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熙 | 台湾语言生活：埔里的观察

文章来源于：汉语堂，作者：郭熙。

发表于《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2018》：2017年11月到2018年1月，我应邀到位于埔里的暨南国际大学讲学。此前虽然来台湾多次，但都是“坐车观景”，或者是“会上见人”，匆匆来，匆匆走，匆匆散。虽说对台湾有一些认识，但的确是“浮光掠影”。这次得以常住，有了更多的机会去观察、体验和思考。本文就是这段时间观察、体验的一些记录和思考。

埔里是台湾南投县辖下的一个镇，面积162.2227平方公里，人口81,033人（2017年12月），是台湾地理中心所在地。埔里紧靠台中，交通便利，为台湾的旅游重镇，吸引着各地游客。当地教育资源丰富，有一所大学，3所高中，5所“国民中学”，14所“国民小学”。学校媒介语为“国语”，拼音工具为注音符号，“国语”和闽南话在此处通行。

埔里的语言景观跟台北、高雄等大体相近。所到之处，可见各种大字招牌，有横有竖，令人目不暇接；更有各种广告、标语，大小不一，形式多样，吸引着人们的眼球。这些招牌等均以繁体汉字呈现，有印刷的，也有手写的。字形以楷体、美术体居多，醒目，大方，端庄，不失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各种语言景观的用字，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餐馆、饮食店门口的流水牌上四处可见“美人腿”（茭白笋）“肉焿”“肉焿饭”“爌肉饭”“焢肉饭”“肉燥面”“盆栽冰淇淋”“埔里绍兴肉纸”等，大大小小各种饮食吊人胃口，“古早味乀大碗公饭”“温州原味大混沌”使人怀念着似乎已经遥远的过去。当然，也不乏恶作剧式的招牌，其中让我目瞪口呆的是“无饿不坐面线糊”。

汉字招牌加英文的现象不少，也有一些夹用日文，主要是餐饮方面。招牌还会夹用注音符号，但为数很少，例如“古早味ㄟ大碗公 （ㄟ就是ei，在闽南话里是“的”的意思）”，甚至连一些民宿的名称也夹用注音符号，例如“咿哟ㄟ故乡”。有的标语里会出现一些日常口语不用的字词，例如下面的“罚锾”：

校园内除吸烟区外，全面禁止吸烟，敬请合作。违者径行举发，依法可罚2千至1万元罚锾。

埔里附近的地名景观同样充满着地方色彩。例如，以“坑”为中心，形成一个又一个地名，例如：

桃米坑、中路坑、纸寮坑、百叶坑、林头坑、蜈蜞坑、石盘坑、石墩坑、烟寮坑、食水坑、种瓜坑、上种瓜坑、北山坑、莲生坑、火焙坑、鹿寮坑、外加道坑、北坑、深湖坑、深埔坑、猴龙坑

此外还有“窟”“脚”“埔”“寮”“厝”等，例如：

窟 鲤鱼窟、四螺窟、蜈蚣窟、水洼窟、马麟窟

脚 山楂脚、岭脚、茄苳脚、山仔脚

埔 东埔、下东埔、外东埔、顶东埔、内埔

而33个以“里”为中心构成的行政区域名称，则可以看到历史的遗迹：

东门里、杷城里、枇杷里、水头里、麒麟里、珠格里、溪南里、西门里、南门里、北门里、北安里、北梅里、泰安里、大湳里、蜈蚣里、同声里、清新里、薰化里、大城里、篮城里、桃米里、成功里、南村里、爱兰里、铁山里、房里里、向善里、一新里、合成里、广成里、史港里、福兴里、牛眠里

从路牌可以看出埔里城区街道名称的文化色彩。街道命名方式多样：有的用国家和名人命名，如中华路、中山路、中正路；有的用文化道德思想概念命名，如仁爱路、明德路；有的是大陆的地名，如、北平街、南昌街、九江街、西宁路、西安路，但很少见到当地的名称。

台湾的主要交通道路均有地名的罗马字形式，但在各地使用的情况不尽相同。大体有三种：（1）汉语拼音，如台北；（2）通用拼音，如台南；（3）传统的罗马拼法，各地都有。稍微交代一下为什么会这么复杂。传统上，台湾中文的罗马化采用的是威妥玛式，2000年民进党执政，在一些县市采用所谓通用拼音（实际上是汉语拼音的改造版）。2008年国民党执政，改汉语拼音。例如高雄高铁站所在的左营，原来是Tsoying，现在用Zuoying。各县市地名原有的拼音形式没有变化，县市底下的乡镇区市则是汉语拼音。这就出现了三种罗马拼法并存的局面。埔里地名牌则基本不见拼音。

