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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享者] 顾土：精神与感情，百多年来变幻无常
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
作者简历
本文作者
顾土，本名陈原。1982年大学历史系毕业分配到出版社，1985年起供职媒体，现已退休。专栏作家，文史学者。
原题
精神，感情，
百多年来，变幻无常
作者：顾土
精神和感情，虽说这两样人人都有，而且天天不离口，但如果真能说准，还确实不容易。
在汉语里，精神是人的意识、思维活动和心理状态。这，看起来就比较虚？精神还有一种解释，是指要义，但我也一直奇怪，为什么都不爱用要义，却喜欢用精神？或许是一上升到精神层面，就显得很有高度了。
过去那个年代，还经常出现一个说法，叫精神实质。抓住精神已经不易，还要在精神里面再抓出实质，难度之高，可以想象。
不过，精神和感情，有时一爆发，还挺吓人，但更多的时候却很脆弱，连一根稻草都经受不住。
我当年在农村生产队生活时，公社以上的都是精神，以下的就叫派活儿。
一个生产队长，站在队部门口喊话，不能在那里说精神，否则社员领会不了，一天的农活就没人干了。只有郭二麻子起猪圈、高大愣子送粪、四叔你们几个下地、五婶七姑范老三家的去场院，地富反坏及其子女马上到村西头把掉进沟里的拖拉机抬上来，不计工分。这样的话，个个不必吃透也能一清二楚。
精神，村里都安排在地头休息、晚上开大会、大喇叭里说事时才传达。虽说一遇到精神时最喜欢用的是学习、领悟、吃透，但打瞌睡的、开小差的、七嘴八舌的还是比较多，所以，讲精神接下来必须说的是贯彻落实。以致多年以后落实都不够劲了，又发明了夯实、压实、砸实。其实，夯啊压啊砸的，也不是什么新发明，村里盖房子打地基垒土墙都这么说。想想看，都用夯打了，都推碾子压了，都举木桩砸了，从精神到落实，该有多不容易。
如果不当要义讲，精神就是说人的意识、思维和心理，但至今为止，六十多年了，我从不清楚四周生活的每个人都有什么精神。何况人的精神变化无常，谁敢保证一个人的意识、思维和心理始终如一？只有患了精神病的人比较明显，一瞧便知。
不要说自己的精神旁人未必知晓，绝大多数人连自己是个什么精神，终其一生，也是糊里糊涂。即便少数确有自知之明的，但其精神也是天知地知自己知的事情，因为那叫隐私。
后人喜欢为前人，尤其是名人总结精神，比如海瑞精神，说他刚正不阿、清正廉洁、苦节自励。可从我读小学时起，海瑞就受到万炮齐轰，连尸骨都被挖出示众，然后一把火烧了。
武训精神，在我尚未出生时，就被批判，电影和人一起批，后来墓也被扒了。可见，名人的精神在死后还能反反复复，以致殃及早已没有精神的骸骨，盖棺而不能安定。
一群人聚在一起有没有统一的精神呢？如今回想，暴露出来的精神状态也不是没有。
我读中学时，班里多数同学大概能够共通的精神就是不想听课，只盼着课下打打闹闹砸玻璃。教数学的刘淑训老师有一次急哭了，哀求道：我求求你们，听我讲啊！再后来，插队时村里知青的精神，估计就是天天想着返城回家；读大学那会儿精神当然也有一致的，很多同学一大把年纪还要熬夜苦读，精神早晚绷得紧紧的；终于工作了，同事们的精神大都体现在分房的关键时刻，各显神通，用尽手段，从集体宿舍到筒子楼再到平房，还有合居的，然后一室一厅、两室一厅，致仕前能有个一官半职的可到三室一厅，依然白丁的以几十平米告老的也是常态。
我们古人的精神家园大概就是所谓的道，不过，进入近现代以来，有人喜欢有人却未必，有说要传承，还有说要批倒批臭。比如儒家传统，从打倒孔家店开始一直到批林批孔、评法批儒，那么多年，就没有消停过。
辜鸿铭用英文写过一本《中国人的精神》，还被译成多种文字，里面与外国人比较，旁征博引，将中国人的精神总结得头头是道，传播很广，但那个时代不认可他的也非常多。而鲁迅笔下与辜鸿铭更是大不相同，例如阿Q，这个怪名字可不是外国人。你捧辜鸿铭而反鲁迅？现在怎么样，我不清楚，但放在四十多年前，估计会比如今的治安处罚严重多了。
