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接前文，再往下续。
据1979年出版的《梅县县志》记载:
从1912年民国建立到 1949年的 38 年间、梅县的侨务政策是开放的，在国内的侨眷或亲友，可以随时出洋，手续简便、这时居住在东南亚各国华侨中的“水客”应运而生。1940年间，梅县有“水客”451 人。他们归国时，常替华侨携带钱物、书信给家乡亲人；返回侨居地时则引带新客出洋。每年农历正月、五月、九月为大帮，一月、七月、十月为小帮。多时一年上千人，少则也有数百人。1939年2月至1940年1月，梅县领出洋证的便有 1967人。那个时代，丘果宗等客家先辈从梅县松口，坐上通往汕头的船只，再由汕头海港乘木船、灿板、帆船等交通工具，一路颠簸，随风漂流到哪里就到哪里上岸，定居谋生。下南洋，闯世界，他们中有人事业有成，衣锦还乡，也有人一别无归期，葬身鱼腹或客死他乡。讲起过番涯讨饶，挑起锡泥过浮桥，前转过得千转好。一转失脚命会么(无)。这首客家山歌就是梅县华侨出国经历的真实写照。
很不幸的是，丘昌仁的祖父丘果宗前辈，正是出洋一别无归期的失踪者。千山万水，茫茫大洋，是死是活，境遇如何，都没有音信。梅县大坪镇育豪村丘氏祖屋旧貌。丘昌仁的祖父和父母早年都曾在这座老屋里生活过。2010年该祖屋被拆除重建，成为焕然一新的“河南堂”。
第八章 满珍堂妹口述的悲欢往事
梅县区教师进修学校老师丘满珍，是丘昌仁国内叔叔的小女儿。作为与海外堂兄同一个祖父祖母的堂妹，在梅县老家出生长大的丘满珍，对家族长辈在故乡的生活有着更深的了解。
她告诉笔者：
英盛大伯1913年出生，她的父亲丘煊盛生于1917年。祖父早年“过番”时，大伯不满4岁，而父亲还在祖母肚子里尚未出世。可能是开船的日期临近，祖父来不及等到祖母生产便离家出洋，从此再未回来。所以父亲自打出生，直到67岁去世，一辈子没见过祖父。可想而知，丘家祖母黄氏一位妇道人家，当时带着当时年幼的两个孩子，在那穷乡僻壤的山村生活，该是何等的艰难！笔者在梅县那几天，通过和丘满珍老师的交谈，知晓了这个侨眷家庭令人泪目的悲欢往事。
2021年元月，丘昌仁先生的堂妹丘满珍老师陪同本文作者丁见在丘氏老家采访时留影。右边那位小姑娘是满珍正在读大学的女儿雯雯。
她家里保存了一张其祖父丘果宗年轻时的头像照片，应该是早年间请人画的。这或许是他出国前或者下南洋之后的形象，因年代久远，后人已很难考证。
单从照片上看，果宗公天庭饱满，地阁方圆，面部丰润光滑，颇具大家风范。他穿西装打领带，读书人模样，英气俊朗的富贵相，一看就是知书达理的正人君子（下图）。追溯历史，梅县丘氏先辈也确实出过光宗耀祖的大人物或名扬海外的实业家。印尼楠榜有一个历史悠久的华人地缘社团——客属公会，也叫客家恳亲社。恳亲社前身为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创立于鹿勿冻埠的楠榜福寿会。后由谢访梅、谢三伯、徐春麟、张石福等人，在鹿勿冻埠倡组楠榜客属总祠百氏祠，便是今天的楠榜百氏祠。
百氏祠有一件文物，上面就刻写了丘（邱）氏祖先的功名。丘家二哥冠仁先生告诉笔者，百氏祠里有一座很大的铜香炉，香炉上刻着这样一行字：清大学士 邱子安 敬赠。当地丘姓宗亲一般都认为，这位邱子安大学士就是本家的先贤。2019年清明节，楠榜客属恳亲社举办先贤纪念活动，图为妇女理事正在派发敬老红包。
