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调节民族关系，中央民族访问团做了哪些工作？

从中国共产党民族工作的历史发展看，抗战时期通过对民族主义的形塑与修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逐步形成并确立起来。1949年后，中国共产党所处位置和面临形势为之一变，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铸建也随之而变，虽未明确提出目标和任务，但在实践中有着充分的认识和自觉，通过一系列的政策设计、制度安排和舆论引导，在事实上强化了各民族作为一个共同体的认识。在政策层面，《共同纲领》的颁布极大强化了各民族对中国共产党及伟大祖国的认同；在实践层面，《共同纲领》精神指引着各项民族工作的开展。

在此背景下，毛泽东、周恩来等第一代领导人指示，要组织进行“走下去”和“请上来”的活动，其中“走下去”就是中央民族访问团。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于1950年6月决定派出中央访问团，分西北、中南、西南三路，后又增加东北共四路访问各少数民族地区。在1950年6月至1952年年底的两年多时间里，中央民族访问团总行程达8万公里。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项大规模的民族工作，对树立各民族大家庭意识，巩固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具有重要意义。

访问团对增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凝聚力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主体对中华民族这一客体在思想意识层面的认识。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统一战线旗帜下，号召各民族共同抵御日寇侵略，强化各民族的命运共同体意识。新中国成立初期，虽然中国共产党对中华民族的直接表述相对较少，但强调共同体认同的思想依然居于核心地位，此时“中华民族大家庭”作为民族团结的主流表述话语，其本质依然在阐释中华民族的整体性和共同性，只不过更多偏重的是各民族团结友爱，共同组成一个和睦相处的大家庭，重点在于引导大家庭与成员、成员彼此之间的关系朝着积极方向发展。这种思路不仅是《共同纲领》等文件的核心要义之一，而且成为了当时民族工作的中心之一。中央民族访问团自然也肩负着这样的使命。

1949年前，由于国民党腐败统治等原因，边疆地区民族关系错综复杂。王连芳谈及云南民族地区的情况时说：“民族之间的关系，有倒宝塔型（即大民族欺负小民族），正宝塔型（即小欺大，如凉山彝族欺压附近汉族）和工字型（如西双版纳傣族统治布朗族，而布朗族又租地给哈尼族，接受上贡）等。”在这样的情势下，中央民族访问团根据各地实际，在调节民族关系方面做了大量工作。这“对消除民族隔阂，建立民族友谊，加强民族之间和民族内部的团结，增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凝聚力，起着现实和长远的影响”。

访问团重点在于疏通汉族与少数民族、少数民族之间及少数民族内部之间的关系。具体工作中，访问团始终秉持“慎重稳进”的方针，先深入了解影响地区民族关系的症结所在，其后采取措施对症下药。散杂居地区汉族与少数民族的矛盾相对较少，访问团主要以政策宣传和说服为主。部分多民族聚居区的汉族与少数民族、少数民族之间的隔阂并没有完全消除，有的还牵涉历史积怨。针对这样的复杂情况，访问团坚持和平协商的总原则，通过劝解来解决民族的纠纷，仅西南访问团一分团在西康省西昌专区就调解了纠纷达580多起，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

在疏通民族关系工作中，少数民族上层起到了重要作用。访问团每到一地都拜访了当地土司、头人、寨主等，传达中央政策，劝说他们搞好民族团结。许多少数民族上层表示：“以后我们各民族兄弟要团结。”诸如打冤家、民族仇杀、不公平交易等严重影响着民族关系的和谐，访问团对此类活动持坚决取缔态度。凉山地区成立调解委员会，在调解委员会的劝说下，许多家支的头人主动请“冤家”喝酒，以示和解，并表示：“过去我们是买子弹、买枪枝、打冤家竞赛；今后，在毛主席领导下，我们要用团结竞赛，生产竞赛，来报答毛主席的恩惠。”胡鸿章回忆了西南团第二分团在丽江召开的一次民族代表座谈会。“一些多年结下的冤家对头，在会上言归于好，中甸藏区上层阿坚感慨而兴奋地说‘以前不团结，现在团结了，以后，睡着、坐着、站着、走着再也不像以前那样因仇杀而提心吊胆了’。”

在处理民族内部矛盾中，访问团特别谨慎，并没有大力宣扬阶级斗争，而是采取调解方式，达到上层得到教育，下层得到适当扶持的效果。

访问团在和平协商总原则之下，运用了个别访问、召开少数民族代表座谈会等多种方式来增进各民族之间相互了解，疏通民族关系。个别访问多是与各民族或民族地区的各界领袖人物建立密切联系，在处理纠纷时由他们出面协调往往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少数民族代表座谈会和民族团结大会是访问团最常用的方式。座谈会范围有限、人数较少，代表中有头人、土司、阿訇等上层人物，同时也有农牧民等下层人士。多由访问团先进行民族政策宣讲，再倾听代表意见，重点在于讨论《共同纲领》中的民族政策。在有条件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区域，如何建立自治政府往往成为最核心的探讨内容。

民族团结大会仪式性更强，参加人数众多，主要面向少数民族群众，各民族共处一地，欢声笑语，增进了双方的感情。访问团通过政策宣讲、文艺表演、电影放映等，向少数民族阐明了中华民族是一个团结友爱、平等互助的大家庭的道理。何庆文记述了访问团到元阳地区组织召开民族团结大会的盛况：“此时此刻，在人们的心里千百年来的民族歧视、民族压迫的屈辱历史所造成的阴影被欢乐的喜悦所替代。现在回想起来，这种民族大团结的盛况和气氛真是令人终生难忘。”

民族团结公约的制定是访问团最为突出的工作成绩之一，中南访问团组织拟定的《大瑶山团结公约》最具代表性。1951年8月，费孝通带领中南访问团一分团到达金秀瑶族地区，在召开大瑶山各民族代表大会期间组织了公约起草委员会，经全体代表商议通过了《大瑶山团结公约》，按照传统石牌制形式举行，对之前纠纷不断的林场、土地、水源等做了新规定，对民族的内部关系也提出新要求。“长毛瑶放弃了各种特权，盘瑶和山子瑶表示不再计较过去的恩怨是非，要像亲兄弟一样和茶山瑶、花篮瑶、坳瑶搞好团结。”公约的制定有力促进了瑶族内部支系、瑶汉之间关系的改善，是大瑶山民族发展史上的一次里程碑。

（作者单位：北方民族大学中华民族共同体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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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欣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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