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 | 徐晓：​荒漠中的连队“演剧运动”

原题

荒漠中的

五连演剧运动

五连，那是我人生中永不会忘记的一个名字，它的全称是北京军区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一师四团五连。

五连地处内蒙古乌兰布和沙漠的边缘，可望见巍巍的阴山，四周是走不出的连绵起伏的沙包群落，无论春夏秋冬，永远有风，小风迷人眼，大风会把房顶掀翻，地下找不到可喝的水源，机井打上来的水像尿一样黄，含硝，又苦又涩。那就是我们的生活环境。

从1969年4月北京的第一批知青进入，到1970年9月，又先后来了浙江、上海、天津、呼市、保定和北京第二批、第三批的知青，连队人数最多时达到300多人。兵团初期连队施行军事化管理，连长、副连长、指导员、副指导员、医生是现役军人，他们之下是排长、副排长，均是复员兵。

初建时的生活极苦，这不仅仅是由于自然环境的恶劣，还来自少年羸弱的身体要承受成年人繁重的大田劳作和脱坯盖房挖渠筑坝等强体力劳动，来自头两年无油无菜粮食亏损带来的无边的饥饿，同时，更是来自文革时期政治生活的极左！那时，初入社会的十几岁的学生大多不谙世事，“挨整”便成了战士们的家常便饭。

苦呀，真苦，而且看不到尽头！

阴山和阴山脚下的荒漠沙丘，1994年重返五连时拍摄

01

移植样板戏

可人总是得活下去，再苦也要找点乐子，何况还是一群精力充沛、心存理想的年轻人！于是，“文艺”一词就以钻木取火般的方式在连队的各个角落慢慢滋生蔓延起来。

最初，连队有两个文艺班——男生文艺班和女生文艺班，实际上就是文革时期盛行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我是女生文艺班的一员。文艺班的任务是在节日期间拿出一台反映连队生活的小节目，寓教于乐。那时，连队的节日比较多，五一、七一、八一、十一、元旦、春节，都是节日，都要庆祝，所以，不脱产的我们任务很重。节目都是自编自演，形式不外乎对口词、群口词、三句半、独唱、合唱、小歌舞一类，都是文革时期流行的短平快的艺术形式。

后来，文艺班也编演了一些有情调的节目，如小歌舞《拆被子》《播种机上的哲学》、诗朗诵《我们的指导员》《巴黎公社的曙光》，以及大型歌舞剧《井冈山的道路》。虽然这些节目有别于对口词一类，显得比较高雅，但也没能在战士中引起强烈反响，营房里的空气仍是沉闷。

转机发生在1971年。那是林彪事件之后，每天“敬祝”等形式都取消了，连队的政治气氛相对也宽松了一些。那阵子，连队的节日晚会不光有文艺班的演出了，还有各排战士自己编演的节目。就在那年年底的晚会上，一排的演出就要开始了。他们演的是京剧《智取威虎山》里“打进匪窟”和“会师百鸡宴”两场折子戏。

大幕拉开，那是怎样的一个场面呀！土匪头子座山雕阴毒的面孔、八大金刚凶神恶煞的身影、房梁上吊着的如鬼火般的油灯、匪兵的尖叫声、狂笑声直刺耳鼓，舞台上的气氛比电影里演的还瘆人！待到杨子荣上场——狗皮帽子、虎皮背心、长大衣、高筒靴，煞是威武！再待他张口一唱，满座皆惊！太棒了！我们文艺班怎么没有这么一个人才！最令人们叹为观止的是：他们上哪儿找了这么一帮匪徒——丑、凶、阴、坏，这还是我们的战友吗？

原来，自打一排决定他们要演《智取威虎山》，每天出工的休息空当，就成了他们排练的时间，场地嘛，就是撂下扁担、铁锹的田间地头。练唱的、翻跟头的、学坏人的，倚里歪斜，张牙舞爪，不亦乐乎。

