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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览室 | 王文琪:“开禁”年代,淘书人迎来好光景

黄文琪 新三届 2024-04-25

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
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

作者简历本文作者
王文琪,曾任上海《劳动报》文艺新闻部副主任,《上海商报》编委、新闻中心主任。著有文集《收获近距离》。

原题

囤书拾零




作者:王文琪



六年前,在参加上海社科院前院长张仲礼老人追悼会上遇到早年认识的范进平先生,他是我40多年前经常逛福州路上旧书店萍水相逢的业内人士。


过来之人还曾记否,拨乱反正、万象更新的1970年代后期,结束了“一个作家(浩然)八台戏(江青主导样板戏)”荒谬的文化专制。一大批中外文学名著率先以最快速度重新回到书店柜台,当时囊中羞涩的普罗大众,特别是年轻人将省吃俭用积攒的碎银慷慨解囊从那儿兑换成“精神食粮”。


在那个“开禁”的年代,上海旧书店自然也迎来了出货的好时机,一大批积压库房十来年、充满陈旧味的老版图书俨然成为读书爱好者的抢手货。以现在眼光看那些骨灰级的旧籍,当时的到手价简直便宜得不敢想象。


与上新华书店感觉不同的是,福州路上那家旧书店更像是自己单位的食堂。宽敞的店堂顾客盈门,徜徉在书柜林立丛中的营业大厅,翻阅、摩挲一本本或许是久闻其名而未知其详的读本,或许是家里书橱中缺损的那几册旧籍,也或许是书名、品相、性价比三全其美,又值得珍藏的经典读物,仿若穿越时空隧道接续知识的泅渡与滋养。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老派读书人如郑振铎、阿英等前辈嗜好逛书肆,留下不少堪称精妙的“书人书话”一直为后学者所津津乐道。


记忆中的七十年代后期,本埠除福州路上这家旧书旗舰店外,热闹的商业地段如南京路江宁路转弯角上、近瑞金路的淮海中路、四川路的核心地带各有一爿三开间门面以上的旧书连锁店。


正是由于这些旧籍流通的平台,才堪与以琉璃厂为代表的皇城根书肆景象相媲美;也正是有了淘书的快乐驿站,才完整地勾勒出上海这座文化重镇的风貌,提振她的精气神。


时下除了福州路的这家上海书店与对马路上的古籍书店依稀有点老书香的味道,据我所知,老城厢“文庙”书市拆除后,也就剩下号称文化街多伦路那么两三家不成气候的小型书肆。



申城书肆一景

近年魔都闹市地段倒是新建不少这样那样的纪念馆,就不能腾块地方延续书肆的香火文脉?有报道称,法国巴黎塞纳河卢森堡公园旁的“渡桥”旧书店年逾70载,至今屹立不倒,仍是那座浪漫之都的文化标配;日本东京都一个叫千代区的地儿集聚着百余家书肆,丝毫没有“埋汰”东洋形象;美国最大的连锁旧书店Half Price Books看上去不施粉黛,书籍却包罗万象……

与国际接轨的上海滩一年一度的“书市”固然大张旗鼓热闹非凡,然而短短的一周时间,重归沉寂。为何不用这样的文化热情与方略,推波助澜培植、恢复几家门面亮堂、税收减免、规范有序、品级不俗,又符合循环经济规律的书肆,以营造阅读充电书香社会的良好氛围,提振城市文化生气。旧籍流通既是一种生生不息人际文化承载,又是差异化服务的传统经营业态。皇城根归去来兮潘家园,承前启后,敬惜字纸,庶几惦量文化的多元与厚重。

与上新华书店读书爱好者又有所不同的是,早先经常走动于书肆的各式人等大都是节衣缩食、迷书上瘾的主顾。曾荣膺“上海十大民间藏书人”、戏剧评论家蓝凡先生书柜中的《戏曲巾箱本》、胡适自校本《齐白石年谱》等典籍珍本,可以负责任地说,任取一本都能兑换绿扬邨一席酒宴。

