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坚 冯宝：中国北方农牧交融与畜牧业起源发展进程的思考

来源：《西域研究》2020年第4期

中国北方，泛指长城地带及其以北的狭长地区，自东向西包括辽西地区、内蒙古中部、河西走廊、新疆北部等地，也有学者从文化地理的角度称该地区为“农牧交错带”[2]。这个区域中部南临农耕发达的黄河流域，北倚牧场广袤的欧亚草原，是中原腹地与欧亚草原之间的过渡地带，也是农业与畜牧业交互作用的广阔地区。这里自然生态独特，生业经济多样，人文环境复杂，丰富的考古资料也都证实了农业和畜牧业在这里的起源和发展，从事农耕与畜牧的人群曾在此不断产生碰撞、交流与融合，因此，在研究农牧交融与畜牧业起源问题方面，这个区域的考古资料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农业和畜牧业均为人类社会重要的生业形态，20世纪以来，针对中国北方地区生业形态的研究已有较多成果，许多学者更开始尝试从欧亚草原的大背景下进行对比研究，并多有论述发表。[3]学界从日益丰富的考古资料中认识到，这个区域的人群自进入新石器时代以来，便以采集、农耕和狩猎互补的生业作为生存手段，最新的考古资料更是发现了距今8000年前后的带有农业因素的定居遗存，例如内蒙古化德裕民[4]、四麻沟[5]遗址和河北康保兴隆[6]、尚义四台[7]遗址的发掘和初步研究，使我们有理由相信，从距今8000年前开始，坝上地区就有了并非来自中原的、基本定居的、以从事采集、种植和狩猎生业经济的人群存在。考古资料的研究表明，从新石器时代晚期开始，中国北方进入了以农业为主，兼有狩猎和采集的生业形态，直到距今4000年前后，本地区开始出现带有畜牧业因素的遗存，并逐渐形成农牧混合经济，距今3000年左右，畜牧业逐渐在生业中占据主导地位。

中国北方地区的生业形态的研究，应当置于整个欧亚草原的大背景之下进行。杨建华指出：“欧亚草原西起多瑙河，东至中国北方和西伯利亚的外贝加尔地区，它以乌拉尔山为界分为东、西两部分，再加上南部的中亚地区，共分三个地区”，她认为，科林·伦福儒教授将欧亚草原经济类型的发展划分为四大阶段，即：全新世狩猎采集经济阶段——农耕畜牧经济传播阶段——畜牧农耕混合经济阶段——游牧经济阶段，“对照欧亚草原经济类型的发展阶段，我们更清晰地看到了中国北方地区与中原农业文化区之间的差别，而且发现中国长城地带在先秦时期也走过了与欧亚草原大体相似的道路。”[8]此说很有见地。郑君雷也认为：“当前中国学者已经开始将中国游牧业起源的问题放在欧亚草原的大背景下来进行研究，并且注意借鉴西方学者在游牧业起源研究上的成果和理论方法。”[9]通过近几年对内蒙古中南部先秦时期生业形态的进一步研究，我们也将本地区生业经济的发展过程划分为采猎并重——耕猎互补——种养结合——农牧兼营——牧猎为主的五个发展阶段，[10]试图从内蒙古中南部先秦时期的生业模式出发，探讨整个中国北方地区农牧交融与畜牧业起源的发展过程。

本文所要探讨的“农牧交融和畜牧业起源”阶段，也可以看作是“农牧兼营”和向“牧猎为主”过渡的生业模式阶段，也就是前人研究中经常提到的农牧混合经济阶段，同样也正是畜牧业起源的阶段。本文希望通过对这一阶段考古学材料的分析，厘清中国北方地区农牧交融生业形态的具体表现形式，进而追溯畜牧业起源的动因和相对年代，揭示畜牧业发展的历史进程，并由此开启中国北方农牧交融与畜牧业起源研究理论体系的模式建构。

中国北方地区目前发现的能够体现“农牧交融”生业形态的考古学遗存，主要集中在内蒙古中部、辽西和新疆北部地区，在距今5000年前后至3000年左右阶段，这几个地区的考古学文化所体现的农牧业交融与发展的特征，存在着较大的相似性和一定的差异。

在内蒙古中部的新石器时代晚期，由北上的后冈一期文化、半坡文化和庙底沟文化发展起来的仰韶晚期的庙子沟文化的大坝沟和庙子沟两处遗址中，[11]在以农耕遗存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下，出土的马、野驴、牛、黄羊、马鹿、狍、狐、貉、熊及水生的野生动物分别占到76.7%和66.7%，其余为能够判定家养的猪和狗，[12]说明当时是以农业为主，兼营狩猎和少量家畜饲养的生业形态。龙山阶段永兴店文化的遗址中也出土了一定数量的动物骨骼，其中可辨识的有部分作为卜骨的猪、牛、羊等动物的肩胛骨，[13]因未作具体动物种属鉴定，因此，我们无法得知这些动物是否为驯化的家畜。但继承永兴店文化发展起来的朱开沟文化及其后续的西岔文化为我们提供了家畜驯养和畜牧业逐渐形成的直接证据。

地处内蒙古中南部黄河流域的朱开沟遗址是朱开沟文化中发掘最全面、遗存最丰富的遗址。田广金将朱开沟遗址分为连续发展的一至五期，整体年代跨度为距今4100~3300年，其中第一期属于龙山晚期，第二、三期属于夏阶段，第四、五期进入商代早期。[14]

从朱开沟遗址出土的以鬲、甗、三足瓮、高领罐和盆为主的稳定陶器组合，以及数量较多的生产工具反映的定居生活聚落来看，本遗址内的人群是以农业生产为主的。从采集的大量可供鉴定种属的动物骨骼标本来看，居址中可以确定的猪、绵羊、牛和狗等家畜的比例居然达到88.53%，野生动物马鹿、狍、青羊、双峰驼等仍占11.46%。此外，墓葬中出土了数量较多的猪、羊等家畜以及其他野生动物的骨骼。这些数据表明这一时期的定居人群是在农业的基础上，兼营畜牧业和狩猎活动的。[15]

我们通过对朱开沟遗址五期遗存出土的动物骨骼重新进行分期统计后发现，从第一期开始已经出现一定数量的猪、牛和羊，从第二期到第三期，猪和羊的数量都出现突增。若单从居址的分期来看动物骨骼统计的结果，则从第二期开始，牛和羊的数量不仅出现较大的增长，且两者的总数开始超过猪的数量。可见，尽管朱开沟遗址聚落中养猪的规模一直较大，但以养羊为主的畜牧业可能从第二期开始兴起并不断发展，成为生业经济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朱开沟遗址中一至五期均是以鬲、甗、三足瓮、高领罐和盆为主要组合的陶器群，且其中的袋足鬲、蛇纹鬲、盆形甗、三足瓮和高领罐等陶器有着较为完整的发展序列，因此，朱开沟遗址五期的人群应属同一文化体系的人群。对于动物骨骼的分析，则应当反映了同一人群的生业形态在这一区域由农业为主，逐步向畜牧业转变的过程。

