拾年丨刘海鸥：“早请示晚汇报”那时，把日记撕毁了

Original 点击加盟☞ 新三届 2023-10-23

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

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

作者简历

刘海鸥，笔名凌之，1988年赴澳大利亚马克立大学读博士研究生，后因病辍学。1990年代初开始写作，主要作品有长篇纪实文学《半壁家园》《海鸥南飞》《刘海鸥作品集》三集、《夕出阳关》、姐妹合集《我们的田野》。

原题

永丰十年之一

作者：刘海鸥

十七

茶杯里起风波

1968-1978

1967年在外面串连了一年，回到师院附中后得知我们这些代培老师已经正式分配了，几个代培老师把城区学校的名额占了先，留给我一个农村中学的名额，美其名曰“你不是一直要求上山下乡吗？把你分到农村中学，你满意了吧？”我一点也不满意，我向往的是边远的农村，绝不是北京郊区，但是已经没有讲价钱的余地，只好打点背包。

1968年春节一过，我就去海淀区永丰中学报到，永丰中学在颐和园后面再往西北二十多里地永丰公社的永丰屯。从我家先坐111路无轨电车，在动物园换302路汽车，再在颐和园换上车次稀少的301路公交车。车子过了青龙桥后，沿着右边的京密引水渠经过左边的红山口、黑山扈（这里有一座望儿山，相传佘太君在此山头佇望被金兵掳走的四郎回家）向西北而行，过了西北旺，就是所谓的“山后”了。

海淀的学校分为“山前”“山后”，“山前”学校的老师可以调往山后，但“山后”的老师没有特别关系就永远无望迈进“山前”，所以从理论上说永丰中学将是我一辈子的归宿。再往西坐几站，在一个叫做“屯佃大桥”的地方下车。所谓的大桥是一个横跨京密引水渠的单薄的水泥桥。过了桥向北还要在一条公路上往北步行十里地，再往东走一里，就是永丰中学了。

家在“山前”的老师都得住校以便参加早晚的政治学习，星期六下了课才能回家。坐车连换车连等车连走路大约需要两个半小时，下了车，天已黑，在阑珊的灯火中总能看见妈妈在汽车站焦急等待的身影。

那时候没有什么“温室效应”，冬天彻人心肺地冷。上班路上换了三次车人已冻僵。下车后手脚生疼麻木，一步也挪不动。好在过了屯佃大桥有一个马厩，里面有个饲养员的小屋子，有些马车夫和农民坐在里面烤火。冻得实在没办法，我便一头闯进去，问道：“大叔大爷，我能不能烤烤火。”他们不在意地说声：“进来吧。”从炕上给我腾出一个坐位。屋子里混合着马厩的臊味，干草料的香味，烧柴和抽烟的呛味。农民们穿着黑棉袄，缅裆棉裤，双手拢着，坐在炕上扯闲。他们并不理会我或装着对我的存在不感兴趣，继续聊他们的，偶然头也不回地问一句“小学老师？”当我的脚由生疼变为酥麻，又变成热辣辣时，我就继续上路了。

一般的棉裤根本挡不住冬天刺骨寒风，我赶紧无师自通地给自己做一条棉裤，絮了一层又一层棉花。棉裤做好，厚得自己就可以戳立在地上。

如果骑车上班，冬春天是个严重的考验，冬天几乎每星期一都遭遇强烈的西北风。从西伯利亚南下的冷风在南口的狭窄处加快了速度，尖啸着，强劲地插入永丰地带。如果天气预报四五级北风，那里必有七八级。上班的路正好顶风，自行车根本骑不动，风会把人带车吹倒在地，只能推着车走，弯着腰，头顶着风，踉踉跄跄，几乎走不动。密密集集的砂石扑面而来，如尖锐的钉子把脸打得生疼。不愿回到学校的心情和与北风搏斗的沮丧正相吻合。

晚上躺在床上听着风声，总有一种世界末日的凄惶感觉。风声如天雷滚滚，由远而近，掠过树梢、电线杆和电线时发出尖厉的叫声，又由近及远，呜呜咽咽地没入苍穹。这种忽高忽低，忽远忽近的啸声如从天而泻的洪水，把人淹没在恐怖之中。

