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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明勇对话韩浩月:故乡是一个人退无可退的收留地丨政邦茶座

政邦小助手 政邦智库 2023-0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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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写作上,韩浩月是个励志的“劳模”,笔耕不辍,时有佳作问世,著作连连,渐入创作黄金期。评论电影,入木三分;评论社会,独具匠心;评论故乡,充盈温情,他每年还以“考生”的名义参与一些媒体策划的高考作文同题创作。


在新作《文章之韵》中,他展示了自己关于写作另一面,以及写作背后的“秘诀”。他认为“杂文式评论”已经接近于消失,“时评体评论”逐渐沦为老生常谈,唯有散文元素的注入,可以注入一些鲜活的生机,评论这棵大树应该有另外一种生长方式。“写作者不是作为工具人存在的,每一次挣扎着跃出有形或无形的枷锁,都是诞生作品的机会。”


本期政邦茶座邀请韩浩月,一起为“写作”把脉。



核心摘要

我所理解的写作,是以“经历与情感”为底色,以“角度加认知”为切入点,以“逻辑性和价值判断”为准绳,以“通俗易懂的文学语言”为工具……上述几方面互相融合,依据不同体裁与题材各有倚重,找准表达核心和叙述节奏后,一蹴而就


高明勇:最近拜读你的《文章之韵》,我在想我们认识之初,除了朋友,我们还是什么关系?结果想到的第一点,还是编辑与作者的关系。这么多年,不管在报纸还是网站,向你约过不少稿。给我印象比较深的,是这几年,你著作不断,甚至一年出版几本的节奏。正常的作品结集之外,有自己的写作规划吗?还是顺其自然?


韩浩月:感谢明勇兄的阅读。想起你在凤凰评论时,给你写过不少稿件,有些篇章至今还有印象。编辑与作者凭借一些看不见的气场连结,编辑的选题与作者的撰写,在这两个层面合拍起来,文章的好看几率会高起来。


我之前出版的图书,多半为作品结集。在纸媒发表的评论或者散文随笔多了,总是能找到一个主题,把相关的文章收集进去。但后来逐渐意识到,文章合集会存在一些问题,比如受制于时效性,主题不够凝练,阅读感不够连贯等。


后来有意识地强化书的选题特征,“故乡三部曲”强化选题意识的产物,但自己觉得,仍有一些缺憾。最近两三年,开始有了更为强烈的念头,要改变写作思路与方向,让以后出版的书,能往心目中向往的好书模样再近一步。


在长达一二十年的时间里,我的写作处在被推动的被动位置上,主要时间用在完成评论约稿方面,剩下的时间,写一些散文随笔。但下一步要改变这种顺其自然的状况,干预自己的写作状态,要主动写得长一些、慢一些、辛苦一些。

高明勇:职业规划原因,我做了很长时间的评论编辑,时间长了,手边有一些倚马可待的“救急型作者”,简言之,就是既能写得广,什么都能写;又能写得快,关键时候能顶得上,填补版面“空白”;还能在快速成稿的情况下可圈可点——至少在我这里,你就属于这种类型作者,都是“执行力”很强的。这种写作素养如何形成的,你对写作有过刻意训练吗?


韩浩月:在谈写作素养之前,我觉得有很重要的一点要提及,就是写作热情。如果不热爱写作,不能够投入足够高的关注度,没法用燃烧式的方法去表达,是没法坚持长期且快速的输出的。在此基础上,写作肯定要经历艰苦卓绝的训练,才华型的写作,会把一个人的写作生命变得很短。


我做过报纸副刊编辑、新闻版编辑(主笔)、网站编辑、文摘杂志编辑、类型刊物主编,以此同时给大量的报刊撰稿……几乎完整经历了纸媒的黄金时代,也是初代互联网的参与者与受益者。较为复杂的职业经历对个人的从业资格不断提出挑战,反馈到写作方面就成了一种强化训练。


纸媒经验与网络生存的融通,让我大受裨益。经过高强度的文字工作磨练后,多数写作工作便成了一种本能反应,优点是写出来的文章质量比较靠谱,缺点是较难实现非常靠谱这个高标准。

高明勇:作为一个成熟的写作者,有没有自己一套成熟的写作认识论和方法论?


韩浩月:我所理解的写作,是以“经历与情感”为底色,以“角度加认知”为切入点,以“逻辑性和价值判断”为准绳,以“通俗易懂的文学语言”为工具……上述几方面互相融合,依据不同体裁与题材各有倚重,找准表达核心和叙述节奏后,一蹴而就。


我所使用的方法,是在正式动笔前,有一个凝神思考的过程:在焦虑的包围圈下,创造一个宁静的、不受干扰的空间,把自己置身于这个空间里,五官全开地感受空间氛围,这个时候,你的生活和阅读积累,与题目相关的素材便会纷至沓来,剩下的就是精准的描述与刻画,文章完成后冷却一段时间,再用理性去调整并规范。


高明勇:关于写作,我发现有一个现象,不一定主流,但比较独特,就是一些没有受过系统教育的写作者,反而文笔更“洗练”,文风更“瓷实”,你应该也可以属于这类写作者。也说明一下,也可能是我认识的这类作者比较多,毕竟还有一个概率问题。你有什么看法?


