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学丨康雪培：暖心的遇见，改变一个人的命运

Original 关注本号☞ 新三届 2023-05-24

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

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

作者简历

康雪培，1982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外语系英语专业，后在上海工程技术大学任教。1988年赴美留学，获英美文学硕士。出版了中英文版纪实小说《中国知青》《China’s Sent-down Youth》；英语版纪实小说《In The Countryside》；担任英语版《Zhiqing, Stories From China’s Special Generation》一书的总编；短篇，诗歌，翻译作品被收入多种书籍，杂志和期刊。

原题

那年，那月，

那暖心的遇见

作者：康雪培

要说人生遇上什么不可思议的事, 我还真有过。仔细想想，那林林总总如同小说里凭空虚构的情节，还真真实实地在我身上发生过。

八十年代末，窘迫的蜗居住房，入囊的微薄月薪，禁锢的精神世界，让我迷了心窍似地成了个出国弄潮儿。心都没咯噔一下，就把令人羡慕的大学教职给辞掉了，接着又把插队时梦寐以求的上海户口给注销了。虽然于心不忍，还是毅然决定离开正在上幼儿园，需要妈妈照顾陪伴的儿子。为了儿子的未来，我决心出国拼搏，为家庭开道铺路。1988那年的秋天，当一架飞往新西兰的飞机把我提到了云里雾里，我的心却迷茫了起来，脑子里出现的是一只断了线的风筝，在云雾里飘忽不定。

出国留学，我原本的意向是去美国，申请的学校是德州的一所州立大学Sam Houston State University（下面简称 SHSU）。虽说被录取，可苦于没有经济能力支付学费，依我先生申请美国大学读研，因无经济来源被美领馆拒签的经验，我也只好作罢。而后打听到新西兰有个规定：国内国外读研学生一律免费教育。冲着新西兰的宽厚慷慨，我便抓住这个好处，申请到奥克兰大学英语系读研，也顺理成章地拿到了签证。

飞机降落几天后，奥克兰大学就开学了。我孤独地行走在校园里川流不息的人群中，木鸡般呆坐在陌生混杂的大课堂里，满耳是口音浓重的新西兰英语，感觉人地生疏，恍若隔世，一颗心悬着，毫无着落。因没钱买昂贵的教科书，我无法预习，一天的课听下来，一头雾水，全然不知学到了些什么。可我拿的是学生签证，无论有多痛苦，这个学还得上下去。

除了上学，我必须马上找份工打才能生存。一位室友有个晚上打扫办公楼的工作，能帮我介绍。晚上打工符合我的时间表，可是想到要混夹在毛利姑娘中间当个清洁工，内心很是挣扎。斗胆出国留学的我，身上仅带了一百多新币，维持不了多久就会弹尽粮绝。但我没有其它选择，必须为半斗米折腰。

那幢办公楼离学校不远，规模很大。一天的课程结束后，我便直奔那里，负责打扫两个层面的办公室。下乡插队的那几年，扁担下压就出的那股子顽劲使我能轻松应付打扫卫生这个工作。我快步穿梭在众多的办公室之间，分秒必争地将办公桌下一个个蓄纸篓的垃圾清倒在大垃圾桶里，此时会有一种苦涩的落差感从心底里冒出来，感觉我在清除的不是垃圾，而是自己曾经站在讲台上的那份自豪和优越，泪水不禁满了眼眶。我千遍万遍地告诉自己：我的上半场人生已经归零，下半场人生必须重头开始。

倒完垃圾，我还要掸灰，吸尘和打扫厕所，不得有丝毫马虎。次日若有哪个办公室提意见，此工作就立马告吹。活干到半拉拉，空空的肚子会发声提抗议，四周一看，咖啡壶里的剩咖啡是唯一可以解饿的东西。半杯白糖加上半杯冷咖啡，搅和了咕嘟喝下肚，一抹嘴便来了力气。完工后，我和室友连走带跑，去赶乘末班公交车。回到住处，已近半夜，冲个澡，胡乱弄些食物填塞肚子，便一头倒在床垫上，舒展一下紧蹦了一天的头脑和身子。听着儿子奶声奶气的讲话录音，渐渐入眠。明天又是同样节奏的一天。

周末，我们合租一屋的人偶尔会挤塞进室友的一辆二手破车里，去到海边赏景。奥克兰城市不大，随便一走，就是无处不是景的海滩。以蓝绿为主色调的海滩，美得纯净，深沉，隽永。面朝着蓝天碧海，我却不为之所动，一颗心被牛奶，面包，房租，交不出的作业和不知着落的未来充塞得满打满实，毫无空隙。真可谓是：再好的风景，若没有心的参与，入目却难生风情。

