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历史学家和纪录片导演劳伦斯·里斯（Laurence Rees）的《奥斯维辛：纳粹与“最终解决”》（Auschwitz: The Nazis and the‘Final Solution’）是为英国广播公司BBC录制的一部六集纪录片，以对奥斯维辛集中营前囚犯和看管的访谈来呈现和还原相关的历史真相。这部为纪念战胜纳粹德国60周年而制作的系列纪录片，于2005年1月由BBC一台首次在英国播出，同年年初又在美国播出，题目改为《奥斯维辛：纳粹国家内幕》（Auschwitz: Inside the Nazi State）。
《奥斯维辛：一部历史》（以下简称《奥斯维辛》）这本书就是基于此纪录片。对史实求证，里斯采取的是“孤证不引”的方法，他说，这部纪录片“没有剧本作家（screenwriter），每一个说出来的字都出自两个——有的地方是三个——历史记录”。纪录片里的奥斯维辛建筑图属电脑生成，所用的建筑图样来自20世纪90年代苏联档案解密的材料。这些建筑图纸在BBC Horizon 1994 年的纪录片《奥斯维辛：大屠杀的蓝图》中做了介绍。
Auschwitz: The Nazis and the 'Final Solution' (2005)历史的回顾必须以揭示和再现真相为宗旨，但不能仅仅停留在历史事实上，我们回顾历史，是要从历史中得到对我们今天有用的经验和教训。里斯在与美国公共广播公司（PBS）的访谈中说，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是一桩“罪恶”，“历史学应该致力于引导人们懂得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罪恶，还有什么比这个目的更为重要呢？ 倘若不能懂得为什么发生这样的罪恶，你就不能环视这个世界，思考为什么它还会再次发生”。里斯还特别强调，这部纪录片不只是关于奥斯维辛的，“我们用奥斯维辛来讲一个更大的故事，用奥斯维辛为棱镜来认识灭绝屠杀的全过程，并对犯下这一罪行的人们的心态有一些了解”。里斯要揭示的犯罪者心态不是少数虐待狂或变态者的心智失常，而是无数心智正常者的心灵黑暗之地。他们是社会中普通的“好人”，他们当中不乏受过良好教育，拥有博士学位的社会精英。20世纪60年代之后的许多社会心理学研究，如斯坦利·米尔格伦（Stanley Milgram）的“对权威的服从”实验和菲利普·津巴多 （Philip G. Zimbardo）的“斯坦福监狱”实验，揭示的正是“好人” 如何能在特定的环境下变成恶魔。津巴多称之为人性中的“恶”， 对此他写道：“我们曾目睹透露人性残酷面的各色症状，惊讶于善人如何轻易被环境改变，成为十分残酷的人，而且改变程度可以多么剧烈……虽然邪恶存在于任何环境中，但我们更近距离地检视了邪恶的繁殖地——监牢及战场。它们总是成为人性的严峻考验，在这两个地方，权威、权力及支配彼此混杂，受到秘密的掩饰时，这股力量会让我们搁置自己的人性，并从身上夺走人类最珍视的品质： 关爱、仁慈、合作与爱。”奥斯维辛是一个被纳粹既当作监狱又当作战场的地方（当然还是一个供应奴工的地方），但事实上那既不是监狱也不是战场，而是纳粹统治下经由“累积式激进”形成，并作为永久“例外状态”而存在的“集中营”。《奥斯维辛》史学贡献最著的部分是它所还原的关于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真相——让人们了解奥斯维辛是什么和不是什么，在那里到底发生了什么，又是怎么一步一步演变、发展而成。这个规模庞大的集中营从1940 年开始正式运作，1945 年被苏联红军解放，其间被杀害的遇难者达100 万以上，百分之九十是犹太人。然而，建立这个集中营的最初目的却并不是要在那里屠杀犹太人。奥斯维辛的第一批囚犯并非犹太人，“而是德国人——准确地说，是30名从萨克森豪森集中营转来的刑事犯”。奥斯维辛后来成为关押纳粹认为有危险的波兰人和苏联战俘的地方。纳粹用它来“威吓当地人”，囤积奴工，“按照最初的设想，奥斯维辛只是在犯人被送往帝国其他集中营之前暂时关押他们的场所，用纳粹的术语来说，一座‘隔离’ 营。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奥斯维辛的功能明显发生了变化，这里将成为有进无出的人间炼狱”。通过揭示奥斯维辛的演变过程，里斯要告诉读者的是，纳粹并不是从一开始就精心设计，并按部就班地要把奥斯维辛建成一个杀人魔窟。这个现在恶名昭著的集中营乃是纳粹在不断出现新问题的过程中，一次次临时调适和改变所累积的结果。它的演变成为纳粹极权统治“累积式激进”（cumulative radicalization）的一个缩影。