韩浩月:这其实是个传统,中国近现代文学有大成就者,太多未受过系统教育的写作者了,民国时期的鲁迅、陈寅恪、刘半农、梁漱溟、钱穆、沈从文、巴金,当代作家中流砥柱陈忠实、莫言、王蒙、残雪、冯骥才、史铁生、王朔……70后的这一代,出作家,也是评论员群体的主要构成,当中也不乏未受过系统教育的人,他们多出身于乡野,但继承了前辈作家从乡土出发的文化精神,对立言立论有着某种执念,同时对通过写作改变命运也有百折不挠的劲头。他们文笔“洗练”、文风“瓷实”的风格,是可以上溯寻找到文学源头的。另外,他们的内在还保存有诸多朴素的理念,仍然心怀敬畏,体现到文字表达方面,即对传统与经典有尊重、有继承,不吝于呈现真实人格,具有一定的反思能力……

高明勇:通过这种对比,你认为对教育体系内的写作教学,有哪些启发?


韩浩月:过去一直有人讲,“大学中文系培养不出作家”,这是一种现实,但不应成为必然。写作毕竟是一项创意工作,能有好的读书坏境与交流氛围,可以对写作起到很大的帮助作用,尤其是在良师有针对性的技巧培训下,可以让一名作家的养成少走不少弯路。


现在教育体系内写作教学的问题,一方面来自教育理念的束缚,如何释放学生的自由写作欲求,引导他们独立表达,成为对教育体制与学校教学的一种压力;另一方面来自学生本身,缺乏丰富的生活体验与社会实践,会使得写作失去足够的素材支撑。多创造机会去接触人间烟火,让自己变得敏感、再敏感一些,对过于平顺的生活进行人为干预,不断开阔自己的视野与胸怀,发现当下世界无所不在的冲突,并仔细地去打量并思考它、转化它……


写作教学不是为了熄灭欲望而存在的,而是为了燃起欲望;写作者(学生)不是作为工具人存在的,每一次挣扎着跃出有形或无形的枷锁,都是诞生作品的机会。

高明勇:我看你总结的“高考作文十讲”,倒是有点惊喜,你还提到在中学时期,建议养成多读评论、多练习写评论的习惯。关于高考作文,我之前写过一篇论文《评论史上的高考作文》,里面谈到:在高考的特定场景,当题目确定、篇幅确定的情况下,“表达思维”尤为重要。这一点,与评论写作也大致相当。对于评论员来说,新闻议题确定,篇幅(不管是报刊,还是网络评论,都有大致的字数限定)也确定的情况下,谋篇布局也好,遣词造句也好,起承转合也好,都要有“有效思维”,即如何快速有效地通过文章把最想表达的意图传递/传播到受众。你在参加媒体举办的高考同题作文活动中屡获高分,是否与这种“表达思维”或“评论思维”有关?你如何理解“评论思维”?


韩浩月:我以媒体评论员身份写高考作文时,无论遇到什么题目,都会把它落实到“写自己”这个出发点上来。我不忌讳以第一人称的方式,借作文题目叙说自己的生活、幸福或烦恼、希望与失望。我永远在尝试用感性的方法,来稀释高考作文评论体“高大上”的命题浓度,我认为个人世界里发生的那些“地震”,是对这个世界的真实反馈。当宏大的外界与细小的个体碰撞时,这是一次相互且平等的投射。高考作文如果把握到上述几点,可以做到写得好看的同时又不跑题——没有阅卷老师会拒绝有血有肉的文章,很多时候,“有血有肉”就是最鲜明的观点和立场。


最近几年,我一直坚持多用散文的手法写评论。杂文式评论已经接近于消失,时评体的评论逐渐沦为老生常谈。唯有散文元素的注入,会给日渐逼仄的评论空间,注入一些鲜活的生机,这不是一种妥协,自然更不是投机,而是到了一个阶段时,评论这棵大树应该有另外一种生长方式。


高明勇:在写作者中,你的“故乡”情结算是比较鲜明的。你如何看待“故乡”在你创作谱系中的定位?素材?养分?还是一种内心激情的存储地?


