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淑品 于树杰 徐朝哲 | 第二国际理论家劳动价值论的论争及当代价值

第二国际理论家劳动价值论的
论争及当代价值

作者 | 贾淑品 于树杰 徐朝哲

贾淑品，上海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导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教研室主任

于树杰、徐朝哲，上海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

本文原载《深圳社会科学》2021年第2期

[摘要] 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创立剩余价值理论的基础，在其整个理论体系中占有至关重要的地位。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是理解政治经济学的关键，其中“劳动二重性”学说被看成《资本论》三个新要素之一。但是伯恩施坦却把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说成“思维的公式或科学的假设”，把其当成一种主观的想象。第二国际理论家意识到伯恩施坦这种思想的危险性，对伯恩施坦“劳动价值论”是“一种主观的抽象”的错误言论进行了批判。卢森堡认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是一种客观意义上的存在，是现实到可以拿来剪裁、捶打、秤量和模压的。伯恩施坦对于劳动价值论的误解在于他故意曲解马克思唯物主义历史观、攻击辩证法，是一种唯心主义历史观。考茨基认为，马克思正是通过对当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一现实的深入研究，以唯物史观为方法论基础，从而提出科学的劳动价值理论，成为“理解当代生产方式的钥匙”，最终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的本质。研究第二国际理论家关于劳动价值论的论争，有助于我们深化对劳动价值论的认识，正确说明当前我国在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出现的部分雇佣和异化现象，科学回答人工智能背景下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地位，进而正确理解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地位与作用，进一步深入贯彻习近平劳动教育观，培养新时代的社会主义劳动者。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见》，要求新时代构建大中小学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的教育体系。劳动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是创造幸福的源泉，人的本质就是通过劳动表现出来的。如果要全面地理解劳动的价值与意义，还需要认真研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关于劳动价值论的论争，树立正确的马克思主义劳动观。

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之父威廉·配第（William Petty）最早提出了“土地是财富之母，劳动是财富之父”；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把劳动看作财富的源泉；马克思不但提出了“劳动创造了人”著名的论断，给予劳动和劳动者应有的尊重，而且还把劳动分为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从而使劳动创造价值的观点进一步深入发展。

劳动作为维持人类生存与生活的基本活动，不仅创造了人，使人区别于动物，而且，它关系到社会的发展。任何一个人不用说一年，就是几个星期，如果不进行生产，就要灭亡，这个生产，就是指生产劳动。马克思劳动创造价值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劳动观非常重要的内容，而劳动教育的本质就是培养社会主义公民要树立正确的劳动观。

