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

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

原题

和平门，儿时的记忆

与历史的见证

作者：王骥

北京的古城墙有几百年的历史。始创于元代，建成于明代，沿用于清代至民国，经历了七个世纪之久。如今城墙虽已不见踪影，但那些城墙城门早已融合到了市井生活中，深深地留在了我们的记忆里。

01

1963年小学毕业后，每一次老同学相聚谈的都是回顾童年的话题，有永远说不完的故事。其中爬城墙就是我们童年生活中一件愉快的事。

我们的“爬城墙”，不是凭双手十个指头抠着砖缝，从城下攀上墙头，更不是什么鹞子翻身飞檐走壁的绝世轻功，那都是武侠小说中的描写。北京城墙任何一座城门的左右两边，在城墙内侧都有固定的上城墙的斜坡和规整的台阶，斜坡被明、清两朝人称之为“登城马道”，是将军骑马视察城防、马匹运送物资和转运大炮的必要通道，大块方砖砌成的台阶是上下城墙的规范路径，称为“登城阶道”。我们的“爬城墙”，实际上是一步一个台阶地跑上城墙。

原校址大门。（网图）

我们的学校师大附小（现北京市第一实验小学）在和平门外南新华街马路东，与北侧的师大附中一墙之隔，南面是海王邨公园、中国书店和琉璃厂文化街。走出学校向北四、五百米就是高高的城墙，和平门的两个连在一起的拱形大门洞敞开着，每个门洞有两扇打开着的大铁门。1958年我们二年级时，大跃进开始了，为超英赶美完成1070万吨钢铁产量指标，城墙的大铁门被拉走用于大炼钢铁，两个门洞也给扒开了，变成了一个大大的豁口，豁口东西两侧的城墙依然矗立。

爬城墙几乎是每一个男同学的乐趣，包括班里的美国同学何比得、苏联同学李·亚历山大，这两位外国同学不仅喜欢爬城墙，还是爬城墙的高手。每天放学，都能够看到一些单纯的孩子、青涩的少年，在坑洼不平的城墙上撒欢儿地疯跑着、玩儿着、闹着，从和平门爬上城墙搜寻追逐“特务”和“坏人”，一直跑到宣武门城楼，抓坏人的游戏才算结束。孩子们从城墙下来各奔东西，喜滋滋乐颠颠地各回各家，正是少年不知愁滋味！

回忆起那段快乐时光，王开婴同学说：“当年我常爬城墙，还上过宣武门的城楼，楼内空无一人，冷风吹过，一身鸡皮疙瘩。木楼梯又高又宽，年久失修，有的楼板已缺失，没点胆量还真不敢往上爬，好在每次都有惊无险。我姥姥家住西单手帕胡同，若步行去姥姥家时，经常是从和平门上城墙，从宣武门下城墙。每次回家除一身泥土，两条累得迈不开的腿外，剩下的就是又渴又饿的肚皮了。那时能在自由支配的天地里想干什么干什么，边走边玩的一路很是开心。”   

“那时候总觉得课余时间很多，有的是时间玩”，梁钰琳同学有同感。“因为离宣武门近，我们爬的是和平门到宣武门这段城墙。王宏光住（宣武门）城内头发胡同，爬完城墙后我们常常还要去他家玩。”

郑明光同学想起了爬城墙的“特殊任务”。“小学时除了自己上城墙玩儿，还有几次是带着任务爬城墙。一次是大炼钢铁时，我们主动要求上城墙捡废铜烂铁交给学校炼钢；第二次是学校厨房要改建超声波灶，上城墙捡废铁管子。第三次是学校盖了一个养荷兰猪的猪圈，就是用我们拉来的城砖在后院音乐教室小楼后面西墙根儿搭的。”城墙除了给我们带来儿时的欢乐，还额外承担了不少“特殊任务”，也算是“与时俱进”。

小学毕业60年后同学聚会，郑明光告诉我“当年爬到城墙上去找破铜烂铁，也是找个理由到城墙上玩半天，那年月地面上都找不到废铁，城墙上怎么会有？”我一想还真是，就连我姥姥家夏天生炉子的铸铁拔火罐儿都让我给捐献了，姥姥只能去杂货店再买新的，无奈脱销了（可能是捐献拔火罐儿的人太多了）。家里的阿姨生炉子只能用嘴对着炉口吹，再不就是拿着蒲扇在炉口不停地搧，每次都弄的满身是汗，灰头土脸的。

