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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山地震47周年祭丨老毛子飞弹打偏, 落俺家土坯房上?
原题
九岁的清晨
（外一篇）
作者：李木马
唐山地震那年我9岁，哥12岁。平原上的孩子，散了学就在没边没沿的野地里疯玩，进家倒在炕上便睡。用奶奶的话说流烟放炮都醒不了。地震来时，我真的一丁点都不知道，似乎是被憋醒的。懵懵懂懂想翻身，翻不动，才知道房顶已经压到了身上！
用哭腔喊了两声哥，发觉他就在我的右边，记不得当时小哥俩说了些啥,印象中都没有哭，也没怎么害怕，只是让房顶压着有点难受，出不来，心里急。呛人的烟尘直往鼻孔里钻——那种陈旧、干燥的乡土的气味。
外边有乱糟糟的大人说话的声音。沉缓而清晰：“哦他妈妈(约等于外埠'我的妈呀’'好家伙’之类语)，老毛子(美帝或苏修)这是啥物件(先进武器)呵……”那是大伯的声音。我没有喊他，我知道那是无济于事的。我们打小太了解这位父亲的大哥的脾气禀性了。
后来回想，他自言自语的声音足以说明他没有参加扒人的集体劳动而沉浸在茫然与思考之中。甚至可以想像出他智者般伫立在瓦砾上面朝东北天际的凝重神情。压得难受，有些撑不住了，就拼命使劲喊，我想外面的人肯定是听见了，怎么就没人来救我们呢?
当时没想到村子的房都倒了，当然更没敢想当时印象中仅次于北京、天津的第三大城市唐山已经夷为了平地。当然更没敢想到这场大震波及了大半个中国，致使课本上神圣的天安门都吓得浑身发抖，梁柱间发出即将断裂的恐怖之声，当然更没有想到它是那个世纪地球上的十大灾难之一，是地震史上最惨烈的一幕。
当时真以为是大伯所说的，苏联或美国佬偷袭的导弹飞累了，碰巧落到了我们家的一间半土坯草房上。我倒是没怀疑是台湾的“蒋匪帮”打过来的。小宝、铁城、和新我们玩打仗的时候争论过，和新说他爸(当过兵，参加过抗美援越)说过，国民党反动派的大炮都是《渡江侦察记》和《南征北战》中那样的，也就打几十里远。
压得实在受不了，觉得身子开始扁了，眼珠子都在往外鼓，我急了!从身子底下抽出一只手来往头前瞎划拉，不承想，有几块砖松动了——往外使劲一推，一个小缝儿透出了麻麻亮的天！当时不知哪来了那么一股子野劲，脸蹭着砖土，脚用力一蹬，再一蹬，像是在坚硬的液体里游了一小段，竟然钻出了废墟！
出来一看，傻眼了。村庄的模样一点没了。磕磕绊绊在高高低低、坑坑洼洼的废墟上，甚至辨不清脚底下原来是谁家的所在。知道哥还压在里面，就去找大人。这时才知道大人们已经忙乎了俩仨钟头——噢，原来谁家的房子都倒了呀！
大人们救人的条理是非常清晰的，以青壮汉子为骨干迅速组成几个扒人小组——因为一两个人根本抬不动坍塌的屋顶中的檩条、房梁以及上面的泥草。先救青壮年男子,这样可以迅速扩大救人力量。这在许多书中都有过描述的。
还有一种有意思的现象，是最先救每家每户的壮年男人，似乎救出了这个人就等于救出了他们一家人。在当时农村人的心目中当家人在家庭中的位置最重，价值最大。一家老小都靠他活命。有这根顶梁柱，这个家就还在，6口变成两口还叫家，没了这个人，家就塌了，6口变成5口也不再是一户人家——孩子们就要随了别人的姓。
在突如其来的灾难面前，迅速自然而然地做出了这种听起来有些不近人情的选择。但这是一双9岁的眼睛看见的事实。那一刻亲情、爱情、父母儿女情等等都要暂时让位给男人之间的一声招呼，一个眼神。于是，我想起了一句俗话：这个世界是男人的世界。