“累积式激进”指的是，灭绝屠杀犹太人并不是希特勒一个人下达的命令，而是“许多纳粹分子都为此尽心尽力。下层的主动性和推波助澜，是灭绝朝着越来越激进的方向发展的重要原因。”战争结束之后，那些以各种方式参与灭犹的纳粹“试图让这个世界相信做出决定的只有一个人，那就是阿道夫·希特勒”，不少历史学家做出的也是这样的解释。《奥斯维辛》的目的和重要意义就在于，它用揭示累积式激进的过程来纠正一个历史解释的常见错误。里斯指出，“战争让一切都朝着激进化的方向发展，集中营也不例外”。犹太人隔离区也是一样，它后来成为纳粹迫害波兰犹太人的一个显著特点，也成为把犹太人送进集中营的先导，但是，里斯同样也指出，“它建立之初的用意并非如此。与奥斯维辛和纳粹‘最终解决’发展历史上的很多事情一样，它们都朝着最初没有预料到的方向演变”。里斯详细叙述奥斯维辛集中营和波兰犹太人隔离区，都是为了说明，纳粹一开始并没有屠杀犹太人的计划，更不用说消灭所有犹太人的“最终解决”了，大屠杀本身也是一个“累积式激进”的结果。里斯指出，即使是纳粹的首脑人物——如希姆莱和海德里希——开始也没有大屠杀的计划。他们甚至不同意“从肉体上消灭整个民族的做法——因为那从根本上很不德国（un-German），也不可能实现”。但是，纳粹面临的许多具体问题——从解决因德意志人迁移而造成的住房短缺，到战时的粮食短缺——使得他们在制定应对政策时越来越极端，越来越残酷，也越来越邪恶。这种“累积式激进”是纳粹极权制度的暴力统治逻辑所无法避免的，也只有在这个制度中才会如此迅速地加剧和恶化，奥斯维辛就是纳粹制度的一个产物。奥斯维辛，史上最骇人的名词之一，它不仅仅是“最终解决”、屠杀犹太人的集中营，还是纳粹德国整体价值观的一个实在体现。这是一个更大的故事，但我们其实从未真正了解它。本书力图在多年的积累之上，以奥斯维辛这个具体场所为切入点，对人类历史上最深重的罪行进行最透彻的诠释。不同于反犹主义，奥斯维辛有确定的开始日期——第一批波兰囚犯到达，是1940年6月14日；也不同于种族屠杀，奥斯维辛有确定的结束日期——1945年1月27日，集中营获得解放。在这两个日期之间，人的行为和信念一再顷刻颠倒，因应自身处境而朝着不曾预料到的方向演变。通过大量来自不同个体、不同视角的叙述，劳伦斯·里斯打破了以往对奥斯维辛大而化之的认识。奥斯维辛是否专为犹太人所设置？对党卫队看守来说，拒绝服从杀人命令和从受害者身上掠夺财物，哪一个对自己的良心谴责更大？是否有人进了毒气室还能生还？为什么相比波兰、斯洛伐克和匈牙利政府的积极配合，丹麦政府却举国协助犹太人出逃？文明的法国又在大屠杀中扮演了什么角色？人类的堕落没有底线。对奥斯维辛的研究，不仅是让读者更深刻地洞悉纳粹，还可以了解在历史最极端的情况下，人类会做出什么。这里所涉及的故事，有不少可以让我们更好地认识我们自己。劳伦斯·里斯（Laurence Rees），1957年生，牛津大学毕业，英国历史学家、纪录片导演，被《泰晤士报》评为“英国最杰出的历史纪录片制片人之一”。曾担任英国广播公司（BBC）历史节目的创意总监，制作许多有关纳粹和二战系列的电视、电影，获奖无数，包括英国电影和电视艺术学院奖（BAFTA）、英国纪录片格里尔逊奖和国际纪录片奖等。另著有《纳粹警示录》《大屠杀:一部新的历史》《东方恐怖：1931—1945年的日本侵略》《世纪之战：希特勒和斯大林的战争》《希特勒的克里斯玛》等。本书史学贡献最著的部分是它还原了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真相，让人们了解奥斯维辛是什么和不是什么，在那里发生了什么，是怎么一步步演变、发展而成。里斯告诉读者，纳粹并不是从一开始就精心设计，并按部就班地要把奥斯维辛建成一个杀人魔窟。奥斯维辛集中营是纳粹在不断面对新问题的过程中，一次次临时调适所累积的结果。
现有的大屠杀研究大多广泛引述幸存者和受害人的证词，鲜少加害者的证词。本书的独到之处在于收集了相当数量的第一手加害者证词，回答了两个关键问题：人怎么可能做出这样邪恶的事情，心安理得地残害与自己无冤无仇的无辜者？杀害的决定是谁做出的？第一个是人性问题，涉及人自身的善恶。第二个是政治责任和法律罪责问题，涉及应该如何为受害者伸张正义。
作者肯定希特勒环环相扣的决定最终导致对犹太人的屠杀，但同时把目光更多地放在普通纳粹的创造性和作恶行为上，揭示犯罪者不是少数虐待狂或变态者，而是无数心智正常的人、“好人”、社会精英，并指出最危险的想法之一，就是认为欧洲人是在少数疯子的强迫下，心不甘、情不愿地犯下了灭绝犹太人的罪行。
作者强调，人的处境对个人行为的影响远超我们的想象，不要忽视纳粹统治环境对普通德国人的人性改变效应，这段历史永远是一个警示；但它也表明，如果个人行为会受到环境影响，那么一群人的共同努力可以创造出更好的文化，反过来提升个体的道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