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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耀桐:国家治理如何为中国式现代化赋能加力

许耀桐 理论周刊 2023-07-09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不断增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动力和活力,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中国式现代化的动力和活力,需要国家治理的赋能加力,才能激发和产生效应;国家治理现代化也必须赋能于中国式现代化,才能验证是否具备应有的品质和能力。通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赋能于中国式现代化的转化方式,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通过建构完善的治理组织赋能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组织力

当代中国国家治理体系中建构的组织系统有七个方面:建构经济领域治理的组织系统,该系统的组织形式主要有各类经济管理部门、公司、企业、科技创新组织等;建构政治领域治理的组织系统,该系统的组织形式主要有人大、政府、政协、法院、检察院等国家政权机构;建构文化领域治理的组织系统,该系统的组织形式主要有负责文化管理的部门机构、全国各地分属于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这两大部分的社会性组织和企业化组织;建构社会领域治理的组织系统,该系统的组织形式主要有工会,共青团,妇联,各种公益、科技、行业商会类社会组织,基层社区自治组织等;建构生态治理领域治理的组织系统,该系统的组织形式主要有负责资源、环境等生态治理的机构和组织;建构国防和军队领域治理的组织系统,该系统的组织形式主要是中央军委、各战区、各军兵种等;建构执政党和党的建设领域治理的组织系统,该系统的组织形式是执政党的各级组织及其在各领域、各行业中的党组织。

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七大组织系统,其中的每一个组织系统都给予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强有力的组织指挥和力量保障。以国家治理体系中建构的七大组织系统为基础展开的合作协同治理,在更大的范围和领域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通过完善的治理组织建构赋能组织力,应采取的主要方法是:

一要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在党的全面领导下,有效地整合国家层面、地方层面和具体业务层面的所有组织机构,保证跨界协同治理的决策能够统一实施,从根本上解决行政体系条块管理的协调性问题。二要推行综合治理方式,充分动员和组织纳入治理的人力、物力资源,围绕着共同任务,承担责任、同频共振、荣辱与共。三要明确组织的职责权限,避免因“条块分割”造成的治理空白,及时扫除治理盲点,保持在治理的目标、标准和进程上的一致性,达到整体性的联动。

通过提升有效的治理水平赋能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领导力

治理的效能,直接与治理者的能力和本领相关,通过治理实践提高治理者的综合领导能力,是一条必不可少的重要途径。

在国家治理中,领导者的治理能力成为决定治理有效性的关键因素,也是衡量治理行动能力的重要指标。治理的关键内核,在于领导者具有卓越的治理领导力。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领导干部应深入贯彻落实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关于增强干部本领能力建设的重要论述,增强“九项本领”,提升“七种能力”。增强对治理的相关领域中的国内外前沿态势、发展脉络、难点堵点、方法举措等方面的学习和了解,扫除空白、清除盲点、克服弱项,不断补齐能力、素质的短板。

干部教育培训部门要精准地把握干部的需求,提供干部急需的知识内容与能力技能的训练。要注重干部的需求调查,做到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什么、干部缺乏什么,就要加强培训什么。要分层分类地做好培训规划,聚焦岗位履职所需本领,系统深入培训专业知识,增强干部培训的针对性。要建立干部培训数据库,科学运用分析培训数据,实现干部培训全周期管理。要围绕培养跨界治理复合型干部的要求,开展综合知识培训,着力培养底蕴深厚、既博又专的复合型干部,使之既懂政治、经济,又懂党务、业务,还懂专业技术和管理。

赋能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领导力,当前的重点在于培养跨界协同治理领导力。由于跨界协同治理综合地、系统地锻炼着和测验着党政干部的领导力,党政干部是否具备跨界协同治理领导力尤显重要。在打造跨界协同治理领导力中,要抓住科学、民主、依法的决策能力和执政能力这两项基本功。首先,跨界治理的决策领导,是制定政策措施的关键性、复杂性的决策领导,由于治理的新范式催生了跨界领导的特殊模式、方式,要求领导者适应跨界、引领跨界的决策领导,同时遵循依法决策机制,形成完整的科学、民主、法治的决策过程。其次,跨界治理的执行能力,更多的是彰显领导的判断力、行动力和治理能力的综合领导力,从任务识别到形成动议,从部署规划到跨界行动,从防控风险到处理冲突,从调适方案到评估结果,要求领导者做好议事协调、上下级协调,形成“条块间”与“纵向+横向”的立体性、整体化的协同机制,明确各主体的职责和任务,建立起良好的沟通交流机制,增强主体间整体行动的协同性。

广泛地促进治理合作赋能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协同力

在当代中国国家治理中,任何治理都离不开一定的合作。开展治理合作,有利于降低成本、提高效能。促进治理合作,是参与治理的各利益相关方共同形成集体行动之间的互动过程,主要涉及治理的各利益相关方合作的信任和沟通,包括组织间、成员间的沟通和信任。

