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雅诗 黄茜茜 刘步平 | ​我国基本养老保险能否提升老人幸福感？

我国基本养老保险能否提升老人幸福感？

——来自CGSS的证据

作者 | 李雅诗 黄茜茜 刘步平

李雅诗，广州中医药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助教

黄茜茜，广州中医药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硕士

刘步平，广州中医药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硕导

本文原载《深圳社会科学》2021年第1期

[摘要] 预计到“十四五”期末，我国将进入“中度老龄化”社会，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政策已上升为国家战略，完善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是积极应对老龄化的重要政策。认识我国基本养老保险对老人幸福感的影响有利于更好地评价基本养老保险的政策效果，应对老龄化。基于中国社会调查2015年的数据，利用倾向得分匹配模型，研究我国基本养老保险对老人幸福感的影响，实证分析表明，基本养老保险对不同群体老人的幸福感的影响存在差异。基本养老保险对提升中等收入老人的幸福感比较明显，对低收入和高收入老人的影响则不够明显，低收入老人参保水平有限，获得的保障不足是幸福感无法整体改善的重要原因；基本养老保险对农村地区老人幸福感的提升作用更显著，对城市地区老人则不显著；基本养老保险能显著提升女性老人的幸福感，对男性老人则不显著。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统筹层次低、统筹账户资金来源有限导致基本养老保险提供的基础养老金有限，无法很好地发挥保险互助共济、再分配的基本功能，导致低收入群体参保水平有限，参保积极性不高，获得感不强。建议扩大统筹账户统筹层次和资金来源，给予低收入群体更多参保激励。

[关键词] 基本养老保险；养老金；老人；幸福感；倾向得分匹配

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老年群体的身心健康成为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任务之一，而我国老年群体心理健康现状不容乐观。据中国老年人供养体系调查数据显示，城市老人心理健康率为 30.3%，农村老人的心理健康率为 26.8%。2015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的数据显示，60岁以上的5318名被调查的老人中34%的出现抑郁状况，7%的出现重度抑郁，10%的出现中度抑郁。基本养老保险作为一项重要老年社会保障制度能否有效提升老人心理健康率，提升老人生活幸福感是衡量其制度有效性的一项指标。随着养老保险政策不断推进，评估养老保险政策效果的研究正成为热点，一些研究发现养老保险能促进家庭消费，提升老人经济独立性与健康水平，减轻子女养老负担，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但是关于基本养老保险能否有效提升老人幸福感，对不同群体的政策效果方面的实证研究较为不足，相关研究对于理论认知养老保险功能，完善我国养老保险体系，应对老龄化具有重要意义。

01

文献回顾与述评 

对幸福感或主观幸福感的研究己在心理学、社会学、经济学等领域取得了丰硕研究成果，就影响因素而言，学界主要从微观层面的人口学特征和宏观层面的社会经济因素两个维度进行研究。有关养老保险对主观幸福感的研究相对较少，但近几年呈上升趋势，现有研究从养老保险的整体幸福效应、领取与参保的效应、养老保险幸福效应的异质性等方面进行，且主要利用微观数据进行实证研究。

目前的研究对养老保险能否提升整体参保者的幸福感存在分歧，部分学者认为整体上养老保险能改善主观幸福感，但也有部分学者的研究表明养老保险对提升主观幸福感影响并不显著，可能是因为对参保者来说参保和领取养老金所带来的效应不同。学者通过区分参保和领取进行分析，认为领取养老金能显著提升主观幸福感，农村地区参保能提升主观幸福感，而城市地区参保的效应则不显著。

养老保险幸福效应异质性的研究主要基于城乡、收入、性别、健康水平、东中西部等视角，普遍认为养老保险能显著提升女性、中西部地区、身体健康较差老人的幸福感，养老保险对农村地区参保人的提升作用高于城市，城市则不显著，养老保险对高收入者的幸福感影响不显著，但对低收入群体和中等收入群体的影响效果存在分歧，周钦和蒋炜歌（2018）、刘瑜（2015）认为养老保险能提升低收入群体主观幸福感，岳经纶和尤泽锋（2018）则认为养老保险无法提升中低收入阶层的幸福感。

综上所述，第一，对于幸福感影响因素的研究非常丰富，但是有关养老保险与幸福感关系的研究则较少；第二，国内部分学者利用调查数据进行实证研究，但仍没有形成统一的结论，在总体、城乡差异、不同收入水平差异下养老保险的幸福效应存在分歧；第三，实证研究较多采用有序概率模型和基于最小二乘法的回归分析，缺乏方法上的创新，特别是样本选择偏误带来的内生性问题可能导致实证结果的偏差。

本文的研究能丰富对养老保险幸福效应的研究，对养老保险幸福效应异质性的分析能为学界形成理论共识提供借鉴，实证中运用基于反事实的倾向得分匹配法，有效克服了内生性和选择性偏误的问题。

