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孟伟，北京三十一中68届初中生，1969年赴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先后在一师四团二连、机运连、六连、九连做过农工、汽车修理工、拖拉机驾驶员等。1976年病退回京，经历待业，做工等，恢复高考后考上大学（78级），毕业后在中华全国总工会办公厅、政策研究室工作。现已退休。
原题
沧桑岁月 我们一路同行
我小的时候上的小学是北京第二实验小学。我们是1959年入学，1965年毕业。毕业时不少同学还有一寸的黑白照片相赠，全班还照了合影（有少数同学缺席），所以到今天还能有一些小学毕业时的照片留存。我们上小学的时候曾几经变动，先是试行九年一贯制，还学过半年的俄语，后来又改成了普通班。小学6年，是我们班这些同学最完整也最基础的学历。小学毕业我们考入中学后不到一年，文革就开始了，随后就是十年动乱、上山下乡。按说北京市68届毕业分配有相当一部分人都留在了北京的工厂、企业，还有一些人参军，只有出身不好或家里受到冲击的同学才上山下乡。但历史与我们开了个玩笑，不管是运动初期当过老红卫兵的，还是在运动中被抄家、倒霉挨整的，我们小学同学中一些原来学习成绩比较好、考入中学也比较好的同学差不多全都被分配到了边疆和农村。小的时候，一进北京第二实验小学的校门，迎面就有一个很大的木格栅做的宣传图板，那上面写的是：“准备着，为共产主义而奋斗”。我们曾经“时刻准备着”，好好学习，当革命接班人，当科学家，当老师，当工人，唯独对那场文化大革命和上山下乡却没有一点儿思想准备。
小学毕业时全班同学（有少数同学缺席）在学校主楼前合影，后排右3是班主任霍懋征老师。1965年摄班主任霍懋征老师（后排左6）与男同学在学校门口合影，背景就是“准备着，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宣传牌。1965年摄班主任霍懋征老师（后排左4）与女同学在学校门口合影。1965年摄班主任霍懋征（后排左2）和语文老师王桂英（后排左5）与部分同学合影。1965年摄班主任霍懋征（后排左2）和语文老师王桂英（后排左6）与部分同学合影如果没有十年动乱，我们这些同学本可以过安定一些的生活，接受完整一些的教育，不知道会不会在后来的人生道路上走得更远一些，做出点儿科学成就啥的。但人生无法假设，十年内乱改变了我们每一个人的命运。在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在我们最应该学习的时候，却都被“发配”到“广阔天地”，一呆就是三年、五年、七年，甚至十年。都是品学兼优的好学生，荒废了学业，青春被挥霍，蹉跎的经历，悲怆的命运，是我们共同的宿命。在我们班里学习成绩优异，中学考上北京师大女附中的高燕宁同学和李筱桦同学，一个去了吉林镇赉县插队，一个去了内蒙古兵团。考上北京四中的朱大春、刘式明、陈建国三个同学，一个去陕北插队，一个去了内蒙古兵团、一个去了东北兵团。考上35中的刘大为、赵宥两个同学都去了陕北插队。考上13中的牛三林同学和甄国良同学被分配到吉林大安县插队和内蒙兵团。考上女三中的张铮和王清生同学，一个到内蒙古阿巴嘎旗插队，一个到了内蒙古兵团。我是31中的，也被分配到了内蒙古兵团。这些同学考上的中学都是清一色的男校、女校，1965年毕业后，小学同学们除了在同一个中学上学的基本上都断了联系。直到1969年上山下乡以后，小学同学们才逐渐恢复了联系，那也是回北京探亲时才能碰巧见上一面，平时只能靠通信联系。直到上世纪70年代中后期，经历七年八年甚至更长时间上山下乡生活回到北京后，大家才能正常的来住。高燕宁同学和朱大春同学回到北京则更晚一些，高燕宁是大学毕业后分配在吉林市工作，后来通过考研究生才重返北京。朱大春同学更是在陕北农村呆了10年后才回到北京。01