一要加强沟通对话。沟通对话是指通过公开的、平等的、正式的与非正式的对话机制,合作的各利益相关方在对话中逐步形成共识,描绘和明晰愿景目标、行动步骤。通过对话,确认彼此互利合作的必要性,消除合作可能存在的隔阂,最终形成或达成共识。

二要建立信任关系,参与治理合作的利益相关方需要付出一定的合作成本,交出自身已有的资源和共享知识,在合作中还会出现各种不确定性和风险,需要利益相关方共同承担。因此,只有通过彼此坦诚了解、打下良好的合作基础,才能形成互信和同心一致的局面。

三要平等共享资源。共享资源是指各利益相关方对各自拥有或能够掌控调动的、稀缺性的资源要素进行分享和使用。这些资源要素既是合作行动所需而投入的,又可通过合作行动过程重新进行调配、整合,主要包括资金、信息、知识、技术等资源的共享,能够为各利益相关方带来增量收益。

四要用组织、制度、机制、技术有效加强伙伴间的合作关系。领导者要善于运用治理的结构与形式,整合关系资源,有效提升共享资源的集聚、利用、调配效力。

五要强化合作机制设计的能力,如完善部门协作交流机制,打通部门间障碍,促进各方的互通信息和资源共享,构建冲突调解和行为约束机制,有效运用沟通、平衡等手段措施,协调成员间的矛盾冲突。

加强实施治理的运行机制赋能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执行力

治理实施的运行过程,是治理的关键环节。治理的运行机制主要涉及:协调和整合机制,包括工作协调、组织支持机制等;责任和监督机制,包括责任共担、监督监控机制等;评估和保障机制,包括激励奖惩机制等。

协调是对治理过程中产生的矛盾或冲突摩擦进行纾缓和解决,协调和整合机制要有效发挥作用,必须明确各治理主体的职能是否安排合理,选择适当的协调方法,并随时检视协调的效果,在不断反馈的基础上调整协调策略,以保证各项治理任务的落实。整合是为了调整资源配置,提高资源的匹配程度和利用效率,实现治理绩效的整体提升。

实施责任和监督机制,主要是为了强调治理运行过程中的履约和守责。治理责任是指按照规范要求对行为结果承担相应的法律和道德责任。明晰治理主体的责任,有助于保障治理过程的有序合规进行;强调治理主体的责任,有利于确保治理主体朝向公共利益目标行进,及时矫正不当或偏离的行为举动。治理责任主要体现为法律责任、行政责任、道德责任。构建监督机制,主要监督治理主体是否遵从法律规定,并对实施情况进行检查、及时纠偏失范行为。

加强评估和保障机制,是治理能否执行落实的重要环节和制度安排,是评判治理水平和运作效率的主要依据。评估按照时间逻辑分为事前评估、事中评估、事后评估,要将内部评估和外部评估相结合,自我评估和社会评估相结合,依托第三方绩效评估组织,以保证评估的公正性和公平性,并对评估过程全程监督。对评估的结果要实行奖惩制度,以利于达到鼓励先进和鞭策后进的效果,确保治理的运行机能和整体效果。

推进治理运用网络技术的发展赋能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信息力

在当代高科技迅猛发展和信息新技术的推动下,移动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一代通信技术正在引发国家治理形态的结构性重组和功能性转变。

当前,新一代信息技术已在众多领域得到了广泛应用。在国家治理领域,“互联网+”和数字政府的建设,推动了跨层级、跨领域、跨系统、跨部门、跨业务的知识学习、信息互通、资源共享和交流合作的实现。国家治理有了信息技术的强有力支撑,成为纵向型与横向型结合的系统治理,打造出数字政府、整体政府、协同政府、开放政府,极大地提升了治理的信息力。特别是数字政府建设,为国家治理迎来了数字化转型契机,使治理结构、治理要素、治理功能获得全新的内涵。

国家治理运用网络技术形成了四种信息驱动力:第一,移动互联网的驱动力,带动和引领着政府治理模式的变革,5G技术的飞跃发展实现了效率的显著提升,加快助推“放管服”改革与智慧城市建设,推动治理结构的扁平化发展,赋能网格化治理更加精准高效。第二,政务云技术平台的驱动力,基于云计算技术的政务云平台,构成政府治理的“大脑中枢”,为政府各级部门、跨界参与方主体在技术层面提供可靠的基础设施、支撑软件、应用系统、信息资源等合成的综合服务平台。第三,大数据技术的驱动力,大数据组成了信息收集的“细胞群”,以“业务数据化、数据业务化”为着力点,有效地促成了传统组织架构、业务架构的重塑,形成“循数决策、数据服务、数据创新”的现代化治理模式。第四,人工智能技术算法的驱动力,将基础设施数据化,结合算法模型、超强算力深挖海量数据,通过移动通信技术高效地发送和接收信息,极大地提升了政务服务品质,给予办事的企业和民众以全天候、全生命周期的主动周到服务。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道路上,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既包含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建设发展,又需要国家治理现代化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加持助力,二者之间形成了良性互动增益关系。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的实现,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实现,也包含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现。

[作者为福建师范大学特聘教授、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一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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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编辑:樊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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