他们的演出震惊了全连人，当然也包括连队的领导和我们文艺班的“专业人士”。大家一合计——既然五连有这个实力，有扮演杨子荣和八大金刚的特殊人才，为什么我们不演全本？领导号召，全连齐上，在女生里选嗓子好的——演小常宝，男生里有嗓子棒的——扮李勇奇，会翻跟头的试着扮演战士或匪兵，至于乐队嘛，那非我们文艺班的人员莫属了。像我这个不会任何乐器的，也被分配了一把“小镗锣”，每天“台、台、台”开练。一排有个会画画的，叫王方，既然他能把杨子荣的虎皮背心画得那么像，舞台布景也就是他的活儿了；文艺班的王仙琴是化妆的行家，那她就是化妆指导；臧玉兰手巧，会做衣服，她就成了服装组的头儿。什么到老乡家去借旧衣服，什么破布扎染都由她带着完成。最有意思的一件事儿，是我们跑到马棚，请喂马的老钟叔剪了一大把马尾巴，用此给小常宝编了一条大辫子。那真是全连总动员了！

“五连要唱大戏了”，这消息很快传遍周围的十里八乡和蒙古族的牧业队。天还没黑，五连的礼堂外就站满了人，营房前停的有嘞嘞车，篮球架子下还拴着几匹骆驼。待到战士们进场坐下，礼堂的所有缝隙就被老乡们填满了，再后来，后面的伙房、两边的窗台，都站上了人。整个礼堂热气腾腾！

这戏是全连战士参与的，演员都是一个炕头睡觉、一个锅里搅马勺的哥们儿，这戏能不好看吗？大幕拉开，杨子荣出场了，一班的战士说“那是我们班长孟宪胜！”小常宝一亮相，四排的女生说“没想到肖军还有这一手！”座山雕一声奸笑，台下异口同声：“丫冯德祥活脱一个土匪头子！”待到“雪地追击”一场，台下又是笑翻了天，“白床单！披风是咱的白床单啊！”

演出大获成功！就是这场戏，让五连的人们兴奋了许久，谈论了许久。我身边的一个战友居然可以哼唱出全本的《智取》，从出工到收工，一边锄地一边唱，一个人一场戏，一句台词不落，一个音符不改，就连打击乐的锣鼓点也全哼出来了，嘴皮子那个利索，她哼完了也收工了——快乐！

1972年的五连女生文艺班：左起徐晓、臧玉兰、田玲、王仙琴、陶雅（照完此相，田玲回京，王仙琴调团宣传队，文艺班基本解体）

1970年的五连女生文艺班，共8人：前排左起田玲、徐晓、何静、臧玉兰，后排左起魏邵璞、刘小京、陶雅、王仙琴

荒漠沙丘里的青春岁月，右徐晓，左藏玉兰

1970年麦收时节，后排左1徐晓，左2陶雅，左3臧玉兰，后排右1田玲，右2王仙琴

02

一排的“小品”

一排拿出了《智取》还不算完，紧接着又拿出的几个反映连队生活的节目更让全连人刮目相看。

先是相声，表演者是孔庆海和张海鹰。两人一登台就引得大家一阵哄笑——他俩一高一矮，一个粉面小生，一个老谋深算，他们那个松弛，那个一颦一笑，那个混不吝的样子，真比专业的相声演员还逗人！

要说这两个人，在后来的“五连演剧运动”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先得说孔庆海，他给自己起名——“五连文艺界知名人士”。这个知名，不是他自己如何知名，而是他知道别人的名字——文艺界人士的名字。确实，你跟他聊吧，戏曲界各流派的代表人物、电影界的露脸演员、音乐界舞蹈界曲艺界说得上的演员，没有他不知道的。我想，这可能与他有个远房的哥哥是演员有关，或许，他的身体里就自带着文艺的细胞，让他一辈子对文艺向往不已，追求不已。而那位张海鹰，是真正的文艺世家子弟。父亲本就是国内著名的编剧和导演，其叔叔姑姑也都是中国戏剧界的知名人士，所以，他自感与艺术有缘。就是这两个人，成了五连戏剧活动的积极参与者和推动者。

再说回那天的演出。

下一个节目是活报剧《洗澡》。

我们五连舞台上的左后方有个小门，平时不开。可那天，小门突然被推开了，从里面蹦出来一个只穿了件背心还满头冒热气的小伙子，他一边用毛巾擦着头，一边说：“哈！攒了三年的老泥儿终于蜕下去了。痛快呀！”紧接着，几个同样拿着毛巾和脸盆的战士也从小门里钻了出来。那小门，只有五连人知道，它的后面是刚刚新盖的澡堂子！原来一排战士表演的是五连有了澡堂子的新生活，反映的是建澡堂的群策群力和烧热水的千般辛苦，以及终于洗上热水澡的幸福快乐。多好呀，他们演的是五连，演的是自己，演的是一群沙漠里年轻战士的艰苦生活。他们不靠唱念，没有化妆，本真来本真去，亲切而自然。