所以，当时我奔跑呼喊着叔伯们来救哥哥的声音和我们在废墟中的呼喊效果是一样的。我急中生智，硬是抱住一位叔叔的腿，硬是将他拽到我爬出来的地方。这种行为有些过分，但又没什么错，在那种情形之下，谁又好意思把一个逃出废墟，带着哭腔央求的孩子一脚踢开。
于是，几个人喊着一二三掀起房顶，七手八脚把哥救了出来。说实话，我从一钻出来脑子里就想着一个人——哥，等哥出来了我俩忽地一想：哎呀，妈还在东院不知咋样呢！当时除了我和哥哥，村子里不会有人想到她，因为爸爸在一百多里之外的盐场。
天大亮。村子里大部分人都救出来了，不少人开始商量到四里八村的亲戚朋友家望望(看看)去。妈妈埋得很深。两个年龄加到一起才20岁的儿子没有足够的力量救她出来。我们叫来二堂兄。一个大人俩小人儿忙乎了有四五十分钟，掏了一个两三米深的洞，才让她浮出土面。
清瘦的母亲满头灰土，脸色惨白，后来知道她当时正怀着小妹。她在几米深的废墟里坚持几个小时的姿势是：背朝上，手脚狠狠撑在炕上护着腹部——几个月后，在简易房里降生的小妹安然无恙。
现在回忆起地震中那么多人，母亲给我的印象最深，她一个人睡在一间房子里，地震发生后被埋压，没有哭，没有徒劳地叫喊，见了一粒玉米中的小虫都会吓得哆嗦的那么柔弱的一个人，在灭顶之灾中没有一点惊慌失措，一丁点都没有。我们扒开房顶，可以与她微弱的声音对话了：
“海儿头！”
“妈，我在这儿呢！”
“嘎头！”
“妈，我也在这儿呢，我是自个儿钻出来的！’
“你俩没事，妈就放心了……”
“妈，我二哥我们仨扒你来了，挺住喽，妈！”
刚过门不久的二嫂急是急火是火地老远喊着二哥跟她去北村的妈家。我看见二哥直起身子怔了一下，又伏下身使劲拽起顶篷里的木条。妈在废墟里，上面的话听得一清二楚。她平静地说着让二哥走，自己没事之类的话，那语调真像是在从容地聊天。
村里一共有8人遇难。在当街北边的麦秸垛旁，他们躺在自己母亲、奶奶的怀里。尽管母亲等一些懂些救生知识的人已经无奈地默认了这种事实，但亲人们舍不得松开他们，直愣愣盯着一张张凄白的脸，乞盼着奇迹发生。
造汉字的人肯定是神仙，“震”字上面是雨，下面是辰，1976年恰是丙辰年，地震发生后就下起了雨。
雨，在早晨慢慢大了起来。我看见衣不遮体的薛曼云径直朝村里唯一仅存的建筑——她家的猪圈走去。她拉开圈门，猫腰进去，朝那头以生仔来换取她家生活主要来源的老母猪狠狠踹了两脚：该上哪上哪吧你，人都没处待了……那个体壮如熊的家伙不解地望着多年服侍它如菩萨的女主人，恋恋不舍地悻悻走了。走到当街东头要拐进野地的时候还回头想着变形的村庄愣了一会儿。薛曼云我三奶迅速清除了猪粪，将猪炕铺上稻草，把老人和伤员背扶进去。
事后想来，这可能是她一生中最引以自豪的一件事，不说这件事庄里很多人都会记一辈子，仅仅走进猪圈的人起码有一半以上是心怀愧疚的。他们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还有什么事会求到这个老娘儿们！她平时少与左邻右舍往来，又因连生了三个女儿而更让人瞧不起，那三个女孩谁也不知唤什么名儿，除了学校老师，几乎所有的人都喊大丫头、二丫头、三丫头。因为家里没有壮劳力，又没儿子。处处受人欺负。而且，一个月挣五六十块钱但两三个月回不来一次的在芦台铁路上晃旗的丈夫，更为别人嫉妒和欺负奠定了基础。这么说吧，就是这么一个人缘极差的人做了一件最扬眉吐气的事，那个形如灰色大吉普的猪圈在那一天成了村子里的“司令部”，连队长指导员这样的大官都在那猪圈门前低了头。