礼义廉耻，过去一直也被看做我们的精神支撑，所谓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可如今，多数人听都没听过，而不知世上还有羞耻二字的，好像更常见。
有朋友和我说的那些中国人的精神，很多时候，严格地讲，只是我们汉族的一种精神。而且在一个多民族的国家里，有的民族还拥有自己的信仰，那也是独自的一种精神。按照宪法规定，公民有信仰自由，这在七五宪法都不例外。即使汉民族，也有不同的信仰，有了信仰当然就有了他们自己的另一种精神。老听见有人喊抵制洋节，所谓洋，实际就是外，外来的节日都抵制，各民族的日子就别过了。因为有的洋节首先是一个宗教节日，而过节，是信仰宗教最起码的活动。
精神把握起来不易，而感情呢？这个似乎比精神要凡俗一些。很多人不敢讲精神，可人人都会讲感情，七情六欲，早晚离不开。但感情更是变化多端，不然，亲友间哪来那么多纠纷、矛盾、对簿公堂，直至大打出手、以命相拼？
我们看到最多的是，感情来了，哥儿俩好，穿一条裤子都嫌肥；感情完了，互相恨不得千刀万剐！
成千上万的人都怀有同样的感情，而且深浅一致，这也是很不容易的事情，事实上，更多的是大家的感情起伏跌宕，变化多多。
不说中国人，只说汉族人，辛亥革命前，志士仁人一谈民族感情，离不开：崖门失玺、煤山自缢、扬州十日、嘉定三屠！
可民国以后，就是“五族共和”了。感情不变不行，因为我们是中华民族。而九一八事变，再到七七事变，感情中的易燃点又有了巨大变化。
1949年后，对苏联的感情，对越南的感情，对阿尔巴尼亚的感情，对许多国家和民族的感情，好像几十年中也变过多次，可谓大起大落。
现在大家一说日本侵略，一讲对华关系，都叫日本人如何如何，可在很多年前，只能称日本侵略军、日寇、日本反动政府、日本反动派，电影小说里那叫鬼子，鬼子就是指的侵略军，而对日本人民，那就是另一种说法。
中日建交前，日本政府依照当时的说法，是与美帝国主义一伙儿的，叫美日反动派，但不断来访的日本各类代表团，当然属于非官方，每次都会受到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接见，他们还到学校、厂矿与中国群众举办各种友谊活动，关于中日两国人民友谊的不少名言、指示、讲话，都刊登在报章显要位置，影响深远。
1962年9月18日，应日本工人学习积极分子代表要求，毛主席写下了重要题词：“只要认真做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日本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日本革命的胜利就是毫无疑义的。”这段话令无数日本民众兴奋不已。
有些日本人，那时称作友好人士，宇都宫德马、宫崎世民、中岛健藏、浅沼岛次郎、佐佐木更三、黑田寿男等等，包括历史学家井上清、文学家井上靖，由于来得次数，或者报纸上提的次数特别多，以致深深印刻在脑海里，至今不忘，提笔就能准确无误地写出他们的名字。
现在估计知道井上清的人极少了，可在我读书的年代，却是大名鼎鼎。在中国的辞条里是如何介绍他的呢：日本当代著名历史学家、明治史权威，1967年因支持中国文革被日共除名，还曾在日本毛泽东思想学院任教。他曾揭露昭和天皇的战争责任，认为钓鱼岛在近代以前不属于日本，而是中国领土。1985年前，他就访问了中国28次。井上清享寿87岁，一直到最后也是京都大学名誉教授，尽管受到右翼分子威胁，但没听说不让写书不准讲课或是被开除了教职。
1966年开始，中国对外交往几乎中断，连社会主义兄弟国家都不大往来了，日本民间团体却一如既往，而且更热情更来劲了。来的那些人都非常热爱社会主义的中国，敬仰毛主席和周总理。记得有一个670人的日本青年团体正打算来华大联欢，不料日本首相佐藤荣作从中作梗，没来成。报刊的批判文章义正词严，说佐藤反动政府的任何干扰都无法破坏中日两国人民的深厚感情。