春天一样糟糕，北京以春天的风沙闻名，风力强度不亚于冬天，只不过少了一些寒冷。最糟糕的是泥土翻浆，整条路像个随意丢弃的大棉被，高高低低绵绵软软，根本没法骑车，推都推不动。这还号称一级战备公路呢。

将近十年后，这条战备公路上终于有了公交车，一个小时一趟，晚了一分钟，就晚了一小时。

第一天到校看到我将可能待一辈子的地方，非常失望。学校以一个大庙为基础，大庙叫“香胭庙”，是清朝某代皇上娘娘用自己的脂粉钱所修造并且上香的去处。大庙的前殿划分给小学校，和中学用墙隔绝开来。中学占了后殿及侧殿。殿堂已经年久失修，油漆剥落。大殿的后面有几排教室，也都是灰暗破旧的。

教师宿舍在校园的西南角，厕所却在大操场的东北角，上趟厕所要“长途跋涉”。厕所三面有墙，无墙的一面向北，大敞，想一想刮西北风蹲坑的感受吧。

学校没有自来水，只有一台压水机，压出来的水颜色发黄，有臭滋泥味。

学校的环境固然艰苦，不过我认了，想想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姐姐，在山西和内蒙古插队的妹妹，以及那些被发配到新疆东北内蒙古的中学同学，我已经算是一个幸运儿了。

如今的永丰中学早已搬离，与清华附中挂靠，成为知名中学。香胭庙已经重修，描梁画栋，列为国家保护文物，成为一个游览地。通往大庙的公交车方便快捷。

但是在后来的一生中，我无数次地梦见永丰，或是梦见房子怪异，要爬梯子，上了半截，梯子突然断了，退路也没有了；或是发大水，整个永丰地区变成一片泽国，尝试着摸索原来的道路回家，却被包围在一片汪洋中；要不就是赶不上或错过了回家的公交车，最糟的事情是好不容易坐上了车，开了一大圈，发现又转回原地。总之梦境高度地概括了我在永丰期间内心深处的潜意识——绝望！

学校已经被“三支两军”的解放军接管，全部编制都按军队的编制称呼，年级叫“连”，班级叫“排”，具体事务领导者称为“连长、排长”等。

师生们还在搞运动，文革中层出不穷的运动对于一般群众来说就是无尽无休的政治学习。老师们每天早上六点半到七点半天天读，晚上七点到九点政治学习。如果刮风下雨学生不来上课就整天学；如果“毛主席最新指示”发表（总是首先通过晚上“全国各地广播电台新闻联播”时间发表），就连夜庆祝游行并学习；若有重要中央文件下达就停课办学习班学习；寒暑假老师不要奢望放假，总是有全公社教师学习班，好不容易给一个星期的假，又被叫回去学中央文件或支援农业。

集体政治学习的本身就是浪费生命，多数时间是念报纸，一个人念，其他人个个心怀叵测，老道入定般枯坐。念上个把钟头，时间就打发完了。最怕的是学什么最新最高指示或红头文件，人人都要表态，每人说一通赞美及表决心的话。我本不会当众说话，更不会说套话，所以总是等到最后一个才发言。多数情况下，还没轮到我表态学习就结束了，我松了一口气，又忧心被人看成落后分子。

每天老师们要向毛主席“早请示”和“晚汇报”。每天早上全体人员要集中在一起，面对毛主席像，手捧“红宝书”，念几段毛主席语录。通常大家都选择最短的语录念，念多了，固定成为“老三段”：“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一遍，“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两遍，“要斗私批修”三遍。然后挥动“红宝书”，高颂“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祝林副主席永远健康，永远健康！”是为“早请示”。晚上政治学习后要进行同样一套念语录的程式，为“晚汇报”。

此外，每顿饭前也要“请示”。食堂门口上高悬领袖画像，每个进食堂买饭的老师都要自觉站在门口对伟人像“请示”，也是那几句话。老师们都觉得一个人站在食堂门前又念叨，又挥手，像发神经病一样，很是尴尬，所以通常是三四个老师赶在一起祝祷。

学校由“三结合”的班子领导和管理——支左解放军、贫下中农宣传队和革命群众。老师绝大多数毕业于“师范专科学校”，而且出身都不好，文革前出身特别不好的学生只能上师范专科，但是他们都是非常聪明博学的业务尖子。文革中老师们分为左中右三类。一到学校，我就被大家密切注意会站在哪一边。