02

班里有不少女同学也爱爬城墙，据不完全统计班里有三分之二的女同学有爬城墙经历。

当年和父母一起住在部队分配给将军的独门独户四合院的陈西岗同学回忆：“我小时候上过城墙，我家住在西松树胡同西头，离宣武门近，我就上宣武门城墙。当时城墙下有卖炸灌肠的，拌着蒜汁吃，吃完了就爬到城墙上玩。记得秋天时城墙上面有酸枣树，我摘过酸枣吃，印象深刻。”

每到周六下午，女生还常常和男生一起爬上城墙，在城墙上玩 “抓特务”“抓坏人”的游戏。魏和平同学有一张保存多年的几位女生的合影照片，这张照片是四年级时拍的，后排中间是魏和平，第一排最右边的是吕玉环，因为长得特别高，同学们都叫她“吕高”，上中学后她被北京排球队选走了。

吕玉环住在香炉营头条，魏和平住在海北寺街，因为住得近，每天魏和平找吕高一起去上学，放学又搭着伴儿一块儿往回走，爬城门楼子、走城墙玩儿“抓特务”“抓坏人”。特务、坏人的扮演者是个男生叫王源烈，记得王源烈的爸爸是个地质勘探者，所以王源烈的野外生存知识非常丰富，他很淘气，长得机灵，学习也很棒。当时在我们年级体育课上他算是跑得快的，他自报当特务、当坏人，女生都喜欢跟他玩儿。说好了从和平门上城墙往西走，他先上去不动声色地藏在地坑里、杂草中，有些茅草很高，一时发现不了，几个女同学上去就一边找，一边往宣武门走。一旦谁发现“特务”“坏人”了，就你追我赶拼命地要抓到他，如果抓不到，到了宣武门城楼子就要有一人当替死鬼了，下次再抓坏人，替死鬼就要走在抓特务队伍最后，不许冲到最前头实施“抓捕”。

苏联女孩嘎丽娅（陈嘉丽）住在我们学校对面教育行政学院（北京师范大学旧址），没有在这个“抓特务”行列中，但是有同学在城墙上见过她。据说有一次搬城砖看到一条大蜈蚣，她吓得尖声大叫，那尖叫声能从和平门城墙上传到位于东直门的苏联大使馆。

李蒂雅的爸爸是师范大学教授、画家李瑞年，住的是当年师大的家属宿舍大院——和平门顺城街48号，院子的大门正对城墙。她印象最深的是爬到城墙上去放风筝，城墙上不窝风，风筝也不会挂到电线上。1958年5月拆和平门城门洞的日子，她爸爸画了一张拆毁和平门现场的水彩画。

李教授早年留学比利时和法国学习美术，回国后和徐悲鸿一起搞美术教育，他创作保留的作品都是油画，唯一的水彩画只有这一张“拆毁和平门”。李蒂雅说道：“这是我父亲1958年在和平门拆毁时画的，画面写有时间。我父亲一生多是画油画，也许因为和平门要拆，油画费时费力，在拆毁中已经来不及去用油画来记录了，所以改用水彩写生记下当时的场面。因为稀少所以珍贵，也因为就此一张水彩画，所以没有放进他的画册。”

李瑞年教授的这一幅作品是唯一一幅拆除和平门的存世绘画记录，也是第一次面世。

03

有人扔碎砖闯祸，

我们被交给警察

英雄永远是男孩子崇拜的榜样。模仿古代战士和抗日英雄，拿着玩具刀剑、玩具手枪攀爬城墙是我们经常演练的科目，几上几下城墙，攀爬技术非常熟练。当时北京城人也少，就是白天大街上也很安静，没有什么噪音，书包里铅笔盒中装着的金属笔帽和削铅笔刀，撞击铅笔盒的声音，随着我们登上城墙一层层的台阶发出“咚”、“咚”的响声。

小学三年级时，放暑假前的一个周六的下午，我和袁澍、汤根一起爬上和平门东侧城墙，向北望去就是北京城内城，也就是城里，袁澍可以指点出他们家的位置。

汤根捡起碎城砖当作手榴弹向南侧城外扔了两块，一会就有一成年男子从和平门登城处爬上城墙，向我们跑来，汤根说了一声“不好，快跑”，随后撒丫子向前门方向跑去。我也要跟着跑，袁澍说：“跑什么，咱们又没干坏事！”那成年人揪住我和袁澍问“谁扔的砖头？”我们说“不知道”。那男人把我们带下城墙，带到一个交通警亭，才知道那男人住在城墙外和护城河北之间空地搭建的临时住房中，今天叫棚户区。从城墙落下一块小砖头就能砸破他们的简易房顶，下雨天就会灌进雨水。此时我们才知道北京还有穷人住在自己搭建的简易房中度日。

