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知道，东德和西德，最后是西德改变了东德，甚至国家都被它吞并了。但是东德有没有可能吞并西德呢？这个问题听起来好像不可思议，而且事实上也没有发生过。我在德国跟很多人谈这个问题，包括东德最后一任共

在当今中国舆论场，秦晖老师是非常稀缺的学者。此前，他长期在清华大学历史系任教，2018年，于清华“退休”后，前往香港中文大学任教至今。在学术圈，有个说法是，“老辈看余英时，中生代看秦晖”。在大陆史学界，秦晖老师是为人称道的人品与学养都深厚的学者。更重要的是，他不是象牙塔学究，他有坦言“主义”、直面“问题”的精神，对中国现实有极深的思考力和洞察力。看一下他的观点就知道了：◎当今“中西文化碰撞”的问题，不是西学还是儒学的问题，而是西儒皆灭，“秦Z”与“痞风”相继、强权与犬儒互补的问题；◎从中国现实的“问题情境”出发，我们现在不是自由主义太多或社会民主主义太多了，而是寡头主义与民粹主义太多了；◎中国无论是左派得势，还是右派得势，得利的都是同一些强势者，而吃亏的也是同一些弱势者。左时“公权”侵夺个人领域却无心公共服务，右时放弃公共产品却不保护个人权利。“左派”建不起福利国家，“右派”搞不成公平市场；◎道家强调无为，是权力对权利的无为，但我们的主流却在践行着权利对权力的无为。如果说前者是宽容，后者就沦于苟且了；如果说前者意味着自由，后者就意味着奴役。……在当下时代，秦晖老师之所以重要，不仅仅在于他学术上罕见的渊博和极度的专注；更在于面对当下争论不休的社会问题，他能够以难得的清晰逻辑，为我们守护最基本的底线。秦晖老师学术与文字的背后，无不表明，社会少了共同底线的共识，会演变成何等的荒谬状态。珍惜秦晖，就是珍惜我们自己。虽然他的很多观点饱受争议，他的一些作品，甚至受到限制。但读过他的作品，都会遭遇一种电光火石般的冲击。张鸣老师说：秦晖令我震惊，他是学界大人物，没有人比他更睿智、更犀利，对中国的问题剖析得更深，每个论点的提出都会引起社会的一阵悸动。刘瑜老师说：秦晖先生很像是一个思想的管道工，哪里出现了认识和观念的严重堵塞，他就常常“赶赴现场”，进行疏通清理。他传奇般的知识面、记忆力和思辨力，总是能三下五除二，将一堆杂乱无序的论争梳理得一清二楚。读先生的书，让我有豁然开朗之感。由于某种原因，秦晖老师部分书籍已被绝版，很多书在市面上已经找不到了。先知书店经过多方努力争取，集全了目前尚能找到的秦晖老师六部代表作，都是最适合阅读、也最宜收藏的版本。正如张宏杰所说：“秦晖是个颇有几分英雄气的人。他就是《皇

秦晖老师是我最喜欢的学者，甚至可以去掉“之一”两字。我很早以前就读过他的一本书：《问题与主义》。这本书像一把锤子，敲碎了我头脑中的很多“常识”与“定势”。从这本书开始，我又陆陆续续看了秦晖的其他作品，包括他当时在报纸上发表的一些长文，我头脑中原本的知识结构受到巨大冲击。读罢这些东西，秦晖在我心目中的印象是个颇有几分英雄气的人。或者说，他就是《皇帝的新衣》里的那个孩子，只有他有足够的清澈和“天真”说出石破天惊的话。

作者：秦晖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历史系教授（已退休）博士生导师“满嘴的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我觉得问题不大。如果说这是伪善，那么这是社会非常可贵的一种机制。这一制度的长处恰恰就在于，它可以依靠一种权力制约，使得很多哪怕内心不那么高尚的人也不能做不高尚的事，而只能做高尚的事。在中国，所谓儒家的虚伪（“伪善”）当然是存在的，但是法家提倡的虚伪其实就是一种“伪恶”，强迫所有人都作恶，才真正是非常要命的。▍高度自由的社会同样有伪善中国的儒家，既不像有些人说的那么好，也不像有些人说的那么坏。儒家大多数情况下只是中国人说说而已，并不是做的。人们经常做的要么就是法家的那套，要么就是道家的那套，像犬儒主义。

他们的历史。他们满腔热情地沉浸其中并对那年代久远的往事如数家珍。在同伊朗和伊朗人的关系中，西方人，包括美国人，常常为在其中看到他们认为仅存在于自己国家的文明程度而颇感震惊。

据央视新闻、迈赫尔通讯社及路透社综合报道，伊朗总统莱希以及伊朗外长阿卜杜拉希扬，在19日的直升机事故中遇难。目前在网络上讨论热度最高的，是伊朗总统遇难的真实原因。有人认为最大嫌疑是天气，当然，也有很多人认为是美国制裁以及以色列的攻击。真相究竟如何，多方各有推测。但是除了真相，厘清伊朗以及中东-西亚地区冲突、动荡的根源或许更为重要。中东-西亚地区为何如此动荡？长久以来，这些都是人们热议的话题。分析起来，可以简单概括为两个转折点和三大根源：

很多人与秦晖相遇，都会遭遇一种电光火石般的冲击。你越有逻辑能力，就越能体会他的清晰与穿透力；你对生活越有常识感，就越能体会他的重要性。比如福利与自由的关系。有些人不满意美国，觉得美国过于自由，不保护穷人，也不满意瑞典，认为瑞典的福利太过分，养了懒汉。言下之意，这两个国家都有毛病，都不应该学习。秦老师说，美国人的自由咱们学不来，那咱们学习美国人的福利行不行？瑞典的福利学不来，那瑞典人的权利我们有吗？比如为了抗疫，让民众隔离在家，对穷人不友善的美国居然也紧急安排了失业救济的福利，人人皆可申请，甚至自由职业者也可以申请。这样的福利，我们能学吗？同样，如果我们有瑞典人的基本权利，恐怕我们也不会发生因为警示公众而遭训诫的事情吧？最糟糕的是既不给福利，也不给自由，那就等于把人往绝路上逼。典型的就是农民工进城，既没有城镇救济、子女入学、医疗保障的福利，也没有路边摆摊、住贫民窟、钻桥洞的权利。说白了，中国与世界的对接，没必要刻意培养出一种苦大仇深、横眉竖目的氛围。作为后发展国家，我们抄全世界的作业，可以先不抄别人家高的部分，但至少可以先学别人家最低的部分。这最低的部分，就是底线。我们与世界的接轨，应该是底线的接轨。秦老师强调，也许这是我们唯一必须要接的轨。再比如左右之争。这是最争论不休的问题，尤其当话题涉及政府在社会的角色时。左派认为，政府应该把事情统统管起来。右派则认为最好的政府是管事最少的政府。于是，在教育医疗社会保障上大家争论不休。于秦晖老师来说，如果不把政府的权力与责任分开描述清楚的话，这种左右争论，往往是鸡同鸭讲。不把权力责任区分清楚，就会出现这样的尺蠖效应：左派主张政府扩大权力，右派主张政府不用负责任。一放一缩之间，结果只会是：政府的权力不停扩大，责任又在不停缩小。以北宋王安石与司马光的斗争为例。王安石主张「摧制兼并，均济贫乏」，照顾穷人、保证平等，有今天左派的意思；司马光主张「国家不与民争利」，有今天自由右派的味道。问题是，争论双方都不是「受权于民」，所以落实的结果，变成了老百姓一方面被王安石的国家统制限制住了权利；另一方面，司马光的自由放任给了「官品形势之家」放手聚敛的权力。这两种政策轮番上场，北宋也就在「尺蠖」的一放一缩中走向危机，最终在危机中灭亡。秦晖说，在这种情况下，你让我选择做王党？马党？骑墙党？得了吧，我谁也不选。因为我是人，又不是尺蠖。因为是人，应该有最朴素的常识，那就是：左派可以主张一个责任大权力也相应大的政府，右派可以主张一个权力小责任也相应小的政府。但左右两派，要的都应该是「权责对应」的契约性政府，我们都不能接受那种权力大到不受制约，责任小得不可追问的政府，这就是「共同的底线」。秦晖又沉重地补充道：实现共同的底线之前，我们有什么资格妄称「左」「右」，标榜这种或那种现代文明中的「主义」呢？秦晖的主张，在一些场合，甚至成了左右派公敌。不过，他不在乎。学者，但求学理严谨，逻辑一致，何惧流言蜚语？这是秦老师的气度。当然，也是因为「共同底线」过于重要，非如此说不可。理解秦晖所说的共同底线，并不需要多复杂的头脑。比如，我是儒教徒，你是基督徒，但我们都主张信仰自由、政教分离，反对异端审判、神权政治，这也是「共同的底线」。这个底线并不要求我们放弃或修改原有信仰，或是「和稀泥」地搞个「半儒半耶」的「中间道路教」。再比如，你是代表底层的左派，我是代表中产阶级的右派，我们彼此各自主张互相辩论，但我们都同意遵守现代政治的基本文明规则，不搞「你死我活」，不会将政见不同上升为暴力剥夺、驱赶或镇压。这就是共同底线。没有底线的共识是靠不住的。在一个可以把「异端」烧死的神权体制下，基督教和儒教可以讨论什么样的共识？在一个可以互相人身伤害的社会，左右派谈什么共识？强调这样的共同底线，说穿了，就是一种大白话，大实话。卑之无甚高论。我们今天的时代，重视秦晖，喜欢秦晖，也正在此。不仅仅在于他罕见的渊博、极度的专注力，更在于他以难得的清晰逻辑，为我们守护最基本的底线。如果我们的社会少了共同底线的共识，会演变成何等的残酷状？珍惜秦晖，就是珍惜我们自己，无论左右。秦晖的学问，是「早稻田大学」培养出来的地气。早年失学务农，在田间地头，反而造就了他极其犀利的问题意识。秦晖的格局，是一种世界性的眼光。他有这样的视野，是因为他从小喜欢看世界地图、转地球仪吗？很难说。但是这种纵贯东西的大格局，实乃吾人之福气。和他同一个时代，是我们的幸运。在当今中国舆论场，秦晖老师是非常稀缺的学者。此前，他长期在清华大学历史系任教，2018年，于清华“退休”后，前往香港中文大学任教至今。在学术圈，有个说法是，“老辈看余英时，中生代看秦晖”。在大陆史学界，秦晖老师是为人称道的人品与学养都深厚的学者。更重要的是，他不是象牙塔学究，他有坦言“主义”、直面“问题”的精神，对中国现实有极深的思考力和洞察力。看一下他的观点就知道了：◎当今“中西文化碰撞”的问题，不是西学还是儒学的问题，而是西儒皆灭，“秦Z”与“痞风”相继、强权与犬儒互补的问题；◎从中国现实的“问题情境”出发，我们现在不是自由主义太多或社会民主主义太多了，而是寡头主义与民粹主义太多了；◎中国无论是左派得势，还是右派得势，得利的都是同一些强势者，而吃亏的也是同一些弱势者。左时“公权”侵夺个人领域却无心公共服务，右时放弃公共产品却不保护个人权利。“左派”建不起福利国家，“右派”搞不成公平市场；◎道家强调无为，是权力对权利的无为，但我们的主流却在践行着权利对权力的无为。如果说前者是宽容，后者就沦于苟且了；如果说前者意味着自由，后者就意味着奴役。……在当下时代，秦晖老师之所以重要，不仅仅在于他学术上罕见的渊博和极度的专注；更在于面对当下争论不休的社会问题，他能够以难得的清晰逻辑，为我们守护最基本的底线。秦晖老师学术与文字的背后，无不表明，社会少了共同底线的共识，会演变成何等的荒谬状态。珍惜秦晖，就是珍惜我们自己。虽然他的很多观点饱受争议，他的一些作品，甚至受到限制。但读过他的作品，都会遭遇一种电光火石般的冲击。张鸣老师说：秦晖令我震惊，他是学界大人物，没有人比他更睿智、更犀利，对中国的问题剖析得更深，每个论点的提出都会引起社会的一阵悸动。刘瑜老师说：秦晖先生很像是一个思想的管道工，哪里出现了认识和观念的严重堵塞，他就常常“赶赴现场”，进行疏通清理。他传奇般的知识面、记忆力和思辨力，总是能三下五除二，将一堆杂乱无序的论争梳理得一清二楚。读先生的书，让我有豁然开朗之感。由于某种原因，秦晖老师部分书籍已被绝版，很多书在市面上已经找不到了。先知书店经过多方努力争取，集全了目前尚能找到的秦晖老师六部代表作，都是最适合阅读、也最宜收藏的版本。正如张宏杰所说：“秦晖是个颇有几分英雄气的人。他就是《皇

图为北京城墙下的火车。●在文化上，晚清却出现了一个非常明显的、有人称之为“三千年未有之变”，什么叫“三千年未有”？是说我们三千年来都没有打过败仗或者败得没有这么惨？当然不是。就是几千年来人们第一次对我们的道统产生怀疑。●这些真正的儒家，从传统上就带有一种愤世嫉俗的心理，认为三代是很理想的，到了后来就越来越糟糕了。他们带着这种理想去看西方，忽然发现有一个很理想的地方，就是西方。●这些人普遍地从“反法之儒”的价值观出发，面对西方，他们第一个感觉就是我们的“秦政荀学”如何如何糟糕，他们往往说西方这样的社会，体现的就是中国三代所达到的文明，他们这个时候学习西方，往往都带有一种所谓“引西救儒”的色彩。●戊戌时代的儒者感到的礼崩乐坏并不是西学带来的礼崩乐坏，而说是“三代”之后、“暴秦”以来的礼崩乐坏。用谭嗣同的话说：“两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二千年来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中国已经被“大盗”和“乡愿”统治了两千年！谭嗣同（1865年－1898年），著名维新人物。薛福成（1838年-1894年），清末外交官。郭嵩焘（1818年-1891年），清末外交官。▍1、区别“反西之儒”与“反法之儒”很感谢大家来参加我们今天的交流。最近，儒学、国学的传统话题很热闹，但是，我们通常在用语言来表述某种意思的时候，经常有所谓的符号和我们要表达的意思之间的关系问题。当代语义分析的研究表明，语言解释的空间是无限的，同样的话语可以表达很多不一样的甚至截然相反的意思。比如人们谈儒学，同样是谈儒学的人，之间的差别可能非常之大，这就是索绪尔讲的“任意原则”。如果是这样，语言还有什么意义呢？但索绪尔提出语言的表达还有另外一个规定，就是“差异原则”，通俗地讲，就是指一句话要表达什么意思，往往是要通过借助这句话去针对什么来体现的。如果用我的语言来讲，就是讲某一套话语的时候，往往有一个假想敌，我们这个话语真正的意思是通过我们要排斥的东西来体现的。比如大家都讲儒家，大家都讲仁义道德，这个仁义道德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就是取决于你用这个仁义道德来针对谁，如果离开了这个，所谓不仁不义，不道不德的东西，你讲的仁义道德就没有什么确定的含义。我们现在讲儒学，首先要明白你讲这套话到底是针对什么的。从董仲舒以来，两千多年，几乎人人都讲儒家，没有什么人说他是反儒的，但是讲儒的人中区别非常大。就像有学者讲的，西方基督徒中的区别往往比基督徒与非基督徒的区别还大。都是讲儒的人，他们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区别呢？主要就在于差异原则。他们针对的假想敌是不一样的。就今天而言，我觉得我们谈儒学的时候，最重要的两种谈法，一种就是自从董仲舒以来一直到晚清，不少儒者，我指的是那些继承了先秦以后，董仲舒以前的原始儒家信念的那些人，不是仅仅为了“读书做官”把儒书作为“敲门砖”的人，他们谈儒往往是很愤世嫉俗的。他们所愤、所嫉何来？当然不是来自“西化”，主要就是来自孔孟时代的“周秦之变”，孔孟为当时的“礼坏乐崩”痛心疾首，而从“礼坏乐崩”中建立了一个秦制，这套制度被很多早期儒家认为很糟糕。大家都知道原始儒家有两个概念，叫做“王道”和“霸道”，很多人认为法家就是主张霸道的。他们对此强烈不满。董仲舒以后很多人就驯服了，接受了“儒表法里”，但“表里”之间还是有矛盾的，到某些关节点上时不时还会有些不知道“难得糊涂”的儒者出来指责秦制，所以会有所谓“儒法斗争持续两千年”的说法。而到了五四以后，“西学”影响大了，很多儒家、或者说声称自己是儒家的人，就不是对法家和秦制表示不满，而是对以“西化”为表现形式的现代进程表示不满了。从洋务、维新时期的守旧派，到新文化运动中很多对新文化表示不满的所谓保守派儒学人士，他们讲的儒学当然又是表达另外一种意思了。但有趣的是，当初学习西方的潮流，恰恰就是由前面说的那种“反法之儒”发动的。所以在表达儒学里面的“差异原则”中，“反西之儒”与“反法之儒”的区别可以说是近代最基本的一种区别。▍2、学习西方与道德形象有关我们回顾一下晚清以来的中国思想界，会发现，以往尤其是在新文化运动以后人们都强调西儒的对立，这就被遮蔽掉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在晚清以来的很长一个时期，最急于引进西学的人就是这种所谓的“反法之儒”。这里头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中国人在晚清为什么忽然间想到要学习西方，而且出现了那么强大的一个潮流，以至于到了上个世纪之交，好像不谈西学就不是学问。到了民国初年，甚至发展到当时能够为中国传统进行辩护的人，往往也必须要像辜鸿铭那样本来就是一个洋人，英文比中文讲得好，他才有资格扮演这样的角色。为什么会导致这样的局面呢？为什么会导致相当一个时期国人都争前恐后地要学习西方呢？有些人说，晚清中国人之所以要学习西方，就是因为西方打败了中国人，谁的拳头硬就学谁，落后就要挨打，挨打就是落后，打人的就是先进，所以我们就学习打赢我们的人。可是后来又说：五四时期中国人对西方失望了，因为“先生老是欺负学生”。这个说法显然与上面那种说法矛盾：如果按上面的说法，我们原来不就是因为挨打才学习打我们（就是欺负我们）的人吗？如果不打我们，我们还不学了呢。怎么还会有失望一说？显然，五四时期部分中国人由学习西方转向学习俄国，并不仅仅是因为西方欺负我们。不过后一个说法至少表明，当时人们学习西方与西方在国人心目中的道德形象有关，这个形象绝不仅仅是个“强者”。但是这个特征在我看来，最典型的还不是五四以前，而是戊戌变法以前，那时的“反法之儒”对西方的道德描述，可以说比戊戌变法以后、五四以前还要浪漫得多！▍3、学西方的根源不是“被打败”这里我要说，国人传统上就并不是对“强者”多么崇拜的。我们讲的主要是文化意义上的中国，主要就是指中原的农耕文明，以及代表这种文明、打着儒家旗号的中原王朝。大家知道，这个意义上的中国被人打败，其实在历史上经常发生，绝不是只有晚清才真正被打败。远的不说，距离晚清最近的就是晚明，当然有人说明是亡于流寇而非亡于清，这本是清朝为标榜其“得国之正”而说的。但就算崇祯是亡于李自成，李自成的“顺”朝不也是汉人政权吗？它不就是被满清所灭的吗？其实崇祯死后的“南明”仍然曾经拥有大半个中国，它也不就是被满清彻底打败了吗？南明是彻底地亡于清，跟晚清受列强“欺负”有很大不同，败得很惨。晚清被西方打败无非就是丢了一些边疆，大清朝一直还在，虽然“西夷”也曾经两度打进过北京，据说不知是慑服于“天朝威仪”还是害怕“人民反抗”很快又走掉了，整个国家体制并没有被颠覆。如果国人崇拜打败自己的人，大明帝国的人首先应该崇拜满族人才对，为什么明清之际中国没有兴起学习满族的热潮呢？相反，那时汉族人在文化上仍然非常骄傲，没有人认为我们文化上不如满族，以至认为满族文化比我们先进。而且，明清之际很多人反思的时候，都说我们之所以败亡，是孔孟之道贯彻不够，对这一套还是充满信心。尤其像黄宗羲，明亡后大骂一通皇帝，反思非常深刻，说我们现在毛病一大堆，正是因为这些毛病我们才完蛋了，但是他讲的毛病就是秦以后，说秦以后我们违背了孔孟的很多东西，以至于沦落到如今的地步。可是，在清末民初我们看到的恰恰相反。晚清与南明相比老实说，败得其实并不是太厉害，主流的中国人在军事上从来就没有放弃过抗击侵略者的信心，最后也取得了很大成就。但是相对于中国在军事上一直保持信心，在文化上，晚清却出现了一个非常明显的、有人称之为“三千年未有之变”，什么叫“三千年未有”？是说我们三千年来都没有打过败仗或者败得没有这么惨？当然不是。就是几千年来人们第一次对我们的道统产生怀疑。这仅仅是因为我们被打败了吗？如果说外国人或者说“西夷”只不过就是夺去了朝鲜、越南，就使我们认为孔孟之道不行了，那么满族人把北京、南京都拿走了，我们为什么认为孔孟还行呢？我们为什么不去学习萨满教呢？因此，与西方接触后之所以使“传统文化”当时产生严重危机，根本原因并不是“被打败”了。你可以看一看当时的很多中国人，包括徐继畬、王韬、冯桂芬、马建忠、郑观应、郭嵩焘、张树声、薛福成直到康有为、谭嗣同，他们眼中是怎么看西方的，他们是怎么论证学习西方的。▍4、“反法之儒”学西方的几个特点当时这些人论证学西方大致上都是有这么几个特点：第一，他们是从追求道德理想的角度来学习西方的。当然，这种道德理想带有很明显的古儒“三代”色彩。本来传统儒家一直有一种不满现实的情绪，这种情绪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评价。五四以后，反儒的人认为这种情绪就是复辟倒退，开历史倒车的情绪。鲁迅先生专门塑造了一个“九斤老太”来形容这种情绪，这种人总认为过去比现在好。按照儒家的传统说三代是盛世，到后面就是一代不如一代。骂儒家的人说这是复辟倒退，开历史倒车。而称赞儒家的人如余英时先生，则说这是一种知识分子的社会批判良知。但是，说是批判良知也罢，说是复辟倒退也罢，所指的事实是一样的，就是这些真正的儒家———我所谓“真正的儒家”就是并非为了在科举考试中得到一块敲门砖来当大官，他们是有真正追求的。这些人从传统上就带有一种愤世嫉俗的心理，认为三代是很理想的，到了后来就越来越糟糕了。他们带着这种理想去看西方，忽然发现有一个很理想的地方，就是西方。这个所谓的追求道德理想，也就是带有古儒三代色彩的理想，是这些人学习西方的主要力量，而富国强兵的功利主义反而只是次要的或者是顺带的动机。第二，这些人普遍地从“反法之儒”的价值观出发，面对西方，他们第一个感觉就是我们的“秦政荀学”如何如何糟糕，他们往往说西方这样的社会，体现的就是中国三代所达到的文明，他们这个时候学习西方，往往都带有一种所谓“引西救儒”的色彩。说我们中国本来是很文明的，但是到了战国就越来越不行，到了秦始皇就是强盗政治，以后中国就堕落了，原来认为儒家那套没希望了，现在看据说还是有一个实现了儒家思想的地方，就是想象中的西方，这套如果实行的话，就可以把秦以后的一套东西纠正过来，使得儒家的理想能够复兴，能够纠正秦汉以来的礼崩乐坏之弊。总之他们认为学习西方就是为了抵制法家那一套。第三，与以上两点相应，那个时候这些人经常都强调，要学西方，就是要学如何“引西救儒”，抵制法家体制的这一套东西，这一套东西是所谓西学的“体”和“本”，学这个体和本是主要的，其次才是学“用”，学“末”。学习西方首先就是要学民主共和，天下为公，这是最重要的，是“本”，至于其他的，不仅是“船坚炮利”而且包括市场经济中赚钱的本事都是“末”和“用”，是次要的东西———这显然带有儒家传统的重农抑商倾向，这些人往往都是强调要学“体”，学“本”。第四，这些人如果在本土传统中寻求与学习西方接轨的思想资源时，他们往往强调的都是要回归古儒，拒斥法、佛。由于这些人往往都有非常鲜明的反对法家、反对佛老的倾向，所以在儒家道统内，这些人的特点是往往都非常看好孟学而排斥荀学。大家知道，在战国时代“儒分为八”，一般认为，其中的荀子这一派是代表从儒家到法家的过渡，或者说荀子这一派是半儒半法，这时候的这些学者都对荀子的这一点表示深恶痛绝，而与这相反的一种趋势，就是所谓的孟学。这些人就认为孟学很好，因为孟学有很多民贵君轻之类的言论，这些内容后世的法家也很不喜欢，朱元璋为此还要把孟子禁绝了，这些人也是在这个方向上寻找所谓的思想资源。第五，当时这些热心“学西”的儒者几乎都没有怎么注意到，现在很多人认为西方文化最本质的一个特征就是个性自由，个人主义现被认为是西方近代自由主义的核心价值。有学者研究得出结论，中国人对所谓个人、个性、个人主义接受都比较晚，都是五四前后才进入中国的，但是民主、共和这些概念很早就进入了中国，这些东西他们接受得很早。他们主要是对西方的民主共和、天下为公津津乐道，并用以反思秦以来的“家天下”。今天看起来，这当然是对西学了解不深的表现。我们现在当然都知道，西方的这一套体制，不管是民主政治也好，市场经济也好，个人权利在这种价值体系中都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但是，有一个现象我觉得很有意思，那就是虽然我们可以说这是对西学了解不深的表现。然而耐人寻味的是，恰恰是这个时期学西者的这种肤浅的见解，首先因为它不强调个人本位，而与儒家的小共同体本位的价值体系没有形成明显的冲突。这个时期很多人并没有感到西儒是对立的，原因在于原始儒学的确也是不讲个人本位的，原始儒学讲的是家族本位，讲的是小共同体本位，讲的是熟人社会中的伦理原则，这些东西如果认真深究的话，它与西方近代的价值体系的确是有矛盾的。当时的人们似乎没有认识到这一点，所以没有感觉到这两者之间存在多少矛盾。但是，恰恰是这种“肤浅”的认识，一方面淡化了西儒的矛盾，但另一方面，却对“秦制”与法家专

