送我笔记本、钢笔......至今我仍记得他说过的一段话：“党组织的大门时刻向积极上进的青年人开放，对青年人不要太苛刻，要欢迎他们加入组织.......”
功夫不负有心人，我终于收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而新任领导吴玉宝主任却把我树立为青年中的先进典型，他还组织全店同志召开了欢送我上大学的欢送会，在会上表扬了我爱学习的精神，还号召商店里的年轻人向我学习，感动得我热泪盈眶……
为了表现自己，我时刻的以党员的高标准来严格要求自己。作为学生的我，无非是积极参加学校组织的各项活动，并以党员的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做到不迟到、不早退，不请假，努力学习，争取好的成绩。
读书期间，师生之间、学生与学校之间难免会发生一些小矛盾。而我，每次都会不分是非就毫不犹豫地站在学校和老师一方。比如许多学生都反映食堂的伙食不好，要求学校改善伙食。本来我也有同感，但我不敢参与反映。同学们都反感地说我是“叛徒”；为表现自己进步，我常常主动一个人打扫教室卫生，同学有人说我爱干“面子活”；一次，班干部组织一项课外活动，由于不得人心，许多同学反对并拒绝参加。本来我也不想参加活动，但是由于自己要求进步，生怕班干部说我不响应号召，顾虑重重的我只好违心地去参加......所有这些，最终也没有换来组织对我的认可，直到毕业我仍然被挡在组织的大门之外.......
1980年，大学毕业后的我到县委机关工作。入党心情迫切的我再次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我想，县委机关可是全县的首脑机关，这里的干部政治素质一定非常高，我的入党愿望一定能很快地实现。此后，积极努力工作的我每个月都向党组织写一份思想汇报，汇报自己的工作情况。
为了表现自己的积极主动，我每天上班总是第一个到单位。首先打扫办公室卫生，打好开水，装订好报刊资料，甚至为领导和老同志们沏好茶水.......一切准备工作完成后，我一个人还要承担了两个人的工作；比如：我在县人事局的编委办工作，我要负责人事局和编委办的公章及文书管理（包括文件的收发额最终的装订成册、归档立卷）；人事局和编委办两个单位的文字综合；人事局和编委办两个单位的年度干部报表和编制报表；管理编委办的编制台账......后来，我调动工作时，领导不得不安排两名同志接续我的工作（可见当年我的工作量）。就这样，我又默默无闻地苦干了四年，我入党的要求仍然没有纳入党支部的工作日程。对此，我特别苦恼，我觉得自己无论怎样努力，无论怎样心情迫切，都没有任何效果。
鉴于在人事局和编办工作，我无论怎样努力仍然与入党无缘，因此我决定自己想辙调换单位。借我在编委办工作的近水楼台，我对全市各机关单位的编制情况了如指掌。首先我选择了一家缺编较多的市委宣传部。当时他们缺编6个人，我本人喜欢写作，正适合去宣传部搞宣传。于是我自己找到当时的市委常委宣传部长曹琦同志，我向她表示自己想调来市委宣传部工作。
曹琦部长对我的想法表示很惊讶，她不解地问我：“你那么好的单位，怎么会想来宣传部？”我坦率的回答她，我不适应人事局的工作，我愿意写作，所以我希望来宣传部写文字材料。听了我如此的解释，她终于明白了我的心里想法。不过她还表示对我不十分了解，具体说就是不知道我是否能够写文字材料？我坦率的表示：“你可以考我呀……”正好当时省委宣传部要求开原县委宣传部提供4个先进典型经验交流材料（每个典型材料，大约4000字）她把这个4个草稿全都交给了我，让我去修改。我按照她的要求，每天晚上修改一篇，4个晚上全部修改完成。
曹部长阅后，高兴的告诉我：“你修改的文章太棒了！目前宣传部就需要你这样的年轻同志，我已同意调你来市委宣传部”。
就在我苦苦的等待宣传部给我开出的调令时，一晃几个月过去了。我发现比我后商调的几位同志已经陆续到宣传部上班了，而我却一直没有听到任何消息，我不得不主动去找曹部长询问是怎么回事？
曹部长也是一脸的疑惑，她不清楚市委在研究干部调动时，组织部为什么没有通过我？她建议我个人出面去找组织部的领导询问此事。
心急如焚的我，当天晚上就去了组织部长家。当时管干部的副部长叫刘广友，他没有官架子，而且为人善良，乐于助人。他告诉我：“之所以没同意你去宣传部，组织部的领导认为，你是一个比较有培养前途的年轻干部，希望把你留在组织、人事部门，如果你不愿意在继续人事局工作，可以调你到组织部工作”。