后来，我和袁澍被“无罪释放”，我们悄悄地去观察城墙下面破旧的简易房，回家后再背诵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不由感叹诗人祈愿牺牲自我，来换取天下穷苦人温暖的博大胸怀。

北京城墙。（网图）

04

班上几乎每个同学都有爬城墙的故事，最邪乎的是两位同学居然在城墙上住了两个晚上，一个是武宗夏，另一个是苏联籍的同学李·亚历山大。那两天他们既没去上学，也没回家，差点没把老师急死，双方家长都向公安机关报了案。

武宗夏的父亲是革命家，1923年在德国经朱德和孙炳文介绍加入共产党，早年在共产国际工作。亚历山大是苏联国籍，父亲当年是苏联红军列宁卫队的红小鬼，父母都在苏联驻北京大使馆工作。孩子“失踪”的事惊动了北京市公安局和公安部外事局，好在两个人没有丢失，没有被帝国主义派遣的特务杀害，只是夜晚躺在城墙上，枕着明朝的城砖，面对星空，畅谈革命理想。

那一年我们都在中国儿童艺术剧院看了反映苏联十月革命的话剧《以革命的名义》，这两个红二代似乎有说不完的话，课上课下特别淘气。他们当时的班主任是周老师，这位老先生实在没有精力和体力管这一对活宝，学校领导准备把李·亚历山大从三（1）班转出，转到三（3），无奈三（3）班班主任王云老师又是大学毕业新分来不久，管不了亚历山大，也不敢管。苏联老大哥的儿子呀，说深了不是，说浅了也不是，万一哪句话说的有伤中苏友谊，定个右派那是很简单的一件事。最后，北京市特级教师、第一次担任班主任的戴玉贞老师就把亚历山大要到我们三（2）班来了，希望能把他教育好。于是我们班又增加了一个爬城墙的高手，至今为止，他可能是在中国爬城墙次数最多的俄罗斯人。如果有一天在莫斯科的书店或国际机场看到一本俄文书《和平门城墙游记》，那肯定是李·亚历山大的中国回忆录。

和平门。（网图）

05

和平门城墙内没有私搭乱建的房屋和棚子，墙根下就是顺城街，20世纪70年代改叫“前门西大街”。沿街有一所学校和一些相连在一起的标准北京四合院，其中就有李蒂雅同学家，顺城街48号师范大学宿舍。还有不少私人房产，从城墙上看得到院子，但是很少看到有人在院子里活动。

在顺城街连成一片的四合院中有一家是印度人，衣服穿得怪怪的，男人头上还裹着白布。我们小学生看过《流浪者》《两亩地》《章西女王》等印度电影，正片放映之前先播放“新闻简报”和纪录片《尼赫鲁访问中国》。当时中印两国正处于蜜月期，就连王府井南口路西，今天北京饭店东侧都是一家印度绸缎庄。位于东长安街东单十字路口西北的中国青年艺术剧院也一直上演着印度话剧《沙恭达罗》。

坐在城墙上就可以观察印度人的日常生活，看看与电影里有何不同。武宗夏同学认识这家印度人的孩子，印度孩子还送给武宗夏一个当时在国内很难见到的，曾经装有50支香烟的“555牌”空烟筒，对于收集烟盒的小学生，这可是个好东西。袁澍把那个“555牌”香烟筒的烟标取了下来，与其它收藏的烟标放在一起，一直保存到文革被红卫兵造反派抄家的那一天。

06

北京古老城墙的外立面用城砖垒建，铺的全部是大块的城砖，砖和砖之间砌的严丝合缝，而内外城砖包砌的是瓷瓷实实的黄土夯垒墙，垒墙的黄土像磨面粉一样都用细箩筛过，可谓“中国最好的黄土”。国防工程不可大意，东厂、锦衣卫协助监工，大明朝没有“豆腐渣工程”，这才有了“万里长城永不倒”的激昂旋律。其实北京的城墙比长城还坚固。

城墙里的黄土没有任何杂质，和平门被拆后，豁口处两端露出的黄土，被摇煤球的（民间对煤铺伙计的叫法）用柳条筐担走一筐筐的黄土，和煤面儿掺在一起摇煤球用，实在有点可惜。那年月北京的老百姓都是用煤球生炉子烧水、做饭。后来北京城人口迅速增加，煤球需求量大，就出现了一个新的行当——倒腾城墙黄土。