西岔文化目前共发现4处遗址，其中仅西岔遗址经过较大规模的考古发掘。遗址位于南流黄河东岸的台地上，可以分为四期文化遗存：第一期与白泥窑文化晚期接近，第二期相当于永兴店文化，第三期属于朱开沟文化，第四期为西岔文化。[16]据曹建恩所言，西岔文化的两个碳十四测年数据，年代都落在公元前1100年左右，[17]结合出土遗迹与陶器组合反映的文化面貌，西岔文化应该是继朱开沟文化之后，新发展起来的一个新的考古学文化类型，其年代大致应在距今3200~3000年之间。

西岔遗址出土的动物骨骼达到了7788块，代表了631个动物个体，经过对动物骨骼的专门鉴定，发现这些动物以哺乳动物为主，有少量的鸟类、鱼类和软体动物。[18]能确定为家畜的动物为猪、山羊、绵羊、黄牛、狗和马，占出土动物遗存总量的90.88%，其中猪的数量最多，约占动物总量的41.82%，山羊和绵羊的总数为30.68%，黄牛占到8.25%。野生动物马鹿、梅花鹿、狍、獐、麝、兔、獾、熊、狐狸等的骨骼合计所占比例为9.12%。

西岔遗址的植物孢粉分析表明，从遗址早期地层到西岔文化的地层中，都检测到了栽培禾本科植物的花粉，[19]刘莉等还对西岔遗址出土的磨制石器进行过淀粉粒分析，发现了薯蓣、蛇瓜、薏仁、小米和小麦族的淀粉粒。[20]综合植物孢粉和淀粉粒实验的结果来看，进入西岔文化时期，人们仍然在从事谷物栽培，同时也对野生植物资源进行采集。西岔文化时期与朱开沟文化时期相比，带有更明显的畜牧业色彩，饲养的家畜大幅增加了山羊，特别是马的出现，可能代表了流动性放牧的开始。所以，西岔文化时期生业形态应是以家畜饲养为主，谷物栽培和狩猎采集作为经济生活的补充手段仍然存在，这一时期虽然仍然以养猪为主，但畜牧业因素已经占有较大比重。

在辽西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红山文化遗址中出土了较多的动物骨骼。白音长汗遗址的红山文化遗存中，出土有马鹿、斑鹿、狍、猪、牛、狗、狗獾、野兔和贝类等动物骨骼，[21]牛河梁遗址出土了梅花鹿、狍、獐、野猪、狗、黑熊、狗獾、野兔、东北鼢鼠、雉和河蚌等动物骨骼，[22]东山嘴遗址出土动物骨骼以猪骨为主，还有部分鹿骨。[23]在以上遗址的动物遗骸中，可以肯定狗是家养动物，从较早的兴隆洼文化和赵宝沟文化就有家猪骨骼出土的情况看，红山文化阶段应该有了家猪的饲养，但也应该存在有野猪的狩猎。[24]因此，我们大致可以推定，红山文化时期在有一定程度的农业因素的前提下，狩猎和渔猎活动应仍占有较大比重。此后的小河沿文化虽然动物骨骼发现得较少，对其动物种类还不太清楚，但在南台地遗址发现有被埋葬的狗，在房址内还出土了陶塑家猪和狗头的形象，[25]这也为我们提供了存在家畜饲养的证据。

地处辽西地区的夏家店下层文化，基本分布在内蒙古东南部的西拉木伦河流域。夏家店下层文化是以山城体系为主要文化特征的考古学文化，其与朱开沟文化的年代跨度大致相当，学界绝大多数的观点认为其处在夏至早商阶段，[26]即距今4000~3400年之间，也有学者认为其年代上限或许可以早到龙山晚期。[27]有关夏家店下层文化的生业形态的研究，自上世纪末便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尽管表述略有不同，但基本认同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是以粟作农业为主，兼有家畜饲养以及采集狩猎的生业形态。[28]

夏家店下层文化的遗址一般都堆积较厚，诸多遗址发现有农作物遗存。赤峰大山前[29]、东山咀[30]、三座店[31]、北票丰下[32]等遗址的窖穴或陶器中也出土过炭化的谷粒，从鉴定结果来看，绝大多数是属于粟一类的农作物。

在饲养的家畜中，绝大多数遗址内的动物骨骼没有经过确切的鉴定，仅有建平水泉遗址和大山前遗址经过较为详细的鉴定，但建平水泉遗址的动物骨骼并未按照文化性质进行分别统计，[33]而大山前遗址中，属于本文化阶段内的动物中，猪占47.65%，牛占24.44%，羊占15.50%，狗占10.94%，“其中除个别个体的牛骨（角）尚具有野生性状之外，绝大多数都已具有明显的家养动物的特征。”[34]可见这一时期，饲养的家畜中已经出现了相当数量的牛和羊，可以肯定这时的生业形态中已带有一定比重的畜牧业因素。但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墓葬中却很少发现牛羊的遗骸。在大甸子发现的几百座墓葬中，随葬的绝大多数为猪骨，部分狗骨，不见牛和羊的骨骼，这一情况与内蒙古中南部地区朱开沟遗址第一、二期的墓葬殉牲情况相似，推测两者的生业形态应属于相同的发展阶段，此时畜牧业因素表现并不十分明显。

综上可知，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更多的是以农业为主，畜牧业因素已经产生，也可能在日常生产、生活中占据了一定比例，但并未占据主导的地位，畜牧业仍然处于发展的初期。

魏营子文化是辽西地区继夏家店下层文化之后兴起的一个新的文化类型，虽然对该文化的认识尚有不同看法，但其分布范围大致同于夏家店下层文化，年代介于夏家店下层和夏家店上层文化之间却是学界基本共识。王立新等据赤峰喜鹊沟遗址的发掘，建议将该文化区分为大、小凌河流域的魏营子类型和赤峰地区的喜鹊沟类型，[35]目前看来很有必要。

根据目前发掘的材料可知，魏营子文化时期的农业比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略显落后，以往见于报道反映生业形态的材料不多，特别是兽骨材料有限，仅见少量墓葬中有殉牲，但值得注意的是在本阶段发现了用羊骨进行随葬的现象。[36]这一现象反映的应该是在农业经济渐趋衰退情况下，畜牧业经济逐步增长的态势。喜鹊沟碳十四检测并经树轮校正后的数据为公元前1290～前910年，[37]属晚商时期，即距今3300~3000年左右。

夏家店上层文化分布的地域大致同于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文化层大多堆积较薄，遗迹分布较为稀疏，但从目前的发掘资料来看，应当处于相对的定居状态，并具有农业因素，在克什克腾龙头山[38]、喀喇沁旗大山前[39]、建平水泉[40]等遗址属于夏家店上层文化的祭祀坑或窖穴内都发现了碳化的谷物，其中水泉遗址的谷物经鉴定有粟和稷。

