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

高红十，1951年生，湖北宜昌人。1969年从北京赴陕北插队；1972年到北京大学中文系学习；毕业赴延安市南泥湾公社插队。1979年任陕西人民出版社文艺编辑室编辑，1985年调至北京《法制日报》任编辑、记者。1974年开始发表作品，有数本散文、报告文学、小说、诗歌集出版。较有影响的是1970年代与他人合作的长诗《理想之歌》。1988年获得庄重文文学奖。

　　听你说，采访每个人，录二至三盘磁带。我说话速度很快——你马上就感觉到了，同样多的内容，用一盘半就够了。说是要整理成一万字的文章，一万字容纳不了多少东西，谈经历，只能浮光掠影。我曾经自己对着录音机，口述个人经历，积累文学创作的素材。刚讲到1979年结束上山下乡生活时，已经录了14盘磁带。这还是“加倍”的，如果按一般速度，就能录二十七八盘。

　　到目前为止，我出版了三本书，其中，一本小说集：《哥哥你不成材》，收四部中篇小说，书名是其中一篇的题目，1993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有15万字。一本散文集：《我的歌》，1993年由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已准备再版。还有一本长篇报告文学：《只缘妖雾又重来——来自云南省禁毒一线的报告》，1993年由农村读物出版社出版，约10万字。还有一些小说、散文等体裁的文学作品零星发表在各种刊物上。已出版的那本散文集，收的是我1990年以前的作品。1990年到现在发表的散文，又够一本集子了。到目前为止，总共发表了多少文字，没有认真统计过，也就50多万字吧。1974年在北京大学中文系读书时，与人合写了一首长篇政治抒情诗《理想之歌》，先出版成书，后由《人民日报》转载，还拍成配乐诗朗诵广播节目。我的小说、散文，大都取材于先后两次的农村插队生活。从1969年到1979年期间，我除了在北大读书的几年，都是在陕西插队。第一次插队在延长县黑家堡公社李家湾大队，第二次插队在延安市南泥湾公社三台庄大队。主要是务农，兼做妇女队长、会计等等。

　　我是67届初中生，上山下乡的时候，就是老三届中的老初二。文革前考上北京师大女附中。对，是一所名牌学校，这种学校在文化大革命中往往都闹得很厉害。宋彬彬就是我们学校的。那些年就是当红卫兵、造反、大串联、军训、大联合、四三·四四派、逍遥，等等。我没参加什么派，逍遥一段之后就上山下乡了。家里不管，一共四个孩子，管得过来吗？哪像现在，都是独生子女。父母是外事干部。父亲原在中苏友协，后并入旅游局；母亲原在外交部，后调到对外文委。父母对我搞文学是一百个不赞成，认为这很危险，是战战兢兢的职业。我上中学时也绝对没想将来要搞文学，那时想法很简单，无非是好好学习，考高中、上大学……大家都这样。我那时学习成绩比较好，文理两科都行，上初二也不分什么文理。但上山下乡以后，理科这条线就算断了。

　　1969年1月，我18岁的时候，下到陕西省延长县黑家堡公社李家湾大队插队。小队“知青点”一共9个人，五男四女。男生是北京31中学的，女生都是我们师大女附中的。这地方离公社10里，离县城60里，离延安100里。李家湾，在延河边——对，延河是黄河的支流，在山西、陕西两省交界处注入黄河。延河在我们这里拐了个弯，所以叫李家湾。地名上凡带“湾”字的，李家湾、杨家湾，都在河边；如果带个“沟”字，像康家沟什么的，那就是拐进里面去了。延河在我们那一段是东西走向，还有一条东西走向的路。因为处在河边路边，所以地势稍微平坦一些。农作物无非玉米、糜子、谷子、豆子……什么？有水就好多了！喝的水当然够了，但你不要指望延河水来浇地。地势高，河水根本提不上去。但一发洪水又冲了。整个延安地区，情况差不多，那时生活都很苦。口粮倒还能挣出来。