韩浩月:故乡是一个人退无可退的收留地。我接受所有有关故乡的评述,无论是好是坏,我认为那些评述都是客观的,成立的。对故乡的认知,在当下,成了一个非常个人化、隐秘的选择与判断。我是用“故乡情结”这一简单的刃,破了长时间对故乡心乱如麻的困境。很多时候,是游子内心的复杂,导致了与故乡关系的错位,回归赤子身份,更容易处理与故乡的关系。我写故乡,一方面因为找到了素材,另一方面是找到了我自己,后者更重要。写故乡时,内心是平静的,当然,这种平静也可以被视为是激情的另外一种面貌。

高明勇:我前段时间写了篇文章《寻找与故乡的“连接点”》,里面写道,春读“乡史”,宜读“学者之文”,如熊培云《一个村庄里的中国》,研究中国,从“打捞乡村”开始;夏读“乡恋”,宜读“评论家之文”,如伍里川《河流与柴火》,柴火堆积成垛,乡愁逆流成河;秋读“乡亲”,宜读“作家之文”,如韩浩月《世间的陀螺》,为故乡的亲人立传;冬读“乡思”,宜读“思想家之文”,如陈平原《故乡潮州》,在洋铁岭下,风景的再现。尽管你也经常写评论,我理解你在写故乡的时候,更多是“作家”的角色,但如果你以“评论家”的角色写作故乡,可能是另一种情形。不知你有没思考过身份角色与写作的关系?


韩浩月:我以“作家”身份写故乡,是2019年《世间的陀螺》出版前后才开始的,迄今不过四年。在此之前长达十余年的时间,是以“评论家”的身份写故乡,自然言辞之间不乏批判——或者说是表达一份美好愿望,传递一份真诚建议。后来我意识到,以批判的口吻评价故乡,具有不公平的成分——以一线城市的标准,来期望县城或乡村达到某一文明程度,这是不现实的。同时还有一点,“评论家”写故乡的声音,大体仍然是城市居住者的议题,没法到达故乡的层面,对于推动故乡产生变化,起不到多大作用——故乡是一个庞大的存在,离开的人只是故乡的一个远去的“黑点”,能改变故乡的,只能依赖时代潮流推动。


毫无疑问,我认为所有对故乡持批判态度的写作者,是深爱那个地方的——痛与恨其实是爱的另外一种表达,比起虚伪的、甜腻的歌颂,我更欣赏直言不讳的提醒。但我觉得,到现在这个阶段,批判“故乡”的意义已经不大了,有关故乡的议题,也几乎被讨论殆尽了,除了会在社交媒体上带来一些话题,在局部制造一些言语冲突外,故乡议题因为缺乏深度与建设性,而让更多参与的人感到身心俱疲。


但文学上的故乡是永恒的,作家笔下的故乡是多元的,让故乡回到文学层面后,固然会过滤掉一些矛盾与冲突,但也会拥有一些理解与通透。文学用比较柔软的方法,在游子与故乡之间重新建立关联,这种关联是永远阐述不尽的。

高明勇:你和绿茶的“村郊通信”,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也很期待,差不多每期都看,有一些读里尔克《给一个青年诗人的十封信》的感觉,亲密而温暖。当时为什么会有这个“创意”?你们还都采用手写体,同样是写作,电脑敲字,和手工书写,你认为区别大吗?你是先手写,再输入电脑,还是先敲下来,再手写?


韩浩月:2021年末,我邀请绿茶兄作为嘉宾,出席百花文艺出版社在天津主办的《我要从所有天空夺回你》读者见面会,我们一起开车去天津的路上,谈到了通信这一交流方式,觉得这会补充其他文体写作所没法涉及的细节,于是约定,从天津回来后,开始我们的通信。迄今为止“村郊通信”已经一年整了,往返共有60封信,在尤其艰难的2022年,写这些信,抒发了一些个人情绪,带来了不小的安慰。也很开心有一些朋友在读这些信,我想,信中传达的友情的温暖,也会让人在阅读中能有片刻的对现实困境的逃离。


开始的时候,我们都是手写,没有打字版,后来应网友的要求,把手写版用电脑敲出来,现在形成了打字版在前、书写版在后的固定格式。绿茶兄是先手写,后打字,我则相反,是先电脑写出来,后抄写。还有一个不同是,绿茶兄信末的日期,用的是农历,我的则是用新历。

高明勇:“六根”的几个写作者,正好都是我的朋友。同样都是写作,你们有同气相求的地方,也有较大的差异,作为公号的主理者,你怎么看你们之间的写作异同,或者相互鼓励,相互启发,相互刺激?


韩浩月:“六根公号早期只推送李辉、叶匡政、绿茶、潘采夫、武云溥和我六个人的文章,从周一到周六,轮流推送,周日推送一篇大家的荐书合集。从八年前到现在,我一直担任的是催稿者的角色,不停地催促轮值作者交稿,这过程中,制造了不少段子,无形中,也让大家多了些写作的动力。


我们六个人在写作上各有侧重,李辉写传记文学,叶匡政写文化评论与诗,绿茶写文化人物与书评,潘采夫写随笔与球评,武云溥写非虚构,我写评论与散文,在写作领域有重叠的地方,也有小小的区别,重要地是,大家有共同语言与审美,彼此认同。六根的存在,对我的写作帮助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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