遥想当年,鄙人忝列书肆打卡族纯属胡闹。一个是小年轻厂里上班自由散漫,常常“溜号”打发时间。二是书肆这地方无论钱多钱少,同样能找到淘书怡情快意。

我常去福州路上的这家书肆,究竟“淘”到哪些自己喜欢的书,因年代久远记忆实在有限,一时半会儿说不周详。

犹有印象的是得到范进平这位业内人士的特别关照,将中华书局1956年版本《资治通鉴》揽入囊中。这套杏黄色封面字体竖排古色古香的史书经典共计20册,当时定价也就50来元,而先是从范先生手上购得零散十来本,由于不成套之缺憾,价码就块把钱一本。再后,范先生一本本给凑成“全家福”,品相有八九成新,搁在书橱中瞬时蓬荜生辉。

此后没隔多长时间,范先生来电说,那边又整理出《续资治通鉴》(12册),问我要不要?同样是中华书局的50年代的版本,品相几乎跟新版书似的,捧在手上自然喜不胜收。说句不怕见笑的话,这后12册中华版《续资治通鉴》当下孔夫子旧书网最低报价450元,尚不包括送货上门快递费。

北京潘家园淘旧书一景


几乎在购得《资治通鉴》的同一时期,在福州路上海旧书店还花了几个小钱,陆陆续续积攒了二三十本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的民国文学范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丛书,红绿黄蓝色彩缤纷的单行本大抵和发行量庞大的《且介亭杂文》《华盖集》单行本差不多厚薄,其中张爱玲的《流言》、周作人《龙虎集》则比较厚实。

再有可以说是那个禁锢年代的“旁门左道”——1974年在“评法批儒”“批林批孔”特殊背景下出版的《韩非子集释》(上下册)《柳河东集》(上下册)《王文公集》(上下册)以及范文澜、蔡美彪先生联袂主编《中国通史简编》(四册),那都保留竖排繁体字的“原生态”。其中,王安石(文公)柳宗元(河东)入榜赫赫唐宋八大家,纸质也算是当时上佳之选。此外,《全像古今小说》(上下册)、清末多卷本《历代笔记小说选》《虞初新志》(明末清初小说家张潮编辑的中国文言短篇小说集)等林林总总文学古籍也都是那会儿出没书肆得来的藏品。

老版竖排小5号繁体字的《钏影楼回忆录》及其续编是上海民国年间“鸳鸯蝴蝶派”小说家、著名报人包天笑先生九旬高龄开写的上下两册回忆录。包老先生历经沧桑炎凉,见多识广阅人无数,他对自己广泛交游官僚政客、引车卖浆者流均有深切体察与了解,年届鲐背,文笔依然质朴温润,描摹江南风物、民初人物历历如绘,活色生香,令人叹为观止。此书和清末文学家沈复所著的自传体散文《浮生六记》是不是在范先生手上进的货,已不复记忆。

包天笑早年和友人合股在苏州观前街创办东来书庄,图为当年观前街一景

认识范先生,可以说是本人渐入“淘书”一族的起步。承蒙其优惠之关照,还得从“小”说起吧。

小时候家父突遭“发配”,母亲独自一力抚养咱兄弟四人,生活窘境可想而知。记得自己上二年级那会儿,哭着闹着让母亲带去书店买“小人书”。常年搛不上几筷子荤腥的母亲极不情愿带我去静安寺新华书店,上二楼花了一毛几分买了一本《海岛女民兵》的连环画。在我不足十岁的印象中,班上周姓小朋友都能眉飞色舞地讲吕布曹操的故事,我也大致知晓那是因为他家有《三国演义》的小人书,当时煞是羡慕他讲故事的本领。

《海岛女民兵》自然没得跟《三国演义》比,但我有了人生的第一本课外读物,高兴了好一阵子。自己钟情书肆的情结是不是跟“小人书”有关?我也说不清楚。反正1970年代后期喜欢逛书肆的初级阶段,必须承认是从“小”入手,次第展开。