命运多舛
十年内乱，使我们与同龄的老三届学生一样，被抛到乡村和边疆，被抛到社会的最底层。虽然命运多舛，但我们毕竟曾经就读于名校，授业于名师。母校给我们打下了虽然程度不高但很扎实的学问基础，这也是我们“闯荡江湖”的一点儿底气。在最困难的日子里，身处逆境的我们没有沉沦，没有放弃。在艰难的人生跋涉中，同学之间保持着通信联系，交流信息，互相鼓励，在黑暗中一直保持了自己内心的光明。每一个同学都凭着自己小学六年级再加初中一年级的知识积累和在艰苦的劳动生活中磨练出的意志在动荡、混乱的社会上闯荡，每一个同学都用自己的拼搏和努力改写了自己的人生。虽然后来从事的职业不同，各自的人生道路不同，但每一个同学都有一部拼搏奋斗的历史。
高燕宁同学是我们班最优秀的同学，按现在的说法就是我们班的“学霸”，当过我们班少先队的中队长。她虽然与我们同龄，但小的时候却显得比我们都要成熟一些。1969年，高燕宁同学从师大女附中被分配到吉林省镇赉县插队。在那些艰苦的日子里，据她说，在东北漫长的冬天连洗一次头的“奢望”都很难实现。不过她还是通过自己的努力争取上了大学，毕业后分配在吉林市工作。最后，她考上中国医学科学院的研究生才回到北京。从此学业日渐精进，上世纪80年代她赴英国留学，获得博士学位并在英国工作了10年。1998年回国以后，在中国医学科学院下属的单位工作，传道授业，从事科研工作，是享受国务院津贴的教授、博导。马晓明同学小学毕业照
马晓明同学
马晓明同学（左）和李筱桦同学（右）
马晓明同学退休后的书画习作
马晓明同学一直是我们班里品学兼优的学生，还曾经当过我们班的班长。她也在1969年上山下乡，被分配到了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与我在同一个师，我在四团，她在五团。经历过兵团艰苦生活的考验，最后也是办理病退回到北京。返城后学习、就业，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命运，最后一直在国家机关供职。现在退休后生活也很充实，在琴、书、画的世界里任意遨游。李筱桦同学小学毕业照
李筱桦同学在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时的照片，1970年代摄
2009年8月，李筱桦同学重返内蒙古兵团时留影
2013年李筱桦同学回国小住，在颐和园留影
李筱桦曾经是我们班比较娇气、也很爱哭的同学，但这并不影响她以双百分的成绩考上北京师大女附中。1969年，李筱桦同学也被分配到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正好与我在一个团，后来又在一个连队。一个柔弱女子，到塞外荒原，什么累人的活儿都干过，什么苦都吃过，并且坚持了6年多，确实也需要一点意志和毅力，单是每年冬天手指都冻得像胡罗卜一样就很痛苦。李筱桦同学1976年困退回京后先在商业部下属单位工作了一段时间，后到香港发展，上世纪90年代到美国定居。
刘式明同学曾经是我们班的少先队大队长，也是我们班考上四中的三个同学之一。1969年，他上山下乡到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二师19团，就在乌梁素海边上。返城后在北京市丰盛医院骨科工作，毕业于北京中医药大学，通过自己的努力，学有所成，业有所精，行医看病，悬壶济世，在丰盛医院骨科任副主任医师。现虽已退休，但很长时间还坚持看病出诊，最近几年才全退下来。