多少年之后，我才知道这种演出形式叫“小品”。

北京知青孔庆海、孔庆禄兄弟。摄于五连新营房前

五连“文艺界知名人士”孔庆海

五连话剧明星张海鹰

会唱京剧的天津知青孟宪胜和扮演洪生的孔庆禄

五连一排五班的知青（前排右2为班长马林，后排右1孔庆禄）

五连一排知青跟随排长赵廷富（黑衣者）走在五连的五一大道上

03

话剧《成长》

1972年，我到兵团已近三年，其间从没探过家。所以，当连队宣布可以探家了，我第一批就走。假期只有12天。1月2号出发，1月15号就回到了连队。

到连里还没在炕头上坐稳，排长张宣就跑来了：“徐晓，就等你回来了。一排要演出话剧，要请你帮忙，给他们演个‘妈’。”

原来，一排又有新招儿了，他们要自编自演一出反映战士探家的戏，要在除夕上演。他们的剧本已经基本写好，就等凑齐演员开排了。说白了，就等我这个演妈的回来了。也是，让一排人演个八大金刚没问题，清一色的男生，可要演家庭戏，非要向女生排借人不可。而我，曾在文艺班排演的节目中几次扮演母亲，尤其是在歌舞剧《井冈山的道路》里扮演春伢子的娘而被观众啧啧称赞，所以，“母亲”一角非我莫属。再说，当时我还是女生文艺班的班长，帮他们义不容辞。

一排人除了想借我，还要再借一两个女生，这样，这出戏就成了一排男生与三排女生的合作。当晚，我要来剧本连夜阅读。

这是个独幕剧。场面很热闹，充满乡土气息，什么张家大兄弟李家大妹子，什么杀猪包饺子，全是村里老乡的语言。这也难怪，剧本的写作者是他们的排长张瑞岐。张瑞岐是保定知青，高中毕业，他人好，待人宽厚，有工作能力，没有他，就没有一排生龙活虎的气氛。只是他从小生活在农村，生活在小城市，他写的就是底层的百姓生活。对于小城镇百姓的家庭生活我不熟悉，我想改。

第二天开剧本研讨会，记得参加的有张瑞岐和他们排的文艺骨干孔庆海、张海鹰。女生这边有我们的排长张宣，还有文艺班的田玲、何静和我。我首先谈了我的想法，我想把场景从河北小城搬到北京，把家庭环境从市民改为干部，让整个戏剧环境变得更城市化一些，更新潮一些。我说，只有这样，才能凸显城乡的差别，才能拉开城市生活与兵团生活的距离，也才能使兵团战士在“是否要扎根边疆”问题上有个产生思想动摇的基础。再加上，五连三分之二的战士来自北京，写北京，演北京会更亲切。

大家一致同意。这样，剧本要重写。

记得就是在那些个狂风大作油灯摇曳的晚上，我们五六个人，挤坐在三排仓库的大炕上，七嘴八舌地给这台话剧设立着人物、安排着情节。我曾在北京看过黑龙江话剧院演出的话剧《千万不要忘记》，张海鹰看过青艺的话剧《年轻的一代》，还有人看过这部话剧改编的电影，记忆的闸门打开了，那些激动人心的场景、诙谐有趣的情节以及生动的对话跳了出来，充溢在五连三排的小仓房里。这些记忆点燃了众人的思想火花，大家聊着，人物出来了，调侃着，故事就有了。有时几个人的思想一齐熄火，困了，不知是谁马上去敲小卖部的门，买来几块水果糖，让大家提一提精神。

终于，剧本的大致情节被“攒”出来了：兵团战士程雪松回京探亲，他给家人讲述兵团战天斗地的艰苦生活，这使他在北京工厂工作的哥哥程雪桦甚为心疼，便动员弟弟雪松留在北京。雪桦有个好友叫胡怀怀，此人资产阶级出身，他以自己对人生的理解从旁助阵，力劝雪松不要回蒙。而程家的母亲程妈妈是位老革命，她给子女讲述革命的道理，最后还揭开秘密：雪桦是烈士的儿子，他的父母牺牲在黎明之前。母亲告诉孩子们，年轻的一代不能将先烈用生命换来的土地丢掉，哪怕是这边疆一分一寸的贫瘠土地！如此这般，终让青年人有了醒悟。