我被安排和小李老师住在一个宿舍，小李算是左派阵营的。她和我同年，虽然也是高中毕业，但文化水平不高，又不求进取，老教师们打心眼里瞧不起她。其实她人不错，心地善良，不闹是非，只是入错了行而已。小李区别于人的最显著特点是有两条齐腰长的大辫子，每天早上她都要细心梳理那两条辫子。这在文革时期是绝无仅有的，1966年的“红八月”红卫兵拿着剪刀在街上见辫子就剪。小李因为有极好的出身保护，才躲过了这一劫。

小李出身于工人阶级家庭，又锦上添花，嫁了一个空军飞行员，飞行员在人们心中的排行榜上要比一般陆海军人高级得多，小李更是身价翻倍，是学校里凤毛麟角般的好苗子，理所当然地成了革委会提拔的对象。无奈她没有野心，不爱学习，不爱开会，对政治毫无兴趣，唯一的话题就是丈夫和孩子。

她的丈夫每次飞行任务完毕回到北京，不管多晚回来，都要叫她回家陪伴，有时打电话召唤，有时亲自坐着120吉普车来接。丈夫有几天假期，她一定请几天假和丈夫共享夫妻之乐。那一阵老师每天晚上政治学习到九点钟，早上六点半天天读，不允许请假回家，唯独这个空军飞行员的妻子畅行无阻，老师们议论纷纷，对她享有的回家特权十分不满。小李根本不在乎别人有什么怨言，照样像一个贤惠的妻子对丈夫尽责。

生了小孩以后，小孩更是她的头等大事。革委会也看出她是麻线穿豆腐提不起来，就随她去了。后来她自己感到教中学实在力不从心，离家又远，要求调到山前，教小学就行。飞行员的老婆总是好办，军队一发话，地方马上办理。小李在众人的艳羡之下，顺顺当当到了“山前”。

1968年5月，毛泽东批示了新华印刷厂对敌斗争经验报告，“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在全国展开。永丰也展开了抓阶级敌人的斗争。四十几个教职员工的小单位，到哪去找敌人？

敌人想找就有。一天下午革委会召集全体老师开会，革委会张副主任到台前，义正词严地宣布：“把反革命坏分子隋某某揪出来。”

隋某某，音乐老师，英俊小生一个，二十五六岁，深沉文雅，带个金丝眼镜，样子相当不俗，一看就是搞艺术的。因为出身不好，艺术学院毕业后贬到这个小地方来，教农村学生唱歌。

一个女老师走上台，涕泪交流地说：“我要控诉隋某某破坏军婚的罪行！”女老师的丈夫是军人，在外地服役。她说，她和隋在北京都没有家，周末常常在一起聊天，隋处处对她表示关心并常常向她诉说内心的孤独，“骗取”了她的同情，于是他们就发生了“罪恶”的关系。

女老师是主动“坦白揭发”的，没事。隋老师被搞得很惨，敌我矛盾人民内部处理，很长一段时间都在劳改，不允许教课。说实在的，老师们私下都替隋老师不服。隋老师文革初期是造反派，很难说对他的处理没有派性报复的因素，永丰的“清队”就这么简单，茶杯里起风波。

一次我经过隋老师的宿舍门口，里面传出来华丽丽的手风琴曲，是阿尔巴尼亚歌曲《美丽的地拉那》。我对外国歌曲最没抵抗力，禁不住歌声即将飞出胸膛的诱惑，推门进去，随着手风琴放声高唱：“在十一月美丽的日子里，地拉那充满欢笑，烈士们献出生命，为你自由繁荣……”那阵除了朝鲜越南阿尔巴尼亚，外国歌都不能唱了。中国和阿尔巴尼亚是好朋友，唱这个歌不会犯错误。以后我一听到隋老师的手风琴声，就不由自主地跑到他的宿舍放歌，不顾眼前是个“敌我矛盾人民内部处理”。

不知什么时候老隋结婚了，无声无息的，和附近村庄一个农村妇女。据说和妻子的关系并不好。他一下课就回家，去面对挣工分，分口粮，种自留地的问题，再也听不到他的手风琴声了。

前些年回国和永丰老师聚会，问起老隋，说早就去世了。什么病，没人说得清。算一算，才是中年，活得窝窝囊囊，死得无声无息。

与我同时分配到永丰的有一个男老师小李，也是因为出身不好没考上大学，曾在十一学校代培。他大高个，一米八五以上，长胳膊长腿。我和他很说得来，我们从城市来，刚刚经历了文革的各种盛大场面。这个小单位的文革似乎不过是本单位之内的派性斗争，让我们觉得很可笑。