1957年上海人美版连环画《三国演义》(60册)是我斩获囤书的“第一桶金”。同样是那个年代出版的连环画《水浒》(40册)都得从堆积如山的杂书中不厌其烦挑选凑满一套,绝非毕其功于一役。旧书店嘛,从卖出方那边收购而来,庶几倒手营生,货源自然乱七八糟不成体系。饶是如此,更添灯火阑珊寻寻觅觅的“淘”之乐趣。如若不是范先生的特别关照,短时间内想凑齐平均每册一毛钱的那几套连环画恐怕难以办成。

上海人美版连环画《三国演义》书影 


说实在那会儿确实够穷酸,除了淘到一些心仪的文学名著外,收集连环画还真上瘾,40本一套的《水浒》、50本一套的《东周列国志》,那都是今天觅到三五本,明天补阙两三本,聚沙成塔般陆续凑拢来的,我还特别喜欢“文革”前人美版的《水浒》封面题字,那银钩铁划般的魏碑体,颇有浪迹江湖雄渾气魄,页码也比《三国演义》厚实;《东周列国志》则由于故事情节少而精,版本显得轻快灵巧,适合少儿翻阅。还有就是《红楼梦》和不成套《成语故事》……前前后后积攒的连环画整整装满了相当于厨房水槽大小的两个塑料箩筐。在离去原来住家时,把两箩筐连环画留给了女儿。

孰料若干年后,塑料筐空空如也,用去无数时间和精力从书肆中淘来的小人书不翼而飞了。尚不明白门户不紧遇上雅窃,是一下子拎走的,还是蚂蚁搬家似地侵吞的。倘是前者配套成龙,按潘家园行情看至少能换五个最新款的iPhone12,至于顺手牵羊捞个三五本,如果不至于糟蹋的话,保不济又得进入“散兵游勇”状态。至于能不能进入分分合合的流通渠道,只有天晓得。由此感悟一个道理,古往今来集藏是项敬畏岁月、保持定力的修为,所谓骨董,年份的附加值兴许大大超出物件的本身。物件是可以复制的,而逝去的岁月断断复制不出来。


1998年年底上海书城“开城”之前,本埠图书市场布局还是比较合理,不妨捋一下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上海中心城区的书业版图——

南京东路东海大楼区域有上下两层千余平方的新华书店沪上旗舰店;福州路与河南中路交叉口的上海科技图书公司三楼是社科、文艺类图书专属营业场所,内有一间百把平方、凭证入内的“特供部”,专售所谓“灰皮书”(供批判参考之读物)。

此外,像徐家汇、淮海路、静安寺、延安中路西藏路口(拆迁换得书城地块)、四川中路、南京西路石门路口、老西门、长寿路、南市大兴街等商业市口都有规模以上的“新华书店”门店。而且那个年代为细分市场,一度将徐家汇门店更名为“艺术书店”,石门路那家门店主打“传记”类图书,老西门易名为“省版”门市部,四川路门店改为“辞书书店”,静安寺门店二楼专辟“全国期刊总汇”,河南中路南北两头分别有音乐书店和医学书店,淮海路上原古籍书店门市部则变身以专售港版、进口版图书的“三联书店;加上原先新华书店石门路门店斜对面、由宋庆龄题写的“少儿书店”,福州路上的“古籍书店”“外文书店”“旧书店”,诸如此类错位经营、方便读者找书的“专卖店”,庶几将上海这个“文化码头”路径梳理得“式勒势清”。

夜幕下的淮海中路“三联书店”

这里要特别说说“南东”——沪上旗舰店曾经有过一个特殊空间,那就是二楼开辟的“学术书苑”。曾几何时,一代读书人徜徉于此慢挑细拣收获自己心仪书籍。

上世纪的八十年代,出版市场空前活跃,而学术类图书显然不会像中外文学名著、通俗读物那样吸引普罗民众。

尝以一例窥探选书之微妙,当时刘再复先生《性格组合论》颇为热销,有读者误以为是谈男女之“性”的专著,缘木求鱼,多花冤枉铜钿。再则,“学术书苑”走曲高和寡线路,其经营成本居高不下,没有艺高人胆大的经营魄力断断做不成。

