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西域研究》2015年第2期满洲八旗驻防新疆及其人口变化苏奎俊内容提要本文梳理了清代满洲八旗驻防新疆始末及满族人口在新疆的变化，认为由于受八旗制度的制约以及旗民界限的束缚，再加上战乱、疫病等因素的影响，新疆的满族人口难以健康发展。新疆的满族源于清代迁至新疆驻防的满洲八旗官兵，雍正时清军进驻巴里坤、哈密、吐鲁番，乾隆朝，清军先后平定准噶尔和大小和卓叛乱，于乾隆二十七年（1762）设置伊犁将军统辖天山南北。清军进驻之地兴建满城，允许官兵携家带眷，当时新疆满族人主要集中在伊犁、乌鲁木齐、奇台、巴里坤等地。一、满洲八旗迁驻新疆清初，凡是战略重地，均派有满族官兵驻守。乾隆二十四年（1759）天山南北全部平定，二十七年伊犁将军设立，八旗驻防格局随之形成。1.满洲八旗官兵迁驻伊犁伊犁为满洲官兵驻防首选之地。遣往伊犁驻防的满洲官兵主要有三批：第一批迁凉州、庄浪满洲官兵移驻伊犁。乾隆二十七年十二月（1763年2月），乾隆帝发布谕旨：“前因准夷未平，凉州、庄浪地处为西陲冲要，……今大功告成，巴里坤以西均成内地，凉庄既非边徼……现在伊犁建筑城堡，设立将军驻防屯田，与其三年一次派兵更番戍守,何如将以凉庄兵丁挈眷迁移，较为省便。”[1]1763年2月，军机大臣傅恒等遵此旨议奏：“凉州、庄浪旧驻满蒙兵3200名，现在无须防守，应遵旨令其携眷移驻伊犁……自明年起分为三起，按年起程。”[2]实际遣移时组建的满蒙官兵人数为：协领4员、佐领28员、防御28员、骁骑校28员、领催191名、前锋302名、马甲1771名、步甲600名、养育兵200名、炮手75名、匠役头目12名、匠役95名，计3334人。[3]首批西迁的携眷官兵，于1764年2月分三起迁往伊犁，至1766年8月陆续抵达。第二批热河满兵移驻伊犁。在首批官兵起程的同时，清政府又命令热河满洲驻防兵准备起程。热河驻防兵是驻防于避暑山庄、喀喇河屯、桦榆沟等处的由热河副都统管辖的八旗兵，官兵合计1032名。这批官兵及其眷属也按首批军民迁移的方法，即全员分10个队，每5队为一组。1764年5月两组军民先后出发，于7月之前抵达凉州和庄浪。在此稍作休整之后于1766年8月抵达伊犁。第三批西安满兵移驻伊犁。乾隆三十五年（1770），清廷决定自西安就近抽调一批满洲、蒙古官兵携眷迁驻伊犁。这批官兵总计2088人，其装备、盘费及口粮等费用由国家负担，标准与以往迁徙官兵同。然而，正当起程之际，情况发生变化，清政府平定大小和卓叛乱之后，喀什噶尔、叶尔羌、乌什等地的局势尚不稳定，急需派兵加强防务。因此，清廷从拟迁伊犁的西安满洲、蒙古官兵中抽调协领1员、佐领4员、防御5员、骁骑校5员、马甲600名，计615名官兵不带家眷前往上述地区换防。这615名官兵于乾隆三十六年四月换防期满撤回伊犁。[4]自西安拟迁伊犁的2088名官兵中，抽调615名官兵前去喀什噶尔之后，所余官兵及家属总分20队，于1770年1月18日起程，至乾隆三十六年三月底陆续抵达伊犁。至此，清政府拟定的派遣满洲、蒙古官兵携眷迁驻伊犁驻防的任务，经过8年才基本结束。三批迁驻伊犁的官兵已达6454名，加上家眷近2万人。2.满洲八旗官兵迁驻乌鲁木齐乌鲁木齐扼天山南北两路之冲，为北路第一富庶之地。满洲八旗驻防此地始设于乾隆三十八年（1773），调凉州、庄浪满营兵3000余名，初设参赞大臣，后以都统管辖，并辖巴里坤、古城副都统。乾隆三十六年十月初一，伊犁将军舒赫德具折奏称：“若于乌鲁木齐、巴里坤驻满洲兵应援，则可伊犁迤东军威相连，且地方形势甚为紧要，实于一切皆有裨益，永久巩固边疆。”