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题

书之慨

凭良心说，书是个好东西，这是我的基本观点之一。我之所以这么说，那是因为我从书中受益太深的缘故。

我小的时候家里缺书，但喜欢书。某次去一个外号叫“谎克”的同学家去玩（他的爸爸若干年后是《宁夏日报》的副总编辑，妈妈是本地第一位南丁格尔奖获得者），家里有整整一书架书，年幼的我被震惊了，久久地伫立在书架前暗暗发誓：有朝一日我也要有这许多的书！

12岁，遭遇文革，焚书失学；15岁，复课闹革命，鬼耍水；16岁，进拖拉机厂当学徒工，一呆就是八年！在一般人的眼里，学徒工整天嘻嘻哈哈，快乐得跟什么似的，不知道人世间的烦恼。

其实不是这么回事，我们有我们的烦恼，政治的、经济的、生活的······具体到我，就是为没书可读而发愁！

时逢破“四旧”的年代，一度除了红宝书之外，可看的只有两本：“鲁迅”和《艳阳天》。后来出了一本叫《虹南作战史》的“长篇小说”，不看还不气，一看把人气得哭笑不得：主人公居然在解放初就敢批判“中国的赫鲁晓夫”。

国人皆知，1968年10月八届十二中全会之前，“中国的赫鲁晓夫”专指刘少奇，解放初期刘风光无限，谁敢批他岂不是找死？就是真正的赫鲁晓夫本人，当时也还被遮掩在斯大林耀眼的光环下面，山水未显，没几个中国人知道世界上还有这么个秃老亮。

所以我就和师兄弟姐妹开玩笑说：“你们知道这本书的作者是谁吗？”有人看了看书脊说：“上海县（市）‘三结合’创作组”。我说，总得有个具体操刀手吧？大家都说应该有，我说那不就对了嘛，而且我认识这个人。有人好奇地问：谁迷？我说：“是元世祖忽必烈的弟弟——忽必粥（胡B诌）！”于是彼此大笑！

没书看真是一件痛苦的事情，我们那时毛头毛脑，总想到哪找本好书解解心慌，为看书那是绞尽脑汁、煞费心机、无孔不入、不惜贻笑大方！偶尔听说谁手里有本好书，就像苍蝇闻见了腥气撵上去就追，不搞到手决不罢休。

有一天晚上，我小上夜班，无意间发现师兄“老梅豆”正在磨床边偷看一本“文革”前出版的叫《妖孽阿斯魔德》的外国爱情小说，随手翻了一下，立即被吸引住了，问他哪来的，他说是从师姐胖燕燕哪借的，这个姐姐是上海青年，时不时地会有一些常人看不到的书出现在她的手中。

“老梅豆”与她的关系显然要比我和她的关系更近一些，我要去找胖燕燕再借的话，一来她未必肯借，二则也把“老梅豆”出卖了——谁都知道，那时看这样的“禁书”是不允许的。

于是我就通过死缠活磨的办法，将这本书“骗”到了手，尽管给我的时间只有半天。凌晨2点下班，我彻夜未眠一口气将书读完，美美地过了一把瘾。代价是：白天帮师兄家和一天煤饼子。由于看完书心情愉悦，煤饼子和完丝毫没有累的感觉！

与拖拉机厂一墙之隔的是我的母校银川二中。那里有一座明代古庙，作为学校的图书馆，藏书很多。“文革”伊始就被封闭了，但所有的窗户玻璃都被红卫兵砸碎，学校又用五合板给钉死了。我上下班触景生情，一望见校园里的古庙飞檐，就想起那其中的书。

或许是正应了那句老先人说的话：“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我们经常翻墙过去到学校操场上踢足球，休息时间就围着图书馆又转又看，终于有一天，我发现有一扇窗户上钉的五合板有些松动，使劲一推，就别开了一条缝，不动声色地先后盗取了十几本书，直到窗口最终被焊死。

我那时每月才挣18块钱，因为当车工三班倒，上一个夜班可以领2毛5分钱的补贴，一个月最多能领到4块钱的夜班费，正好可以买两条“战斗”牌纸烟。为买到一本1972年版的《各国概况》，我把刚刚领到手里还没焐热的4块钱夜班费全砸了出去，代价是从此戒了烟。

十八九岁正是长身体的时候，没有肉吃“犒”得慌，动不动就带着铁棒跑到郊区打土狗，那时没有人管这种事，一打一个准，回回不落空。可是在哪炖着吃是个大问题，狗肉又臭又腥且来路不正，无论是拿到谁家父母也不容。