　　插队第一年，知青们主要是学农活、学做饭、学陕北话，学习最基本的生活本领。第二年就有招工的了。到汉中工厂，走了两个男生，有的女生病退，两队知青点合并。1970年已有大学招生，走了几个，1971年大学没招生，1972年招第二届，我上了北大。插队第一年，还有孩子气，男女生吵架分灶。都是老初二的，谁也不肯让谁。女生嫌男生不爱做饭，还尽招些外面的同学来白吃白喝。有一次好不容易推了一斗麦子，他们一来就吃了大半斗，我们很不高兴。分灶吃饭，过一段时间，又都觉得困难——都得留人做饭，就又合上了。1971年，三个队的知青点合并，养猪、养鸡，有自留地，生活开始走上正轨。这时，知青有的当赤脚医生，有的开拖拉机，有的当教师，生活本领越来越大。我嘛，那时就当妇女队长。

　　那一带起初没有电。晚上照明，使一丁点儿煤油。高高的灯架，圆圆的灯托，小小灯壶嘴露出一绺浸油的灯捻，这就是灯。有罩子，灯才更亮。但罩子要用钱买。那时候，24个鸡蛋才卖1元钱，一个灯罩要1角3分，谁舍得买？公社24个生产队统统没电，听不上广播，看不上报纸。老乡有不少人一辈子没离开过那里，以为北京人也是住窑洞，向北京知青打听北京城里的窑洞是咋样的。那年月，知青们除了盼望家里来信，最高的奢望就是看电影。电影在场院上放，支起一块白布，用脚蹬发电机发电。几个男知青轮流蹬，付出的体力不亚于干半天农活，还不记工分。但他们很乐意干，左一脚右一脚像蹬自行车似的。记得有一次放黑白片《白毛女》——对，“样板戏”中的芭蕾舞剧《白毛女》。那幕幅很小，比现在的电视大不了多少。知青们早就知道故事情节，早就会唱全部插曲，还在田头为乡亲们比划过白毛女出洞的姿势。但还是要看。上川十里岳口队放，看去；下川十里葛家队放，照看不误。看一回感动一回。真是被情节感动了？恐怕不是。那心理挺微妙，我说不清。

　　1971年，要修李家湾水电站，从全公社24个生产队抽民工。我被抽到施工营。施工营组织一个宣传队，由北京知青组成，到各个施工点巡回演出。我那时爱唱爱跳，就被选进了宣传队。《天下第一楼》的作者当年是我们宣传队的，现在到香港，走了。还有孙立哲的太太，也是我们宜传队的。孙立哲，想起来了吧？当时是全国出名的知青典型，是陕西插队的北京知青，在延川县，当赤脚医生出的名。孙立哲的太太在我们宣传队，后来到美国去了，搞两个刊物、两个公司，带两个孩子，如今已经去世。我们宣传队，还有程思远的儿媳妇，我的同学。我在宣传队的编导组编节目，这时用笔比较多。

　　1971年底我回到村里，1972年就赶上大学招生了。有北京大学、北京化工学院，还有本省的一些大学。在农村那几年，学理科没条件，文科用得比较多，我也就报北大了。但第一志愿并不是中文系，而是外语系；第二志愿历史，第三志愿才是中文。老师看我在宣传队编节目，还写过一些诗，便把我弄到中文系去了。在北大中文系读书，一年以后，工农兵学员分成创作班和评论班，我去了创作班。我图的是创作班可以到处跑，好玩。人家则以为这就是你选择的职业，定型了。其实也不尽然。上中学时不可能选择文科理科。初中二年级就下乡，不可能学理科。如今既然上了北大中文系，尽管那几年几乎什么都没学，也不可能跨过这个专业再去搞别的。

　　大学上了三年半，主要就是搞运动：反“回潮”、学习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批林批孔、反击“右倾翻案风”……一路的运动下来，再加上学的是中文专业，不可能让你坐下来读书。过去学的书也都被否定了，现代文学只剩下一个鲁迅；中国文学史刚讲两篇《诗经》就开始反“回潮”；只能学“样板戏”，再有就是批“十七年”——批《武训传》、批俞平伯、批《红楼梦》……图书馆里的书大部分都禁了。不断地下去：学军、到农村传达中央文件、到工厂、到煤矿、到外地……一共下去六趟。我们这届工农兵学员还算相对重视一点文化，起码都是初中以上文化程度，入学时考了考试；1972年周培源向周总理请示抓抓基础理论教育，开了几门课，但1973年便反“回潮”了。我们既反“教育黑线回潮”，又反“文艺黑线回潮”……