我查了一下资料，大学士系辅助皇帝的高级秘书官。又称内阁大学士、殿阁大学士等，也有协办大学士。在清代，汉人大学士为正二品，非常高的头衔，差不多相当于今天副总理一级的官职。但我没有在清史中查询到邱子安的名字，这又是为什么呢？
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晚清时期，由于国库空虚，朝廷开始实行让富商通过捐资入仕的方式筹饷。也就是说，你有大钱捐给国家，朝廷就授予一个荣誉性的官职给你，以资勉励。比如晚清著名爱国侨商，印尼棉兰的开埠侨领，享有“棉兰王”之誉的梅县松口人张榕轩、张耀轩昆仲，因热心祖国的公益事业和维护侨居地华侨权益，兄弟俩曾分别被当时的清政府先后授予三品官和四品京堂候补的荣誉官衔。哥哥张榕轩还被委为中国政府驻槟榔屿副领事、南洋商务考察钦差大臣、农商部高级顾问等职。我个人猜测，这位给楠榜客家恳亲社捐赠铜香炉的丘氏先祖邱子安先生，也是一位晚清时期在南洋发财，又为祖国做出贡献而获得朝廷嘉奖功名的华侨巨商。当然，究竟是否如此？还请方家指正。这位丘家祖父尽管气宇轩昂、一表人才，但他本人却是命运悲催，非但与富贵无缘，而且英年早逝，给家人留下无尽的哀伤。
如今人们已无法推断，果宗公当年去印尼，是在途中还是在到达之后，究竟遭遇了怎样突如其来的劫难？导致他“出师未捷身先死”！不然断不会抛下国内的妻儿老小，从此人间蒸发，不见踪迹。“那么，老家的祖母和家人后来怎样了呢？”我问满珍。阿公魂断异国，一去不返，阿婆年纪轻轻便守寡在家，含辛茹苦把我大伯和我父亲抚养长大。十多年后，英盛大伯也去了南洋，阿婆就和我父亲相依为命。后来大伯回到家乡成亲，然后和伯母又去了印尼，因为战乱，再加上孩子多，经济负担重，生活很辛苦，六十年代印尼排华又同中国断交，大伯一直也没有办法回来。
我祖母在家乡思念他们，日子难熬，简直把眼泪都要流干，可能四十来岁眼睛就看不见了。我爸有读过书，年轻时候出外参加工作，还当了官，夫妻双双在湖南生活。可是乡下瞎眼的阿婆不能没有人照顾啊！所以父亲在老家又娶了一个老婆，比他小12岁，就是我妈，父亲让她专门在家伺候阿婆。
五六十年代搞政治运动，父亲被打成右派，和大妈一起遣送回原籍。我和哥哥兴仁都是在老家出生的，爸爸48岁和妈妈生了兴仁，我69年出生，是家中最小的满女，所以取名满珍，那年爸爸已经52岁。可是在老家农村，大妈因为心里不痛快，对妈妈和我母女两个也很不友善，经常吵骂。看到我们母女受委屈，忍气吞声，父亲很为难，但是也无奈。
我记得是1976年，毛主席逝世那一年，阿婆终于病倒，不久也去世了。她老人家不知道，我大伯在印尼1972年就去世了，所以他们母子到死都没有见上一面。
直到1979年，我江仁哥陪同伯母第一次回国探亲，才和我父亲一家人团聚。那时候几位印尼堂兄生意已经做起来了，伯母家经济有了一定实力，可是国内大部分地方还很贫困，她和江仁哥就给家族亲友派发红包，摆酒席请乡亲们吃喝叙旧，可惜阿婆没有等到这一天！
八十年代，丘母与儿女们的全家福照片。前排左起：三哥冠仁、大哥国仁、母亲钟福妹、二哥江仁、四弟昌仁、五弟涛仁。
可能是1980年前后，我昌仁哥也回来了，那是他第一次回国，当时还没有结婚，一个年轻的帅小伙，穿着也很时尚。我爸和昌仁哥他们一见面，就嚎啕大哭，说你们没有父亲了，叔叔就如同父亲一样。上次江仁哥和伯母回来也是这样，大家都很激动，流了不少眼泪。
