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三届] 徐昭英：从上海街道生产组走到丽娃河畔

Original 点击加盟☞ 新三届 2024-04-25

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

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

作者简历

徐昭英，1948年出生于上海。1978年考入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毕业后赴美留学，1987年毕业于宾夕法尼亚州圣约翰大学数学和计算机系，后从事计算机软件工作。现居美国华盛顿。

原题

我的高考

——华东师范大学情缘

作者：徐昭英

说到我的高考，必须先要说一下我高考之前的生存状态，因为那时处于一种特殊的年代，现在的年轻人会觉得非常的“另类”。

按正常的学制，我应当于1967年高中毕业。

60年代的高中生每逢夏秋二季农忙时节，必得去农村帮忙干农活十来天，名曰“三夏”或“三秋”。那是1966年的“三夏”，我们在上海郊区松江县一个人民公社干得正欢。每天搬运大捆收割过后的油菜杆，或是帮助插秧的社员运送秧苗，晚上睡在垫有麦秸的地铺上，一屋子的同学“欢聚一堂”，热热闹闹。虽说批判“海瑞罢官”，“三家村”…….已经闹腾了有一阵子，可是旧的秩序并未打乱，生活似还如常进行。

一位总务科的老师常来往于学校和我们劳动的公社，每次从学校回来他总是摇着头说简直“不得了”了。说话间他时不时翻一下白眼，表情略带几分惶恐，几分不屑，十分复杂，我们当时并未在意。可是当载学生回校的巴士在校园里停下，我们一个个抱着铺盖卷下车之后，眼前的情景着实把我们镇住了。

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充斥于走廊、教室、办公室，甚至厕所门上。校长、教导主任、班主任老师、门房老大爷（据说是漏网地主）……,这些平日里熟悉而又受人尊敬的长者名字在大字报上随处可见，并常常伴以猩红的大叉。偶见胖乎乎的教导主任匆匆穿过走廊，平日里笑口常开、诲人不倦的神态全然不见，脸上是一副十足的倒霉样。

在我个人的记忆里，从这天开始，生活的相对平静不再。社会上翻江倒海，传统价值观、正常的人际关系全部遭到颠覆。这就是几十年后国家的文件里所说的“由领袖错误发动的，被四人帮利用的……”名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灾难性政治运动开始了。

很简单地通知一下，全中国从初一到高三所有的中学生全部不用上课了，专职搞运动。“破四旧，立四新”,“揪出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叛徒、内奸、工贼……”，运动的波浪此起彼伏，青年学生中的“红卫兵”组织始终在领袖的号召下冲锋在前。可是在“红卫兵”的阶段性作用完成之后，这么大量的学生滞留在学校每天晃晃悠悠，既不念书，又不知道除了“革命”之外自己还能干点什么。他们占着学校的资源，新生又进不来。

问题呈现出来不久，领袖及时发出了青年学生“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的号召。很快，大多数学生背起行囊，在火车站与家人相互挥泪告别，直奔农村而去。而给予他们教育的农民阶级，根据我们所接受过的阶级分析法，这是一个并不先进，思想带有很大局限性的阶级。根据当时让学生“扎根农村一辈子”的号召，这些学生应当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最终成为一个农民。

不管怎样，学生们这一去，战天斗地十来年，把芳华留在田野里之后，绝大多数还是各自另找出路。而当他们以后在回顾自己的农村生活经历时，虽然不乏对留驻过自己青春的土地保留了一份感情，但几乎没有人认为在自己差不多还未成年时中断学校的基础教育，跑到农村去接受农民的教育“很有必要”。

在如此历史的大背景中，我个人的经历稍有不同。我这个曾经的游泳运动员，在做陆上大运动量训练时有不止一次昏厥过去的意外，必得去医院输葡萄糖液，而且一输就好。当时正值“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粮食的“定量”赶不上大运动量的消耗，结果时有低血糖现象发生，严重时便可能昏厥。虽说事情过去了好多年，可是就凭这曾经的病史为借口，竟然有幸争取到“不适合上山下乡”的资格，最后被划入户口所在地的街道，成为无所事事的“社会青年”。