刘大为同学在小学时一直是那种让老师头疼的学生。他很聪明却又有点儿桀骜不驯，学习成绩挺好但又经常淘气闯祸，以致经常被老师留下单独“教育”。有一次上课时老师让他到教室前面的大黑板上造句，他把一女同学的外号写进造句里，气得女同学大哭，跑出教室。他中学考的是35中，1969年到陕北插队，后转到宁夏的企业做了铸工(翻砂工)。1977年恢复高考后他也考上了大学，学得是理工科，毕业工作后经常奔波于国内、外。现在也已退休在家，专职培养和照顾孙辈。
牛三林同学是高官后代，从小营养都比我们好，在小学时期个子也比我们都高一些。但等我们长起来以后，他也跟我们差不多一般高了。牛三林同学中学考上了13中，他在1969年被“发配”到吉林省大安县插队，上世纪70年代中期回到北京。经历过大起大落，看惯了世态炎凉，三林玩摩托车，玩摄影，种花种草样样着迷。我们同学们在文革时期的照片，大都是三林用一个基辅牌的老胶片相机拍摄的。现虽已70岁，为了锻炼身体，三林还专门在客厅里装备了一个乒乓球台和先进的发球机。干啥都得做最好的，这是三林的追求。三林的夫人是大学教授，现也已退休，他们的小日子过得有滋又有味。
1963年12月，周恩来总理访问亚非十四国回国时，在前排献花的少先队员中最左侧的就是陈建国同学上世纪70年代末，我们在北京电报大楼前合影，右1是陈建国陈建国同学也担任过我们班少先队的中队长，他中学考上了北京四中。文革中陈建国同学上山下乡到黑龙江建设兵团，后来参军，上学，毕业后长期在香港工作。1964年2月29日，在周恩来访问亚非十四国回国的欢迎仪式上，献花的少先队员都是北京第二实验小学的学生，其中最左侧的少先队员就是陈建国同学。
北京第二实验小学幼儿园的照片，有些同学在幼儿园时就在一个班，二排左1是高燕宁，前排右3是张迎五，二排右7是石宁宁
张迎五同学在小学时是我们班里一个很淘气的同学，但在下象棋方面很有天赋，经常拿冠军。小学快毕业时他随父母到张家口市，后来一直在张家口市工作、生活。文革中他曾到北京看过老师，但我们的霍懋征老师还在挨斗。他到北京来时也曾找过我，后来有一段时间断了联系，近几年他又重新归队。张迎五（中）去张家口前与刘式明（左）朱大春（右）合影朱大春同学是我们班考上北京四中的三个同学之一，1969年他上山下乡去了陕北延长县插队，担任赤脚医生，行医治病，造福乡里，在陕北坚守10年，是全村最后一个离开陕北农村的知青。朱大春同学面对困难时的定力和勇气，在逆境中的隐忍和坚韧让同学们钦佩，虽然他没能成为知青典型，但在我们同学的心目中，他是生活中的强者，是用一己之力为陕北老乡踏实做事的英雄。朱大春同学把一生中最好的时光都留在了黄土地，大春最牛X的是还娶了陕北当地的女子为妻，而且至今伉俪情深。大春回城以后，通过自己的努力，在财务主管的工作岗位上一直干到退休，生活幸福，妻贤子孝，现在照料孙辈，把家庭经营的红红火火。其实在运动初期，大春还与牛三林、刘大为两个小学同学一起出去串联，只是上山下乡以后才与同学们断了联系。前些年，通过与大春一起在陕北插队的北京知青郭文敏在博客上写的《知青组长朱大春的故事》一文，同学们才找到了多年未能联系上的大春。其实我们一直都在彼此寻找，最后朱大春同学终于“归队”。我们小学同班同学约有40人左右，除了我们这些上山下乡的同学，还有一些同学没有上山下乡，留在北京的工厂、企业，这些同学后来也有很好的发展。我们班还有一些同学现在国外生活，有的在美国，有的在英国，还有在新西兰的。运动过后，我们班有3个同学在精神方面出了问题，这个比例有点儿高。生逢十年动乱，经历波折太多，没有熬过那些人妖颠倒的蹉跎岁月，确实让人遗憾。02
童年记忆