　　就这样过了三年半，1975年毕业。这以前的经历，没什么特别的，有同样经历的人太多了，无非在学校搞一段文革，然后上山下乡，当工农兵学员上大学……但是，在毕业以后的去向问题上，我做出一种很特殊的选择：回到陕北农村，继续插队。全班同学中只有两个回农村了，那一位家就在北京郊区通县农村，等于是回乡。我第二次插队，具体地点是延安市南泥湾公社三台庄大队。是的，就是当年解放区掀起了大生产运动的那个南泥湾。

　　这个举动，一下子轰动全国，我成了“先进人物”，什么“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啦，什么“缩小三大差别”啦，等等，吹得神乎其神。当时整个新闻媒体都开动起来，宣传我的这个举动。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人民日报》，还有什么几报几刊、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所有的新闻媒体，一流二流的，三流四流的……我这么说吧，凡是你能数得出来的，都宣传了。到我那里采访的新闻单位，最多时一天七家。再加上南泥湾本来就是个参观的地方，每天大大小小的汽车排成长串上坡下坡……哎呀，可真忙坏了。一年365天，我能到地里干活，也就70天吧。整天接受采访，和外宾座谈，开各种各样的会——妇女先进会、知青先进会、青年先进会……从大红变成大紫，从大紫又跌落下来——“四人帮”倒台以后，大退潮，说我是什么受“四人帮”影响呀、“极左”呀，问我在北大和“梁效”有什么关系……内查外调。

　　我再次离开农村，是1979年4月了——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事。现在回想起来，我在农村插队的收获是综合的，很难一二三地条分理析。反正你从18岁至28岁，这10年，除了三年半上大学，就都在这里了。这是一个人的青春期，世界观、人生观在这时期铸就了。这期间无论在什么地方，都会给你留下终生难忘的印象——倒不一定那个地方本身有多么大的魅力；这10年如果你在监狱，那么监狱就会给你留下深刻印象。当然，我大学毕业选择回农村的路，除了对那里恋恋不舍，还是有一些直接原因，比如在城里觉得周围环境缺少真诚，人与人互相整，有些知识分子的生活也很灰，还不如农村痛快；同时也觉得自己没“改造”好，还应该下去锻炼，等等。到底出于什么动机，我自己心里最清楚，绝不是像宣传的那样，思想有多么“先进”，要去做什么“促进派”。

　　农村插队的前几年，对农村的了解只是一种初步的，朦朦胧胧。下去时，轰轰烈烈，积极响应号召；同时也是跟着潮流走，不愿赖在家里，也没其他地方可去。到农村以后，看到那里非常落后。没有电，老乡以为知青带来的手电筒也是“点油”才亮的；后来好不容易修的那个李家湾水电站，洪水期不能发电，结冰期不能发电，直到我第一次离开农村时也没发出电来。村上人死了办丧事，完全是旧式的，到山上打墓窑安葬，披麻戴孝，吹吹打打。有知青参加，不敢吹旧曲，便吹《真是乐死人》。贫下中农是“最革命”的吗？好像都挺自私的。有“阶级斗争”吗？富农和大家关系好像还不错。带我干活的是一个老红军，“陕北红了”的时候——老乡最清楚的时代概念不是新中国成立，而是1935年红军到达陕北——就入了党。本以为，他满口豪言壮语，不料，他经常在田里开“荤”（婚）玩笑，女孩子听了觉得“流气”。生活的原色呈现给我们，与过去从教育中接受的，差别太大了。我们一度陷入困惑，不知是教育骗了我们，还是谁又骗了教育。当然，也有一段时期，我们总是用所学的理论不断地“校正”自己，说服自己要注意看“本质和主流”。