街道上，除了每周的政治学习，还有时不时为不明所以的新的“最高指示”上街游行之外，空有大把的时间。二十来岁的年纪，是人生中生命力最为旺盛的阶段。而我们面对的是八个样板戏，几本革命小说，一些如“北京的金山上”之类的统一命题歌曲，几段“向前，向前，向前……”，“打倒，砸烂……”的“霹雳舞”，这些几乎是那年代里精神享受的全部。

在本该高中毕业入大学，如鸟儿离巢般跃入人生最为多彩阶段的年龄，忽被告知留呆家中。并且那时家也面目全非，儿时的生活环境不再，全家被扫地出门，好几口人“蜗居”在只有一个窗户的朝北的一小间屋里，除了几张床和一张桌子之外已少有转身之地。生活如同被一张憋人的网紧紧地笼罩，年轻的生命在惶惶然而又小心翼翼、不知所措中消耗着时光。

不管怎样，生活在行进中，随遇而安的习性帮了大忙。不久，新的生活秩序悄然建成。随着父母的年时已高，我操持起了几乎全部家务。没有外人闯入，挤挤的小屋里生活倒也井然有序，温馨常在。无学校可上已经是事实，可求知欲望和过剩的精力让我停不下学习的脚步。于是，只要客观条件够得上的东西便抓来就学。粗略算来有以下几项：机械制图、中医针灸、编织、广播英语（因父亲病重而很快中断）、制衣。

这里要重点提一下制衣这一项。我家是一个大家庭，兄妹七个，我排行老六，侄、甥儿女一大堆。当时人们很少买成衣穿，而是用定量的布票加现金去布店买布料请裁缝师傅加工成衣服。为节省开支，我决定自己来学做衣服。先是由别人裁剪好，我用缝纫机做成衣服。这样还是要求人帮忙，有所不便，于是开始学习裁剪。

没有师傅，跟着书本学，从裁剪原理到制图，到量体裁衣。不久，男女外套、西裤、衬衣，甚至呢子大衣、中山装都从裁剪到缝纫一气呵成，不用求人帮忙。我们家的斗室里，常有同学结伴带着布料而来，我给她们量体裁衣，一边嘻哈聊天，然后她们带回去自己缝纫。单调的生活里，这竟也成为一件乐事。

当时年轻人结婚，二位当事人必得有呢子大衣一件，似已成“标配”。一位好朋友的哥哥准备结婚，拿来一段黑色呢料，我二话没说又裁又剪的，制成一件男式中大衣。据说新郎穿着参加婚礼还挺风光。事后想想有点后怕，因为那是第一次试做高难度的衣服，万一做坏了如何交代？可那时朋友间关系就是这样单纯热情，相互帮忙，也不计后果。不过自那以后，再难的衣服都敢做了，如毛皮里子的“派克大衣”。

街道开始给青年安排“工作”啦。街道属下有一种生产单位名叫“生产组”，起源于大跃进时期。成员全部为家庭妇女，所干的工作大多是从各工厂接来最简单的装配或包装活。进入生产组后，月收入一律为18.5元，约相当于一人伙食费的1.5倍。青年们被插入各类生产组，而我因为会做衣服而被安排专职干缝纫机活。不管怎样，我们这帮“闲散人员”可以每天准时上下班，收入虽少却也聊胜于无。

1976年，伟大领袖去世。某日，在“嗒、嗒”的缝纫机声中，组长过来通知我去一趟街道办事处。办事员老宋说话很宏观，好不容易从当前大好形势谈到让我来的目的。原来我被推荐到静安区一所中学当代课老师，要教的科目是化学。问题是，我自己才高中读了二年，而且离校已有十年之久，化学似乎已离我十分遥远。可是，那个年代离谱的事情多了去，人家教育局和学校领导都没认为是问题，我又何必在乎呢？于是乎，我是现学现教，每天如履薄冰。

要知道，教化学可是带有那么一点危险性的。当我在课堂上摆弄“启普发生器”，讲解酸碱中和的过程与结果；当我在化学实验室带学生实验课时，密切注意学生有否徒手持试管，“本生灯”的操作是否合乎规格，我看起来一派镇静，内心却是惶惶然，因为这些东西都是课前不久刚批发而来，把握全无。如此提心吊胆地捱着日子，就怕出差错。所幸的倒是什么问题也没发生，学生们不仅听话还跟我十分友好。