就在那次昌仁哥回老家探亲之后，没过多久，1983年我爸就去世了，那年他67岁。
1980年丘昌仁第一次回国省亲时，与叔叔丘煊盛在梅县的合影。
再后来，昌仁哥与几位堂兄又多次带大伯母回乡探亲，还去祖国各地观光。
1988年二哥江仁与家人陪同母亲登上北京八达岭长城。
他和几位兄弟出资为我们家建了一幢富丽堂皇的新楼，就是那座从祖父和大伯名字里各取一字命名的“果英楼”，直到今天还是村里最气派的住宅（下图，阿辉摄）。
2010年，看到老一辈生活的丘氏祖屋“河南堂”已经破旧不堪，昌仁哥他们又提议，由我大伯和我父亲子女中的长子，也就是祖父果宗公的两房长孙——渺仁（丘昌仁的大哥，原名丘渺仁，读书时被学校老师改为国仁。作者注）和兴仁（丘满珍的哥哥）领衔，发动丘氏后裔齐心合力，在原址重建扩建祖屋，请族人居住，同时也作为丘氏宗祠。
这就是今天被媒体誉为“客家围龙屋二十六个之最”的“河南堂”（下图，阿辉摄），供奉祖先牌位，继承传统，重振家风。
昌仁哥和几位堂兄捎话给老家亲戚，重建祖屋的资金不用担心，大家随意表示心意，高兴就好，其余都包在他们身上。
当然，在农村新建一座祖屋宗祠也不简单，并不是有钱就可以做好，还要协调方方面面的关系。所以我哥兴仁作为在家乡土生土长，又外出打拼事业有成的企业家，在这个过程中就发挥了很大作用，也可说是功不可没。
丘昌仁堂弟丘兴仁，十六岁从大山走出，拼搏创业，先在江西信丰开办了茶油加工厂，后又在印尼堂哥昌仁扶持下，在广州办起了进出口贸易公司。这是他作为江西信丰企业界政协委员，出席当地2023年参政议政的政协大会。
在丘满珍看来，祖父和父辈因为生活在当时的年代，颠沛流离，吃苦受难，但不管境况怎样，都秉承良好的家风，积德行善，尽力而为。所以他们的人生虽然坎坷，却把无形的精神财富传给了下一代，让两房儿孙得到大的福报，个个都很优秀，出人头地，成为栋梁，并乐于助人，将善行义举惠及家族和社会。丘满珍说，堂兄是我们的楷模，我们在家乡的兄妹能有今日，对堂兄，特别是昌仁哥的感激之情无法用语言表达。“兄长如父，我们对昌仁哥真是感恩不尽！”——说到动情之处，满珍已是泪流满面。
近年来政府实施的“亮化工程”已经惠及梅州农村。这是丘氏祖籍地大坪育豪村美丽的夜景。
图为丘满珍2021年5月在其微信朋友圈发布的家乡今昔对比照片，抒发了对政府和海内外亲人的感恩之情。
第九章 丘父出洋与回乡成亲
大坪镇街上有间私塾学馆，父亲丘英盛小时候在此读过一段时间。他天资聪颖，勤奋好学，私塾先生教的那些启蒙文章《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还有《增广贤文》等等，一学就会，背的滚瓜烂熟，几十年后还能随时随地脱口而出。可是身为长子，他深知家境贫寒，祖母拉扯他们两个兄弟实在不易。所以只读了两三年，便辍学回家，帮助妈妈干活，照顾两个弟弟。在汉族女性中，客家女子应当算是相当独特的一类。她们的淳朴、勤劳、贤惠，以及惊人的吃苦耐劳，恐怕只有福建的惠安女可以与之相提并论，而其他任何地方的女性都无法做到。《光绪嘉应州志礼俗卷》中载：“州俗土瘠民贫，山多田少。男子谋生，各抱四方之志，而家事多任之妇人。故客家乡村妇女：耕田、采樵、织麻、缝纫、中馈之事，无不为之。”与传统的汉族女子不同，客家女人不裹胸，不缠足，既能飞针走线，也能耕田造屋。大文豪郭沫若1965年去梅县时曾写下“健妇把犁同铁汉，山歌入夜颂丰收”的诗句。梅县老照片：田头地尾赶时节插秧的客家妇人，摄于1904-1920年间。