一个外号叫“张老三”的师兄弟因为和后妈闹翻了，不知道通过什么办法，在一个偏僻的小巷子里日鬼到了一间旧房子住，于是我们就到他那里炖肉吃，好不开心！谁知这房子的顶棚上有老鼠乱窜，倒人胃口，于是我就踩在一个只有三条腿的“公凳子”上，想透过裂缝赶跑它。

却无意间却发现上面堆积着大量民国时期的图书和报纸，比如中共南方局主办的《群众》杂志、夏衍主办的《救亡日报》、老舍主办的《大众文艺》和国府主办的《三民主义周刊》以及《民国宁夏日报》等等，等等。

我惊喜若狂，犹如发现了一座金矿，不顾灰尘飞扬，翻开就看，一如高尔基形容的那样“像饿汉扑倒在面包上”使劲吮吸嚼取，结果肉没有吃上几口，直到该上班了才恋恋不舍的离开，还顺手牵羊揣走了一本1948年“西京书屋”翻译出版的苏联作家盖达尔的系列中篇小说《魔匣》，这本书一直伴随了我许多年，最后被“老梅豆”弄丢了，让我心疼了好久。

林彪事件后，形势有所松动，以《三国演义》领衔的中国“四大名著”和苏联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青年近卫军》开始重新印刷发行，一时洛阳纸贵，我自然也不甘落后买了一些，一直保存到今天。

与此同时，以《金光大道》为代表的一批“革命文艺作品”也面世了，千篇一律的“假、大、空”创作风格，很难吊起人的胃口。大名鼎鼎的郭沫老也新写了本《李白与杜甫》，原以为出自一代大文豪之手，必定精彩无限，谁知道此书罔顾事实，胡编乱造，把原本是哥俩的李、杜一个捧上了九霄云外，一个踩到了十八层地狱，让人厌恶到了家，随手就把书撕碎擦了屁股。

读书可以让人变得聪明起来。1972年底，有人透露说自治区科委开办了图书馆，我赶紧跑去窥视了一番，基本都是科技方面的书籍，也有新版《十万个为什么》，但要单位开介绍信才给办借书证。我去厂办政工组开介绍信，组织干事说我不是技术人员不给开，气得我和他吵了一架。

我不甘心，又跑回科委图书馆，正踅磨着怎么开口，恰巧电闸保险丝烧断了，立马黑灯瞎火，有人趁机偷书逃跑。唯一在场的女管理员着急地问：谁会修电？我抓住机遇，帮她很快换好了保险丝，光明重现。女管理员为了答谢我，悄悄为我办了一张借书证，还告我“别声张”。

从此，我又多了一条看书的渠道。但这里毕竟没有文学作品，科学技术类的书专业性太强，绝大多数我又看不懂，我就经常看一些天文学方面的东西，颇有趣味性，认识了许多星座，对神秘的月球产生浓厚的兴趣，还知道了宇宙里还有一种叫“不明飞行物”的东西，极为诡秘。

有一次看一本书前面说“宇宙开始于一次大爆炸，不停地膨胀”，后面却又说“宇宙没有开始，也没有终结，无边无际”。这就自相矛盾了，到底是“有头有尾、有始有终”还是“无头无尾、无始无终”？我怀着打破沙锅问到底的心情给这本书的出版单位“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大批判组”去信请教。

不久对方还真回信了，云山雾水地绕了半天还把陈伯达批了一通，最后又说相信我通过 “认真学习毛主席的五篇哲学著作，一定能够寻找出正确答案。”我心说这不是“傻老汉劈叉——胡扯蛋”嘛！以后去的次数就少了。

读书也可以让人深入思考。1973年后，自“文革”开始后就被封闭的宁夏图书馆解禁开放了，给每个单位都分配了一些办理借书证的指标，拖拉机厂也分到了20个，被我连讹带赖搞到了一个。

结果让人失望：每次只能借两本不说，时间还限制在7天之内，而且老书大多仍被禁锢，新出的不爱看，有限的外国名著多数看过。某次千挑万选之后借了两本苏联小说《士敏土》和《水泥》，先读完一本再读另一本，这才发现原来是同一本书，都是革拉特科夫写的，只是两个都姓董的翻译的书名不同，一个是音译，一个是意译，闹了个大乌龙，白白浪费了有限的资源。

某次信手一翻书单位目录，看见一本《金日成选集》第2卷，出于好奇就拿走了。打开一看，其中一篇《告全国同胞书》引起我的兴趣：这是首相1950年6月25日凌晨2点发布的讲话，说李承晚匪帮于0时越过三八线进犯北方，被我英勇的人民军击退并乘胜追击，截至目前为止，我方已挺进45公里！