历史并不遥远，我们都生活在历史中。而且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昨天人们面对的现实，就是今人所谓之历史；而今天我们面对的现实，就是明天所谓的历史。而且这个昨天、明天当然可以是比喻——意指可能很遥远的过去与未来，但也可以指24小时之前，甚至此刻之前的事，对此刻而言已是历史，而此刻的事，对此刻之后而言也是历史。当然实际的历史学著述几乎没有写到“此刻以前”的，但这只是技术上来不及写，或者说事情还没完也没法写。是史学著述没写也不能说就不是历史，正如古代很多事史书上没写，但它们同样是历史的一部分一样。所以，历史与现实并没有隔着一堵墙。现在有些人说：历史学应该与现实保持距离。这话要看怎么说。如果说对身在其中的事容易产生情感或价值观上的偏见，而学术研究应该尽量避免偏见的影响，对身在其中的事“让后人来评说”，那是有一定道理的。不过对事实记录而言身在其中却有后人不及的优势，很多事如果今人不留下记忆，后人就没法评说。而且偏见这东西，严肃的史学家主观上当然要尽量避免，尤其不能像有些“后现代”学者那样根本否认史实的客观性，而把史实仅仅当做一种“叙事”，从而为胡编乱造的“影射史学”开方便之门。但是主观上尽量避免，客观上其实也是很难完全避免的。即便对于古代史，研究者也很难真正保持“价值中立”。所以对于史学的客观性一方面当然要求史学家秉笔直书讲究“史德”，另一方面更有赖于学术自由。人们很难完全避免偏见，但社会应该做到不能只有单方面的偏见，更不能用学术之外的权力去制造“一面倒的偏见”来单方面遮蔽事实。古人所谓“偏听则暗，兼听则明”，今人所谓多元化“片面的深刻性”在学术自由的环境下可以互相纠错而达至对客观性的“无限逼近”，都是这个道理。如果说史学与现实保持距离的意思是回避“风险”，那就更值得商榷了。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只能说史学要与权势保持距离，而非与现实保持距离，不是为免招怨于权势而回避现实，更不能为讨好权势而捏造“现实”。我国古人就有“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的榜样，而今日世界上，“现当代史”的发达与否更是衡量一个国家史学水平的最重要标志之一。我们都知道，一个民族历史悠久，未必意味着历史学受到重视；而史学受到重视，成为“显学”，也未必意味着它的学术水平一定就高。我们中华文明历史当然很悠久，但平心而论，应该承认它并非最悠久的。尽管今天人们在运用各种考古手段把已知的文明史往前延，但不要说更远，就与较近的古印度河流域文明相比，据说是我们夏朝都城的河南二里头遗址不但比印度河畔的摩亨佐·达罗等古城要晚不少年，而且二里头那些土墙草顶的“宫殿”怎么说也没法与烧砖砌就、上有重楼、下有全城规划的下水道系统的古印度河流域建筑相比，据说是汉字雏形的二里头刻画符号也没有摩亨佐·达罗象形文字那么丰富成形。但是古印度文明虽然历史悠久，它却是个“没有历史的文明”，灭亡了的古印度河城邦且不论，就是后起的雅利安人印度文明虽然宗教文化高度灿烂，引得很多中国高僧都要去取经，却仍然没有什么连续可考的历史纪年可言，以至于如今国际印度学界在很大程度上仍然要靠法显、玄奘等中国取经者的汉文记载去大致还原那时的印度史。比起印度文明来，我们自古以来史学就是显学，古代知识体系中历史学享有很高地位，历代史籍的积累号称“浩如烟海”，这是值得我们珍视的遗产。但是史学在我国文化传统中地位虽“显”，却一直有厚古薄今的特点。而且不仅是价值意义上的“厚古”——以“复古”的名义推动历史，典型的如西方当年的“文艺复兴”，无可非议——更是利害意义上的“避今”，这就是个问题了。大家知道中国言论禁忌比较多，普遍认为当代人写的当代史是不可信的。一般来讲，能传世的历史学名著都是写前代的历史。尤其是正史，除了司马迁。所以我们说司马迁前无古人后无来者（鲁迅说是“史家之绝唱”）。在二十四史中，只有司马迁是当代人写当代史的，当然他也写了汉代以前的，但是至少《史记》里相当一部分写的就是汉代的事。而且他直言本朝的高祖皇帝早年是个无赖，“今上”汉武帝也有各种失德之处，而且不以成败论英雄，把汉朝的敌人项羽写成烈士，列入“本纪”；出身贫困而率先反抗“暴秦”却失败身亡的陈涉在他眼里也不是“反

高华教授最后的遗作《读王鼎钧》，记述了“冷战年代一位读书人的困窘和坚守”，以下为文章节选：1949年5月26日，王鼎钧随兵船从上海撤退到基隆，他没想到这一住就是三十年，当时来台的绝大多数人都以为几年后会随「老总统」一起回大陆。

“这套书会绝版吗？”出版社编辑回复：“建议趁早收。”写现代史的权威杨奎松，有一套书堪称“断货王”，它就是《革命》四部曲。不管你听没听过这套书，都可以简单了解一下，看它有多牛。这套书的主线，如果用一句话来说，那就是：中共以弱胜强的背后，有一股重要力量被长期忽视！回顾历史我们发现：最初在嘉兴南湖只有几十名党员；四一二事变中，被国民党杀了5000多人；红军从第五次反围剿时的30万人，到长征结束抵达陕北时仅剩1万多；即使是国共内战初期，也是长期处于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当中......可见，从诞生到内战初期，中共一直处于弱势。以弱胜强的背后，一定有一些什么原因（或许不是你以为的那些）被我们长期忽视。国内关于中国现代史的著作很多，但由于各种原因，视野独特，观点新颖的书却很少，那些千篇一律的“革命”叙事，很少能看清中共成功的真正原因......然而，许多重大的历史问题，我们只要深入探究一步，脑海中就会浮现出一连串问号——疑问一：国民党北伐的成功与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背后，离不开苏联的枪炮弹药，但是为什么蒋介石却在1927年发动了四一二事变与苏联决裂？真的是被英美资本收买了吗？疑问二：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后，蒋介石能够化险为夷的决定性力量，到底来自哪里？疑问三：为何双十协定墨迹未干，国共内战就突然爆发？到底谁该为内战负责？疑问四：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之后，中苏为何交恶？真的是因为苏联走了所谓的修正主义路线吗？一套不真实的历史叙事，不会仅仅停留在头脑里面，它是比枪炮更具威力的武器。读历史本是为了看见真相、获取见识，但真假难辨的历史却让人越读越糊涂，甚至得出一个完全颠倒是非的结论。在浩如烟海、假货遍地的“历史”中，如何挣脱权力宰制、追求历史真相？作者必须呈现出真实可靠、线索清晰的史料，而读者必须有寻找真相的见识和勇气——在信息管道狭窄、真相稀缺的时代如此，在信息泛滥、真伪难辨的时代，更是如此。越是这样的环境，也就越需要带着问题意识，愿意面对公共写作的历史学家，否则即使有学者纠正历史谎言，最终只会劣币驱逐良币——若论这一领域中的佼佼者，杨奎松绝对算一个。▲杨奎松《革命四书》内页展示研究1950年代以前中国革命史最有成就的学者，公认当属杨奎松。杨奎松老师在八十年代利用档案短暂开放的时机，在中央档案馆枯坐冷板凳多年，收集了大量不为人知的第一手资料，以一位历史学家的良知，重写被迷雾扭曲的中国现代史，最终完成了这套《革命》四书。这套书问世后，很快成为研究中国现代史无法绕开的重要著作。书中的历史事实，颠覆认知又合情合理，让今天的我们恍然大悟，又深感叹息。杨奎松只想要把事实弄清楚，把真相交代给读者和历史，自己不下任何定论，给后人留下自己的思考空间。杨奎松从国际大背景的角度书写中国近现代史，所以他总能见别人所不能见，回答一般学者回答不了的问题，因而也获得了一般学者所难得的荣誉——他是被国内国外都高度赞誉的历史学家。台湾近代史研究所所长陈永发说：“《革命四书》是一套能直面中国革命逻辑的佳作。”丁东认为：“杨奎松的这部书是传世之作。”同为现代史大家的马勇这样赞誉他：“杨教授是当代研究革命历史的顶级学者，要想研究同类问题，没有办法绕开他的成果走。”在这套书中，杨奎松写的是中国革命历程，放在读者眼前的却是20世纪国际格局的风云变化。它确实是拓宽历史视野，理解中国与世界关系演变的绝佳之作。书店有记录：有位书友已陆续买了20套《革命》送朋友。杨奎松这套精装典藏版的《革命》四书，在装帧设计上选用最好的材料和制作工艺，质感特别的布面书脊，烫银字体，阅读与珍藏皆宜。特别推荐，感兴趣的朋友请长按下图识别图中二维码，抢先收藏下单。来源

▲钱文忠教授品评王鼎钧作品历史学家高华（1954年5月-2011年12月26日）已经离开我们12年了。高华生前的最后一篇长文，是推荐我们阅读王鼎钧回忆录：“他的书，既是为历史做见证，也给我们启示和教益。”王鼎钧的这个见证何其珍贵，又何其非凡，不仅普通读者闻所未闻，就连著名的近现代史大家也震撼不已、称颂不已。他一点一滴地把“历史上最大的骗局”给我们解开。在台湾，王鼎钧的名字家喻户晓，人称“鼎公”。鼎公已99岁高龄，人到晚年，耗尽17年，完成四册大书《王鼎钧回忆录四部曲》，写尽一代中国人的因果纠结、生死流转。鼎公笔下的故事，对我们大陆人来说，有一种“陌生感”。而惟其如此，他的书才特别有价值，豆瓣评分高达9.3。抗战时期，王鼎钧先后在日军占领区，和抗战大后方生活；内战时期，他成了国民党宪兵，看见了国民党最巅峰状态，后来沦为了解放军俘虏，在解放区生活；1949年后，他来到台湾。鼎公说，“我的经历很完整，我想上天把我留到现在，就是叫我做个见证。”抗战、流亡、内战、白色恐怖……这四部回忆录脉络清晰，藉个人离乱的遭遇显现火焰山似的动荡年代，读来仿佛章回小说，精彩故事一个连接一个——这，其实是耄耋之年的鼎公，用自己的青春与血泪换来的！难得的是，鼎公并未将回忆录写成自己的血泪控诉，而是以文学的求美、史学的求真、哲学的求解，将血泪化成明珠，不见煽情，不见呐喊，平心静气，却有史诗般的壮阔和触及灵魂的力量，不愧为中文版的《战争与和平》。三联书店总编辑李昕说，“这部书，简直可遇不可求。我们当即决定加入版权竞争。同时，我承诺，尽最大努力保持作品原貌不变。”这才有了这套书的大陆版。幸！陈丹青：最近天天读王鼎钧回忆录四部曲，好看极了，生怕读完。林达：王鼎钧是我最喜欢的中文作家，他的文字领我进入了另外一片天地。鼎公的四部回忆录在大陆出版，是读者的一件幸事。我在知道北京三联已经出了王鼎钧四本一套回忆录之后，我还是花更高的书费从台湾买了一套。我理所当然地认为，北京三联不可能出全本，一定有删节。直到纽约一个和鼎公熟悉的朋友告诉我，“三联版一字未删”，我半信半疑地，还是信了。席慕蓉：谁在告诉我们真话，谁在告诉我们每个人真实的心理所受到的伤害，那大概只有王鼎钧这4本书。我们不能够明白的问题，父母不能讲的场景，都在他的书里出来。亮轩：《昨天的云》，写他的童年和家乡。《怒目少年》，写他抗战逃难的初期。《关山夺路》，写国共内战，所见所闻，所受到的刺激，精彩绝伦，你才知道什么叫国共战争。我们都人云亦云了一辈子，读到王鼎钧才算打开我们的眼睛。《文学江湖》写他在台湾被特务折磨的经历，我们才知道什么叫白色恐怖。各位，教科书都扔了吧，好好读王鼎钧的回忆录，比什么书都有用。为此，诚挚推荐“王鼎钧回忆录四部曲”，随着那一代人远去，类似的回忆录以后不可能再有，鼎公的这份记录是极为稀缺的。如果相信历史是有价值的，不妨读一读这位百岁老人的书，前人吃过的盐，走过的桥，对我们不无禆益。●最真实的历史：融合微观的自传和宏大的历史变迁，没有枯燥的说教，只有个人活生生的经历。这样的文字，别处看不到。●经典稀缺：大陆非常缺少这类完整记录中国现代史且文笔绝佳的作品，口碑极佳，多次断货下架，所剩无几。诚挚推荐你读读这套回忆录，如果你没读过，那你太幸运了，还有这么好的书待你享用。长按下图，识别图中的二维码，即可一键收藏：▍延伸阅读王鼎钧：周处除三害的故事，还有下半截王鼎钧：中国人如此过年历史学家高华生前最后一篇文章，到底说了什么？这也太敢写了他一点一滴地把“历史上最大的骗局”给我们解开他打算一年睡365个日本女子，自称民族英雄王鼎钧：这张著名的日本受降照，不对劲！

现在有种时尚，就是把一切丑恶的东西都归之于市场经济下的人心不古、重利轻义。2001年高考的作文题是对一则寓言的评论：一个青年带着七个行囊过河，这七个行囊分别是：健康、美貌、诚信、才华、金钱、荣誉、地位。河中遇险，需要扔掉一个才能求生，于是青年人扔掉了“诚信”。考题问学生对这个青年人的选择有何看法？这个考题顿时激起了社会各界对“诚信”的议论，考试次日，不少传媒就在“我们还要不要诚信？”之类的标题下发表了纷纭的众说。的确，这些年来人们痛感诚信缺乏的危机：市场上“假冒伪劣”泛滥，连“防伪产品”也有伪的，不守合同、恶意赖账、收货不付款、收款不发货成为司空见惯，金融诈骗、设局坑人，上市公司包装作伪，公然“圈钱解困”，传销、抬会的欺诈、坑亲杀熟，令人发指，甚至近年来引人注目的拐卖妇女儿童问题，据许多调查居然为亲友熟人欺骗的占了很大比重，以至于媒体呼吁不要“轻信”亲友……一个社会的人际关系之不诚不信到如此地步，实在已是匪夷所思了。于是人们借此次高考命题呼吁诚信。有人指出：“诚信是人之为人的基本准则。”有人说：“诚信是成功的秘诀。”还有人引经据典，指出孔子认为宁可去兵去食而不可失信，信与仁义礼智乃中国传统文化最重视的伦理。……这些当然都没有错。然而问题在于，为什么人人都知道诚信重要，而现实中诚信却如此缺乏？为什么先哲关于去兵去食不可去信的经典，敌不过权色才钱名利皆重于“信”的现实“选择”?现在有种时尚，就是把一切丑恶的东西都归之于市场经济下的人心不古、重利轻义。然而别的东西还可以讨论，这不诚不信毫无疑问是与市场经济无关的。众所周知，做买卖的基本条件就是要有信用。自然经济下封闭的亲友熟人小圈子的关系可以靠亲情，市场上陌生人之间打交道靠什么?当然唯有诚信。所以发达市场经济社会必然是信用至上的社会。道学家也许会说这种社会不仁不义、不礼不智，但决无法说它不讲信誉。发达的市场经济必然是发达的诚信社会，不管什么“文化”下这都是必然的。因此真正的问题不在于我们进入了市场经济因而变得不诚不信，而在于缺乏诚信我们就进入不了市场经济。那么究竟是什么导致了不诚不信呢？其实答案并不复杂，诚信诚信，先有诚，而后有信。诚者真也。为人行事，有对有错，谁也难说自己是永远正确的。但真诚却是为人行事的基础，没有起码的真诚，说出的话连自己都不相信，还能指望别人的信任？做的事连自己都觉得像演戏，还能指望别人当真？如果一个社会假话横行，人人口是心非，事事弄虚作假，那么即使有真诚人想办实心事，也很难在社会上立足，从而发生“劣币驱逐良币”效应，导致虚伪横行，真诚消隐。我国传统文化虽然重视诚信，但那时的长期专