到永丰第一年的暑期，小李去青岛老家（放假的第一天又把老师们召回学习中央文件，幸好小李已经坐火车离京），回来时带来一个大酒瓶装满了液体，不告诉我是什么东西，一定要我尝一尝。我对着瓶口喝了一口，又苦又腥，原来是海水，小李高兴得拍手大笑。我对他突然有了一点点心动的感觉了，心想没准可以和他交个朋友。

哪知不久发生了让我震惊的事情。一天来了几个人，其中还有解放军，与我校军宣队革委会谈话之后，召开全体大会。会上宣布把“现行反革命分子”李某某揪出来。小李被拉到台前，低着头。来人是十一学校的军代表和革委会成员。他们宣布了小李的罪状——文革初期，带领学校的“联动组织”打砸抢，并有一系列“攻击敬爱的江青同志”的言论（十一学校是革干革军子弟云集的学校，能从父母处得到很多内部消息，所以敢说敢干）。会后他被那几个人揪回十一学校批斗去了，以后就再也没有回来。

“李某某事件”让我感到万分惊悚。他在我的眼睛里就是一个不太成熟的大孩子，总是天真地笑着，不爱谈政治，好打篮球下围棋，和大家都处得很好，我怎样都难以把他和现行反革命联系起来。况且他被批判的那些反江青言论，我在不同的场合也说过。还有，到学校后我不习惯这里一潭死水，常和别人讲起外面的形势，我自己的观点，以及文革中参加武斗的经历。现在我完全迷失了认知，回想前一年的作为，竟搞不清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尤其串连时，到处支援造反派，参加当地武斗，千万别把我也当成反革命啊。

小李在十一学校先是劳改，落实政策以后又留在那里教书。“山后”的老师是不能调到“山前”的，“十一”学校在“山前”，小李倒是因祸得福。多少年后得到小李的消息，他已经是北京排名第一的重点学校的特级教师了。

接受小李的教训，我立刻把到永丰中学后写的日记全部撕毁，那里面记录了我对学校运动和人事的批评。我的串连日记太有价值了，我舍不得销毁，带回家藏起来。可是过了一个星期回到家里，那本日记找不到了。原来妈妈偷偷看了我的日记后，将其焚毁，然后扔到抽水马桶里冲走。我大怒，整整一本日记记录了我串连一年中所见所闻所想，是我一生经历中最宝贵的资料，并且是我一生中最有内容和思想的一本日记。

从1965年开始，我的日记都是真心实意“改造思想”的产物，头脑发热，空洞无物，没有自己的思想个性特点，那些东西在以后的几十年我不屑一读，一看见就觉得羞愧恶心，妈妈却把它们留下来了。而串连日记则是我把看到的东西经过自己头脑的思索，写下来的，其中有沿途所见所闻的记录，有对惊心动魄的武斗事件的描述，有对形势的思考疑问和不满，现在全都化为乌有。

妈妈说这是一颗定时炸弹，要是被人发现了，不整死你才怪。我想想也是，只能无奈地接受了。妈妈同时销毁的还有我高中三年的两大本日记、一个杂记本，上面是一些算是练笔的小片段，都不过是有点小资情调而已。随着这些日记的被毁，我的性格中的自由因子彻底地被埋葬了。

由于精神紧张，失去了判断是非和自我判断的能力，我处于极端压抑状态，这种精神状态反映到身体上就是持续不断的胃疼，以至溃疡便血。“胃舒平”已经不管事了，我只能靠颠茄——一种咖啡色的麻醉剂——压着。周末在家曾有两次深夜疼痛难忍到医院看急诊。即使病成这样，我也不愿请假，一来是我不愿意被人看作是落后分子，那时候请假，不管是什么原因，都被视为落后。二来“李某某事件”之后，我再也不敢随便请假，否则逃避阶级斗争的帽子又得扣在头上。

有一次政治学习之前，我的胃又疼起来，学习又不能不去，我去找校医看病。校医石大夫独自住在一间宿舍兼卫生室里，屋里又乱又脏，老大夫也穿得邋邋遢遢，衣服脏得油亮。他拿了一根针灸针，用黑黑的手捏着棉花球擦了擦酒精，在我的内关处扎了一针，一股酸麻顺着胳臂一下子走到胃部，立时胃疼就止住了。我惊异老大夫的针灸术高明，见人就盛赞他。