村东挖墓穴的人回来说，真要天塌地陷了，玉黍地里五六处往上蹿水蹿沙子呢！很多人都对这样的小型沙堆记忆犹新面积有半个炕大高不到一尺，很白很细的沙——像压扁了的富士山的模型。电道(马路)上开始有车有人了，没事的青年和孩子们都伸长脖子站在路边上打探消息，每得到一条信息就跑回庄里报告去。
“陡河的水下来了，赶黑就差不离儿到这儿啦……”
“南边听说要来海啸，浪头比房脊还高呢！”
”“天塌地陷！”
“天塌地陷？”
“地里都冒水咧，顶多一两天就沉下去了。”
既有的事实面前，没有人会相信还能活下去。于是，我看见了人们面临集体毁灭前的从容表现。没有一个人坐立不安，没有一个人呼天抢地，没有一个人四野奔逃，也没有一个人语无伦次，浑身发抖……
我事后问过几位长辈，他们和他们的说法有一个最大的共同点：家都没了，还咋活啊?天塌地陷，能往哪跑哇！赶上啥是啥吧……
平静、安祥。苦雨淅沥的上午，村子里已经听不见哭声。几块残砖碎石支起的两口大铁锅上，熬着糯米粥和茶汤。景友老叔还提议杀了队里的一头毛驴。当时也倒是有几头流离失所的猪在村边转悠，但没人想杀猪的事——喜事和逢年过节才杀猪呢！
驴肉不好熟，垂涎欲滴饥肠辘辘地等。浑身精光地来回溜达，候在电道边上听风儿。忽然看见一辆一辆小汽车往南边涧河盐厂和柏各庄方向驶去。有后面带风翅的(螺旋桨)水陆两用吉普，有甲壳虫状农村很难见到的小卧车。
上过高中的本家三哥说，瞅着吧，大官都往涧河海边船上跑了，看来北山陡河的水是下来了，回去把木头归拉归拉扎几个筏子吧，赶紧！还有人说大水一会儿下来了，你们海伢子就爬到树上去啊，听见了吗?
人们谈论着灭顶之灾的时候，并没有一点骇然，像说着外星人的事情。
地震后，过了两三天的样子，受了重伤的景开大叔家的二香和景生大叔家的秀云才被转走。九岁的一双眼睛，微型摄像机一样记录了那个特殊时期特殊人群的微妙变化。
无独有偶，像薛曼云我三奶的翻版，几乎与此同时，庄西的章举明表叔端来一筛子黄瓜和火柿子(西红柿)，他低声说大伙吃吧 我们都是一家人了，活到哪算哪儿吧……
对他的举动，大伙儿都有点纳闷，而最惊诧的当然是我。那时候是以粮为纲，上面批“种菜轻粮”(据大人们偷着说西边哪个公社还为此打死过人)，村里少有人敢种蔬菜瓜果。章家是外来户，受到的监督自然少一些，有机会偷偷在院子里栽了两畦秋黄瓜。孩子嘴馋，淘气，有次我跳进去摘了两个拇指粗的小黄瓜，被当过兵善于冲锋的表叔以百米速度追打了一当街……
灭顶之灾，让所有的人都变得善良起来。
同甘共苦，相濡以沫，这些熟悉的词语找到了它们真实的对应。几十口子全村男女老少住在马路边搭起的长棚子里，吃大锅饭睡大地铺，真是实实在在过了几天艰苦而友爱的共产主义生活。
后来情况慢慢有了些好转，也有了些变化。有些人开始把亲戚朋友送来的吃的穿的背着人掖到铺盖后面，有的人开始把从大队领的衣服抢着穿到自己孩子身上。还有人把空投下来的大饼都藏了，让满大棚的人闻着骂街。
总而言之，当人们发现天没塌下来地也没陷下去，还要一家一户过日子的时候，私有制又出现了！
小队指导员我叔伯二叔李景斋在电道边上，发表了全村人都搬到北边的尚德村和自力更生为主救济和互相帮助为辅自建简易房的重要讲话。
到了北庄，每家划出一块地方自建简易房，盖到一半都发现材料不够。于是都想到了马路边上那个“共产主义大窝棚”。大人碍面子不好意思的，纷纷暗示自家孩子去抢窝棚上的苇席、木杆。我清楚地记得和哥哥小宝三清架着排子车，光着脚在柏油路上狂奔驰骋的欢快情景。
啥时候碰见贾樟柯，非撺掇他拍成电影不可。
外一篇
1976年的生死幻灭
1972年，我15岁，读初中二年级，因有文体特长被挑选入伍。启程的日子定在1973年元旦前，火车站上，锣鼓喧天。在一片绿色海洋中，我们十几个身穿崭新军装的女兵格外显眼，父亲和母亲就站在我身后，透过镜子的反射，我看见他们眼里闪着晶莹的光。
