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代丨王士元：在天津搞“芯片”, 刚起步遭遇大地震

Original 关注本号☞ 新三届 2024-04-01

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

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

作者简历

大学毕业照

王士元，1964 年兰州大学物理系毕业 , 南开大学计算机学院教授，从事计算机教学与计算机研究，研究方向是信息采集与数字信号处理，现已退休。2000年被邀，在华为公司指导研究生毕业论文，退休后被返聘在深圳大学、深圳职业技术学院任教多年。著有《PC接口技术及应用》《 C 高级实用程序设计》等。

原题

我的经历与回忆

（之五）

作者：王士元

天津电子仪器厂现在称为中环电子仪器公司

五

在天津电子仪器厂

调入到天津后，本想去天津市无线电研究所（当时天津正在上计算机的项目，该所承担小型djs130计算机的研制），因为我知道我的性格与出身不适宜在工厂工作，尤其在调的过程中，厂中有人以出身刁难，不要我，所以非常不想来。因此到天津后，我迟迟没有到厂报到。

无线电研究所了解此情况后，带话让我去他们所报到。当时该所与电子仪器厂同属天津二机局系统，同归天津二机局领导，但厂军代表图木乐坚持不放。他对吳芝芳说：“若再不报到就退回沈阳去”，无线电研究所的领导说：“你只要到我们这儿报到就行了，别的事由我们来管，你来上班就可以了”。然而，爱人怕我被退回去，坚持让我到厂报到。我也有些怕被退回去，所以只能到天津电子仪器厂报到。

我到天津后，首先是上天津户口，这样才能有粮油供应，这个户口是受法律保护的，谁也无权吊销，所以退回的事，是无稽之谈。到厂后，知道厂子在不久前已调来了大约100位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的老师，因为当时哈军工正在往湖南长沙迁移，后命名为中国国防科技大学，这些老师因各种原因，没有去长沙，而被天津引进，他们大多安置在天津电子仪器厂的许多职能部门工作，更多的是在计算机设计生产部门，有的还成了副领导。因为在未搬迁前，哈军工研制出了中国第一台晶体管计算机——441Ｂ计算机，他们选择了在天津电子仪器厂生产，因此当时这个厂也成为全国唯一生产计算机的工厂。后来该厂与哈军工合作后称为国防科技大学，研制151大型军用计算机，本人也因此任务被从沈阳调入。

我本来是为151军用大型计算机而调来的，这个项目由中国国防科技大学合作研制，在厂第三车间实施，领导却没让我进这个项目组，而是在车间磁芯组，参加441Ｂ计算机的生产，该组是为441Ｂ计算机生产内存板的，工作是检查每个要上计算机的内存板，比如容量是4k的板子，检查每个磁芯是不是能正确写1读1，有没有丢1或冒1的现象，要查出故障，让工人去修理。他们都是好多年的老工人，技术熟练，但理论知识欠佳，我开始时在测试磁芯板仪器台上工作，刚开始时连夹磁芯板都夹不准，板上那细如线的密密麻麻镀金头，是磁芯的驱动电流线和读出信号引出线，要用连在仪器台上的夹子夹上，夹子上的密密麻麻镀金头严格对齐并紧密接触，才能正确的引入磁芯驱动电流并能正确的读出每个磁芯的信号，由于老夹不准，工人们常取笑我，不过很快，通过努力我都一一突破，整个仪器都已掌握，还能修理仪器故障，完全可以独立工作了，就几个月的时间，我被调出，参加151计算机内存的研制。

441Ｂ计算机

小型计算机 DJS 120和DJS 130

磁芯板四周的引线镀金头

当然在当时“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最高指示下，我们这个151内存模型机研制组是由两个工人领导，但具体研制主要由我一人来做，从选磁芯，到研制测磁芯的仪器——磁芯测试台，最后到151计算机内存模型机的制作。我将原设计的磁芯读出放大器外围线路进行了改进，用先进的集成电路代替原来的分立器件。高兴的是我设计制作出了当时全国内存存取速度最快的一微秒模型机，它也被当时已迁往长沙的中国国防科技大学所采用。实际上它就是构成151计算机的存贮器，因而我参加了当年的全国计算机学会举办的全国计算机存贮器学术研讨会，并在会上发表了“一微秒磁芯存储器的研制”的论文。