从夏家店上层文化多个遗址中出土的动物骨骼来看，能确定为家畜的有猪、狗、羊、牛和马，[41]大山前遗址本阶段遗存能鉴定的动物骨头中，猪占59.9%，狗、羊、牛分别占12.96%、12.96%和11.73%。[42]值得注意的是，小黑石沟的墓葬中出土了数量较多的马具，这表明日常生活中对马的使用较为普遍，[43]这一情况也从侧面证明了畜牧业在日常生活中已经占据了一定的地位，另外，马的出现也可能代表了一定的流动性。一般认为夏家店上层文化的年代在距今3000~2600年阶段。

综合夏家店上层文化堆积、遗址分布以及出土动植物遗存的情况，我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推测本阶段仍然保持了农业与畜牧业并存的生业形态，但此时的定居特点并不十分突出，畜牧业可能出现了一定的流动性。

从夏家店下层文化到魏营子文化再到夏家店上层文化，生业形态经历了农业经济为主、存在畜牧业因素—农业经济逐渐缩减、畜牧业因素增加—畜牧业经济主导、仍存在农业因素的连续发展过程。但从文化内涵上来看，“夏家店上层文化与夏家店下层文化没有继承关系是毫无疑问的，至于同魏营子文化的关系，因为分布的地域基本不重叠，而且有相当一段时间是共存的，因此两者也不会有承继关系。”[44]故此，辽西地区生业形态的转变应当是由不同的人群完成的。

新疆史前考古学文化遗存的发现和确认是近年来最重要的学术成果，先后有阿勒泰地区哈巴河县阿依托汗一号墓地2座墓葬[45]、塔城地区额敏县霍吉尔特墓地1座墓葬[46]、和布克赛尔县松树沟墓地2座墓葬[47]、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尼勒克县G218沿线墓群1座墓葬（ⅢM5）[48]以及吉仁台沟口遗址的2座窑址[49]等。从尼勒克ⅢM5随葬腹饰斜向压印纹的束颈鼓肩尖底罐的形制来看，这批墓葬带有明显的阿凡纳谢沃文化特点。据兰州大学人骨碳氮同位素分析结果显示，“ⅢM5古人类与新疆其他遗址古人类的饮食构成比较一致，均是摄入了大量的动物资源。另外，人骨的碳同位素值表明，ⅢM5人群主要是以食草动物的肉类为食，此外还可能摄入了一定的小麦、大麦等作物以及野生植被或粟、黍等植物。”[50]尼勒克ⅢM5人骨经树轮校正后的碳十四数据为公元前2933~前2872年，[51]即距今4900年左右。吉仁台沟口遗址2座充满木炭的窑址是目前新疆北部地区发现的史前阶段最早的遗址之一，碳十四数据在距今4600~4400年阶段。[52]从目前的考古发现来看，伊犁河流域应该是阿凡纳谢沃文化分布的最南端，表明在阿凡纳谢沃文化的人群进入准噶尔盆地西北缘时，当时的人们可能在相对定居的条件下，已经进入了以畜牧业稍占优势的生业模式阶段。

多年来，新疆西部和北部地区已经发现了诸多距今4000~3000年之间的遗存，主要分布在喀什、伊犁、博尔塔拉和塔城地区，在乌鲁木齐、阜康和吉木萨尔等地也有零星发现，主要有塔什库尔干的下坂地墓地与尼勒克县的穷科克遗址等。[53]近年来规模较大的重要考古发掘，自西北向东南分别是：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温泉县的阿敦乔鲁、呼斯塔，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尼勒克县的吉仁台沟口和哈密地区巴里坤县的东黑沟等大型的聚落和墓地，这些遗址和墓地的发掘与研究，为我们进一步了解农牧交融和畜牧业的起源提供了新的材料和证据。

阿敦乔鲁遗址位于温泉县西北41公里的博尔塔拉河上游北侧，地处阿拉套山前的缓坡地带，海拔2300米，遗址范围近7平方公里，现已确认有11组包括居址和墓葬在内的石构建筑，[54]已发掘的有一号居住址和9座墓葬。[55]一号居住址有3座相互连属的房址（F1-F3），面积较大，彼此连通，各自应具有不同功能。房址墙壁由内外两边单砌的自然石块，中间填充杂土筑成，其中最南端建筑规整的长方形房址F1为半地穴式建筑，面积达425平方米，内部又有单独的功能分区。贾伟明在分析房址结构以及与欧亚草原游牧民房址进行比较后认为，“与史前时期的定居农业聚落布局和建筑形式有很大的差别。显然，之所以都是使用这样的聚落布局和建筑结构，很可能是由畜牧业生活方式的性质决定的。”[56]丛德新等结合房址布局及民族学调查材料认为：“F1房址的形制，与广义上的安德罗诺沃典型的房址有类似的特点，即：有着狭窄廊道式入口，大型长方形半地穴式建筑”，以F1为主体的一号居住址“很有可能是一处冬季营地（具有季节性的永久建筑），因而不排除人、畜同住的可能性……房址内的绵羊粪便可以解释为用作燃料，也可能是房屋顶部的覆盖物，显示了浓郁的牧区建筑特点”[57]。最新的研究则是通过对遗址内堆积物的植硅体、羊粪化石以及植物孢粉的提取和分析，揭示出该遗址的农作物是以黍、麦为主，兼有粟的结构，以及羊群的放牧多在植物已结籽的秋冬季节，为探讨本遗址为秋后的冬牧场性质提供了依据。[58]

阿敦乔鲁遗址共有13个碳十四测年数据，除一个数据明显偏早外，基本都落在公元前1769~前1500年之间，即大致在距今3800~3500年阶段，遗址延续使用近300年左右。

呼斯塔遗址位于温泉县东北约40公里的博尔塔拉河北侧，同样地处阿拉套山前的冲积扇地带，海拔1400~1600米，分别由北侧的黑山头军事瞭望与防御建筑遗存、中间的山前冲积扇遗址核心区的石构建筑群和南侧的小呼斯塔山顶军事防御遗存及哈如鲁山顶墓地与居址组成，在遗址核心区的居址由长方形主体建筑和前室、侧室、院落及院墙组成，面积达5000平方米。[59]“遗址出土的磨盘、磨棒表面附着有禾本科大种子植物淀粉粒，经残留物检测分析，疑似粟黍类农业产物。遗址出土的动物骨骼基本为草食的家畜动物，以羊（包括绵羊、山羊）和黄牛占绝对多数，其中羊最多（目前看来绵羊比山羊多），其次为黄牛，再次为马骨，虽数量不多，但各个遗迹均有出土。还有极少的狗、鹿和一些尚待确认的野生动物骨骼。马骨的DNA检测分析表明，11个个体属于家马。”[60]体现了畜牧业的发展和流动性的增加。贾笑冰认为：“当时的呼斯塔地区以畜牧业为主、农业为辅，存在少量的狩猎经济。”[61]

