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吴建民

  1939 -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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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学院法语系；1965年到1971年曾为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党和国家领导人担任过法语翻译；1971年成为中国驻联合国首批代表团工作人员。

在50多年的外交生涯中，历任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参赞，中国驻比利时使馆、驻欧共体使团政务参赞，外交部新闻司司长及发言人，中国驻荷兰大使，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代表、大使，中国驻法国大使，外交学院院长，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常务副会长，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国际展览局主席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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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握原则，有所变通

2003年“非典”时期，我遇到了过去从未遇到过的难题。一方面是国内瞬息万变的疫情让外国人闻之色变，另一方面是面对外国人的恐慌情绪，如何处理好计划内的中法交流活动，这是危机时期的挑战。

2003年初，广东省出现“怪病”的消息不但让国内人人自危，远离祖国的外交官们也忧心如焚。世界卫生组织于3月15日将此“怪病”定为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征，简称SARS，不久就将北京列为疫区，警告旅游者不要到北京去。

在国内，最初毫无正式消息，后来看到报载，卫生部和北京市卫生局一再声明，“非典”疫情已得到有效控制。卫生部长张文康强调：“疫情已得到有效控制，在中国生活是安全的。”

处在外交第一线的使馆，面临着世界卫生组织和国内对“非典”疫情的两种估计。我和一些同事研究，觉得事情可能不像国内说的那么简单。在馆务会上，我要求各部门领导密切关注外电报告，表态要谨慎。

4月3日张文康的记者招待会后，国家旅游局要求组织好“五一”黄金周的旅游活动，并指示其国外代表处做好对外宣传，劝说对方不要取消旅游访华团，并强调希望大使亲自出面做工作。但是早在3月下旬，美国、英国、法国等大国已发出旅游警告，把北京等地列为不宜旅游区，我们几乎天天听到法国旅游团退票的消息。

国内旅游局驻巴黎的代表到使馆向我汇报了国内的要求，对旅游业遭受的损失她深为焦虑。她希望我举行记者招待会，说明国内是安全的，希望法国旅游团按原计划访华。

我犹豫了。究竟该不该按照国家旅游局的要求举行记者招待会？在招待会上讲什么？会有什么影响？能消除法国游客的疑虑吗？国内疫情的发展有许多不确定因素，我动员人家去了，万一到中国传染上了，怎么办？大使是代表国家元首的，如果言而无信，影响的不是个人的诚信，而是一个国家的信誉。

经过再三考虑，我决定由主管官员去做一些解释工作，避免陷入被动。

2003年4月20日下午3时，卫生部常务副部长高强介绍当前非典型肺炎防治工作情况，并答记者问。

此后，国内的情况来了一个180度变化：张文康辞职，高强任卫生部常务副部长，4月20日，高强举行记者招待会，第一次承认有漏报疫情的问题，同时对卫生部和北京市进行了批评。使馆的同志们每天起来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国内网站，了解疫情的发展情况，大家还天天打电话询问国内亲人的情况，唯恐灾难降临。所有人的心情都很沉重。

这时，我面临着第二个挑战：国内要求千方百计说服法国总理拉法兰于4月25日如期访华。

“非典”疫情尚未完全得到控制，每天发布的疫情并不令人乐观。原定四五月份访华的外国政要如布莱尔、吴作栋等纷纷取消或延期访问，原定4月中旬在北京举行的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峰会也被取消。法国电台对拉法兰是否应如期访华做出种种猜测，评论认为总理不该在这个时候去“冒险”。

使馆面临两种选择：一是积极地、创造性地贯彻国内指示；二是仅向法方传达中方希望拉法兰总理如期访华的要求。

我考虑到，国内已正视“非典”疫情，中央正采取一切措施遏制疫情的发展。尽管每天感染的数字呈上升状态，我反而觉得这段时间比4月20日前要安全，因为我相信中华民族对付灾难的能力。如若拉法兰总理如期访华，在政治上将是对我国的巨大支持。

所以，我展开积极行动，不仅多次约见法国外交部主管部门谈此事，同时，考虑到外交大权在总统，我还把重点放在做总统府的工作上。

首先，我转达了国内的承诺，将绝对保证拉法兰总理一行的安全。其次，我从两国的特殊关系、法国在对华方面“敢为天下先”的例子出发，说服法国这次也不要“人云亦云”，要从两国关系的大局出发。

此外，法国总统十分希望胡锦涛主席出席6月1日在法国埃维昂举行的“南北领导人非正式对话会议”，当时中方还未正式答复，我就强调拉法兰总理此次访华将有助于促使中方下决心出席会议。

2003年4月25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法兰西共和国总理拉法兰访问中国。

最后，拉法兰总理终于决定如期访华，但将缩短行程，仅在北京同中国领导人会谈，这是可以理解的。访问圆满成功，这是在非常时期的一次“非常”的访问。温家宝总理对此十分感动，对拉法兰说：“患难之交为真交。”

5月初，疫情稍有缓解，但形势仍不稳定。中法战略磋商正好定在5月5-6日，轮到我方来法国。法国方面表现出了对中国的信任，同意以戴秉国副部长为首的中方代表团来法国。

5月2日，代表团抵达巴黎。第二天下午，负责接待的使馆同志神色慌张地到我办公室来，报告说，代表团的主要译员突然在旅馆发烧了！

这真是“屋漏偏逢连夜雨”。怎么办？大家议论纷纷。有人担心这下子要影响中法双边磋商了。怎么办？当时可以有三种选择：

01

由于5月5-6日，戴部长一行要先后会见希拉克总统、法国国防部长、外交部长、三军总参谋长和法国总统代表等，为保证以上活动顺利进行，有人建议，派使馆人员戴上口罩，悄悄把病人送医院治疗，不向法方通报；

02

由我方人员送病人到传染病医院观察；

03

通知法国传染病医院派救护车将我方译员拉走，并立即向法国外交部通报情况。

不管病人是否染上了“非典”，隐瞒病情是不明智的。使馆决定采取第三方案，报戴部长批准后立即实施。使馆人员向旅馆总经理通报了情况，请他们同法国传染病医院联系，派救护车把病人接走。旅馆方面很配合，也是从他们本身利益考虑，安排从后门送走病人。救护车来得很快，而且没有鸣笛。全身穿着防护服的医务人员，给发烧译员穿上了防护服，对旅馆房间、走廊都消了毒，然后悄悄离开了。

我同时给总统府和外交部主管人员打电话，向他们通报了上述情况。

一夜之后，译员的烧退了。5月4日，法国总统代表打电话给我：首先感谢中方对他们的信任；第二，从医院方面了解到，发烧的译员不像是得了“非典”；第三，代表团所有活动不受影响，只是希望会见总统时，该译员不去做翻译。我心里的石头终于落了地。

2003年5月5日，戴秉国副部长会见希拉克总统。

我们的做法得到了国内的表扬。我认为采取这一方案是一举三得，非常正确。及时向法方通报，表明中国人办事光明磊落，是可信赖的伙伴；立即送传染病医院，消除了内部的恐惧感；争取法方来处理此事，比我们自行处理要主动得多。

作为大使，置身于外交的第一线，出现僵局陷入困境是常有的事，外交好像就是为化解僵局和困境而生的。面对难题和挑战，必须区分国家整体利益和部门利益，从大处着眼，维护国家的根本利益，还要从实际出发，采取科学态度，取信于人。

- 未完待续 -

文字 |《吴建民谈外交》（本书出版于2015年）

作者 | 吴建民    图片 | 网络

编辑 | 走近外交 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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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大使生涯教给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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