在我们上小学的时候，虽然物质生活方面比较贫乏，但精神上还算是比较快乐的。本来就是无忧无虑的年龄，即使有烦恼，一会儿的功夫也就全忘了。虽然当时极左的氛围已经很浓厚，山雨欲来，但那时的政治环境还没有文革时期那么严酷，至少我们还能正常的上学读书，还能享受到一点儿童年的快乐。美丽的白塔和绿树红墙，还有少年先锋号汽艇，曾经是我们美好的童年记忆作为历史悠久的名校，北京第二实验小学的校友中人才辈出，能够在这样一所小学里读书当然是我们的幸运。因为经常接待外宾参观，北京第二实验小学校园环境在当时算是比较好的。学校里种有各种果树和花卉，老师教育我们，不许自己去摘果子吃，同学们都能自觉遵守。到了秋天收获季节，学校会统一将果实摘下来分给各班同学品尝。记得有一段时间学校里还曾经养过两只猴子，我们小时候很好奇，总惦记着跑去看猴子。小学生不仅是要学好语文、算术、自然课，学好音乐、体育、美术、大字也很重要，实验二小完善的音、体、美教育对我的一生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好的学校，好的教育，最后的成果就体现在学生的全面发展、综合素质上，对此，我们有切身的体会。在我们的同学中，高燕宁同学虽是医学科研方面的博导、教授，但外语、书法及其他文科知识方面也都很优秀，可以说是文理兼通。其他同学也是如此，单说写字，同学们的基本功都很扎实。朱大春同学和马晓明同学的书法已经达到一定的水平，其他同学写的字也都拿得出手。我虽然后来学的是文科，但在当知青、干汽车修理工作时，17岁的我就能将解放牌卡车的发动机拆成一个个的零部件，保养之后还能再装上，而且发动机进、排气门间隙，凸轮轴间隙等都能调整。师傅们夸我学得快，这当然是得益于从小受到的教育。这是朱大春当年在陕北时亲笔所写，转自郭文敏博客
这是朱大春当年在陕北时亲笔所写，初中一年级的文化，当时能写这样的字已经很不错了。转自郭文敏博客
在我们上小学的那个年代，北京有不少小学还在实行二部制，只能半天上课，半天自习，但实验二小是全日制小学，还有专门的大字、美术、自然和音乐教室，确实显得有点“奢侈”，也许这也是为了接待外宾参观的需要吧。我们的大字课教室是在主楼里，教室里的墙壁上还挂有名人的书法作品，“独有英雄教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是郭沫若先生所写。“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是沈尹默先生的墨宝，都是真迹。我们曾经在这样的环境里耳濡目染、感受大师们的学养。这些珍贵的书法作品如果放到现在，估计价格一定很可观，但那时还没有现在这样的天价，那时的人也没有现在这样的商品意识。以当时实验二小的影响力，请这些名人们写一幅字并不很困难，尤其是郭沫若先生本身就是学生家长，连实验二小的校名也是郭老题写。印象很深的是大字课教室雪白的墙一直是老师反复强调的重点，生怕年纪尚小的同学们不慎将墨汁甩到墙上，不仅弄脏了白墙，还会污损了那些名人真迹。好在同学们都很听话，大字课教室雪白的墙一直保持得很好。记得那时写大字都是用米字格的方型的本子，一页是九个字。我们班的李筱桦同学上大字课最是认真，一堂课45分钟时间，李筱桦同学一笔一画，连一页纸、九个字都写不完。至少在学习态度方面比我们认真多了，她也经常因此受到老师表扬。而我们男孩子很难静下心来写好那些米字格上的大字，同样的时间，我们能划拉出好几篇，当然写得质量肯定不如人家。我小时候虽然喜欢美术，但写字不行。记得那时评定优良奖章，需要七门功课年终成绩全部都是5分。我惟有大字一门功课是弱顶，想得到5分有些吃力。当时学校里有课外活动小组，我一直参加美术小组的活动，但也就是画画赵云、画个马什么的，比起同在一个小组里高我一年级的刘源还是差了许多，人家可是正经拜过名师的。还有一个与刘源同班的同学，也是我们美术小组的，他父亲就是画家。据说每次做作业之前都要洗手，不仅画得好，其他功课也很好，后来他们都考上了北京四中。在小学学到的这些基础、初级的知识，在后来我的人生路上都用上了。别的不说，至少我写的字在工作单位里还拿的出手。尤其是在当年办理知青病退时，没有任何门路的我，凭着小学美术和写字的功底，在模仿医生签名、改写诊断证明和化验单方面还小有所成，最后不仅自己成功病退，还给朋友们帮过忙。