除了闹翻的日共外，从报刊中看，日本左翼团体对中国的感情已经深得不能再深了。就说文艺团体吧，松山芭蕾舞团、齿轮座、新制作座，这些都是中国人当时非常熟悉的剧团，他们信奉毛泽东思想，以毛泽东文艺思想作为创作、表演的指针。松山芭蕾舞团早在1955年就排演了《白毛女》，比中国早了快10年。
1967年，那是个什么年代？可中国报刊对日本齿轮座来华演出是这样报道的：
开幕式上，中方官员王国权说，“日本齿轮座剧团多年来坚持革命文艺方向，深入工农群众，艰苦奋斗，以革命文艺为武器，在文化战线上同美日反动派和修正主义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受到日本广大群众的赞扬。我们对日本齿轮座剧团为日本人民服务和他们的革命精神，表示由衷的敬意和钦佩。”藤川夏子团长说，这次访华演出的话剧《波涛》等节目“是几千万日本人民不屈不挠的革命精神的结晶。我们希望通过演出，进一步增强日中两国人民间钢铁般的团结。”
对齿轮座来华演出，不但官方出面，连陆海空三军驻京部队无产阶级革命派文体战士联合演出委员会也发表宣言，标题是：胜利一定属于日本人民。
这个标题如果现在出现，估计就是汉奸了，治安处罚肯定是免不了的。
宣言称：齿轮座剧团的朋友们，对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光焰无际的毛泽东思想无限热爱。他们坚信，只要照毛主席的教导办事，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他们不畏强暴，不怕困难，坚持真理，敢于斗争，富有革命造反精神。他们是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反帝、反修的文艺战士！
宣言内还引用了这样的最高指示。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日本人民同中国人民是好朋友。”“中日两国人民要联合起来”。
齿轮座回国后，新华社又报道说：
日本山口县三百多名革命的工人、农民和各界人士，在下关市举行集会，热烈欢迎从中国访问演出载誉归来的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齿轮座剧团的革命文艺战士。欢迎会充满了革命的气氛。会场正面悬挂着世界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巨幅画像，和“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的大字标语。会场四周摆满了从中国带回来的中国各地革命群众组织赠送给齿轮座剧团的红旗。
齿轮座团长藤川夏子同全体团员挥动着红彤彤的《毛主席语录》走上舞台，在掌声中报告了他们在中国几个月的访问演出活动。欢迎会上放映了毛主席和林彪副主席接见日本齿轮座剧团全体成员的纪录影片。当与会群众在银幕上看到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时候，立即沸腾起来，热烈鼓掌，齐声高呼：“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纵情歌唱《大海航行靠舵手》。齿轮座剧团演员们还在舞台上表演了一个又一个歌颂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舞蹈，博得了群众经久不息的掌声。
那个时代，无论什么重要场合，只要谈到国际形势，支持日本人民是少不了的，1964年10月中国爆炸第一颗原子弹时的声明里还有这样的说法：“美国的核潜艇进驻日本，直接威胁着日本人民、中国人民和亚洲各国人民。”