我当时年轻，不懂得组织部是干部提拔的摇篮。我私下认为，组织部和人事局工作性质大同小异，都是管干部的工作。不过人事局是管股级以下的一般干部，组织部是管副科级以上的领导干部。仅此一点区别，剩下工作的性质和工作的内容完全一样。如果我从人事局调出，再到组织部上班，岂不等于从屎窝挪到了尿窝？既然组织部的领导认为我是个人才，不愿意放我出组织人事口，那我还是留在人事局工作吧。所以，我考虑再三，最后决定哪也不去了。
我回答他：“不是因为新局长来了我就想调走，而是我迫切想入党却迟迟入不上，因此我想换个单位。”
周福林局长向我表示：“如果没有特殊情况，如果你工作干的比较出色，入党的问题我会帮你考虑的”。既然局长如此表态，我就没有继续坚持调走的理由了，因此我说：“那我就留下继续干好了”。
结果，事情发展和变化得很快。大约过了不到一年，这位新局长就升迁副市长了。他答应我入党的问题自然没有最后的结果，我也不好再去找人家。
1984年12月中旬，我在市政府大楼楼梯上遇到了已经时任常务副县长的周福林同志，寒暄了几句话之后，他客气地问我：“小东你还有什么困难吗？”我告诉他，“我入党的问题至今还没有解决……”
“怎么还没有入上呢？”他很惊讶地疑惑。
我说：“是啊，我也说不明白呀！对我来说，入党咋就这么难呢？”
他说：“我知道啦，你等我的消息吧”。
事情发展和变化得太快，仅仅一周之后，1984年12月24日人事局党支部书记就让我填了《入党志愿书》。紧接着，1984年12月29日人事局党支部召开支部大会，专题讨论我的入党问题。
我在这次支部会上做了如下的记录，我愿意在此回忆当年的实际情况，具体的分析一下这次支部会的讨论情况：
一是支部会的时间非常短
从开会到散会总共不到一个小时，有些例行公事的感觉。大家的讨论发言也都简明额要，甚至浮皮潦草地用三两句话表示同意，就结束了发言。既没有人从提高对党组织的认识方面，帮助我从思想上入党；也没有人推心置腹的帮我回顾并总结在过去几年里，我在工作中的表现如何？具体干得怎么样？是否具有较高的综合素质？是否有严肃认真的工作态度？是否对自己分内的工作认真负责？也没有人对我多年来埋头苦干并以党员的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努力干好工作，默默无闻的无私奉献，给我以肯定并鼓励我在今后的工作中继续发扬光大！
这次支部全体党员会议给我的感觉是，似乎是为了完成通过我的入党审批的必要程序而不得不走过场。
二是关于我的骄傲自满情绪问题
在支部会上，有两位同志一致表述了我存在骄傲自满情绪。其中一位是大领导——副局长，另一位是我的顶头上司工资股的股长。二人说话的分量足以影响我的前途。
这位副局长的表述比较温柔，他指出：“不过是小毛病，晓东知道的东西多一些，有骄傲情绪，希望以后注意”。
工资股长说话的分量重也比较严肃。他指出：“希望小东同志今后克服工作中的骄傲自满情绪，工作更加的主动。工资工作，业务性和知识性强，今后你要注意加强学习”。
作为对人事局业务工作不熟悉，对人事局工作环境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了解的读者来说，如果从单从字面来看上述的文字，不过是轻描淡写地给我指出了日常工作中的不足和缺点，客观并客气的希望我今后注意加强学习并改正缺点和不足。可是作为身处其境的我，却觉得这些善意的批评里话中有话，甚至有对我的旁敲侧击。
回答上述问题，我还是应当从头讲起。我是1982年调入人事局的，当时我是校门刚毕业的三十岁的年轻人。那时候机关干部中很少有大学毕业文凭，许多干部都是文大前的初中、高中毕业生。
机关工作不比工厂和商店总是繁忙，只要没有外来人来机关办理有关手续，平时我们大多比较清闲自在。常常是一杯茶水，一张报纸，然后围在一起天南地北地闲聊儿。
从校门毕业不久的我，还保持着学校那种喜欢读书看报的习惯。闲遐时间，我很少和大家在一起闲聊。这样就表现得有些特性不合群，引起了大家对我的不理解和不满意。
不仅仅是读书看报，业余时间我还参加了《辽宁刊授党校》和《北京人文大学》的函授。这也引起的单位同志对我的反感，他们认为我已经有了文凭，再参加函授培训岂不是画蛇添足？我的想法是，读书学习是无止境的，多学一点就多得一点，多掌握一些学识对工作也会有帮助的。可是其他同志不这样理解，他们认为我参加函授学习，对本职工作不仅无益而且会影响工作。甚至，他们认为我是在扯闲篇儿。
有的时候大家七嘴八舌的讨论一些问题，遇到一些我比较熟悉的事情，我会把我自己了解到的一些情况据实地的向大家介绍。包括对对古今中外历史人物的评价，对古今中外名言警句的理解……我有时会引经据典的解释有关典故，无形中造成了别人的反感，因此有人认为我好显摆，有些矫傲自大。
