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大咖与开国将军搭班子轶事|从国防部五院到七机部（之三）
前两期连载曾经说到，1955年钱学森从美国回来不久，就被中央委以重任和本文主人公刘秉彦少将搭档，组建了一个兵团级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简称五院）。钱担任第一任院长兼一分院院长，刘秉彦为副院长兼一分院副院长，后又调少将谷景生来五院担任政委兼一分院政委。
那么，身为大科学家的钱学森作为五院“一把手”，在与刘秉彦、谷景生这些军队将领的工作配合中是否默契呢？
2009年12月30日，钱学森去世后，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当年一些老同志对这个问题有过深切的回忆。
宓世湘老人是这样概述的：
刘秉彦还非常注意人才的使用和培养。他从防空军带来的俄文翻译金常政，到了五院就对火箭技术产生了强烈兴趣。天天抱着一堆俄文说明书，一头钻进从苏联引进的“半解剖式”的教练用P-1火箭里，对照实物的每个部位和零体，逐条翻译说明书，并承担了“431型地空导弹设计任务书”的编写和提交。
刘秉彦发现金常政很喜欢钻研火箭技术，就有意把他引见给院长钱学森，并介绍说，这是他从防空军司令部带来的“中级技术骨干”，希望钱学森在业务上对这个好学上进的年轻人“点拨”一下，亲自带一带。当时对金常政他们而言，钱学森的大名已是如雷贯耳，几乎高不可攀，能被老首长直接引见介绍给钱学森认识，使金常政倍受鼓舞，钻研火箭技术的热情更加高涨。
不久，金常政就在钱学森和刘秉彦，以及同事们面前“崭露头角”了一把，这也是他本人难忘而又得意的一件事。多年以后，金常政在其传记回忆录里兴致勃勃地回忆道：
1998年7月，得知老首长刘秉彦遽然仙逝，金常政满怀感激地说起这件事：
在刘秉彦当年的秘书庄寿仓眼里，与他同为翻译出身的金常政，“其才干学识，几乎无所不会，无所不晓，无论从那个方面讲都在我之上。只是由于恃才傲物，在人生的道路上吃了不少苦头。秉彦同志不是不知道老金身上的缺点和毛病，但却怜惜他、爱护他，调入五院后第一个想到让金常政做自己的秘书，一方面说明他爰才，另一方面也是希望把金放在身边，能够影响他，改正他。可惜老金当时不理解秉彦同志的用心，才改为由我给秉彦同志当秘书。
后来，幸亏秉彦同志帮他说了话，才幸免划为右派，但是在五院是站不住脚了，又是秉彦同志帮他调到一家工厂。”
1978年，“漏网右派”金常政在经历了20年的蹉跎岁月之后，有幸参加了我国第一部现代百科全书《中国大百科全书》的开创工作。1980年，由他担任责任编辑的《中国大百科全书》首卷《天文学》问世，并受到国内外的好评。金常政夫妇拿着这本书前往刘秉彦的寓所，登门献上这一成果。
“我把这卷书送给老首长，是为了表明，他当年保护的并不是一个无用的人。秉彦同志饶有兴趣地翻阅着，脸上露出欣慰的表情。”
如今，86岁的金老想起如烟往事，仍是百感交集：“当年如果没有老首长秉彦同志顶住压力，仗义执言，天知道我会落到什么地步！”
在那场声势浩大的反右运动期间，不管上面如何定指标，“拔白旗”，五院党委坚持不划右派。对老专家们更是爱护备至，不准随便点名；对于青年知识分子则引导他们正确区分善意批评和恶意攻击。整个运动过程中，全院只有一名当年毕业的大学生被定为右派。回首那个年代，真是难能可贵！
在这个问题上，五院政委谷景生当然起到了主导作用。当时，谷景生担任五院临时党委书记，而刘秉彦是副书记，他俩都很正直善良，宽厚待人。非常可惜的是，政委谷景生本人，后来却因为受到夫人范承秀被打成右派的牵连，很快被调离了五院，去总政当了群工部长，被长期“闲置”起来。
实际上，谷景生的夫人一被打成右派，他在五院就很难正常工作了。范承秀在北京市委党校工作时，同宿舍的一位年轻人被划为“右派”，范承秀因替此人说话辩护，也被划为右派，还成为反党集团的一份子，这事立即影响到谷景生。当时，被授予将军军衔的上千名高级干部中，妻子被划为右派的，唯独只有谷景生一人，而谷景生所负责的工作又是那么重要，怎么办？时任公安部长的谢富治找他谈话，指出谷景生的大好前途，劝其与妻子离婚。范承秀怕连累丈夫，也提出离婚，都被谷景生断然拒绝。他说，老范14岁就参加革命，在太行山当过游击队长，1938年投奔延安，她又是北宋忠臣范仲淹的后代，不可能是坏人，更不可能是一个反党分子。
上面一看谷景生如此强硬，先是把由政委降职为副政委，随后又把他调出五院，长期不予重用，文革中又被监禁关押了12年，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才恢复工作被任命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第二书记兼乌鲁木齐军区政委。
五院的老人们说：“谷政委当时背着沉重的思想包袱，他也闹情绪。有一次，总参谋长黄克诚大将来五院视察，少将谷景生就拉着黄克诚的衣袖，嚷嚷说：‘总长啊！你给我找个差事吧，干脆让我回连队去当指导员吧！’”