1973年元旦是一个让人难忘的日子，接兵的干部利用在北京转车的时间，令我们到了天安门，参观了故宫。那一瞬间，我们心中腾起了一种无可言状的自豪，因为从那一刻起，在保卫祖国和保卫北京的军阵中，又增添了我们。万万没想到，这一次在北京的短暂停留，竟成了自己一生在北京留下足迹的唯一机会。
1976年是我当兵的第四个年头，进入七月，组织上告诉我，收拾收拾，准备回家探亲吧。其实按原计划，总参的运动会是"八一"在北京召开。早在年初，各部队就层层遴选，将体育人才集中起来进行训练，以期在运动会上夺魁摘冠。我擅长的是短跑，我在中学时创造了学校女子组一百米跑的最好成绩，这一纪录在我参军后还保持着。我的想法是在运动会开过，若有个不错的成绩，就提出从北京直接探亲，北京离唐山很近，还可以给部队省点差旅费。
4月5日，清明节，北京发生了"天安门广场事件"，成千上万的人到广场悼念周总理。当晚，这场悼念活动被定性为反革命事件。之后，在全国范围内排查政治谣言，军队也不例外，大家都有很多的惶恐与困惑，说话比往常谨慎多了。进入5月，上级来了通知，运动会无限期推延，我们这些准备参加运动会的人，都恢复了正常的训练与值班。随后，部队也开始逐次安排服役到了四年的老兵回家探亲。
车到唐山时已是傍晚，哥哥正在出站口等我。四年了，唐山，你送走的小女兵回来看你了。探家的日子，周围整天是同学、老师、朋友，这个来那个走，并没有在家好好待着，更没有坐在父母面前陪他们，哪怕只一天。
转眼间，离返队的时间只有两天了。父亲让哥哥提前买好了7月28日返程的车票，说："归队一天也不能晚。"就在返程前夕，恐怖的蓝光把地平线照亮片刻后，大地开始猛烈震颤，只几秒钟，一座城市变成了废墟。
那年，我19岁。
我的睡眠一直都很轻，稍有动静便会醒来，可地震发生的那个夜晚，我却睡得很沉很沉，像死去了一样。那地动山摇般的晃动，巨雷劈来的轰鸣，我竟浑然不觉，朦朦胧胧地感觉有什么东西落了下来，其他便什么也不知道了。
这个时间是公元1976年7月28日凌晨3时42分53.8秒，永远地留在了唐山人的记忆中。
大地刚一震颤，姐姐就起身站在了床边。几乎就在姐姐起身的同时，又是一声轰响，屋子西北角的一块墙体断裂滚落下来，砸到床头旁边的箱子上，接着又掉到地面上，滚落的时候，床头床屉被砸成两截，连枕头都被带到了地下，不知为什么，竟然没有砸着我的脑袋，我只是随着床屉一同跌落了下去……
站在地上的姐姐本能地伸手来拉我，摸到的却是一堆砖石，便惊呼："林梅砸着了！林梅砸着了！"父亲和哥哥这时已经赶了过来，母亲把两个妹妹喊到楼下，让她俩先到外面去。南门打不开，母亲又带着两个妹妹扑到北边的门口，还好，门虽然已经变形，但还能打开。母亲把妹妹们推了出去，也上了楼。
现在，不管怎样回忆，也说不准确究竟过去了多少时候，我醒了过来。哥哥和姐姐说很短很短，父亲和母亲却说很长很长。只觉得浓烈的烟尘呛得人无法呼吸，停电了，到处是一片漆黑。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头好像被什么猛击过，昏昏沉沉地躺在地上，一动也不能动。朦胧中，似乎有人在喊："快！快！"身边有人来来去去地走动着，而且急促地说着什么，声音像是从很远很远的地方飘过来的一样，只有一句我听清了："地震，是地震。"而且辨出了说这话的是哥哥。
全家人用一条褥子托着我艰难地往楼下移，大地仍然在不停地晃动，我睁开眼睛却什么也看不见，楼梯并不长，但总也走不到头，十几个台阶，竟像千里万里一样遥远。终于，我被抬出了楼放在地上，父亲又返回了那还在摇晃的楼里，搬出一块床板垫在了我的身子底下。