　　农民有落后的一面，也有朴实、真率的一面。他们的自私也是“真诚”的，想拿你的什么东西，当着你的面伸手就拿，不像城里人总爱拐弯抹角。我插队的那个地方还有淳朴的民风民俗，沉淀着古老的黄河文明。黄土丘陵，没有平地，田是一小块一小块的。一个劳力35亩，土地倒也不缺。广种薄收，粗放经营。播种了，人站在山坡上，把种子一撒，用镢头扒拉扒拉土，盖上，秋天就等着收获吧。乐意的话，中间锄一锄；不乐意就不锄了，收多少算多少。轮作，一轮接一轮。荞麦种得晚，6月份才种。7月收麦子。然后就是大秋了，掰棒子、割谷子、割糜子、砍豆子、刨红薯……一直忙到冬天，积肥，打窑，到11月底才能分粮食。场院上也是不停地忙，豆子打完了打糜子，堆在那里。一年忙到头，出油、推白面、推谷子，就该准备年饭了。

冬季还要打柴，山上那些灌木丛，成材的不成材的统统砍倒当柴烧。冬季相对清闲一些，知青们纷纷回家探亲去。一年当中，清明节做花馍馍，端午节包粽子，中秋节做月饼，过年做米酒，还有油馍油糕。知青们入乡随俗，跟着学：学农活，学挑水，学蒸窝头、包包子、擀杂面、推磨、滚碾子、抽丝、纺线、砍柴——很难砍的柴怎么破开……

语言也得学，有些方言很难懂。发音部位比较靠下，在鼻子这里。有些当然能懂，吃饭就是“吃饭”，喝水就是“喝水”。但是，“懂不懂”叫作“害哈（hà）害不哈”，就费解了。其实，写下来是“解下解不下”。刚到村里时，房东大娘做完饭，一个男知青因为是回民，便问是荤油还是素油。大娘回答：你说的我“害不哈”。就是说，她听不懂。男知青急了：“你别‘害怕’，我只是问你荤素！”闹出笑话了，赶紧学方言。倒也快，两三个月就通了。

　　热爱那里的古老文明，是我第二次选择去农村的重要基础。丰富的农村生活为我后来从事文学创作积累了大量素材。我的小说集《哥哥你不成材》就取材于陕北农村，那题目是一句信天游。

　　是的，我性格比较开朗，爱唱歌。嗓子是在农村练的。当妇女队长，一个基本功是喊上工。过去，只有男人上工才喊，一个男人站在村中间的窑顶上喊：“男人家村东头担粪去喽——！”这边喊一阵，那边喊一阵。妇女上工没人喊，挨家挨户地叫——谁谁的三妈，谁谁的婆姨。这样很辛苦，满村跑来跑去，还容易漏叫。我当妇女队长后开始喊妇女上工，这边一嗓子，那边一嗓子。起初不敢喊，不好意思；后来大着胆子一喊，嘿，声音真亮！这样就把嗓子喊开了。在宣传队里独唱、报幕、说对口词、演小话剧。我在延长县演出，唱的信天游《陕北道情》录了音，在广播里放。离开农村，再回去时，老乡们从广播里听到的所有的信天游，都认为是我唱的，我一再否认也没用。老乡们当时并不唱信天游，旧曲子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认为是“酸”的，禁了，结果老人不唱，年轻人不会唱。他们当时唱的尽是我们知青教的革命歌曲。信天游，我第二次下农村时比较注意收集。诗人何其芳曾经出版过一本收集陕北信天游的书，我设法找来抄一遍。

不过，在农村，首先注重的还是生计问题。干活，挣工分。即使当一个基层干部，首先考虑的还是这点事：今年收成怎么样？工分值能达到六毛五还是六毛三？欠信用社贷款，今年要还多少？买个55马力拖拉机，今年耗油多少？化肥要多少？诸如此类。有一年，向生产队缴公粮还没缴，玉米已经砍在地里，忽然一场大雪，把所有的玉米都盖住了，湿着就进了仓，已经作为公粮算进去，第二年全烂了。结果，每年还人家粮钱。