媒体是观察台湾语言生活的一个重要窗口。

电视台每天都有大量的社会新闻，其中社会众生的语言真实自然。政治人物活动、各种社会事件的现场报道充斥屏幕，“立法委员”的争吵，时事评论节目中不同理念的论辩，围绕车祸、暴力、纠纷无休无止的细节，让人感到电视就是一个社会语言生活的“嘉年华”。电视屏幕上，书面语和口头语同时以字幕形式呈现，这也带来了词语的多元展示：自行车、脚踏车、单车、铁马，摩托车、机车，马告和山胡椒等同时使用，给语言规范带来了挑战。同时，不同电视台的政治倾向也可以从语言取舍上表现出来。例如，在字幕上，绿媒会吧说话人的“中国大陆”改为“中国”。

各地的调频广播电台也在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有多少调频电台无从知道，笔者试听的电台有20多个。据了解，听广播多是在开车的途中。各地的广播都有“国语”和方言等不同方式。从播音员的语音标准情况看，多数相当标准，也有一些带方言口音，程度不等，浓重方音的少。连线节目中主持人常常“国语”和方言间自如地跳来跳去，可以是段落，可以是句子，也可以发生在句子内部的词与词之间，听众则多连续使用方言。交谈的内容多种多样，有民生的反馈，也有国际、两岸和岛内的政治话题。通常情况下，正式的词语、科技词语、政治词语，都使用“国语”词汇及其语言形式，一般的词语或相关联的部分则使用方言。连线听众顽强地使用方言，或许反映出听众的国语表达有困难，但显然他们能够听懂国语。（除两岸异读字的差异外，数字“一”不会读成yao）

看报纸是岛内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即使是乡村普通民众家，也可以见到他们订阅的报纸。报纸各种各样，有的政治倾向相当明显。从报纸的栏目就可以看出其两岸态度。例如有的报纸有“两岸”栏目，报道中国大陆的方方面面；而《自由时报》则只有“国际”栏目，大陆的新闻均放在这里；前者提及大陆的事情均用“大陆”，后者则只用“中国”。报纸的出版日期呈现方式也不同，前者用汉字及“民国”纪年，后者则用阿拉伯数字和公历纪年。从报纸订阅可以看到订户的政治倾向。我所在的学人会馆的大厅里，则蓝绿报纸各一份。报纸的语言风格也存在差异，上面提到的《自由时报》采用的都是很直白的语言，几乎没有什么“文”的色彩，而另外一些报纸，则还有“文雅”的习惯，其中的文艺副刊之类，更是表现出文学色彩。

值得一提的是《国语日报》。《国语日报》目前是台湾也是全世界唯一全文标注汉语注音符号的报纸，也是以推行“国语”、普及教育为宗旨的专业性报纸，适合小学三年级以上的读者。据说，大多数台湾人都读过这份报纸，不少人当年还是该报的作者。

从我居住的“学人会馆”步行下山到纸教堂所在地的桃米坑大约十多分钟，乘车到山下的埔里镇，也是十多分钟。这给了我观察台湾乡村普通民众生活的机会。在路边餐馆里，可以真切地听乡民们谈话；在菜市场买菜，可以跟各种来路的卖菜人交流。跟原来预想的一样，乡民多用方言，在开口前对我也是如此；但当我表示听不懂的时候，多数人便转向了“国语”。也遇到过两个不会国语的，男女各一人，年龄大概都在60岁以上。

不同场合听到的“国语”是不同的，年轻人大多很流畅，尽管有的不太标准，年长的人则显得吃力一些。公共场合“国语”和方言都能听到，即使是正式场合，也存在各种形式的“国语”。从电视播放的正式会议录像可以看出，有的官员或“民意代表”，通常情况下会使用“国语”，但在激动或情急的情况下，就会使用方言或自己的“族语”。事实上，电视的时评节目在争论激烈时常会出现类似的情况。

由于当局多年的经营，当地人基本上都是用“台语”来指代自己的方言，也有少数人用“闽南语”来指代，没有听到用“闽南话”指代的。

当地人很容易从口音上分辨出我是从大陆来的，也有人会说是中国来的，当我进行纠正时，对方似乎也没有什么不舒服。当被问及他们是如何分辨的，有人会说出“你说话卷舌”这样很专业的话。可见他们是有跟大陆人接触经验的。

由于有人询问，我特意仔细观察并调查了“我”在日常生活中的使用。大陆学者，包括笔者本人，很长时间里认为台湾人很少用“我”，通常都是用名字指代自己，事实上在当今的日常生活中，已经不复存在，即使是学校的大学生和研究生，都是用“我”。不过，偶尔也会在电视上看到用名字指代自己的情况（如“时代力量”主席黄国昌在演讲中说“国昌一路来得到乡邻的支持”等等），但在调查中，被询问者都作出这种表述“很奇怪”，或者是“他有特殊目的”的回答。这或许反映出传统的“以名代己”已经寿终正寝了。

最后说说日常生活中简称。“桃园机场”简称“桃机”，“人文学院”简称“人院”，“法务部”简称“法部”，“文化部”简称“文部”，再长的词组，也都会变成双音节。

在埔里，一辆标有“噶哈巫”大字的宣传车引起了我的注意。车上放着听不懂的歌谣，车身上醒目地写着：咱来讲tata/baba的话。后来我才知道，tata和baba是噶哈巫语，前者指父辈，后者指母辈。这是我第一次知道有噶哈巫的存在。噶哈巫（Kaxabu或Kahavu），是一个主要居住在台湾中部埔里盆地眉溪四庄一带的族群，自称噶哈巫族，对自己的语言文化的保留极为重视，近年来一直在向当局争取独立的民族地位。