先是小道新闻，说是大学要招生啦，凡是老三届都可以参加考试，然后择优录取。从高中出来的十年中，怀着对改变现状的期许，对各类小道新闻十分敏感，尤其是诸如“某区已经开始对老三届学生统一分配”之类的消息宁信其真，高兴一阵，但结果总是被证实为谣言而大失所望。谁知这一次十年来的惯性思维不管用了，党的宣传机器正式公布了这一消息，那是千真万确的了，而且是全国统一行动，不再是“某区”那么小打小闹了。

在正式切入我高考入学这一主题之前，我有必要先介绍一下我那同为师大校友的姐姐，因为多少与我的高考有所交集。

六十年代初，那是一个“黑五类”子女入大学基本无望的年代。我姐姐比我大三年，因为小时候入学早，1962年就高中毕业。幸运的是，那年国家从大饥荒中走出来，政治气氛缓和，大学录取标准竟然放松到基本不考虑“家庭出身”，光依据考分的高低择优录取。我姐姐这样的“右派子女”也就“混”进了华东师范大学化学系。也因此，她们那一届的同学当中除了“根正苗红”的之外，家庭成分“复杂”的还真多。

进校之后一年多时间，读了几门基础课，政治气氛渐浓。期间，中国的政治空气中频繁出现一个叫“四清”的名词，这意味着一个新的政治运动的来临。早期的“四清”，主要清理思想问题，挖一挖人们脑袋深处有无政治“异见”，有无对共产党的“二心”。当然，知识分子又首当其冲。这回是向在校大学生先下手，全国范围内又以北京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二所高校为试点。师大党委书记常溪萍被派往北京大学领导“四清”运动，华东化工学院党委书记则被派来华师大，如此大调动，据说是有利于“揭盖子”。能想出如此招数的共产党更高层领导，不能不让人佩服其手段是一高明的“创举”。当然，常溪萍书记在北大整完“四清”回华师大不久，在文革中坠楼而亡，“跳楼”或“被跳楼”也无定论，哀哉。这是后话。

那是1964年的某一天，我有事去师大找我姐姐。和煦的阳光下，丽娃河水波光粼粼，河边垂柳轻拂，绿盈盈的草地上大学生们三五成圈席地而坐，远远望去犹如一幅油画，美到让人陶醉。当我慢慢走近他们，我姐姐也见到我而站起身来，我看到不少平日里我也熟悉的她的同学们都有点不对头。他们几乎个个神色紧张，打招呼也心不在焉，有的人还面孔通红。

事后我才知道，那是在开小组揭发会议，主要是揭发别的小组成员有无“反动言论”。为提高效益，通常的做法是，一轮揭发之后，原先的小组被打散，重新组合小组，继续揭发别的小组成员。几轮下来，政治空气的凝重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人人自危，表情如丧考妣。可是，从这些二十来岁的学生身上能整出什么“罪大恶极”的问题来吗？结果证明，费了大劲，的确整不出来。经验也表明，那时整人的手段还算“文明”，至少没有“皮肉之苦”。而此时，“四清”的风向标开始转向以经济问题为主，想不到这些学生倒是能派上用处了。

一声令下，全部学生停课。带上铺盖卷，开拔去农村搞“四清”。在崇明农村，他们很长一段时间与杀猪的屠夫、做大饼油条的师傅、小药店小文具店店员几乎“同吃同住”。目的是彻查他们有无贪污钱财，或其他“四不清”的问题。久之，她们班一位人高马大的山东籍女同学杀猪已很有一手。当初她曾不慎让一只杀到一半，鲜血淋漓的大猪挣脱捆绑，嚎叫狂奔至老远才倒地毙命，如此恐怖且尴尬的事情没有再次发生。我姐姐在小中药铺里已经能娴熟使用那杆中药小秤，对小店内所有的药材名称如数家珍，俨然一个资深中药店伙计。唯有每天天不亮就起来参与做大饼油条的同学认为，“烘”“煎”操作到位并不难，和面才是高超的技术活，配方稍有不对，大饼油条会“成不了器”。

“四清”结束，这些大学生以停止学习为代价的努力，并未查出什么贪污大案，最多是小小“揩油”事件，或是立场不稳“包庇坏人”，可是每人手艺倒是学有一招。有人笑称，用大学生的学习时间去“学手艺”实在是这个国家当局的“大手笔”，世界少有。

