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明勇对话孙江（下）：记忆研究最重要的目的是抢救个体经验丨政邦茶座
人种、封建、法治、国民性、科学、功利主义……这些我们经常会用到的词汇，到底什么意思？这些词是怎么产生的？有着什么样的前世今生？如果用一本书的篇幅来写一个“词”，该怎么写？
整整一年前，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学衡尔雅文库”（第一辑）七种图书正式亮相，分别为《人种》（孙江著）、《封建》（冯天瑜著）、《法治》（李晓东著）、《国语》（王东杰著）、《国民性》（李冬木著）、《科学》（沈国威著）、《功利主义》（李青著）。
“学衡尔雅文库”由南京大学学衡研究院统筹、孙江教授主编，延揽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一流学者，旨在梳理“影响现代中国政治—社会的100个关键概念”，在此基础上形成100本专著，通过对每一个关键概念进行深度的知识考察，力求打破古今中外之区隔，树立本土风范。
南京大学学衡研究院创始院长、“学衡尔雅文库”主编孙江教授强调概念史研究有这么一个信条：“没有共同的概念，就不可能有共同的社会，更不可能有行动的政治领域”，“学衡尔雅文库”期冀把学术成果转化为公共知识，让读者通过一个个基本概念所凝结的历史，了解过去的经验，展望未来的地平。
本期政邦茶座，邀请到孙江教授，谈谈那些“词汇”的故事。
本期政邦茶座嘉宾：孙江 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暨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南京大学学衡研究院创始院长、中国会党史研究会会长。提倡“全球本土化”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力求打破古今中外之区隔，学科涉及政治学、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宗教学等领域。近著有《重审近代中国的结社》《重审中国的“近代”——在思想与社会之间》等。主持“学衡尔雅文库”、《记忆之场》全译本15卷翻译等。
政邦茶座主持人：高明勇 政邦智库理事长
高明勇:回到刚才提到的概念高度抽象化的问题，词汇和概念都是用来交流的，这些词语高度抽象化后会带来很多交流障碍。例如，本来一个词汇可以传递信息， 有时却需要其他词汇来解释，即使如此，未必能解释清楚。由此，可以推出你策划“学衡尔雅文库”的意义。
孙江：概念越抽象，越容易滥用和误用，因为每个人都可以赋予其新的内涵。“公共知识分子”原本是一个非常好的词汇，在一些人那里成了贬义词，有些被称为“公共知识分子”的，本人还很不高兴。
概念史研究的目的不是助长滥用和误用，而是想通过“正本清源”的努力搭建进行坚实的对话的基础，大家能在基本概念、进而历史的基本问题上达成共识。共识有“内在的”和“对外的”，“内在的”就是我经常引用的一句话：没有共同的概念，就不可能有共同的社会，更不要说有行动的政治领域。如果连内部都达不成“共识”，又如何与外部交流和疏通呢？前些年，学界谈“天下”，作为中国人，我们理解天下的正面含义——四海一家，世界大同。但周边的韩国、日本和越南等国家的学者就不这么看，认为是天朝意识的返照；西方一些学者也不这样看，认为是中华帝国梦。还指指戳戳认为有什么来历。在对外交流时，多用彼此可以互通的词汇，姑且不问天下有多大的实在性，在现代国际交往体系里，天下永远应该定格在过去。
高明勇：“内在共识”的建立，同样任重道远。
孙江：很重要。特别是在经历过战争、被殖民和革命的中国，历史满身疮痍，包括概念史在内的历史研究，应该以寻求共识为取向。法国大革命及其后续的血雨腥风给不同阶层留下了深深的创伤。在大革命二百周年纪念来临之前，法国人原本想以和解为主题策划纪念活动，后来发现不同记忆和不同观点的人之间的隔阂太大，最后干脆各行其是。实际上，19世纪下中叶以后，法国历史叙述的主旋律是在抚慰伤痕、建立民族的共识。