当年，我们没有版权意识，虽然手里没有《年轻的一代》的剧本，但几个年轻人，凭着记忆，模仿了人家关键的戏剧情节。多年后，深感惭愧，可这在当时，确实帮了我们的大忙。

戏剧大纲定了后，我就成了剧本的主要执笔人。因为时间紧，田玲、何静也参与了写作。最后为了风格一致，由我来统稿。

剧本是我熬了几天几夜完成的。白天写，晚上写，半夜困了，就喝口“苦豆汤”，苦得一哆嗦，醒了，接着写。几天后，完成五幕大戏，起名为《成长》。

先说戏里的人物。主人翁程雪松，兵团战士；他的哥哥程雪桦，北京工人；他的妹妹程雪梅，等待分配的中学生；母亲，程妈妈，老革命干部。他们的邻居肖爷爷，一位有革命传统的老工人；还有肖爷爷的孙子洪生。反派人物是胡怀怀，资产阶级出身，他是雪桦的好友。其他人物还有几位雪桦工厂的同事。

角色的扮演者很快就定下来了。一号人物程雪松由一排战士程刚扮演。程刚本就是干部子弟，人高马大，两眼炯炯有神，他本色出演就行。程雪桦由张海鹰扮演。海鹰文艺世家出身，加上他高高的个子和略显文弱的气质，使他很贴近角色。程雪梅由田玲扮演，她曾在《井冈山的道路》里女扮男装演春伢子，演得十分成功，这次扮演一个正直活泼敢想敢干的女学生应该没问题。至于那个胡怀怀，这个角色戏份不少，一定要由一个会演戏的人扮演才能出彩，这样，就非孔庆海莫属了。肖爷爷是由五班长马林扮演的，他虽然没演过戏，但考虑他脑子极为聪明，平时说话又非常幽默，加上形象不错，就是他了。至于戏里的母亲我当然义不容辞。主要人物的扮演者很快定下来了，没想到，在挑选洪生的扮演者上却费尽了周折。这主要是洪生的扮演者一定要像个孩子，还要活泼可爱满脸稚气。那天，一个又一个男生被从地里叫了回来，又一个一个地被一句“你被解放了”退回到地里去。最后还是海鹰推荐了刚探家回来的孔庆海的弟弟孔庆禄，一试，果真不错。

那时没有强调谁是导演，每个演员都根据自己对角色的理解设计着自己的表情和动作，我和孔庆海在舞台调度上多操了些心。演话剧还要有音响效果，有舞台配乐，这又是男生文艺班的事儿，作曲一贯是由二排的副排长，复员军人翁长来承担的。

排演紧锣密鼓地进行着，无日无夜。

除夕到了，礼堂里又是人挤人了。指导员点燃了两盏大气灯，挂在了幕布前方的大梁上（那时还没有通电）。随着大幕的拉开，台下一片“啊”声。原来，这些沙漠深处的战士们离开城市多年，再没见过城里人的生活场景，那新潮的桌椅、五屉柜、木架子床（指导员为了在沙漠安家，专门从北京买来，自己还没用，就成了我们的道具），那床上素雅的花被子，与我们眼下的土炕、军被是多大的差距！老乡们更是眼热，他们哪见过这阵势，因为他们祖祖辈辈住的就是地窝子和破毡房！

