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题

随风而去的爱

作者：孙毅安

照片上的女士，是我的小学班主任陈惠琴老师。

我家住在陕棉十一厂，因为厂大人多，孩子也多，于是厂里开设了子弟学校，有小学，也有中学。1970年，我上小学，我们年级有五个班，每班学生都超过四十人，一个年级有两百多学生。这一来，全校仅小学生就有一千多，中学生也有同样的数量。

子弟中学，谁家的娃都要收，一个也不能少。学生多，师资力量就比较紧张。除了凤毛麟角的大学毕业生，大多数老师，都是厂里赶鸭子上架，攒鸡毛凑掸子生生拼凑出来的。厂里职工只要有个中专学历，就能到子弟学校当个老师。

陈慧琴是咸阳纺织学校毕业的中专生，这在文盲遍地的陕棉十一厂，绝对算高学历。于是，她在1969年调到小学当语文老师，第二年，担任我们班的班主任。

陈老师不会讲普通话，她无论上课还是平素与人交流，都说陕西话。纺织工人家庭的孩子，都淘气，尤其是男孩子，说淘气基本算是表扬。我们不仅淘气，而且匪气。在学校每时每刻，都会整出幺蛾子。

陈老师教风比较彪悍。她管理我们很少用说的，通常都是用骂的，时不时就直接动手打。脑袋吃栗子是家常便饭，扇耳光也时有发生。“山里滴核桃砸着吃！”是陈老师的口头禅。“狗日滴，你就屁能滴很。”是她使用率最高的一句话。

我被陈老师收拾过很多次，有时候是骂，有时候是打，有时候又骂又打。这其实并不稀罕，子弟学校盛行打学生，家长送孩子到学校，都会对老师说：孩儿就交给你了，不听话往死哩捶。河南人认为，打是亲骂是爱，老师打自家孩子说明关注度高，好事儿。

这种鼓励，让子弟学校老师们士气高昂，尚武精神蔚然成风。我们还经常被请到教研室，接受女子单打或者男子单打，男女混合双打的事也时有发生。所以无论陈老师是打我还是骂我，都是小意思，毛毛雨啦。

陈老师虽然经常打我骂我，她却记不住我。这也难怪，班上几乎所有男生都挨过陈老师的毒打，所以她要是记不住谁，也不是啥稀罕事。

真正让陈老师记住我，是小学三年级的第一学期发生的一件事。那天陈老师正在教室里，面向黑板，背对着我们用粉笔写字，突然半截啃过的玉米棒打到了她的背上。陈老师一下子火了：“谁？这是谁干的？”

很明显，这是有谁被陈老师修理过了，报仇昵。我们从小接受的做人原则就是绝不告密，所以任凭陈老师喊下大天来，再怎么威胁，全班同学都跟江姐一样坚贞不屈，保持着沉默。

这就尴尬了，有人打了老师，可老师却抓不到凶手，反了天了你们。“山里的核桃砸着吃！”陈老师这样说，然后她把我们驱赶到教室外面的空地上，全班列队，呈立正姿态站着，不交出罪魁祸首，放学不许回家。

于是我们就那么站着，站着也不告密。时间一分一秒过去，隔壁班下课又上课，到后来中午了，学生们欢天喜地跑回家吃饭，我们还跟兵马俑一样站着。

太阳就在头顶，放学很久了，我们不仅晒，而且饿。我实在受不了了，于是走出队列说：老师，你这样做不对。

 “狗日滴，咋不对了，你说！”

我说老师，冤有头债有主，谁拿苞谷棒砸你，你收拾谁。俺啥也没干，你罚俺站到现在，不讲理，不公平。

陈老师皱着眉头想了一会儿，大手一挥说：狗日滴，放学回家！

我们轰然做鸟兽散，飞跑着回家吃饭去了。

从那天起，陈老师记住了我。她去我家做家访，得知我很喜欢读书。不仅读课本，还读《毛选》《三国演义》《西游记》和《红岩》《敌后武工队》，在我家里，陈老师还发现我在背古诗词，因为我家居然有《中华活页文选》。

 陕棉十一厂是河南移民扎堆的地方，大老粗没文化，很少有人看书。俗话说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孩子会打洞。在河南社区里，熊孩子一抓一大把，冷不丁有个爱读书的孩子，那就跟下水道里有颗卫生球一样，稀罕。

从此，上课时陈老师就经常提问我。每当她要向学生问问题，我就没得跑。“孙毅安，你说！”