呼斯塔遗址哈如鲁墓地人骨测年数据落在公元前1682～前1431年之间，即距今大约3750~3450年的年代范围，正处于欧亚草原广泛分布的安德罗诺沃文化时期。

吉仁台沟口遗址位于尼勒克县喀什河中游北岸三级台地上，海拔约1200米，由居住址和大型高台墓葬组成。发现的房址大小不一，最大的房址204平方米，最小的仅20多平方米，发现了大量的煤块和煤渣，以及陶范、石范和铜矿石等，使用煤炭作为燃料贯穿遗址使用始终。高台为边长120米的方形，周边以经过修整的石块砌筑，2019年的发掘证明这是同一文化的一处早期的大型墓葬。[62]“遗址内动物骨骼数量极多，鉴定分析表明以家养的羊、牛、马为主。稳定同位素食谱研究显示，羊、牛采取放养与饲喂相结合的方式，马主要是以放养的形式进行管理。残留物检测分析表明陶器内部有奶和脂肪的残留。”[63]沟口遗址多个碳十四测年数据表明这处遗存的年代为距今3600~3000年阶段，属于青铜时代晚期，发掘者将其区分为顺序发展的三期，其间房址由大型逐渐向小型转变，最后过渡到只有灶址的小型居址，“这些迹象表明遗址的先民们已进入成熟的畜牧阶段。”[64]

东黑沟遗址位于巴里坤县石人子沟的东天山北麓，海拔1800~2100米，面积约8.75平方公里，发现了数量较多的石筑高台、石围居址、墓葬和大量的岩画。发掘者将该类遗存分为两个大的发展阶段，并认为其中的早期遗存与哈密地区公元前1千纪左右的焉不拉克墓地等存在联系，“代表的应是一种在当地延续发展的土著文化”[65]。“石人子沟高台石构建筑遗址下层活动面和上层活动面年代不同，下层测年数据显示其绝对年代处于公元前1200～前900年之间”[66]，也即距今3200～2900年阶段。在东黑沟高台建筑CT1H24灰坑中，出土了较多的羊骨和7个羊头骨。[67]从发现的大量动物骨骼的个体提供肉量分析，绵羊为44.6%，黄牛为37.9%，马为8.9%，双峰驼为3.4%，鹿科动物为2.7%，野猪等不超过1%，其中绵羊、黄牛和马给人类提供了91.5%的肉量，此外，在石磨具表面均发现有残留的大麦淀粉粒，表明其经济形态是以畜牧业为主，同时还有少量农业、采集和狩猎业的存在。[68]

从阿敦乔鲁、呼斯塔、吉仁台沟口和东黑沟等遗址中发现的大型石构建筑居址、分布有序的墓葬群、聚落周边的防御性建筑和石围墙，以及出土的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所体现的文化面貌等，均反映出当时的人群都较长时间地使用同一聚落。以羊、牛、马为主的家畜骨骼的大量出土及所占比重的不断增加，陶器和石器生产工具上植物淀粉粒和植硅体的提取鉴定，证明存在麦和粟、黍一类农作物的栽培等，又表明当时生活在这一区域人群的生业经济中，畜牧业已经占据了相当的比重，并且已经开始利用畜牧业副产品，农业和采集狩猎的比重较低。从阿敦乔鲁和呼斯塔两处遗址房址的形制与定居农业聚落房址的区别，以及可能存在冬夏营地的推论，吉仁台沟口房址由大变小再到只有灶址的变化过程，则都指向“先民们应该已进入成熟的畜牧阶段”[69]。

中国北方农牧交融生业形态的转化和畜牧业起源的问题，应当在充分了解这个区域考古学文化各阶段遗存生业形态的前提下，以更为广阔的蒙古高原和欧亚草原的视野，去探讨文化适应、生态环境变迁和古代族群的迁徙等因素交互作用的复杂过程。在这一问题上，对于我们重点讨论的三个地区而言，其在具体问题方面表现得各有侧重。

在内蒙古中部商都县的章毛勿素遗址，曾经发掘出土了属于庙底沟阶段的房址和以彩陶盆为代表的一组陶器及诸多琢制的细小石器。[70]在蒙古国东部的东方省和肯特省曾经发现过一系列的公元前4000~前2000年的史前文化遗址，出土了石磨盘、石锄、石杵等农业工具，还出土了大量驯化的马、牛、羊骨骼，以及刮削器、动物雕像等与畜牧和狩猎相关的文化遗物。[71]本世纪初在阿拉善盟阿左旗调查发现的苏宏图遗址中，发现了石磨盘、磨棒和篦点纹的褐陶片，年代应在距今4000年左右，在遗址的一个缓坡上布满了打制精细的小石核、细石叶和石矛头等，应当是一个细小石器的加工场所。[72]

这些发现说明，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内蒙古中部及其以北的蒙古高原南部地区应该是以农业经济为主的区域，但遗址中普遍存在的细石器遗存，则明确告诉我们，在这个海拔较高、丘陵起伏、人口密度相对较小的区域，野生动物的狩猎和家畜的饲养是经济生活不可或缺的重要补充。王明珂认为：“当新石器时代晚期时，类似中原的仰韶、龙山文化沿着鄂尔多斯边缘的黄河两岸分布。因为干旱的气候特质，使得当地人群对动物的依赖较中原的仰韶、龙山农人为甚。”[73]此论说甚为有理。林沄先生为此专门指出，王明珂所言“内蒙古中南部新石器时代遗址中细石器占有一定比例，说明该地区居民比中原同期居民更依赖畜牧或狩猎。套北地区的细石器比例比其东其南地区更大，河套以西地区的细石器最发达，说明该地区农业在生业中的地位是由南往北、由东向西递减的。这种观点是值得重视的”[74]。威廉·哈维兰（W.A.Haviland）也认为：“畜牧生计是人类对大草原、山区、沙漠或其他早期农业文化所不能适应地区的文化适应。”[75]

可见，一个特定区域的人群必须根据生存条件和环境，在原有文化属性的基础上进行适应性调整，才能逐渐形成赖以生存的新的生业模式。

环境与气候的变化是导致农业向畜牧业转化的重要原因。在全新世大暖期开始到来之际，中国北方地区目前发现的最早的以采集、种植和狩猎为生业手段的居民是以内蒙古中部化德裕民、四麻沟遗址和河北北部康保兴隆、尚义四台遗址为代表的遗存，从出土的尖圜底、小平底筒形罐和骨柄石刃刀反映的文化面貌来看，其极有可能是在西伯利亚气候逐渐变冷时南下的人群，随后才是中原仰韶人群的北上和开拓，形成了脱胎于半坡文化和后岗一期文化的以旱作农业为主的白泥窑子文化[76]和石虎山类型[77]，并在此基础上产生了适应温湿气候环境、以从事农业为主、兼营狩猎和少量家畜饲养的、具有鲜明地方文化特征的庙子沟文化[78]和阿善文化[79]。在距今5000年的一次大幅度降温之后，岱海周边地区发展起来的是仍以农业为主的老虎山文化，[80]其最显著的特点就是营建了前、后室结构的窑洞式居址，以适应变冷的气候环境。