一、马克思的劳动价值学说难道只是
“思维的公式或科学的假设”吗？

作为理解政治经济学的关键部分，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突出贡献在于通过研究确立了什么样的劳动形成价值、为什么形成价值以及具体是如何形成价值的，最终揭示了剩余价值的真正来源，为剩余价值理论产生、确立，奠定了基础。剩余价值理论是马克思的“两大发现”之一。那么，如果探究剩余价值理论是如何发现的，马克思是如何发现了资本家剥削工人的秘密，从而使工人们明白不是资本家养活了他们，而是他们养活了资本家，这必然要研究马克思的劳动二重性理论。但这个观点，却引起了修正主义者伯恩施坦的痛恨。伯恩施坦根本不承认马克思的这一核心理论，他简单粗陋地指出，马克思的价值理论是“一个纯抽象概念”，而劳动价值学说“只有作为一个纯思辨的公式或一种科学假说才能要求被接受”。按照伯恩施坦的说法，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就成了脱离现实的只存在于人的头脑中的一种科学假说，那么，马克思由此建立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将土崩瓦解。然而，伯恩施坦的这一论断毫无科学性，因为他只是对政治经济学原理浅尝辄止，对马克思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批判继承关系更是知之甚少，更不可能在马克思理论基础上进一步发展研究了。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先于马克思发现了商品的两因素，不止于此，他还对于劳动与价值的关系进行了说明，明确表示劳动是创造价值的，这对于批判早期资本家的不劳而获起着重要的作用。然而，他也有自身的历史局限性，就是没有对劳动的二重性进行明确的划分。马克思对劳动价值论作出了突破性的贡献。但伯恩施坦却把马克思的劳动价值学说和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边际效用学说相提并论，混为一谈，认为二者并无二致。伯恩施坦指出，不具备现实可操作性是马克思对商品及其价值的研究的致命缺陷，由此，其劳动价值论必然缺乏“现实中”能够“衡量每个时期的总需求的尺度”，因此，其劳动价值学说只能是一种空想。另外，伯恩施坦还把柏姆—巴维克和杰文斯（Jevons）的“边际效用论”与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混为一谈。肖（Shaw）和韦伯（Webb）作为费边学派的代表人物，伯恩施坦继承了费边学派关于杰文斯边际学说——把价值与效用的等同作为其核心思想的理论，伯恩施坦在《劳动价值还是使用价值》一文中提出了“经济价值”的概念和“经济价值具有二重性”的特征。那么经济价值的二重性是具体由效用的因素（使用价值，需要）和制造费用的因素（劳动价值）组成，然而伯恩施坦并没有明确地界定对经济价值这一概念的内涵与外延，由此可以看出，他自身对经济价值的认识也是模糊不清的。他说：“一件无需花费劳动就能得到的东西，无论它的效用有多大，它的经济价值也等于零；只要一件东西不能满足人的任何一种需要要求，投入这件东西的一切劳动便不能赋予它丝毫价值。”从前半句看，“一件无需花费劳动就能得到的东西，无论它的效用有多大，它的经济价值也等于零”，这点认识是正确的，比如自然界的阳光、空气，虽然有效用（使用价值），但由于没有投入劳动，是自然界恩施给我们人类的，因而是没有价值的。这也说明了伯恩施坦所认为的经济价值实际上就是马克思所讲的“价值”。后半句话说“只要一件东西不能满足人的任何一种需要要求，投入这件东西的一切劳动便不能赋予它丝毫价值”。这里的“劳动价值”实际上也是马克思所说的商品的价值。由此可见，伯恩施坦所讲的经济价值其实就是马克思所讲的商品的价值。然而，按照之前提到的伯恩施坦对“经济价值二重性”的界定，他所指的商品的经济价值实际上是使用价值和劳动价值的统一体。所以，伯恩施坦关于商品的理解与马克思关于商品概念的理解是不等同的，马克思商品是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统一体。总之，马克思劳动价值和边际效用的经济价值并不等同。

伯恩施坦对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的内容并不认可，认为马克思的整个价值理论是不科学的。在伯恩施坦眼中，“劳动价值”被视为“不过是同有灵魂的原子一样的思想映像”，客观存在的劳动价值被解释为主观意义上的存在。而且，他认为，把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作为开启剩余价值理论的钥匙，是愚蠢的。因为“从某一点开始这一钥匙就失灵了，因此它成了对马克思的几乎每一个学生都是致命的东西。”奥地利边际主义者柏姆-巴维克的《卡尔·马克思及其封闭体系》是当时批评马克思的最有影响力的代表作，伯恩施坦正是从这部著作中继承了柏姆-巴维克关于价值的思想。在柏姆-巴维克看来，马克思所认为的价值是抽象化的各种使用价值之间的一种数量关系，它是主观抽象出来的一个逻辑概念。伯恩施坦对柏姆-巴维克在此书中的观点表示赞同。他认为，能够对商品价值起决定作用的不是马克思提到的劳动，“而是需要，是效用。这种性质在实际生活中决定商品的价值量”。伯恩施坦肯定“需要”“效用”决定商品的价值，其实就是对马克思关于使用价值是价值的前提和基础这一观点的认可，这具有一定的科学性，然而他却不承认劳动在创造价值中的作用，因此他的理解又是片面的。另外，他还否定了马克思从商品的价值入手对社会产品的总价值进行研究的理论。伯恩施坦是一个典型的折衷主义者，他没有科学区分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和柏姆-巴维克的边际效用论之间的异同，而是把二者同等看待，这种做法实在是荒谬至极。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科学地揭示了劳动与商品价值的关系，马克思认为，商品虽然千差万别，但是，不管什么样的商品都要付出劳动，而劳动都凝结着劳动者的心血和汗水，这是没有差别的。马克思把这种抽象掉劳动形式的劳动叫做抽象劳动。他认为抽象劳动生产商品的价值，而具体劳动则形成商品的使用价值，这就是马克思的劳动二重性理论。在研究这种理论过程中，马克思采用了科学的抽象法，从个别、偶然的现象出发，概括出事物普遍的、本质的、必然的联系，进而揭示出事物特有的规律性。“抽象演绎法”与马克思科学抽象法是有区别的，这是奥地利边际主义学派采用的研究方法，这种方法主观上把孤立的个人抽出来对价值理论展开研究，错误地认为决定商品价值的是人的欲望。这种主观唯心主义的价值论实质上歪曲地反映了生产商品的客观过程，未能正确揭示商品生产者之间的关系。但伯恩施坦却把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与奥地利边际主义学派的价值论等同起来，实际上模糊了这两种不同的抽象研究方法，因此他得出的理论并不能让人信服。伯恩斯坦是通过否定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来掩盖资本主义生产中无产阶级的劳动对于商品价值形成所做的贡献，进而否定资本家与工人的对立；伯恩斯坦否定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是因为他没有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坚持唯物主义，而是坚持唯心史观，同时采用错误的方法。他否定劳动价值论是服从于修正马克思主义需要的。