雪松的出场是战士们熟悉的，波澜不惊；雪桦出场，他潇洒的样貌，小布尔乔亚的眼神，马上吸引了众多女生的目光；待到胡怀怀出场，台下又是一片“呦”声。胡怀怀穿的是一件深蓝色的西装上衣，里面一件雪白的衬衣，头发梳得锃亮，戴一副黑边眼镜，他总爱双手插在裤兜，说话时常要甩甩他的大背头，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酷毙了”！戏里的两个年轻孩子——雪梅和洪生演得也非常好，活泼可爱，给演出增添了不少活跃的气氛。我的戏份也重，重在不到二十岁的我要演出五十多岁人的样子，同时，还要有老革命的气质。我是参照探家时见到的母亲的形象扮演的——那时母亲被下放到河南干校，生活虽然艰苦，但她仍是那么沉稳，说话时脸上总挂着微笑，不论是站立还是走路，常爱背着个手。我最得意的还在于我的服装和化妆。上衣是一件深蓝色毛料华达呢女装，这是战友沈殷红提供的，那是她探家时母亲刚买给她的。我化妆的重点是发型，“化妆师”王仙琴用一根粗电线，三下两下，就把我平时梳小辫的过肩长发盘成了老干部的齐耳短发！再加上鬓角的白粉，连我自己都坚信我就是一个革命老妈妈。

戏剧的高潮在第五场，随着革命母亲的讲述，音乐响起，人们沉浸在“敌人凶狠”“刑场恐怖”“先烈英勇”的想象中，加上雪桦痛读遗书时的悲伤，台上所有的演员都流泪了，台下也是一片唏嘘声……

我们的这次演出让团部的人知道了，很快，这个戏被邀请到团部礼堂演出。又是很快，四团政治部下了文件，说五连演出的话剧《成长》是一堂生动的扎根边疆的政治课，要在全团巡演，让全团战士受教育。

这个命令，对我们演员来说真是天大的好事——可以不出工了，可以到各连去串演了，可以去拜会老同学了！

初春的北疆，风沙漫天，我们赶着马车，车上拉着道具，拉着行李，深一脚浅一脚地行走在绵延起伏的沙包群里。全团有十个农业连队，还有战备连、机运连，散落在百十里的沙漠中。我们一路演下来，就到了四月。我忘不了那段巡演的时光，那是我在内蒙最快乐的日子。

记得，那次到了十连，他们杀猪炖肉，蒸的馒头雪白，饭真香呀，还管够！我一下吃了四个大馒头，要不是怕晚上撑得说不出台词，还想再吃一个！

记得，在三连演出完，大幕合上后又拉开，三连的战士跳上台来与演员聊天，我师大女附中的同学李银河也在其中，她跳上来就跟我说：“我此时真的就像是站在一个革命老妈妈面前。你跟我妈太像了！”

还记得，在一个连队演出，大幕已经在热烈的掌声中闭幕了，可台上还有哭声。人们循着哭声找去，原来是群众演员张邦利躲在幕布后面哭。问他怎么回事，他说：“我就是想给前面的演出增加点悲剧效果，没想到假哭变成真哭了，真他妈露怯！”

更记得，我们在阴山脚下的一个连队演出后，全体演员异常兴奋，凑在一起笑呀聊呀，男生和女生，一下没有了往日的界限，有人说：“真想这么一直演下去，演遍全团，演遍全师，演遍整个兵团！”

是呀，这何尝不是我的愿望！

在四团巡演结束，我们没能到师里去演，因为连长不希望我们再出去了。他说，十几号人不下地，耽误了多少农活儿！

尽管我们又回到了连队，回到了大田，但一颗要演戏的心真的被点燃了。

我们要演戏，我们有这个能力！

04

话剧《艳阳天》

演戏的愿望绝不是我一个人，可能更甚者是孔庆海和张海鹰，当然，也包括全连每一个战士。一天，孔庆海从广播里听到了河北省话剧团到北京演出的《艳阳天》实况转播，马上来了精神。他和张海鹰去找指导员，一通煽呼，批准了！这样，话剧《艳阳天》筹备组立刻成立。

要问五连为什么能想排什么戏就排什么戏，这还因为我们能在第一时间拿到剧本！我们文艺班北京知青陶雅的妈妈是中央台“新闻和报纸摘要”的老编辑，她在台里熟人多，办啥事都平趟。只要陶雅去信跟她妈妈说在广播里听到什么戏了，想要什么剧本，她妈妈马上就能到台里的文艺部资料室把剧本要来，并很快寄到我们手上。八年后，当我也成为中央台文艺部的编辑时，才知晓剧团在录音时会提供很多份资料，所以送出去一份人家不在乎。