我在奥克兰。1989年

我在新西兰辛苦加上“心苦”的那段日子里，在地球另一端的美国发生了一些事情。八十年代的中国，文革刚结束不久，随着思想领域的解放，当代文学迅速崛起，以一批知青作家的“伤痕文学”为先驱。当时一位知名度较高的知青作家李锐在1989年4月出访美国，他选定的访问地点里包括了德州的SHSU大学，原因是这所大学的文学刊物Texas Review Press （下面简称 TRP）在1987年下半年的文刊里刊登了他的获奖短篇《合坟》的英语版“Tomb Wedding”, 那是他被翻成英语并出版的首个作品。作家李锐来到SHSU大学，作了一场演讲，为中西方的文化交流搭建桥梁。他的访问在当地报纸The HOUSTONIAN　1989年４月８日的头版上有专题报道。之后SHSU的英语系主任Dr. Don Coers采访了李锐，采访记录刊登在TRP1989年上半年的文刊里。以上发生的那些事我不在场, 与我无关，却也有关，因为短篇小说《合坟》的译者是我。

出国前，我在上海的一所大学里教英语，每周八节授课，不用坐班，很是空闲，就想找些东西翻译，练练英语文笔。那时恰好遇上了李锐刚出炉的短篇小说《合坟》，是写一个女知青在农村身亡后的故事, 我很喜欢，就把短篇拿来翻成了英语。没想到，日后还派上了用场。申请SHSH 大学读研，需提供一个代表作品，我就把此译文寄到了SHSU英语系负责招生的Dr. Coers手里。他看完后，就转给了TRP 的总编 Dr. Paul Ruffin。Dr. Ruffin 是德州的桂冠诗人，作家，和英语系教授。出于两位教授的抬爱，在太平洋彼岸的我收获了一份意外的惊喜：译文“Tomb Wedding”被刊登在 TRP 87年的文刊里。我设法联系到作家李锐，将此好消息转达给他。之后我便去了新西兰。

一天我突然收到先生来信，里面附有Dr. Coers 给我的一封信。信上说他和Dr. Ruffin 合力为我申请到了一个Teaching Assistantship (助教金), 问我是否仍有兴趣去SHSU读研。这封信让我激动欣喜，两位素未谋面的教授，竟会努力为我这个区区外国学生解决留学的经济来源问题，我是受到何等的恩待！如同乌云散去见太阳，我看到了希望。

当时我先生和儿子正在办理到新西兰的陪读手续，为了不影响他们的签证，考虑下来，我决定推迟一个学期赴美入学。我给Dr. Coers 回信，感谢他们的帮助，表示非常荣幸能有机会到SHSU读研，准备上1990年的春季班。

不久先生和儿子顺利来到奥克兰，家人团聚，儿子喜乐。有了能够赴美上学的底气，我打算停学，找份工作为家庭经济打些基础。翻遍了奥克兰报纸的征人启事，适合我的只有machinist (车衣工) 这个行当。虽说我会用家用缝纫机缝制简单的衣服，可那手艺与使用工业机车衣还是有十万八千里的距离。几次试工，谎说有多年的车衣经验，一上机便漏了马脚。之后有幸撞进一家小型内衣厂，因为制作内衣需要镶嵌花边，机器速度相对调慢了许多。试机时我用最轻的脚力触及踏板，总算控制车速，蒙混过关。几天踩下来脚下有了感觉，车衣自然就熟能生巧了。

两个月后我大胆跳槽，进到一家规模较大的车衣厂。那家厂不实行流水操作，而是个人独立制衣，难度很大。每当换布料制作新款，我便慌了手脚，不知从何处下手，因为车错步骤，带内里的衣服就翻不过身来。开始时我会出差错，幸好工头Joyce是个善良的妇人，从不骂我。她会戴着老花镜，耐心地帮我拆除错误缝线，那一幕一直印在我心里。厂里的主力军是一批有多年车衣经验的马来西亚女工，我混在她们中间，为自己摇身一变成了个“正宗”车衣工暗暗偷笑。一次逛Mall时，掠过橱窗里陈设的高档服饰，感到十分眼熟，回头细看品牌，竟是Peppertree，不禁一阵窃喜。这售价好几百新币的高档服饰正是我们厂生产的品牌！

