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复仇记
“川西往事”结束后，毛泽东率红一方面军七千余人北上，张某人则率红四方面军八万大军南下。
双方分道扬镳。
后来，有一个关键人物促成了张某人的“回心转意”——林育英。
熟悉党史的朋友们一般都知道，林彪原名林育蓉，林育英是他的堂哥。
林育英在当时有一个极其重要的身份——共产国际派来的代表。
张某人权势熏天，可以不摆“红一”、不摆“中央”，但绝不敢不听共产国际的号令。
于是林育英便以共产国际代表这层身份，出面做张的工作。
林是一个非常“灵活”的人，期间他曾数次“假传共产国际圣旨”，最终把张某人忽悠回了陕北，实现了红军三大主力的会师。
红军主力到达陕北后，不消停的蒋介石便开始调集各路国军围攻陕北苏区，准备一举歼灭共产党。
我党高层当然清楚，以红军的几万条枪和国民党硬拼，无异于以卵击石。
唯一的希望就是打通国际路线、与苏联建立联系，凭借大哥的援助来抵抗国民党的进攻。
在将上述思路汇报共产国际后，我党接到了大林哥的指示：不反对中国红军主力从北方（外蒙方向）和西北（新疆方向）靠近苏联。
鉴于这是一次关乎红军存亡的重大战略行动，我党方面在此之前做好了周密的部署。
1936年4月9日晚，周恩来秘密潜入延安（由东北军控制），与张学良会谈。
在确定张学良有强烈的“借苏抗日”意愿后，我党制定了如下的战略计划：
1、从宁夏、甘肃方向打通苏联通道，在中蒙边境处获得援助；
2、联合红军、东北军、西北军，组成“西北国防政府”，大本营设于兰州，推举张学良任政府主席、抗日联军总司令。
血气方刚的张少帅和赵四小姐
1936年10月，蒋介石飞临西安，下达了对陕北苏区的“进剿令”。
面对“东南方向”国军的巨大压力，渡黄河西征、打通与苏联的通道已是迫在眉睫。
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根据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命令，红四方面军总部及第五军、第九军、第三十军共21800余人，从甘肃靖远县渡过黄河，执行宁夏战役计划。
由于这一时期新疆盛世才方面与苏联的关系日益稳固，共产国际最终决定将大批援助改在了新疆，而非之前议定的中蒙边境。
为了适应这一变化，渡河的西路军被迫修改作战计划，准备在河西创立根据地，穿越河西走廊，打通去新疆的通道。
西征前的西路军编制如下：
总指挥：徐向前
政委：陈昌浩
副总指挥：王树声
下辖三个军：
第五军：军长董振堂，政委黄超，辖2师4个团，3000余人，枪1000余支，平均每枪子弹5发。
第九军：军长孙玉清，政委陈海松，辖2师6个团，6500余人，枪2500余支，平均每枪子弹15发。
第三十军：军长程世才，政委李先念，辖2师6个团，7000余人，枪3200余支，平均每枪子弹25发。
另有骑兵师，200人马，200支枪，平均每枪子弹25发。
全军计21800人，机关、医院、伤病员及勤杂人员占40%左右。
从枪支弹药配置中我们也能体会到，当时的装备是多么落后。
不仅如此，由于陕北根据地一下子接纳了大量的红军，粮食极度匮乏，渡河的西路军仅带三四天的干粮。
就在这种极度困难的条件下，西路军开始了在河西走廊的孤军远征。
1936年10月，渡江西征前的红四方面军。他们并不清楚此行将会是九死一生
同治年间的陕甘回变爆发后，起义军领袖马占鳌力排众议，挟胜而求抚，被清廷加官进爵。
此后，河州诸“马”日益崛起。
至上世纪三十年代，西北三省被“五马分治”。
他们分别是青海的马步芳、马步青，甘肃的马仲英，宁夏的马鸿宾、马鸿逵。
由于祖上是一家，又被合称为“马家军” 。
马家军内部的关系非常复杂，彼此之间矛盾也很严重。
但每当遇到“外力干预”时，马家却总能联合一致。
三十年代初，蒋介石也曾想把宁夏一带“收归中央”，他派出了东陵大盗孙殿英率军赴西北，最终被马家联手击败。
作为西北一带的“坐地虎”，马家军熟悉地形、作战英勇，且以骑兵见长，来去如风，总兵力达七万余人。