02 

研究设计 

倾向得分匹配法（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简称PSM）基本思想是试图运用模型匹配比较同一人在“拥有基本养老保险”与“没有基本养老保险”两种状态下主观幸福感的差异表现。主要思路是把样本分为处理组（有养老保险）和控制组（没有养老保险），通过logit模型获得倾向得分对样本进行匹配，匹配后的两组样本在个体、社会特征上无显著差异，然后计算匹配后的处理组和控制组的平均处理效应ATT（Average Effect of Treatment on the Treated）。

（一）获得倾向得分

公式（1）所示，Xi是拥有社会养老保险个体自身的特征变量，本文将所有样本分为两大类：一是处理组即拥有社会养老保险记为Ci=1；二是控制组，没有养老保险记为Ci=0。采用logit模型来对二元被解释变量进行回归，依据匹配变量的回归系数计算倾向得分PS值。

（二）匹配

根据PS值（倾向得分）进行匹配，寻找出最能够代表处理组的控制组。通常的匹配方法主要有三种：最近邻匹配方法(Nearest Neighbor Matching)、半径匹配方法(Radius Matching)和核匹配方法(Kernel Matching)。我们主要运用最近邻匹配法进行匹配，其基本思想根据处理组的倾向得分值（PS）找出与处理组倾向得分值（PS）最邻近的控制组。如式（2）所示，Pi和Pj分别是处理组和控制组成员的倾向值，当倾向值之差的绝对值在i和j之间倾向值的所有可能配对中最小时，即找到一个与i匹配的j。

（三）计算平均处理效应ATT

通过倾向得分匹配之后的处理组和控制组理论上在各匹配变量上已经不存在显著差异，主要区别即是否拥有社会基本养老保险，可以通过ATT结果分析养老保险带来的老人幸福感的变化，本文选取如式（3）所示，表示处理组与控制组在输出变量上（衡量幸福感的指标）的平均组间差距，T代表处理组，NT代表处理组的数量，C代表控制组。Yi和Yj为输出变量，就是我们需要用来衡量主观幸福感的指标，与处理组i匹配成功的控制组样本数量用NiC表示，权重   

03

数据选取与倾向得分匹配 

（一）数据来源与核心指标选取

实证分析采用201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调查覆盖全国28个省、市、自治区的478个村或居委会，共完成有效问卷10,968份。本文选取60岁以上样本，主要为领取养老保险金的老人，剔除缺失值后共4242条观测值。是否拥有养老保险根据CGSS问卷中问题“您目前是否参加了城市/农村基本养老保险保障项目？”的情况整理得出，其中3405人拥有并正在领取养老保险，837人无养老保险，本文的研究没有区分城镇职工、城乡居民、新农保等现行养老保险制度，而是把基本养老保险视作整体进行分析，计算ATT效应，需要选取衡量幸福感的核心指标作为输出变量，选取CGSS中的关于主观幸福感问卷调查数据，主观幸福感（“总的来说，您觉得您的生活是否幸福？”回答数字“1~5”表示幸福感逐渐增强）与四周主观抑郁感（“在过去的四周中，您感到心情抑郁或沮丧的频繁程度？”回答数字1~5表示抑郁感逐渐降低），描述性统计如表1所示，有基本养老保险的老人主观幸福感均值3.93，大于没有养老保险群体的3.766；有基本养老保险的老人四周主观抑郁感3.775，大于没有社会养老保险群体3.583，描述性统计表明有社会养老保险的老人主观幸福感更强。

及抑郁感的描述性统计

（二）倾向得分匹配

为了匹配出与处理组各方面条件相似的控制组，需要合理的选取控制变量，参考老人幸福感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本文选取表2所示控制变量。

表2 控制变量描述性统计

根据控制变量通过logit回归计算出样本的PS值，然后通过最邻近匹配法对处理组与控制组进行匹配，匹配后倾向得分的概率密度分布如图1所示，可以观察到匹配情况较好，进一步对匹配后的结果进行平衡性检验，如表3所示，匹配后处理组与控制组各变量标准偏差绝对值控制在10%内，除了是否居住在城市外，其他变量均无法通过T检验，可以认为匹配后数据的平衡性表现良好。

图1 匹配后处理组与控制组倾向得分概率密度分布图

表3 平衡性检验

04 

结果分析 

（一）养老保险主观福利效应的ATT结果

为了增强分析的稳健性，本文在最邻近匹配的基础上增加了半径匹配与核匹配三种匹配方法进行分析，得出的结果较为一致。表4报告了全样本ATT结果，匹配前拥有养老保险的老人（处理组）主观幸福感显著高于没有养老保险的老人，四周主观抑郁感也显著低于没有养老保险的老人，但是匹配后则不显著（T检验显示不具统计差异性），说明在收入、健康状况、教育水平等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基本养老保险对提升老人幸福感有正效用，对中等收入者有显著正效用，对低收入者和高收入者的效用不够明显。