惊魂未定的人们都在院子里站着，身上只穿着睡觉时穿的裤衩和背心，许多人连鞋子也没穿，赤着脚跑了出来。
天色依然很黑，下雨了，雨珠滴在脸上，凉凉的，却更让人惶惶不安。余震不断，每次震动都引起人们一阵惊慌和骚乱，不知道脚下的哪一寸土地才是安全的。远处有火光在闪，不时还有爆炸声传来。
全家人围在我的身边，看我的四肢完好，却不知为什么哪儿也动不了。母亲一遍一遍地检查我的伤情，只见到左臂和右腿上有大块的擦伤，鼻子左侧划了一个裂口。
天渐渐亮了。我突然感到四肢发麻，而且麻得越来越厉害，四肢还是一点都动不了，心里又着急又害怕，胃里有什么东西在往上涌，我告诉母亲想吐，母亲用双手接在了我的嘴边，我吐了几口，是血。吐了以后，感觉好了一些。当时还以为有了内伤，其实是鼻子左侧伤口出的血流到了胃里。我躺在雨中，身上搭了一块雨布。随着时间的推移，心中的恐惧也在渐渐的增加，不知是来自身体还是来自心灵的不祥预感，搅得我痛苦万状。我强咬着嘴唇，一声不吭地把脑袋侧向一边，脸上流的不光是雨水，还有泪。
哥哥钻进已经坍塌的卫生所里，寻找来了红药水和去痛片。
周围的景物清晰起来。也许是因为院里的建筑比较牢固，只有一座屋顶搭着预制板的楼房塌了，一家五口人都埋在了里面，其余的房子虽然裂的裂，局部坏损的坏损，都还矗立着。除了房屋坍塌的那一家外，干休所只有我和一个老干部受了伤。
外面的消息传进了院里，说唐山成了平地，说路边摆满了被砸死砸伤的人，说干休所南面的那片红砖楼全塌了，人捂在里面，没有活着出来的。人们越来越惊慌，聚在一起相互打听着、议论着，不知道还会怎样，现在该做些什么。
也有清醒一些的老干部，一个劲儿地问从外面回来的人，地震的消息上级知道了吗？中央知道了吗？中央一知道就会派人来，派军队来……中央派人来了，唐山才有救。
一分一秒地挨，挨到上午九点多，一辆大卡车开进了院子。是开滦煤矿的车，正沿街寻找需要救治的伤员，被父亲引到了干休所。我和那位老干部被抬上了卡车，卡车缓缓驶出院子，向室外开去。
我松了一口气，不管怎么说，总算是踏上了救治的路。天遥地远，但路的那头叫希望。
中午时分，卡车停在了二炮某团驻丰润的医疗所，医生为我简单地处理了伤口。这时，一位医生发现我的体温高，就为我做了进一步的检查，诊断为脊髓休克。我不知道这一诊断是个什么概念，但是无论如何也没想到，我将要一辈子躺在床上过日子。
诊断出来，医院无法给我提供进一步的治疗，于是救护车载着我和那位老干部在午夜出发了。目的地很明确：北京。
大雨中，拉着各种救灾物资的车辆挤在泥泞的道路上，蜗牛一样爬行着，想让救护车也让不开。我们的车也无可奈何地走走停停，一停就是十分钟一个小时。父亲焦急地将脸贴在车窗上，窗外，除了雨水什么也看不见。哥哥和姐姐不停地用酒精擦拭我的身体，希望我的体温能降下来。父亲很清楚持续高烧意味着什么，车到北京通县后，便要求把我送到就近的二六九医院。医院里挤满了伤员，等了很久后被告知实在忙不过来，还得等。看到这种情况，父亲和同车的人商量了一下，对驾驶员说："上北京。"
终于，7月29日中午到达北京军区总医院，路上走了十多个小时。
终于躺到病床上了，身下的床单洁白如雪，给人一种安谧与祥和。X 光片显示，我的第三、四、五锥体骨折错位，中枢神经受到严重创伤，导致全身性瘫痪。只是那时没有想到，这会是永久性的，而且一躺就是30年……
地震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