高明勇：刚才说的词汇、概念使用上出现的问题，涉及“翻译”。从历史上看，有不少词汇是从日语翻译过来的，即使是在今天，仍有不少词汇通过“翻译”进入中国。
孙江：跨语言、跨文化的概念史研究涉及翻译问题。translate源于拉丁语transfero，fero即搬运，transfero是把东西从一个地方搬运到另一个地方。把一个文化中的概念搬运到另一个文化，涉及复杂的概念再生产问题。
来自日本的词汇或概念叫“和制汉语”。许多人因为是日本的词汇，情感上接受不了。实际上，将西语词汇翻成汉字的日本人都有一个身份——汉学家，他们熟读经史子集，会写汉诗，写汉文，在浸渍于中国传统文化上，今天的绝大多数中国人只能望其项背。在文化上，汉字就像中世纪欧洲的拉丁语一样，存在着以汉字为中心的文化连带。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人，在知识属性上与这些日本人有很多共同点，因此，可以没有任何心理障碍地拿来就用。
其实，“和制汉语”的翻译很多并不确切，如用《汉书》自由翻译liberty，很好使用，但不如严复的“群己权界论”准确。严复曾经激烈抵抗“和制汉语”。宗教一语源出于六朝，是“一宗之教”的意思。严复认为religion应该译成“教宗”——“一教之宗旨”。可是，抵不过“和制汉语”所依托的日译书，后者大量流入中文世界，最后连严复本人也改用宗教了。
高明勇：查资料时发现你有一个思考模型，很直观地表现了您的全球在地化的学术思考。
孙江：这是我学术思考的模型，说明了我为什么要研究看似互不相关的问题的原因所在。今天我们常听到历史碎片化的呼声，这提醒我们思考为什么要研究历史？总不成像个“肉喇叭”以传递他人的思想为己任吧。需要有问题意识，问题意识的原点就在你的生活中，人都会生老病死，都需要柴米油盐，基于生活而来的思考是最本真的。将思考之光投射到历史之中，从历史角度看待彼时的人事，自然就会触及两个关键概念——世间和社会。
表征人群聚合离散的“世间”是个佛教词汇，我用来强调这种聚合是不知不觉自然形成的。在这个基础上，由有意为之的规则建构的秩序是“社会”。二者之间有差异，各有各的规则。这是我思考的出发点，就是我所研究的“社会史”。
高明勇：这个模型很接地气，给人以视觉上的冲击。
孙江：人是受惯习影响的，甚而可以说大多数人是生活在惯习之中的。比如，有人有求于你，即使你不愿意见，基于人情世故，也要见，甚至还要一起坐在圆桌旁。这是中国人的习俗，习俗铸就了我们的“心性”（mentality）。与“心性”容易搞混淆的是memory（记忆）。记忆，确切地说是“回忆”，之所以值得研究，因为是主体自身的唤起的行为，影响甚至主导了主体的思考和行为。如果再进一步追究，我们是生活在由语言编织的意义之网中的，那些支配我们思想的概念，无疑值得研究。因此，我把自己的学术研究用三个关键词——社会、心性（记忆）、概念勾连起来了。
在社会、心性、概念的外围，分别是在地化（本土化）、全球化和全球在地化。我本来使用“本土化”，现在用的人很多，我觉得和我的用法根本不是一回事，很多标榜本土化的自主意识，在我看来就是“西方中心”的投影或翻版。所以，为了区隔，我现在改用为“在地化”。“在地化”和“本土化”是一个意思，都是“全球化”刺激下的产物，如果没有全球化的“他者”，就没有在地化的“自者”。在二者的交互碰撞中理解社会、心性和概念，是“全球在地化”的研究。“学衡尔雅文库”可以说是实践“全球在地化”的一个尝试。
高明勇：如果把你规划的100个词汇放在一起，将是一本非常有趣的词典，相当于一个符号体系、集体记忆的图谱。作为策划者，是否有一个目标或者期待？