据说客家妇女还有一种奇特的洗衣姿势：她们在河边洗衣时，双脚站在水里，正面朝向岸上，而不是像外地妇女那样蹲在岸上洗衣服。这是因为客家人的迁徙传统，让她们养成了随时保持高度警戒的习惯。
早期的客家女人虽然如此吃苦能干，但是在思想上却很传统，感情专一，在婚姻上更是从一而终，即使丈夫出洋过番几十年不回来，或者年纪轻轻便丧偶守寡，她们也很少有人再嫁。梅县老照片：民国时期怀抱婴儿的客家妇女。（网上资料）几百年来，客家女人天不亮就劳作，日头落了还不能歇息，一生都在默默地无私奉献，甚至百年归寿后，墓碑上连个自己的名字都没有。
丘昌仁的祖母，正是这样一位典型的勤劳贤惠，却命运悲惨的客家妇女。1929年，丘昌仁的父亲丘英盛先生刚满16 岁，便决计也要背井离乡下南洋闯荡一番，一方面是为了寻找失踪的祖父，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谋生立业。
祖母舍不得，怕他再遭遇风险，但是父亲告诉祖母：“出洋打拼可以讨生活，还可以寄钱回来养活阿妈和弟弟，不管怎样，也好过在家饿死！”
祖母含着眼泪，给父亲系上一条红布腰带(那时候按照客家人的规矩，男人过番下南洋都要系上红腰带)，母子二人在松口古镇火轮码头洒泪而别。
临行前一天，祖母备好三牲、酒茶和香烛纸钱，在家门口摆设香案，摆上供品，虔诚地敬祀天神，祈求一帆风顺。列祖列宗，英盛明天就要出洋过番，这是十分的好事，请祖宗保佑，一路平安，顺风得利。日后如有发达，定会桌板扛银转回家乡……丘英盛跟着同乡人的“水客”阿叔，登上一艘木炭做燃料的蒸汽小火轮，从梅江入韩江，一路顺水来到汕头。在汕头稍作休整，先由水客帮忙去荷兰领事馆拿到赴印尼的签证，再买一张由福建厦门开来，经由汕头、香港、越南西贡、新加坡，直达巴达维亚(印尼首都雅加法旧称)的荷兰大轮船票，便由此踏上了“七天七夜水茫忙”的去国之路。对于早期下南洋的华侨而言，这条去国之路，演绎着多少生列离别，承载着多少梦想和失落，又凝聚了多少欢乐与泪水!2013年12月，中国播放了一部大型纪录片《下南洋》，其中那首名为《过番》的主题歌，感动了亿万观众。歌词写道:出门，光景十年。衣衫，风波扯破。母亲，苍老已若何？归家，何日归家？想说，述已无言。想念，唯恐想念。生计，看似希望。希望，已蹉跎十年。度春夏秋冬暑寒，盼明日好过今朝。忍苦累辛酸孤零，生死不过轮回煎熬。问家国乡邻故土，我生该当不平？！问关地君师人神，我命该破该立该重头？悲喜、无常。涅磐、祈祷。
事实上，在丘英盛出国的那个年代，像他这样下南洋的年轻小伙子，心里面更多燃烧的是淘金发财的梦想，还有改变命运的渴望。梅县松口火船码头旧址的塑像。一位提着行李箱的客家青年在亲人默默注视下，正走向江边准备登船下南洋。当时，梅县华侨传唱着这样一首颇有励志精神的客家山歌:
我们不知道，丘英盛先生当年是否也会唱这首山歌？想必他在茫茫大海的旅程中，一定也是心潮翻滚，思绪万千。