上海交大科学史系前主任江晓原先生谈到与“学术书苑”因缘时不禁感喟说,82年在“书苑”看中一本标价72元的《泰晤士世界历史地图集》爱不释手,无奈囊中羞涩,割爱离去。转年该著在“学苑”再版上架,失而复得自然大喜过望,待定睛一看,标价240元矣。


对书店经营方而言,“学术书苑”不仅要有独具慧眼的经营研判,还得对目标消费人群(读者)兴趣需求有清晰的认知和大致的了解。当年鄙人也去那儿逛过,记得买过商务版胡适《中国哲学史纲要》(卷上)、人文版郑振铎四卷本《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华书局版罗根泽三卷本《中国文学批评史》,以及香港繁体字竖排原版本、昭明出版社出版的三卷本司马长风先生的《中国新文学史》。

在很长一段时间,我们这代文学爱好者所接受的是批判来批判去的文学“中间人物论”、资产阶级文艺观及康生构陷题库中所谓“利用小说叛逆”魑魅魍魉的文本教育,直至“文革”砸烂一切时,五六十年代曾红极一时的“三红一史”(《红旗谱》《红日》《红岩》《创业史》)也被打入另册。

拨乱反正时期,中外经典名著重获新生,创作领域出现一大批回归正常文学生态的优秀力作。

当沉浸文化繁荣氛围中,有一种得意忘形的声音,似乎是说港澳台是“文学沙漠”云云。且不说金庸、梁羽生“武侠”双璧,琼瑶的量产化;我看台岛的聂华玲、李昂、林海音等女性作家对人性刻画之深刻与细腻,文字之华美与精准不遑多让。极具史识、史才、文学造诣的高阳先生(1922—1992)三十多年煮字疗饥创作完成清季系列长篇小说仅《慈禧全传》就有《玉座珠帘》《清宫外史》《母子君臣》《瀛台落日》等六部十册,另有《翁同龢传》《同光大老》等数十部作品,这是说他的产量;而高阳“精通清代历史掌故”“广陵散绝”的历史小说创作成就对我们而言则一无所知。

港台华人作家作品如此,那么“沙漠”里的理论创建和史识又究竟做得怎么样呢?司马长风无疑是个代表性人物,其“痛感五十年来政治对文学的横暴干涉,以及先驱作家们盲目模仿欧美文学所致积重难返的附庸意识。为了力挽上述两大时弊”的“一部最初的中国新文学史”,自然值得一睹为快。

高阳(1922~1992年)当代作家,以历史小说著称,精通清代历史掌故

至于司马长风的《中国新文学史》论述现代文学史上“褒贬迥异却又影响力颇大”的作家无名氏的小说创作时称,其作品四十年代非常畅销,但作者“具有孤高的个性,绝不肯敷衍流行的意见,因此饱受文学批评家的冷眼和歧视。”

这位无名氏(卜宁)先生(1917—2002),我尝在1979年左右在富民路大舅家见过两三回。那时他已摆脱长期“夹紧尾巴做人”的羁绊,酒至微醺故态复萌暴露出孤傲不羁的个性:文坛巨擎茅盾先生名作《子夜》在其眼中“对女性风情描写止步于露出个手臂膊”;说周扬翻译《安娜卡列尼娜》是由英译本转译而成,对比原著“牵强附会”云云;几个所谓新时代时期当红作家更是不入其青眼。

当时不知其什么来路,反正觉得这位戴着啤酒瓶底似高度近视镜的先生大言炎炎,甚是放肆。

之后,中国青年出版社、中国文联出版社、海天出版社、花城出版社相继推出无名氏年轻时的成名作《北极风情画》《塔里的女人》《金色的蛇夜》《海艳》等“无名书稿”。按理说即使重版,出版社应该与作者有个版权委托书之类契约,怎么可以五六家出版社“一哄而上”?是不是有“二渠道”参与其中,不得而知。有意思的是,中国文联出版社在将无名氏作品列入“《中国新文艺大系》参考丛书”的扉页说明中,欲言又止羞羞答答地写道:“……这些作品曾经受到批评或批判,因而长期被冷落,几十年未得重印,在今天已经难于寻觅了。”