很多人与秦晖相遇，都会遭遇一种电光火石般的冲击。你越有逻辑能力，就越能体会他的清晰与穿透力；你对生活越有常识感，就越能体会他的重要性。秦晖老师01福利与自由的关系有些人不满意美国，觉得美国过于自由，不保护穷人，也不满意瑞典，认为瑞典的福利太过分，养了懒汉。言下之意，这两个国家都有毛病，都不应该学习。秦老师说，美国人的自由咱们学不来，那咱们学习美国人的福利行不行？瑞典的福利学不来，那瑞典人的权利我们有吗？举例说，比如为了抗疫，让民众隔离在家，对穷人不友善的美国居然也紧急安排了失业救济的福利，人人皆可申请，甚至自由职业者也可以申请。这样的福利，我们能学吗？同样，如果我们有瑞典人的基本权利，恐怕我们也不会发生因为警示公众而遭“谈话”的事情吧？最糟糕的是既没有福利，也没有自由，那就等于把人往绝路上逼。典型的就是农民工进城，既没有城镇救济、子女入学、医疗保障的福利，也没有路边摆摊、住贫民窟、钻桥洞的权利。说白了，我国与世界的对接，没必要刻意培养出一种苦大仇深、横眉竖目的氛围。作为后发展国家，我们抄全世界的作业，可以先不抄别人家高的部分，但至少可以先学别人家最低的部分。这最低的部分，就是底线。我们与世界的接轨，应该是底线的接轨。秦老师强调，也许这是我们唯一必须要接的轨。02左右之争这是最争论不休的问题，尤其当话题涉及到行政机构在社会的角色时。左派认为，行政机构应该把事情统统管起来。右派则认为最好的行政机构是管事最少的政府。于是，在教育、医疗、社会保障上大家争论不休。于秦晖老师来说，如果不把行政机构的权力与责任分开描述清楚的话，这种左右争论，往往是鸡同鸭讲。不把权力责任区分清楚，就会出现这样的尺蠖效应：左派主张行政机构扩大权力，右派主张其不用负责任。一放一缩之间，结果只会是：行政机构的权力不停扩大，责任又在不停缩小。以北宋王安石与司马光的斗争为例。王安石主张「摧制兼并，均济贫乏」，照顾穷人、保证平等，有今天左派的意思；司马光主张「国家不与民争利」，有今天自由右派的味道。王安石与司马光问题是，争论双方都不是「受权于民」，所以落实的结果，变成了老百姓一方面被王安石的国家统制限制住了权利；另一方面，司马光的自由放任给了「官品形势之家」放手聚敛的权力。这两种政策轮番上场，北宋也就在「尺蠖」的一放一缩中走向危机，最终在危机中灭亡。秦晖说，在这种情况下，你让我选择做王党？马党？骑墙党？得了吧，我谁也不选。因为我是人，又不是尺蠖。因为是人，应该有最朴素的常识，那就是：左派可以主张一个责任大权力也相应大的行政机构，右派可以主张一个权力小责任也相应小的行政机构。但左右两派，要的都应该是「权责对应」的契约型政府，我们都不能接受那种权力大到不受制约、责任小得不可追问的情况，这就是「共同的底线」。秦晖又沉重地补充道：实现共同的底线之前，我们有什么资格妄称「左」「右」，标榜这种或那种现代文明中的「主义」呢？秦晖的主张，在一些场合，甚至成了左右派公敌。不过，他不在乎。学者，但求学理严谨，逻辑一致，何惧流言蜚语？这是秦老师的气度。03共同底线当然，也是因为「共同底线」过于重要，非如此说不可。理解秦晖所说的共同底线，并不需要多复杂的头脑。比如，我是儒教徒，你是基督徒，但我们都主张信仰自由、政教分离，反对异端审判、神权政治，这也是「共同的底线」。这个底线并不要求我们放弃或修改原有信仰，或是「和稀泥」地搞个「半儒半耶」的「中间道路教」。再比如，你是代表底层的左派，我是代表中产阶级的右派，我们彼此各自主张互相辩论，但我们都同意遵守现代政治的基本文明规则，不搞「你死我活」，不会将政见不同上升为暴力剥夺、驱赶或镇压。这就是共同底线。没有底线的共识是靠不住的。在一个可以把「异端」烧死的神权体制下，基督教和儒教可以讨论什么样的共识？在一个可以互相人身伤害的社会，左右派谈什么共识？强调这样的共同底线，说穿了，就是一种大白话，大实话。卑之无甚高论。我们今天的时代，重视秦晖，喜欢秦晖，也正在此。不仅仅在于他罕见的渊博、极度的专注力，更在于他以难得的清晰逻辑，为我们守护最基本的底线。如果我们的社会少了共同底线的共识，会演变成何等的残酷状？珍惜秦晖，就是珍惜我们自己，无论左右。秦晖的学问，是「早稻田大学」培养出来的地气。早年失学务农，在田间地头，反而造就了他极其犀利的问题意识。秦晖的格局，是一种世界性的眼光。他有这样的视野，是因为他从小喜欢看世界地图、转地球仪吗？很难说。但是这种纵贯东西的大格局，实乃吾人之福气。和他同一个时代，是我们的幸运。在当今中国舆论场，秦晖老师是非常稀缺的学者。此前，他长期在清华大学历史系任教，2018年，于清华“退休”后，前往香港中文大学任教至今。在学术圈，有个说法是，“老辈看余英时，中生代看秦晖”。在大陆史学界，秦晖老师是为人称道的人品与学养都深厚的学者。更重要的是，他不是象牙塔学究，他有坦言“主义”、直面“问题”的精神，对中国现实有极深的思考力和洞察力。看一下他的观点就知道了：◎当今“中西文化碰撞”的问题，不是西学还是儒学的问题，而是西儒皆灭，“秦Z”与“痞风”相继、强权与犬儒互补的问题；◎从中国现实的“问题情境”出发，我们现在不是自由主义太多或社会民主主义太多了，而是寡头主义与民粹主义太多了；◎中国无论是左派得势，还是右派得势，得利的都是同一些强势者，而吃亏的也是同一些弱势者。左时“公权”侵夺个人领域却无心公共服务，右时放弃公共产品却不保护个人权利。“左派”建不起福利国家，“右派”搞不成公平市场；◎道家强调无为，是权力对权利的无为，但我们的主流却在践行着权利对权力的无为。如果说前者是宽容，后者就沦于苟且了；如果说前者意味着自由，后者就意味着奴役。……在当下时代，秦晖老师之所以重要，不仅仅在于他学术上罕见的渊博和极度的专注；更在于面对当下争论不休的社会问题，他能够以难得的清晰逻辑，为我们守护最基本的底线。秦晖老师学术与文字的背后，无不表明，社会少了共同底线的共识，会演变成何等的荒谬状态。珍惜秦晖，就是珍惜我们自己。虽然他的很多观点饱受争议，他的一些作品，甚至受到限制。但读过他的作品，都会遭遇一种电光火石般的冲击。刘瑜老师说：秦晖先生很像是一个思想的管道工，哪里出现了认识和观念的严重堵塞，他就常常“赶赴现场”，进行疏通清理。他传奇般的知识面、记忆力和思辨力，总是能三下五除二，将一堆杂乱无序的论争梳理得一清二楚。读先生的书，让我有豁然开朗之感。秦晖老师的作品本本经典，值得反复阅读，但由于某种原因，秦晖老师部分书籍已被绝版，很多书在市面上已经找不到了。先知书店经过多方努力争取，集全了目前尚能找到的秦晖老师六部代表作，都是最适合阅读、也最宜收藏的版本。其中，《传统十论》已经再版了14次，每次再版都迅速售罄，本次还增加了秦晖老师最新的有趣“点子”。正如张宏杰所说：“秦晖是个颇有几分英雄气的人。他就是《皇帝的新衣》里的那个孩子，只有他有足够的清澈和‘天真’说出石破天惊的话。”秦晖作品集库存所剩不多，十分珍贵，长按下图，识别图中的二维码，即可抢先收藏！▍延伸阅读秦晖又扒光了某些人的外衣，太猛了！秦晖：只有不择手段的邪恶，没有“不择手段的正义”秦晖：我的治学之路秦晖：底线是什么？秦晖：少些“精神贵族”

一个人一生能够经历多少个十年？纵使按今天国人的平均寿命七十岁计算，我们每个人有记忆的，可以感觉到自我存在价值的岁月又能有多少个十年呢？记得我十几岁进工厂当工人时，不要说见不到五六十岁的老工人，就是四十来岁的工人看上去都已是老态毕露，很少还能直接战斗在生产第一线，继续发光发热了。换了那种劳动量极大和工作条件很差的工厂，情况更是可想而知。在这方面，做脑力劳动的人情况要好一些。至今，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些过了退休年龄，甚至年近七十的老教授、老专家的身影，活跃在方方面面。但是，方正集团过去的老总王选讲过一句很实在的话，那意思是说，即使是一个科学家，他真正可以做出重要成就的时间，也只有20多至50多岁这短短的二三十年而已。人活一辈子，不讲空话大话，至少要能够感觉到自己存在的价值，要对社会和家庭有用。算下来，20岁以前靠家庭养，60岁以后靠社会养，真正值得自己记忆的，年富力强又能够实现自我价值的时光，就多数人而言，大概也只有三四十年吧。三四十年，在历史的长河中，又何其短暂！很小的时候，常喜欢雨后天晴时到楼门外大柳树下去用小树枝逗弄蚂蚁。看着那些蚂蚁在洞口用细如针尖的粒粒新土堆出的土堆上，翻山越岭，川流不息，来来往往忙碌的样子，总想给它们找点麻烦。几乎每次我都会干些恶作剧的事情，比如舀些雨水来在蚂蚁洞外制造“洪水”，或把洞外的土堆重新推平，然后幸灾乐祸地看着蚂蚁们怎样转来转去找回家的路。想起来，自己当时的作为，很有点周幽王烽火戏诸侯的味道。当年周幽王只为博新后褒姒一笑，于是点燃烽火召来各路诸侯。那成千上万从各地匆匆赶来的将士没头苍蝇似地在城下乱哄哄挤成一团的样子，确实很像是被愚弄的蚂蚁。人慢慢地长大了，每当我想起六十年代初和妹妹抢着把食堂打来的菜汤舔得干干净净，想起动荡之初小学教导主任众目睽睽之下从高高的烟囱上喊着革命口号摔下来时那沉闷的声音；想起刚上中学一年级不得不远离京城随父亲下干校，每天天不亮就起来跟着国家计委副部级干部去十几里外的水库边放羊；想起十五六岁进工厂，披星戴月，挥汗如雨，二十三四岁就成了“老师傅”；想起后来只因想表达一丝不满，就被投入监狱，差点儿没上了枪毙名单……想到这一切，真觉得自己当年其实也和那些蚂蚁差不多，还不是被人摆弄来摆弄去？今天40岁以上的人，大概很多人都会有和我一样的感触。他们或其乐无穷、或战战兢兢地年年斗、月月斗、天天斗，损失的年华远比我多，有些人甚至丢掉了性命。虽不能说没有例外者，比如像钱学森那样受到特殊保护的国防科技事业方面的专门家，以及像厉以宁教授那样因不配参加运动被分去看资料室，从而借机埋头读书的有心人，他们的情况很让人羡慕。问题是更多的人没有这份幸运，他们的命运不比那些被人摆弄的蚂蚁好多少，最好的时光不少都耗费在无休止的窝里斗之中了。把人和蚂蚁相比，可能不是很恰当。但是，在一个崇尚集体主义和强调权威的社会大环境当中，人的价值几何，确实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不要说普遍权利得不到承认，明明社会还十分落后，明明国家需要大量人才，各行各业的众多菁英却被扣上“资产阶级”的帽子打入另册，无数可造之材的美好青春也都做了运动的牺牲品。每当我想到那些当年与我一同进厂当工人，后来却没有考上大学，今天不是下岗就是提前退休的众多兄弟，心里总是会泛起一股酸楚的感觉。因为他们中一些人当年远比我聪明，也比我有抱负。如果没有动荡，谁能说在他们中间不会产生几个大有作为的科学家或工程师呢？当然，看了太多名人沉痛的回忆，听了诸多六十年代毕业的大学生白白浪费十多年青春年华的可悲经历，注意到即使像巴金、曹禺、茅盾、郭沫若等这样三四十年代就已经驰骋文坛的巨匠，建国后也大都马放南山，刀枪入库，再没有传世之作问世，相比之下，我的那些兄弟的遭遇也许只能算是小巫见大巫了。崇尚个性和自由，生在中国多少会是一种悲哀。因为，强调某种形式的集体主义目标而忽视个人权利，原本就是我们这种东方社会所特有的一种历史特点。中国传统政治结构的基本特征历来是家国同构，君权至上，和为之服务的官僚政治制度。与此相适应，传统政治文化的基本特色也是重在维护家长制和等级制，强调上下尊卑和个人对家族单位的依附关系，坚持“天下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虽然我们也有过号称启蒙的新文化运动，但是，救亡的需要一来，就连新文化运动的旗手陈独秀，都马上弃启蒙思想而去，选择了暴力革命的道路，其他人被启蒙的程度亦可想而知。毛算是最激烈的反传统主义者了，然而他对自己创造的这个社会又有几分满意呢？他从为"小人物"打抱不平起来造旧体制的反，到头来也还是只能在传统这个如来佛的手掌心里翻斤斗。因为，就连他自己也知道，除了少数人得道升天以外，小人物地位依旧，其命运还是操在少数大人物的手里。中国对个人及其权利真正开始给予关心，源于改革开放。但根本上，对个人及其权利的重视，靠的还是大力引进和发展市场机制。这是因为，只有在市场机制逐渐成为全社会经济制动杠杆的情况下，个人的价值和个人权利的作用才会日益突显出来。也只有当普通个人的作用已经成为社会发展巨大动力的条件下，尊重和保护个人的权利问题才会成为整个社会必须关注的话题。这也就是为什么，改革开放之初，直至九十年代初，人道主义的思想仍旧会受到批判，普遍人权的观念始终被拒之门外。而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随着市场经济迅猛发展，我们才终于不得不开始把“人权”这两个字纳入到自己的话语系统中来。当然，应当看到，我们接受普遍人权的观念，容忍人道主义的提法，才不过六七年时间。我们虽然取消了“反革命罪”，而鼓吹阶级斗争，主张从政治上将人分成三六九等的声音却还是不绝于耳。对人，以及对人的权利的尊重与保护，在许多人的头脑里其实还比较陌生。包括何谓人权，什么权利可以给，什么权利要加限制，今天也还存在着相当不同的理解。所有这些，都涉及到如何处理集体与个人的关系这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应该说，如何在充分尊重和保障个人权利的前提下，实现集体利益的目标，而不是以集体利益为由压抑甚至牺牲个人权利，仍旧是我们这个东方民族在走向世界的过程中所面临的一大难题。走到街上，看到少男少女们越来越个性化的鲜艳装扮，看到他们如花如画，无忧无虑，对未来充满幸福憧憬的灿烂笑脸，我们这些过来人怎能不感到肩头责任的沉重？逝去的年华不再，但愿那样的历史不会重演。杨奎松认为，如果历史研究，不能让读者更懂得尊重、敬畏人的生命、权利和尊严，反而因为立场造成了更多的对立或伤害，这种学问不要也罢。他研究历史的最大乐趣，是让读者因历史中人的命运及其境遇而有所触动、有所感悟、有所联想，从而对历史或现实有所反思和警悟。为纠正错误史观，杨奎松老师在八十年代利用档案短暂开放的时机，在中央档案馆枯坐冷板凳多年，收集了大量不为人知的第一手资料，以一位历史学家的良知，重写被迷雾扭曲的中国现代史，最终他完成了这套《革命四书》。这套书问世后，很快成为研究中国现代史无法绕开的重要著作。书中的历史事实，颠覆认知又合情合理，让今天的我们恍然大悟，又深感叹息。因此，有读者将杨奎松称作中国现当代史学界的“福尔摩斯”，杨奎松自己也承认，他研究历史的一个极大的动力就是“破案”。杨天石：“这是4本讲真话的书，没有假话，没有废话，没有套话，揭开了许多历史真相。杨奎松收集到的资料，让长期研究中共党史的学者都惊叹。读他的书，我们可以看到许多我们看不到的资料，许多历史事实我们也闻所未闻。”陈永发：“《革命四书》是一套能直面中国革命逻辑的佳作。杨奎松是这一领域内最有成就的学者。”丁东：“杨奎松的这部书是传世之作。”值得一提的是，本书堪称“断货王”。书店有记录：有位书友已陆续买了20套送朋友。

2011年，时年57岁的高华教授去世，成为中国史学界的一大损失，引来人们无限缅怀和惋惜。高华对党史的研究取得了不小的成就，在史学界流行着对他和杨奎松两个人“南高北杨”的说法。高华凭一己之力解构了造神运动，杨奎松则以世界性的视野，以一部《革命四书》，证明了中国近代历史为什么会是这样而不是别样。高华的缺陷是没有看到档案，但是高华恰恰因为从所有人都能看到的材料当中得出了一般人得不出的结论，所以高华才那么“高”。杨奎松走另外一条路子，利用新材料，同时利用自己的睿智，把新材料和旧材料结合起来，梳理出一条路。这两条路都是非常震撼的。他们的书中没有假话，而且他们都像我们看侦探小说或者拼图一样，把历史事实拼出来。此二人的存在，给中华民族的近代历史厘清了发展脉络，使后人不至于像瞎子一样，在历史的幽暗隧道里，跌进肮脏的水潭里淹死。刘瑜的“手电筒”之喻恰如其分。研究中国近代历史，不读高华和杨奎松，想不做无用功很难。杨奎松老师尽管远在泰国，身隔万里，但感念书友们的深情厚谊，特别联合先知书店，经过来回跨国寄送与运输，奉上亲笔签名版《革命四书》。本书的主线，如果用一句话来说，那就是：中共以弱胜强的背后，一股重要力量被长期忽视！回顾历史我们发现：最初在嘉兴南湖只有几十名党员；四一二事变中，被国民党杀害5000多人；红军从第五次反围剿时的30万人，到长征结束抵达陕北时仅剩1万多；即使是国共内战初期，也是长期处于国军的围追堵截当中......可见，从诞生到内战初期，中共一直处于弱势，以弱胜强的背后，一定有一股极为重要的力量被我们长期忽视。国内关于中国现代史的著作很多，但由于各种原因，视野独特、观点新颖的书却很少，那些千篇一律的“革命”叙事，很少能看清中共成功的真正原因......然而，许多重大的历史问题，我们只要深入探究一步，脑海中就会浮现出一连串问号：疑问一：国民党北伐的成功与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背后，离不开苏联的枪炮弹药，但是为什么蒋介石却在1927年发动四一二事变与苏联决裂？真的是被英美资本收买了吗？疑问二：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后，蒋介石能够化险为夷的决定性力量，到底来自哪里？疑问三：为何双十协定墨迹未干，国共内战就突然爆发？到底谁该为内战负责？疑问四：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之后，中苏为何交恶？真的是因为苏联走了所谓的修正主义路线吗？......看清事实真相，纠正错误史观，正视中国走到今天的路径所在，我们需要一部三观正、有分量、敢于讲真话的作品，重新挖掘被掩埋的真相。杨奎松老师在八十年代利用档案短暂开放的时机，在中央档案馆枯坐冷板凳多年，收集了大量不为人知的第一手资料，以一位历史学家的良知，重写被迷雾扭曲的中国现代史，最终他完成了这套《革命四书》。这套书问世后，很快成为研究中国现代史无法绕开的重要著作。书中的历史事实，颠覆认知又合情合理，让今天的我们恍然大悟，又深感叹息。因此，有读者将杨奎松称作中国现当代史学界的“福尔摩斯”，杨奎松自己也承认，他研究历史的一个极大的动力就是“破案”。杨天石：“这是4本讲真话的书，没有假话，没有废话，没有套话，揭开了许多历史真相。杨奎松收集到的资料，让长期研究中共党史的学者都惊叹。读他的书，我们可以看到许多我们看不到的资料，许多历史事实我们也闻所未闻。”陈永发：“《革命四书》是一套能直面中国革命逻辑的佳作。杨奎松是这一领域内最有成就的学者。”丁东：“杨奎松的这部书是传世之作。”值得一提的是，本书堪称“断货王”。书店有记录：有位书友已陆续买了20套送朋友。