我策划这项研究，是和我个人的经验有关的。同样是中国研究，美国有区域研究，日本有东洋学，欧洲有东方学或汉学，它们各有传统和问题意识，那么我们的问题意识是什么呢？为什么需要庞大的研究人员来研究自己？从海外看，中国的学术从业人员众多，文字生产量大，但影响非常有限，原因可以举出很多。“学衡尔雅文库”没有什么雄心壮志，就是想为中国学术的发展做些基础服务工作。
踏踏实实地做一件事，很难，非常难。我们的工作是靠我和几位同僚，特别是我的弟子们来展开的。我告诫自己不抱怨，永远不要抱怨。提到学衡研究院，大家会想到概念史，我们的记忆研究，无论是翻译还是研究，在国内学界都是可圈可点的。我从国外回来的目的是要推动概念史研究，但举目望去，没有同路人。但是，我的同僚有不少人在从事记忆研究，就这样，一边做记忆研究，一边学习概念史研究。在“学衡尔雅文库”之外，随着皮埃尔•诺拉主编的《记忆之场》全译本（15卷）和我们围绕南京记忆的研究著作的出版，人们会发现，原来记忆研究也是学衡研究院的一大特色。
高明勇：我研究评论史的时候，留意到“中国问题”这个概念，不管是罗素、费正清，还是梁漱溟、胡适、王造时，包括当下的汪丁丁等学者，都很关注这个问题，做出了不同的阐释。您是如何理解“中国问题”这个概念？
孙江：一下子报出这么多名字，每个人的“中国问题”各不相同，我不知道应该如何回答。一般而言，就中国自身而言，从古至今，所谓“中国问题”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第一个是外在秩序问题。如何建立自洽、合理的秩序，秦汉之际有封建制和郡县制的抉择；在大一统下，封建制仍被屡屡提及，绝大多数情景下的意义是，如何激发基层官僚制的活力。这个一直影响的你提到民国时代的人的思考。第二个是内在秩序问题。中国的近代化是一个持续断裂的过程，以牺牲过去为代价的近代化，可能舍中国之外而无他。断裂之后如何重塑精神世界，也是上述民国人物思考的问题。
高明勇：在您的研究构想中有“中国问题”这一概念吗？
孙江：我没有特别强烈的“中国问题”意识，用你的话是概念。如果将“中国问题”作为研究对象，进行的一定是对策性研究，我不擅长。
高明勇：“七君子事件”中的王造时，很容易被人忽视，他当年专门制定了关于“中国问题”的研究计划，将问题细化，逐一分析。
作为一个史家，我刚才提到为什么我对历史的作用持怀疑态度，原因在于我们对过去的看法越执着，对当下就愈冷漠。作为一个生活在当下的人，更应该把时间、精力投入到与当前问题有关的历史研究中，战后美国的中国研究何以后来居上、一枝独秀，就是有明确的问题意识，从问题意识出发，使用严格的社会科学方法进行研究。
在这个意义上，我完全理解你提到的王造时的想法与做法。如果给我条件，我也愿意做同样的事情。我们目前研究的记忆问题，具有当下性的，与口述史关联。如果不抢救个体记忆，随着个体自然生命的消失，历史也会随之消失。因此，口述史的当务之急是抢救个体记忆。时间在加速流逝，网络的出现造就了虚拟社会。而随着大数据的出现，个体经验逐渐被消解，记忆研究最重要的目的是抢救个体经验。
高明勇：您这么一说，我感觉“政邦茶座”的系列访谈也有了记忆研究的意味，包括咱们的访谈。
孙江：确实如此。随着自然生命的消亡，历史在史家的身边流逝。如果我们没有记录当代，没有留下关于活着的历史的痕迹，那就有负于史家之名了。
访谈工作非常重要，需要智慧，在给定的条件下做最重要、最有益的事情。给多大空间，就做多大的事情，不要抱怨。
高明勇：谢谢您的鼓励，虽然在不同的领域，我相信都在追求一种更有价值的工作。虽然“政邦茶座”的访谈也有“口述史”的色彩，但和学术上的“口述史”还是不太一样的。回到今天的主题上，同一个概念，有不同的理解。
孙江：是的，你完全可以自己创造一个词语，我其实不喜欢“口述史”这一说法，因为汉语里的“史”与西文history，很不一样。（完）
高明勇对话孙江（上）：问题意识的基本原点是你的生活丨政邦茶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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