二、卢森堡对伯恩施坦否定
“劳动价值论”的反驳

罗莎·卢森堡（后简称卢森堡）是第二国际杰出的左派代表人物，一个才华横溢的“革命之鹰”，她在反对伯恩施坦主义的时候，一直站在最前列。卢森堡看到伯恩施坦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诋毁，她没有选择沉默，而是运用她的专业知识，全面分析了伯恩施坦关于劳动价值论的种种观点，通过对马克思关于劳动价值论的阐释，对伯恩施坦的错误理论作出反驳。

罗莎·卢森堡，马克思主义思想家、理论家、革命家

卢森堡认为伯恩施坦根本不懂得政治经济学原理，从他的一些理论观点可以看出其逻辑的混乱性。伯恩施坦认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是一种主观的抽象，针对伯恩施坦的否定，卢森堡质疑道：“如果劳动价值是一种抽象，一种‘思想映象’”，那么，“每个服了兵役、纳了税的正直公民，”也就是每一个正常的人，都“有权把任何无稽之谈制造成这样一个‘思想映象’，也就是制造成价值规律。”，而实际上，价值规律是客观的，不是制造出来的。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中的“抽象”并不是伯恩施坦所认为的主观思维的抽象，而是一种客观意义上的存在。在伯恩施坦看来，社会主义其实是马克思抽象出来的价值“原则”，并不是社会历史发展的特定阶段，很显然，这是一种唯心主义的历史观。卢森堡认为，掌握基本的政治经济学原理是发现资本主义经济本质的前提。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只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历史阶段而已，我们要透过这个固定的阶段看到未来的社会主义，因而“马克思的抽象不是一种发明，而是一种发现，它不存在于马克思的头脑中，而存在于商品经济中。它不是想象的东西，而是一种现实的社会存在，现实到可以拿来剪裁、捶打、秤量和模压。”柏姆-巴维克、杰文斯是资产阶级经济学中心理学派的代表人物，只有他们才会把商品的价值作为“思维映像”的产物来看待，伯恩施坦对此也深信不疑。实际上，伯恩施坦根本不懂马克思的劳动价值学说。马克思的价值规律是贯穿整个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其中关于商品及其商品本质的认识更是我们了解资本主义经济各类关系的基石。伯恩施坦如果想要推翻马克思的经济体系，他只有否定马克思的价值理论，进而否定剩余价值学说，那么，资本主义将不会“崩溃”，而他恰恰也是这么做的。如果按照伯恩施坦的理论，那么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将是随意的、毫无规律可循。他又指出，社会主义的基础不该从经济上考量，而应从公平的基础去考虑，这样才是道德的、正义的。很显然，伯恩施坦的看法属于历史唯心主义。在《社会改良与社会革命》这部著作的篇首，卢森堡就开门见山地对伯恩施坦的做法进行了批判，并指出“如果说，理论是外在世界印在人类头脑中的反射，那么，对于伯恩施坦的最新理论无论如何得加上一句——往往是颠倒了的反射。”卢森堡指出，伯恩施坦把马克思的社会劳动和门格尔的抽象效用混作一谈，是因为伯恩施坦根本没能辨别出马克思的抽象是存在于商品中的客观存在，这种抽象并不是凭空的想象，而是马克思运用科学的抽象法才发现了本就隐藏在商品中的价值规律而已。这是一种现实到可以拿来剪裁、锤打、秤量和模压的社会存在。相反，资产阶级经济学从一开始的重农学派到最后的古典学派，他们的抽象效用才是纯粹的抽象。