当时我就曾感叹，谢谢教我美术课的张老师，谢谢教我大字课的贾一之老师，谢谢母校，使我在走投无路、求助无门的困境中还能侥幸自救。只是先师若泉下有知，看到我把学来的功课干了这个，不知会作何感想。记得每年五一劳动节或六一儿童节，都要在景山公园组织少年儿童跳集体舞，高年级同学全体都要参加。一般是每一个班先选出两个同学，由大队辅导员朱纪容老师培训。我们班都是我和李筱桦同学去参加培训，学会以后再教全班同学，记得那时跳的舞有“找朋友”、“小火车舞”等。我们小学跳集体舞都是安排在中央领导进出的景山公园西门，在跳舞的时候我看见过朱德等国家领导人。为了提高同学们的劳动意识和动手能力，实验二小还专门开设了劳动课，我们的劳动车间是在校园中间的一排平房里，生产的产品是象棋。负责教我们劳动课的有一位左老师，据说是因为“右派”问题才让他教劳动课的，在那个年代能当右派的不是有独立思想的人就是被错误打击的人。左老师对学生们很友善，总是笑眯眯的。记得低年级同学做的是装盒、包装工作。稍微大一点的同学就可以做给棋子儿上颜色的工作。高年级的同学干得是冲压、落料等工作，为了安全，还要有一定的防护措施。劳动课对于培育我们的劳动观念、提高综合素质是很有益的。那时候，好像每年全校都开一次大会，到时每个班都要表演节目。我参加过我们班的表演唱《八大员》，还能记起马晓明、赵品京同学也参加了表演，赵品京同学演得是炊事员，我演的是啥已经想不起来了。还有一次是参加表演《筷子舞》，共有四男四女8个同学参加，练了挺长的时间，最后在全校大会上演出。在那一次大会上，比我们低一年级的试验班的同学们表演的是全部用使用英语的短剧《回声》。与我们同一年级的六三班的同学表演的是小合唱《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他们还全都穿上了正宗的军装，只是衣服有点儿大，袖子和裤腿儿都得挽起来。六三班的同学中高干子弟更多一些，他们可以向警卫战士临时借用服装。我们小学的同学还有机会参加一些重大的活动。比如六年级时，我们班高燕宁、李筱桦 、马晓明和邓媛媛四个女同学参加了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演出。在我的小学生活记忆里，印象很深的是参加1964年6月29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闭幕晚会的演出。当时是以北京市少年宫合唱团为基础，在全北京市选拔了600个少年儿童参加演出。那时我上五年级，参加演出的同学是教我们音乐课的姚老师在钢琴前一个一个测试、挑选出来的。初选时人数稍多一些，最后确定我们班只有我和女生李志敏同学两个人参加演出。初选选上后又落选的几个同学也挺幸运，他们都被安排去给登上珠穆朗玛峰胜利归来的中国登山队员们献花，献花之后还参加了宴会，回来向我炫耀说在宴会上吃到了大片的米粉肉。记得我们参加大合唱的人员分为四个声部，男生、女生各分高音一部，高音二部和低音一部、低音二部。我在男生高音二部，李志敏同学在女生低音一部。前后排练了很长时间，有时大的合练就在景山公园的大殿里。为我们伴奏的是中央乐团，我们的指挥是北京市少年宫的钟维国老师，他也是《浏阳河》这首歌的改编者。我们演唱的好像是四首歌曲，有《浏阳河》《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还有著名的《花儿朵朵向太阳》，就是电影《花儿朵朵》插曲。记得第一次在景山的大殿里与中央乐团合练时，钟维国老师特意一件一件的为我们介绍、讲解乐队演奏使用的乐器。在讲解每一件乐器的同时，乐器演奏者还当场演奏一下。就因为这一次，我记住了很多乐器。什么叫竖琴？什么叫巴松？演奏起来是什么声音？在乐队中起什么作用？