据称,骨灰级作家无名氏在整个抗战期间,并未超脱于抗战之外,而是投身于其中,为抗战做了力所能及的大量工作,尽了他作为一个中国人的职责。不仅如此,他写了大量直接反映抗战的新闻报道、散文,小说,在大后方曾产生过广泛的影响,像副题为《“八一三”三周年谨献给全体死难将士之英灵》的《薤露》,写于1940年夏重庆被日机轰炸后的《火烧的都门》等作品,都是传诵一时的名篇。他对抗战的态度可以说是很积极,很投入的。但是《北极风情画》一出,他就被说成为一个逃避抗战的逍遥派,“新鸳鸯蝴蝶派”作家,这委实有些不公平。

之后,无名氏去了海外,其在大陆的版权由叫方伟良的先生打理,方先生送了我大舅由花城出版社出版的六卷本《无名氏作品集》一套。

差不多那个时间段,华师大出版社出版了由钱谷融教授主编、封面红彤彤的“中国现代小说大系”计有苏青《歧途佳人》、章克标《银蛇》、刘云若《红杏出境记》、叶灵凤《永久的女性》、无名氏《塔里的女人》等十部中长篇小说。

无名氏先生(1917—2002)

相对来说,所谓的“新鸳鸯蝴蝶派”作家中,叶灵凤先生(1905—1975)是“卖文为生”寿命最长的一位。设若这位被鲁迅先生詈骂为“才子+流氓”的叶先生50年代初不是因为去了港岛求得一方书案的安宁,其“著书只为稻粱谋”恐怕早就“夭折”了。

同样出道于上世纪的三四十年代,施蜇存(1905—2003)、无名氏、徐讦(1908—1980)、章克标(1900—2007)等人的作品比叶灵凤“吃价”的多。然而,当他们“夹紧尾巴做人”笔耕撂荒时,早年毕业的上海美术专科学校,以画家名世的叶灵凤雄风不减,除了其小说以“香艳”闻名外,叶先生在长达近半个世纪的稳扎稳打高产稳产写下《读书随笔》《文艺随笔》《霜红室随笔》《香港书录》《北窗读书录》和《晚晴杂记》庶几著作等身的散文随笔。1988年由三联书店首度出版发行的三卷本《读书随笔》在大陆中青年读者有着广泛的影响,用叶灵凤先生自己的话说:读书很杂,古今中外,线装洋装,正经的和“不正经”的书,他都爱读。

前几年网络上曾有过一篇日本人还是新加坡人写的文章,大意是说国外地铁、街心花园随处可见啃着面包捧书本的年轻人,以此贬抑大陆人没有阅读习惯云云。

我以为这完全是矮化大陆读者的不实之说。除当下地铁上司空见惯微信一族外,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大陆男女老少读书看报蔚然成风是个不争的事实。要不然,就无法解释文章开头说沪上曾经有那么多具有鲜明特色的书店,无法解释沪上曾有暴得大名的季风书店,无法解释《中华读书报》《文汇读书周报》《读书》(三联)《读者》(甘肃人民出版社)《书城》(上海)等这一类报纸杂志的曾经走俏,更无法解释全球最大的出版机构“贝塔斯曼”战略研判在沪开办书友会的创举。

阅读是人们除了吃饭穿衣之外的另一种需求,是对未知世界有着无限探索兴趣的精神追求。按前苏联无产阶级作家高尔基的话说,阅读是人类进步的阶梯。润之先生生前博览群书,1972年,老人家在自己的书房里会见到访的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谈话议程结束后,毛泽东指着书房里的古籍说:“我有读不完的书,每天不读书就无法生活。”他指着书橱上的六卷本《楚辞集注》说:“这套书是送给田中首相的礼物。”