百万次151军用大型计算机

在国内首次研制出存取速度一微秒了的磁芯存储器，这为151大型计算机的研制成功创造了条件，本机也曾获大奖。遗憾的是我没参加151机的调试工作，而被调出，在此之前，我还参加了小型机 DJS 130和DJS 120的生产研制，这两款是当时是国内最火的小型通用计算机。

在天津经历唐山大地震

到厂刚工作不到两年，就经历了唐山大地震。1976年7月28日，北京时间凌晨3时42分53.8秒，中国河北唐山、丰南，发生 7.8级强烈地震，震中区烈度11度，地震集中在工矿企业集中、人口稠密的城市，波及天津和北京。相当于400枚广岛原子弹在距地面16公里的地壳中爆炸，百万人口的唐山顷刻间被夷为平地。天津是仅次于唐山的重灾大城市。这次大地震死亡242769人，重伤164851人，70多万人受轻伤(以上数字含京津地区)。

记的27日夜里出奇的闷热。我们四口人住在位于天津河西区西南楼红光里一座河北省委所属的三层楼三楼一单元的一间房内，该单元另一间住老刘四口人，大家共用厨房、厕所。那年头人们都很穷，没有电扇，更谈不上空调机，我们在大汗淋漓中给孩子摇动着蒲扇，直到很晚才入睡。

凌晨3点40许，只觉得一阵猛烈的摇晃，将我摇醒，伴随着又听到一阵低沉的轰鸣声（后来才知道这叫地声），窗子里闪现了一阵白昼般的强光照得屋里通明，瞬间强光消失，摸黑去开灯发现已经断电。轰鸣声逐渐退去，楼房剧烈地摇动着，竟然发出了令人毛骨悚然的吱嘎声。仿佛有一把大锯从天而降，要把这座三层水泥砖混结构的房子锯断。楼内传来了东西落地的叮咣声，大人孩子惊恐地尖叫声。我喊叫着，地震了，慌乱中我们抱着孩子摸出屋门，跑到楼下的路上。无知无畏，当时虽也惊慌但未失措。稍待片刻，我又跑回楼内搬来椅子，拿来衣服。和邻居们坐在楼后的路道上，直熬到天亮。我们这块地方损坏并不严重，只是楼顶的一些天窗（楼是大屋顶的那种）倒下了。可能这儿正处于振动的波谷地帶吧！这时我们正准备去上班，突然士平弟赶来了，当时他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学毕业生，分在兰州工厂工作，这次是去东北等地出差，从东北返回时，为看我们暂留天津，住在劝业场交通旅馆，他经历了可怕的一夜，那儿破坏很厉害，天一亮，他马上步行来看我们，一路上看到了可怕景像。我们要去上班，他说外面都震的不成样子了，死了很多人，大家都在搶救，道路全不通了，沒有人去上班的。　

真正的恐怖是在天亮时看清楚发生的一切的时候。后来我去厂一看，厂内空无一人，沿街看到的是到处残垣断壁，附近的一些临街老楼的“前脸儿墙”不见了，一层层大大小小的房间里的家具陈设一览无余。孰料一夜之间满街的房子都像话剧舞台似的没有第四堵墙了，只是一座座“舞台”上没有“演员”——人们都逃生去了，留下一间间凌乱的空巢。更为可怕的是，我们原本以为安全的平房区，可能因为那些平房太简陋了罢，大震时门窗所在的前墙瞬间倒塌了，胡同里已经有尸体被抬了出来，蒙着被单停放在边道上。死亡就在身边，而且听说多是年轻的生命，年轻人跑得快，被倒塌的前墙砸个正着。奇怪的是听不见哭声，平房组成的胡同里一片寂静，死者的亲人们似乎还无法相信、无法接受这突如其来的灾难。