谁知，这些大学生身背行囊回校不久，还未沉下心来静坐课堂上课，文化大革命的号角已吹响，他们又离开课堂，开始全职搞文化的“革命”。其间当然少不了又背上行囊外出“串联”或“拉练”，不过更多时间是在校搞“阶级斗争”。除了老师被挨个“梳理”或“斗争”之外，揪出同学当中的“反动学生”成为了重要任务。同寝室一位陈姓女同学是沪上一大资本家的女儿，成为重点整治对象。被剃了阴阳头之后，每天师大河西食堂开饭时间，她必须垂头站立于一饭桌之上请罪，直到所有人用餐完毕。

上海的头号走资派陈丕显的夫人不知被哪方造反派虏来藏匿在她们寝室，陈姓女同学和她同为“沦落人”，同处一室，同情心自然而生，多次为陈夫人往外带纸条，向家人报平安。一次不幸失手被查到，因为“罪行严重”，被造反派押往教室。众目睽睽之下，打手拆掉一张课桌椅，抡起椅腿便朝女同学打去，而且越打越来劲。整个暴打过程，陈姓女同学牙关紧咬，没吭一声。她在之后很长时间内走路瘸腿，而屁股肿胀得根本无法坐下。

虽说这位陈姓女同学身体娇小玲珑，可内心坚韧强大，这帮她度过了那段野蛮恐怖时期。就是以后几十年在山西大同煤矿的岁月，和山西人老伴也过得安安稳稳。如今他们一家定居上海。前些日子朋友聚会，她皮肤依旧白皙，慢声细语，笑口常开。我心里对她充满敬意和深深的祝福。

人在面对危机时，抗压能力不尽相同，如陈姓女同学般坚韧和具备自我保护意识的并不多。我姐姐她隔壁寝室的一位女同学，同样被定性为“反动学生”。造反派对她用的是疲劳战术，数人轮番上阵从她身上挖掘“反动材料”。造反派认为只要有一点“反动材料”，就会有第二点，而且根据逻辑推理，必然有更多，因为这是“反革命的本性所决定的”。于是乎，这位女同学生活已如陷进地狱之中，任人栽赃侮辱而申辩无望。内心无尽的冤屈加上体力的严重透支，她已对生命不再留恋。

某一天，她从宿舍楼顶一跃而下。从昏厥中醒来，发现自己还活着。求死的决心让她又从地上爬起，半个脸被鲜血覆盖，一瘸一拐奔跑着穿过绿色的草坪，一下子投入了静静流淌的丽娃河。很显然，她当时唯一的愿望是让河水带她永离现世的苦难，此外的一切她都不管不顾了。可是命运并没有按她决绝的念头前行，河水半托住了她，让人们有时间将她拖上岸来。

如此“自绝于人民”的“反动”罪行让她此后一段时间的遭遇更是不堪回首。不管怎样，她的生命还是存续下来了。磕磕碰碰的几十年过去，如今她在上海安度晚年。只是朋友们包括她自己，自觉地从来不提华东师大的那段岁月，我想这就是真正意义上的“不堪回首”。

时间到了1968年。那一年又出现一个新名词“臭老九”，这是对所有知识分子的“尊称”。一时间，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变得前所未有的底下，简直“臭不可闻”。举一例，我大哥一家从北京回上海探亲，侄儿当时约十岁刚出头。大嫂让侄儿穿一条米色的卡其布新裤子，侄儿一定不肯，说是穿上会“像个知识分子似的”。虽说孩子的话当不了真，可倒是形象地反映了当时人为划分的社会等级，而知识分子的档次已经低到了何种程度。

在这个当口上，我姐姐她们那一届学生轮到毕业了。让这些臭知识分子到工农业第一线接受改造是当时毕业分配的宗旨。于是，天南地北的分配如同“发配”，绝大多数的同学又背起行囊去向远方。

探亲假期间，几个同学在上海我家小屋相聚。一位同学十分庆幸自己到了内蒙古包头之后被分到郊区的一所小学教书，而不必老跟着羊群在天地间跑。另一位小个子男同学在东北大兴安岭林场，每天操着大锯子伐木，和伐木工人一起吼着豪迈的号子，见证着不知多少年的古树倒地。不过他十分乐观地认为，不出两三年他一定能争取到林场职工子弟小学教书的位置。