尤其是竖琴的声音特别美妙，让我印象很深。记得我们正式演出时，钟维国老师打着领带，着装庄重。我们的演出服也是北京市少年宫统一的演出服装，面料都是人造棉的，这在当时就算是比较好的面料了。男生是白衬衣、蓝短裤。女生是白衬衣、红裙子，连红领巾也是人造棉的。在那个时代，买布是要凭布票的，平日里我们很难穿上这样一身鲜亮的服装，尤其是人造棉的红领巾，虽比不上绸子的，但比平日里我们戴的那种布制的还是好看多了。那次晚会会场是在北京体育馆，周恩来总理等国家领导人及与会代表观看了我们的演出。中间还有当时夺得乒乓球世界冠军的庄则栋和张燮林的表演赛，一攻一守，非常精彩。参加演出的孩子们每人还发给一包用荷叶（那时候塑料袋还没有普及使用）包的食品，有糖、苹果和果子面包等。我们参加演出的孩子们是提前离场的，有大轿车将我们送回家。1960年代北京小学生合唱演出照，我参加合唱演出穿的就是这种服装（网图）03
难忘师恩
在我的印象里，教过我们的小学老师都是很好的老师，依我看，差不多都够特级教师的水平。那个时代的人不像现在的人这样一切都向“钱”看，更没有什么“教育产业化”。我考上小学后刚一开学就因患急性肝炎有好几十天没有上学，本来学校方面的意见是让我留一级，但是我父亲说还是先上学试一试，如能跟上就不用留级了。所以我病愈后上学的第一天就开始补课，一年级的功课主要是汉语拼音，算术也很简单。每天下午放学以后的业余时间，都是教我们一年级的班主任董老师给我补课，是跟一个留级生一起补课，也没有交过补课费。经过一段时间，将落下的功课补上以后我就正常学习了，也没有留级。要是放到现在，这种无偿的业余时间加班补课肯定是不太可能的事，但在那个年代，这是非常普遍，再正常不过的事情。那时的老师很负责任，很敬业，并且把学生当作自己的孩子一样。如果哪一个孩子淘气，被老师留下单独教育，赶上吃饭的时间老师还会自己掏钱给学生买饭吃。董老师在同学们心目中是一个对同学们要求很严格的老师，但是在我的心里，她是我上小学后的第一个老师，是一个称职的好老师。教我们二年级的刘宜老师是一位刚参加工作时间不长的年轻女老师。二年级的小学生也很淘气，也会把年轻的刘宜老师气得直哭。能为孩子们淘气而哭一回，也说明老师很负责，很敬业，不过现在想起来还挺好笑的。记得教我们二年级算术的是一位姓贾的女老师，是回族，她对我很友善，所以我一直记着这位老师。教我们三年级语文并担任班主任的是张信德老师，她是毕业于国立北平女子师范大学的老教师。张老师学问功底深厚，对教育孩子很有办法。1962年，我在张老师教导下获得北京市教育局颁发的优良奖章。
60年前北京市教育局颁发的优良奖章，奖章上的毛笔字应该是教过我们自然课和大字课的特级教师贾一之老师亲笔所写获得优良奖章的标准是语文，算术、自然和大字、音乐、体育、美术七门功课年终总成绩全是5分，年终操行评定还得是“良”以上。小学功课其实不难，但是真想全拿到5分也挺不容易。有的学习很好的同学，但唱歌时胆小，不敢出声；还有的同学体育或美术是弱项。拿我自己来说，别的功课都好，但写大字是弱项，想拿到5分需要很努力才行。另外操行评定也很重要，太淘气了，年终操行评定是“中”也不行。这种奖章只颁发了一年，后来就不是北京市教育局颁发而改为由各学校颁发了。记得那一年全班得到优良奖状的男生只有我一个，女生是高燕宁同学和李筱桦同学。叶荣标老师毕业于安徽大学中文系，被分配到我们小学做老师。1963年到1964年他教我们四年级和五年级的语文课。叶荣标老师很有才华，在教授正常课程之外，叶荣标老师还特意给我们讲授一些课外的知识。记得他给我们朗读、讲解过鲁迅的作品《药》，使我们在小学五年级就接触到鲁迅的作品，他讲的那些知识和对我的教育我一生都牢记着。叶老师说话有口音，他读课文《猫和小鸟》时把“鸟”字读成“liao”，淘气的我们会学他的安徽口音说话。后来叶老师被调到中学教书，上世纪70年代末，上山下乡返城回到北京后，我和高燕宁同学还专程去看望过叶荣标老师。还有一些曾经给我们教诲和启迪的老师，比如教我们六年级语文的王桂英老师、当过我们五年级班主任的常老师、教过我们语文的严老师、以及教我们美术的张老师、候老师，教我们音乐的姚老师、教我们体育的李庆林老师，张监利老师和王老师，教我们自然和写大字的贾一之老师……，他们都是很好的老师。