我第二次下农村，当会计，特别费事。当妇女队长，也很麻烦。结婚开证明啦，生孩子报户口啦，都来找你。老乡中有个男人，家里很穷，总娶不起媳妇，有一次好不容易有了相媳妇的机会，没钱，知青们借给他衣服、手表，他又借来自行车，总算把媳妇相回来了。结婚时，知青们送年画、送脸盆。但他一过年就死了，没孩子，媳妇改嫁了。还有一家，男人总抱怨媳妇不会生孩子，到处请巫婆，后来一副偏方把人治死了。又有一个媳妇带着三个孩子跟了他，仍生不出孩子了，这才证明是男人的生理有问题。

我尽接触这类事。有一对少男少女很要好，没用，男方穷，女方家里早给女的订了亲，她已在那婆家吃了几斗几升粮，只能跟人家走了。男的不甘心，到老山当黑户，和那女的旧情不断，有一次在高粱地里双双被人家捉住。结果，女的又跟一个卖苹果的走了——她已经不是黄花闺女，明媒正娶就掉价了。这类事特别多。在农村生活较长一段时间，对那里的生活有了比较深刻的体验，至少形成了自己一套独立的认识，不会轻易改变。

现在当记者下去采访，对什么事心里多少有了一点底，大概知道社会是怎么回事，生活是怎么回事。提起农村的事，你蒙不了我。当然，发新闻稿，要考虑“主旋律”，要向报纸负责，向主编负责……但我提笔写小说，则有所不同，顾忌少一些。我觉得农民的生命力特别顽强，有一种韧性，坚忍不拔。他们历尽磨难，早已磨出来了。在城里的青年知识分子看来，他们的境遇简直活不下去，殊不知，黄土地上的农民是不会自杀的；他们和土地打交道，土地好歹撒一把种子就有收获……

　　另外，我在农村能一直呆到1979年，也和延安地区的特殊情况有关。那里很怪，1974至1976年全国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已逐渐转入低潮，而那里却出现回潮，先后去了好几批应届高中生，大学毕业生也有人去——北大的、清华的，还有工人去干部去……100多人，去一个出名一个。原因很多了，比如延安地区是知青运动的一个发源地，这个地区对知青的安排工作也做得比较好，很早就给知青安排工作，一直没断，基本都安置了。已经到1985年了，还有一些人回那里工作，想做一点事情。实际上当然什么也没做成。那么穷，一瓢水怎么能浇出大树？

　　毕业后回陕北农村继续插队，这条路是我经过独立思考，自己选择的。做法越出常规。我没有随波逐流。有人说，你那么爱在农村呆着，后来为什么又离开了？那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1979年，农村不要你了，马上就要承包了，又赶上陕西高教局有精神，让大学生归队，专业对口。上面一个个地通知，找到头上了。问我去哪，我要求去延安地区创作组，可是人家不要，没有编制。结果，1979年4月，陕西省高教局安排我到陕西省人民出版社，在文艺室当编辑。此后，利用业余时间，我比较多地阅读了中外文学名著，还有文学史、文艺理论方面的书，开始写小说，写散文。

1982年到北京的鲁迅文学院，在作家协会办的文学讲习所学习。一度借调到作协《文艺报》。1985年户口正式调回北京，在《法制日报》当编辑、记者。1986年至1988年不脱产到北京大学中文系的作家班学习。就是说，我两次到农村插队，两次到北大上学。作家班毕业后还回《法制日报》。我在《法制日报》文艺部——如今是主任编辑，业余从事文学创作，写小说、散文、报告文学。

　　问我为什么要搞文学创作，你想，我还能干什么？再说，自己的生活经历太丰富了，大起大落，不写下来有点可惜。而且，我的道路比较独特，只有自己才能说得清，自己写才能正确地把握。别人总有不理解的地方：你回城干什么？你不积极吗？你不“扎根”吗？怎么好事都让你占上了？合算哪儿有好事你往哪儿去！你不可能一个一个地去解释，人家未必听，我也没必要非得让人家理解。反正我对得起生活，在生活中我是真诚的——在农村当会计也罢，当妇女队长也罢，你去分了一次土豆，或者跟人家去赶了一回集市，看了一场电影，参加了一次婚事或丧事……