没几天又是一个批判会，这回批的是石大夫。学校的清理阶级队伍把“现行”都抓完了，就“打落水狗”，即整那些有历史问题的人。老大夫就是一条“落水狗”，他原来是国民党中校军医，虽然早已做了历史结论，现在又被军代表当宝贝一样翻出来了。

批判发言的“任务”交给了我，我竟觉得非常光荣，这是革委会第一次对我表示信任，要知道上台发言的人一向都是出身“优良”的革命左派。

我认真地写了发言稿，意思说国民党反动军队和共产党的革命军队作战，被我军打伤，石某某却医治好他们的伤口以便让他们重返战场杀害更多的解放军，狼子之心何其毒也是可忍孰不可忍。云云。

时间长了才知道，在永丰中学石大夫是最没有民愤的一个人，和大家的关系都很好。一个老人孤零零地生活，很让人同情。没有人愿意批判这样一个老人，也可能因为他管着医药，别人不敢对他太狠了，就让我这么一个新来乍到的人去做这个得罪人的事，也或者是因为领导看我到处赞扬老大夫的针灸技术，让我发言是给我敲一记警钟。总之，我的人性在靠拢革命队伍的路程上逐渐丧失。至今回想起来，我仍觉得非常对不住石大夫。

“恐惧”是老师们普遍的心理状态。松老师，四十多岁，十分洁身自好，头发梳得油光水滑，衣服穿得板板正正，裤子一定要有一道裤线。他是一个人缘很好，又谨小慎微的人，缺点最多不过是有点虚荣心，好吹嘘。好多年前他和别人聊天，有人说自己当过三青团小队长，松老师吹牛道，那有什么，我还当过中队长呢。不想这句话被人汇报，松老师百口莫辩，从此就背上了“三青团中队长”的黑锅。在“清理阶级队伍”的中央文件中，三青团中队长及以上的级别是清理对象。在交待会上松老师痛哭流涕，说他根本没当过中队长，连小队长都没当过，都是虚荣心害死了他。大家都知道他是个无足轻重的老好人，暗暗地捂着嘴笑。革委会并没拿他怎么样，档案上也没记这回事。

不久松老师就以高血压为由，休了长期病假，很多人以为他的病假是逃避运动的借口。“四人帮”倒台后，形势有所好转，他才回来上班。谁知没过几天，他在女儿的喜宴上多喝了两杯酒，突发脑溢血而死。看来，松老师的高血压病是真的。

蒋老师是永丰中学的“才子”，教语文，非常受学生欢迎。他和学生的关系也好，宿舍里老是挤着一屋子学生。

“清理阶级队伍”中，蒋老师经常请假。大家都知道他有严重的肝炎，澳抗、转氨酶和GPT的指标都不正常。他定期上医院化验，然后交一张假条，休息一两个礼拜。有一天他又去看病，医院给学校革委会打电话来，说他涂改了化验单，人已经被扣留，叫学校派人去领人。待学校去了人，蒋老师不见了，去家里找也不在，从此就失踪了。直到几个月后才在什么地方被人发现，揪回学校，开了批斗会。

蒋老师交代说，他的肝炎是假，畏惧和厌烦革命运动是真。为了混个假条，每次验血的前一天晚上，他都要喝白酒就松花蛋，第二天早上澳抗转氨酶和GPT指标准高。不料最后一次化验不灵，他就涂改了验血报告单。

逃避革命斗争肯定有不可告人的原因，革委会调查了许久，找不出破绽，再加上文革已经搞了五六年，大家的劲头也不那么足了，此事也就不了了之。

几十年后，同事聚会，说起蒋老师装病的事，就是一桩笑料，了解他的人都知道，他就是胆小而已。他怕登高，离地一尺就头晕。怕耗子，见了那物件就哆嗦。更害怕运动，就想在家躲清静，如果他不是那么抖机灵，什么事也没有。