霍懋征老师是全国知名的特级教师。至今，霍懋征老师离开我们已经有12年多了。霍懋征老师是在六年级接手我们班的，担任我们的班主任并教我们班和六（3）班的算术课。霍老师虽然只教了我们一年，但在我们心中留下的印象颇深，应该说对我们个人的成长影响也很大。名师确实有名师的风范，名师也确实有比较高明的管理学生、教育学生的手段，尤其是在对付我们这些淘气的同学方面。霍懋征老师是1943年从北京师范大学毕业的，终生从事小学教育，生前担任过全国政协常委等职务，获得过很高的荣誉。春节时国家总理亲自看望并在新闻联播里播出，还有中央电视台的专访，那份荣光可能是全中国所有从事教师职业尤其是一个小学教师能够得到的最高荣誉了。抛开那些光环和职务，在我的心目中和记忆里，霍懋征老师还是那个高高的个子、每天骑着一辆二八端把的女式自行车，存到自行车棚，然后走进我们教室里的霍老师；还是那个在课堂上用一个专门的、很大的教具给我们演示圆与直径比率的霍老师；还是那个曾经督促、检查我们是否带了“四带”（好像是手帕、喝水杯什么的），是否洗了脸、洗了手，是否光洗了脸而没洗脖子（男孩子洗脸有时会图省事，“偷工减料”，只洗了脸，但脖子还是黑的）的霍老师；还是那个表情严肃地批评我们，不许我们弹玻璃球、不许我们搧三角、不许我们说粗话的霍老师……幼年曾经受到的教育会影响和改变你一生，是母校和老师们的教诲，使我们在人生的起步阶段就有一个较高的起点，使我们具备了应对、承受后来的一切人生磨难，上下求索、砥砺前行的基本素质。2010年2月11日，霍懋征老师去世，我们班一些同学也去八宝山送了霍老师一程。04
百年校庆
2009年9月，我和高燕宁同学、马晓明同学参加了北京第二实验小学百年校庆。母校已经迁移到新的校址，面积也比以前大了很多。北京第二实验小学新校区（原石驸马二小、曾经是顺承郡王府）文革前北京第二实验小学同学在操场上活动的照片，两处平房曾是我们的上劳动课的车间，两房中间是古老的钟楼
教授、博导回到小学课堂，也变成了淘气女生，模仿起当年的背手坐姿。说实话，当年能够背着手坐满一堂课45分钟的，全班可能只有高燕宁同学和李筱桦同学05
相聚时光
从1969年我们分赴各地上山下乡，同学们陆续恢复联系以后，我们曾经一次次的相聚，也留下了一些珍贵的照片。同学们陆续回到北京，有了新的工作，有的同学考上了大学，有的同学考上了研究生。1979年底摄她们不仅小学同班，中学也在一个学校。1979年拍摄女同学合影，李筱桦、张铮和石宁宁现都在国外生活，1979年底摄06
新的乐章
2022年9月的一天，我们几个小学同学终于又聚在一起，因为疫情的原因，我们已经有一年多没有见面了，平时只能通过微信联系。
三林刚做了手术，大家一直想去看望、慰问一下三林。疫情期间，无法去医院，所以只能等三林出院后小聚。在牛三林同学治疗期间，高燕宁同学给予了尽可能的帮助。今天，她又订了蛋糕，蛋糕上面还特意写上：“我们的第七乐章”。是的，到今年，我们都已是70岁的老人，我们的人生已步入了第七乐章。从7岁到70岁，从童年到老朽，经历蹉跎岁月、风风雨雨，算起来，我们这些小学同学已经共同走过了63年的人生。当我们潸然老去，我们更加珍视已经延续了60多年的友情。文图由作者提供本号分享，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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