马步芳与蒋介石合影。此人高大魁梧，极其凶悍，晚年入籍沙特阿拉伯
西路军在11月初渡过黄河后，沿河西走廊向古浪、金昌一带进攻，一路未遇到马家军主力。
11月下旬，鉴于东路军（留在黄河以东的红军）在山城堡战斗中的胜利和张学良“逼蒋抗日”态度的明确，中央军委来电要求西路军停止西进，在永昌、凉州建立根据地。
凭借职业军人的敏感，西路军总指挥徐向前深知“此地不宜久留”，主张抓紧时间西进新疆。
政委陈昌浩则主张依照电报命令停下，建立根据地。
因陈昌浩既是政委，又手持中央命令，徐向前无法自行决断。
在一番激烈争吵后，两人联合致电中央，而中央复电仍要求西路军“就地作战”。
也就是这封电报，将西路军逼上了绝境。
在意识到红军并不是“借道”而是要“常驻”后，马家军开始调集部队强攻西路军。
双方在四十里铺、东南八坝、水磨关、永昌、山丹发生激烈战斗。
由于马家军人多势众，尽管双方“伤亡相当”，但孤军远征的西路军处境却更加危险。
此时，由于西安事变等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的爆发，国内形势纷繁复杂，不断发生着剧烈变化。
直至1937年初，中央对于西路军的“战略定位”仍不清晰——“西进新疆”和“东退陕北”两派意见争论不休。
就在蹉跎犹豫中，危险正一步步靠近这支孤军远征的队伍。
当年1月1日，红五军在军长董振堂的率领下攻占高台县城，作为暂时休整待命之地。
十天后，红五军突然遭到六倍于己的敌人的包围。
在与马家军进行了九天八夜的殊死战斗后，红五军弹尽援绝。
军长董振堂、政治部主任杨克明等红五军将士3000余人全部壮烈牺牲。
根据亲历者回忆，董振堂、杨克明的头颅被敌人割了下来，送给军阀头目泡酒。
西路军纪念馆内展示图片
全歼红五军后，马家军组织了七万兵力开始围剿西路军剩余的两个军。
经历了数次激战突围，至1937年2月底，西路军已仅剩三千余人。
3月14日，西路军残兵败退至张掖石窝山。
石窝山是祁连山在这一带群峰中较大的一座，由主峰、左右两道凸起的山梁和中间的一个很大的石坑组成。
就在这里，西路军举行了最后一次会议——石窝山会议。
会议决定，陈昌浩、徐向前率一部返回延安；其余部队兵分三路，由王树声、毕占云、李先念带队，分散突围。
延安方面为解救西路军，也立即与马步芳等讲和。
我党向马步芳表示，愿以10万到20万银圆的代价，请求马家军停止对西路军的进攻。
不过马步芳等并未给予积极回应。
张掖石窝山
1937年5月初，李先念率西路军700余人，经历了九死一生后突围至安西星星峡。
星星峡是河西走廊入东疆的必经之处，有“新疆东大门”之称。
在三支执行分散突围的部队中，李先念部的运气最好。
他们在祁连山中意外收到中央电台的呼号，于是按中央指令北折新疆，陈云在星星峡迎接了他们。
此刻他们或许并不清楚，自己是两万余西路军中唯一一支成建制突围的部队。
李先念率部翻越祁连山分水岭、穿过戈壁滩后，于1937年4月底到达甘肃新疆交界处的星星峡。
在陈云、滕代远等“驻疆办”（《民国时期的“社会主义”新疆》）同志的接应下，数百名九死一生的西路军战士被转至迪化休整。
到达迪化后，他们被改编成的“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总支队”，对外称为新疆督办公署“新兵营”。
“新兵营”战士此后接受了大量苏联的军事专业教育，包括汽车、装甲车、火炮、无线电、军医、情报等，甚至还有25人去苏联学习了航空技术。
1940年初，这支久经磨难的部队携带部分先进装备和宝贵的技术返回延安。
在军委总政治部举行欢迎晚会上，毛泽东亲自出席并讲话。
不过李先念并没有和新兵营一起在新疆停留这么久，他早在1937年底就返回了延安。
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一段时间后，李先念作为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新四军第五师）司令回到了阔别十年的鄂豫皖。