在距今4200年前后阶段，气候逐渐恢复到较好的温暖条件，[81]内蒙古中南部逐步发展起来的属于龙山阶段的永兴店文化，[82]在以农业经济为主的基础上，猪、牛、羊等家畜饲养逐步发展起来。在此基础上，朱开沟文化开始兴起和繁荣，但随着环境的持续暖干，农业经济的发展受到较为严重的限制，于是朱开沟文化以养羊为主的畜牧业可能从第二期开始兴起并逐渐成为生业经济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统计数据表明，至朱开沟遗址第五期时，以畜牧业为主导的生业经济可能已经形成，特别是西岔文化马骨的发现，表明可能在距今3200年左右，畜牧业经济已经在这个地区基本形成。乔晓勤认为：“在讨论游牧文化起源时，我们同时还要考虑在某些地区由当地早期狩猎—采集群体直接转变到畜牧经济的可能性，也要注意在气候因素影响下，不同地区独立地由农牧混合型经济转为单一畜牧经济的情况。”[83]

可以说，朱开沟遗址反映的恰恰是同一人群为了适应这一区域气候环境的变迁，而由农业为主逐渐向畜牧业为主的生业形态转变的动态过程。

辽西地区的新石器时代基本走过了与内蒙古中部地区大致相同的生态变化过程，其持续约三千年的温暖较湿润的环境，可能表现出了相对更为优越的生存环境。距今8000年左右的兴隆洼文化以大型的环壕聚落为其主要标志，生业形态仍是以采集和狩猎为主。[84]从距今7000年左右至5000年前的赵宝沟文化和红山文化阶段，由于大型石耜和石刀等一系列磨制精美的农业生产工具的普遍使用，反映了农业经济的发展，但动植物遗存的鉴定又表明，狩猎和渔猎经济以及伴随的家畜饲养一直占有较大比重。在距今5000年以近的小河沿文化阶段，辽西地区的人群和生业进入了全面衰退。李水城认为，由于该阶段气候恶化引起了科尔沁沙地的复活和扩展，从而导致了农业经济的迅速衰退。[85]其实这一变化与整个北方地区的气候环境干冷化是同步的。

通过对河北怀来太师庄泥炭剖面采集的连续沉积标本、植物孢粉和氧同位素等进行综合分析，可知“在中全新世时期，燕山南北长城地带作为一个地理单元，有着相同的气候演化过程”，在距今4200年之后，辽西地区的气候也逐渐由干冷向暖干转变，温暖的气候特征非常明显，[86]这为随后发展起来的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的有利环境。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是以农业为主，畜牧业因素占据一定比例，但仍然处于发展的初期。随着环境的持续暖干，草原植被不断发育，农业经济发展受到较为严重的限制，在距今3400年左右，夏家店下层文化消亡了，有学者认为是环境的不断恶化导致了本文化人群的南迁。[87]取而代之的魏营子文化的农业经济较夏家店下层文化萎缩，特别是其西北部的喜鹊沟类型在驯养动物的数量上占绝对优势，并且发现了家马的存在，这一现象反映的应该是畜牧业经济适应环境而逐步增长的状态。随后发展起来的夏家店上层文化，虽然在一定程度仍然保持了农业与畜牧业并存的生业形态，但此时的定居特点并不十分突出，出土的一定数量的马骨和马具，可能反映了畜牧业的扩大和流动放牧的出现。

值得注意的是，辽西地区距今4000~2600年以近的农业与畜牧业的交融，以及畜牧业的产生和发展，是在气候环境不断发生变化的过程中，由并不彼此关联的人群完成的。

有关古代族群迁徙的资料，以新疆北部地区的考古发现最为典型。目前考古发现的此类遗存从年代上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距今5000~4000年）：以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尼勒克县G218沿线墓群ⅢM5、阿勒泰地区哈巴河县阿依托汗一号墓地2座墓葬、塔城地区和布克赛尔县松树沟墓地2座墓葬和额敏县霍吉尔特墓地1座墓葬，以及吉仁台沟口遗址的2座窑址等为代表；第二阶段（距今4000~3000年）：以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温泉县的阿敦乔鲁、呼斯塔、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尼勒克县的吉仁台沟口和哈密地区巴里坤县的东黑沟等大型的聚落和墓地为代表。

第一阶段遗存除吉仁台沟口遗址2座窑址的文化性质尚不能确定之外，其余都是墓葬遗存，从墓葬形制、埋葬习俗、出土随葬品到碳十四测年，均可判断其应属阿凡纳谢沃文化遗存。[88]阿凡纳谢沃文化为南西伯利亚铜石并用时代文化，分布于叶尼塞河中游米努辛斯克盆地和阿尔泰地区。崔银秋等所做的DNA研究初步结果显示，“此次发现的ⅢM5人群与早期西西伯利亚人群（West_Siberia_N）遗传上很接近，同时与草原人群有一定的混血现象。”[89]张林虎的体质人类学鉴定认为：“以尼勒克G218组为代表的古代人群一方面与阿凡纳谢沃文化人群呈现出一定的相似性，另一方面又与年代接近的天山北路文化[90]人群表现出相似性。这或许反映出，新疆地区青铜时代早期古代人群呈现多样性分布。”[91]说明广布于南西伯利亚的早期阿凡纳谢沃人群，在北方干冷时期到来时，南下到达了阿尔泰山以南和伊犁河谷地带，在和当地人群相互融合的过程中，继续从事着以放牧绵羊、牛、马等家畜为主，并兼营狩猎和采集的早期畜牧业经济。

第二阶段遗存除了早先调查发现和清理的墓葬和遗址外，都是大型的聚落和墓地，据目前公布的发掘报告和初步研究，从聚落形态、居址形制、墓葬类型和丧葬习俗等来看，这个阶段的遗存带有明显的安德罗诺沃文化[92]特征。安德罗诺沃文化为西伯利亚及中亚地区的青铜时代文化，其分布范围东至叶尼塞河，西达乌拉尔山，北界西伯利亚森林南缘，南到中亚内陆草原的广大区域。据气候研究资料显示，在距今4000年以近的新疆北部地区，环境较为暖干，灌木和草本等旱生植被占据优势，[93]因此，在北方掌握着青铜铸造技术的安德罗诺沃人群便进入了这片水草丰美之地，从事着以畜牧业为主，以农业和狩猎作为补充的生业经济，逐渐营造起较为固定的大型聚落和军事防御体系，并由此可能发展起了冬夏轮歇放牧的较为发达的畜牧业经济。随着环境的持续暖干和马匹的使用，本地区的畜牧业流动的范围可能变得更为广阔。