周处的故事写进教科书，编成广播剧，拍了电影，可说家喻户晓，可是大家所喻所晓到此为止，说故事的人只说了个上半截。▌半截周处西晋时有个周处，今江苏人，孔武有力，是块材料。只因父亲死得早，没人管教，变成“州里患之”的大流氓。有一老者叹息地方上有三害，周处慨然答应为父老乡亲除害。老者告诉他第一害是西山有只猛虎，经常下山吃人。周处上山把那只虎杀了。老者又告诉他第二害是附近水中有蛟，常把往来的船只弄翻。他又入水把蛟斩了。他问第三害是什么，老者本来不敢讲出来，但见他杀虎斩蛟，不像无可救药的恶人，这才壮着胆子说：“第三害就是你啊！”周处经此当头棒喝，幡然悔悟。有人说这老者是个神仙，特来点化周处，这诚然不可信。但如果老者是当地居民，岂不是个非常厉害的人物？简直可以说是他除了三害。史学家竟然忘了打听一下他的名字。也许说故事的人为求动听，故意把他说成倏然一现的神龙。周处的父亲本是有名的读书人，虽然死得早，也给周处留下了一定的影响，所以周处知道怎么做。他去拜名学者陆云为师，用功读书，后来入了仕途，做过武官，也做过文官。周处的故事被写进教科书，被编成广播剧，还被拍成电影，可说家喻户晓，可是大家所喻所晓到此为止，说故事的人只说了个上半截，他们把下半截故事故意藏起来。周处的父亲本是有名的读书人，虽然死得早，也给周处留下一定的影响，所以周处知道怎么做。他去拜名学者陆云为师，用功读书，后来入了仕途，做过武官也做过文官。周处的故事写进教科书，编成广播剧，拍了电影，可说家喻户晓，可是大家所喻所晓到此为止，说故事的人只说了个上半截。▍他们把下半截故事藏起来原来周处在晋朝做到御史中丞。他为官忠直，把除三害的精神拿到朝廷上来，不懂除山中虎易，而除朝中害难。于是得罪了权贵。有一年，边境叛乱，朝廷派梁王司马彤平乱，司马彤点名要周处参战。有人知道司马彤居心不良，劝周处别去，可是周处认为国家需要用人，他不能逃避责任。唉，到了战场上，司马彤下手报复。他把周处派到一个绝地，不予援助，结果周处力战而死，全军覆没。周处不避权贵，帮助司马氏保卫天下，可是司马家的人并不这样想。为了害死一个忠良，情愿打一次败仗，动摇士气民心，不惜血本。至于覆没的五千步卒，谁无父母，谁无兄弟，谁无尘世的贪恋，谁无生存的权利？他们纳粮当兵，敬畏官吏，何负于晋？司马家的人就更不会这样想了。这后半截故事，大家同心协力把它掩埋起来。有一年，某制片人想拍“除三害”，许多人表示有点意见，说周处的一生可以拍成一部深刻的悲剧，建议本片一直拍到周处战死。但制片人断然说：“这样的电影我们不拍。”那时他懂，我们不懂。现在我们懂，你懂不懂？历史学家高华（1954年5月-2011年12月26日）已经离开我们12年了。高华生前的最后一篇长文，是推荐我们阅读王鼎钧回忆录：“他的书，既是为历史做见证，也给我们启示和教益。”王鼎钧的这个见证何其珍贵，又何其非凡，不仅普通读者闻所未闻，就连著名的近现代史学家也都震撼不已、称颂不已。他一点一滴地把“历史上最大的骗局”给我们解开。在台湾，王鼎钧的名字家喻户晓，人称“鼎公”。鼎公已98岁高龄，人到晚年，耗尽17年，完成四册大书《王鼎钧回忆录四部曲》，写尽一代中国人的因果纠结、生死流转。鼎公笔下的故事，对我们大陆人来说，有一种“陌生感”。而惟其如此，他的书才特别有价值，豆瓣评分高达9.3。抗战时期，王鼎钧先后在日军占领区，和抗战大后方生活；内战时期，他成了国民党宪兵，看见了国民党最巅峰状态，后来沦为了解放军俘虏，在解放区生活；1949年后，他来到台湾。鼎公说，“我的经历很完整，我想上天把我留到现在，就是叫我做个见证。”抗战、流亡、内战、白色恐怖……这四部回忆录脉络清晰，藉个人离乱的遭遇显现火焰山似的动荡年代，读来仿佛章回小说，精彩故事一个连接一个——这，其实是耄耋之年的鼎公，用自己的青春与血泪换来的！难得的是，鼎公并未将回忆录写成自己的血泪控诉，而是以文学的求美、史学的求真、哲学的求解，将血泪化成明珠，不见煽情，不见呐喊，平心静气，却有史诗般的壮阔和触及灵魂的力量。三联书店总编辑李昕说，“这部书，简直是可遇不可求。我们当即决定加入版权竞争。同时，我承诺，尽最大努力保持作品原貌不变。”这才有了这套书的大陆版。幸！陈丹青：最近天天读王鼎钧回忆录四部曲，好看极了，生怕读完。林达：王鼎钧是我最喜欢的中文作家，他的文字领我进入了另外一片天地。鼎公的四部回忆录在大陆出版，是读者的一件幸事。我在知道北京三联已经出了王鼎钧四本一套回忆录之后，我还是花更高的书费从台湾买了一套。我理所当然地认为，北京三联不可能出全本，一定有删节。直到纽约一个和鼎公熟悉的朋友告诉我，“三联版一字未删”，我半信半疑地，还是信了。席慕蓉：谁在告诉我们真话，谁在告诉我们每个人真实的心理所受到的伤害，那大概只有王鼎钧这4本书。我们不能够明白的问题，父母不能讲的场景，都在他的书里出来。亮轩：《昨天的云》，写他的童年和家乡。《怒目少年》，写他抗战逃难的初期。《关山夺路》，写国共内战，所见所闻，所受到的刺激，精彩绝伦，你才知道什么叫国共战争。我们都人云亦云了一辈子，读到王鼎钧才算打开我们的眼睛。《文学江湖》写他在台湾被特务折磨的经历，我们才知道什么叫白色恐怖。各位，教科书都扔了吧，好好读王鼎钧的回忆录，比什么书都有用。为此，诚挚推荐“王鼎钧回忆录四部曲”，随着那一代人远去，类似的回忆录以后不可能再有，鼎公的这份记录是极为稀缺的。如果相信历史是有价值的，不妨读一读这位百岁老人的书，先人吃过的盐，走过的桥，对我们不无禆益。●最真实的历史：融合微观的自传和宏大的历史变迁，没有枯燥的说教，只有个人活生生的经历。这样的文字，别处看不到。●经典稀缺：大陆非常缺少这类完整记录中国现代史且文笔绝佳的作品，口碑极佳，多次断货下架，所剩无几。诚挚推荐你读读这套回忆录，如果你没读过，那你太幸运了，还有这么好的书待你享用。长按下图，识别图中的二维码，即可一键收藏：▍延伸阅读钱文忠：王鼎钧！王鼎钧！王鼎钧：中国人如此过年历史学家高华生前最后一篇文章，到底说了什么？这也太敢写了他一点一滴地把“历史上最大的骗局”给我们解开他打算一年睡365个日本女子，自称民族英雄王鼎钧：这张著名的日本受降照，不对劲！

正是在西周社会结构及其价值体系已经“礼坏乐崩”的情况下，以“吾从周”为志的孔子及其学派才应运而生。而整理“六经”既是对“周制”（或“三代之制”）的系统化叙述，更是弘扬“周公之道”的一整套价值宣示。

自1978年我从滇黔桂交界的大山里跨入大学校园，转眼间在治学之路上已走过20多年了。20年来我不敢说取得了多少成就，但却自知是走过了一条颇为特别的求索之路：一是涉猎面广，在史学领域我研究过的课题纵向涉及战国秦汉、隋唐、宋元、明清乃至近现代，横向涉及土地制度、商品经济、货币金融、宗族社区、农民问题、农村社会，还写过有关古希腊罗马、拜占廷、中世纪宗教论争乃至近现代美国、俄国、南非问题的论文。我的主要兴趣在于制度、社会、文化等"新史学"领域，但也搞过人物、事件、军政进程这类传统史学题目。我用文言写过"乾嘉式"的考据文章，也写过充满数字、公式、表格与曲线图的技术化论文，还卷入过引经据典的理论争鸣。而在史学(通常认为的)领域之外我还就变革中的中国面临的若干经济、社会、文化及思想问题发表过意见，包括调查报告、理论探讨与杂感随笔等。二是"逆潮流而动"：1980年代"文化热"、"新启蒙"之时，知识界思潮迭起，西学东渐，是个盛行谈"主义"的时代。而我在那时被许多人目为"考据派"，做着"死学问"，没有为"文化热"添过什么柴火。到90年代伊始气氛大变，"保守"成为美德，"第二思潮"兴起，知识界似乎回到了"乾嘉时代"，多谈问题少谈主义成为时尚。而我反而在这时"激进"起来，越来越多地由历史走向现实，由"问题"走向"主义"。这是为什么呢?我自知才智平常，以"博学鸿儒"的姿态到处发言非我所能为。我更清楚当今信息爆炸、分工臻密之世已不再是"百科全书派"的时代，不"由博返约"则难成学术之大器。我当然更知道由80至90年代的学风、士风的变化，正如这一时期世风、政风的变化一样，有其明显的时代背景与深刻的社会根源，许多人力求适应于乃至"领先于"这种潮流也是有理由的。但我还是走了一条自己的路。我这条路并不是一开始就自我设计好的"奋斗目标"：1980年代初正陶醉于从《嘉兴藏》到稀见方志、钞本遗碑的古文献中，为考究隐秘的史事而追寻吉光、穷搜片羽的我不会想到十多年后自己会去搞社会调查，并对诸如社会公正这类论题投入如此大的关注。但另一方面，我这条路更不是追风逐潮的趋时之举。20多年来我的关注点在变化，但基本的人生态度、治学态度与价值标准是一以贯之的。它既源于一个变动社会中的求知者鉴古知今析疑解惑的纯粹"兴趣"：这种兴趣不是为了"学术地位"而是为了使自己更"明白"些，也源于转型期中国一个公民的责任感：这个公民并无经天纬地济世安民的"传统士大夫"抱负，只有一点现代国民的匹夫之责而已。我不知道后人将视我为成功者或是失败者，更不想在这篇文字中摆出一副金针度人、启迪后学的架势，只想把一个变革时期知识分子的心路公之于众，为后人留下一份"民间叙事"，使他们知道"这一切是怎样发生的"足矣。▍从"农战史"走入学林我于1978年作为"文

中国人如此过年——为某老弟解惑我谈一谈我自己过年的心路历程。人家都说过年过节的快乐是属于小孩子的，我的经验不一样。小时候，我很讨厌过年，我觉得人在过年的时候很虚伪。我小时候读孔子孟子的书，没有读通，认为人应该表里如一，应该始终如一。过年不是，人是戴着面具过年的，昨天他的下巴还翘得很高，今天初一他忽然很和善，三天以后，过了初三，他又骄傲起来了。昨天他说话像蜜蜂，随时准备刺你一下，今天初一，忽然满嘴都是吉利话，希望你岁岁平安，恭喜发财。三天以后，过了初三，他又尖酸刻薄了。这样的年我不喜欢。一年一年过去，经历了许多年，我不那么想了。我知道人生有很多痛苦，而大部分痛苦是我们同类互相制造的，人给人制造痛苦，是百年千年分分秒秒连绵不断无尽无休的，如果我们花时间花精神统计一下，“人使人痛苦”最多，占第一，下面才是自然灾害，再下面是传染病，到了狗咬人，已经不值一提。人都不愿意这个样子，都想改变，可是谁也没有办法。中国人的“过年”，是没有办法的一个办法。过年是在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当中划出三天来，把这三天孤立起来，每个人都立了约，发了誓，在这三天之内不给别人制造痛苦，还要给别人增添快乐。你让我高兴，我让你高兴，你顺着我的心，我遂了你的意，人人一张笑脸，人人一口吉利话，父母也不打孩子了，债主也不讨债了，都希望别人交好运，糖果红包不断往外拿。中国人有个理想国，有个君子国，初一到初三这三天，是理想国模拟，是君子国彩排。这个理想国不知何年何月才出现，但是每年先有三天意思意思也不错。我现在岁数大了，反而喜欢中国年了。我要纠正以前的错误，过年绝不是弄虚作假，你想，谁能让全体中国人一起作这个假？怎么会“假”了几百年几千年还不停止？为什么亚洲别个国家的人还要跟着学？这不是作假，这是一齐把时间切断了，把空间切开了，同心协力做实验，营造新的生活态度。这三天，中国人看见了异象，看见了中国人的净土乐园。我们一同来喜欢中国新年。历史学家高华（1954年5月-2011年12月26日）已经离开我们12年了。高华生前的最后一篇长文，是推荐我们阅读王鼎钧回忆录：“他的书，既是为历史做见证，也给我们启示和教益。”王鼎钧的这个见证何其珍贵，又何其非凡，不仅普通读者闻所未闻，就连著名的近现代史学家也都震撼不已、称颂不已。他一点一滴地把“历史上最大的骗局”给我们解开。在台湾，王鼎钧的名字家喻户晓，人称“鼎公”。鼎公已98岁高龄，人到晚年，耗尽17年，完成四册大书《王鼎钧回忆录四部曲》，写尽一代中国人的因果纠结、生死流转。鼎公笔下的故事，对我们大陆人来说，有一种“陌生感”。而惟其如此，他的书才特别有价值，豆瓣评分高达9.3。抗战时期，王鼎钧先后在日军占领区，和抗战大后方生活；内战时期，他成了国民党宪兵，看见了国民党最巅峰状态，后来沦为了解放军俘虏，在解放区生活；1949年后，他来到台湾。鼎公说，“我的经历很完整，我想上天把我留到现在，就是叫我做个见证。”抗战、流亡、内战、白色恐怖……这四部回忆录脉络清晰，藉个人离乱的遭遇显现火焰山似的动荡年代，读来仿佛章回小说，精彩故事一个连接一个——这，其实是耄耋之年的鼎公，用自己的青春与血泪换来的！难得的是，鼎公并未将回忆录写成自己的血泪控诉，而是以文学的求美、史学的求真、哲学的求解，将血泪化成明珠，不见煽情，不见呐喊，平心静气，却有史诗般的壮阔和触及灵魂的力量。三联书店总编辑李昕说，“这部书，简直是可遇不可求。我们当即决定加入版权竞争。同时，我承诺，尽最大努力保持作品原貌不变。”这才有了这套书的大陆版。幸！陈丹青：最近天天读王鼎钧回忆录四部曲，好看极了，生怕读完。林达：王鼎钧是我最喜欢的中文作家，他的文字领我进入了另外一片天地。鼎公的四部回忆录在大陆出版，是读者的一件幸事。我在知道北京三联已经出了王鼎钧四本一套回忆录之后，我还是花更高的书费从台湾买了一套。我理所当然地认为，北京三联不可能出全本，一定有删节。直到纽约一个和鼎公熟悉的朋友告诉我，“三联版一字未删”，我半信半疑地，还是信了。席慕蓉：谁在告诉我们真话，谁在告诉我们每个人真实的心理所受到的伤害，那大概只有王鼎钧这4本书。我们不能够明白的问题，父母不能讲的场景，都在他的书里出来。亮轩：《昨天的云》，写他的童年和家乡。《怒目少年》，写他抗战逃难的初期。《关山夺路》，写国共内战，所见所闻，所受到的刺激，精彩绝伦，你才知道什么叫国共战争。我们都人云亦云了一辈子，读到王鼎钧才算打开我们的眼睛。《文学江湖》写他在台湾被特务折磨的经历，我们才知道什么叫白色恐怖。各位，教科书都扔了吧，好好读王鼎钧的回忆录，比什么书都有用。为此，诚挚推荐“王鼎钧回忆录四部曲”，随着那一代人远去，类似的回忆录以后不可能再有，鼎公的这份记录是极为稀缺的。如果相信历史是有价值的，不妨读一读这位百岁老人的书，先人吃过的盐，走过的桥，对我们不无禆益。●最真实的历史：融合微观的自传和宏大的历史变迁，没有枯燥的说教，只有个人活生生的经历。这样的文字，别处看不到。●经典稀缺：大陆非常缺少这类完整记录中国现代史且文笔绝佳的作品，口碑极佳，多次断货下架，所剩无几。诚挚推荐你读读这套回忆录，如果你没读过，那你太幸运了，还有这么好的书待你享用。长按下图，识别图中的二维码，即可一键收藏：（选自王鼎钧散文集《活到老，真好》）▍延伸阅读历史学家高华生前最后一篇文章，到底说了什么？这也太敢写了他一点一滴地把“历史上最大的骗局”给我们解开他打算一年睡365个日本女子，自称民族英雄王鼎钧：这张著名的日本受降照，不对劲！

很多人与秦晖相遇，都会遭遇一种电光火石般的冲击。你越有逻辑能力，就越能体会他的清晰与穿透力；你对生活越有常识感，就越能体会他的重要性。比如福利与自由的关系。有些人不满意美国，觉得美国过于自由，不保护穷人，也不满意瑞典，认为瑞典的福利太过分，养了懒汉。言下之意，这两个国家都有毛病，都不应该学习。秦老师说，美国人的自由咱们学不来，那咱们学习美国人的福利行不行？瑞典的福利学不来，那瑞典人的权利我们有吗？比如为了抗疫，让民众隔离在家，对穷人不友善的美国居然也紧急安排了失业救济的福利，人人皆可申请，甚至自由职业者也可以申请。这样的福利，我们能学吗？同样，如果我们有瑞典人的基本权利，恐怕我们也不会发生因为警示公众而遭训诫的事情吧？最糟糕的是既不给福利，也不给自由，那就等于把人往绝路上逼。典型的就是农民工进城，既没有城镇救济、子女入学、医疗保障的福利，也没有路边摆摊、住贫民窟、钻桥洞的权利。说白了，中国与世界的对接，没必要刻意培养出一种苦大仇深、横眉竖目的氛围。作为后发展国家，我们抄全世界的作业，可以先不抄别人家高的部分，但至少可以先学别人家最低的部分。这最低的部分，就是底线。我们与世界的接轨，应该是底线的接轨。秦老师强调，也许这是我们唯一必须要接的轨。再比如左右之争。这是最争论不休的问题，尤其当话题涉及政府在社会的角色时。左派认为，政府应该把事情统统管起来。右派则认为最好的政府是管事最少的政府。于是，在教育医疗社会保障上大家争论不休。于秦晖老师来说，如果不把政府的权力与责任分开描述清楚的话，这种左右争论，往往是鸡同鸭讲。不把权力责任区分清楚，就会出现这样的尺蠖效应：左派主张政府扩大权力，右派主张政府不用负责任。一放一缩之间，结果只会是：政府的权力不停扩大，责任又在不停缩小。以北宋王安石与司马光的斗争为例。王安石主张「摧制兼并，均济贫乏」，照顾穷人、保证平等，有今天左派的意思；司马光主张「国家不与民争利」，有今天自由右派的味道。问题是，争论双方都不是「受权于民」，所以落实的结果，变成了老百姓一方面被王安石的国家统制限制住了权利；另一方面，司马光的自由放任给了「官品形势之家」放手聚敛的权力。这两种政策轮番上场，北宋也就在「尺蠖」的一放一缩中走向危机，最终在危机中灭亡。秦晖说，在这种情况下，你让我选择做王党？马党？骑墙党？得了吧，我谁也不选。因为我是人，又不是尺蠖。因为是人，应该有最朴素的常识，那就是：左派可以主张一个责任大权力也相应大的政府，右派可以主张一个权力小责任也相应小的政府。但左右两派，要的都应该是「权责对应」的契约性政府，我们都不能接受那种权力大到不受制约，责任小得不可追问的政府，这就是「共同的底线」。秦晖又沉重地补充道：实现共同的底线之前，我们有什么资格妄称「左」「右」，标榜这种或那种现代文明中的「主义」呢？秦晖的主张，在一些场合，甚至成了左右派公敌。不过，他不在乎。学者，但求学理严谨，逻辑一致，何惧流言蜚语？这是秦老师的气度。当然，也是因为「共同底线」过于重要，非如此说不可。理解秦晖所说的共同底线，并不需要多复杂的头脑。比如，我是儒教徒，你是基督徒，但我们都主张信仰自由、政教分离，反对异端审判、神权政治，这也是「共同的底线」。这个底线并不要求我们放弃或修改原有信仰，或是「和稀泥」地搞个「半儒半耶」的「中间道路教」。再比如，你是代表底层的左派，我是代表中产阶级的右派，我们彼此各自主张互相辩论，但我们都同意遵守现代政治的基本文明规则，不搞「你死我活」，不会将政见不同上升为暴力剥夺、驱赶或镇压。这就是共同底线。没有底线的共识是靠不住的。在一个可以把「异端」烧死的神权体制下，基督教和儒教可以讨论什么样的共识？在一个可以互相人身伤害的社会，左右派谈什么共识？强调这样的共同底线，说穿了，就是一种大白话，大实话。卑之无甚高论。我们今天的时代，重视秦晖，喜欢秦晖，也正在此。不仅仅在于他罕见的渊博、极度的专注力，更在于他以难得的清晰逻辑，为我们守护最基本的底线。如果我们的社会少了共同底线的共识，会演变成何等的残酷状？珍惜秦晖，就是珍惜我们自己，无论左右。秦晖的学问，是「早稻田大学」培养出来的地气。早年失学务农，在田间地头，反而造就了他极其犀利的问题意识。秦晖的格局，是一种世界性的眼光。他有这样的视野，是因为他从小喜欢看世界地图、转地球仪吗？很难说。但是这种纵贯东西的大格局，实乃吾人之福气。和他同一个时代，是我们的幸运。在当今中国舆论场，秦晖老师是非常稀缺的学者。此前，他长期在清华大学历史系任教，2018年，于清华“退休”后，前往香港中文大学任教至今。在学术圈，有个说法是，“老辈看余英时，中生代看秦晖”。在大陆史学界，秦晖老师是为人称道的人品与学养都深厚的学者。更重要的是，他不是象牙塔学究，他有坦言“主义”、直面“问题”的精神，对中国现实有极深的思考力和洞察力。看一下他的观点就知道了：◎当今“中西文化碰撞”的问题，不是西学还是儒学的问题，而是西儒皆灭，“秦Z”与“痞风”相继、强权与犬儒互补的问题；◎从中国现实的“问题情境”出发，我们现在不是自由主义太多或社会民主主义太多了，而是寡头主义与民粹主义太多了；◎中国无论是左派得势，还是右派得势，得利的都是同一些强势者，而吃亏的也是同一些弱势者。左时“公权”侵夺个人领域却无心公共服务，右时放弃公共产品却不保护个人权利。“左派”建不起福利国家，“右派”搞不成公平市场；◎道家强调无为，是权力对权利的无为，但我们的主流却在践行着权利对权力的无为。如果说前者是宽容，后者就沦于苟且了；如果说前者意味着自由，后者就意味着奴役。……在当下时代，秦晖老师之所以重要，不仅仅在于他学术上罕见的渊博和极度的专注；更在于面对当下争论不休的社会问题，他能够以难得的清晰逻辑，为我们守护最基本的底线。秦晖老师学术与文字的背后，无不表明，社会少了共同底线的共识，会演变成何等的荒谬状态。珍惜秦晖，就是珍惜我们自己。虽然他的很多观点饱受争议，他的一些作品，甚至受到限制。但读过他的作品，都会遭遇一种电光火石般的冲击。张鸣老师说：秦晖令我震惊，他是学界大人物，没有人比他更睿智、更犀利，对中国的问题剖析得更深，每个论点的提出都会引起社会的一阵悸动。刘瑜老师说：秦晖先生很像是一个思想的管道工，哪里出现了认识和观念的严重堵塞，他就常常“赶赴现场”，进行疏通清理。他传奇般的知识面、记忆力和思辨力，总是能三下五除二，将一堆杂乱无序的论争梳理得一清二楚。读先生的书，让我有豁然开朗之感。由于某种原因，秦晖老师部分书籍已被绝版，很多书在市面上已经找不到了。先知书店经过多方努力争取，集全了目前尚能找到的秦晖老师六部代表作，都是最适合阅读、也最宜收藏的版本。正如张宏杰所说：“秦晖是个颇有几分英雄气的人。他就是《皇D的新衣》里的那个孩子，只有他有足够的清澈和‘天真’说出石破天惊的话。”秦晖作品集库存所剩无几，十分珍贵，识别下图二维码，即可抢先收藏！▍延伸阅读秦晖：底线是什么？秦晖：少些“精神贵族”

最真实的历史：融合微观的自传和宏大的历史变迁，没有枯燥的说教，只有个人活生生的经历。这样的文字，别处看不到。●

《王冠》剧照一个正常社会里阿Q有其存在的权利，但正常的社会里不能只有阿Q。——秦晖如今已经不是宣传“高贵者最愚蠢”的年代了。看看我们的“街道”，处处在标榜着“高贵一族”；路边，“贵族”、“富豪”、“帝王”等招牌林林总总；店内，“豪华”、“名贵”、“贵族气派”等广告词比比皆是；贵族学校、贵族俱乐部之类的词语在街谈巷议之间伴随着羡慕的目光……而我们的学界，也早已不是那种“打倒贵族”的法国大革命称颂不已的时代。在“保守”取代“革命”而成为美德象征的今天，大雅之堂上的文化伟人自然是诗礼名门、贵族之后。