农历十一月十五是噶哈巫人的新年.2017年12月30日，我们赶往大湳村参加这个噶哈巫人一年一度的传统过番年活动，体验了他们的语言生活。正式活动举行之前，主持人交替用“国语”和闽南话讲解活动的意义，介绍相关机构和人员为噶哈巫语言文化复兴所做的努力。主持人告诉我，他们目前大概共8000多人，有12人会说噶哈巫语。为了复兴噶哈巫语，他们在噶哈巫人分布的四个主要部落（村庄）开办了四个噶哈巫语班。

庆祝活动气氛很热烈，南投县和埔里镇的政治人物来了不少。活动开始，一位长者洒酒献祭，并以“噶哈巫语”向祖灵祈福。接着是主办人和贵宾致辞。祝辞均以“国语”开始，表达对重要人物的致意及对噶哈巫人的祝福，随后即转向闽南话，从身边的人那里得知，讲的都是多元文化重要，支持他们的语言文化复兴之类。我注意到，其中一些显然是带有选举拉票的目的。参加活动的方方面面加起来估计有两三百人，总的来看，年轻人不多。这让我感觉到，噶哈巫人语言复兴的道路可能相当漫长。

三个月的观察下来，我感觉到台湾语言生活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上上下下都有强烈的语言意识。

从当政者到普通民众，都非常重视语言问题，对语言跟身份的关系非常敏感，都认识到语言对自己是多么重要。台湾当局领导人、行政部门的负责人到相关地区演讲，显然都在尽可能方言而不用“国语”，由此表现“语言忠诚”，试图以乡音联络感情，拉近跟民众的距离。除了如上说的少数族群，语言保护意识也普遍存在于普通民众中。学生的提问中，不少都涉及到弱势语言和方言的保护。暨南国际大学附近的桃米小学门口就挂着“客语生活中心”的牌子。附近小超市的主人已经不会说客家话了，但还是认为客家话重要。

二是“国语”的推广的确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北台湾是“国语”的天下，很多人已经不会说闽南话，年轻人不少是能听不能说。但从交流中，也有不少人对当初“国语”推广的背景并不了解，对“国语”政策表现出了不满，认为是强迫同化。这些应该与近年台湾媒体的舆论宣传有关。

三是语言沦为政治运作的工具。

台湾有关方面深谙语言的奥秘，极力在语言上“去中国化”。多年来，从推行所谓“通用拼音”，挑战汉语拼音；从确立十多种“国家语言”，挑战“国语”；从减少文言文，到试图关闭中文系，动作连连。台湾教育主管部门开设了网上的“《闽南语词典》”一方面把闽南话上升到“语”（还不敢正式称“台语”），同时又做了一个小动作，偷偷地把“国语”改为“华语”。

四是“国语”正越来越偏离原来的标准。

由于强调“台湾国语”特色，语言教学中对标准的掌握越来越松，从语音、词汇到语法，出现越来越多的“变异”，我在观察中发现，年轻一代的“特色”特别突出，轻声、儿化几乎听不到，台湾特色的语气词大行其道。语言癌愈演愈烈。

观察台湾语言生活的同时，自然会想到我们自己的情况，也就产生一些想法。

第一，我们以往对台湾的语言问题关注不够。尽管两岸汉语的比较有一些成果，也出版了两岸词语对照词典，但从语言社会功能、语言与政治、文化制度等方面的语言问题没有予以足够的重视。例如台湾的“斤”（600克），坪等。

第二，我们对语言的建构功能注意不够。从历史上的国民党政权，到现在的民进党政权，都非常重视语言的建构功能。大街小巷的“国立XX”、“国民中学”“国民小学”，“台语”，等等，无疑不在进行着认同的建构，比较起来，我们这方面少得可怜。他们的建构是有成效的，在一些年轻人的眼中，我就是“外国人”。

第三，我们对语言景观重视不够。跟台湾相比，单调的招牌让人汗颜。当我看到埔里镇街区命名的时候，我也同样为我们很多新兴的城镇道路的命名感到不安。

第四，我们在一些标准制定上缺少文化传承意识。我们的计量单位几乎废掉了所有的传统度量衡单位。例如，原来的“公斤”还保留了“斤”，“公里”还保留了“里”，现在这些都被“千克”“千米”所代替，而台湾不仅保留“公斤”“公里”，还保留了“公尺”，连我们传统的“尺”也保留下来了。

第五，我们也需要一份全面注音的报纸。

最后，本文用“观察”，而不是“调查”也是有考虑的。一是一个人很难就台湾语言生活进行全面调查；二是觉得也需要有更多的观察文章。调查目标明确，有预设前提，有数据，有访谈，但往往少了实况。我的这些观察，或许可以弥补调查的不足。

审 核|刘   慧

编 辑|李叶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