早期连队没有油印机，更别说复印机。所有演员的剧本必须手抄。这时，连里写字好的，召集起来，就成了“复印机”。他们抄呀抄，抄得腰酸胳膊疼。

角色的分配仍是全连总动员，看谁像哪个角色就由谁扮演。《艳阳天》里的一号人物是萧长春，这个角色不能马虎。大家意见一致——孟宪胜！他扮的杨子荣充满英气，这次也肯定能胜任。加上他天生带着一副质朴的样子，萧长春就是他了。女一号焦淑红找的是文艺班的何静。何静有表演基础，眼睛漂亮，人也朴实，符合角色性格。接下来是韩柏仲，由张海鹰扮演，柏仲的老婆焦二菊由我扮演，马老四由男生文艺班的班长张金和扮演，肖老大由于贵臣扮演，韩小乐由孔庆禄扮演，书记由马林扮演。反派人物马之悦由孔庆海扮演，马小辫由史如意扮演，另外还有不少群众角色由二排的、四排的战士扮演，这下全了，连队的每个角落都有参演者了，《艳阳天》就成了全连人心中的大事了。

仍然，我和孔庆海是导演。我要给演员纠正他们念得不准确的台词和逻辑重音。就像“囤圈子”这个词，“子”字一定是轻声，可我们的张邦利同志总是把“子”字念得那么重，惹得演员们哄笑。还有，剧情里，有萧长春和焦淑红拉手的情节，可我们这两位演员在排练中就是不好意思拉手，进入不了感情。这都得我来启发，来“命令”。最有意思的是，戏里有一句台词，是焦淑红说的——“长春哥，趁热把这饼吃了吧。”就为这句台词，我找到炊事班，跟他们说：“戏里要有两张烙饼，这个道具要请你们帮助准备。”人家还真配合，不论是彩排还是演出，烙饼是少不了的。每次演出结束，大幕刚一合上，后台的男演员就冲着大饼去了，转眼，这个“道具”就被一抢而光。

五连的话剧，深入五连战士的心，它成了兵团战士们在沙漠深处抗拒劳累、排解枯燥、消磨寂寞的心灵寄托，也成了当时连队极左政治氛围的缓释剂。

我想，如果这帮人能这么一直演下去，一定会出现很多优秀的演员、优秀的舞美人员、优秀的编剧和导演。可，随着“上学”“调动”“当兵”“提干”“病退”“转插”的出现，一些人陆续离开了连队。我也是在1974年的8月转插去了山西，并很快考进一家话剧团，成为了一名专业的话剧演员。但是，我虽已身不在内蒙，可心仍留在那里，留在了五连，我一直关注着五连的演剧活动。

1975年，作者徐晓成为专业话剧演员。1977年，她在话剧《霓虹灯下的哨兵》里饰演女特务曲曼丽

五连男生文艺班成员，站立者为复员军人、多才多艺的排长翁常来

五连男生文艺班

05

话剧《枫树湾》

大约是在1974年的深秋，湖南省话剧团进京演出了话剧《枫树湾》。剧情是关于大革命时期的湖南农民运动。演出的反响异常热烈。中央电台、电视台都转播了。那段时间我正好还在北京。

我与五连的张海鹰有书信来往，他告诉我他们很想排演这个戏，剧本已经在路上了。我惦记着五连，恨不得回去参演这个戏，甚至有点后悔转插早了。那时，我家已经有了电视，我便天天趴在电视机旁等着《枫树湾》的重播。估计那时电视台的节目不多，所以，重播的几率挺高。我一边观看，一边记录着每场戏的布景、舞台装置，记录着演员的舞台调度和人物动作，然后便一封信、一封信地把这些笔记和图纸寄给了海鹰。

我没有机会看到他们的演出，只是听说他们演得非常成功。至于怎么个成功法儿，还是在多年后，我与海鹰结为了夫妇，才听他描述了当年的盛况。

原来，海鹰在《枫树湾》里扮演了一号人物赵海山，这让他真正尝到了演一号人物的光彩和荣耀。他的好伙伴孔庆海扮演的是最有戏的成三，地主老财汤汉池由连里出名的“捣蛋鬼”赵志华扮演，莲妹子由养猪班的刘嘉喜扮演，加上众多的群众角色，这使全连人又都卷进“闹革命”的热潮中。

海鹰说，这次演出，启用了很多以前从没有上过场的新人，可谁也没想到，演出效果却出奇地好。成三的诙谐、莲妹子的嘎嘣利落脆、汤汉池的狡猾和狼狈，以及演员们高亢的“革命气势”，真有一股要将天地掀翻的劲头。