还有，在平日的工作中，我比较坚持原则，因此也引起了有些同志的不满意。我最初在编制股工作，主要是为各单位新调入的人员核编。一次司法局的一位司机来给同志上编。当时股长没在办公室。我检查了他全部手续，完整无缺，没有任何差头，于是我按照有关规定给他办理了上编手续。谁知股长回来之后对我大发雷霆，明确要求我今后办理任何手续，必须向他请示，否则不能办理！有了这次教训，我便严格执行这条纪律，无论谁来，只要股长不在就一律不办。
不久，人事局的老同志朱雨春找我给他朋友办理上编的手续。我一本正经的告诉他，股长已经明确要求，他不在家的时候，任何手续不得办理。这下，导致了朱雨春的强烈不满并到处给我放风，说我工作教条主义、端架子，不给本单位同事面子，不近人情……
关于“工资工作业务性和知识性强，要求我加强学习”的批评，更是无中生有的事。
我在人事局工作的后期，由编制股调到了工资股工作。工资股，顾名思义就是管理全市机关干部的工资。这项工作的确是政策性强、业务性强的一项专业工作。因为每次工资调整都有许多具体的复杂的工资调整政策。而我们必须要严格的按照政策准确地审批每一个人的工资。
一天，农业局一位汪姓的干部来咨询他工资的问题。他拿出大学毕业证书给我看，说我们少给他涨了一级工资。我仔细看了他的毕业证书，上面写的是：“哈尔滨外语学院俄语系，学业三年，准予毕业”。我当即告诉他：国家对学历的认定有规定：“在大学学习满4年以上的，才可以认定为本科学历”。你的毕业证书上面写的是：“学业三年”，只能认定为大学专科。所以，你不能按大学本科享受工资待遇，也不存在少给你涨一级工资的问题。
第二天，汪同志又来找到王股长。不知道他俩是怎样通融的，总而言之股长同意按照本科学历给他办理了工资晋升手续。最终，王股长把我彻底装进了进去。我秉公无私坚持原则，不送人情、不走后门，不仅没有得到领导的表扬，反而，股长还说我不懂工资政策。如今，他竟然在纳新党员的党支部会上再次的公开批评我“不懂政策，缺少业务知识”。
面对如此的歪理邪说，我真是有口难辩。如果真要是叫真章的话，恐怕汪某人不该涨的这级工资一定要被拿掉，作为审批者的王股长一定会因为渎职而受到纪律处分。而我也会因为不能虚心接受党员的批评意见，而被取消入党资格。所以我只能忍气吞声地哑巴吃黄连，不再去坚持原则。
上述问题，就是评价我有骄傲自满情绪的“真脏实据”， 也是我多年来一直入不了党的主要原因。
如今回忆这段往事，觉得自己在政治上要求进步的路程实在是太曲折、也太长了，从1969年读初中起，我想加入红卫兵就没有实现自己的愿望；1970年下乡插队当知青，我就积极要求进步想加入共青团，直到4年半之后，1974年返城当了营业员也没能如愿。直到1978年底，我参加全国高考金榜题名后，单位在欢送我上大学的欢送会上才批准我加入共青团，同时明确我为非党积极分子并履行相关手续。
由此说来，我的政治进步第一个应当感谢的领导就是前进百货商店的吴玉宝主任。是他在商店全体职工的面前，树立了我热爱党，为党的事业、为实现祖国的四个现代化而努力学习的正面形象。如果没有吴玉宝主任的鼓励和支持，共青团这个门槛我是迈不进去的。由此说来，以后我的入党就更不能奢望了。
最终把我领进党组织的大门，帮我实现人生理想的人，应当是我当年在人事局工作时的周福林老局长。他既是我原来的老领导，也是欣赏我人品和工作能力的“伯乐”。我相信，如果没有他对我的关心和过问，我的入党问题依然不会得到解决，还需要无期限地拖延下去的........
如今，我对自己当年的“入党难”仍然耿耿于怀。我有时会想不开：一个年轻人朝气蓬勃的青春年华究竟会有几个七年啊？如果再加上从中学到知青申请入团的岁月，一晃十几年的光阴就会飞逝过去了.........倘若再深入地去“假设”，当年没有那位老领导的亲自过问，我的入党申请也许再过七年依然如泥牛入海......那么，对于我这样一心靠近组织、心情迫切、积极要求进步的热血青年来说，那热血还能继续热一辈子吗？
我的故事也许属于当年的稀有个案，特别对今天的年轻人来说，简直就是“天方夜谭”。现在讲述那段历史，就是希望更多的基层党组织领导，对靠近组织、积极要求进步的青年人不要太苛刻，也希望青年人要珍惜党组织对你的培养和帮助，把自己的青春才华毫不保留地献给党的事业！
出身的烙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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