不少同学还记得教体育的张老师带着高年级同学，用小推车从城墙一车车拉回黄土垫操场，同学们在操场跑步、做操，脚下踩的就是城墙的黄土。不管怎么说，黄土铺在操场上也算是保存下来了，总比和煤面儿混掺在一起摇成煤球烧了强。

07

马正贵是我们的美术课老师，教我们画铅笔画、水彩画，我特别喜欢美术课，每学期用的绘画本要比作业本多好多倍。我还喜欢雕塑，从一年级就开始做人物塑像，雕塑用泥就是来自于城墙。到了二年级，我就像高年级的学生一样，拿个小铲子去城墙缺口处挖黄土回来，用清水合成泥，再反复摔打成“胶泥瓣儿”。用胶泥瓣儿可以捏成各种自己设计的动物或人物，没有雕刻刀，就用削铅笔刀进行细加工。那时候我们去城墙挖黄土，习惯说“去找胶泥瓣儿”。

文革中虽然城墙没了，但我对雕塑艺术的浓厚兴趣并没有减少，常和美院附中的一些朋友交流泥塑技巧，还一直是雕塑家司徒杰教授家中的常客。1970年应邀出席一个朋友的婚礼，别人送的都是伟大领袖的石膏雕像，我却做了一对连体的高20公分的男女结婚泥塑，胶泥阴干后刷上涂料，女的穿着婚纱，男的是燕尾服。那时我就想城墙都没了，孔夫子的墓都被红卫兵挖了，中国女人结婚还会穿婚纱，男人还有可能穿礼服吗?

文革总算是结束了，城墙和城门也彻底消失了，七百多年前的古迹和平门那段城墙，只能保存在我们的记忆中了。

闲暇之余翻开历史书，搜索一下和平门以及那一段城墙的历史，才知道背后还有不少错综复杂的事件与故事。

08

元朝时，咱北京这地界儿叫“大都”，明朝洪武元年，即1368年9月12日，大都更名为“北平府”，取“北方安宁平定”之意。1403年，明成祖朱棣更名北平为北京，是为与南京相对应。1406年朱棣下诏迁都北京，并制定“天子守国门”政策。1407年开始营建北京宫宇、坛庙和修建城墙。1419年将北京城南城墙向南移500多米，才有了日后的前三门一线城墙。古城墙呈“凸”字形，城墙周长24公里，墙基宽24米，墙通高12至14米，内、外、上三面全部为板筑的夯土墙，外围护城河，延续到清朝依旧不变，以此作为壁垒抵抗外来之敌。

有城墙就得有进出的城门，于是北京旧城的城门有“内九外七”之说，指得是内城九门、外城七门。内城的九座城门是前门（正阳门、丽正门）、崇文门（哈德门）、宣武门（顺城门）、朝阳门(齐化门)、阜成门（平则门）、东直门、西直门、安定门（安贞门）、德胜门，主管北京卫戍部队的最高长官称为“九门提督”。清朝时旗人住内城，汉人住外城，外城的七座城门是永定门、左安门、右安门、广渠门、广安门、东便门、西便门，怎么缺少了和平门？ 

北京人常说的“前三门”是指内城九门中南面东西走向的这一段城墙上的三个城门，即位于中轴线上的前门（正阳门）、东边的崇文门（哈德门）和西边的宣武门（顺城门），在清史档案和老北京人眼里压根儿就没有和平门什么事儿。可是和平门的的确确是内城的一个城门，打开1926年以前的北京地图，确实找不到和平门，在今天和平门的位置上是连接前门和宣武门的城墙。此事有些蹊跷，其根源得让我慢慢道来。

09

北京政变成功

与开凿和平门

北京城墙经历了明清两代，到了民国还在继续维修，除了防御功能，更是北京城历史的见证。随着城市的变化，七座城门已经不能满足经济发展的需求。民国初袁世凯担任大总统时有人提出在前三门城墙开出新的城门，却遭到国会议员的反对。北京城墙是前人留下的历史财富，国家的文化遗产，破坏了要遭报应，担任大总统的袁世凯不敢动，接替袁世凯的黎元洪也不敢动，以后的代总统冯国璋、徐世昌、曹锟等因与清室渊源颇深，对于在城墙开凿门洞之事，态度谨慎，都没敢打城墙的主意，让人没想到的是日后有人敢动，此人就是大名鼎鼎的冯玉祥。