天津大地震

市民们吓破了胆，所有住楼房的人都不敢回去居住了，人们很快地就飞鸟各投林了。不能走的就搭起了“临建棚”，所有的开阔地都搭起了“临建棚”，不仅体育场、街心公园、学校操场、小广场全都成了“临建区”，比较宽阔的大马路两旁也见缝插针盖满了小房子，马路中间留一条窄窄的“一线天”，车辆慢行才能勉强通过。由于我们无法投亲靠友，又无力搭建“临建棚”，正在发愁时，另一邻居小刘，他是在河北省外贸开大卡车的，父亲是老革命（河北省干部），他提供材料招乎我们同他到附近公园内搭建了一个大的“临建棚”，他们两口还有另一家邻居和我们，共三家住在用布分隔的此“临建棚”内，一直住到天凉时为止（当我们出外时，女儿小梅就负责看棚子）。

临建地震棚

记得当时天津流行一句俏皮话“天津三大怪，自来水腌咸菜，恒大烟见抽不见卖，汽车不如自行车跑得快”，头一怪指的是引滦工程之前天津人喝咸水的苦涩，第二怪反映了市场物资的匮乏，紧缺物资都走后门了，第三怪就是指公交车在“临建”迷宫的艰难处境了。高楼是城市之树。虽然是“灰色森林”，但若没有一排排找高空要生存空间的水泥之树，城市人就没有借以栖身的居所了。然而，地震，立体的城市一下子变成了平面的城市，600万市区人口齐刷刷地全都像是从“树”上爬下来的猴子，一夜之间变成了“地面动物”，形成了人类城市史上一道独特的奇观。这道独特的奇观一旦出现就难以清除，临建棚在大马路上一待就待到了80年代初，而且还不断地升级换代和扩大阵容。

快到冬天时，厂子的半工半读七二一大学校长（因我当时正在此教书，她希望我长期留在学校），出面又在住房的马路对面为我们搭起了一个较高级的砖制“临建棚”，它一直保特到市里下令撤除临建为止。

当搬回楼内，生活恢复正常时，又发生了一件至今还令人后怕的事。女儿小梅上午上小学，下午放假，为了不让她乱跑，她待在家中，我们将中午饭做好，让她自己中午在家吃。这天中午，刮着大风，我突然想回家看看，看小梅在家中在做什么，到家后敲门没人答应。我使劲地敲，门终於开了，我进门一看，大吃一惊，小梅脸色苍白，躺在地下，头上有点血，已不能说话。

我一想，是煤气中毒，赶快抱到阳台上，让吸新鲜空气，不久她能说话了。她说：“待在房子中感到很闷，心里很不舒服，记得奶奶这时就会铺张报纸坐在地上，不久就会好的，我也这样做了，但后来就不知道了。敲门声把我警醒了，我爬着去开门，当把锁拧开时，就又跌倒了，不知道了。”

待好一点后，我立即将她送到附近医院，大夫检查后，说沒事，给了点药。真是万幸，幸亏这天中午回家，否则后果不堪设想，事后吳芝芳让房管部门检查煙道，结果清理出许多砖头、瓦片、灰烬，原来是地震时掉下的，将煙道堵了。因天气已冷，家中生着蜂窝煤炉，当时外面刮着大风，风倒灌煙道，煙道又不通畅，煤气从煙道出不去，导致小梅中毒。煤气比空气重，小梅坐在地上，其实吸的煤气更多。

在厂721大学

计算机的研制首先要存贮器研制成功，因为它研制，调试最费时，它必须走在运算控制器研制的前面，由于存贮器已研制成功，所以151计算机就开始联调了，然而此时，工人提拔的车间主任刘宝光与151机的技术负责人任家彔（他由哈工大调来，是去沈阳看档案调我的人）发生矛盾，车间主任是实权者，有意要将我从他那儿调开。

