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
陈小钢，1958年生，北京人，自动化专业，从事过科技信息管理工作、影像摄制编辑工作。1980年代中移居香港，在私人企业工作至今。
原题
老院记忆
作者：陈小钢
原载作者美篇
1972年夏天，我们从河南干校回到北京，早晨下了火车，便被一部面包车直接拉进了这个大院。汽车由东院的后门进入，放眼望去，院子四四方方，周围是两层小楼，青砖绿顶建筑，朝向院内的一侧都有木栏长廊，绿色立柱及红色围栏，中西合璧非常典雅。因为我们是第一批进驻大院的干校回京人员，所以整个后院静悄悄的见不到人影，东楼偏北的一棵大树上掛著一个秋千随着微风来回摆动，一只肥猫望着我们这帮不速之客。
我家被分配到了灰九楼。刚进大院的一段时间，由于托运的行李还没有到北京，最初进驻的几户人家都是打地铺睡觉，一日三餐由部里派车送来，有时是面包车，有时是后开门的212北京吉普。
安顿下来后没过多久我们开始上学了。当时北京是按居住区域划分学校的，中学是165中，小学是府学胡同一小 。165中学最早是教会学校“崇慈女中”，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府学胡同小学更牛，有六百年的历史。
后来我才知道我们住的大院是张自忠路3号，又叫铁狮子胡同1号大院，外面人称这里“人大”。这个临街大院分两个部分：西院属于人大，东院属于中联部下面的几个研究所，分别为西亚非所、苏东所、拉美所、东南亚所……研究所成立于1960年代初，成立之后没几年就遇上了文革，折腾了几年，直到1969年几乎所有人员一锅端下了干校，这个大院顿时变得空空荡荡。
1972年之后的几年内，陆陆续续又有多批好汉从五七干校回到了北京，老院子开始有了人气。
东院所有建筑沿用人民大学宿舍的排列，按“红，灰”字排号，东院分别为：前楼灰7、中楼灰8、西楼灰9、东楼灰10和北楼灰11楼，安排家属居住的只有灰9、灰10和灰11楼。 2015年4月我重返铁狮子东院时，楼宇编号已经改为：东楼、西楼、南楼、北楼及中楼，东西南北中，听起来像是麻将牌，好听又好记。
每天进出铁狮子胡同1号院，都会看到一幢高耸的建筑物，主楼顶端原来是有一座时钟的，文革期间，那座时钟的位置被一个硕大的红色五角星遮盖住，骤看起来与建筑物本身的建筑风格不是太协调。 从大街进入大院，要经过一个红柱雕梁大屋顶的老建筑，这是当年九贝子（恭亲王）府留下的旧建筑，现在是传达室及门卫。据说当年（1970年代）看大门的老头，是个资格很老的老红军，有人说他因为没有文化才主动来这里看大门，也有人说他是犯了错误才被发配来这里看大门。大门口外的大街就是张自忠路，最早这里是个死胡同：铁狮子胡同。然而，不同时代这条街被赋予不同的名字：铁狮子胡同 — 张自忠路 一 地安门东大街 一 张思德路 一 工农兵东大街 一 地安门东大街 一 张自忠路 一 平安大道。
我们东院细分起来，又由前院、中院、后院组成，前院及中院部分房屋借给了铁道兵的一个团部当办公室及宿舍用，我们进出前门有解放军战士站岗，我们获发了一张出入证，外面的人都以为我们是军人子弟。每天都在军号声中度过，早晨军人会在后院操场上跑步，平时也在操场上练习枪械瞄准，傍晚常常打排球。