转眼到了年底，SHSU年初就要开学，到了与家人再次分离的时候。送机时，儿子突然明白妈妈又要坐飞机离开，在机场哇哇大哭起来，哭声惊天动地，痛苦的模样让周围人十分惊奇。我心里明白，孩子幼小的心灵又一次受到刺激。我第一次离开时，他还懵懵懂懂，以为妈妈只是短暂消失。先生告诉我，一连好多天，每当晚上外面的防盗铁门有声响，他都误以为是我兼夜课回家，会跳起来去迎接，嘴里说，妈妈回来了！我心里一阵刺痛，狠狠在他稚嫩的小脸上亲了几下，扭头离开。飞机上，儿子的哭声在耳中回响不断，我禁不住泪流不止。

飞机降落在休斯顿机场的那晚，已经十点多了。德州刚经过一场罕见的大雪，到处湿漉漉的，正在化雪。让我心倍感温暖的是Dr. Coers 和 Dr. Ruffin两位教授亲自来机场接机。学校坐落在离休斯顿机场约一小时车程的Huntsville小城里。回程路上，我和两位教授轻松交谈，他们告诉我作家李锐来访的一一经过。当晚我歇在Dr. Coers家。次日Dr. Coers带我去学校办妥了入学，宿舍申请等手续。然后他带我到TRP 的办公室，指着一张空的办公桌说，那是为我准备的，任职头衔是“翻译和顾问”。我方才明白我TA（助教金）的来由，心里满溢着感恩之情。

Dr.Coers、我、儿子合影。1997年

SHSU英语系研究生班一般都是十几个人的小班，我比较适应。开学第一天，教授让我们各自做个自我介绍。班上大多数同学是在职的中学英文老师，个个能说会道，读研是为了深造，拿个硕士学位。了解了同学们的情况后，我心里就压下块石头，不用说，班上成绩垫底的那位将非我莫属了。我在国内算有个专长——英语，而在美国英语是我绝对的短板和障碍。我面对的这个英美文学专业，是座高山，很难逾越，我必须加倍努力。

心里是下了决心，学习也尽全力而为之，可选修的第一门“文学阅读”的期末考试成绩“C”就把我打晕乎了。教授打低分的原因是我没有用MLA 标准写我的考试文章。对于一个美国学英语专业的学生来说，MLA标准是人人皆知的写作标准，可对我来说，是个全新的名词和概念。委屈和羞辱劈头盖脸，我顿时泪如雨下。大学四年，我以全“A”的优异成绩毕业于华东师大英语本科，从小读书也都是五分加绵羊，与“C”从不相往来。考试之后，那个丑陋的“C”经常狰狞露脸，成了我心中深深的痛，怯怯的怕，因为我要是再拿个“C”的话，不仅丢尽颜面，连读研资格也会被取消。

我急忙到学校书店买了本《MLA Handbook》，视为珍宝。第二学期选的第一门课便是“MLA写作标准”。上了这门课加上手持本工具书，我的写作从此规范化了。英美文学的专业课程多半是小说或是诗歌。小说课的压力来自于阅读量，一般每两周要完成一本厚厚的小说。而且教授上课会针对书里的细节出quiz (小测验)，所以必须字里行间仔细阅读。我的阅读速度慢，一门小说课的阅读量就足以让我“头悬梁，锥刺骨”，经常读到深更半夜。选修诗歌阅读量不大，难处在于理解，面对一些隐晦的诗行，会久久卡在那里，不知如何分析欣赏。

工夫不负有心人，经过不懈努力，我学习渐渐入了门，考场上也学会了奋笔疾书，刷刷写个满本blue examination book (考试专用蓝本)，成绩也就跟着上去了。拿到了以A为主的成绩后，我心便踏实下来，还抽时间在学校附近的一家中餐馆兼打份工。很快先生和儿子顺利从新西兰转来美国陪读，一家人生活从此安定下来。

不知不觉，两年的学习接近尾声，到了写毕业论文的时候了。英美文学专业的论文有“文学评论”和“创作写作”两种选择。“文学评论”涉及面广，包括作品的风格和写作技巧，历史背景，圣经隐喻，等等。书面论文完成后还要通过论文答辩。想到论文答辩场上的三堂会审，我担心会被教授们的提问轰得体无完肤。经过深思熟虑，我决定选择“创作写作”，用呼之欲出的插队生活记忆作为写作素材。

记忆这东西很难解释，留在记忆里的往往是一些平平淡淡的琐碎小事，而这些小事却具有很强的共同性和重复性。针对这些记忆的特点，我尝试用英语的现在时态来写作，采用“摄像头”的拍摄功能，来写些小故事，描述些日常生活的小画面，捕捉某个难忘的片刻，刻画某一瞬间的心理活动，使读者在阅读中产生视觉效果，心灵共鸣和反思。