曾经在这里，红四方面军由星星之火成长为红军中实力最强大的一支劲旅。
物是人非事事休。
再回头之时，一起战斗过的兄弟们大都已埋骨祁连山下。
此后很多年，李先念对于西路军这段悲痛的往事一直念念不忘。
虽然日后很多西路军的当事人出于种种原因，说过一些“违心”的话，但一个坚定的信念却始终埋藏在这些人的心底——他们要为死去的兄弟们“翻案”。
文革结束，尤其是八十年代担任国家主席后，李先念对重新评价西路军事件起到了关键的推进作用。
与突围的李先念不同，石窝山会议后，徐向前和陈昌浩在一个加强排的保护下试图返回延安。
途中，陈昌浩婉拒了与徐向前一起立即返回延安的请求，携带部分西路军经费只身回到老家武汉。
徐向前则化装后沿途乞讨，最终一路来到平凉。
在这里，他遇到了红军耿飙一部，之后在任弼时陪同下到云阳见到彭德怀、左权等。
徐向前在万般艰苦、一路乞讨的条件下，仍将作为西路军经费的十多个金戒指上交组织。
之后，徐向前先是来到西安治病，后从西安乘机回到延安。
抵达延安时，正逢批判“张某人路线”的后期。
当时红四方面军的大量干部被批斗，其中许世友、王建安、洪学智、詹才芳等人被监禁。
西路军的失利使徐向前经受了张闻天等许多领导人的奚落批评。
毛泽东则安慰他道：“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你能回来就好，有鸡就有蛋。”
徐向前（1901-1990），原名徐象谦，山西五台人。徐向前是黄浦一期毕业生，红四方面军主要创建人，也是十大元帅中唯一的北方人（参考《徐向前：尘海茫茫枕百感》）
陈昌浩在与徐向前分手后，只身回到了武汉。
和徐不同，陈昌浩早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时期，就是追随米夫和王明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之一。
张某人和王某人，作为主席最头疼的两个对手，他沾了一个遍。
来到武汉后，陈昌浩想回革命老区湖北英山县重举义旗，建立一支抗日武装。
但今非昔比，陈昌浩考察一番后只能作罢。
失望和悲愤之余，他回到汉口约见了阔别十年的老母和妻儿。
在了却了一桩心事后，陈昌浩只身赶赴陕北。
回到延安后不久，他因患有严重的胃溃疡，被批准到苏联治病。从此，开始了长达十余年漂泊异国的生涯。
苏德战争期间，陈昌浩被紧急疏散到中亚共和国一个名叫科坎加的小镇。
当昔日的战友们驰骋沙场建功立业时，他在这个小镇的采石场靠做苦力维持生活。
直至1951年，离开祖国十多年之久的陈昌浩携苏联妻子格兰娜和幼子回到了故土。
少奇同志代表党中央，亲自来到北京西站迎接他。
作为老战友，时任解放军总参谋长的徐向前邀请陈昌浩和红四方面军的一些老同志聚会话旧。
在昔日老战友的家中，陈昌浩像一个落魄之人，低着头、弯着腰，与昔日的战友、部属，当时共和国的将军、部长们一一拱手。
当他和前妻、时任纺织工业部副部长的张琴秋紧紧握手时，陈昌浩愧疚的说道：“琴秋，你受苦了，我对不起你……”
回国后的陈昌浩曾长期担任中央编译局副局长，后于文革期间服毒自杀。
陈昌浩与次子陈祖涛1950年摄于苏联
想比突围的人，更悲惨的是那些被俘的西路军将士。
日后凭借上甘岭战役名扬天下的秦基伟将军，就是在倪家营子战斗中被马家军俘虏的。
高台失陷的前一天，马步芳腾出兵力，攻打河西走廓中部小城临泽。
临泽是西路军供给部驻地，城内只有一个警卫连，其它都是勤杂人员。
秦基伟率部顽强坚守临泽三天后，率领部队雪夜突围，退往倪家营子与西路军总部会合。
谁知刚一会合，又遭到马家军大举围攻，西路军只得再次突围。
在这次突围中，秦基伟率部殿后，最后打到只剩三人，被俘后关进了张掖监狱。
抗战全面爆发后，按照国共两党协定，关在狱中的红军应当回到八路军的队伍中去。
然而国民党虽答应放人，但却只把红军战士送往延安，红军干部要送往南京。
秦基伟作为西路军干部在被押往西安途中，抓住机会越狱逃脱。
他一路狂奔来到八路军平凉地区办事处，在经组织上政治审查后重新回到一线部队。