部队有时会在后院操场上放电影，他们自带一个小马扎坐满了操场。电影放映前，不同的连队相互“拉歌”，好不热闹。电影的银幕通常就掛在我们灰九楼楼道门口上方。挺讨厌的是一操场上的人常常跑来我们楼道内的厕所解手，搞得臭烘烘的，盥洗室湿漉漉的。还有就是“人大”的孩子因为进不来看电影，会扔石头砸玻璃，记得有一次一帮熊孩子抛了一块石子越过灰九楼房顶，正好砸在一位正在看电影的战士头上。说起电影，铁狮子1号院还拍了不少的影视剧，最早的应该是文革前的《鄂尔多斯风暴》，文革期间拍彩色版《南征北战》时，我们还看过拍摄过程，摄制组在灰1楼拍摄外景，折腾了大半天，在电影中也就不到10秒的镜头。文革后拍过《佩剑将军》《阳光灿烂的日子》《霸王别姬》《云水谣》《浪漫的事》……电视剧《一地鸡毛》几乎就是在我们东院拍摄的，有一个镜头是在中院拍的，阳光透过树叶缝隙一缕缕洒在陈道明身上，真美，还有很多灰八、灰九楼的场景，当年看这部电视剧感到非常亲切。
我住的灰九楼，与灰十、灰十一楼一样，都是“筒子楼”，我们楼道一共有九个家庭，大家和睦相处，邻里关系非常融洽。公共卫生是每家每周轮流执行，因为住户少，我们灰九相对安静。灰九楼中央过道，是我们“社交活动”的小天地，平时我们会在这里下军棋，有段时间我找来一套克朗棋盘，从沙丁叔那里找来滑石粉，在这里打克朗棋。秋天大白菜下来了，朝鲜族的金阿姨，在这摆放一个大铁盆，教街坊邻居制作朝鲜泡菜，非常好吃。空闲时间马阿姨会在这里给孩子们理发，手艺高超，又快又好，以前我在干校已领教过了｡记得一次暑假，马阿姨帮我理发，我说“马阿姨，您帮我剃个秃瓢吧。”马阿姨说你真的要剃光头？我说“是啊，是啊，您就剃吧。”最后马阿姨还是帮我剃了个极短的“小寸头”，并撂下一句“秃瓢多难看啊！”一次从外面回来，被传达室叔叔叫住，他指着一位中年男子对我说：“小钢，他是找金阿姨家的，你帮忙带他进去。”中年男子话不多，但普通话说得不太好。我把他送到金阿姨家，看来他们相当熟稔，用朝鲜语聊了起来。之后金阿姨见到我，“你知道下午来的那个人是谁吗？”，我摇头，“他是《解放军进行曲》的作曲郑律成。”“啊！大名鼎鼎的郑律成？！《延安颂》也是他作的曲啊。”后悔没跟他多聊两句。郑律成是朝鲜人，他太太叫丁雪松，是我国第一位女大使。金阿姨的女儿叫李雪松，真巧。我们灰九楼中央过道也是“信息中心”，大人们常在这里讨论时事，无论大事小事在这里互通消息。有三件事印象深刻，一件是：1975年沙叔去河南出差回来，在这儿绘声绘色地讲述他目睹驻马店地区百年不遇的特大水灾，遍地尸体的惨状，使这位性格开朗的壮汉眼泛泪光，然而那个封闭的年代，传媒只字未提。第二件是：1976年1月8号晚上，灰11楼的罗叔来我们楼道，告知周总理去世，因为他有亲属在广播电台工作，最先知道消息，而社会大众是在1月9日才通过广播得知的。再有就是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的小道消息，当时大人们在这里窃窃私语，见到小孩过来就压低声音，但还是掩盖不了兴奋的神情。
我住的房间是靠西边的，窗口正对着人大的宿舍小楼（可能是灰五楼），每天望向窗外，彷彿置身於欧洲某个小镇。
与住楼房不同，居住在老院不但接地气，还接灵气，这里有大历史碾过的痕迹，每个房间，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有不同的故事，可以想象：这里最早住过清末的八旗公子哥（估计那帮人后脑勺留着辫子）；之后可能清朝海军衙役在此办公；民国时期国务院的官员在此处理政务；说不定日本特务在这里干过见不得人的勾当；新中国的大学生与国际研究学者在此奋笔疾书… ….