“于此二地，务必考虑体系之完整，驻满洲兵有益。乌鲁木齐地方辽阔，土地肥沃，又相距伊犁不远，请驻满洲兵三千名。巴里坤地方无法容纳过多驻兵，请驻满洲兵二千名。”[5]舒赫德等人察看各处地形后，最终商定满洲官兵移驻乌鲁木齐。“移驻之兵，理合就近移驻。……凉州、庄浪之兵，原先特为防范厄鲁特而驻扎。仰赖皇上神威洪福，开拓疆域二万里，塞外各地均有驻兵，故有凉州、庄浪不必永久驻兵。即请全数移驻乌鲁木齐。”[6]议奏准行。三十七年三月，“凉州、庄浪二地之官共83员，马甲2700名，步甲300名，炮手40名，工匠24名，养育兵280名”，分为两组，第一组“派拨庄浪所有500名兵，补拨凉州上三旗九牛录900余名兵、正红旗蒙古牛录90余名兵”。三十七年八月二十日（1772年9月16日）陆续起程，途经甘州、肃州、安西州、哈密、辟展、吐鲁番等地，于当年十月至十一月陆续抵达乌鲁木齐。第二组全部是凉州驻防官兵，共有14个牛录，1500余名兵，派遣副都统1员、协领3员、佐领14员、防御14员、骁骑校14员等官员管带。自三十八年五月二十一日起陆续起程，于当年七八月间抵达乌鲁木齐。以上两组28队官兵计3300余名，皆为携眷驻防。[7]关于官兵及携眷人口情况，凉州副都统德云奏折中称：“本年移驻乌鲁木齐兵丁家眷，每队各有五百、六百余口。”据此，每队按照移驻550余口计算，28队官兵及家属大约有15400多人。此为迁至乌鲁木齐的满族人口基数，此人口发展至乾隆六十年（1795）底，除额定官兵3454名外，乌鲁木齐满营人口为：“满营壮丁一千一百一十四名，幼丁二千九百八十九名，男妇老幼共眷口一万五千九百八十一名。”[8]据此我们可以判断，当年迁至乌鲁木齐的满洲八旗官兵及家属人数应在15000名左右。3.满洲八旗官兵迁驻巴里坤、奇台巴里坤为天山北路门户。奇台境内土地肥沃，粮丰草美，宜于屯兵，有北塔山、大沙坡、六棵树以及南山的宽沟和前山隘口，有险可守，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乾隆三十八年清廷移西安、宁夏八旗兵2000名于巴里坤，四十一年，从巴里坤满营中移领队大臣1员携满营官兵1000名进驻古城（今奇台县）。4.满洲八旗官兵移驻吐鲁番吐鲁番是沟通内地与南北疆的孔道，战略位置十分重要，历代统治者多以吐鲁番为军事大本营，派重兵驻守。平定大小和卓叛乱后，吐鲁番是运输中转之重地，清廷在此处驻军较晚，乾隆四十四年六月，吐鲁番广安满城建成后，从乌鲁木齐满营壮丁内挑选500名携眷驻防。祁韵士在《西陲要略》中对清满洲八旗在新疆驻防分布进行了分析：“新疆满洲、绿营官兵分布南北两路，有驻防、换防之分。驻防者携眷之兵永远驻守，惟伊犁及乌鲁木齐、古城、巴里坤满洲、绿营皆然，吐鲁番满营兵亦如之。北路之塔尔巴哈台满兵则自伊犁调拨，南路之喀什噶尔、英吉沙尔、叶尔羌、乌什、阿克苏满兵，则自乌鲁木齐、古城、巴里坤调拨。”新疆满洲八旗官兵社会职责主要体现在军事方面，除了防守所驻满城外，还驻守台站、卡伦、换防塔尔巴哈台和喀什噶尔等处、巡查哈萨克和布鲁特边界及土尔扈特游牧等处地方、屯田，遇有内外战事需随时听候调遣。乾隆二十八年（1763）军机大臣傅恒等奏称塔尔巴哈台驻兵之重要性，其议为清廷采纳，清廷在此设驻防点，由伊犁满营及锡伯、索伦、察哈尔、厄鲁特四营内派1300余名官兵换防。清政府在新疆的驻军及官员设置，总体而言，重北轻南，首重天山北路，次重天山东路，天山南路则位于其末。因此南疆驻守满汉官兵额较少，而且是换防兵，亦非驻防兵，且不能携带家眷。