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载于《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4期，作者为柳斌杰先生。

◉ 出版是人类进行思想文化交流、留存集体记忆的基本方式，是能使意识、观念、语言、构思、设计、表达得以物质化且远距离、隔时空传播的一种创造发明。

◉ 出版家做的是文化事业，出版家是人类历史选择的决定者，是前代文明的传承者，是当代历史的记录者，是人类文明的书写者。

◉ 出版家应有的大情怀如下：

一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大情怀。

二是热爱祖国和中华民族的大情怀。

三是敬畏生命、热爱人生的人文关爱的大情怀。

四是崇尚科学、追求真理的大情怀。

◉ 出版工作者要勤奋学习，扩充知识，当好知识加工的“工程师”；要不忘初心，勇担使命，以文明大视野观察判断出版方向；要刚直不阿，坚持真理，不向邪恶低头，不给谬误放行；要科学务实，严把质量关，确保每一本书都是科学、严谨、真实、可信、有价值的。要从这些具体的出版实践中磨炼自己的政治品格、思想定力，提升知识修养、学术造诣和职业能力，坚守职业操守，做一代有大情怀的出版家。

出版家的大情怀

柳斌杰

出版是人类进行思想文化交流、留存集体记忆的基本方式，是能使意识、观念、语言、构思、设计、表达得以物质化且远距离、隔时空传播的一种创造发明。最早创造图形、文字的文明古国都有不同的出版探索和发现。中国是历史文化悠久的东方文明大国，在记录祖先历史活动方面，走在世界的前列，早在五帝时期，就有“左史记言，右史记事”的传说，所以就有“皇帝问道”的记录、《尧典》和《舜典》之传说。从考古发现甲骨文开始，中国出版就有了实物见证。如果说此前的岩画、洞窟、石刻是出版的史前形态的话，那么甲骨文则具备了出版的基本形态。在造纸术、印刷术发明之前，金石、布帛、贝叶、竹筒、木牍都曾作为出版的载体，供书写传播。不过这些材料稀缺，价格昂贵，非一般人能用，且不易传播。即使这样，我们的祖先还是千方百计地记录历史，保存他们那个时代的文化记忆。从文献可考的历史看，周公是我国出版的始祖，他组织记录了口传的上古历史故事；他组织收集官颂、士雅、民风唱词；他制礼作乐并精编细审颁布《周礼》，使孔子顶礼膜拜并为此奋斗一生。由此足见其在中华文化原典出版上的贡献。孔子曾言：“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周公作为出版家的影响力。因为周公早孔子五百多年，两人并无交集，孔子只是读过周公留下的书而已。再说孔子，为传周公礼仪，编写《春秋》，编订《诗经》，复传《周礼》，留下了历经两千多年的思想文化话题。荀子领导的稷下学宫则大量整理、编辑了从周公到孔、孟、老、庄及整个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经典，包括五经及《老子》《管子》《田子》《蜗子》《捷子》《司马法》等等。这些书的问世保留了先秦文化的原典，为西汉刘向、刘韵父子讲六艺、举诸子、核五经、编《七略》、推《周礼》、扬《左传》、传《毛诗》、列《古文尚书》于学官，创造了文献基础，成就了西汉末年的出版盛景。这些出版活动传承了上古以来的文明成果，记录了夏、商、周的历史，确立了中国文化的主体意识，抵御了外域宗教文化的冲击，形成了我们赖以自信的文化基因。可以说，这一阶段的出版影响其后两千多年中国文化的走向，即使元、清两朝非汉族政权运行近四百年，也未撼动汉代文化根基，反而把其游牧草原文化融入中原的汉文化，这足以说明中原传统文化的生命力和先进性。

中国文化对外传播也是完全靠出版开路。西方文化输出主要靠传教士，而中国文化对外传播则靠“书香之路”。例如张骞、玄奘、鉴真、杜环、郑和等人出使海外都携带了中国的经卷、书画作品，使外国人逐渐了解中国这个东方大国。例如，马克思著作提到的中国例证都是从俄国翻译的中文书中看到的，拿破仑、黑格尔等西方人提到中国，也是从书上知道的。早在1 700多年前，日本奈良的诗人就写出了“唐船满载书，九州唱汉诗”的句子，欧洲人也翻译了《老子》等中国的古典书籍。据近年的学术调查，自古以来，中国的出版物通过西向的丝绸之路传到中亚、南亚、欧洲等地，而东渡日本的汉书又流向了南洋诸岛和北美，留存在海外的汉籍版本大约有15万种之多。我们已经实施了汉籍回归的工程，把国内没有的版本千方百计购置回来、出版传承，见证中国“书香之路”的伟大历史。

出版家做的是文化事业，出版家是人类历史选择的决定者，是前代文明的传承者，是当代历史的记录者，是人类文明的书写者。中国历代出版功劳大都记在帝王的名下，例如宋朝的《太平御览》、明朝的《永乐大典》、清朝的《四库全书》，都是记在赵光义、朱棣、乾隆这些皇帝的名下，但实际上是由总编撰、总审官这些出版者收集、筛选出来的，不过是借助皇权发布而已。即出版家决定了历史事件的取舍和历史人物的评价，因为后世人并不知道前代历史，只能凭书而论。历史存疑和争议都是因不同记载、不同认知、不同评价引起的，后人不在历史现场，如何辨识孰是孰非？所以，出版家基本上就决定了历史的取舍。就像记在先秦经典文本上的故事一样，考古出土的文物证明，一些流传至今的春秋战国的文献是秦汉之后的文人政客伪造的，借前人的名义出版传世文本，表达的是自己的思想观念。当然，纵观人类历史，在东方传统社会和欧洲中世纪各自有“文字狱”、宗教裁判所，实际上掌握出版大权的只能是封建皇帝和主教团，出版家的作用和情怀难以完全体现，流传下来的名字和作品极其有限，统治阶级的删改已经使原著面目全非，并不是历史原来的样子。