林沄先生指出：“这一地区之所以成为较一致的文化带，除因生业上的一致性外，还有文化上彼此交融的一面，而文化交融有一部分是由人群的迁徙造成的。”[94]从目前的考古发现来看，新疆北部地区的伊犁河流域是阿凡纳谢沃文化人群迁徙分布的最南端，其后在最适合畜牧业经济发展的阶段，安德罗诺沃人群又迁徙到这一区域，并且活动范围有所扩大，并在这里形成了中国北方最早的畜牧业生业模式。

通过逐渐增加的考古学资料，对鲜有文字记载的中国北方距今5000~3000年阶段人群生业模式进行梳理研究，探讨农牧交融和畜牧业产生与发展的过程，应该是当代考古学界不可回避的问题。

本文根据目前资料掌握的程度，选取内蒙古中部、辽西和新疆北部地区作为研究对象，在初步归纳考古发掘材料的基础上，尽量利用动、植物考古、环境考古和体质人类学研究的最新成果，结合碳十四测年和DNA检测数据综合考量后，我们对中国北方地区不同阶段、具有不同特征和不同发展轨迹、各具自身特点的生业模式得出如下初步认识：

1.中国北方农牧交融与畜牧业起源的发展与史前西伯利亚古代文化的南下、中原仰韶文化的北上及中亚古代文化的影响存在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2.中国北方地区广袤的丘陵草原和较干旱的气候条件，使得当地的人群在从事采集和农耕的同时，比中原的人群更依赖于对动物的狩猎和饲养，因而长时段地保留着混合经济生业形态。

3.中国北方从早期以采集和狩猎为主的大型聚落，到采集和狩猎依然存在下的农业聚落的繁荣，再到农耕的衰退和畜牧业经济的最后形成，体现的是生态环境变迁、文化适应和古代族群的迁徙等因素交互作用的复杂过程。

4.在内蒙古中部和辽西地区全新世早期遗址中，作为主要生业形态普遍存在的狩猎和家畜饲养，以及其后较长时段内的农牧混合经济的存在和发展，是畜牧业经济形态最后形成的基础。

5.在新疆北部、内蒙古中部和辽西地区从距今5000年以近渐次形成的畜牧业经济形态，是气候变化、人群迁徙和文化交融的结果，从畜牧业形成的基本时间来看，新疆北部最早，内蒙古中部其次，辽西最晚。

综上所言，中国北方地区农牧交融和畜牧业起源的过程可以概括为：距今8000年以上的人群，如裕民、兴隆洼等遗址，是以采集狩猎为主，开始出现家畜饲养。距今7000~5000年左右阶段人群，如白泥窑、石虎山、庙子沟、赵宝沟、红山阶段遗存，则是以逐渐繁荣的农业和一直存在的狩猎和家畜饲养相伴随的混合经济阶段。距今5000~4000年阶段，在新疆北部的伊犁河流域，由于阿凡纳谢沃人群的迁入，可能最先开始了以畜牧业经济为主的生业模式；内蒙古中部的河套地区处在仰韶向龙山的过渡阶段，产生了阿善、老虎山和永兴店一类遗存，生业形态仍以农业为主，兼营狩猎和家畜饲养；辽西地区却处在农业遗存的衰退阶段。距今4000~3000年以近阶段，新疆北部阿敦乔鲁、呼斯塔、吉仁台沟口和东黑沟等青铜时代大型聚落和墓地，反映的可能是安德罗诺沃人群的进入及与当地人群的融合，畜牧业经济已经占据了主导地位，农业和狩猎经济成为必要的补充，马的驯化与饲养，说明已经存在了冬夏转场放牧的可能；内蒙古中南部朱开沟遗址五期遗存应当是反映同一人群的生业形态在这一区域由农业为主，逐步向畜牧业转变的典型例证，到西岔文化阶段，畜牧业经济可能已经成为经济的主导；辽西在经历了夏家店下层文化以农耕为主的经济繁荣之后，在魏营子文化和夏家店上层文化阶段，家畜饲养的扩大和马的驯养及大量马具的出土，可能代表了在进入距今3000以后，辽西地区也进入了以畜牧业为主的生业阶段。

[1]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北方游牧与农耕民族交融的考古学研究”（项目批准号：14AKG002）阶段性成果。

[2] 林沄：《中国北方长城地带游牧文化带的形成过程》，《燕京学报》新十四期，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95页；杨建华：《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北方文化带的形成》，文物出版社，2004年，第121~124页。

[3] 林沄：《中国北方长城地带游牧文化带的形成过程》，《燕京学报》新十四期，第95~146页；乔晓勤：《关于北方游牧文化起源的探讨》，《内蒙古文物考古》总6、7期，1992年，第21~25页；王明珂：《鄂尔多斯及其邻近地区专化游牧业的起源》，《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六十五本第二分，1994年，第375~434页；乌恩：《欧亚大陆草原早期游牧文化的几点思考》，《考古学报》2002年第4期，第437~470页；邵方：《中国北方游牧起源问题初探》，《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第144~149页；杨建华：《欧亚草原经济类型的发展阶段及其与中国长城地带的比较——读〈欧亚草原东西方的古代交往〉》，《考古》2004年第11期，第84~90页；滕海键：《游牧经济的兴起和发展——以燕北西辽河流域为考察对象》，《东北史地》2011年第5期，第44~47页；冯宝：《内蒙古中南部先秦时期生业形态的考古学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9年。

[4]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2014年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考古发现综述》，《草原文物》2015年第1期，第1~15页；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2015年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考古发现综述》，《草原文物》2016年第1期，第1~13页。

[5]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故宫博物院考古研究所，乌兰察布市博物馆，化德县文物管理所，胡晓农，包青川，李恩瑞，陈文虎，贾超，任喜贵，刘雪峰，王涛：《内蒙古化德发现裕民文化村落遗址》，《中国文物报》2018年2月23日第8版。

[6] [中国国家博物馆，河北省文物研究所，郭明建，王刚，邱振威：《河北康保兴隆遗址发现旧石器末期至新石器早中期遗存》，《中国文物报》2019年10月11日第8版。

[7] 张家口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北尚义县四台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简报》，《考古》2018年第4期，第3~15页。

[8] 杨建华：《欧亚草原经济类型的发展阶段及其与中国长城地带的比较——读<欧亚草原东西方的古代交往>》，《考古》2004年第11期，第85页。

[9] 郑君雷：《西方学者关于游牧文化起源研究的简要评述》，《社会科学战线》2004年第3期，第222页。

[10] 冯宝：《内蒙古中南部先秦时期生业形态的考古学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博士学位论文，第178页。

[11] 魏坚：《庙子沟与大坝沟——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3年，第535~537页。

[12] 黄蕴平：《庙子沟与大坝沟遗址动物遗骸鉴定报告》，见魏坚：《庙子沟与大坝沟——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附录五，第603页。