新疆满洲八旗驻防重在北路，控制厄鲁特，对南路回部实行伯克制，建有八城，其中喀什噶尔、英吉沙尔、叶尔羌、乌什和阿克苏五城地接外藩，地位重要，故设满营兵和索伦换防，其中喀什噶尔兵额200名，其余各城140名左右，“此项兵丁非尽驻扎本城，兼有台站卡座差遣。”[9]均为骑兵。这样，满族遍布天山南北各要塞城镇，此后驻守各处的满族人口繁衍很快，到嘉庆年间，根据伊犁将军松筠调查：新疆满族人口已达68440人。其中惠远城满营22600人、惠宁城满营13340人、乌鲁木齐20000人、巴里坤6000人、奇台6500人。此人数也是新疆历史上满族人口的最高值。二、西北边疆危机，满洲八旗官兵受创人数锐减同治三年（1864），新疆爆发农民大起义，不久，阿古柏和布素鲁克在浩罕网罗了一批追随者，于同治四年侵入中国境内，南疆重镇英吉沙尔、喀什噶尔、叶尔羌、和田、阿克苏、库车相继被其攻占。1870年5月，阿古柏军队占据了东疆战略要地吐鲁番，并于年底进据乌鲁木齐和玛纳斯，大半个新疆沦陷。沙俄也乘机于1871年7月占据伊犁，中国的西北地区出现了严重的边疆危机。在战乱之中，新疆满洲八旗官兵遭受重创。伊犁满城：同治三年，伊犁地区爆发了以维吾尔与回族为主体的反清斗争，伊犁两个满营首当其冲，损失惨重。义军首先占领宁远城为根据地，经过血战，攻破了惠宁满城，歼灭清军两万余人。惠远“孤城，外无援军，内少积饷，势岌岌不可支”。同治四年四月八日，义军集中3万多（一说十余万）兵力，牵制河南锡伯营，围攻惠远满城。惠远满城缺粮，官兵一半饿死。义军在惠远城北门外开挖地道，通至惠远城北门下，同治五年正月十九日，用火药轰塌城墙，攻破了惠远满营，满蒙军民死伤上万人。伊犁将军明绪自尽，已革职的前伊犁将军常清被俘。至此，伊犁满营已彻底溃散。1871年7月4日，俄国以“代收代守”为名侵占伊犁全境，并将伊犁划归俄国七河省管辖。沙俄为达到永远侵占的目的，将惠远、惠宁、熙春等城毁其庐舍，取各城建筑材料于固尔扎城（宁远城）东的金顶寺，“营造市廛几二十里”。[10]惠远城在伊犁河北岸，兵燹后为河水冲溃。沙俄殖民统治伊犁的十余年间，伊犁八旗驻军遭受重大打击，人口锐减，旗屯废止。残余的满营军民有的逃到察哈尔和厄鲁特蒙古地区，有的投入到荣全在塔城建立的行营，伊犁满营已溃不成军。魏光焘的《戡定新疆记》记载：“当日东西建城有九，棋布星罗，形势完壮。自回逆陷之，俄人据之，夷城郭，满汉兵民杀戮之馀重遭迫协。”[11]据俄国占领伊犁时的统计，当时全伊犁的满族人口仅450人。[12]乌鲁木齐巩宁满城：同治三年（1864）春，巩宁满城都统平瑞借防饷为名，檄各州县加征民粮，严刑催逼，各地民情激愤，纷纷表示抗拒。这一风潮很快就波及奇台、木垒各地，回、汉农民团结一致，组成团练，开展武装反征斗争。平瑞派遣提督业布冲额带兵赴南山镇压，孰料刚走出巩宁城，就遭到团练武装的迎头狙击。平瑞、业布冲额被起义农民包围在巩宁城内，粮尽草绝，援兵不至，城陷，平瑞自戕。巩宁城里的满营旗兵开城投降。农民团练涌进巩宁城，四处放火，显赫一时的巩宁城，变成了灰烬废墟。[13]乌鲁木齐都统英翰曾奏报，农民起义“扑犯乌鲁木齐满城，经都督平瑞督军固守，被围八十余日，粮尽援绝，力竭城陷，现经查明自该故都统以下两万余人，同时殉难”[14]。古城满城：同治三年六月，奇台回族民众抗拒政府征民粮，联合木垒河、济木萨、阜康回民攻占古城，放火焚烧街市，围攻满汉二城，造成清军伤亡千余人。十一月，回民联络维吾尔族兵万余人攻占古城满城，并占据了北套桥。同治四年正月，回民又攻满城，保恒、惠庆率兵600余据城固守。色普诗新统带木垒河户民救援古城。二月初九，回兵再攻满城，惠庆督率官兵及全城居民奋力抵御，拼死巷战，相持不下，均被杀死，满城失守。