在生活当中总算付出了真诚。付出了真诚就应当有回报。看了很多知青小说，都觉得不尽然，都代表不了我这一份。每个人都是独一份的。虽然被共同轰到某一地区，但你去问一问，每个人的感受都不一样。看小说，觉得这个不真实，那个不真实，后来发现，只能个人代表个人——或许一个群像才能代表一个时代。于是我就开始写东西。小说最初发表在《安徽文艺》上，散文发表在天津的《散文》杂志。还参加了一些笔会……

　　在北大作家班时，系统学习了文学理论知识。北大的学术空气好，想深入研究某一问题比较方便。虽然不脱产，一边编报一边上课，很辛苦，但我还是真正坐下来学习了一些东西。各门功课，成绩都是优良。我们过去毕竟耽误了很多时光，今后还能认真干几件事？一晃，几十年过去了。1988年，作家班毕业，取得个本科学历——工农兵学员那次算大专。有人开玩笑：“你们都该双硕士了，怎么还在那儿弄学士？”

　　耽误的不仅是学历，我至今尚未结婚。当然，这也有个缘分问题。不是没找，而是没有合适的。再说，早和晚，各有利弊。有得必有失，有失必有得。

　　我今后还是要搞文学创作，写小说，写散文，写报告文学……以往的小说，主要取材于陕北农村生活，写插队知青；散文也基本是那种题材。回城以后十几年了，对新时期的生活不是不感兴趣，而是觉得积累得还不够。当记者，太注重热点了，往往流于浮泛。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记者不能总盯着一个人、两个人。关于新时期的生活，我写过一些报告文学；至于写成小说，还嫌观察得不够，不知提起笔来能否把握好。总觉得应该再积累一段时间，沉淀一下，搞清文化背景，再动笔写新题材的小说。不是现炒现卖，而是积累新的，动笔旧的——要有这样一个不断推着走的过程。

　　最后一点时间，你让我谈谈对我们这一代人有何想法。我上个月在《团结报》上发了一篇散文，叫《脖子》。我觉得，我们这一代人——所谓“老三届”，同上下两代人比较，缺乏独立作用；上代人在50年代搞建设，下代人在80年代搞改革，我们则除了上山下乡是独特的以外，只能起个承上启下的作用，就好像在人身上既不是头又不是身，只是连接这两个部位的脖子。脖子很重要，连刽子手都知道，砍头不是砍头而是砍脖子。但脖子没有应该享有的荣耀，大量的装饰物是在头上、身上；脖子上虽有项链，但其主体部分、辉煌部分已延伸至胸。这是历史造成的缺憾。

1994年5月份，我在《中国妇女报》上发过一篇文章，叫《老三届人的危机》。我说，清点一下老三届的队伍，尽是舞文弄墨的；我们缺少数理化的扎实基础，缺少自然科学的熏陶，缺少宽容大度、兼收并蓄的思维方式。但是怎么办？是一味地回头看，抱残守缺，或者到处诉苦抱怨吗？不行。这年头什么话都有人听，包括谣言，就是没人听诉苦抱怨。诉苦抱怨的结果无非是使诉苦抱怨者像祥林嫂那样讨没趣。我认为，老三届人的价值就在于承上启下，这是历史长链中一个足够坚韧、足够灵活的链环。老三届的价值是开放和兼容。兼容上下两代，兼容多学科知识，兼容各种伦理观、道德观、价值观、人际关系、生产和生活方式。《红太阳颂》会唱，摇滚乐也能听。在急剧变化的形势下，更多的老三届人要迅速定位，调整好心态，各尽所能。老三届人要充满自信，任何人的青春不是任何人能否定得了的。我们的付出与所得已溶化在血液中和基因里。老三届人要少唱咏叹调，多唱进行曲，因为我们已没工夫叹息。我们从北大荒，大草原，黑土地，黄土地，红土地走来，我们应该具有与大自然等高等阔的视野与胸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