从小我们受到的教育就是南朝鲜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主动发起战争，但看了这篇文章的那一刻却彻底颠覆了我的思维，我虽然不到20岁，就是再幼稚，也知晓这仗是谁发动的了，情不自禁地就对几个师兄弟讲了，他们都不相信，还有人笑骂道：“你赶快‘老草驴跳渠——把X（嘴）窝住’吧！”

时事造英雄，一点不假。就在此时，手抄本悄然出现在了中国大地。现在反思，应该是那个时期许多比我更渴望有好书读、而且极具文才的青年人对那场名曰为“文化大革命”、实为“大革文化命”的否定与反抗。通过“我想咋写就咋写”的形式表达自己内心对“帮派文艺”的强烈不满情绪，写出的作品新颖、通俗、耐看，人物性格鲜明多样，似水柔情，堂堂铁打。特别是大胆涉及到了当时的禁区——爱情，与当时流行的“样板戏”宣扬的“三突出”创作原则中体现的“英雄人物”个个“不食人间烟火”的套路完全不同，深受大家的喜爱。

当然，泥沙俱下、鱼龙混杂的现象也不可避免，像什么《少女之心》之类的下三烂东西也有，但更多的还是优秀作品，如改革开放以来在市场上正式出版发行的《一双绣花鞋》《九级浪》《晚霞消失的时候》等。但我最喜欢的还是张扬的《第二次握手》！

最初我是从师兄弟嘴里听说社会上流传着这么一个小说手抄件的，写得如何感人肺腑，于是便四处寻找，但很长时间内苦于找不到。某日我在棉纺厂工作的哥哥拿回一个作文本，上面密密麻麻地写满了字。我无意中翻了一下，正是《第二次握手》，这才叫“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哪！他让我抓紧看，并告诉我说“上面”要抓作者。我问作者是谁？他说只有化名，叫“红桃五”。

我爬在被窝里，打着手电，一口气读完了它，当时的版本大约只有十万字，字写的很不规范，时而钢笔，时而圆珠笔，时而工整，时而潦草，明显看出是断断续续写完的，而且错别字特多，其中还有好几张从中间撕成为两半，然后又用透明白纸糊住后再次誊写过，读起来十分费力。

为了让更多的人看到这本“书”，我决定迅速将它复制下来。那时没有复印机，就是有也不敢用，我整整花了一个礼拜的时间将它工工整整抄在一个红塑料皮日记本上，将错别字和不通顺的句子一一改了过来，还自以为是地添加了两三千字。管他哪，反正我看着舒服就好。末了，又充分发挥自己的漫画特长，别出心裁地在扉页上画了一双紧紧相握的大手，自我陶醉了半天。

因为有了这本“书”，加之我又会讲，很快我便成了车间的“香饽饽”，不知道有多少人跟我借着看，包括好几个漂亮的小师妹都被我忽悠得五迷三道，成了我的粉丝（当然，那时还没有这个词汇），一时间让我出尽了风头。

本子越翻越旧，塑料皮也变得脏兮兮的。但不久，上面开始追查。某日，城区公安分局的两个半大不老的警察来到拖拉机厂问我：《第二次握手》这个手抄本是从哪来的？我说是捡的，他们又问“时间、地点？”我说是“三个月前的某个凌晨1点半，在二中门口”。

两位一惊一诈，反问“你半夜三更不睡觉，跑到二中干啥？”我说：“下了小夜班回家路过，咋了？”对方说“你是不是想偷东西？”我说你们不懂管子——工厂三班倒，一点半下班很正常。

这俩不依不饶，说我诡辩，末了竟然说“看样子你也是个小贼逼”！一句话把我也给说毛了：“少来这一套，我老子也是干公安的！”两人一愣，问道：“你爸爸叫个啥？”我回答“XX”。这俩迅速对视了一眼，最后也就不了了之。

诡谲的是就在此时，这本“书”不知道传到哪里去了，问谁谁不承认。有的说是那几天为了保护我，亲手撕了。也有人说亲眼看见被XX扔进铸造车间的大炉里烧了。还有人反问我说：丢了才mia(美)呢，省得提心吊胆的，你还找个球？我叫苦不迭，多方刺探，到了也没有个结果，

1978年，我已考上大学，忽闻《第二次握手》正式出版，立即到新华书店买了一本，看罢掩卷静思，觉得内容充实了许多，故事情节愈发曲折，语言文字也更加文雅，但是“原汁原味”似乎不浓了。

或许是亲手抄过一遍的缘故吧，潜意识里早已经把它视作自己的作品，就是到今天，我仍有一种预感：我那个手抄本没丢，就在小城某个角落，被什么人保存着，因为它也算是研究十年浩劫历史的一滴墨迹！