1924年10月23日深夜，北洋政府讨逆军第三军总司令冯玉祥发动政变，囚禁了大总统曹锟，推翻了吴佩孚，历史上称为“北京政变”。

冯玉祥政变成功后，首要任务是将溥仪赶出紫禁城。其次，北京城因为层层城墙包裹起来造成的空间区隔，越来越不利于人员往来与物资流通，特别是军需物资的运送。1918年，南、北新华街基本竣工后，由于化石桥水关（中南海向前三门护城河排水的水道）处的城墙门洞未打通，南、北新华街未能实现贯通，给民众出行带来诸多不便。陈独秀就曾在文章《北京十大特色》中批评说：“一条很好的新华街的马路，修到城根便止住了。”当时要求打通南北新华街的民间呼声甚高。

此时，冯玉祥命令时任北京警卫司令的鹿钟麟将中南海新华门向南的前三门城墙打通，开凿出一个新的城门。两年后竣工，开了两个连在一起的同样的门洞，分出上下行，并安装了大铁门。不过，传统的城门是城防系统的重要设施，还包括城楼、箭楼、瓮城等，这个新开凿的城门修建的“不配套”，所以只能勉强算城门。起初命名为“新华门”，但由于和中南海南门新华门重名了，故改为和平门。

由和平门向北一直延伸到长安街的马路叫“北新华街”，和平门向南一直延伸到虎坊桥叫“南新华街”，南北新华街的贯通，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北京城西侧的南北交通拥堵情况，也为南新华街厂甸地区的繁华做出了很大贡献。

翻开林海音的小说《城南旧事》，书中说到在前门（正阳门）和宣武门（顺承门）之间凿开城墙，修了两个拱形城门洞，林海音七岁上小学时，正赶上和平门城门开凿竣工。她可以直接从北新华街穿过和平门城门洞去位于南新华街的师大附小上学，而不需要从北新华街沿着顺城街向西走到宣武门，再出宣武门向东折返走到南新华街。正如她说的“新华街城墙打通了叫作兴华门，我就不用绕顺治门了”。

林海音说的兴华门就是今天的和平门，“顺治门”是老北京人的叫法，正确名称是“顺承门”。她上的学校师大附小就位于南新华街的马路东侧，说起来我们算是校友，当然，那是1926年的事。现在看起来虽然只是在那段城墙上挖了两个门洞，其实背后的故事却耐人寻味。

1958年和平门的门洞拆除后，70米宽的城墙豁口中间铺设了18米宽的沥青路面。1960年代修建地下铁道时，离学校不远的和平门东西城墙也被拆除了，但“和平门”却以地名的形式保留了下来，从此再没有更改。

10

冯玉祥成功政变后，邀请盟友张作霖来北京帮他维持大局、主政北京。冯玉祥和张作霖从出身、资历、威望都不够参选大总统的资格，张是土匪出身，从来不顾及脸面，1927年在京自封“陆海军大元帅”，并于当年4月28日杀害了共产党创始人李大钊。近年档案解密得知4月27日张作霖已经离开北京返回奉天，直接杀害李大钊的是替老子在京主政的张学良。上中学后得知李大钊被执行绞刑的刑场，就在我就读的中学北京师大二附中南隔壁功德林监狱。

李大钊的女儿李星华在1943年纪念父亲遇难十六周年时写的一篇文章《十六年前的回忆》，于1962年编入我们小学的语文课本，直到今天我和我的小学同学们对这篇文章依然记忆犹新。李大钊的孙子李宏塔也是我们的同学，他家在和平门内半壁街胡同路北的一个院子里，我上一年级时就去过他家一起玩。后来他爸爸从水电部调到安徽省工作，李宏塔随全家去了安徽。在小学和初中时，我和同学们多次参加纪念李大钊的活动。

1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转眼我们都已到古稀之年，每一次聚会，同学们在闲谈中，经常涉及到小时候爬城墙的内容，无论是咱们中国同学，还是美国同学和苏联同学，都对古老的北京城墙有着浓厚兴趣和爱恋。现在除了东便门角楼，北京人再也见不到城墙了，剩下的只是依稀的回忆与“梦中爬（城墙）”了。正如袁澍同学说的，“和平门城墙虽己荡然无存，但常现梦乡。我们携手同游，往事历历在目，夕阳西下，晚风轻拂，酸枣树枝婆娑，顺城街灯火点点，饮烟飘散。远处依稀闪现武胖子、小刘迪（同班同学武宗夏和‘四五’天安门运动中的‘小平头’刘迪，均已去世）的身影。”城墙勾起如梦童年，岁月抹不去经年往事。

同学合影。左起袁澍、刘迪、武宗夏

是啊，北京城墙永远保存在我们心里，特别是那段和平门城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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