丘英盛第一次来印尼，首先到了雅加达，那时候印尼尚未独立，还是荷兰殖民统治时代，雅加达叫做巴达维亚，也被华人称为巴城。他一个十几岁的年轻后生，两手空空，一无所有，最初只能通过宗亲祠堂和客家会馆，找到暂时落脚的地方，然后一边打短工，一边寻找父亲的下落。那个时代的印尼客家人，从事职业大多以小商小贩为起点，以薄利多销、便民服务为宗旨，从事华侨社区的商业活动。他们以肩挑叫卖、走街串巷，或在村头搭起“亚答察”，摆卖日用生活必需品，诸如油盐米面、肥皂、火柴、茶叶、京果、小吃等,或开“亚弄店”经营日用百货和生活用品。有的则开客家饮食店，如煮米粉、面，蒸发粄，做年糕(甜粄)、月饼等。小商小贩以小额资本、微薄利润从事商业活动，辛勤劳作，省吃俭用，积蓄钱粮，寄回家乡赡养家庭。丘英盛也是这样，辛勤努力干活，什么工都做。不只是在巴城，也从西到东，去过爪哇岛各个城市，到处流浪，四处打听，希望能够找到自己的父亲。上世纪三十年代雅加达班芝兰唐人街景，画面上那间天良百货商店至今仍在营业。
在这一过程中，生来具备语言天赋的他，很快学会了印尼话和几种方言。可是几年过去，几乎跑遍每个地方的客家公会，却始终没有找到父亲的踪影。在印尼这样漂泊，自然免不了饱经风霜，但毕竟这里是一个物华天宝的国度，长夏无冬，物产极其丰富，很少冻饿之忧。稍微勤劳一点，就能养家糊口，比起一日三餐连稀饭都吃不饱的梅州老家，已经算是洞天福地。这期间，英盛也跨海来到苏门答腊岛南部的城市楠榜，那里有不少来自梅县的丘氏宗亲，还有一个客家恳亲社，早在清朝道光年间就已建立起来，是全印尼资历最老的客家同乡社团。丘英盛在此得到过恳亲社一些侨领大头家的帮助，内心充满了感激。英盛当时没有想到，自己后来就在楠榜安家落户，直至终老。他当然更没有想到，自己过世以后，大儿子丘国仁曾两度担任过这个客家恳亲社的主席。九十年代丘家长子国仁先生和母亲在印尼接待从国内来访的堂叔丘辉盛。
而他的四儿子丘昌仁更担任了印尼客属联谊总会的副总主席，并且成为印尼全国龙狮运动联合总会的主席。1935 年，丘英盛 22 岁，已经到了结婚成家的年龄。他思母心切，也积攒了一些钱财，于是便返回梅州省亲。据县志记载：
梅县是华侨之乡，早年不少男子年少时出洋谋生，为了看管家园，照顾在家的年老父母，解决劳动力等问题，侨居者在侨居地写信回来，委托家乡亲属为其娶个妻子留在家乡，俗称“隔山讨”，又称“娶看家婆”。相亲时，男女双方未见面，用一张相片为定。结婚礼仪亦似“大行嫁”，唯新郎不在场，有的还荒诞地以雄鸡作新郎与新娘一起拜堂。婚后、新娘只挂个虚名，有的至死仍未见过丈夫一面、守一辈子"活寡”。丘英盛阔别故乡六年，如今回到扎田村老家，见到母亲和弟弟，一家人团聚，惊喜欢欣自不用说。
他是回来之后，才由母亲托人说亲的。那时候，客家青年男子“过番”出洋回乡，手里有些积蓄，提亲娶媳妇可谓易如反掌。
扎田村位于梅县边界，村路前面即是平远县，两边都是客家人，生活习俗完全相同。因此村里有不少后生娶了平远的姑娘，也有很多本地女子嫁到平远。
丘英盛娶回来的新娘子就是平远人，名叫钟福妹，年方 17，小英盛五岁，温柔贤惠，质朴勤快。她有几个哥哥也已经去了印尼，所以福妹本人及娘家父母都希望嫁给一个华侨青年，以便将来也到印尼生活。
旧时客家女子出嫁，人称“大行嫁”，女方年龄多在 16-20岁之间，俗称“人家女”，礼仪繁杂且耗费较大。双方媒人谈妥，男方需交聘金(俗称“身价银”)。据当地父老相传，旧时“身价银”按年龄计算，1岁需1石谷(折合 75公斤)价值的聘金，金额要凑九九之数(如 99.90 元)，取“久久长”之意。结婚日期确定，由男方准备办婚礼各种事务，女方置办嫁妆，至亲好友送礼物祝贺。