[13]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准格尔旗永兴店遗址》，《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第一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4年，第235～245页；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准格尔旗二里半遗址第二次发掘报告》，《考古学集刊》11，1997年，第84～129页。

[14]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鄂尔多斯博物馆：《朱开沟——青铜时代早期遗址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0年，第282～286页。

[15] 冯宝：《内蒙古中南部先秦时期生业形态的考古学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博士学位论文，第130～131页。

[16]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清水河县文物管理所：《清水河县西岔遗址发掘简报》，《万家寨水利枢纽工程考古报告集》，远方出版社，2001年，第60～78页；曹建恩，孙金松：《内蒙古清水河县西岔遗址发掘取得重要成果》，《中国文物报》2004年11月19日第1版。

[17]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碳十四测年数据，资料未公布。

[18] 杨春：《内蒙古西岔遗址动物遗存研究》，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年，第4～5页。

[19] 汤卓炜，曹建恩，张淑芹：《内蒙古清水河县西岔遗址孢粉分析与古环境研究》，《边疆考古研究》第3辑，科学出版社，2004年。

[20] Li Liu，Neil A.Duncan，Xingcan Chen，Hao Zhao，Ping Ji，Changing Patterns of Plantbased Food Production during the Neolithic and early Bronze Age in Central-south Inner Mongolia，China：An Interdisciplinary Approach.Quaternary International.2016，Vol.419，pp.36-53.

[21] 汤卓炜，郭治中，索秀芬：《白音长汗遗址出土的动物遗存》，《白音长汗——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附录一，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546～575页。

[22] 黄蕴平：《牛河梁遗址出土动物骨骼鉴定报告》，《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发掘报告（1983—2003年度）》，文物出版社，2012年，第507～510页。

[23] 郭大顺，张克举：《辽宁省喀左县东山嘴红山文化建筑群址发掘简报》，《文物》1984年11期，第9页。

[24] 索秀芬，李少兵：《辽西地区新石器时代动物遗存》，《草原文物》2013年第1期，第46~47页。

[25] 辽宁省博物馆，昭乌达盟文物工作站，敖汉旗文化馆：《辽宁敖汉旗小河沿三种原始文化的发现》，《文物》1977年第12期，第7~9页。

[26] 郭治中，郭丽：《三座店石城遗址与夏家店下层文化若干问题之我见》，《草原文物》2014年第1期，第89页。

[27] 陈平：《夏家店下层文化研究综述》，《北京文物与考古》第五辑，燕山出版社，2002年，第99～123页。

[28] 李恭笃，高美璇：《夏家店下层文化若干问题研究》，《辽宁大学学报》1984年第5期，第52页；李宇峰：《西辽河流域原始农业考古概述》，《农业考古》1986年第1期，第81页；田广林：《西辽河流域原始农业的发生及其发展》，《昭乌达蒙族师专学报》1991年第4期，第5~6页；王惠德：《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发现与研究》，《昭乌达蒙族师专学报》2000年第5期，第38页；刘国祥：《兴隆洼文化居室葬俗再认识》，《华夏考古》2003年第1期，第50页；王立新：《辽西区夏至战国时期文化格局与经济形态的演进》，《考古学报》2004年第3期，第256页；田广金，郭素新：《早期中国文明：北方文化与匈奴文明》，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235页。

[29] 王立新：《大山前遗址发掘资料所反映的夏家店下层文化的经济形态与环境背景》，《边疆考古研究》第6辑，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353页。

[30] 辽宁省博物馆，昭乌达盟文物工作站，赤峰县文化馆：《内蒙古赤峰县四分地东山咀遗址试掘简报》，《考古》1983年第5期，第424页。

[31] 孙永刚：《试论夏家店下层文化生业方式——以植物考古学为中心》，《内蒙古社会科学》2013年第5期，第47页。

[32] 辽宁省文物干部培训班：《辽宁省北票县丰下遗址1972年春发掘简报》，《考古》1976年第3期，第201、208页。

[33] 张镇洪：《建平县水泉夏家店文化遗址兽骨研究》，《考古与文物》1989年第1期，第57~61页。

[34] 王立新：《大山前遗址发掘资料所反映的夏家店下层文化的经济形态与环境背景》，《边疆考古研究》第6辑，第353页。

[35] 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吉林大学文学院考古系：《内蒙古克什克腾旗喜鹊沟遗址发掘简报》，《考古》2014年第9期，第12~13页。

[36] 王立新：《辽西区夏至战国时期文化格局与经济形态的演进》，《考古学报》2004年第3期，第256页。近年喜鹊沟铜矿遗址的发现十分重要，该遗址出土的哺乳动物骨骼429块，可鉴定属种的标本有217块，包括了黄牛、绵羊、山羊、家马、家猪、家犬等家畜，以及马鹿、熊、鼢鼠和其他啮齿类野生动物，驯养动物在数量上占绝对优势。其中从肉食贡献率上看，黄牛达到78.5%，其他家畜占14.5%，野生动物合计占7%。汤卓炜，王立新，李东杰，刘玮：《内蒙古克什克腾旗喜鹊沟遗址出土动物遗存的鉴定与初步研究》，《考古》2014年第4期，第14~15页。

[37] 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克什克腾旗喜鹊沟遗址发掘简报》，《考古》2014年第9期，第13页。

[38] 王立新：《辽西区夏至战国时期文化格局与经济形态的演进》，《考古学报》2004年第3期，第257页。

[39] 赤峰考古队发掘资料。

[40] 辽宁省博物馆，朝阳市博物馆：《建平水泉遗址发掘简报》，《辽海文物学刊》1986年第2期，第22页。

[41]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宁城南山根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5年第1期，第133页；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赤峰上机房营子与西梁》，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249～250页。

[42] 王立新：《辽西区夏至战国时期文化格局与经济形态的演进》，《考古学报》2004年第3期，第257页。

[43]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宁城县辽中京博物馆：《小黑石沟——夏家店上层文化遗址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458～461页。

[44] 乌恩岳斯图：《北方草原考古学文化研究——青铜时代至早期铁器时代》，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215～216页。

[45]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新疆哈巴河阿依托汗一号墓群考古发掘报告》，《新疆文物》2017年第2期，第38页。

[46]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资料待刊。

[47]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和布克赛尔县219国道松树沟墓地考古发掘报告》，《新疆文物》2018年第1～2期，第75页。

[48] 刘汉兴，特尔巴依尔等：《新疆伊犁州墩那高速尼勒克段考古收获及初步认识》，《西域研究》2018年第3期，第137~139页；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考古文博系，伊犁州文物局，尼勒克县文物局：《新疆伊犁州墩那高速公路尼勒克段沿线考古发掘》，《考古》，待刊。