一位当年师大舞蹈队的主力，活泼而漂亮，与同期分配到黑龙江的男同学在当地结婚了，一个荒凉的小火车站旁的小小平房是他们的家。当第一个孩子呱呱坠地之后，年轻的妈妈发现自己没有奶喂孩子。买婴儿奶粉这种奢侈的方法连想都不敢想，一家人几近绝望。

当父亲的责任感激发了人的潜能而且变得创意无限。年轻的爸爸不知从哪里牵来一头母羊。从此，这头母羊负责产奶，新生儿的主食就无忧了。于是乎，他们一家和母羊同居一室，每天当爸爸的一定备好母羊的草粮，家里炉火烧得暖暖的，孩子和母羊同样不能受冻，这只母羊俨然成为家庭重要一员啦。这个喝羊奶长大的孩子，以后体力智力俱佳，因而出息得也好。为此，一家人至今常常念及这只尽责的母羊。

当然，这些文革之前的大学生本身智商不低，又经过生活的历练，改革开放之后他们大都离开原地，重新找到更适合于他们安身立业的地方。不过，在他们的人生中这个圈子兜过来，花了他们十来年的时光，个中的艰辛和漫长，他们自己了然于胸。

毕业分配前夕，我姐姐大病一场，住了好一阵医院，病愈出院正赶上毕业分配。上海郊区这么一个“好位置“自然落到她这个“照顾对象”的头上。好处是离家近，而且非但不用种田，直接到一个农村“戴帽子小学”（有几个初中班的小学）教书。

我去过她住的木头房子宿舍，据说那曾经是地主家，可现在看起来随时有倒塌的可能，有的角落还真用一根粗大的竹子撑着。屋里的泥地上有几种形状各异的昆虫，其中以爬行缓慢，俗称“鼻涕虫”的居多。老朽的木门开合时发出的声音有点“惊天动地”。可是老灶头上烧出的饭是香喷喷的，用麦秸烧火的过程也是愉悦的。我姐姐对乡村的教书生涯乐在其中，工作也从小学而中学，十来年后终成学校的骨干教师。也就是在那时候，她的教师工作和我的高考有了一些交集。

1977年，高考的消息正式公布。凡1966年开始的初高中毕业生和应届高中毕业生有同等资格参加高考，择优录取。消息虽然振奋人心，可具体如何去准备，对我们这些已经离校超过十年的中学肄业生来说，有点一筹莫展，不知如何下手。

不久之后的一个周末，我姐姐照例从郊区返家，只是多背了一个大包。打开来，里面几乎是上海所能收集到的全部高考复习资料，从数理化到地理、历史、政治、甚至作文的范文集。铅印的，属文革前出版；油印的，是当时各科资深老师以最快速度编撰而成。材料大小有16开的，也有32开的，有轻而薄的，也有厚且重的。面对这一大堆“乱七八糟”的东西，起先有点不知所措，继而便喜出望外，因为我知道有工具了，只要自己下苦功夫就行。

家里老大学生一大堆，全部学的理工科，而且从未有过考文科的念头。家人固有的思维是唯有学了数理化，才能“走遍天下都不怕”，而文科生学不到安身立业的“真本事”。可现在另一种的说法是，如我般大龄考生，理工科不是很欢迎。于是乎，为保险起见，家人一致同意我考文科。所以，不管当时的思维方法正确与否，我报考文科似乎是“无奈之举”，这倒的确是我当时的实际情况。

目标既定，资料又齐全，复习起来并不难。历史、地理、政治照背就是，就是数学花时间多些，因为要做不少习题。好在我十一年前读完高二的，学过的东西再捡起来总要比从头学起容易些。就这样，我上班搞化学教学，下班搞文科复习，间或还做几件衣服，人如同有三头六臂，精神倒也抖擞。

那几年，我家还是住那间朝北的小屋，夏天过于闷热，只能房门打开，挂上一条门帘。房门外有小小一块地方，是一栋房子里人们走动的要道。天热屋里待不住，邻居中二位宁波阿婆和她们的孙辈们干脆搬来小椅子，把地方盘踞下来啦。一整天，高亢的宁波口音可以“不绝于耳”。亭子间一位小年青刚置备了一套音响，感觉良好，贝斯十足的音乐一放便是好几个小时。