毋庸讳言,在网络阅读高度发达的今天,人们的阅读习惯正在悄悄发生变化,但就系统阅读而言,纸质读物仍然有着无可替代的天然优势。问题是营造怎么样的学习氛围,主张和创造什么样的社会环境。比方说,厂长经理召开专家学者座谈会,本来是不耻下问的好事情,而出来的报道通篇就是领导喋喋不休反复讲、讲反复的套路,专家学者仅仅报了名号。读者自然云里雾里不知其中的真知灼见。至于纸质读物七零八落忙着“下架”,清规戒律作茧自缚,你让著述人打起精神恐怕也难。

“纸质”疲软,读者不免会朝着五光十色的网络世界一路狂奔。记得“三联”老人沈昌文回忆说,1979年一本装帧简朴的《读书》杂志甫一创刊,连续加印三次仍未满足读者市场需求,盖其发刊词铿锵有力的五个字:“读书无禁区”撼人心魄。据说,该文出自时任某部理论局副局长李洪林之手笔。此文与其说是李先生的呐喊,毋宁说是那一代人被压抑太久的共同心声。

“开明”出版家沈昌文先生(1931~2021)

也差不多那个年代,鄙人是一家厂子的青工。开明的厂里领导主张组建以年轻人为主,旨在“岗位成才”的读书会,召集人是青年才俊汪至钢。汪兄毕业于静安区后来被命名为“重点”的一所中学,其老师据说是清末文化大家章太炎的嫡孙章念驰先生,难怪他国文基础优于我们。记得有一次至钢兄多少为厂里年轻人争得了一点面子。

那年月厂子里有一位被我称作为裘老的裘伯敏师傅,裘老至少年长我等廿岁以上,有着宁波人嗓门大的特征,只是比一般宁波人显得人高马大。听说伊从前辰光在金融交易所做事,“鼎革”后被安排到工厂做财务。70年代初,小青工们晓得伊是“摘帽右派”。

当年厂子里开过一个清理“文革”余毒的大会,无职无权的裘氏被债务转移似地领受批判。大概由于谢顶的原因,春夏秋冬裘老始终戴着跟赵本山那顶蔫了吧似的破帽子。当别人振振有辞地批判发言时,裘老手抵自己腰际对主持会议的老邬书记诉说:腰背酸痛吃勿消,能不能让坐一会儿。裘师傅的申请理由,既不理直气壮,更不是奴颜婢膝,其中的睿智与气节,很少有人能读懂。

老邬没好气地说,老早造派批斗我时恶形恶状,侬现在晓得腰痛啦!想来“文革”时期,“走资派”老邬挨整,尝过苦不堪言的滋味。

老裘是不是其中的施虐者,至少从会议批判发言中,没有发现有这方面的证据痕迹。有道是,泥陀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当时作为“内控”人员的裘氏似乎也不太可能忘情于整人“狂欢节”。所谓“军师”,只不过是群体中被人视为见多识广的“意见领袖”而已。那完全是可遇而不可求的“虚衔”,将裘老划归到“文革”造孽者行列,显失公正。

据当年的青工伙伴勇明兄后来对我说,改革开放初期应邀来访的包玉刚先生,向ZF部门提出想见见几十年前的老伙计裘伯敏先生。就此,憋屈了大半辈子的裘老终于得到执事者的尊重。裘老不是一般的人,无论是被“请”上台接受冤枉批判的那一刻,还是被“请”上锦江饭店接受富商、权力部门礼遇的那一幕,宠辱不惊,举重若轻。唯一的区别,恐怕是他在去锦江饭店路上,扔掉了那顶蔫了吧唧的蓝布帽子。

记得当年自己没大没小,也曾嘻嘻哈哈调侃裘先生,老裘不以为忤,辄以文史掌故交流,伊讲“状元”后面是啥名堂?当场被其考倒。边上汪至钢说:榜眼和探花(第二第三名之称谓),汪兄救场,哇,为(当时)小年轻抢得一分。可见,老邬书记主张办青工读书会功莫大焉。

后来读书会公费购来的图书均分给大家,汪兄跟俺关系“搭得够”,伊将四卷本《朱光潜美学论文集》朝我手上一推,侬就拿这个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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