卢森堡指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是建立在他的唯物史观基础上的，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又因为劳动价值论的发现而奠定了坚实的理论之基，因而这三者是完全一致的。然而，伯恩施坦却站在历史唯心主义的立场上，对马克思科学的劳动价值理论作出不切实际的论断，而且他本身也不具备基本的古典政治经济学知识，这样的定性不免让人产生怀疑。伯恩施坦对马克思的劳动价值学说进行诘难、质疑、批判，否定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进而否定科学社会主义，实质上是其唯心主义哲学发展的必然结果。

三、考茨基对伯恩施坦关于劳动
价值论评说的批评

卡尔·考茨基（后简称考茨基）在国际共运史上他的理论倾向和政治态度是变化的，这主要表现在他早期对伯恩施坦的错误思想保持沉默、后来迫于压力反对伯恩施坦，到最后又与伯恩施坦妥协，成为一丘之貉。不过，考茨基在对待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上一点也没有含糊其辞。他立场坚定地反对伯恩施坦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污蔑。其中《伯恩施坦和社会民主党的纲领反批评》、《土地问题》、《论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的批评》(《反对伯恩施坦》）等不少著作是考茨基为批判伯恩施坦的种种错误观点而写就的。在这些著作中，对于伯恩施坦把马克思的劳动价值学说当作“纯粹思维的产物”、把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同资产阶级的边际效用学派的价值论混为一谈的错误观点，考茨基以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的立场，对此予以激烈反驳，批判了伯恩施坦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及险恶用心，以实际行动维护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思想不可动摇的地位。

考茨基认为，伯恩施坦从根本上动摇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根基是从他否定马克思劳动价值学说开始的，这反映出他对马克思唯物史观和辩证法的集中诋毁。考茨基指出，伯恩施坦诋毁唯物史观，以一名折衷主义者的姿态对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进行修正，实际上他的这种观点如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并不可取。考茨基认为，市场上商品价格的高低受供求关系的影响，但商品的价格总在一定范围内波动，这种波动呈现出一定的规律性。价格围绕价值上下波动，并以交换价值的形式表现出来，这种波动正是由商品的价值决定的。所以，价值是真实的存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马克思和边际主义者都尝试以“纯粹思维”“力求发现这种貌似神秘的事实，同经济生活中人们共知的事实之间存在着何种关系，从而阐明这种事实”，这种“纯粹思维”只是“价值的理论”，并不是“价值的事实”。所以，价值的“纯粹思维”与论证者的“一定的目的”有关，而这一切又必然要求对应的方法论基础。

考茨基认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在其经济学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正如他所说，“价值论所应有的目的是什么呢？这个目的不是别的，就是提供理解当代生产方式的钥匙”。所以，价值理论思维应该以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生产方式这一现实为基本前提，由此形成的劳动价值论才具有科学性。马克思正是通过对当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一现实的深入研究，以唯物史观为方法论基础，从而提出科学的劳动价值理论，成为“理解当代生产方式的钥匙”，最终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的本质。从伯恩施坦对马克思唯物史观的诋毁可以看出，他并未搞清楚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方法论基础和“一定的目的”，因此，他只能通过否定马克思的价值论来达到他的目的。

