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荣文l为未来华文变得更重要做准备
以下文章转载自 何惜薇西去东来中传站 2022-08-21 00:00发表于北京
为未来华文变得更重要做准备
何惜薇 报道
新加坡前外交部长杨荣文先生认为，要做好这个未来的准备，新加坡应设立特选大学和特选理工学院培养本土华文精英，而不是依赖外来人才来弥补一代“南大生”退休后所留下的缺口。他建议，由义安公司创办的义安理工学院可作为特选理工学院，而坐落在南洋大学原址的南洋理工大学则是特选大学的不二选择。
“英文未来还会占一席之位，但华文对我们的未来会更加重要，我们必须为这样的未来做好准备。”
新加坡前外交部长杨荣文（67岁）认为，要做好这个未来的准备，新加坡应设立特选大学和特选理工学院培养本土华文精英，而不是依赖外来人才来弥补一代“南大生”退休后所留下的缺口。
杨荣文8月底将推出新书“Musings”（暂译《沉思冥想》），他在接受《联合早报》专访时，进一步解释他在书中提出的上述观点。他建议，由义安公司创办的义安理工学院可作为特选理工学院，而坐落在南洋大学（简称南大）原址的南洋理工大学则是特选大学的不二选择。
他说，随着中国崛起、世界更加多极，华文在未来会更见重要。“如果我们没有一群华文精英，就得依赖外来华文人才。但是过度依赖外来华文人才是危险的，因为他们不在这里长大，没有同样的早年经历，对社会没有同样深入的了解。如果你有一群以新加坡人为核心的华文精英，就可以在这个基础上吸引外来人才。否则，就无法这么做了，还可能把我们的社会带向错误的方向。”
杨荣文在书中，有相当篇幅谈到他对本地华文教育的看法。他说，少了南大毕业生，新加坡越来越缺乏精通华文华语，以及了解中华历史、文学和文化的人。这造成许多公私机构里所需要的华文精英领袖出现严重断层。“把英文视为既定语文也变成过于便利的做法。”
他在书中也指出，如果把南洋理工大学转成培养华文精英的特选大学，同时也为南洋大学复名，“将有助解决（当年关闭南大留下的）历史问题，让我们从更有利的位置迎向未来。”
1955年民办的南洋大学是东南亚第一所华文大学。它后来因为新加坡语言政策改变在1980年关闭，与新加坡大学合并为新加坡国立大学。这事件直到今天仍让老一辈华校生感到不胜唏嘘。杨荣文认为，为南大复名有助愈合旧伤口。
2019年10月，南洋理工大学将校园内原名“南洋谷”的道路，易名为“陈六使径”（Tan Lark Sye Walk）。南大创办人陈六使在1960年代被指和反国家的共产党合作，被政府褫夺公民权，“陈六使径”的命名被好些人视为是肯定他的贡献，或对南大历史问题作某种了结。
杨荣文不认同这个说法，他虽然同意这是个“具重要象征意义的小举动”，但不觉得它其实强调了结的必要，“因为过去是不会被遗忘的”。
杨荣文的新书由前媒体人云大篪以访谈的方式撰写，并由世界科技出版社出版。全书共有17章，其中有关中国、华人、华文华语的内容占了八章。其他内容包括他的成长、从政经历，以及新加坡与印度的关系。焦点出版社下来也会出版《沉思冥想》华文版，预计今年年底或明年1月初推出。
杨荣文上小学时，他的母亲意识到新加坡正准备与马来西亚合并，便决定让他以马来文为第二语文。
书中引述他不精通华文华语是他“一生中最大的缺憾之一”，因为即使他能够通过翻译作品接触中华历史和文化，还是不够深入。
他受访时说：“如果你的根不深，出现变化、刮起风时，你很快地就会被吹倒，因此新加坡有扎实的深根是很重要的。我们有如被捆绑在一起的不同植物，有不同的根，但那不碍事，把深深的根牢牢地扎在一起，我们就能生存。”
他认为，南大、华文教育和中华文化是重要的根，印度、马来同胞的根也同样要珍视自己的根和让它们保持茁壮，同时培养自己的语文精英，只有这样，整个社会才能一起经历变化，而不落下任何人。
在英文英语已是社会主流语文、母语水平下降的今天谈论培养华文精英的重要，难道不会太迟？
杨荣文并不这么认为，他以许多家长让孩子补习华文，他的次子则在兄姐的鼓励下到北京大学完成本科为例，对此表示乐观。
“这在过去是我无法想象的，那么为什么会发生在我、我家人身上呢？那是因为潮流在改变，这股洪流不仅影响我和家人，也影响我们所有人，因此我不悲观。”
如果你的政治身份与你深层的身份是两码事，我想两者迟早会相抵触，并引发矛盾。到那个时候，你要以良知来决定是不是要继续留守政治职务……政治不能是你赖以养活一家的事业，我向来相信也告诉我的家人，每一个任期都可能是我最后的任期。
——谈政治身份与个人身份不应有冲突
”“
很少新加坡人熟悉亚细安之歌（Asean Anthem），我认为应当让所有新加坡人学唱这首歌……新加坡或马来西亚的大使馆，都会在国旗旁边设亚细安旗，这是我们仿效欧盟的做法。但我们不该以此为终点，而是要做得更多，让亚细安成为身份认同中的重要一环。
——谈必须重视亚细安，以亚细安一致的立场来抵御须在大国之间选边站的压力
”“
我对其他文化也有浓厚的兴趣，这也是为什么我的书里有多个有关印度的章节，我还参与那烂陀大学事务长达10年，在印度和相关工作上投入了大量时间。在我的第二本书里，我讲述了我如何投入于梵蒂冈的事宜、我与欧洲的联系、对欧洲的看法、对欧洲去基督化的看法，还有对俄罗斯和美国的看法。我的兴趣是很广泛的。
——回应经常谈论中国事务，以致一些人觉得他“过于亲中”
”
审核|刘 慧
编辑|苏 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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