刚入住大院时，中午学生们吃饭是个大问题，前院的解放军食堂谢绝我们入伙，唯有求助西院的人大食堂。人大食堂位于临街大门口的西侧，他们那儿的大师傅手艺了得，做的面包、小菜及炸蚕豆媲美大商店卖的食品，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刚搬来时各家各户都是使用蜂窝煤炉，生炉子时，往往弄得整个楼道都是烟。后来有了液化石油气煤炉，既方便又卫生，中午放学回来简单热一下剩饭剩菜就算是一餐了。当年午餐的标准配“菜”是12:30-13:00的小说联播节目，记忆中有《桐柏英雄》《海岛女民兵》。后来这两部小说都拍成了电影，一部叫《小花》，一部叫《海霞》。
人不轻狂枉少年，似乎所有反叛年龄的男孩都会做些荒唐的事情，偷书便是发生在1975年前后的事情。那年前院的解放军搬走了，前院及中院见不到什么人，前楼有几间房间堆放了许多研究所留下来的办公桌椅及杂物，其中包括南楼西侧的图书馆。当年我们几个大孩子伙同部里及秦老胡同发小，从南楼中门钻进地下暖气道，跪爬100多米，拐了两个弯道，掀开顶板进入图书馆偷书。后来留守处的工作人员发现有人潜入图书馆，但百思不得其解，明明门上贴着封条，窗户没有被撬过的痕迹，“偷书贼”是怎么进来的呢？其实我们也自知偷窃行为不好，哥几个为了自我安慰，引用鲁迅先生笔下的孔乙己桥段：“读书人窃书不算偷”，似乎是找到了一个合情合理偷书的理由。
图书馆的藏书非常丰富，除了研究所的外文资料外，还有很多当时很难见到的书籍，有很多文革前出版的小说、世界名著及画报。我比较喜欢苏联反特小说、巴尔扎克及马克吐温的小说，而印象比较深刻的是一套《文史资料》：这是一些清末官员、太监、国民党战犯写的回忆文章，很精彩。可惜文革后再也没看到过这套丛书，很有可能是文革期间毁了版，文革之后也没再版重印。
除了书籍，我们还拿了些黑胶唱片，都是些文革前的歌曲及苏联歌曲，现在听到这些歌曲就会联想起曾经干过的“坏事”。那几年，白天大人都到部里上班，整个大院就是散养孩子们的天下，放了学除了玩就是玩。相比现在的孩童，我们那时过的就是阳光灿烂的日子。
早在清末贵胄学堂时代，大院就有闹鬼的传闻。其实这“鬼”都是八旗子弟吃饱了撑的没事干调侃出来的，传来传去就好像真的一样了。无独有偶，1972年我们刚刚搬进来时，后院空空荡荡，我们几个孩子傍晚坐在外走廊的围栏上聊天。天色慢慢暗了下来，不知谁发现灰10楼及灰11楼相间的二楼发出光亮，一闪一闪的，但当时那儿是没有人住的。难道说真的有鬼？后院静悄悄没有灯光，我们谁也没胆儿上去看个究竟。那几年社会流传《一只绣花鞋》《梅花党》故事，猜测会不会是特务藏匿在里面发电报呢？当时有人提议向前院的解放军报告，后来有没有去叫解放军我记不清了，但现在想起来，我怀疑那些闪光，会不会是楼外面马路上汽车灯光的反射。蹊跷的是，之后的几天，那里再没有出现闪光。
1976年发生了很多大事，7月底的地震把人都震到院子里了。后操场搭建了一个巨大的帆布抗震棚，其他空地也搭建了各式各样不同抗震棚，骤眼望去，整个院落俨然成了贫民窟。北京大多数工厂企业、学校、机关单位都是停摆及半停摆状态，大家忙着抗震救灾，院里组织我们几个高中生组成联防队，说是防止阶级敌人搞破坏，其实就是夜晚值几个小时的班，让其他轮夜班的大人可以休息一下。记得当时拿着手电筒满院子无目的的乱溜达，闷了就恶作剧，故意掀开熟睡孩童的蚊帐，用手电筒照他的脸直到孩童被恍醒。印象中灰10楼有位叔叔，在与地震相关部门工作，于是他便成了消息灵通人士，每当看到他下班回来，大人们都会与他聊两句，看看有没有什么最新消息。