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是以辩证法为基本法则的，然而，伯恩施坦却背离了这一基本法则，将其看作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陷阱”，所以，他不可能真正地理解马克思的辩证法思想。考茨基在《伯恩施坦和社会民主党纲领》中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运用唯物史观，完成了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论述，考茨基认为，“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中，决定性的是方法，而不是结论”，伯恩施坦不仅曲解唯物史观，而且还攻击辩证法，这就是伯恩施坦对马克思主义“方法”的诋毁。这一点，连曾经和他非常亲密的盟友考茨基都无法认同他，考茨基指出：“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最好的劳动工具’和‘最锐利的武器’（恩格斯语）”，但伯恩施坦却丢掉了辩证法，不仅如此，他还把辩证法当成马克思学说中的“叛卖性因素”，是阻碍人们正确思维的“陷阱”、“泥潭”等。伯恩施坦竭力否定辩证法，因为，他未能理解辩证法的实质与精髓，因而他在研究问题时候，自然不能运用联系的、发展的观点看问题，只能看到问题的现象，却难以触透问题的本质。这最终导致伯恩施坦以折衷主义者的立场对马克思的价值论进行修正，并逐渐抛弃了马克思的正确思想。

正如考茨基所指出的，伯恩施坦并没有直接宣告马克思价值论的破产，他只是表示马克思的价值论尚未完成，还需要继续发展。但是他并没有打算按照它的创始人的精神去发展它，他并不清楚具体应该怎么办。他想到的就是用一些敌对的观点来弥补它的缺陷，而这些观点并不是真的存在，而是为了克服所谓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的缺陷而被构思出来的，而构思出来的理论是无法与这个理论有机地结合的。伯恩施坦虽然积极地进行批判，但是，这正如他作为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批判者一样，同样作为价值论的批判者，他也没有提出什么积极建议，他们超越马克思的所谓‘进步’表现在哪里呢？可能就是以折衷主义替代观念的一致性。伯恩施坦甚至把马克思的理论作为终极学说，正如伯恩施坦所言，“马克思的理论还不完备，留下许多问题‘根本没有充分阐明’”。考茨基对此评价非常反感，他认为伯恩施坦对马克思的理论作出的评价非常荒谬。马克思的理论并不是静止不变的，正如任何科学理论一般，它也需要通过新的现实和新的研究方法来不断予以完善。如果伯恩施坦能够真正地发展马克思主义，运用新的研究方法不断完善马克思的理论，对新产生的社会历史问题不但能够观察到所发生的新变化，而且还能做出科学的解释，那么，大家都会感谢他。然而，恰恰相反，他却站在折衷主义的立场，对马克思的理论作出歪曲的解释，不断攻击马克思的学生，最终完全抛弃了马克思理论，并与马克思主义分道扬镳而走向马克思主义的对立面。考茨基指出，伯恩施坦未能坚守一个科学理论工作者该有的严谨的科学态度，把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和柏姆—巴维克的反科学的“边际效用”论作了机械式的随意的拼接，这荒唐得让人难以置信。

在他看来，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与戈森-杰文斯-柏姆学派的边际效用论是一样的，两者都采用“抽象法”对价值进行研究。马克思抽象掉了商品效用的特性，柏姆-巴维克同样抽象掉了商品由劳动创造的这一属性。考茨基认为，伯恩施坦对这两个本质上毫无关系的理论不加区分，还认为这两种理论都有各自的合理性，至于有何种合理性，他也未能做出详细的说明，这本身就是非常荒唐的。他应该把重点放在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研究上，围绕商品的价值和职能作出科学的解释，而不应该把争论的焦点集中在去讨论抽象掉商品的哪一种属性这种无聊的问题中。马克思的理论并不代表科学的最终结果，它还存在很多不足的地方需要新的现实和方法予以补充完善。但是伯恩施坦的价值理论却连最基本的价值问题都没有说清楚。他甚至把布赫的劳动“边际强度”这一概念搬了出来，但是对于布赫的观点却并未做出清晰的解释，而且自己也没有提出具有说服力的有价值的观点。布赫也错误地认为工人的工资决定商品的价值，而商品的价值又决定工人的工资，由此他的观点也漏洞百出。伯恩施坦意识到自己犯了折衷主义的失误，于是为自己辩解道，折衷主义是“清醒的理智对任何教条所固有的束缚思想的意图的叛逆”。考茨基据此予以激烈的反驳，他说，伯恩施坦所信奉的折衷主义从来都不属于对一切固有的束缚思想的意图的叛逆，在人类思想史的长河中，敢于冲破固有思想藩篱的伟大叛逆者都力求追求观点的统一性和一致性。折衷主义者根本缺乏必要的勇气，只会徘徊在科学的边缘踟蹰不前。如果我赞同马克思的理论，同时又不反对柏姆－巴维克的学说，那根本没有资格说自己叛逆！