结婚前一天，男家张灯结彩，贴红对联、布置洞房。并派“福命妇人”给女家送盆仪，还要办9样菜、一头猪和一坛酒给女家做“轿下酒”，并宴请亲友。迎娶之日，男家备鼓乐、花轿、彩旗、宫灯等组成迎亲队前往女家。新娘身穿礼服,头戴罗帕、簪银花，行出嫁礼仪后，由主妇及族中姑姊簇拥登轿启程。花轿到了男家大门口，鸣喜炮迎接。新郎开启轿门，由喜娘扶新娘跨过茅草小火堆，进大门直入洞房,这叫“牵新娘”入门。洞房内设案、铺红绸，燃花烛2枝、烛下陈设石榴花、槟榔、柏树、糖圆、莲子、茶叶。大妻行礼同饮交杯酒，新娘喂新郎吃红喜蛋、然后，出房拜堂之后，双双进人洞房。
民俗博物馆陈列的客家传统婚礼用品。
新婚次日、新婚夫妇到厅堂前向祖父母、父母等辈行拜见礼、受拜者接茶并给“红包”。到第三日，女方之母及娘家弟妹来男家省视女儿。婚后 十日内或一个月、女家发帖请新婚夫妇回娘家、谓之“上门”。至此，大行嫁礼仪才全部完成。英盛夫妇作为八九十年前那一辈客家人，结婚必然是按照上述传统举办。有关他们夫妇在家乡的故事，因年代久远,同辈人大多去世。笔者在采访中所闻不多。只是丘满珍老师带我去村口公路旁边一户人家，见到一位 96 岁的老奶奶，通过满珍翻译，老人家告诉我，昌仁的母亲福妹大嫂嫁过来后，与她成为闺蜜朋友，经常在一起拉呱聊天。丘英盛夫妻在老家住了三个月，就双双出洋，再去印尼。“临行前头一天，福妹大嫂过来和我说话，我们姐妹都哭了，很舍不得离开。”另据丘英盛先生的一位已故堂弟丘辉盛生前在一篇回忆文章里写道:我英盛大哥常说一个人要饮水思源，不要忘记祖宗。当他在世时，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如愿回老家省亲祭祖，对他来说是遗憾，但在那个年代，是难以办到的。后来条件许可，他们才回到老家，大宴乡亲表达心意，还给全村老少都发了红包。英盛大哥和大嫂，还有几位侄儿，对我家的关爱也是体贴入微的。回忆我读小学连年考头名,大哥得知后，有一天牵着我的手、摸着我的头说：小弟辉古，不要骄傲，继续努力，第二天，大哥嫂特地赶大坪圩买回麦板给我吃，又香又甜，多谢哥嫂，大哥的言教和嘉奖、关爱与希望，至今记忆犹新。上世纪九十年代，应大嫂邀请，我们夫妻于1992年9月前往印尼，和阔别五十多年的大嫂一大家人相见，畅叙久别之情，同享天伦之乐，非常愉快地度过美好的 28 天。到达印尼后，江仁侄儿亲自迎接，第二天就带我们去购物游览，受到热情周到的款待。回国时大嫂及诸侄送物、送钱，大嫂亲自送我们到机场，依依不舍含泪惜别。随后嫂侄对我一直关爱有加，他们恩德，我将刻骨铭心，永不忘怀！
1935年冬天，丘英盛携新婚妻子钟福妹，再度踏上前往印尼的旅程。他们将在这个椰风蕉雨的热带国家扎根落户，生儿育女，共同应对未来的日子。故土远山几重深——丘昌仁：真情超越梦想（卷二上）
崇宗敬祖，印尼客家大佬这样执着为什么？丘昌仁：真情超越梦想（下篇）
一位当代印尼客家人的创富之路|丘昌仁：真情超越梦想（修改稿上篇）
图说印尼昔日市井风情
70年前，印尼华校及年轻人恋爱，竟这么有趣和浪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