时间一晃，就是半个世纪，我也从一个初出茅庐的青丝少年堕落成秃顶老者，不仅有几千册藏书，而且专门辟了一间书房。某回熟人领着年幼的儿子来串门，从那个孩子惊异的眼睛里我分明看到了童年的我，因为那孩子足足在我的书房里伫立了大半天。

其实我也没有什么好书，只是自己认为喜欢和实用的一些书。绝大多数是掏钱买的，包括从书店和旧书摊上买的各占一半；也有一些是别人赠的，还有捡的——从废品堆里；也有来路不正，属于"巧取豪夺"而来，但毕竟与"偷"不是一个概念。另外，前后共收受过近百位熟人的赠书，从大名鼎鼎的张贤亮、刘震云到不见经传的同学，谁的都一视同仁，因为文化是无价之宝，没有什么贵贱之分！

我经常与朋友开玩笑要爱惜书本，你对得起它，它也就对得起你，这是一种良性循环，又何尝不是一个人的资本呢？世界上什么样的物质都可以被窃走，惟有自己学到脑子里的知识不可被窃；不仅不可窃，而且知识还可再产生知识，使人受益终生。

某年到宁波出差时，我特意到"天一阁"凭吊。这里早已是享誉中外的旅游景点了，书却一本没有。但步入那深深庭院之中，能强烈地感觉到书卷的气息扑面而来，于是，人们顷刻间也就明白了什么叫万古流芳。

前伊朗国王巴列维曾说：中国各地的方言不同，但文字是统一的。他们可以在政治问题上彼此分歧，但归根结底都为中国的传统感到自豪，仅仅凭着一本薄薄的书——《三字经》，就可以把所有的中国人维系在一起。我想，这位国王是想说书的伟大力量。

也正因为喜欢看书，每逢看完一本书，特别是好书，总有一点不吐不快的感觉，所以随手就写点什么，不知不觉中把自己也变成了一名业余作者，几十年间稀里糊涂发表了上百万字的文章，有一些作品也被选编进书中，大约有十多本吧，但整体水平不高，自然也就没什么影响。

我也认识不少文友，许多人告我说：写到一定程度，就产生了一种要“总结回顾、提高交待”的心态，便想把若干年来所发表的东西结集成册，于是托关系、找路子、凑银子，书一出至少2000册保底，出来后立马面临卖给谁的困惑，求爷爷告奶奶，四处推销，尊严全无。

这样一来，许多自费出书的业余作者为了不让那闲压在床板底下的作品黯然失色，好歹扩大些影响，便免不了要经常性地赠给他人一些。我手里就有好多写有“寒冰同志惠存”的集子，而且赠送者同时也鼓动我把若干年来发表过的文章结集出书，甚至有的出版社也私下约过我。

对此我的态度非常明确：对不住了——免谈！我根本就没有想要有朝一日要“出书”的念头。我给自己的定位就是“书迷”，而不是“作家”，因为我不配，自己能吃几碗干饭心里清楚，我也不是掏不起这几万块钱，而是完全不值得，我把有限的退休金用在实际生活中更有意义！除非有一天我能创作出一部像《白鹿原》《绿化树》那样高水平的长篇小说来，一次性地投稿给人民文学出版社，非但一分钱不掏还能狠狠赚一笔稿费！

但这只是一个美好的念想，破灭的几率为百分之九十九点九几！所以，还是干点有实际意义的事情吧——送书，也就是把自己闲置的书送给别人，让它继续发挥作用。

书和人一样，都是有生命力的，但人的精力有限，再好的书也不可能读一辈子，而书的生命力却是无限的，可以长久发挥作用，如果自个看完放进书架不再过问，那就等于这本书“死”了！

所以说书积的太多了未必是好事，占据空间，形成负担，犹如一潭死水，应该活水养鱼才对，当废品卖了不划算，烧了可惜，扔了是亵渎，唯有送出去乃是人间正道。

当然也得看送什么人，因为并非每个人都爱看书，同时也有个“如何送”的方式方法问题。好在我有几个固定的群体：小学的、中学的、大学的、工厂的、机关的、社会的，时不时地小聚一下，每逢此时，我就根据感觉，带上七八本书过去，供大家分享。

粗略地算了一下，这几年送出的书大概有二三百本之多。时间一久，形成了习惯，甚至有人在聚会出门前发微信提醒我“罢（别）忘了把馍馍（书）带上！”

于是，我们就在这种和谐宽松的氛围中边吃边聊，开心得一塌糊涂，仿佛又回到了青葱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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