1972年刚刚来老院时，在灰10楼南端有个电视房，摆放着一台天津生产的“北京牌”14寸黑白电视机，估计是以前研究所留下来的物件，电视机由一位瘦高个叔叔看管，他家是回民，一进楼道就能闻到一股羊肉味。没过多久部里送了一台日本彩电，好像是20寸，最初放在灰11楼西侧双通大房间。解放军搬走后，把电视机搬去了灰8楼东侧的大房间。
现在邮寄信件，除了写明详细地址外，近几年加了个邮电编码，而我们那个年代，寄来老院的信件只要简单写“北京1104信箱”及收信人名字，信件就可准确无误地送到你的手中。 最近在网上搜索了一下北京1104号信箱，居然没有变化，仍是张自忠路3号东院。
从1972年至1976年底，我在这个大院共居住了近五年。那时只知道这个建筑群是段祺瑞执政府，其他的知道不多，好在现在互联网资讯发达，很容易知道这个大院的“老底儿”。首先在铁狮子胡同留下足迹的重量级人物可是真不少：孙中山、袁世凯、段祺瑞、冯玉祥、顾维钧、李大钊、鲁迅、朱自清、欧阳予倩。其次我们还要感谢慈禧老佛爷，她挪用海军军费修建了颐和园后，把剩下的钱建造了这个建筑群。建筑师叫沈琪，兴建时间应该是1906年，整体建筑为砖木结构。大院分为西院及东院两个部分，西院为清朝的陆军部，东院为陆军部所属的贵胄学堂，贵胄意思是贵族后裔，我们住的东院后院应该就是这帮贵族后代居住的学生宿舍和营房，也不知我居住的那间房子原来的居住者是谁，估计是个满清在旗的公子哥。前几年有部话剧“贵胄学堂”应该讲述的就是这段历史。1911年辛亥革命后，清朝的陆军部，海军部都歇菜了。1912年，袁世凯把整个铁狮子胡同一号院定位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西院为总统府，我们东院为国务院，（牛！我们这帮人居然住过国务院！）1924年，段祺瑞坐镇此院，更改名为北京临时执政府，1926年3月18日，在执政府大门口发生了“三一八”惨案，死47人，伤了200余人，大门口的两只石狮子见证了惨案全过程。1937年，日军侵华期间，大院成为日本华北驻军总司令冈村宁次的司令部，我们东院是日本特务机关“兴亚社”。1970年代，我只知道西院后面有个地（水）牢是关革命志士的。2018年回东院时，才知道原来东楼（灰10楼）下面也有个地牢，现在那里还挂了个木牌，警示后人，是爱国主义教育打卡点。也不知当年住在东楼的发小，晚上有没有做噩梦、乍醒或听到夜半哭声什么的。 1945年，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接管大院，改为战区长官司令部及国民党北平警备司令部。记得电影《停战以后》里面有句台词对话，提及铁1号院，指这里是特务机关。还看过一篇网文，说抗日胜利后，蒋介石下榻过铁1号。1906年至1949年解放前，铁狮子1号院可算是叱咤风云。各类军、政权力机关如同走马灯般交替更换，操控着华夏大地的命运。1949年解放后，大院归属人民大学的最初校园，开学典礼就在大院的西侧空地举行的，刘少奇，朱德都有参加。后来在这片空地上建起了三栋苏式宿舍楼，因为外墙颜色是红颜色，称为红1楼、红2楼及红3楼。我们东院最初是人大的学生宿舍楼。1960年代初期，北京市报国务院批准，将东院划归中联部，成立拉美所、西亚非所、苏东所 ……1984年铁1号被定位为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段祺瑞执政府旧址”。2006年铁1号被定位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更名为“清陆军和清海军部旧址”。
离别老院快50年了，再熟悉的记忆也慢慢褪色了。人生就是一张没有退路的单程票，我们永远无法回到那个年代了。陈原：从铁狮子胡同到张自忠路
大院回忆
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