经过两个月的苦思冥想，精心创作，我完成了论文“In The Countryside”，并顺利通过了论文答辩。三位教授很欣赏我独特细微的“摄像头”写作手法，给予了一致好评，我的论文还让我赢得了英语系的优秀写作奖“Excellence In Writing”。更让我意想不到的荣誉是 TRP 将我的论文出版成书，The HOUSTONIAN报纸记者还专为此书采访我，写了篇报道。

有关我书的报道。1992年

毕业后我们一家搬到休斯顿，先生在休大读法律完成他的学业。我忙于工作，与SHSU渐行渐远。90年代末，Dr. Coers调到德州西部的一所大学当校长，日久我们也断了联系。

儿子长大了，就读于居住范围里的一所中小学过渡的两年制学校。他早过了语言关，在学校乖巧懂事，很是让我放心。1995年的一天，儿子学校回家，从书包里拿出本杂志The White House 和布什总统参加二战的几页自传打印文稿，一脸的欢喜，上气不接下气地告诉我说，“这都是布什总统寄给我的！”我问是怎么回事，他告诉我；他们年级要举办个有关了解世界二战历史的学习项目，由他出面写信给布什总统，邀请总统去他们学校讲述他二战时的亲身经历。

听罢，我脑子里出现了一连串不可思议的问题：在美国的一个普通学校里，一个普通的中国孩子，竟会被推选为学生代表给总统写信，一封小孩子的信竟然能毫无阻挡地抵达总统手里，一国之首的总统竟会作出回复！这些如梦一般的情节竟然真实地发生了！我们一家久久地沉浸在激动和喜悦之中。激动喜悦之余，我建议儿子回信谢谢布什总统，顺便寄上一本我写的书。

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几天后儿子收到了布什总统的亲笔回信，信的内容如下：

亲爱的达达，

很感谢你来信告诉我你们学校的这个项目，你想得很周到。祝贺你和你的同学们，希望你们继续好好学习。

请转告你妈妈，我很高兴收到了她的书。芭芭拉也一定会喜欢阅读的。

最好的祝愿，

真挚的，

George Bush (签名)

日理万机的总统给我儿子的回信，语句温暖亲切，如同长辈写给孙辈，那种亲和谦卑，是何等伟大高尚的亲和谦卑！想到我的那本书会出现在总统办公室的书架上，第一夫人芭芭拉会拿来翻阅，我心为之感动震撼的程度，无以复加。

布什总统给我儿子的回信。1995年

流年似水，再次意外遇见恩师Dr. Ruffin是在我们分手的二十多年之后。

2012年，我们休斯顿的十几位曾是知青的文友成立了个知青写作组，准备联手用英语写一本有关我们个人知青经历的书，大家推我为总编。经过了近两年的努力，书稿即将成型，我开始为出版一事犯起愁来。一天突然想到TRP，上网上查了联系方式，就写了个邮件过去询问。没想到十分钟后就收到了回复，竟是来自Dr. Ruffin的亲自回复！我顿时激动得热血沸腾。

Dr. Ruffin的第一句老朋友式的问候“XXX, where have you been？”一下子就把岁月的距离给拉近了。他告诉我：他还没退休，仍在工作，近年因严重的脊椎问题，手术后无法行走，就一直困顿在轮椅上了。Dr. Ruffin七十多岁仍带病坚持工作，尽职尽守，实在令人敬佩，对我们出书也大有帮助。

经过Dr. Ruffin的审阅和安排印刷，我们的新书《Zhiqing, Stories from China’s Special Generation》于2014年成功问世。2014年4月14日，我们写作组成员怀着感恩之心，一起去SHSU拜访恩师。轮椅上的他，一如既往，阳光，风趣，睿智。

人生有遇见就有离别。两年后的4月14日，Dr. Ruffin 因突发心脏病溘然长逝，告别了他自1979年创建的TRP，卸下了总编的劳苦重担，安歇了。TRP 在Dr. Ruffin 始终不懈的辛勤培育下，已长成大树，硕果累累，也将继续在美国南方的文坛上根深叶茂，繁花似锦。

知青写作组成员与恩师Dr. Ruffin合影。2014年

人生旅途中，在某个时间点，在某个岔道口，会有一种不期而至的遇见。那种遇见只要想起，就会被一股暖流再次团团包围，被一种心动再次润湿眼眶，被一种震撼再次撞击心灵。那些遇见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圆了我的留学之梦，为我和我儿孙的人生道路铺垫拓宽。那些遇见难能可贵，刻骨铭心！回望一生的每一条道路，每一个小站，都满有蒙恩蒙福的深深印记，令我终生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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