有人说，常识就像空气，虽感受不到它的存在，却须臾不可缺少。在人类社会中，比常识更像空气的，其实是信任。没有信任，就没有人类伦理。如果连血亲、密友和师生之间都无法信任，家庭和社群就会解体，人就不能成为人。因为信任一旦缺失，伦理道德、政治乃至现代文明就会崩溃。孔子说，“民无信不立”。一个国家可以缺少军队和食物，信任一旦缺失，政治就会崩溃。现代文明的本质，就是把熟人的合作，扩展到陌生人的合作体系。一个经济体如果缺乏信任，任何交易都不可能发生。在市场中言而有信的个人，无论是人脉、社会资本、银行融资等层面，都远高于不守信的人。一个社会的发展前途，取决于信任的广度和深度。比如资源贫乏的瑞士，靠着几百年积累的信誉，成了世界金融之都、最富裕的国家。▌史无前例的“信任危机”然而，不幸的是，信任的获得非常艰难，丧失却异常简单。在当下，我们就已经陷入了史无前例的“信任危机”：卖食品的不吃自己的食品；写书的不读自己的作品；造电子产品的不用自己的产品……我们相互提防，不敢说真话，告密和揭发甚至成为“常态”。老人倒地无人敢扶；老赖和银行抢占暴雷先机；“双面人”说一套、做一套，就算不求上进，也是为求自保。对于这些信任危机，很多“专家”都能说上几句，但是真正能指出病根的人，则是凤毛麟角。思想者、经济学家张维迎就是其中一位，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当今社会的信任危机，源自人心与社会正在经历剧变：飞速的城市化、市场化转型，导致传统的道德伦理走向崩解，而新的文明底线尚未确立。技术革命加大了信息的不对称。分工合作的频次越来越高，欺骗的成本却越来越低。市场让人们获得了更多机会，也助长了投机心理。法律常常失灵，甚至适得其反。这些剧变仍在加速，且裹挟着每一个人，让社会滑向了失信的深渊。▌如何走出“信任危机”？事实上，张维迎教授不仅指出了失信的根源，更通过《信息、信任与法律》一书，找到了重建信任体系的良方。在这本书中，他认为：信任，首先是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为什么我们对亲友的信任，远远超过陌生人？原因是他们相互有更多了解，更多的共同利益，以及共抗风险的经验。所以信息，是信任与否的前提。信任，还是道德声誉的问题。古今中外的无数宗教和思想家，都褒奖守信、斥责失信。失信之人，往往会成为别人心目中道德有瑕疵的人。所以，道德评判是信任的防控机制。在现代社会，信任更是一个法律问题。在现代市场中，法律通过强制力，保护产权和契约，使失信之人承担足够大的违约成本，陌生人的合作成为了可能。所以，法律是信任强有力的后盾。可见，解决信任危机、重建信任体系，就是要从“信息、信任与法律”的视角切入，解决信息不对称、信任道德压力、法律保护契约三个现实难题，最为关键。▌为国人量身定做的信任佳作当下，我们急需可靠的思想资源，重建信任体系。否则，我们今天能够拥有、享受的一切，必然会以更快的速度失去。张维迎老师这本《信息、信任与法律》一书的出版，无疑正逢其时。◎回归本职，用信息经济学为信任难题贡献解牛刀在大众眼中，张维迎是“市场派经济学家”。他的成名作是《为“钱”正名》，他深度参与过中国市场改革，他以多部著作捍卫市场经济……知识圈的人，则是将张维迎视为“企业研究的权威”。他的“企业家”系列讲座和著作，得到了企业界的普遍认可。但其实，张维迎的“老本行”是信息经济学，最早将该学科引入中国。他的几本相关著作，是很多高校首选的教材。“信息经济学”是张维迎最为得心应手的一把解牛刀。他以熟练、深刻、精确的手法，完美的阐释了“信息、信任与法律”的互动机制和关键节点。◎跨学科视角，更具说服力和传播力市场上关于信任的著作，常常受困于单一的学科视角，令读者感觉观点偏颇、枯燥乏味。而本书没有复杂的公式和图表，文字精当、情怀深厚、金句频出，堪称“人文学者的范文式写作”。此外，张维迎能够纯熟地运用生物、物理、法学、伦理学等多学科思维，对比剖析古今中外的现实案例。因此，阅读本书的收获，远远超出了经济学。◎立足文化现实，回应国人痛点海外学者对信任的研究虽然丰富，但由于脱离了中国的文化语境，很难回应国人的现实需求，其经验也难以移植。比如亚当·斯密最看重的《道德情操论》，至今无法被国人真正理解。本书是张维迎老师最看重的著作，直面中国的文化传统、现实境况，提出了犀利的诊断。并且从道德培育、自发社会规范等方面，提出了切实的治疗方案。本书第一版已有二十年，再版后更是断货多年。我们有幸获得独家销售资格，长按下图，识别图中的二维码，即可一键收藏，还可在规格中一并收藏张维迎最全作品集（共12册）：▍延伸阅读信任与法律：张维迎的这本书被严重低估，当下却显得尤为重要胡鑫宇案联想：我们该如何走出“信任怪圈”谜底是信任！张维迎：驳林毅夫的八个观点张维迎：中国两千多年没有解决的问题，现在解决了张维迎：大数据也替代不了企业家的创造力张维迎：真正的市场经济是什么？张维迎看不下去了张维迎：市场经济最大的受益者是普通人张维迎：用三驾马车的方式分析经济问题，完全本末倒置

权屏障不能作为保护伞。我们可以说，正常的民族主义其实是维护国民的利益，而不是维护君主的利益，是以维护国人的权利（right），而不是维护国君的权力（power）作为目标的。可以说，在今天的观念中，主

苏俄时期的俄罗斯乡村家庭不要民粹主义，但不能不顾人民；不要寡头主义，但不能扼杀精英。“大众”与“精英”在个人尊严与公民基本权利上应当平等。近年来，国内一些论著开始重视反对民粹主义的问题。实际上，在“全球化”的市场经济改革中，民粹主义也成了“全球”性的话题，“社会转型与民粹主义”的问题日益受到关注。一种有代表性的意见认为：民粹主义作为一种主张“革命”的激进思潮实为害群之马，应当大力清除之，而代之以权威主义；民粹主义会带来灾难性的“大民主”，远不如明君加顺民的“传统”制度好。另一种较缓和的意见则认为：民粹主义重视“人民”，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却流为“拜民主义”的极端，应当以精英主义来纠正它，或至少是调和它，实现大众与精英兼顾、下层与上层妥协的主张。这些看法的共同点在于：都把民粹主义理解为对“人民利益”、“人民立场”的强调。因而，主张精英至上、权贵本位的人，倾向于全盘否定它；而主张上下兼顾的人，则倾向于否定其极端并调和之。这一共同点恐怕是从“民粹主义”这一名词给人的印象而来。民粹主义这一译名其实有欠准确，

本书堪称“断货王”，有位书友已陆续买20本送给朋友。“这套书会绝版吗？”出版社编辑回复：“建议趁早收。”杨奎松老师有一套书堪称“断货王”，它就是《革命》四部曲。不管你听没听过这套书，都可以简单了解一下，看看它有多牛。本书的主线，如果用一句话来说，那就是：中共以弱胜强的背后，一股重要力量被长期忽视！回顾历史我们发现：最初在嘉兴南湖只有几十名党员；四一二事变中，被国民党杀害5000多人；红军从第五次反围剿时的30万人，到长征结束抵达陕北时仅剩1万多；即使是国共内战初期，也是长期处于国军的围追堵截当中......可见，从诞生到内战初期，中共一直处于弱势，以弱胜强的背后，一定有一股极为重要的力量被我们长期忽视。国内关于中国现代史的著作很多，但由于各种原因，视野独特、观点新颖的书却很少，那些千篇一律的“革命”叙事，很少能看清中共成功的真正原因......然而，许多重大的历史问题，我们只要深入探究一步，脑海中就会浮现出一连串问号：疑问一：国民党北伐的成功与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背后，离不开苏联的枪炮弹药，但是为什么蒋介石却在1927年发动四一二事变与苏联决裂？真的是被英美资本收买了吗？疑问二：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后，蒋介石能够化险为夷的决定性力量，到底来自哪里？疑问三：为何双十协定墨迹未干，国共内战就突然爆发？到底谁该为内战负责？疑问四：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之后，中苏为何交恶？真的是因为苏联走了所谓的修正主义路线吗？▲杨奎松《革命四书》内页展示看清事实真相，纠正错误史观，正视中国走到今天的路径所在，我们需要一部三观正、有分量、敢于讲真话的作品，重新挖掘被掩埋的真相。杨奎松老师在八十年代利用档案短暂开放的时机，在中央档案馆枯坐冷板凳多年，收集了大量不为人知的第一手资料，以一位历史学家的良知，重写被迷雾扭曲的中国现代史，最终他完成了这套《革命四书》。这套书问世后，很快成为研究中国现代史无法绕开的重要著作。书中的历史事实，颠覆认知又合情合理，让今天的我们恍然大悟，又深感叹息。杨天石：“这是4本讲真话的书，没有假话，没有废话，没有套话，揭开了许多历史真相。杨奎松收集到的资料，让长期研究中共党史的学者都惊叹。读他的书，我们可以看到许多我们看不到的资料，许多历史事实我们也闻所未闻。”台湾近代史研究所所长陈永发：“《革命四书》是一套能直面中国革命逻辑的佳作。”丁东：“杨奎松的这部书是传世之作。”马勇：“杨教授是当代研究革命历史的顶级学者，要想研究同类问题，没有办法绕开他的成果走。”黄章晋老师的评价更加直接：“杨奎松老师的书值得疯狂推荐。”在书中，他写的是中国革命历程，放在读者眼前的却是20世纪国际格局的风云变化。因此，杨奎松的著作是拓宽历史视野，理解中国与世界关系演变的绝佳之作，也是赠送给喜欢历史的亲友和长辈的礼品书。有位书友已陆续买20本送给朋友。杨奎松《革命四书》（精装典藏版）在装帧设计上，选用最好的材料和制作工艺，质感布面书脊，烫银字体，阅读与珍藏皆宜。先知书店特别推荐，长按下图，识别图中的二维码，即可抢先购买收藏（含签名版）：▍延伸阅读杨奎松：因为对羊态度不好，我曾经被朱镕基吼过杨奎松：一个历史细节，听得人头皮发麻沈志华

作者：罗翔，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教授、刑法学研究所所长来源：和讯、财经中国2023年会12月2日，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经济学家钱颖一与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教授、刑法学研究所所长罗翔，出席财经中国2023年会上，共同讨论市场经济与法治。本文为罗翔教授发言摘录——我们常说要给民营企业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其实需要的并非法律上的特别优待，就是一种法律上公平公正的环境。这种公平公正的环境需要现有的法律制度为民营企业的发展解绑，使民营企业家可以排除隐忧。我的专业是刑法，我就从刑法的角度大致谈谈对这个问题的基本看法。首先，优化民营企业发展环境，破除民营企业公平参与市场竞争的制度障碍，首要的是保障权利，而不是增加义务。没有无权利的义务，也没有无义务的权利，在权利不对等的情况下先谈义务的平等并不合理。其次，是刑法的明确性，也就是罪刑法定原则。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罪刑法定的精神在于用明确性的规则限制国家的刑罚权，防止司法擅断，保障个人自由。根据罪刑法定原则，法律规定的一定要明确，不能模糊不清。比如说非法经营罪，有个别地方认为，只要经营行为违反了行政许可，那么就属于非法经营，如果达到了一定的数额标准，就构成非法经营罪，这种理解可能就不符合罪刑法定原则。这里主要在于如何理解非法，非什么法呢？刑法、民法、习惯法，道德法，还是你的看法。刑法明确规定，非法经营罪的非法必须违反国家规定，刑法第96条就规定，本法所称违反国家规定，是指违反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的法律和决定，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规定的行政措施、发布的决定和命令。”因此，国务院各个部委出台的部门规章和地方出台的地方性法规都不能染指刑罚权。违法不一定是犯罪，我们没有人没有违过法，闯红灯也违法，如果你说你没有闯过红灯，那我建议你看一看教育法第44条，学生应当努力学习，完成规定的学习任务，你敢说你从小到大，没有违反教育法第44条。总之，犯法，也就是违法不等于犯罪。我说一个案件吧，姑且也叫张三，开了一个培训班，专门教人跳广场舞，后来被举报，公安机关认为张三构成非法经营罪。理由是，办培训没有办证，所以非法，而且还收钱，属于经营，非法加经营，营业额大于五万，所以就是非法经营。教人跳舞，这也属于民办非学历教育，所以可以去看《民办教育促进法》，该法第十二条确实规定，开张学历教育和非学历教育都要有关行政部门审批。舞蹈培训机构属于民办非学历教育，应当由教育行政部门等机构审批设立，未经许可，私自设立艺术培训机构，属于违反《民办教育促进法》的违法行为。但是，请注意违法不代表犯罪啊，《民办教育促进法》第六十四条规定了违法办学的后果，“违反国家有关规定擅自举办民办学校的……责令停止办学、退还所收费用，并对举办者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款；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所以，看起来，公安机关其实也是有法律依据的。但是仔细审读法条，你会发现本条的前提是“违反国家有关规定”，法条没有使用“违反本法”，所以它所指涉的必然是《民办教育促进法》以外的其他国家有关规定。《民办教育促进法》第二条规定：“国家机构以外的社会组织或者个人，利用非国家财政性经费，面向社会举办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的活动，适用本法。本法未作规定的，依照教育法和其他有关教育法律执行。”立法者特别使用了“法律”而非“法律法规”。法律特指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行政法规是国务院出台的。这就意味着，有关民办教育的有关事项，在《民办教育促进法》没有规定的情况下，只能依照教育法和其他有关教育法律执行，不包括行政法规，更不包括部门规章。除了《民办教育促进法》和《教育法》以外，有关教育法律还包括全国人大常委会出台的《义务教育法》、《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学位条例》、《教师法》、《高等教育法》和《职业教育法》。但是在这八部法律中，没有任何一部法律认为擅自举办培训学校要追究刑事责任。因此，从罪刑法定原则出发，对于私自舞蹈培训机构，并不存在追究非法经营罪的刑事责任的“国家规定”。再次，就是刑法的轻罪化和轻刑化，即从之前的重刑主义向轻刑主义的转变，这里尤其是企业刑事合规。我也大致梳理了民营企业家涉及犯罪的条文，也想从我们法律人的角度为企业合规提出相关的建议，以排除民营企业家的后顾之忧。有研究机构调查，2022年企业家犯罪高频罪名排前十的有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职务侵占罪、挪用资金罪、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串通投标罪、诈骗罪、合同诈骗罪、集资诈骗罪、贪污罪、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其中有不少罪名，比如职务侵占罪、挪用资金罪是企业家缺乏现代企业观念，把企业的钱等同于自己的钱。但也有个别司法机关对法律做机械的理解，认为只要民营企业家利用职务之便，侵占公司财物，或者挪用资金，就构成职务侵占罪或挪用资金罪，完全忽视了本罪侵犯财产权的本质。比如张三本是一人公司的股东,由于在工商登记中只占10%的股份，而让挂名股东占了90%的股份，张三未妥善遵守会计制度，将公司的财物用于个人花费，张三后来被控职务侵占罪。再如，李四是个人独资公司老板，占公司股权100%，挪了100万给小三买车，小三的前男友举报李四挪用资金。从表面上看，张三和李四都违反了公司法的规定，妨害了公司的管理秩序。但是职务侵占、挪用资金罪都是侵犯财产罪中的罪名，这就清楚地表明立法者认为它们主要是一种侵犯财产权的犯罪。公司的财产终究体现为股东的财产权，既然张三是公司实际上的唯一股东，他的侵占行为不可能侵犯股东的财产，自然不构成犯罪。同理，李四占公司股权100%，他的挪用行为也不可能侵犯公司唯一股东的财产权，自然也应以无罪论处。哲学家说，语言的边界就是我们世界观的边界。同样，语言的模糊也是我们世界观的模糊，因此对于刚才钱老师所说的权利、权力，法治、法制，这样发音相同但意思完全不一样的词汇，我们一定要有准确的界定。我们学法律的人常说，法治虽然不是一种最优治理方式，却是一种避免出现最坏结果的次优选择。法治最核心的精神就是对公权力的限制，对个人自由的保障。在今天这样一个不断变动的世界，我们希望法治能够带给我们相对的确定性。这种确定性来源于对正义的渴望，对人的尊严和自由的尊重。愿法治能培育出更好的市场经济，也希望我们能在法治的基础上打造市场经济。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罗翔老师说，“法律不仅让一切权力在规则下运行；而且对我而言，是一种处世哲学。”法律与哲学融会贯通，聚焦的是法律底层的精神和价值基础——一个人在多元社会的现实中应该坚守怎样的基本价值，如何构建“三观”。然而，法律常识教育严重缺失的当下，讲法学的书虽然很多，但真正写给普通人读的很少——大多数不是过于专业化，就是写的佶屈聱牙。既能够触及法律核心精神、又能带着享受的心情读完的则几乎没有。罗翔老师是个特例。他彻底打破了人们对法学的一般认知——他的演讲和文字，都远远超出了“普法”的层次：他用荒诞又真实的案件逗笑听众的同时，夹带出的其实是对尊重生命、尊重常识和对法律精神的呼唤，同时隐含着寻求真理的热情和人性的光辉。为此，少数派文选鼎力推荐“罗翔作品集”，在提升法律意识和法治观念之外，更重要的是，从现实生活的事件中，理解法律背后更深层次的价值基础。这套书，从法律价值、法治细节、刑法基础、刑罚史四个维度出发，既有入门常识，也有厚重深刻的法学精神的探讨。

恐怖主义问题的起源复杂，简单的谴责是远远不够的，恐怖主义问题的解决更需要大贤德大智慧和社会机制与制度的改进，决不是简单的报复所能奏效。我们下面将会就此提出一些看法。但是所有这些看法都要以一些底线性质的常识判断与良知判断为前提。▌做人的底线，与“主义”无关我们所要捍卫的是做人的底线，这不是什么“主义”的问题。不管是“左派”还是“右派”，“国际主义者”还是“民族主义者”，丧失这个最起码的底线还能叫人吗？所谓“弱者对强者实行‘绝望的反抗’可以不择手段”的说法是一种可耻之论。且不说弱者与强者并不等于正义与非正义，即便是“正义的弱者反抗不义的强者”也决不能“不择手段”，尤其不能不择手段到故意滥杀无辜的程度。人类的先贤曾以古希腊作品《弑君者》的评论表明了这一道理，这部作品讲述了这样的故事：古希腊某城邦为暴戾的昏君所统治，某公民企图暗杀他以解放人民，然而他先遇到了并未作恶的暴君之子并将之杀死，随即扔掉匕首逃匿。不幸的暴君见到儿子的尸体后，悲痛绝望之中用这把匕首自杀身亡。于是弑君者便出来吹嘘自己的功绩，并要求奖赏。人们能肯定这种行为吗？即使在和平主义并不流行的古代、在认可以暴制恶的极端派思想家那里，答案也是断然否定的。激进主义的古代先驱托马斯·莫尔就指出：如果这个“弑君者”真的杀了暴君，那无疑是应当受到赞美和奖赏的；但他杀的只是个弱者。尽管这在客观上导致了暴君之死，但莫尔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暴君之死是天意，即便杀人者也有除掉他的愿望，却并未抗强犯难，因此他“利用上帝旨意，贪天之功，厚颜求赏”便是可耻的。他应该要么杀掉暴君本人，要么谁也不杀。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弑君者”相对于暴君而言的确是弱者，但莫尔谴责他杀了无辜者时不仅因被害者无辜，而且因被害者相对于凶手而言也是弱者。换言之，所谓“弱者反抗强者可以不择手段”的说法，在实践中首先是以不择手段地屠杀更弱者为前提的。▲图源：listtop10s▌正义“有所不为”，邪恶“不择手段”如果习惯于中国传统中王子权势的人们不容易理解古希腊城邦政治中“暴君之子”是弱者这种说法，那么“9·11事件”中被劫持客机上面对歹徒的无助旅客、世贸中心大楼上面对旷世暴行无法逃生的各国和平雇员之为弱者则是毫无疑问的。那些不择手段地屠杀了他们的歹徒哪里谈得上什么“弱者反抗强者”，这些歹徒首先是恃强凌弱者，而且是不择手段地、“超限”地恃强凌弱！我们知道人性是有局限的。人要不为恶，必须有所“限”——道德的自律与制度的他律。一个人或一个组织如果处在所谓“弱者”地位时尚且能够不受制约地“超限”肆虐于更弱者，即毫无自律，他律也管不了他，那么万一他改变“弱者”身份、甚至成为“强者”后，谁能说他不会“超限”肆虐于所有的人或整个社会？！事实上不仅“9·11事件”，一切关于为了所谓正义的目的可以不择手段的说法都是邪恶的谬论，这种谬论下的恶行人们见得多了，从奥斯威辛到古拉格，从南京大屠杀到波尔·布特暴行莫不如此。▲本文作者：秦晖先生无论在哪种“文化”、哪种“主义”中，一个基本的常识是：所谓正义，所谓善，归根结底都是对“某些事情做不得”的承认。墨子所谓非攻，孔子所谓勿施于人，摩西所谓十戒，都是对某种“限度”或底线的持守。因此正义与不义、善与恶之别，实际上就是择不择“手段”之别、有限与“超限”之别。于是“不择手段的善”本身就是个如同“黑色的白”那样的伪概念。有所不为谓之善，无所不为谓之恶。换言之，世界上只有不择手段的邪恶，从来没有什么“不择手段的正义”。无恶不作而谓之“求善”，则假恶丑之尤也。刘瑜说：“秦晖先生很像是一个思想的管道工，他传奇般的知识面、记忆力和思辨力，使他从中国土地史到南非的城市化，从前苏东地区的私有化到中国当代的转型机制……总是能三下五除二，将一堆杂乱无序的论争梳理得一清二楚。”秦晖先生被称作“百科全书式”的学者，虽然他的很多观点饱受争议，而且一些作品也受到了限制，但是无论对于专业历史学者或是普通读者来说，理解现实世界及中国现代转型问题，认清当下现实困境，秦晖绝对是一个绕不开的名字。正如张鸣老师所说：“秦晖令我震惊，他是学界大人物，没有人比他更睿智，更犀利，对中国的问题，剖析得更深，每个论点提出，都会引起社会的一阵悸动。”很多人初读他的书，都会遭遇一种电光火石般的冲击。越有逻辑能力，就越能体会清晰与穿透力；对生活越有常识感，就越能体会重要性。我们今天的时代，重视他们，不仅仅在于他们罕见的渊博、极度的专注力，更在于他们以难得的清晰逻辑，为我们守护最基本的底线。珍惜秦晖，就是珍惜我们自己。目前很多秦晖先生的书在市面上已经寻找不到了，为此，先知书店特别推荐“秦晖作品集”。其中，《传统十论》一书已经再版了14次，每次再版都迅速售罄。这套书从中国传统历史、其他发展中国家的转型经验、现代文明必须具备的底线等多个维度，帮助我们理解现代中国的发展和走向。整个历史的演变、历史子系统之间的互动耦合、演化的关系，思想的勾连，都给读者做了庖丁解牛式的解读。长按下图，识别图中二维码，即可一键收藏：来源