那年夏天，适逢少见的高温，摄氏38°C能持续几天。如今视为当然的家用空调，在那时是无法想象的。我就在这高低音持续的“交响”中，大汗淋漓坚持强“脑力劳动“，以至于常常每隔一会儿就必须换一件湿透的衣服。

如此这般，迎来了正式高考的日期。考场里肃静一片，考生们个个脸色凝重，“如临大敌”一般。几天考试下来，如同打了一场大战，精疲力尽，非要放松一下不可了。极其难得地，我们几个“同病相怜”的朋友在考试结束的当天晚上，买了一包绿皮红心的大个头李子，结伴来到人民公园，在草地上尽情地、随意地或坐或躺，啃着李子，聊着大天。努力过啦，而且感觉考得不错，希望就在前头！

发榜了，没录取，原因不明。

已经有不少人生的历练，加上周围“同病相怜”者众，“落榜”的打击并不特别大。忙碌的生活依旧，甚至还另起炉灶，到“静安区业余工业大学”选读自己喜欢的课程去了。

谁知道还真有“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好事情。半年后，又有一次高考可以参加了。这一次虽然家里复习环境依旧，自己的努力依旧，可是不再慌张，多少有一点“过来人”的样子。考完试，生活也照旧。

在一次去学生家中进行家访途中，隔壁数学教研组的一位老师气喘吁吁追上我，告诉说，你考上大学了！生活中崭新的一页就此翻开。

那是金秋十月，作为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七八级新生，我第一次到校报到，那年我整三十岁，离开正常高中毕业入大学的年龄相差十二年。

华东师大

华师大美丽的校园我并不陌生。虽然我们历史系所有教学和生活设施都在河东，可是报到的当天，办完手续之后，我一个人慢慢踱到河西，不能说心事重重，却也“若有所思”。十年以前，同样美丽的校园，同样灿烂的阳光下，年轻的大学生们在学校而不读书，“斗争”曾是生活的主旋律。他们的校园生活是神经紧绷的，说话是小心翼翼的，有时气氛更是是诡谲的，甚至有血腥味的。如今，随着领袖的逝去，“文革”的恶梦过去，改革开放的曙光开始照亮历经苦难的中华大地。一时间，我心里充满了对美好生活的祈祷，我相信我们这一代大学生是幸运的，而且风雨过后一切会更美好。

四年的大学生活证实了我的愿望不但没有落空，甚至更加美好。

我们年级当初共有104位同学，其中有9位女同学。新宿舍落成之后，除一位女同学愿意住家走读之外，我们8个人正好凑足一间宿舍。我老大，老二小我一岁，老三小我七岁，其余五个应届毕业的女孩子中有四个和我同一个生肖，比我整整小一轮。如此特殊的年龄结构，加上姑娘们的活泼善良，让我们四年的相处，亲密无间，不是姐妹却胜似姐妹。几年前的一次聚会，我们说，恨不得我们大家一起再回到老宿舍住上几天。这么多年来，虽然大家聚少离多，但网络让我们感觉近在咫尺。谁家有喜事我会跟着乐，谁有难处我会跟着担忧。以后社会上所交的朋友间很难再培养得出如此的情感。

“老少”同堂的学生生活常常趣味横生。小男生手提极为时髦的“四喇叭”录音机从你身边飘然而过，邓丽君甜美的歌声便轻轻缭绕良久。此举很让人刮目相看，用现在的流行用语叫“回头率很高”。操场上，为体育科目成绩的达标，“老”生当然要更费劲些，我就看到一位头发早脱的男同学经好几次努力，短跑成绩才及格。那时他已经累得大口喘气，光滑的头顶上颗颗晶莹的汗珠在阳光下闪闪发光。我们差不多是同龄人，对此我同情之心油然而生。