事发之后蒋老师一如既往地受学生欢迎，文革后蒋老师退休，他教过的各届学生每年五月聚集在一起为他庆祝生日。老师当成这样，这一辈子知足了。

老来是学校里的几个怪人之一，人称“来疯子”，是那种干事不要命的人。他长的样子也挺怪，头发又黑又硬地髭着，小眼睛，厚嘴唇，走路一颠一颠，经常喊一两嗓子歌。他的嗓音很雄厚，共鸣嗡嗡的，正经唱歌的话，应该是很优秀的歌手。

他是南开大学数学系毕业的，一听他说话就知道是那种脑袋瓜非常灵光的人。他的数学课很受学生欢迎，可惜他的家庭出身不好，大概是因为这个，他做事十分积极而且极端，似乎是为了表示他正在和自己的家庭彻底划清界限，以至于有点装疯卖傻。不过他的高昂革命热情只限于表现自身，绝不是为了拍领导的马屁，也不会为向上爬而损别人的牙眼。他的积极性表现得十分怪异，比如，他用所有的空余时间，抄写《毛选》四卷本，抄得工工整整，密密麻麻。那时每个人都有一两套免费发放的《毛选》四卷，看都看不过来，不知他搞什么名堂，真是有点“刮风扫地，下雨泼街”般的多余。

他饭前的“请示汇报”也与众不同，自成一格。他从来不和别人一起背语录，而是一个人站在那里，仰望主席，念念有词，不知道在说些什么，时间肯定比背诵“老三段”要长得多。

不管老来怎么表现，他的地位都升不高，甚至他越积极，越被人取笑。在领导中眼里就更没他了。像他那样的出身无论怎么挣扎，也只能是永远处于被改造的地位，永远属于“可以教育好的”，而“教育好”前面的限定词“可以”则永远是一种可能性而已。

老来后来和农村的一个贫农姑娘结婚，多少冲洗了一些家庭带给他的“耻辱”。他婚后生活得很幸福，老婆非常喜爱他。他本人其实是很可爱的，热情奔放，又有很多新鲜花样，很多女学生都喜欢他。

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的小张是和我同时分配来的师院毕业生。她个子娇小，宽窄几乎只有我的一半，单眼皮，薄唇小嘴。小嘴吧嗒吧嗒极其能说。比如说起她丈夫名字中的“正”，不说是“正在”的正，“正义”的正，而说“一横一竖一横一竖一横”一秒钟说完，把大家都逗笑了。

她对学校的一切都看不上看不惯，和我当时的心情一样，我们在学校的地位又是一样的不被信任不被重视，所以两个人特别说得来。整天在一起，简直到了形影不离的地步。

不久小张要结婚了，丈夫是她师院同学，家在农村。我心里奇怪，知识分子出身的小张谁都看不上，怎么找了一个农民的孩子？她带我去太舟坞村婆家看新房。正是文革中个人崇拜到了极顶的时候，她收到的礼物是数不清的毛主席的挂像雕像铁盘子，安源的遵义的延安的北戴河的庐山的天安门的，玻璃的塑料的石膏的金属的。光是铁盘子就一大摞。那铁盘子是长方形的，印着毛主席各个时期的照片或画像。小张非常不满意，悄悄对我说：“这么多毛主席像，挂没地挂，搁没地儿搁，用不敢用，扔不能扔，留着干嘛使？总不能满屋子都挂上毛主席像吧。”

我说：“我不送你这些东西，你需要什么说吧。”她想了一下，说：“我还没有镜子。”我们一起去村里供销社买镜子，我准备给她买那种二尺宽一尺半长，上面印着红花绿叶和“花好月圆”字样的婚镜，北京市民结婚必备。小张说：“俗，不要。”她挑了一面直径五六寸的小圆镜子，两毛七分钱。光看这面镜子，我觉得这个婚礼一定是很寒酸的。

我给她出主意，不是大家都送毛主席像吗？你也如法炮制，来一个“革命化”的婚礼，结婚时不发烟不发糖，每人发一本“老三篇”（《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纪念白求恩》合订本，三分钱一本）。她听了很过瘾，似乎见到大家得到“老三篇”时的表情，高兴得拍掌：“对！就这么办！”三天婚假后，小张回来上班，我问她是否给大家发“老三篇”了。她说没敢，还是发的糖，要是真发“老三篇”，人都会得罪光了。

几年以后，小张靠着她那张利嘴，调离永丰中学，成为第一个没有过硬背景而调到“山前”的老师。文革后，她丈夫考上了北师大的研究生，后来去了美国，小张和孩子一家也都迁居美国。我这才知道小张爱的是丈夫的才，有眼光。