真正的出版家是在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出现的。1644年英国思想家约翰·弥尔顿在英国国会上批判国会长老派控制出版、扼杀知识和出版物的罪行，阐述了图书、出版、知识对人类文明进步的重大意义。他的思想代表了新兴资产阶级思想解放的要求，受到了推崇，进而以《论出版自由》为名出版发行，被译为多种文字，享誉全球，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里程碑。

马克思、恩格斯对此也高度重视和认同，在领导无产阶级革命的过程中，也多次强调，没有出版自由就没有工人阶级革命运动，也就没有无产阶级的解放斗争。马克思、恩格斯在出版革命报刊和马克思主义著作上耗费了毕生心血，给我们留下了大量的经典著作，这是对人类的巨大贡献。

由此，我们看到古今中外的出版家都有大情怀，审视历史、记录时代、传承文明、启迪后人是他们思想深处的潜意识，正如张载所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是当代出版家也应该继承和发扬的出版精神。

我在主编“中国出版家”大型人物丛书时，审阅了许多出版家的传记资料，深深感动于他们的大学问、大情怀。例如当代杰出的出版家陈原先生，不仅学贯中西、博古通今，在语言、文字、学术、编辑、出版、翻译、训诂等方面卓有成就，而且对出版家的情怀和价值有独到见解。他说，像张元济这样的出版家，不能只看到他是一个有远见、有抱负、有魅力、有能力、有头脑的出版家，还要看到他以出版为武器，开启民智、传播科学、唤醒民众、救亡图存、复兴中华的良知，以及为国家、民族献身的精神气节。我以为这道出了出版家的内在品格，真正的出版家应该具备这种大情怀。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生存条件和历史使命，一代出版家也有一代出版家的追求和职业责任，当然不可一概而论，但其大情怀是基本相同的，要把既有的文明传承下去，要把当代的历史记录在书，要把科学真理和知识传给后人，要为国家富强、社会进步、民族振兴、人民幸福、青年成长提供精神营养和力量。因此，出版是最能为大多数人服务的职业，也是最能永垂不朽的事业。我认为出版家应有的大情怀如下。

一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大情怀。不管什么选题、什么业态、什么内容的出版物都必须放在全人类文明进步的大视野上去审视、去判断、去选择，始终为人类的文明进步提供智慧、经验和动力，这样的作品和出版物才会成为永恒不灭的经典。

二是热爱祖国和中华民族的大情怀。对中华文化的自信、对祖国的热爱，对民族振兴的向往是历代中国出版家的应有品格。从古代典籍到当代精品力作，无不闪耀着出版家的伟大情怀。当代出版家也要发扬和传承这一情怀，把更多的爱国主义和民族英雄的故事记录下来，传给全世界，诉说中华民族的成长和对人类的贡献。

三是敬畏生命、热爱人生的人文关爱的大情怀。爱是人类生命延续和感情联络的基本纽带，一切文学作品永恒的主题就是四个字：生死、情爱。这也是人类存在的价值和幸福的源泉。作为出版家，必须懂得敬畏生命，理解生命各不相同的历程和命运结局的必然性。不管什么事、什么人、什么环境下的生存状态，都要给予足够的人文关怀，不分高贵和低贱、富裕和贫穷、健康和疾病、老年和孩童，在人性、人格意义上应给予尊重和关怀，书写人格尊贵、生命宝贵、人人都有情和爱的新篇章，为社会和谐、家庭和睦、人人友好的人文环境增添正能量。

四是崇尚科学、追求真理的大情怀。出版家是科学真理的传播者，要真正履行这个神圣的职责，必须先有崇尚科学、追求真理的情怀，不然怎么能识别、选择、推介科学知识和认识真理呢？五四运动时期的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等人，都是以出版为武器，开启民智，发动革命，他们认识了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因而出书、办刊，高举民主、科学的大旗，宣传马列主义和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这就是他们以科学真理改造中国的革命实践，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创造了思想和人才条件。不管什么时候的出版家，要想创造自己的职业价值，必然要坚持科学和真理。没有这样的情怀，就不能成为一个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出版者。急功近利的人是做不好学问和出版的，也不会成为流芳百世的出版家。

出版家的大情怀是修炼出来的，不是天生就有的。出版工作者要勤奋学习，扩充知识，当好知识加工的“工程师”；要不忘初心，勇担使命，以文明大视野观察判断出版方向；要刚直不阿，坚持真理，不向邪恶低头，不给谬误放行；要科学务实，严把质量关，确保每一本书都是科学、严谨、真实、可信、有价值的。要从这些具体的出版实践中磨炼自己的政治品格、思想定力，提升知识修养、学术造诣和职业能力，坚守职业操守，做一代有大情怀的出版家。

柳斌杰，1948年生，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主任委员，原新闻出版总署署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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