作为老三届的中学毕业生，我们在中学时代学的是俄语。大学里，年级公共外语的语种有英、日、俄三种，我被安排去学俄语，虽然我并不情愿。我的俄语班同学来自历史和中文二个系，而且都是大龄同学，有的年龄甚至比我更大。一天上课期间，一位中文系的女同学让我坐得和她更靠近一些，以便挡一下别人的视线，接下来她撩起上服前襟开始挤奶。原来她刚生完孩子不久，还在哺乳期。汹涌而来的奶水让她等不及回家喂孩子，无奈之下只能先挤掉。我紧张兮兮尽量给她挡严实了，心里对她十分佩服。和她相比，我真不应该过分抱怨自己有多么辛苦。

课堂里，一百来位同学都有各自的精彩。大家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对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极为珍惜。文革的阴霾刚散去，大家沐浴在改革的春风里，志同道合的同学们早晚相处一起，心情前所未有的舒畅。很多时候，大家会讨论前些年国家政策失误之处和如今的改革之道，很有点以天下为己任，指点江山的味道。当时，邓小平先生的改革政策是以经济改革先行，在社会主义的框架下发展资本主义因素，一切都在“摸着石头过河”。

私有经济开始露头，包产到户、农村自由市场、城市个体户……这些两年前还被视为禁忌的事情迅速成为事实而存在。过去极为死板的经济变得前所未有的活跃，人们开始享受到逐渐丰富起来的生活资源。我们这些从文革中过来的人，全身心地拥护邓小平的改革政策，甚至担心到了某个时期，那些极左势力忽又挥舞起“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大棒，向改革政策袭来。这样的例子过去不是没有。

作为文科生，稍稍比别人多学了一点“剩余价值”论、“私有制为万恶之源”。这些理论由百多年前的一个德国人提出，被前苏联、中国等国家奉为革命和立国的根本。而如今这“根本”还在，而“资本主义”的苗却在破土而出，尽管这棵苗还十分脆弱，可人们已经尝到甜头。

丽娃河边

我们能进入大学，无疑是改革政策的极大受益者，在热情拥护的同时，我们衷心希望改革政策生命力强大，能持续发展。作为新一代大学生，甚至希望能为改革政策理论上的完善出一把力。我认为这样的想法在我们当时这批文革之后最早进入大学的文科生中极为普遍。

华东师大图书馆在上海高校图书馆中名列前茅，馆舍也古朴典雅。每当我在阅览室宽大的桌前坐下，虽然周围看书的学生不少，可有时安静得只有轻轻的翻书声。我十分享受这样的时光，心无旁骛，可以尽情读自己想读的书。大约是大学二年级，我的公共外语俄语的过关考结束，开始有时间和兴趣阅读俄语原版书刊。偶然间发现有一本名为《历史研究》的俄语原版杂志。

自六十年代中苏交恶始，过去学校一面倒规定学俄语的政策逐渐改变，后来甚至变成一面倒学英语。我们被安排学俄语的学生都来自文革前，有点“老古董”和“没有用”的味道。图书馆里不少俄语原版书刊更是无人问津。可是进口外文书刊的品种和数量，是多年来的“既定方针”，没有改变。当时我查了《历史研究》这份杂志好多期的借阅记录，完全空白，也就是说完全没人读过。

在随意翻看当中，一篇名为“苏维埃时期苏联新经济政策中的租借政策”的文章引起我的极大兴趣。苏联十月革命之后，苏维埃政权建立，私有制被彻底铲除。不久之后，社会生活物资匮乏，老百姓处于饥饿和半饥饿状态。我还记得有一个苏联电影描写苏维埃政权初期的状况，一个父亲面对饥饿的孩子说“面包会有的”，充满着对吃饱肚子的憧憬。《租》文介绍了在这极度困难的情形下，当时苏联的最高领导者列宁提出了一个“新经济政策”，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将国家的自然资源，包括各类矿源，租借给西方国家，引进西方的资本以缓和国内严重的经济困境。

文章中引用的资料从时间、数量都十分精确，出处也明确可循。以我从小所受的政治教育和当时有限的认识，只知道列宁是一个彻底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是资本主义的掘墓人和埋葬者。在国家面临极端困苦的情况下他竟也能让资本主义的苗在自己眼皮低下有限成长。那么既然有例在先，我们国内极左人士如要抵制改革恐怕会增加一点难度。

再者，当时我们吃饭还要粮票，显然国家粮食的供给还不能满足人民敞开肚皮吃饭的要求。那么，我们国家的改革政策引入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因素不是很具合理性吗？我认为，将这篇文章翻译出来让国人知道很有必要。