当时全国各个大厂正在响应毛主席的号召，“1968年7月21日毛泽东对《从上海机床厂看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的调查报告作了批示：“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当月的2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这篇调查报告和编者按语。此后，全国各地的大厂矿纷纷办起了以毛泽东对这一调查报告的指示日期为名的“七二一”大学。”

电子仪器厂也办起了721大学，该校后来扩大规模，要增办计算机专业，所以要有又红又专的有实践经验的老师，我就被借口成了被调的对象。又有人说，这是因为151项目负责人和车间主任有矛盾，所以主任想拆台，将主要干将调走。

我听了此消息，如五雷轰顶，茶饭不思，想到我夜思冥想的搞科研的路就要断了，坚决不同意，这期间项目负责人任家彔也安慰我，继续给我任务，像没有调出这件事。但车间却不断给我做思想工作，要我同意调出，我说我不是改造好的又红又专的知识分子，不符合毛主席提出的721大学的老师条件，但还是要调我，这时学校也坚决要我，不能换人。

最后厂领导竟然在全厂职工大会上发布调令，正式将我调往厂办721大学，并在会上宣布如不服从，将给于严厉处分，事后我已做好了准备，想顽抗到底，这时有一位哈军工调来的陈挺理老师任技术付厂长，找我谈话，私下给我说，你去吧！你教一段时间，我就把你换回来，搞更先进的项目。这样，我就成了教计算机的专业老师。

在721大学，我教授《计算机原理》，并带领计算机专业的学生动手装配一台DJS 130小型计算机，并和一个搞软件的北京师范大学毕业的李玉芬女老师一同带领学生，完成了各个部件的联调、统调，直到最后作为厂的合格产品出售。期间在调试内存板时费了周折，想了好多办法，我和学生们花费了许多废寝忘食的白天和夜晚，就是不稳定，最后只能再去车间换一块。一个车间有经验的老工人，仔细的检查，发现是工人焊接内存板时将不起眼的小滤波电容全焊错了位置，没有大印制板的器件装配图，这我们是无法觉察到的。

在学校里，领导们对我很好，校长很照顾。那时天津正遭遇唐山大地震后，小的余震不断，但实际上已经没有什么大震了。但由于我们没有什么能力，一直住在原来的楼里，那些有办法的人早已不住在楼里，而在马路上搭建防震临建棚住了。后来校长知道后，立即让计算机专业的学生拉砖，到我住处河西区西南楼红光里的楼前马路边，搭建了一个很正规的临建棚，比一般人的都高级。这让我非常感激，这样，我们每天晚上就住在这个临建棚里，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可以安心地睡觉了！校长是一个高级军官的夫人，很有办法，有魄力，把学校办得很有名气，使这个学校成为天津721大学的样板学校。

那个北师大毕业的和我调试小型计算机软件的李老师，也很关心我，她当时负责全校的教务工作，是教务主任，对待我宽容、大度。她讲课非常好，讲计算机软件，能把深奥无味的软件讲得浅显易懂，很受同学们欢迎。这些人对我这样好，其中一个原因可能就是用关心来留住我，我也很受感动，只能用好好教书，参加科研来报答。

后来我调离721大学，再后来到南开大学，和这位老师还有合作，由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我倆合写的两本计算机的书。那时社会上正掀起计算机热，学校也提倡开门办学，我和别人合作，利用南开有微机机房，可提供上机实践，向社会招生办班，办了几期当时非常热且各单位急需的dBASE 桌面数据库管理系统，请她主讲，收到了很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可惜，当我退休后，在深圳返聘，又去美国，回来后，得知她因为癌去世！

在厂仪器研究所

不长时间，原先给我许愿的那位副厂长费尽周折，实现了给我的诺言，用一个技术人员换回我，那些和我处得很好的领导、老师，是不想让我离开学校的，我也没有去领导那说想调走。但那位换我回厂的副厂长，原是哈军工的老师，他神通广大，人们说：他有三寸不烂之舌，特别能说。他调我到厂仪器研究所，研制快速傅里叶实时分析系统，他正是负责这个项目的。这样我也脱离了那个让我不喜欢的三车间。