1972年，中日两国恢复邦交正常化，日本政府也在舆论里变成友好了，互访更为频繁，官方的民间的，总是多于其他国家。改革开放以后，中日关系密切程度更是前所未有。华国锋在短时间内两度赴日本，邓小平访日的过程轰动很久，胡耀邦更是一举邀请三千日本青年访华。而日本首相呢，别看换得勤，但来得也勤。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各大媒体上的日本广告随时可见，大段大段，半版半版，在北京闹市街头都曾竖立过巨大的日本广告，日本大公司的名字和品牌由此深入人心。日本公司和商人，起码在大城市里，处处可见；日资援建的项目、日本公司的建设工地，也是从北到南；松下幸之助等日本企业家，成为中国人模仿的榜样，他们的经营之道，也成了许多中国人的座右铭。大学里、研究机构内，一拨又一拨的日本留学生和学者相继而来，日本游客也蜂拥而至；一部部日本电影、电视剧和一个个文艺明星，深深影响中国10来年；李白的诗句“日本晁卿辞帝都”，不断被引用，以致男女老少耳熟能详。中国赴日留学潮再度兴起。
从日本产品中，我们才知道了洗发还有洗发水和护发素，才看到了彩电、录音机、电动剃须刀的妙处，明白了什么是现代化，日本元素，可以说，充斥在日常生活里，
那个年代，经历过抗日战争的人大都还健在，而后来，连我这个抗战后十多年才出生的人都已经一把年纪时，中日之间，尤其在民间，却已是另一番截然不同的景象了。
周总理110周年诞辰纪念晚会《你是这样的人》，在人民大会堂上演，我又见到久违的新制作座，演员们用中文演唱了《三唱周总理》，他们的真挚感情令在场观众动容。我的感觉，他们对周总理的感情远远超过了很多中国演员。早在1957年就认识周总理的前理事长真山美保和演员们，那天演出后热泪盈眶，说了很多，有几句我记得很清楚，如果不是周总理的支持，他们不会坚持那么多年，直到今天，他们对周总理都怀有很深的感情，对中国也怀有很深的感情。
一大堆人如果精神过头了也很麻烦，从前有个说法叫精神原子弹，就是说有的精神来了，好像原子弹一般，威力无比。这个，我们这些年纪大的人还真见识过，1966年开始，大家都跟疯了似的，精神出了大问题，于是造成了浩劫。而感情变化，如果大起大落，什么时候算好，什么时候又算坏，恐怕任谁都说不清了。
无论精神，还是感情，在阶级斗争的年代，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劳动人民的阶级感情，否则，就会遭到严厉批判。回想起那个年代，要想揪出破坏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伤害劳动人民阶级感情的事情，不能不具备点独门功夫，有人称之为眼光独，独也有说毒的。
1966年，我家住一层，一天上午，窗前忽然站满了警察再加上一堆围观的革命群众，原来窗户底下不知什么时候用白粉笔写了一行字，字迹模模糊糊、歪七扭八。有人说看出了打倒什么什么，于是报告了公安局。
先是传唤我奶奶，因为她的成分有问题，后来发现她目不识丁，就排除了嫌疑，再查家里其他大人，也是几天在外学习没回来过。记得整整查了一上午，拍了很多照片，最终无果，只好匆匆撤离。等到警察一走，我们都围上去细看，可怎么看都看不出来，连个完整的句子都没有。大家都问谁报告的公安局，竟没人吭声，只得一哄而散。
1966年以前的文艺作品，绝大多数都被革命的铁扫帚一扫而光，而以后的，也不见得就有好日子过。
有一事，我可记得清清楚楚，那是轰动全国的大案，叫“黑画”。好友李辉兄曾写过一篇“黑画事件”真相，详细记叙了来龙去脉，有兴趣者不妨找出一阅。
那个年代，被批判的文艺作品，都叫毒草，最反动的就叫大毒草，出版发表发行毒草则称之为放毒。毒这毒那，是当年的关键词，
1974年2月，我读高中，就读的学校距离中国美术馆很近。有一天，老师通知下午去美术馆看展览，说是同学联系的，她家有亲戚在那里工作。等我们到了美术馆后才知道，是去看揭批“黑画”。一位女讲解员，慷慨激昂、字正腔圆，逐一点出了那些黑画的恶毒用心。
展览好像有二百多幅作品，据说是从全国各地收缴来的大毒草，其中的作者黄永玉、李可染、吴作人、宗其香、林风眠，都是以前就已经听说过的名字。