一提到宗教，很多无神论者都视其为反智、虚无、精神鸦片。但正如思想家索维尔所言：认识到自己的无知程度，需要有相当程度的知识。轻视宗教的人，往往因为没有理解宗教的价值和意义，陷入了某种无知，而不自知。对无神论者而言，理解宗教的价值，不仅是一种智识空缺的弥补，更是成为一个清醒现代人的必修课。事实上，宗教对无神论者至少有四个意义。▌宗教不是消遣，而是最稳固的意义生产机制很多无神论者认为宗教只是一种消遣或谈资，充其量能为人生提供一些意义，而这个功能完全可以被理性、艺术、良心所取代。但其实，宗教是人类最重要的观念来源，是最特别的意义生产机制。正如宗教学大师米尔恰·伊利亚德，在《探寻：宗教的历史和意义》中指出的：宗教的起点是“超验世界”，它不依托现实，反而生长出现实。宗教为生活赋予神圣涵义，对生老病死等日常现象提供超验的终极解释。这些解释，是理性与艺术完全不能替代的。▌宗教不是历史的绊脚石，而是文明的孵化器无神论者常以为，宗教即便可以提供一些灵感和秩序，也不是人类进步的核心动力，甚至还常常是历史的绊脚石，比如宗教战争、宗教审判。▲祭祀场景但事实恰恰好相反，赫拉利在《人类简史》中指出：宗教是最早的“想象共同体”，其起源与发展对人类合作的帮助，同语言一样重要。伊利亚德在《探索：宗教的历史和意义》中甚至认为——宗教是一切文明的母体：●宗教创造了最美、最丰富的艺术。一部人类艺术史，就是一部宗教文化史。东西方最美的美术、文学、音乐作品，几乎都是源自宗教。●宗教决定了东西方文明的走向。传统中国“君、臣、民”的政治依据，来自祭天、祭神、祭祖的宗教等级。日本的“士农工商”，印度的种姓制度，都是出于宗教。很多现代文明组织，如金融市场、大学、医院等，都起源于基督教。●宗教是保护弱者的最后屏障：宗教是信念体系，更是生活方式，它教化民众、制衡国家暴力；宗教的抗压能力，可以超过主义、血缘和利益关系。▌宗教不是科学的死敌，而是良师益友无神论者认为，非理性的宗教和理性的科学天然对立。布鲁诺、哥白尼、伽利略的科学发现，都曾受到宗教的残酷打压。但其实，二者更多是良师益友，冲突只是插曲。在古代，宗教就是最先进的科学。例如占星术是最早的天文历法，很多教规戒令背后都有生物医学的支持。近现代的科学观念，如数学公理、定量实验，都直接诞生于基督教经院哲学。著名科学史家吴国盛说：“没有基督教，就没有现代科学”。在当下，二者再次有了融合的可能。相对论、量子力学、宇宙起源等最前沿的科学探索，与其说证明了宇宙的精妙，不如说拓宽了人类对造物主的认识。伊利亚德在《探寻：宗教的历史和意义》中甚至断言：科学如果缺少宗教的“超自然”前提，就得不到任何确切的知识；一个族群倘若不能认识宗教的意义，其科学就没有未来。▌宁愿“迷信”宗教，也不要“迷信”科学一些无神论者主张，即便宗教有如此多的好处，宗教终究是迷信、是最坏的选择。但其实，迷信科学才最危险与邪恶。迷信宗教，最多就是盲从神的道德律令，选择愚昧的善良；但迷信科学的人，敢于摧毁一切道德，把人变成“非人”。上世纪纳粹、苏联以“科学”改造人性和社会，把人当成数字；如今人工智能等新兴科技神话，把人视为机器……这是一个理性狂飙、道德扭曲的时代。无神论者亟需理解“宗教的意义”，不是为了皈依宗教信仰，而是为了纠正思维误区，真正理解科学理性与信仰的价值，成为完整的现代人。为此，先知书店诚挚推荐宗教史研究大家米尔恰·伊利亚德《探寻：宗教的历史和意义》。这本经典著作仅有200多页，但不是简单的通识梳理，而是深刻洞察宗教的功用、危机、革新和人道关怀，是解决当下信仰痛点、宗教迷思的案头必备书。长按下图，识别图中的二维码，即可一键收藏（独家好书）：▍延伸阅读科学与宗教：不可不知的六个认知为何新教对资本主义如此重要？宗教——人类文明底层的密码信仰是人们所必须的，什么也不信的人不会幸福马国川：历史之痛不可忘记，历史之恨不可永记中美关系的四个阶段如此真实，中文版竟然没有删改（且看且珍惜）豆瓣9.0，这本书写透20世纪历代政治思想的内幕西方人文主义传统面临着四大挑战人类的一切政治困境，都逃不出这四个难题俞敏洪对话薛兆丰：平庸的人千篇一律，优秀的人以终为始什么让人成为人？

很多人想读点政治理论的书，但此领域的书，很容易灌满国内意识形态话语。此外，在写法上，易过于浅薄，或艰涩。推荐阅读美国著名政治学学者萨拜因的《政治学说史》，这本书在英美世界畅销70余年，在西方被作为政治思想史必读参考书，甚至被誉为20世纪政治思想史的巅峰之作。这本书被认为是对政治思想“最广博完整的梳理，最审慎精准的解读”。思想主轴，非常清晰。凭借这本书，作者成为了美国政治学学会的主席。

他被誉为“最会讲中国故事的外国作家”。他在过去受到如潮赞誉，却在今天遭遇风凉话：甚至当下无论是“美国爱国者”还是“中国爱国者”都在嘲笑、批判他。他原名彼得·海斯勒，有一个普通中文名：何伟。二十年前，何伟千里走单骑，接触普通中国人。记录下普通中国人不能写，又“比普通中国人更了解中国”的《江城》《寻路中国》《奇石》。作为记录当代中国的无可替代者，何伟记录中国，不恭维、不谩骂，而是思考这一切是怎么开始的。许多中国人读过何伟的书，会感觉平时是闭着眼生活，读过后是开眼看中国。“每次读何伟一股凉气上背脊，他比我做中国人更称职。”“多年来所见所闻一直理不清头绪，在外人眼中却看得这么透彻。”何伟是美国人，他有表述那些不可言说的奢侈：三峡大坝、强

女记者问许小年怎么看林毅夫的新结构经济学，他一脸无奈地直言，“我根本不知道什么叫新结构经济学，本人水平不够，别自作聪明，市场比你聪明多了。”精彩过瘾！许小年的眼神言辞锋利得像一把刀，出手精准，直刺要害。其学界友人陈志武笑称：“不留余地，被他批的人，在地上都找不到一个可以躲的洞。”“歌功颂德的人，我们把他叫做‘歌德派’”，许小年说，“你跟‘歌德派’没法交流。”有一次，党校请他去讲课，但是要求他先把课件发过来，后来说，有两个地方希望能修改一下，他说，不修改，如果修改了就不讲了。有一次他讲完课，一位副部长带着若干学员，批了他半个小时，但是许小年说，除非你有逻辑和数据可以说服我，否则我不会改。毫无疑问，许小年被打上了批判者的标签。这个标签，在当下并不让人愉悦——某些时候他甚至因此失去了在媒体上表达的权利。课间，他斜靠在椅子里，两腿放在桌上，说，现在我也不写了，因为，我写了，你们也发不了。发不了，是因为他不愿意妥协。之前有媒体的朋友讲起，许教授很不好说话，如果你向他约稿，他会告诉你，不许删改，如果删改，就不能再以他的名义发表。弗里德曼的名著《自由选择》再版（以前的版本被阉割过），请他写推荐序，他写了6000字长文，开篇第一句，“世界从未像今天这样，如此需要重申自由的意义，如此需要强调对自由的保障。”对方说，恐怕有些内容需要删改，他拒绝，说如果删改就不发了。出版社最后也勇敢地妥协了。了解许小年老师的人都知道，他从不轻易荐书，更很少为一本书写推荐序，但弗里德曼的《自由选择》，却让他写了，并不惜和出版社博弈。所以说，今天能读到这本无删版《自由选择》，是幸运的。弗里德曼能用最浅显易懂的方式把深奥的经济学原理讲得明明白白，这一点在他的著作《自由选择》中尤为明显。大多数经济学大咖的著作往往晦涩难懂，《自由选择》一书却完全不同，深入浅出地概括了经济学的核心内容，可以说是有史以来最通俗的经济学经典。许小年：经济学家信奉的上帝是市场，最懂市场的人是弗里德曼。弗里德曼的理论简单、通俗，同时又严谨而深刻。周其仁：愚钝如我，第一次读弗里德曼也不觉得有任何难明之处。惟一的问题是，他怎么可以把经济学道理说得如此清晰、准确和斩钉截铁？张维迎：大学里对我影响最大的一本书，是弗里德曼的《自由选择》，读了好几遍，都快被我翻烂了。毕业后到体改委，所里的同事常开玩笑叫我“维迎德曼”。让每一个即使毫无经济学基础的普通人都能读懂经济学，正是弗里德曼写作此书的初衷。弗里德曼擅长使用生动的比喻，能以最简单的语言表达最艰深的经济理论，对自由市场的精髓做了深入人心的解释。长按下图，识别图中的二维码，即可一键收藏《自由选择》无删珍藏版（多次断货，所剩不多）：▍延伸阅读许小年：我国经济学界不缺理论也不缺数据，缺的是常识许小年：中国两个值得警惕的现象（忠言逆耳）王笛新书，遗憾！从家奴到鹰犬：内务府是如何左右大清王朝命运的？阿伦特：罪恶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人们已经对罪恶习以为常读懂美国文明的六个视角现代社会最根本的思想困境：真实性危机！从政府内部看中国，才能真正读懂中国陈丹青：所有书教给我的就是一件事情——你不要自以为是，你要自以为非陈平原：文学是最好的教育

当你躺在床上刷手机时，不知你是否会想到，在这个互联网已经基本普及的世界上，此时此刻的同一时空中，其实仍然有一些偏远部落，生活在茹毛饮血的“远古时代”。之所以会有这样的现象发生，是因为人类世界并非一个统一的整体，各个地区之间往往存在着巨大的隔阂，文明在每个地区的演进速度并不相同。简而言之，人类文明是分层次的。一个国家或地区，只有看清自己在人类文明中所处的真实位置，才可能迈进更加文明的世界。那么，人类文明分为哪几层呢？武汉大学赵林教授用“现代文明三书”很清晰地将其分为三层阶梯：-1-告别洪荒在距今大约500万到150万年以前，一种被称为森林古猿的灵长类动物，在经过一个漫长的进化过程后，渐渐从树上来到地面，发展成了能够直立行走的南方古猿。又经过一段漫长的时期，南方古猿的一支，学会了使用简陋的石器，他们草肉兼食，最终发展成为直立人乃至智人。此后一直到大约7万年前至1.15万年前的最后一次冰河时期，人类已经普遍掌握了使用和保存火的技术，并学会了缝制兽皮御寒。在这期间，人类已经散布于亚、非、欧的广大区域，并通过白令海峡移居到美洲——人类各个种族也在这个过程中逐渐分化和形成。大约1万年前，随着最后一次冰河时期的结束，人类进化到了一个新时代。人类学会了栽培植物、驯化动物、开采矿物，乃至冶炼金属、制作陶器、纺织衣物......人类开始定居，形成村落。紧接着，城市出现了，诞生了第一批文明——亲体文明。包括苏美尔文明、埃及文明、米诺斯文明、印度哈拉巴文明、中国夏商周文明等。从洪荒到文明，人类经过了漫长而蔚为壮观的史前时代，它占据了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期。与之相比，人类近1万年的文明只不过是一个瞬间。所以，如果看到有的部落还没有告别洪荒时代，也不必感到意外。-2-天国之门早在人类文明诞生之初，原始宗教便产生了。没人能说得清，是文明促成了宗教的诞生，还是宗教催生了人类文明。但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对人类文明来说，宗教具有无可替代的重要性。人是一种有灵性的生命，不可能长久地生活在无信仰的精神荒漠中，“天国理想”虽然不可实现，却始终对人类的精神具有感召作用。人类历史上曾经诞生过无数宗教。中国有道教，印度有佛教和印度教，波斯有琐罗亚斯德教，埃及有各种各样的众神，希腊有唯美主义的人性宗教，罗马有功利主义的政治宗教......凡此种种宗教，都曾深刻影响过不同地区的文明进程。近代500年以来，对世界影响最大的宗教，则要属基督教。基督教最初从犹太教发展而来。它在罗马帝国先是遭到迫害，后来却成为主流，并扩散到整个欧洲，最后随着大航海时代传播到整个世界。基督教的特别之处在于，它不仅是一种传统意义上的宗教信仰，更是一种现代意义上的文化系统。西方文化的价值理念根基，正是建立在基督教神学思想之上。基督教的原罪意识、救赎信念、天国理想、契约精神等等，已经以一种自我更新的方式衍生出西方现代社会的批判意识、法制观念、社会理想和民主制度。当然，这种转变并非一蹴而就，基督教社会也曾有过一段漫长的“黑暗时期”，经过宗教改革运动等一系列复杂的变革，才最终走向理性。-3-走向理性现代世界历史舞台上主要的民族国家，最初是在16世纪西欧宗教改革运动中形成的。宗教改革运动打破了罗马天主教会一统天下的专制格局，带来了基督教世界的分裂，也带来了信仰自由和宗教宽容。新教教派与现代民族国家相互激励，再加上同时期的文艺复兴运动和大航海运动，共同促进了现代文明的形成。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不仅意味着相对稳定的领土和主权、法律体系、税收制度、文化认同等，更意味着国家已经从统治者的私人财产，转变为全民共同参与的政治经济法权体系。在这种体系中，一般民众不再是“臣民”，而是“公民”；法律不再是为了扩张政治权力，而是为了保障公民的安全、财产与自由。从蒙昧到理性，人类走得并不顺利。17世纪时，自然神论认为，理性是上帝本质的一种体现。后来，理性主义却在法国发展成为一种极端，它杀死了上帝，自己成为上帝化身，并给人类社会带来了长久的灾难。因此，对待“理性”本身，也需要一种理性的态度。理性并非万能的，要看到理性的局限性，科学要有限度，民主要有限度，自由也要有限度。18世纪的德国启蒙运动和苏格兰启蒙运动，找到了理论理性的适用范围，在理性精神与宗教信仰之间建立起了一种协调关系。在今天的西方社会中，对于绝大多数经历了思想启蒙的民众来说，基督教信仰已经不再是关于世界存在和运行的知识根基，而成为支撑善良和抚慰情感的心理依据。以上观点，主要出自赵林教授的“现代文明三书”。今天，我们谈到西方文明时，总觉得他们的强大来自坚船利炮、工业制造、科技发明，更深一点的能看到他们的商业文化、法律法规、制度架构，但更本质的东西，其实是他们生于内心的理性精神和基于信仰的契约精神。赵林教授的“现代文明三书”拨开了现代文明的表层，直指背后的精神本质。它并非一套面面俱到的通史，而是抓住了人类文明演变路径中最关键的三个节点，既有宏大的全局，又能看到文明演变中各种生动的细节——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思想的，依次铺展开来。这是一部带着对时代的思考与问题意识，专为国人所写的现代文明史。先知书店有幸获得赵林老师亲笔签名，数量有限，长按下图，识别图中的二维码，即可抢先收藏：▍延伸阅读文明的交汇永远比文明寻找自身的特点重要一百倍赵林：我们对西方文明的认识，仍然非常肤浅王笛新书，遗憾！从家奴到鹰犬：内务府是如何左右大清王朝命运的？阿伦特：罪恶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人们已经对罪恶习以为常读懂美国文明的六个视角现代社会最根本的思想困境：真实性危机！从政府内部看中国，才能真正读懂中国陈丹青：所有书教给我的就是一件事情——你不要自以为是，你要自以为非陈平原：文学是最好的教育

美国是一个无法忽视的存在，她诞生时不同于世界上的任何文明，后来更是被视为自由的“灯塔”和世界的“山巅之城”。然而某种程度上，对于国人来说，关于美国文明的细节却长期处于一种“无知”的状态。钱满素说：“美国文明的基因可以说是欧洲文明中的英国传统挪到北美荒野后，在适应当地环境后结出的果实。它是一批已经高度成熟的人类，带着一套高度成熟的思想，有意识地去创建的一种他们意愿中的文明。”刘军宁说：“一个国家，一个社会，有什么样的价值追求，就会结出什么样的制度果实。如果自由的价值，在人的心中扎根，自由的制度就会在社会扎根。”每个中国人，都应花点儿时间精力了解点美国这个国家。我们有一千个理由去了解美国文明，没有一个理由弃之而不顾。美国文化早已经渗透到了全世界每一个角落，不了解美国，不足以谈世界。而下面介绍的这套译丛，正是不容错过的了解美国精神的好书，也是读懂美国的六个重要视角——-1-《无尽的纷争》美国爆发内战的思想史根源本书是普利策历史学奖获奖作品。美国为什么会爆发内战？这本书从思想史上找到了最深层的原因。作者米勒认为，从18世纪到19世纪，美国的精神生活围绕着一个核心，那就是美国的国家身份、民族认同。本书一路追踪美国精神生活的隐秘路径，它们为数众多，而且在社会各个层面，在情感和理智之间存在无尽的冲突。成文法VS普通法，宗教复兴VS正统教义，这些表象是心灵和头脑之争，联合与分裂之对的外部体现。而从整体和宏观的角度来解读这个时代，米勒多次强调，所有这些冲突最终都会导向内战的爆发。米勒对于美国思想史的溯源及其解读是美国文明研究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并为其制定了标准和基调。美国在思想路径上的多重分裂导致了战争，也为未来的冲突埋下了伏笔。因此，读《无尽的纷争》一书，不仅能了解美国从独立革命到内战的思想史，更可一探如今美国社会撕裂的深层原因。-2-《新英格兰遗产》发掘整个美国进程的清教起源山巅之城——一个被美国“清教徒”造就出来的象征，它作为一种社会控制手段，作用于整个美国历史进程。“清教徒”即便是一种贬义也仅适用于美利坚合众国，而不适用于其他国家。因此，若不了解“清教徒”的遗产，不可能理解美国的本质。在一个以民主和未来定义自己的国家，清教徒既代表了神权政治又代表了过去。那么，为什么美国历史上清教徒被当作国家先驱来赞颂，他们的感恩节成为国家节日，五月花成为国家象征？为什么这些不宽容的辩护者被誉为自由的捍卫者？在所有移民群体中，为什么在美国文学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的主要是清教徒？总言之，为什么清教徒是美国意义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本书作者伯克维奇指出，清教想象对美国文化具有持久又永恒的塑造力与影响力，“美国的神话就是创造了新英格兰方式”，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寻了“America”作为神话的持久威力以及“America”作为象征的强大政治作用。耶鲁大学教授埃德蒙德·摩根评价此书：“历史学家常感觉到大觉醒与革命、爱德华兹与爱默生、清教徒的山巅之城与美国扩张的显性天命间存在某种关联，但都无法进行具体描述，伯克维奇提供了概念上的连接……写的是最高层次的思想史。”了解“美国”意义的由来，《新英格兰遗产》当为首选。-3-《处女地》读懂美国精神的神秘内核认识美国西部，才能认识美国的灵魂。西部作为一种象征，不仅建构了美国人的民族精神，也影响了美国现实社会的进程。西进之路实际上承载了美国人追求经济平等和自由、构建美利坚帝国的梦想；而西部大开发本身要面临的“野蛮”与“文明”、“传统”与“创造”、“旧思想”与“新观念”的冲突与碰撞，则塑造了西部开拓者的特性——既粗鲁又乐观，既异想天开又求实敢干，既怀有极端个人主义，又强调秩序、结社和自治——这既是西部故事中美国人的特性，也是近当代美国人典型的民族特征。《处女地：作为象征和神话的美国西部》这本书创新性地使用“神话与象征”的研究方法，将文本分析引入现实，试图在文学记录、历史故事和大众文化中找到“美国精神”的编码。“环境会塑造观念，而观念同样也能改造环境”。一个社会的文明进程就取决于两者之间有效的互动。书中充满详细、丰富的文本案例和分析，更加增强了该书的可读性。本书是阐释美国民族特性的重要奠基作之一。-4-《半片面包》美国权利法案的智慧“半片面包好过没有面包，既然我们无法保护所有权利，就让我们先保护能保护的权利。”如果没有“半片面包”，美国很可能再次回到“印第安时代”。看似朴素的道理，却成了人类政治文明史上的决定性时刻。作为一本讲“美国权利法案始末”的书，《半片面包》绝不只是讲历史故事，作者还将权利法案的渊源，追溯到曾作为美国殖民者的英国历史上，亨利二世改革时大小陪审团的诞生，这比1215年《大宪章》还要早；向下则讲到美国宪法第九修正案。因此，本书也是理解人类政治文明进程的必读书。历史上很多国家，鄙夷“半片面包”的智慧，热衷于通过改天换地直接追求“整片面包”的乌托邦式叙事，极端情况下，甚至承诺“免费的面包”，但结果却是“既没有面包，也没有自由”，换来了贫穷与衰败。

米尔顿·弗里德曼（1912-2006），美国著名经济学家、197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20世纪70年代，西方国家因长期使用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干预政策，导致大规模的“滞胀”：一方面通货膨胀，一方面失业率高居不下。弗里德曼等芝加哥学派经济学家应运而起，开始批判政府干预经济。他的经济学研究充分证明，政府的看得见的手无法替代市场看不见的手。后来，这些研究对里根、撒切尔等政治家及其决策产生了重大影响。-01-好意图的坏结果1.