孙老师，教体育，彪形大汉一个。他在任何地方一出现，根本不用说话，学生立刻吓得大气不敢出。没见过他大声说话，也没见过他训斥学生，似乎什么办法都不用就制服了学生。仔细想想，这是一个心理问题，学生和中国老百姓一样，崇拜和畏惧权力、权威、强者，孙老师在学校就是力和威的象征，再加上孙老师家就住在永丰屯村里，娶的是永丰屯的一个学生。学生很怕这种“地头蛇”。

其实孙老师的性情与他的身材相反，他平易近人，与大家都处得好，批判会基本不说话，谁也不得罪。只有一点大家对他有异议，就是他总是向互助会申请生活补助。因为互助会是老师们自己的钱（每个教师每月交2元作为互助会基金，帮助生活有困难的人），他们对申请补助的人眼睛瞪得大大的，生怕有人蒙混过关。真穷又年年申请的人，也不能为大家所接受。

孙老师有两个孩子，老大是男孩，脸红扑扑的很健康，老二是女孩，胖乎乎的，机灵得不得了。老孙特别喜爱这个女孩，知道我有照相机，一天专门请我去给他家老二照相。我照了几张，老二的样子又活泼又调皮。可是照片洗出来后发现曝光不够准确，我就没好意思交给孙老师，想等以后有机会再给她重照。

谁知没多久，老二生病发烧，村里的赤脚医生就当感冒简单地处理了一下，没想到第二天孩子竟死了，死时还不到四岁。孙老师的老婆伤心得几乎发疯。

我立即把女孩的照片放大，可又不敢交给他，只锁在抽屉里。

不久，孙老师来找我问：“你还记得给我家老二照相的事吗？”我说：“记得呀，照得不清楚，没好意思给你。”他说：“不清楚也没关系，她就照过这么一次相。”我从抽屉里拿出早已准备好的照片递给他。照片上是哥哥和妹妹，哥哥一本正经地站着搂着妹妹，妹妹调皮地缩着脖子，笑着，脸颊上有两个甜酒窝。老孙一接过照片就蒙脸哭起来，我不知怎样安慰好，也陪着流泪。

老孙的老婆思念死去的孩子变得神神道道，病弱不堪，风一吹就倒的样子，直到他们又怀上了老三，生了一个儿子，女人才好了一些。

学校里还有个别异常积极的左派，十分招人痛恨，以至多年后同事们的每年聚会没有人邀请他们，甚至连一次也没提过他们的名字，彷佛这些人从未存在过。文革极“左”派的表现大同小异，文学作品已有不少描写，此处就不再浪费笔墨，以上只为那些被侮辱与被损害的普通老师做个小小的记录。

文图由作者惠赐本号分享

给老编续杯咖啡
就摁下打赏二维码吧

刘家姐妹专题

刘海鸥：在大寨劳动锻炼，

每顿一碗糊糊难以糊弄肚子

刘海鸥：我们走在大路上，
我的高中和师院附中时期

不想与您失联
请关注备用号
余轩编辑、子夜审校

这样的洞庭湖决堤，实在让人同情不起来

李尚福、魏凤和双双被拿下，与美国一份报告是否有关？

抗洪靠嘴，堵漏靠沙？印度官员真是绝了！

有的人走了，却永远活着

圈内疯传某谣言

拾年丨刘海鸥：“早请示晚汇报”那时，把日记撕毁了

给老编续杯咖啡
就摁下打赏二维码吧

刘海鸥：我们走在大路上，
我的高中和师院附中时期

您可能也对以下帖子感兴趣

这样的洞庭湖决堤，实在让人同情不起来

李尚福、魏凤和双双被拿下，与美国一份报告是否有关？

抗洪靠嘴，堵漏靠沙？印度官员真是绝了！

有的人走了，却永远活着

圈内疯传某谣言

生成图片，分享到微信朋友圈

拾年丨刘海鸥：“早请示晚汇报”那时，把日记撕毁了

给老编续杯咖啡就摁下打赏二维码吧

刘海鸥：我们走在大路上，我的高中和师院附中时期

您可能也对以下帖子感兴趣

给老编续杯咖啡
就摁下打赏二维码吧

刘海鸥：我们走在大路上，
我的高中和师院附中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