总之，伯恩施坦一再否认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是为他否认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做铺垫的，因为他知道剩余价值理论是资本主义经济社会的支点，他知道剩余价值在资本家心目中的份量。既然劳动价值论是一种假设，是一种主观的抽象，那么剩余价值理论更不存在了。伯恩施坦强烈反对把剩余价值率当作剥削率，并且认为恰恰是在剩余价值率高的地方遇到最好的工人（劳动贵族）而在剩余价值率低的地方遇到最可耻的被剥削的工人。所以，他得出结论，仅仅根据工人不能获得全部劳动成果就认为存在剥削，是不能为共产主义论证的。伯恩施坦否认资本主义灭亡的必然性，否认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是为资本主义适应论寻找理论根据。既然劳动价值论不存在，那么，马克思所揭示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异化现象也是不存在的，这样在伯恩施坦看来，资本家养活工人的论据就成立了，资本主义就没有灭亡的必然性了，当然，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的“两个不可避免”就是一种“错误的估计”了。不过，我们通过卢森堡和考茨基对伯恩施坦劳动价值论的批判，知道了伯恩施坦方法论上所存在的错误以及他试图维护资本主义私有制的错误。

四、关于第二国际理论家劳动
价值论论争的当代价值

伯恩施坦对劳动价值论的否定有着他的政治目的，就是为了否定资本家对劳动者的剥削，否定异化劳动的存在，而卢森堡与考茨基不约而同地从不同方面对伯恩施坦否定劳动价值论进行了批判。他们关于劳动价值论的论争使我们进一步明白了劳动在创造价值中的重要作用，说明了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家为了剥削工人强迫工人劳动，劳动被异化的事实。马克思指出：“劳动为富人生产了奇迹般的东西，但是为工人生产了赤贫。劳动生产了宫殿，但是给工人生产了棚舍。劳动生产了美，但是使工人变成畸形。”“劳动具有二重性，一方面它积极地确证人类的本质，另一方面它又折磨和奴役人们，使劳动和劳动产品相分离。人类社会的发展本质上就是在劳动二重性的矛盾运动中得以进步的。”资本主义社会，因为是以资本逻辑为主导的社会，因而，把劳动的消极地折磨和奴役性发挥到极致。伯恩施坦一再否定劳动价值论，是因为马克思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家剥削工人劳动的事实，揭示了劳动的剥削性和奴役性。在资本主义社会劳动者“不是作为人，而是作为工人才得以存在”，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因为资本家信奉资本逻辑，因而造成了劳动与幸福的分离，劳动与幸福仿佛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因为劳动者是在资本家强迫下劳动，并不是心甘情愿地劳动，劳动者生产的产品越多，资本家赚取的利润越大，工人反而疏离幸福，陷入贫困，生活痛苦。伯恩施坦否定劳动价值论，实际上是为美化资本主义制度的合理性提供借口，为资本主义剥削和压迫辩护。

伯恩施坦、卢森堡与考茨基关于劳动价值论的论争实际上可以为我们新时代依然应该坚持劳动价值论提供理论借鉴和思考：一是劳动创造价值，劳动为新时代创造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可以增强我们对美好生活的获得感。二是通过他们的论争，我们应该尽量避免劳动所带来的折磨和奴役性的消极作用，使劳动和幸福紧密融合。这样我们就要正面回答当代中国，劳动价值论面临的来自实践的诸多挑战。

第一，在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条件下，我国还存在大量非公经济，这就意味着存在雇佣劳动，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如何看待劳动价值论？我们要充分认识到当下雇佣劳动在我国现阶段的存在具有一定的必然性和合理性，它仍然对我国的生产力发展起促进作用，同时更是有利于提高劳动者的生活水平和提高劳动者的素质。在我国现阶段，雇佣劳动与市场经济必将在我国存在较长一段时间。虽然存在雇佣劳动，我国还存在大量非公经济，但是我们已经消除了资本主义生产的经济基础，生产资料的全民所有制形式决定了社会主义生产的性质，这种条件下的大部分劳动不是资本主义社会性质下资本逻辑主导下的剥削性质的劳动，而是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生产和劳动。我们奉行的是人民至上，人民利益高于一切，这与资本主义社会奉行的资本逻辑是完全不同的。