说就说。每次这时候，我就提提裤子，用袖子擦擦鼻涕站起来面对着她。回答完毕，陈老师总要说一句：“狗日滴，你就屁能滴很。”

她说这句话绝对不是在骂我，那是她特殊的表扬方式，相当于“回答正确，加十分。”

陈老师不光是打我们骂我们，她还爱我们。“宁给个好心，不要给好脸！”是陈老师的另一句口头禅。学生上课不舒服，她会带着学生去厂里医务室看病，有人衣服破了，陈老师会把他带到教研室，用针线替他缝补衣服。那时候冬天很冷，陈老师总是天不亮就到班里给炉子生火，把教室烧的热腾腾的。

小时候我不爱讲卫生，手总是脏兮兮的又不爱洗，冬天手上冻出许多口子，有时候一攥拳头，手背上口子裂开，就会有血丝。陈老师打来热水让我烫手，反复用毛巾将我手背上的垢痂搓下来，然后涂上凡士林油。那时候，我觉得她很像妈妈。

陈老师在陕棉十一厂子弟学校只待了七年，其中六年是我的班主任，我小学毕业时，她就调走了，据说去了城里一个什么公司。中学毕业后，我们一班的同学，经常组团去看望陈老师。那时她住在东大街菊花园的一个院子里。大学毕业后，我分配到西影工作，还经常去菊花园看陈老师，后来她退休了，搬走了，有很多年失去了联系。

再次找到陈老师，已经是2020年了，想去看她，因为疫情有诸多不便，去年教师节请老师们吃饭，给她打电话，她说：我现在不爱出去，也不喜欢一群人聚在一起，我就不去了。这个话有些怪异，于是我就找她女儿，想问个究竟。那么爱热闹的人，咋就不愿意和老同事聚聚？这一问才知道，陈老师腰椎不好，有一节粉碎性骨折，她不太能走路了，整天坐在床上。她是个要强的人，不愿意别人看见她是这个样子。

我联系了西安交大一附院骨科杨主任，打算带陈老师做手术。杨主任是著名的骨科专家，看了陈老师的片子后，向我保证只要做了手术，陈老师就能行走自如。

这真是太好了。

然而陈老师害怕做手术，或许是因为年纪大了，任凭家人怎么说，她都不肯去住院。好说歹说总算做通思想工作了，结果西安疫情又开始吃紧，大家商量后，觉得缓一缓等管控放松了，再带陈老师住院。

又过了一些时日，疫情解除了，管控放开，影视业慢慢开始恢复，我的事情也忙起来。每次要去看她，都因为有急事出差耽搁了。今年二月十三号我去北京，临走前我对她女儿说：等我这次回来，一定带你妈去做手术。

谁知天有不测风云，二十号那天，我在北京参加一个研讨会，陈老师的女儿打电话给我，刚一接通，她就在哭。我问她怎么啦？她哽咽着说：哥哥，我妈走了，我知道你在北京，就是告诉你一声。

那一刻，北京的天，蓝得让人心寒。

世事难料，明天和意外，不知道哪个先来。之前我总觉得这句老生常谈很扯犊子，可此时此刻，我真切感受到了，而且很后悔。

我没有资格评价我老师的一生，我只知道，当年她是那么的爱我们。或许她不是一个很有学问的老师，但她却是最有爱心的老师。她对于自己的学生，是发自内心地喜欢，是真正的视为己出。她从不用语言表达这种爱，却凭借着女人的细心和本性，用她独特的方式去展现。打和骂，都无法让一个孩子潜心向善，唯有爱，能让一个孩子立志图强。

这或许是毕业多年，同学们都心心念念陈老师的原因。棍棒下出孝子，有时候，爱是以暴力的方式传递的----因为小屁孩狗屁不通，只能用他听得懂的方式教育。等他长大成人，就什么都明白了。

没有谁会忘掉爱，在那个荒唐的年代，在那个生存环境恶劣不堪的棚户区，陈老师是世俗荒漠里的一抹绿色，是暗夜里最明亮的星。

童年的我们，是野蛮生长的小树，陈老师用看似粗暴的方式，砍掉杂七杂八的旁枝斜干，好让我们健康成长，笔直向着太阳。

用霹雳手段，显菩萨心肠。用这句话形容陈老师，再恰当不过了。

老师，我真的很想你。有生之年，你都会是我最温暖的回忆。你教会了我打开这个世界的正确方式，那就是爱。

孙毅安：在战斗中成长，

我家住在道北河南人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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