▲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1899年5月8日－1992年3月23日）华人经济学家杨小凯说：“哈耶克对人类思想的影响，可能会与孔子思想对中国人的思想的影响一样深远和无孔不入。”但与古代社会总是不自觉地落入等级深严的制度不同，哈耶克是想让全人类都能自由地活着。他用一生向世人证明：人类的繁荣、幸福和尊严，来自个人自由，而不是任何集体主义。如果我们大多数人都能认真阅读哈耶克的思想，想必对世界的看法会产生深入骨髓的变化。哈耶克对自由的推崇，集中体现在“哈耶克三原则”上——-1-自由至上原则哈耶克认为：“人类始终面临一个抉择：是在贫穷中寻找平等，还是在不平等中寻找自由。”这样的选择，我们再熟悉不过，几千年来，中国人一直在做这样的选择，而且几乎每一次都选择了平等而不是自由，而其命运也与哈耶克所描述的相似，最终既没得到过平等，也没得到过自由。哈耶克认为，自由先于平等、先于民主，它与能力无关，它不承诺幸福；那些允诺建立乌托邦的，与阶级有关，最终只会通向奴役式的假平等——这与鲁迅描述的中国人的一种状态非常相似，那便是“坐稳了奴隶的时代”。哈耶克相信，“在自由与奴役之间，没有第三条路”。自由，并非一句空洞的口号，它的内核是保障个人生命权、私有财产权的有限政府伦理，是自然演化的秩序，而不是人为设计的结果。这便引出了第二个原则。-2-政府不可靠原则在很多国人的观念里，政府就是国家，国家就是政府。事实上，两者存在巨大分别。国家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而政府则是一种具体的管理形式；国家是所有国土与国民的集合，而政府则仅仅是国民少部分代表的集合。政府存在的目的，是为了保障全体公民的生命权、自由权、财产权，而不是相反。为了国家的正常运行，政府有其存在的必要性，但哈耶克说，政府必须要有一个监督，有一个制衡，权力要被关到笼子里去。因为，人不是天使，人性深处的恶隐藏在所有人的心中，政府也是由人组成的，政府一旦获得不受制约的权力，便可能造成全国性的灾难。所以，哈耶克不相信政府可以控制对权力的贪婪。他倡导建设新型的有限政府，让权力再制衡。这便需要第三个原则。-3-法治评判原则国人常说，传统中国是“儒表法里”，似乎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法治社会。事实上，中国自古以来都是人治社会，真正的“法治精神”少之又少。而且中国古代法律本身也存在巨大问题，往往只是帝王将相随心所欲的保障，而不是基于人类自然权利的结果。比如，明太祖朱元璋就制定过很多反人类的法律。哈耶克说，恶法非法。法律必须建立在人类的自然权利之上，要尊重并保护人的生命、自由和财产。因此，“立法者”的使命是发现这些“理所应当的规则与秩序”，而非单凭臆想去创造法律。只有这样，才谈得上法治。法治意味着所有公民都在法律之下，政府也在法律之下。法治的核心是，“在政府强制与个人自由之间筑起一道隔离墙”，使得政府不能越过法律损害个人的权利，个人也不能越过法律损害他人的权利，每个人都能通过服从良法而获得自由。以上的“哈耶克三原则”，只是哈耶克思想的一支火苗。世界正在发生巨变的今天，是坏秩序卷土重来，还是好秩序开出文明之花？答案并不确定，这取决于我们对像哈耶克这样真正可以穿越时空的思想的态度与理解。对于每个热爱自由、忧思民族和自身命运的人来说，哈耶克的著作无疑是值得反复阅读的经典。多一个人读懂哈耶克，自由就多一份保障。为此，先知书店特别推荐“读懂哈耶克”九书，其中《感觉的秩序》系中译本首度问世。这些书，既可以作为入门读物，帮尚不熟悉哈耶克的读者透彻了解其生平和主要思想；也可深度阅读哈耶克原作，汲取先知的智慧。长按下图，识别图中的二维码，即可一键收藏：▍延伸阅读只有读了这本书，才能理解哈耶克经济思想的根源在自由与奴役之间，没有第三条路：哈耶克的十大思想走向世界的挫折——晚清首位外交官，争议中的“砍树者”钱穆：如何研究中国历史人物？93岁吴敬琏荣获2023年度最具影响力经济学家奖这些书，略大于整个“冬天”这书能出版真是个奇迹现代世界的清教起源追求意义，拒绝苟且——哈佛心理学教授的12条建议说出来你可能不信，打工人超适合做自媒体

读书使人精神独立。在书的世界里，是我们梦中的天堂出现的情景，读书人是拥有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人。书中没有黄金屋，却有海阔天空。放下功利性去读书，便可以丰富内心的世界，让人学会坦然面对寒冷的“冬天”。这个冬天，我们整理了包含哲学、史学、文学、艺术四大领域的经典，推荐给各位书友。这些书其实跨越了学科的边界，很难用具体的某一领域来划分，它们是贯通的知识，探寻着关于人的一切。这些书不能给读者带来看得见的好处，却足以抚慰柔弱的心灵，让人有勇气去面对一个变幻莫测的世界。这些书，略大于整个“冬天”。安·兰德作品集个人精神的象征之书永远不要把这个世界让给你所鄙视的人。——安·兰德安·兰德的书，堪称青年志气与个人精神的象征之书。她说：“别人的需求不能成为你个人生活的道德负担，更不是你存在的道德前提”，“只有尊重个人的权利，我们才能定义并且得到真正的利益——私人的或是公众的利益。”安·兰德的个人哲学观基础是：“人是一个英雄个体，以自我幸福为他生活的道德准则，以富有成果的业绩作为他最可贵的行动，以理性作为他唯一的主宰。”这段话可能已深深印入书中所有十三位当代幻想家的心灵深处，每个人都从不同方面效仿着这种哲学。不管你是否同意安·兰德的思想，当我们在思考自由、权利、幸福、创造的时候，安·兰德的思考，会让我们获得一种难得的清醒。也正因此，在美国，安·兰德成为了一代又一代美国人的精神教母。香港学者卢安迪：“虽然今天的学校不会教安·兰德的思想，但相信，几千年后，安·兰德将会跟亚里士多德并肩走进人类思想的殿堂。”安·兰德的思想，即使我们不全盘接受，每个人都可各取所需，在思考自由、权利、幸福、创造的时候，也会让我们获得一种难得的力量和清醒，去发现一种新的道德。戴蒙德作品集理解现代世界的形成不同民族之间相互作用的历史，就是通过征服、流行病和灭绝种族的大屠杀来形成现代世界的。——贾雷德·戴蒙德他的书太有名了，隔三差五就会出现在名家大牛的推荐书单里。而第一次读他的书，很难不兴奋，他完全颠覆了我们认识世界的角度。戴蒙德是个博学的全才，他的著作既学术又通俗，既叫好又叫座。其中涉及的知识领域之广之杂，叫人叹为观止。地理学、古生物学、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和生理学等多门学科之间纵横穿梭，信手拈来的都是最新的研究报告。更难得的是，他研究的一向是大问题，从人类缘起说到现代世界危机，从环境限制推出帝国种族兴亡……比尔·盖茨说：戴蒙德的作品，是令人着迷，充满魅力的作品，为理解人类历史奠定了基础。戴蒙德被称为：当代少数几位探究人类社会与文明的思想家之一。为此先知书店诚荐：戴蒙德教授“人类大历史五部曲”：《枪炮、病菌与钢铁》，本书是理解人类社会发展史方面的一个重大进展，它对现代世界如何形成的说明，充满了对我们自身未来的有益教训。《第三种黑猩猩》：本书涵盖几百万年的人类演化史。作者称道：要不是我感到迫切的危机，是不会写这本书的。如果我相信我们毁灭的命运已经注定，也不会写这本书。《崩溃：社会如何选择成败兴亡》：本书更是迄今最有野心的一本书，因为他要探讨的是人类社会崩溃的规律和持续发展的出路。《剧变：人类社会与国家危机的转折点》：本书问世1个月就加印4次，现在也不知道加印多少次了。

近日，在经过各环节评选后，吴敬琏先生荣获2023年度最具影响力经济学家奖。这个奖旨在表彰在经济学领域有着卓越成就和深远影响的学者。吴老在领奖时表示，“我们现在还面临很严重的爬坡任务，希望各阶层人士共同努力，克服困难。”吴敬琏曾是全国知名度最高的经济学家，无人能出其右。《华尔街日报》曾声言，“如果说中国有一位经济学家的意见永远值得听取，那就是吴敬琏。”93岁高龄的吴敬琏对历史细节记忆清晰、信手拈来，对当下国家发展的重大问题也依然保持关切。他的焦虑和不安常常来自对国家命运的牵挂。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吴老总能以其澄澈的学术洞察力干净利落地直击本质，入木三分。吴敬琏曾问，中国的成功，是中国独特模式的成功吗？是威权政府的成功吗？是北京共识的成功吗？不！他回答：中国的成功，是市场化改革的成功。吴老频频在各种场合发表自己的看法，用“泣血般的嗓音”为中国的改革发展之命运鼓与呼。吴老坦言：“关于民营经济所引起的争论，其实还是要回归到基本问题上——什么是法治？如何建立法治？”吴老说：“因为中国没有法治的传统，只有所谓‘刀制’的传统，用英文就是rule

美国仅有240多年的建国史，却承包了近代世界的许多重大事件。比如，两次世界大战均因美国的加入而结束，联合国主要是在美国的资助下而成立；此外，美国还曾有过不少改变人类历史的重大计划，如研制出原子弹的“曼哈顿计划”，和实现载人登月的“阿波罗计划”等。今天要说的这个被国人忽视的美国计划，也极有可能再次改写人类历史，它还与一个全世界都很熟悉的人有关——埃隆·马斯克。一个世人瞩目的男人埃隆·马斯克，恐怕是当今世界上最受人瞩目的男人。这当然不是因为他有像特朗普一样的大嘴巴，而是因为他在商业和技术领域创造的惊人成就，以及正在进行的注定会改变世界的项目。他最初创办了Zip2公司，并以3亿美元的价格卖掉了它；他是在线支付平台PayPal的联合创始人，中国人常用的支付宝，只是其在中国的翻版；他是特斯拉的CEO，把特斯拉打造成了电动汽车领导企业；他是OpenAI的共同创始人之一，大名鼎鼎的ChatGPT就是这家公司的产品；他还创立了一家神经科学技术公司，致力于研究和开发高级脑机接口技术，为此引来了极大的争议。不过，最值得一提的，还是他创立的太空探索技术公司SpaceX。SpaceX不仅击碎了航天只能由国家来进行的神话，还实现了火箭的多次回收再利用，让人类迈向了商业化的低成本航天时代。当然，这并非一帆风顺，在成功之前，马斯克的火箭总是炸了又炸，好在最终坚持了下来。马斯克之所以这么执着于发射火箭，是因为他有一个梦想——太空移民，让人类成为跨行星物种。坦白说，这其实是很多人小时候的梦想。但真把这个梦想当真，还拼命把它变成现实的，目前恐怕只有马斯克一个。已经试飞过两次的“星舰”，就是为这个梦想而生，它也是美国阿尔忒弥斯计划的一部分。一个被忽视的计划阿尔忒弥斯计划（Artemis

赛格大道巴菲特的黄金搭档查理·芒格（Charlie

▲保罗·约翰逊（1928年11月2日-2023年1月12日），英国著名历史学家。他是我们这个时代最著名的历史学者之一，入选美国《时代》杂志2000年一百大人物。他的知名著作《知识分子》一书，揭发了一批世界级人文知识分子、作家的平生劣迹，将他们还原为真实的、有缺陷的普通人。一剂注入知识分子群体的“清醒药”文：窦海军

美国西部时间11月28日上午，被誉为投资界的天才、股神巴菲特的得力助手查理·芒格在加州一家医院安详地离世，此时距离他100周岁生日只有32天。查理·芒格35岁时结识巴菲特，两人互相影响、并肩作战了一生。巴菲特在公司的悼念文中说：“如果没有查理的灵感、智慧和参与，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不可能发展到现在的地位。”芒格曾经说过：“所有明智的投资都是价值投资——获得的比你付出的更多”（All

若论哪个国家，对当今世界的影响最大，那就是美国。若论哪个国家，与中国的关系最受世人关注，那就是美国；若论哪个国家，被误解最多，尤其是被国人误解最多，恐怕还是美国。因此，纠正对美国最典型的四个错误认知，对当下的我们越发意义重大。▍美国是宗教的，而非世俗的在很多人的印象中，美国充斥着肤浅的快餐文化、急功近利的商品经济、娱乐至死的文化产品，是一个非常世俗的国家。人们追逐“美国梦”，就只是在追求“财富和成功”的功利梦。事实上，美国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宗教国家。从建国前100多年到今天，基督教，特别是清教精神，就一直主导着美国的社会价值观。正如著名学者钱满素在“美国文明经典译丛”的序言中所说，现代美国的创富精神、知识结构乃至管理体系，全都源自美国特有的“清教伦理”：将财富和道德的追求联于上帝；重视实用和亲力亲为的工匠精神；平等而充满活力的人际关系；以教会为依托，协调各种资源的组织能力……《逃离英格兰：温斯罗普传》和《新英格兰遗产：美国自我的清教起源》等著作，直接将“美国梦”追溯到了17世纪初的清教移民，尤其是新英格兰的第一任总督温斯罗普。是温斯罗普率领1000多名清教徒逃离英格兰，从荒野中建立了波士顿，并吸引数万清教徒移民北美。他们来到北美，不仅是追求财富自由，更是怀着“以色列人出埃及”的圣徒情怀，要在这块“美地”上开始敬虔的新生活。在去往北美的船上，温斯罗普根据《圣经》提出了“山巅之城”的构想。该yan

日本代表签署投降书抗战胜利，日本军人缴械投降，叫做日俘，住在中国的日本平民仍然叫日侨，中国政府设立了一个机构管理他们，这个机构的名称，今人说法分歧，我记得我看见的招牌是“日侨俘管理处”。侨俘两个字破例密接，印象深刻。那时“中国本部”（不包括东北和台湾）有日俘一百二十八万三千多人，日侨约八十万人，中国政府要把他们送回日本，当时称为“遣俘”和“遣侨”。那时“中国本部”使用广州、上海、秦皇岛、青岛等十三个港口进行遣送工作，上海最受重用，资料显示，上海港口送出日俘七十六万人，日侨约六十万人。我们逗留京沪时，遣送工作还没有结束。国际通例，战胜国有权使用战俘的劳力。我们到南京时，看见日俘正在挥汗修路，江湾新建的机场尚未修好，仍由日俘继续施工。多年后，美国好莱坞拍了一部有名的电影：《桂河大桥》，演出英军战俘修桥的故事。虽然做了俘虏，为敌人修桥，那个英军上校还是很兴奋，他说，身为军人，一生做的都是破坏工作，难得有机会建设，他一定要督率部下，提高工程水平。日军攻打中国，一枪一个洞，一弹一个坑，留下无数断桥残壁，征用他们出力建设，也是一种教育。《桂河大桥》剧照有一天，我去看他们修路，皇军一变而为苦力，也是千载难逢的景观。那时机械器材缺乏，修路还是靠锹和镐，他们挖过许多战壕掩体，操作十分熟练。动作比较慢，似乎不甘心？但是一锹一镐下去很确实，不敷衍了事，也没看见有人擅自休息走动或抽烟喝水。军官带队督工，工地狭长，他不停地走动察看。盟军规定，日俘遇见战胜国的军人，不论对方阶级高低，都要敬礼，而对方不必还礼（这是长官唯一叮嘱过的注意事项）。乖乖，他向我敬礼的时候，我还真觉得如在梦中。下次再去，我到马路对面远远地看，躲着他。连上有个班长，他每天故意走过工地，每天享受一个敬礼，大日本皇军的军官，动作敏捷，姿势正确，从未违背盟军的规定。我听见有人笑那班长无聊，那班长说，“抗战八年，除了这个，咱们还能捞到什么？”他每天计算一共得到多少敬礼，到沈阳后，我听他数到第七十次。被遣返回国前，日本人接受中国军官指令我也曾到江湾看日俘修机场，那里参加劳动的人数多，一片黄尘中黄蚂蚁成群蠕动，乍见之下，产生错觉，还以为他们构筑工事，包围上海。我看见他们整队归营，尽管鞋袜破旧，军服肮脏，他们的队形仍然成列成行，目不斜视，无人交头接耳。官长的军服上业已卸除那些显示阶级尊严的佩件，外形和他们一样狼狈，同时也失去了关乎他们生死荣辱的权力，可是他们对长官的尊敬服从丝毫未减。那时怎么也没料到，两年零十一个月后，我狼狈奔往江湾，由江湾逃出大陆。听说上海的慈善机构想捐一批鞋袜给这些日俘，人家不要。如果说日俘决心给京沪人士留下“去思”，他们办到了，报纸杂志不断有人称道他们。据说他们在投降前一天照常出操上课，纪律严整。据说投降后照常整理内务，被服装具一丝不苟。据说缴枪之前把枪擦得干干净净。据说他们登船回国，秩序井然，无人抢占好位子，而且让妇孺优先。他们的财物都得留下，只准带很少的钱、很少的随身用品，例如五百日元的现款，一只手表，一只自来水笔。宪兵检查严格，据说他们无人违反规定。不久，我们走海路赴东北，葫芦岛登岸，正是夕阳西下，我看见许多日本侨民在码头上排成队伍，接受检查，老人弯着腰，排在最前面，然后是妇女，牵着小孩子，最后才是青壮男子。队伍很长，没有声音，图画中才有那样的沉默，只听见海浪拍打堤防，连小孩子都不走、不跳、不哭、不叫。海水中一艘轮船等着送他们回国，记得是一艘年久失修的老船，外壳油漆斑驳，我当时有一个念头闪过：如果海上起了大风大浪，这样一艘船能把他们平安送到日本吗？小林浅三郎向何应钦呈递降书投降，日本军人一万个不甘心，闲言闲语很多。中国政府派陆军总司令何应钦飞南京“受降”，日军总参谋长小林浅三郎呈递降书，两人留下历史性镜头。我乍见那张照片时，觉得什么地方不对劲，看了几十年，终于看出眉目来，那位降将双手送出“那张纸”时，纸离桌面太近，太低，“那张纸”也没过桌面的中线，何大将得伸长胳臂俯着上身接过来，“降将”有机心，何上将恐怕是有些慌张。单就那授受片刻而论，日本没输。日本关东军大约有十万人不愿投降，抛弃妻子儿女，遁入长白山中，再也没有出来。长白山区冬季有四十天下雪，气温经常在摄氏零下四十度左右，他们没有生存的条件。奇怪的是没有人逃回来，估计最后的结局是集体自杀，而且是少数人控制多数人强迫自杀。他们的妻女担当另一种角色。那时国民政府船只有限，东北的遣送工作排在最后，我到沈阳时，马路两侧日侨摆了许多地摊，出售他们带不走的东西，维持目前的生活，大件如钢琴沙发，小件如玩偶花瓶，虽说家产充公，当局并未禁止。那些专售“小件”物品的地摊最有看头，日本文化琳琅满目，地摊后面几乎清一色的“跪”着一个女子，绝对没有男孩子出现，只有他的母亲或姐姐，她们给“男子”留面子。她低着头，双目下垂，并不真正照顾她的货物，任凭顾客自动取货，自动照标价付款，如果有人白白拿走，她也没有任何表示。偶然有男人（多半是关内来的中国大兵）伸手去摸她的脸蛋儿，强迫她抬起脸来，她的反应是“三不”：不合作，不挣扎，不出声。以上选自王鼎钧回忆录。书里记录的好些事，给人印象深刻。高华生前最后一篇文章，就是推荐我们读他。在台湾，王鼎钧的名字家喻户晓、无人不知，被台湾媒体称为“一代中国人的眼睛”。鼎公已97岁高龄，人到晚年，耗尽17年，完成四册大书：《王鼎钧回忆录四部曲》，写尽一代中国人的因果纠结、生死流转。抗战时期，王鼎钧先后在日军占领区，和抗战大后方生活；内战时期，他成了国民党宪兵，看见了国民党最巅峰状态，后来沦为了解放军俘虏，在解放区生活；1949年后，他来到台湾。鼎公说，“我的经历很完整，我想上天把我留到现在，就是叫我做个见证。”抗战、流亡、内战、白色恐怖……这四部回忆录脉络清晰，藉个人离乱的遭遇显现火焰山似的动荡年代，读来仿佛章回小说，精彩故事一个连接一个——这，其实是耄耋之年的鼎公用自己的青春与血泪换来的！难得的是鼎公并未将回忆录写成自己的血泪控诉，而是以文学的求美、史学的求真、哲学的求解将血泪化成明珠，不见煽情，不见呐喊，平心静气，却有史诗般的壮阔和触及灵魂的力量。三联书店总编辑李昕说，“这部书，简直是可遇不可求。我们当即决定加入版权竞争。同时，我承诺，尽最大努力保持作品原貌不变。”这才有了这套书的大陆版。幸！林达：鼎公是我最喜欢的中文作家。陈丹青：最近天天读台湾旅美散文家王鼎钧回忆录四部曲，好看极了，生怕读完。席慕蓉：谁在告诉我们真话，谁在告诉我们每个人真实的心理所受到的伤害，那大概只有王鼎钧这4本书。鼎公一点一滴的把“历史上最大的骗局”给我们解开。我们不能够明白的问题，父母不能讲的场景，都在他的书里出来。亮轩：《昨天的云》，写他的童年和家乡。《怒目少年》，写他抗战逃难的初期。《关山夺路》，写国共内战，所见所闻，所受到的刺激，精彩绝伦，你才知道什么叫国共战争。我们都人云亦云了一辈子，读到王鼎钧才算打开我们的眼睛。《文学江湖》写他在台湾被特务折磨的经历，我们才知道什么叫白色恐怖。各位，教科书都扔了吧，好好读王鼎钧的回忆录，比什么书都有用。为此，诚挚推荐“王鼎钧回忆录四部曲”，读懂中国的过去，看清中国的未来。如果相信历史是有价值的，不妨读一读这位百岁老人的书，别人吃过的盐，走过的桥，对我们不无禆益。●最真实的历史：融合微观的自传和宏大的历史变迁，没有枯燥的说教，只有个人活生生的经历。这样的文字，别处看不到。●经典稀缺：大陆非常缺少这类完整记录中国现代史且文笔绝佳的作品，数次上架，数次断货，口碑极佳。力荐你读读这套书，感兴趣的书友，识别下图二维码，即可一键收藏：▍延伸阅读这也太敢写了王鼎钧：写作是有方法的，我终于找到了！王鼎钧：人性有崇高的一面，也难免有卑劣的一面文明趋同，文化存异：几乎所有冲突，都是文化与文明的冲突名为同胞，实为主奴：太平天国治下的女性豆瓣9.4，罕见片源，千万别再下架！（无删完整版）蒋