在厂仪器研究所，我马上参加了与中国科学院声学研究所合作的填补国内空白的“实时信号分析系统”的研制，它又称为“FFT”（快速复里叶变换仪）。它利用捕捉到对象的振动信息变换成复里叶谱线又称频谱（频谱线如同人的指纹，每个人都具有唯一性，而每个物体振动时，都会产生唯一的一组频谱谱线，它也像人的指纹一样，具有唯一性。一个物体的震动频谱如下图），用得到的谱线可进行目标识别、故障诊断。这种技术国外是对我们严密封锁的，这部仪器实为一台专用计算机。

一个物体的震动频谱

在研制先期，这个项目的许多人已在中科院北京声学研究所学了好长时间，在理论上已经基本弄通了傅里叶变换的原理，现在是用计算机实现的时候了。我是晚到者，必须赶上进度，于是我利用手头的一些资料，死抠，终于弄通了原理（我这人，有个坏毛病，就是对不懂的问题，从不问别人，都是自己死抠，直到弄懂为止，）。它是用外围设备将采集到目标的模拟信号转成计算机能处理的数字信号，然后由编制的快速复里叶变换程序由计算机完成转换，其输出结果，就是捕捉到目标的频谱谱线。用它就可以识别，或诊断目标（就如同用指纹可以识别人一样）。

为实现设计的电路，我到全国各地出差，选择电子器件。我有幸去了许多未曾去过的地方，快速复里叶变换分析仪研制成功后，又在全国好几家国防军工，核科研单位推广、讲课、售后又提供讲解、维修服务等。对方单位一般都是国家骨干，有钱，因此也接受他们的优惠招待，顺道游了许多名山大川。我至今还清楚的记得当时为这个产品去四川乐山地区三线保密院所出差的经历。

这个产品也选为中国第一次在美举办的科技展览会的一个展品。它是继首位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后，第一个中国科学家访问团访美后接着的一个活动，由于我们是在喊着“打倒美帝国主义”口号下成长起来的，对长久处于封闭状态的中国人，感到美国很神祕，都想看一下世界，看一下美国，借这个产品去美国是多好的机会呀，这次随产品去美国的有三个名额，于是，领导、科研人员，争得不可开交，最后厂只得申请退出，说仪器有了毛病，谁也去不成。

由于这个产品，在1978年我获得了四机部（相当于现在的信息产业部，不过该部当时属于军工）二等奖，授奖仪式在天津大礼堂举行。

出差乐山游览峨眉山

20世纪60～70年代中苏交恶以及美国在中国东南沿海的威胁。国家开始了以加强国防为中心的战略大后方三线建设，这是中国经济史上一次极大规模的工业迁移过程，作为西部一隅的四川乐山地区由于有高山、峡谷、河流、以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和自然条件，被确定为国家三线建设项目重点布局地区之一，所以这里建有许多保密的国防研究单位。

我们研制的FFT(傅里叶变换实时分析系统)就被这里的位于乐山地区原子核研究所购买。记得1981年9月左右，由于任务紧急，所里让我和组里的副组长杨新民，周大丁一行三人乘坐民航机去四川三线出差。这是我们第一次乘坐三叉戟飞机，到成都后，又坐火车到乐山。然后所里派车接我们，车爬到山顶又下到谷底，这样不知经过了多少次盘旋，浑身被颠簸得疲乏不堪，很晚才到目的地。当时我想，交通这样不方便，如何方便做科研呀！

我们被安排住招待所，第二天到所，主人们很热心，组长是四川人，火辣的性格，热情，又周到。此前机器早已运到，他们已开箱试用了好久。我的任务是给他们讲解机器的原理、构造、使用方法，他们两人教他们操作，维护，现场对反应堆进行诊断等。下班后，我们在所周围看看，在不远处也有一个研究所，大门后有一个大的潜水艇造型。后来他们告诉我这是核潜艇研究所，以后才知道中国第一艘核潜艇动力反应堆就是在这研究成功的。