表4 养老保险主观福利效应的ATT结果：全样本

（二）养老保险主观福利效应的异质性分析

多数研究认为社会养老保险主观福利效应存在异质性，本文从城乡差异、收入水平和性别差异3个角度分析领取养老保险主观福利效应的异质性。表5所示为城乡差异下的ATT结果，匹配后控制变量相似的人群中，城市有无社会养老保险对主观幸福感影响不显著；农村地区组间差在10%的水平上具有统计显著性，养老保险能提升农村老人的主观幸福感，但效果并不强（主观幸福感的组间差0.0949并不大，四周主观抑郁感组间差不具统计显著性）。这与杨秀丽和谢文娜（2018）、刘瑜（2015）的结果一致，可能是因为城乡收入差距所致。

表5 养老保险主观福利效应的ATT结果：城乡差异

表6所示为不同收入水平下养老保险主观福利效应的ATT结果，为了便于分析，我们定义样本中收入在25%分位数以下的群体为低收入组，75%分位数以上的为高收入组，其他为中等收入组。结果显示处理组与控制组的主观幸福感与四周抑郁感在低收入组和高收入组中均不存在显著统计差异，表明有无社会养老保险对低收入组和高收入组的主观幸福感影响不显著；但中等收入组的主观幸福感在有无养老保险群体间存在较显著的统计差异，领取养老保险金能提升中等收入组的主观幸福感。

这与之前的研究结果不同，刘瑜（2015）、周钦等（2018）、何泱泱和周钦（2016）等人的实证研究表明养老保险对低收入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大于高收入群体，领取养老金能改善低收入群体心理健康的状况。养老保险无法改善高收入群体幸福感可以通过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解释，经济上的改善带来的物质上的满足应该能提升居民的生活满意感，而物质上得到满足后会追求更高层次的需求，所以对于高收入群体来说，养老金无法显著提升幸福感。对养老保险无法提升低收入群体幸福感的可能解释是养老保险金所提供的经济支持有限。新农保试点的基本原则之一是“保基本”，养老金待遇较低，基础养老金仅55元/月（2018年为88元/月），并不能满足老人的基本生活需要。较低的养老金保障水平以及较低增幅的子女代际支持力度，相对于持续上涨的物价和生活开支而言，老人参保后反而可能觉得福利状况有所下降。

表6 养老保险主观福利效应的ATT结果：收入差异

表7所示，有无社会养老保险对男性老人的主观幸福感影响不显著，但能较大提升女性老人的主观幸福感。这与周钦、蒋炜歌、郭昕（2018）的结论一致，可能是我国女性老人的整体收入水平低于男性，女性对养老保险的依赖程度大于男性，因此养老保险对女性老人主观幸福感的提升作用更大。

表7 养老保险主观福利效应的ATT结果：性别差异

05 

结论与建议

本文利用倾向得分匹配法，基于2015年CGSS数据，实证分析我国现行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对老人幸福感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领取养老保险金对提升老人幸福感有正效用，对中等收入老人有显著正效用，对低收入老人和高收入老人的效用不够明显，较低的养老金保障水平、较低增幅的子女代际支持力度、持续上涨的物价和生活开支可能导致领取养老保险金无法显著提升低收入群体的幸福感；第二，领取养老保险金能提升农村老人幸福感，对城市老人的提升作用不显著，与前人的研究结论一致；第三，领取养老保险能提升女性老人幸福感，对男性老人则不显著，这与女性老人整体经济状况低于男性，更加依赖养老保险金有关。

本文的核心结论是基本养老保险对不同群体老人幸福感的提升存在差异，主要因为对改善低收入领取者的幸福感作用还不够明显。这可能与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较低的保障程度和统筹基金统筹水平较低有关，2017年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仅为每人每月70元，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的月人均给付额仅有126.73元。现行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实行统筹账户（基础养老金）与个人账户（个人账户养老金）分离，统筹账户来源主要为国家财政，个人缴费、地方人民政府对参保人的缴费补贴、集体补助及其他对参保人的缴费资助全部记入个人账户，统筹账户力度低（2018年人均88元/月）导致再分配效应过低，无法很好的惠及低收入群体。基本养老保险是以保险方式为社会成员提供老年收入保障的风险保障项目，互助共济是其本质特征，共建共享是其基本理念。建议一方面提升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统筹账户的筹资水平，增强养老保险再分配效应；另一方面可增强个人参保意愿，白重恩（2019）的建议“在个人账户中，政府可以用财政的能力(如国有资产)对低收入参保者的缴费进行补充” 是一个比较有效的制度安排，为了保证制度的可持续性和有效性，可以适当通过各级财政支出增加低收入群体个人账户的补贴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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