第二，在科学技术迅速发展，人工智能在生产中日益取代人的劳动的今天，一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因此质疑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科学性，认为机器也可以创造价值。但是，我们要意识到，科学技术的发展，使人工智能成为信息时代科学技术创新的结果。而人工智能只不过是属于新兴信息技术，是生产力的一部分，是包含高科技含量的生产力范畴。智能化因素渗透在生产力各要素中并带来人际关系的变化，使劳动创造价值的过程呈现出新的特点，但是这并没有改变劳动创造价值，并没有改变劳动价值论。科技、知识、信息等新的生产要素并不能直接创造价值，但是这些要素可以物化到劳动者身上创造价值。人工智能并不能脱离人工劳动而单独存在，因而，机器、科学技术、知识等将成为主导生产的决定性力量，生产工人将变得无足轻重的观点也是错误的。

第三，在我国现阶段，由于私有制经济成分还占用一定的比例，还存在一定范围的雇佣劳动，一些私营企业主还缺乏对劳动者的尊重，致使劳动尚未完全摆脱异化现象。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发展生产力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逐步消除劳动异化现象。况且，我们已经进入了社会主义的新时代，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大部分劳动是为了追求更多的获得感与幸福联系在一起，社会主义社会贯彻以人民为中心、公平正义的价值理念，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保证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的获得感。社会主义社会一直把增强劳动者获得感作为我们发展的宗旨。“一种社会治理体系必须以人民福祉为上，必须保障人民幸福，否则这个治理体系就不是合理的。而这样的理论阐释是以假设每个人都有天然的劳动幸福权利为基础的。社会要保障每个人的福祉，但每个人必须力所能及地参与劳动创造。”

马克思恩格斯生动地描述了共产主义社会中幸福劳动的状态：“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现在劳动者的地位是平等的，社会主义制度保障了劳动者主体地位以及劳动中人与人的社会关系，这对于劳动者实现自由自觉的劳动提供了制度保障，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遮蔽了人的价值，因而在资本主义社会的雇佣劳动被异化了。以社会劳动取代雇佣劳动，还原劳动创造价值和尊重劳动主体的科学发展是新时代劳动的特征，在劳动中劳动者获得了尊重和幸福，实现了真正的公平正义，劳动人民也有了更多的获得感。我们也应该让我们的青年一代更好地接受劳动教育，感受到劳动所带来的幸福！李大钊指出，“劳动为一切物质的富源，一切物品，都是劳动的结果。我们凭的几，坐的椅，写字用的纸笔墨砚，乃至吃的米，饮的水，穿的衣，靡有一样不是从劳动中得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暨表彰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一定要在全社会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大力宣传劳动模范和其他典型的先进事迹，引导广大人民群众树立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的理念，让劳动光荣、创造伟大成为铿锵的时代强音，让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蔚然成风。”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明确提出，要在学生中弘扬劳动精神，教育引导学生崇尚劳动、尊重劳动，懂得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道理，长大后能够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劳动教育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制度的重要内容，直接决定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劳动面貌，劳动价值取向和劳动技能水平。”而劳动教育的核心就是培养学生树立正确的劳动价值观，这也是马克思主义者追求的劳动教育的本质目标。马克思一再强调劳动光荣，劳动幸福。1957年周恩来在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指出：“劳动是最光荣的事情。”社会主义社会，逐步消除了劳动异化现象，树立劳动光荣、劳动幸福的理念。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倡导劳动的平等性，在劳动中能获取平等的地位，我们的分配原则是按劳分配，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动者不得食，这就是尊重劳动的一个重要的体现。每个人都能够通过自身的勤奋劳动，获得相应的劳动报酬并实现人生的价值，获取人的尊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劳动创造了中华民族，造就了中华民族的辉煌历史，也必将创造出中华民族的光明未来。我们应该通过适当的教育途径，把社会主义的公民塑造成具有健康的劳动价值观、追求社会正义、实现体力脑力结合，以及养成具有自由个性的“全面发展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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