首当其冲的是黄永玉的《猫头鹰》：“同学们，看看这只猫头鹰，那么多大好形势和新生事物不画，专画这个！你们看，猫头鹰睁一眼闭一眼，这就是典型的仇恨社会主义革命、仇恨无产阶级专政！这个画家，过去就画过动物，都是反动寓言，专门敌视革命群众，妄想变天。”
“看看这个叫宗其香的历史反革命，画了三只老虎，躲在草丛里，恶狠狠的目光，伺机而动。看看画的那个太阳，黯淡无光，还被杂七杂八的东西挡住。充分暴露出仇恨伟大领袖、仇恨社会主义、仇恨无产阶级专政的反动思想感情。”
还有眼光更独的，说是在批林批孔期间画出三只老虎，三虎为彪，这是在为林彪翻案！
其实，从那些画里，我们啥也看不出来，三虎为彪，更是任我们怎么扯也扯不到林彪身上。可经过讲解员一点拨，我们才恍然大悟，发现了大毒草究竟毒在哪里，明白了哪些笔画伤害了无产阶级的感情，哪些笔画丑化了社会主义的现实，哪些笔画是影射革命，哪些笔画带有封资修的元素！
记得讲解员最后号召我们，这样的反动文艺作品，估计还有不少没被揭露，我们要擦亮眼睛，仔细寻找，把毒草统统拔出来，不让他们有一寸生长之地！用现在的语言讲，就是毒草必须清零。
经过报章和文件的引导，革命群众的眼睛果然擦亮了，不然，没有点硬功夫，美术这个东西还真不容易看出问题。据报纸介绍，仅北京饭店职工就连续开了十几场批判会，居然有七十多人发言，写了两百多篇批判稿，个个都成了专业人士。黄永玉他们的那些画当初就是为了北京饭店新楼而创作的。
回到学校后，老师布置作业，批判黑画，多数同学写不出来，于是老师点将，由五名同学完成，我是其中之一。
批判反华小丑安东尼奥尼，是那个年代，除了批苏修以外，批判外国人的又一场声势浩大的运动。
意大利导演安东尼奥尼应邀来华拍摄的纪录片《中国》
安东尼奥尼是个什么人呢？过去听都没听说过，可1974年以后，居然人人都能脱口而出，不打磕巴。因为这位意大利著名导演拍了一部纪录片，叫《中国》，结果受到全国各条战线上上下下的口诛笔伐。后来出了一本书《中国人民不可侮—批判安东尼奥尼的反华影片<中国>文辑》，还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产品，整整200页。另外还有甘肃人民出版社、辽宁人民出版社等分别出版的《恶毒的用心卑劣的手法—批判安东尼奥尼拍摄的题为<中国>的反华影片》，人民体育出版社出版了《社会主义中国不容污蔑》，外文出版社居然还有个英译本。其实，这些只是全国不计其数的批判文字里的一小部分精选，连我这个中学生都写了两篇，还不包括黑板报的那一小篇，可想而知，总数会有多少。
对安东尼奥尼的大批判，大约持续了一年多，激烈程度差点赶上了批刘批林批孔老二。
不过，当时我就听见其他人对我说。这人，我们根本不知道，这片子，我们也没看过，原本什么毒也没有，现在可倒好，他和片子都家喻户晓了。还有人说，老说全国人民，他们怎么知道的？统计过没有，对八亿人来说，即使是三亿，也不能叫全国吧？有人质疑：这个毒，究竟谁说了算？有什么标准？
没过几年，中国变了，批判安东尼奥尼的事就不再提了，再后来，还特意向他道了歉，也算是平反了吧。
批判安东尼奥尼的那些理由，改革开放以后，更看不出来了。可见，所谓毒，要看环境，环境一变，丑化、污蔑，用另一种眼光，也可以看成为如实和客观，颠倒过来只是瞬间的事情。
还有两部大毒草，一部是晋剧《三上桃峰》，一部是湘剧《园丁之歌》。我这个中学生，也参加了当年的大批判。也是看了半天，实在看不出毒在哪里，连听也听不懂，就算看了字幕还是不明白，只有经大批判文章一指出，顿时有了方向。原来，《三上桃峰》是替刘少奇招魂，为王光美翻案；《园丁之歌》歌颂教师，那是破坏教育革命。尤其那个《三上桃峰》，关键在“桃”字，这个戏原名叫《三下桃园》，因而联想起“桃园经验”，毒就毒在这里。
文字狱是古人的发明，但我经历的那个年代，不仅文字，更是囊括所有，而且还被发挥到极致，没有社会环境，不具备相当的社会基础，恐怕难以做到。这个基础，也包括我们自己。
多少人精神空虚，无数人感情多变，算了，还是不说了，就此打住。
顾土专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