[49] 王永强，袁晓，阮秋荣：《新疆尼勒克县吉仁台沟口遗址2015～2018年考古收获及初步认识》，《西域研究》2019年第1期，第133~138页。

[50] 兰州大学资源环境学院西北及中亚环境考古中心安成邦团队检测并提供相关信息。

[51]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考古文博系，伊犁州文物局，尼勒克县文物局：《新疆伊犁州墩那高速公路尼勒克段沿线考古发掘》，《考古》，待刊。

[52] 王永强，袁晓，阮秋荣：《新疆尼勒克县吉仁台沟口遗址2015～2018年考古收获及初步认识》，《西域研究》2019年第1期，第135页。

[53] 邵会秋：《新疆地区安德罗诺沃文化相关遗存探析》，《边疆考古研究》第8辑，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84~90页。

[54]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温泉县文物局等：《新疆温泉阿敦乔鲁墓地发现家族墓葬“排墓”》，《中国文物报》2015年1月30日第8版。

[55]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博物馆，温泉县文物局：《新疆温泉县阿敦乔鲁遗址与墓地》，《考古》2013年第7期，第26~28页。

[56] 贾伟明：《史前游牧生业的考古学观察——新疆西天山史前聚落分析》，《西域研究》2018年第3期，第66页。

[57] 丛德新，贾伟明，艾莉森·贝茨，贾笑冰，葆拉·都曼尼：《阿敦乔鲁：西天山地区青铜时代遗存新类型》，《西域研究》2017年第4期，第25页。

[58] 邵孔兰，张健平，丛德新，贾伟明，崔安宁，吴乃琴：《植物微体化石分析揭示阿敦乔鲁遗址古人生存策略》，《第四纪研究》2019年第1期，第43~44页。

[59]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文物局，温泉县文物局：《新疆温泉呼斯塔遗址2017～2018年发掘收获》，《中国文物报》2019年3月9日第8版。

[60] 贾笑冰：《新疆温泉县呼斯塔遗址发掘的主要收获》，《西域研究》2019年第1期，第141页。

[61] 贾笑冰：《新疆温泉县呼斯塔遗址发掘的主要收获》，《西域研究》2019年第1期，第141页。

[62] 袁晓，罗佳明，阮秋荣：《新疆尼勒克县吉仁台沟口遗址2019年发掘收获与初步认识》，《西域研究》2020年第1期，第125页。

[63] 王永强，袁晓，阮秋荣：《新疆尼勒克县吉仁台沟口遗址2015～2018年考古收获及初步认识》，《西域研究》2019年第1期，第137页。

[64] 王永强，袁晓，阮秋荣：《新疆尼勒克县吉仁台沟口遗址2015～2018年考古收获及初步认识》，《西域研究》2019年第1期，第137页。

[65]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西北大学文化遗产与考古学研究中心：《新疆巴里坤县东黑沟遗址2006～2007年发掘简报》，《考古》2009年第1期，第26页。

[66] [KG(3x]习通源：《青铜时代至早期铁器时代东天山地区聚落遗址研究》，西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4年，第71页。

[67]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西北大学文化遗产与考古学研究中心：《新疆巴里坤县东黑沟遗址2006～2007年发掘简报》，《考古》2009年第1期，第8页。

[68] 习通源：《青铜时代至早期铁器时代东天山地区聚落遗址研究》，西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4年，第191～193页。

[69] 王永强，袁晓，阮秋荣：《新疆尼勒克县吉仁台沟口遗址2015～2018年考古收获及初步认识》，《西域研究》2019年第1期，第137页。

[70]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商都县章毛勿素遗址》，《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第二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第137～150页。

[71] 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第324页。

[72]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调查材料，现藏阿拉善博物馆。

[73] 王明珂：《鄂尔多斯及其邻近地区专化游牧业的起源》，《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六十五本第二分，1994年，第417页。

[74] 林沄：《中国北方长城地带游牧文化带的形成过程》，《燕京学报》新十四期，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01~102页。

[75] 〔美〕威廉·A.哈维兰著；王铭铭等译：《当代人类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345页。

[76] 魏坚，冯宝：《试论白泥窑文化》，《考古学报》2019年第1期，第1~22页。

[77] 魏坚，冯宝：《试论石虎山类型》，《边疆考古研究》第24辑，科学出版社，2018年，第181~191页；冯宝：《石虎山类型生业模式初探》，《农业考古》2018年第6期，第22~29页。

[78] 魏坚：《试论庙子沟文化》，《青果集——吉林大学考古专业成立二十周年考古论文集》，知识出版社，1993年，第85～100页。

[79] 魏坚：《试论阿善文化》，《青果集——吉林大学考古文博系建系十周年纪念文集》，知识出版社，1998年，第27～34页。

[80] 魏坚，冯宝：《试论老虎山文化》，《边疆考古研究》第26辑，科学出版社，2019年，第142~156页。

[81] 汤卓炜，曹建恩，张淑芹：《内蒙古清水河县西岔遗址孢粉分析与古环境研究》，《边疆考古研究》第3辑，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28页。

[82] 魏坚：《试论永兴店文化》，《文物》2000年第9期，第64~68页。

[83] 乔晓勤：《关于北方游牧文化起源的探讨》，《内蒙古文物考古》总6、7期，1992年，第23~24页。

[84] 汤卓炜，郭治中，索秀芬：《白音长汗遗址出土的动物遗存》，《白音长汗——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附录一，第570～574页。

[85] 李水城：《西拉木伦河流域的古文化、古环境与人地关系》，《边疆考古研究》第1辑，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228页。

[86] 靳桂云：《燕山南北长城地带中全新世气候环境的演化及影响》，《考古学报》2004年第4期，第494页。

[87] 宋豫秦：《科尔沁沙地沙漠化正逆轮回的人地关系初探》，《考古学研究》（五），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965页。

[88] Афанасьевский сборник：сборник научных статей/отв.ред.н.ф.степанова，а.В.Поляков.-барнаул：азбука，2010.4-15 с.

[89] 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古DNA实验室崔银秋教授等检测并提供相关信息。

[90] 张良仁等：《哈密地区史前考古》，《欧亚学刊》新5辑，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1～18页。

[91]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考古文博系，伊犁州文物局，尼勒克县文物局：《新疆伊犁州墩那高速公路尼勒克段沿线考古发掘·附录：新疆伊犁州墩那高速公路尼勒克段早期青铜时代墓葬人骨鉴定与初步分析》，《考古》，待刊。

[92] 邵会秋，张文珊：《新疆安德罗诺沃文化研究综述》，《西域研究》2019年第2期，第116~117页。

[93] 韩淑媞：《北疆巴里坤湖全新世环境变迁序列》，《地质科学》1992年第S1期，第257~258页；冯晓华，阎顺，倪健，孔昭宸，杨振京：《新疆北部平原湖泊记录的晚全新世湖面波动及环境变化》，《科学通报》2006年第S1期，第54页。

[94] 林沄：《中国北方长城地带游牧文化带的形成过程》，《燕京学报》新十四期，第11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