[15]官舍民房均成瓦砾。路经此处的清代诗人萧雄记载：“满城自失陷至荒废，人迹寥落。”以致政府官员不得不“移署汉城内”办理公事。吐鲁番满城：吐鲁番驻守满营官兵在阿古柏入侵吐鲁番时，官兵散乱各处，为阿古柏势力占据。“广安城，于同治初年，回逆变乱，继而安集延逆酋阿古柏复据一十余年，光绪三年三月，大军克复吐鲁番，城雉堞多半倾圮。”[16]战乱之中，满营官兵损失惨重，据道光初《中枢政考》的记载：伊犁（惠远、惠宁）满兵14080人、乌鲁木齐3328人、巴里坤1068人、吐鲁番556人，是为新疆驻防之较著者。可是自战乱以后，“伊犁、巴彦岱、乌鲁木齐、古城、吐鲁番满兵”，“锋镝余生”，“迁徙流亡，所余仅150人”。[17]满城毁坏严重，在军府制下，军事力量的核心是散布于各地的满营，大敌之后，新疆的军事控制网络被摧毁，各地满营不是被消灭，就是苟延残存。刘锦棠在给清廷的奏折中指出：“哈密以西各满营旗丁，乱后孑遣仅存，旧制万难规复。”古城和乌鲁木齐两处旗兵驻防重地也已糜烂不堪，“古城满营房屋，久已鞠为茂草，该处旗丁总共不过十数人。”乌鲁木齐克复时，“满城倾圮，瓦砾荒凉，未见旗丁一人。”由于以上情况，造成统帅旗兵的都统、办事大臣、领队大臣等“兵少事简，几无异投闲置散”[18]。可见这一时期新疆的满族人口损失惨重。三、满洲八旗的恢复光绪四年（1878）清军打败阿古柏侵略后，胜利收复南疆，经过多次交涉，光绪八年从沙俄手中收回伊犁，将军金顺进驻伊犁，修复被废城池，恢复八旗制度。新疆建省之后，新疆各地的满族人一部分集中在伊犁惠远新城，一部分集中在古城。恢复伊犁旧满营：光绪九年（1883），伊犁将军经奏准，恢复满营营制，恢复后的惠远旧满营仍设8个旗，营设协领2员，左右翼协领各1员，佐领4员，防御和骁骑校各8员。其中正黄旗69户206丁口，镶黄旗78户196丁口，正白旗79户204丁口，镶白旗85户195丁口，正红旗86户220丁口，镶红旗81户208丁口，正蓝旗86户211丁口，镶蓝旗88户222丁口。[19]总计652户，1662人。这些人口合编为一营，驻惠远城，称为惠远城旧满营，人口比以往减少90%以上，其任务主要为维护惠远城伊犁将军府的安全，实际上当时他们也无法承担别的任务了。组建伊犁新满营：恢复后的惠远旧满营，内多老弱病残，人数不敷建制，已失去了往日的锐气。光绪九年（1883），金顺经与锡伯营商讨，向清廷奏请由锡伯营抽调闲散壮丁移补惠远城，组建新满营。经清廷允准组建的伊犁新满营建制如下：领队大臣1员，协领8员，佐领、防御、骁骑校各40员。总户数为697，总人口2527，其中正黄旗97户323丁口，镶黄旗82户326口，正白旗89户343丁口，镶白旗77户286丁口，正红旗89户307丁口，镶红旗86户331丁口，正蓝旗89户301丁口，镶蓝旗88户310丁口。[20]需要注意的是：伊犁组建新满营内部结构，因锡伯族占绝对多数，故拣放官职时，清政府打破传统由满族任职的规矩，1次将23个协领、佐领职位授予锡伯族。伊犁将军前后奏请由锡伯族补放新满营之协领、佐领、防御、骁骑校、笔帖式等大小官职51人次。新满营的任务，主要是保卫清政府在伊犁的统治机构，维护惠远等城的社会安定，另外，还要驻守伊犁河北的重要山口、渡口、要道等原旧满营驻守的卡伦。恢复古城满营：新疆建省后，刘锦棠“将南八城、北四城各满员都统大臣共裁十六缺，裁协领、佐领、防御、骁骑校等官一百四十四员，改设城守尉，驻防古城，统辖乌鲁木齐、巴里坤、吐鲁番三城旗兵均归并古城”。[21]光绪十二年（1886）六月由古城领队大臣德胜改为首任城守尉。