老人们说：“在谷景生被降职、闲置的那段时间，从解放军工程学院（即著名的哈军工）政治部主任岗位上调来的新任政委刘有光还没有到位。就是他来了，一时半会儿也搞不清楚。五院的党政工作就是刘秉彦一个人在那里主持，压力也非常大。但是他表面上很严肃，内心里对待我们这些知识分子一点也不冷酷，仍然是充满温情的，当然，这种饱含人性化的温情，后来在文革中也让他受了不少连累，在监狱里没完没了地写检查，做交代。”
老人们还说：“从1957年到1958年，当时社会上反右之风甚盛，五院也不例外。有人对于一些善意的批评也上纲上线，说成是反党。例如，当时院务部有的同志对伙食有些意见，而且是在党的会议上提出来的。对于这样的意见也被说成反党，这就太过分、太离谱了。但在那种风气下，人们却噤若寒蝉，不敢说话。在这种情况下，刘秉彦也和谷景生一样坚持原则，不为风气所动，尽一切可能不让在五院划右派，从而保护了一大批同志。”
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年代啊！在一个知识分子云集的科研单位，居然能够做到尽量坚持不打右派（只有一名刚毕业的大学生成为右派），仅凭这一条，该单位的领导人就堪称功德无量，足以名垂青史！
时过境迁，如今的人们似乎已经很难感受到刘秉彦、谷景生们对知识分子满怀善意是多么可贵了。但我们可以举个相反的例子：在与国防部五院平级，但名声更为显赫的哈军工（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反右斗争期间公开宣布处理的右派分子共有157人，他们受到开除党籍、团籍、学籍和公职后，又经黑龙江省军事法院开除军籍、剥夺军衔。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被押送地方或北大荒农场监督劳动，20多年中，他们过的是人们难以想象的悲惨生活。特别是，被发配到北大荒去的77人，更是凄苦无比。然而当1980年初他们接到落实政策改正通知后，才发现这受尽苦难的157人中，竟没有一个人是真正符合当年的右派六条标准的。▼⑵
需要指出的是，富有魅力，有口皆碑的哈军工首任院长陈庚大将，1954年之后就因病离开哈尔滨回北京卧床疗养了，直到1961年逝世，实际上反右斗争期间并未在校主持工作，因此，该校反右扩大化的责任并不在陈庚身上。
那么，又该是谁为此负责呢？只能说没有陈庚大将的哈工大，反右斗争中可惜没有出现刘秉彦、谷景生这样的领导！
1960年3月，空军某航校训练部部长姜廷滨被调到国防部五院一分院担任科技部长。
“我是王秉章带到一分院来的，他是空军副司令兼了五院主要负责人。王秉章来了以后，钱学森就改为五院副院长兼一分院副院长；刘秉彦还是五院副院长兼一分院副院长。他们俩每星期都到一分院来，我和这两位院长就常打交道。钱学森管技术，经常来给一分院的人开会上课；刘秉彦管生产，一来了就下车间，当时我陪他去下属的703所比较多。”
2014年12月，在北京南苑东高地中国运载火箭研究院的一幢宿舍楼里，93岁的姜廷滨老人，操一口河南口音不紧不慢地对笔者说。
在姜廷滨眼里，钱学森和刘秉彦，一文一武，工作起来相得益彰。“钱是大科学家，但是虚怀若谷，人很温和，他有时也下现场，解决实际问题时，比较注意吸引采纳他人的意见。刘秉彦这个人比较有才干，文化程度不低，也能写诗填词，文武都行。另外，他作风严谨，处理事情讲究方式方法，从不拖泥带水，生产中一出现问题，他马上就到，点子也多。”
当时，钱学森每个周四上午固定来一分院，召集开会，参加会议的那些专家过去都是各大学的教授，虽然纳入军队管理，穿上军装，人人都授了军衔，很多还授了中校、上校。其中，任新民、梁守磐这些后来大名鼎鼎的老院士，那时都是上校，有的还是大校，但是作风散漫，没有时间观念。通知八点半到会，九点过了，还有不少人夹着书本，慢慢腾腾，哩哩啦啦，走向会场。
军人出身的姜廷滨看不惯，忍不住对主持会议的钱学森说：“钱院长，你看这……不是耽误你的时间吗！” 钱学森笑着摇摇头，对此表示理解，似乎也有些无奈：“呵呵……这些人都是大学里教书的，就这样啊！”
姜廷滨向刚从云南省军区调到一分院任副政委的张钧（后任政委）反映这个问题。张钧也感到有点挠头：“哦——是啊，是啊！这些大知识分子是不大好管呢！”
刘秉彦来了，姜廷滨也和他谈起此事。刘秉彦思考了一会儿，说，我们是军队的科研机关，抓工作作风问题，还得按部队那一套才能有效。对这些高级知识分子，也要以适当的场合及方式，协助钱院长做工作，提高他们遵守纪律的意识。”接着，刘秉彦便向姜廷滨面授机宜：“下回开会，你可以这样做……钱院长那里我会事先和他沟通。”
姜廷滨回忆说：
老人们说，知识分子固然是国家的宝贵财富，他们中也涌现出一批“两弹元勋”。但是如果当时没有从各大军区、各军兵种抽调各方面表现都很拔尖的一批干部来到五院，把各个部队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带进来，再加上有国家的神圣使命，影响了那一代知识分子，就形不成后来的“两弹一星”航天精神，也不可能拥有今天的成就。（未完待续，谢谢阅览）
注释：
▼⑴：参阅耿鼎发《追忆哈军工当年的反右派斗争》。
▼⑵、⑶、参阅白洁《从国防部五院到七机部》一文，刊载于2005年第3期《党史博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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