石与现代中国》。这本书将历史还原到了那个风雷激荡的年代，复原了一个有血有肉的政治家和他背后正处于历史十字路口的中国。这本书一经出版，便立刻成为理解现代中国的不可多得的权威佳作。

“曾经有那么一群年轻人，每一次起飞都可能永别，每一次落地都必须感谢上苍。他们战斗在云霄，胜败一瞬间。他们在人类最大的战争当中成长，别无选择。”1945年5月18日，张大飞在战役中殉国于河南信阳上空，年仅26岁。此时距离抗战胜利只差三个月。回忆抗战胜利那一夜，齐邦媛写道：“我受不了这样的狂欢。在昏天暗地的痛哭之中，我度过了胜利夜。”1812年卫国战争之后，俄国有了《战争与和平》，1943年斯大林格勒战役后，苏联有了《生活与命运》。犹太人有《安妮日记》和《苏菲的抉择》，法国人有《桤木王》，德国人有《铁皮鼓》，日本人也有《广岛札记》《长崎的毁灭》等数以百计的个人叙述书籍。然而从1931到2009，八十年间，几乎没有出现一部真正杰出的，用中文写作的，记述战时国人生命的个体回忆作品。直到齐邦媛的《巨流河》面世。巨流河是清代称呼辽河的名字，她是中国七大江河之一，辽宁百姓的母亲河，她奔腾入海，一路上浪涛轰鸣，到海里声消音灭。《巨流河》是这大半个世纪里浪涛的汇集，在人心中激荡翻涌，奔腾不息。这是一本私人化的书，不必把它看作严肃历史，即便每一字都带着血泪的真诚。战争有神奇的魔力，它让所有事情回到本来面目，让人有机会认真做人。人在生死间是不会有功夫作假的，所以战时的人们无论爱恨，一定是真诚的。如钱穆担忧国家灭亡写作《国史大纲》一样，张大飞担忧自己朝不保夕，把最要说的话留在最后一封信中。▲国立东北中山中学门口集体合照张大飞是东北子弟，父亲在满洲国成立时任沈阳县警察局长，因为协助抗日，被日本人公开浇油漆烧死。张大飞逃入关内，进入中山中学而与齐家相识；七七事变他加入空军，胜利前夕在河南一场空战中殉国。张大飞的故事悲惨壮烈，他对少年齐邦媛的呵护成为两人最深刻的默契，当他宿命式地迎向死亡，他为生者留下永远的遗憾。他给邦媛大哥的绝笔信：“你收到此信时，我已经死了，八年前和我一起考上航校的七个人都走了。三天前，最后的好友晚上没有回航，我知道下一个就轮到我了。”“……也请你原谅我对邦媛的感情，既拿不起也未早日放下……那天看到她从南开的操场走来，我竟然在惊讶中脱口而出心意，我怎么会终于说出心意呢？这些年中，我一直告诉自己，只能是兄妹之情，否则，我死了会害她，我活着也是害她。”“……以我这必死之身，怎能对她说‘我爱你’呢？……请你委婉劝邦媛忘了我吧，我生前死后只盼望她一生幸福。”如果这是小说故事，那么不过博人眼泪而已，但这是离我们并不久远的时代，在重庆，在四川，在云南，在河南发生的事情。在我印象中，只有高尔泰写给女儿的《没有地址的信》和格罗斯曼借维克托之口写给母亲的信，能让人同样失魂落魄，他们可以此悔恨并做悼念，《巨流河》的作者却已没有机会回信。虽已没有机会回信，却仍可记录，成为人生的一部分，便成了烙印般的回应。上个世纪末，七十五岁的邦媛先生访问南京阵亡将士纪念碑，在千百牺牲者中找到张大飞的名字。五十五年的谜底揭开，尘归尘，土归土，历史在这里的启示非关英雄，更无关男女。“俱往矣”——诚如邦媛先生所说，张大飞的一生短暂如昙花，“在最黑暗的夜里绽放，迅速阖上，落地”，如此而已，却是“那般无以言说的高贵”，“那般灿烂洁净”。▲张大飞遗书及随身携带的圣经台湾版《巨流河》腰封上的有段话：“读了这本书，你终于明白，我们为什么需要知识分子。”大概因为，他们不仅记录历程，还传递希望。尽管经历过战争时代的颠沛流离，建设国家的艰苦，描写的是家族从东北到台湾的变迁，反映的是两代中国人的苦难，但无论是1928到1937的黄金十年，无论是在南京招待流亡学生，在沙坪坝南开躲避炸弹，在武汉大学迎接至亲死讯，在最黑暗的时光里，悲伤和虔诚的希望始终同在。如钱穆先生所说，我们在看惯民族的伤痛和历史的阴霾后，依旧要满怀对历史的温情和期许。齐先生做到了。《巨流河》出版之后，齐先生收到数百封来信，几位已90多岁。他们老泪纵横谈当年事，那虽是一个令人悲伤的时代，也是一个令人怀念的有骨气时代。她的学生、著名作家简媜以“一出手，山河震动”来形容此书的份量。因为她所经历的绝不仅仅是个人的命运，还有一个民族的命运，那个让齐先生引以为荣，真正存在过的，最有骨气的中国。对大陆读者来说，《巨流河》是一种极为少有的阅读体验，因为大陆少有人这样讲历史。齐邦媛先生是驾驭文字的高手，她如一位身经百战、经验丰富的指挥官，挥斥文字的千军万马，为我们展现出一幅悲壮大时代背景下，小人物的血泪抗争、生死离合的画卷。其实，齐先生书写的这一段近百年史，我们是知道的；不过，是理论上的、疏离的、概念化的、冰冷的；而由她笔下人物的呐喊、苦难、战火、抗争演化构成的百年史，却是生动的，有血有肉，可触可感的。齐先生让我们真正地触摸到了这段不平凡、苦难深重的百年史。齐先生一些个人的丰沛感受，正好填补了很多大陆作品的空白，和一个教科书上看不到的时代：纨绔子弟张学良、艰难抗日、飞虎队、美国及时宣战、台湾战后经济建设和政治治理……很多回忆，都和教科书建立的认知不一样。很多问题，似乎都可在这里找到答案：建国之前；建国之后；台湾大陆一脉相承，却又格局迥异；台湾继承了民国之风，延续了民国文化……齐邦媛：我出书时已经80岁，我知道的，在我之后的人都不知道，在我之前的人都死了，所以我要说的是别人不知道的事。《巨流河》这本书大陆敢出版，算蛮勇敢的。大陆读者读它，我蛮高兴的，也许时代不一样了，他们也想听一点官方说法之外的话。俞敏洪说，自己累了，看看《巨流河》，就能让自己的心平静下来。卢跃刚形容，“这是本拿在手里不敢轻易打开，打开了不能轻易合上，合上了心里却时时牵挂，隐隐不能释怀的书。”王德威说，这本书“如此悲伤，如此愉悦，如此独特”。记录那个战火纷飞的时代的书很多，但能以独特的家庭背景和人生经历，完整记录这场历史巨变，还是非常少见的。豆瓣评分9.1，口碑极佳，已经断货多年。现少量复活，其中过程殊为不易。力荐你读读这本书，如果你没读过，那你太幸运了，还有这么好的书待你享用。长按下图，识别下图二维码，即可一键收藏！▍延伸阅读齐邦媛：来自云端的信齐邦媛：我不赞成任何狂热的东西，狂热的东西都不持久“万千国人像已忘掉，你死是为了谁！”秦晖：炉火纯青的防人之术，循环千年的政治怪圈葛剑雄：文化断裂的真正原因37年前的一起“霸座风波”，让中国痛失“当代蔡元培”推动着人类进步的，不是“英雄”与“权威”，而是怀疑与批判如果没有了道德底线，个体的“平庸之恶”能毁掉整个社会信仰的四个基本特征文明程度越低的社会，越喜欢说“活该”每个人都会犯错，关键是对错误的“风险管理”

▲在所有人都向希特勒行纳粹礼的人群中，只有一个人不仅没有行礼，还环抱双臂，露出了一脸的轻蔑与不屑。人最可贵的品质，是能明智地意识到什么不该相信。——欧里庇得斯▌怀疑是人的天性怀疑是人的天性之一，是人类理性思维的表现，是发现缺陷、谬误，寻找真相的必经之路，也是人类共同认可的探索、修正、纠正错误的路径的一条必经路径。人类文明的每一次进步都是从怀疑开始的。对前人认定的，或是对官方所言一概认可，一味盲从轻信，时代就难以再进一步，真相就不易最终浮出水面和最终确认。怀疑，是指心中存疑。只有满含好奇心的人才敢于怀疑，只有怀疑才能引起质疑，只有质疑才能发现缺陷和谬误，才能澄清真相，才有可能纠正错误，探求真相、真知。与怀疑相关的还有多疑和质疑两个词。多疑是指多疑惑，疑心重。质疑是心有所疑，提出以求得解答。在当今社会中，这三个词的合理顺序应当是多疑——怀疑——质疑这样的次序，具备多疑心，方有怀疑的动机和欲望，有了怀疑并有了疑点方能质疑。

刘道玉先生，生于1933年11月24日，恭贺先生91岁寿辰。11月24日，是武汉大学“永远的校长”——刘道玉先生91岁大寿。特别转发此文，希望此类悲剧不再重演。大家肯定记得前几年，“高铁座霸”事件在网上热议。山东籍博士孙某在济南开往北京的高铁上，强占一名女孩的座位，并无视乘警和列车长的规劝，最终引得网友一片声讨。这一事件激起了民愤，是因为有人破坏了社会规则，并摆出一副极度无耻的嘴脸。这也不禁让小编回想起发生在37年前的一件“火车霸座”的旧事，这件事的当事人之一是武汉大学的前校长刘道玉教授。他回忆录里的这件小事，让人读来深感惆怅。刘道玉先生▍“霸座风波”始末1986年8月9日，刘道玉校长为争取在武汉大学建立空间物理重点（国家级）实验室，与我国著名空间物理学科学家梁百先教授等5人一起，从武汉乘火车前往北京汇报工作。因考虑到梁百先教授年事已高（75岁），刘道玉校长便与他一同买了卧铺票。按照正常的程序检票上车，安放好行李后，便在车票上的规定车厢内休息。然而，歇息没多久，就有一位乘务员来到他们的车厢，请他们把行李搬走，移步车厢外等候。刘道玉不解，问她为何。对方回复：“这个车厢另有安排。”刘道玉据理力争：“我们是买过票的，票上的车厢和座位号就是这里。而且，我们这位梁教授年纪大了，经不起折腾，他还高度近视，行动多有不便。您不能就这样让我们挪地儿。”乘务员也很无奈，恳求两位老教授：“上级有规定，这间包厢必须空出来，我们也没办法。您二位如果不能帮我，我要么被调离岗位，要么就得丢掉工作了！”双方交涉未果，又出现了两名公安干警，态度非常蛮横：“少啰嗦。你们俩搬也得搬，不搬也得搬！今天你们指定是不能用这个铺位！”有道是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刘道玉和梁百先无奈，只得将行李搬出车厢，在过道上等候安排。刘道玉在武大教室内不一会儿，湖北省新任省长一行十几人上了车，他们此番要前往美国进行访问交流。省长的随从们被安排进了刘、梁二教授的4号车厢，各种水果、茶点、酒水等源源不断地被乘务员送到车厢里。而这间车厢原本的乘客，就只能在车厢外面眼巴巴地看着这一切。直到车厢里的“贵客”们被安顿好，乘务员才将刘道玉和梁百先带到离盥洗室比较近的1号包厢进行安顿。到了1号包厢，刘道玉才知道，原来这群省长随从是嫌卫生间气味大，想离卫生间远一点。刘道玉先生▍中国大学痛失“当代蔡元培”这一事件，后来被香港媒体报道。香港一家报纸在同年的10月9号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官贵民贱》。报道中这样写道：“武汉大学校长刘道玉来京办事。他购的是软席卧铺票。上了火车以后，依照规定办理换牌手续。在火车即将开动时，突然有几个公安干警赶他离开铺位。刘道玉据理力辩，申明他的铺号没错，公安干警说：不管你错不错，总之你不能用这个铺位！正所谓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这位大学校长终于被真的赶到别处去了。不一会儿，一位年轻的大干部被恭引进去。刘道玉事后向列车员打听，才知那位大干部是湖北省新省长。他知胳膊拧不过大腿，只好强吞下一口气。”当时的香港仍归英国管辖，尚不属于我国领土。这种“境外媒体”的“抹黑报道”自然给国家声誉造成极大的负面影响，中央看到这篇报道之后非常生气，责令湖北省委对此次事件进行调查，并如实上报。湖北省委给刘道玉校长下达指示，希望他能“支持新任省长的工作”，出面“澄清”此事，就说港媒的报道纯粹“子虚乌有”。然而刘道玉为人刚正，不愿与官僚沆瀣一气，对上级指示拒不服从。于是省委里有人告刘道玉的刁状，说此事一定是刘道玉向境外媒体泄露，这算是泄露党的机密，是对党和国家的“背叛”。省委派出调查组前往武汉大学，对刘道玉的财务问题和他出差时的差旅费进行一一调查核实，但没有查出什么结果。刘道玉的为人，在同行和校园里，被众人交口称赞。调查组没有拿到任何不利于他的证据，便训斥几句，回到了省委。后来湖北省省委是如何向中央上报的，我们已不得而知。不过，仅仅过了两年，刘道玉便毫无预兆地，突然被免去武汉大学校长的职务。一位参与“扳倒”刘道玉的人洋洋得意道：“我把刘道玉整倒了，真是痛快得很，我毫不手软，要让他永世不得翻身。”刘道玉生于1933年，是土生土长的湖北人，也毕业于武大。1977年他出任国家教育部党组成员兼高教司司长，对高教战线的拨乱反正和恢复统一高考起到了重要作用。1981年至1988年，他担任武汉大学校长。在任期间，他倡导平等、自由、民主、开放的校风，对教育方法和制度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使武汉珞珈山成为了全国高校和学生的“向往之地”。他是改革开放以后，中国高等教育改革最重要的开路者，被称为“当代蔡元培”。他至今都是武大最有声望的校长，没有之一。免职通知下达后，教育部本想将他平调至厦门大学任校长。刘道玉不接受上级的调任，拂袖而去。从那以后，中国的大学，少了一个深邃的灵魂人物。▌生不愿封万户侯，武大“永远的校长”刘道玉在某种程度上，其实已经与中国40年的教育改革画上了等号，正如易中天教授所说：“人们肯定刘道玉，其实是肯定改革；怀念刘道玉，其实是呼唤改革。改革是没有‘任期’的。惟其如此，刘道玉才成为了‘永远的校长’。”

以前我说过：“在眼花缭乱的变化面前，在莫衷一是的纷争之中，不要模糊了一条最基本的边界——文明与野蛮。”▌“文明与野蛮是相对的”，这是一种诡辩几个月前我曾经提出过社会的方向感、精英和上层的安全感、老百姓的希望感的问题。在新的国际环境之下，这几个问题，尤其是前者，就显得更为现实。这当中最关键的是，如果在一时一地的是非还难以澄清的情况下，我们不能模糊一个最基本的坐标，这就是文明与野蛮。有人不承认文明的存在，说文明与野蛮都是相对的。这是一种相对论的诡辩。我们承认不承认有生活得好一点有生活得坏一点的区分？承认不承认生活中有幸福和痛苦之分？在与野蛮相对应的意义上的文明，指的就是人类为了活得更好一点，在文化、行为方式、生活方式、制度安排等方面所获进步的积累。人类的历史就是脱离野蛮朝向文明努力的过程。我曾举例说，土地纠纷，有的地方是用古老的群体械斗的方式来解决，今天更多的是用现代法律的方式解决。这其间文明与野蛮的区别有疑义吗？往大了说，在国际上，用不断的战争征伐的方式来解决争端，与用建立国际组织、订立国际条约、谈判妥协的方式解决争端，这其间文明与野蛮的区别有疑义吗？在公共事务上，由少数人专断与能有更多的人参与，从而使更多人的意志能得到体现，这其间文明与野蛮的区别有疑义吗？在社会生活中，一部分人有力量歧视和压迫另一部分人，与平等相处，在真正的平等不能实现的情况下，至少保障法律和权利意义上的平等，这其间文明与野蛮的区别有疑义吗？这样的区别还可以不断列举下去。当然我同意说，有些情况下确实不是非黑即白的，比如佛教徒与基督教徒、无神论者对生活状态及其意义的理解就会有明显不同。但文明与野蛮的大致轮廓是不能否认的。否认了这个，世界上也就没有了是非。在文明与野蛮之间，我们付不起迷失的代价。▌高级的文明形态排斥野蛮，而不排斥其他文明晚明以来，中西文化的交汇使人类的融合之势和文明层次的更迭之势、上升之势已鲜明地呈现出来，我们现在还试图去找一个碰撞之前的中华文明的政治规则，肯定是徒劳无功的。所以，未来的文明一定不是既定文明历史发展的结果，而是一个文明间相互碰撞的结果。因为没有人类情怀，我们常常不能摆正主次、轻重、先后、缓急，我们为既定文明辩护的热情远远超过了对文明未来的谋划。世界现代史表明，凡是迈过了所谓“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和文明形态没有一个被打回原形，被打回原形的都是现代转型中中途夭折的文明和国家。大英帝国虽然衰落了，但英国是落后国家吗？不是，它还是最先进的国家之一。我们无法说明未来会是什么样子，因为它不是我们在书斋里可以归纳出来的，而是我们的下一代或者下下一代干出来的。但文明的交汇永远比文明寻找自身的特点重要一百倍。希腊文明之所以逐渐领先世界2500年，是希波战争导致西方文明深刻地吸收、融汇了中东文明，同时也宣告了希腊传统文明的终结。划出文明与野蛮的界线，比划分是他们的文明市场还是我们的文明市场更重要。文明发展的最大状态是跟野蛮划出界限。文野界限，从政治立规上说，第一，把人当人来看待，而不把人当手段来对待；第二，权力必须规范、平和、有序交接，约束政治上的权力滥用。无论东方还是西方，在这点上，都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文明从不惧怕同野蛮搏斗，最怕把愚昧错当文明。我们当应对所有文明共同的敌人，那就是非文明的力量。文明的本质在于人本身，在于个人的认知，以及社会成员所达成的共识。如果希望生活在文明中，那么第一步就是先让自己文明起来。看清历史与社会中存在的诸多弊病，让自己不被愚昧所裹挟。从了解现代文明的角度来说，这本无可厚非，但无论是洞悉中国与世界的走向，还是自身转型向何处去的等等历史大哉问，更重要的都是要带着中国特有的问题意识去看现代文明，因为这样的视角才和中国人切身相关。在国外众多研究现代文明的学者中，武汉大学哲学教授的研究视角别具一格，他带着中国学者特有的问题意识，抓取了现代文明中最关键的三条线索，让读者得以在中国语境下，一窥现代文明的核心。为此，先知书店诚挚推荐赵林老师签名作品“现代文明通识”三书，这套书抓住了现代文明中的核心问题——既有宏大的全局，又能看到现代文明中种种生动的细节——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思想的依次铺展开来。赵林老师是国内首屈一指的哲学家，更被称为武汉大学的“四大名嘴”之首，关于他，有一句话曾在武大广为流传，“没听过赵林老师的课，等于没上过武大”。因为，再艰深的问题，在他笔下也能深入浅出，变得生动有趣。鉴于“现代文明通识”三书中的两本书，自十多年前出版后便很快售罄，现在网上所售也几乎全是盗版，为了让更多书友阅读收藏，先知书店经过与出版方争取独家复活本书，还特别为书友争取到了赵林老师的亲笔签名。签名版数量有限，长按下图，识别图中的二维码，即可一键收藏（还可在规格中一并选购“现代文明演变历程”六书）：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