经过辛苦的工作，原子核研究所得到了满意的产品服务，我们该回程了。由于我们夜以继日的工作，高质量地提前完成了任务，也为了犒赏自己，我们决定到附近的中国四大佛教名山之一的峨眉山游玩一下。有一种说法是古人称山高为峨，山秀为眉，所以就有了峨眉山之称。它在四川盆地的西南边缘，是中国“四大佛教名山”之一，地势陡峭，风景秀丽，素有“峨眉天下秀”之称。

早晨我们准备好了水和食物，装在一个背袋里，由年轻的周大丁背着，老杨背包里装一些临用物品，我负责拍照，我们乘车到峨眉山下的报国寺，该寺是峨眉山的第一座寺庙，简单的浏览后，开始了峨眉山金顶之行，峨眉山最令人神往的是“金顶”，它矗立在峨眉之巅，海拔3077米。那里不仅能观看日出、云海、佛光、神灯等自然奇观，而且还有一座古刹——名曰永明华藏寺，简称华藏寺。由于这是一座掺金的铜殿，它在阳光的照耀下金光闪闪，熠熠生辉，“金顶”由此得名。许多善男信女把朝拜峨眉华藏寺当作平生的一大心愿。当然，这里也吸引成千上万的普通游客。

峨眉山金顶

我们依人流开始爬山了！到了洗象池我们放慢了脚步，当走到一处山谷处，突然不知在什么地方窜出来的一群猴子围住了我们，首先跳到有背袋的大丁肩上，他害怕得马上丢下背袋，这时看到猴子们马上将袋子拉到谷里去分享里面的食物了，我们就慌乱地跑着离开了，我也顾不得拍照了！还好相机没丢，准备旅游吃的东西全没有了！继续往上爬，到天快黑时还没到金顶，沿途问遇到的僧人，说沿这个坡往上走就到了！

我们走在山林中，走不久天完全黑下来了，周围全是高大的树木，方向都无法辨认！好害怕，林中很静，只听到我们走路踏着落叶的沙沙声。正在我们无助时，正好看见一个僧人。他说他也是去山顶的，跟他走就会到，这样我们夜里就有惊无险地到了金顶。在僧人办的简陋旅馆住下，晚上山上已很冷了！我们租了棉被，早上天还未亮，我们就披着棉被到户外等着看美丽的日出了。山顶上听说的金殿、金佛，全没有了踪影！原来1972年4月8日，在“文革”中，修建金顶电视发射系统时，工人用汽油擦工作服时引起熊熊烈火，将举世闻名的峨眉山金顶全部庙宇化为灰烬了。

看到许多人在一悬崖处观望，我们也凑热闹到此，说这下面是舍身崖，每年有许多人在此跳下，他们想离开人世到极乐世界去！这时又看到一群藏民，他们顶礼膜拜爬到崖边，然后一个个向下抛出一沓沓崭新的大面额人民币！我们很吃惊，看得目瞪口呆！那时我们工资才几十元吧！听说信佛的人，深信，向下抛出金银财宝。就会实现自己的心愿！也听说这是一群逃到印度，赚了大钱的回国藏民。

舍身崖

回到乐山原子核所后，就要返回了！想带一些当地的特产回去，第二天一早我们就去赶当地农民的一个大集，这时正是各种水果上市的时候，集市上的川橘价格便宜，又甜又大，决定就买它了！集市上也有买竹编背篓的，我们每人买了一个背篓，然后再买一背篓川橘，农民将它捆绑好，我们背上很轻便。这样我们就一路背上它坐火车，踏上回程。我也借此坐火车将它背到老家兰州，给爸爸和亲戚们留了一些，不几天就带着背篓和剩下的川橘回到了天津。

竹背篓和川橘

王士元回忆录

文图由作者提供本号分享

给老编续杯咖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