庆祝建国三十五周年大阅兵上，时任北京军区司令员的秦基伟上将向小平同志敬军礼
西路军的全军覆没对于张某人来说是一个“政治上的巨大打击”。
此后，他在延安的地位“一落千丈”。
1938年4月3日，时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的张借祭拜黄帝之名逃离延安，到了西安投奔国民党。
在南下途中，张某人一度被我党特工李克农率人在汉口火车站拦截并扣押起来。
周恩来亲自到武汉，反复劝说张返回延安。
不过张某人心意已决，说愿意被“破门”。
4月18日，他被开除党籍。
之后张某人来到戴笠手下为“军统”效命，并随国军迁台。
晚年他移居美国和加拿大，靠写回忆录和预测中国国内时政为生。
张的叛变对红四方面军和西路军事件的评价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西路军的全军覆没被定性为“张国焘路线最后的破产”，这段历史成了研究的“禁区”，尘封了半个世纪。
由于政治上的定性，导致西路军的幸存者大多命运坎坷。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们备受压抑和屈辱，受到极不公正的对待。
徐帅自河西兵败后，一直想率部队打回去，为牺牲的战友们报仇。
1949年初，中央原本已有意让他带兵解放西北，可是这时徐向前却病倒军中。
太原战役后，徐向前在病床上与十八兵团的将领们告别。
十八兵团由周士第、王新亭、胡等率领进军西北，徐帅辞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职务，到青岛治病疗养。
1949年8月，在歼灭胡宗南部后，彭德怀率包括十八兵团在内的第一野战军主力挺进甘肃、青海。
国军则在胡宗南、马步芳、马鸿逵等人的部署下，拟制了“兰州决战计划”，决心以二十万残兵通过兰州和黄河，保全西北等地。
马步芳亲率“马家军”主力五万余人防守兰州，重点据守南山各要点和城区。
时过境迁，沧海桑田。
此时的解放军早已不是当年三个人配一条“汉阳造”的吴下阿蒙。
兰州战役自8月4日彭德怀发布“作战令”起至八月底结束，马家军除数千残部西逃青海外，其余被全歼。
8月26日，解放军大军攻克兰州，马步芳率家眷坐飞机逃往广州。
1949年8月26日，解放军攻克兰州，市民夹道欢迎解放军入城
大仇虽然得报，但关于西路军历史评价的问题却一直不能解决。
此后很多年里，西路军仍然作为三十年代政治斗争的“牺牲品”被尘封。
事情的转机要到八十年代初。
1980年的12月，国防大学朱玉教授以“竹郁”笔名写就了短文《“西路军”疑》。
这篇文章为还原西路军的历史真相打开缺口，后该文被报送到了小平同志那里。
小平同志极为重视，将此文批给李先念研究。
1981年3月，朱玉又将自己的研究成果：《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西路军问题初探》一文，寄给中央党史研究室，希望在党史研究室内部文稿上刊载，以引起专职部门的专家学者们研讨思考。
不过，整个八十年代仍是传统观点占据主导地位的时期。
朱玉这种试图突破研究“禁区”、对西路军问题进行拨乱反正的行为，在当时是非常冒险的，不时就有人给扣政治大帽子，说这是“为张某人翻案”。
果然，朱玉的文章寄到中央党史研究室后，担任研审任务的人员写了一篇长文“予以反驳”。
于是，朱玉又写出了观点鲜明的论文《被否定的历史和被历史的否定》，进一步详谈了自己的论点和论据，作为对“反驳”的反驳。
这篇文章一石激起千层浪，很多公开刊物连续发表用“传统观点”解说西路军问题的文章，以昭示传统观点不可动摇的地位。
朱玉的这次尝试虽然没能直接为西路军翻案，但他第一次掀开了这段尘封多年的往事，为日后的正名埋下伏笔。
也因为这段经历，后来徐向前元帅的回忆录《历史的回顾》、《徐向前文选》和《李先念传》（上卷）等重要历史文献，都是由朱玉来执笔的。
西路军事件的真正翻案一直要到九十年代初。