首演是在五连的礼堂开幕的，演毕，一如既往，团政治部邀请五连带着《枫树湾》到团部去演。可就在团部订好了演出日子，“剧团”要出发的时候，连长却通知“不必去了”。大家也不知是什么原因，后来有人传话说，是团部大礼堂有了其他活动，人家安排不了演出的时间，所以取消了。演员们只好悻悻然各回各房。

可是，到了傍晚，连长又突然传来命令：“演出照常，马上出发！”

二十多里的沙包路呀，急行军，赶！

海鹰说：“那天我们个个是一身的汗加满脸的土，可一迈进团部礼堂的门，整个礼堂就响起了炸雷般的掌声和呼叫声。原来，台下坐着满满的观众。这些人本来都是抱着开完会可以看五连的大戏才来的，没想到大会结束却说五连人不来了，因为时间不够，不演了。可这些人不走，强烈要求五连人过来，还说，他们愿等，等多长时间都行，看到多晚都愿意！”

这是多好的一个碰头彩呀！

修复前的原四团团部礼堂

修复后的四团团部礼堂，现已作为兵团初期的文物受到保护

2009年8月，重返五连的知青们在沙丘上合影

那天的天气真是奇了，海鹰形容：“就好像是老天爷在配合我们的演出，越是气氛高涨时，狂风越猛，风声越大。就在农会命令把老地主汤汉池押上来时，一阵狂风把团部礼堂房顶的一片石棉瓦掀了起来，咣当当，碎片就落在了观众席的前方，幸亏没砸着人。就在这时，台上正演到莲妹子一脚踏到汤汉池的背上，高喊“报仇”，此刻，台上台下群情激奋，口号声，鼓掌声，叫喊声，加上狂风的呼啸声，把剧情推向高潮，再高潮！“过瘾，真是太过瘾了！”每当海鹰回忆起那天的演出情景他都会这样说。

后来，我也听到过很多战友给我描述当时的情景，还听他们给我讲述当时是怎么选的角色、怎么制作的服装、怎么扎染的包头布、怎么模仿湖南演员的语气和声音，以及怎么设计的动作和舞台调度。五连呀，全连都是好演员！

在之后的日子里，他们又排演了描写知青插队生活的《山村新人》。可是因为病退回城的大潮把连队的人员掏空了，组织者本人也都要离开连队回城了，戏就没有演成。

后来，我常想，当年的演出，尽管很幼稚，剧目也是那个时代充满极左色彩的产物，可它给苦难中的年轻人带来了快乐，让他们暂时忘记了饥饿，忘记了挨整，忘记了所背负的沉重的家庭成分包袱，忘记了失学造成的无知，甚至也暂时冲淡了他们对前途与未来的忧虑和思考。当然，天总会明，禁锢总会被打破。当年轻的兵团战士回到了自己的家乡，有了自己的新生活，再回首，“五连的演剧运动”就成了他们苦难中的美好记忆了。

就像在《成长》里扮演洪生的孔庆禄（他是孔庆海的弟弟，我们叫他老五），他在2007年罹患癌症，发现时已是晚期。在他生命的最后日子，我每天都替海鹰去医院照看他。一天，我跟他一起回忆五连的生活，回忆演剧的时光，他的眼里马上有了亮光，他喃喃地说：“年轻多好呀。就是因为那次演出，连长看上了我，认为我机灵，巡演回来就把我调去当了通讯员------”那是我看到他人生的最后一抹笑容……

时间一晃就是五十多年。当年的一切都成了过眼的云烟，成了记忆的碎片，甚至，十几位当年同台的“戏友”已经去往了天堂。而今，白发苍苍的我，心里一直有个愿望——我希望那些已在天堂的战友们能在天上再组织起一个“五连的剧团”，去排演他们心仪的剧目，去扮演他们喜爱的角色，能再让自己痛痛快快地过把戏瘾，如能如此，那该多好！如有，到时候我一定赶去参加！

我祈祷——愿在天堂里再重组一个“五连的剧团”，继续“五连的演剧运动”。

2001年，本文作者徐晓与丈夫海鹰在加拿大维多利亚

2014年，徐晓、海鹰夫妇在央广直播间，谈他们的新作《抗癌：第一时间的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