于是，说干就干起来，我大多利用的是夜自修时间。翻译这类文章不同于翻译小说，自由发挥的空间很小。为求尽量的准确，有些专门名词需要要反复推敲。再说，我自己的俄语也就一个“公共外语”的水平，如此字斟句酌，自然所花时间很多。当时，我们每星期有政治学习，有时我竟然利用来干自己的“私活”，现在想来十分荒唐。好在小组同学十分善良，没有人干扰我, 更没有人指责我政治学习态度“不端正”。

师大本班同学合影，前排左二是作者

不管怎样，文章翻译出来，经由俄语教研组老师的校对，由本系世界现代史王老师推荐，很快在中国社科院杂志上刊出。基于同样的愿望，我的毕业论文内容也是详细介绍了苏维埃时期苏联新经济政策当中租借政策的实施细节。当然，这篇论文写起来格外容易，因为材料都是现成的。

从大的层面来说，我有意而为之的这些小事可能微不足道，可是从我个人来说，我干的是我愿意干而非别人规定我干的事情，所以内心感觉是良好和充实的。另外一个附带的收获是，自己喜欢上了俄语书刊，尤其是地理人文方面的内容，在当时国家开放政策刚起步的阶段，让人有大开眼界之感。实在喜欢的，忍不住要翻译出来，只是时间有限，往往只能翻一些短短的，甚至豆腐干大小的文章。

忙忙碌碌，大学四年一晃而过。

沿着大家庭约定俗成的惯例，凡有可能的，都去了美国继续求学。比如我姐姐继续她的化学专业，我先生则还搞他的金属材料研究。而我的继续求学之路则来了个翻天覆地的大转变。由俄语而英语，由文科而数学及计算机专业。毕业之后一路搞软件，甚至加入到飞机引擎设计领域。个中艰辛自不必说，可是不管怎样，一路都有惊无险地过来了。

1987年我和我先生的毕业合影留念。他是宾夕法尼亚大学金属材料专业博士学位，我是圣约翰大学数学和计算机系硕士

在我内心深处，对四十年前高考制度的恢复我充满感激之情。是那高考，让很大一部分年轻人脱离浑浑噩噩的状态，进入求学和继续深造的殿堂。因“斗”成一片而灾难深重的国家也重新燃起了希望。大学的四年，虽说由于历史原因，课堂里教条主义的痕迹还在，譬如每一段历史现象必得用马克思或恩格斯的一段话来解释，而且都套得上，好像马、恩二位是无所不能的先知。可是，瑕不掩瑜，正是这四年让我培养起了锲而不舍的学习习惯，让我开阔了眼界，建立起了“问个究竟”的思辩能力。

我的同窗们，无论是当时的“老”同学还是“小”同学，都在他们的领域里辛勤耕耘，不少人成绩斐然，各有建树。我为我的老同学们而骄傲，也更感激那四十年前的高考和之后的四年学习生活。有了这坚实的基石，我们以后的路才走得那么踏实。

2023年11月老同学们重聚，前排右六为作者

我们夫妇跟女儿女婿合影

再说几句题外话。

我家还有一个侄儿、一个外甥都学习成绩优秀，90年代顺顺当当先后考取华东师范大学电子工程系。毕业之后在美国由硕士而博士，工作稳定。他们的同学们在各行各业都各有建树，有的还成了“大款”。前些时候家庭聚会，说起华东师大美丽的校园，他俩表现十分淡然，而记忆中舍友间的恶作剧和通宵达旦打扑克牌八十分的激烈鏖战却让他们念念不忘。不错，他们成长在“正常”年代，一路求学而工作，在他们的人生旅途中，华东师范大学是一个站点，确实够不上“惊心动魄”。而我和我姐姐从几十年前那特殊的年代过来，无论是进还是出华师大，无论是学校里的教学楼、图书馆、还是美丽的丽娃河、河边的杨柳树、绿色的草坪，以及那里当年所发生的一切，对我们来说都是珍贵的记忆，有刻骨铭心的意味。

的确，常处于风和日丽之中，一切会被视之当然，而暴风雨之后的彩虹却会让人格外惊喜，以致经久难忘。

2018年3月5日于华盛顿

2023年11月20日补充图片等

文图由作者惠赐本号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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