1991年，人民出版社即将出版《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但书中对西路军只写明是“奉命”西渡黄河，而没有写明是“奉谁之命”——是奉张国焘之命，还是奉中革军委之命？
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出版尚未发行之际，这一问题引起了重大争议。
曾任国家主席的李先念在读过书中有关西路军的一部分文字后，感到吃惊而愤怒。
他于1991年7月8日给中央有关负责同志写下了这样一封信：
尚昆、一波、乔木、胡绳、力群同志：
建国以后第一部由中央党史部门编著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就要出版了，这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
但是有一点我闹不明白，为什么书中对西路军西渡黄河是奉中央军委的命令这个已经十分明确了的问题，都不肯明确说出来呢？
一九八二年，我受小平、陈云同志的委托，花了近一年时间，组织人查阅了大量历史档案。一九八三年初，我写了《关于西路军几个问题的说明》。
大量史实证明：西路军执行的任务是中央决定的。西路军自始至终都在中央军委领导之下，重要军事行动也是中央军委指示或经中央军委同意的。对此，小平、陈云同志都作了批示，当时的中央政治局常委都已圈阅。以后，经中央批准的大百科全书军事卷中的有关条目、四方面军战史，特别是徐向前同志逝世后中央、国务院、人大常委的讣告，以及徐帅的生平，都明确指出西路军过河和转战河西走廊是奉中央军委的命令。
我满以为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今年初我特意要来此书稿中关于西路军的一人大常委的讣告，以及徐帅的生平，都明确指出西路军过河和转战河西走廊是奉中央军委的命令。部分文字，胡绳同志告诉我还没有最后定稿，我又满以为中央党史研究室一定会遵循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一定会注意到中央同意了的党史研究中的最新成果。万万没有想到竟写成现在这个样子！
“奉命”、“奉命”，究竟奉谁的命令！？几十年来一直说“西路军是奉张国焘之命西渡黄河的”，甚至说：“西路军是张国焘擅自命令组成的”、“西路军是张国焘错误路线的牺牲品”等等。直到今年一月，《新华文摘》上还刊登有类似说法的文章。现在中央正式出版的党史版本，竟用如此含糊不清的春秋笔法，对得起壮烈牺牲的一万多名西路军将士吗！？
我的《关于西路军几个问题的说明》当时陈云同志即批示存中央党史研究室一份，上面提到的几个中央同意的关于西路军问题的文稿，不是见诸报端，即是公开发行的书刊，难道中央党史研究室竟如此孤陋寡闻，甚或是有意充耳不闻，视而不见！？
我坚决要求：最少应该加上“奉中革军委命令”几个字。
另外，书稿中把三十军已经过河后中央指示重点阻击南路敌人的来电放到前面说，而把三十军过河放到张国焘对中央怀有二心的后面说，我实在闹不明白是为什么！
李先念
一九九一年七月八日
这是一封西路军当事人义愤填膺的信。写完该信的第二年，李先念就撒手人寰。
从此之后，西路军事件从“官方正史”的层面被彻底翻案，各种纪念活动也陆续展开。
根据生前遗嘱，徐向前和李先念二人去世后，其骨灰均撒在了祁连山。
2019年的夏天，位于祁连山北麓的张掖市高台县，迎来了一位远道而来的特殊客人。
他专程赶到这个河西走廊上的小县城，是为了参观一座纪念馆——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纪念馆。
八十二年前，西路军红五军就是在这里苦战九天八夜后全军覆没的。
在敬献花圈和仔细参观纪念馆后，他对西路军这段争议了很多年的历史，做出了最高的评价。
欢迎关注“江宁织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