光绪十四年，清政府将巴里坤、乌鲁木齐、吐鲁番三城的满营约1000余人，一并移往古城新满城，改八旗为六旗，史称“四城合一”。古城新满营编制为6旗：设佐领、防御、骁骑校各6员、笔帖式3员、前锋校6名、前锋30名、催总6名、领催30名、马甲728名、炮手12名、匠役12名、步甲177名、养育兵60名。[22]光绪十七年，古城满城内发生了一次流行性白喉，死去近千人，城中只余1000多人。光绪末年的人口统计：镶黄正白旗50户332丁口；正黄正红旗42户246丁口；镶白正蓝旗49户331丁口；镶红镶蓝旗58户438丁口；左翼蒙古旗35户268丁口；右翼蒙古旗51户300丁口，[23]其中满族人口1347人。清代新疆的满洲八旗中有“旗民不结亲”的风俗，指旗人不可以与旗外民人（不在旗的汉人为“民人”）结亲，这在满族内部又被称为“满汉不通婚”。这种旗民界限束缚了清代新疆满族人口的发展。至清光绪末年，三处满营恢复后的人口大概保持在3000余人。宣统年间，新疆的满族处境更趋困难。四、民国时期伊塔军政变化，满洲八旗化兵为民随着新疆军政体系变化，新疆满洲八旗体制逐步走向崩溃。杨增新执政后，将原清代的四领队大臣改为四领队官，在他的直接管辖下，“照旧管辖满蒙屯民”，办理“旗民”之间的纠纷。其职权“只有民事责任，无军政之职权”，原属下之正副总管、协领、佐领等官吏“概行撤裁”。伊犁官制改组的结果，是杨增新把伊犁的军政统辖权完全控制在自己手中。至此，军府体制最终退出新疆历史舞台，满洲八旗驻防解体。伊塔满洲八旗化兵为民。1912年，清朝灭亡，八旗制度被废，军府制终结。满族祖辈不事生产，吃皇粮的惯例一概废除，社会地位大变，伊犁等地的满营官兵弃甲归田，化兵为民，即“出旗为民”了。新疆驻防满营编入了旗籍，满营解体后，前后生活状况差别极大：“清季满人均领有相当之地亩及银粮以维生活，因而养成骄傲懒惰之习惯，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复沉于猎兽玩鸟，习练戏曲，以度其无忧之岁月。民国以后，官职解除，粮饷亦因断绝，遽失所恃。富有者，相继回北平，或变产经商。亦有务农者，除农事外，兼理养猪、鸭、鸡等副业。其所耕之地带，多在额敏河、伊犁河、特格斯河，近年收获颇丰。”[24]伊犁、塔城的满营官兵“出旗为民”。惠远城旧满营在恢复时仅余约2000人，伊犁辛亥革命爆发后余1400人。伊犁新满营组建时，锡伯官兵占绝对多数，官兵流失主要指锡伯族。伊犁革命后，废除满族特权待遇，新旧满营被遣散，驻防伊犁的旗兵归田务农，自谋生计，“新旧满营没有了将军都统，他们一出生就能领到的7两3钱银子也没有了，有的去做买卖，有的到圩子上去种地。”[25]一部分旧满营旗兵迁往伊宁苏拉宫(今伊宁市潘津乡苏拉宫村)从事农业生产，[26]另据谢彬的调查，1917年，归镇守使直辖的新旧满营、锡伯、索伦四营中“新满营辖地面积二千二百方里，人口2286，旧满营辖地面积一千八百方里，人口1428”[27]。后来一部分去伊宁和乌鲁木齐等地，从事各种职业，四处离散，一部分人改称汉族，满族人所剩不多。旗营制的废除使塔尔巴哈台新满营（实际上此新满营中的满洲官兵无几，多为锡伯、索伦官兵）也解体，民国元年，塔城参赞毕桂芳呈准“将达斡尔六旗及新满营裁撤归农，拨地安置”，塔尔巴哈台新满营中锡伯族官兵遂弃甲连同家属定居塔城县的哈拉哈巴克地方占荒开垦，开凿阿布都拉布哈的渠水，发展农业生产。古城满营解体化兵为民。民国初期，古城满营仍保留营旗建制，旗民主要靠国家粮饷为生，由城守尉管理。1914年，杨增新令裁旗为民，清末在古城的八旗满兵，一律化兵为民，耕种原来旗屯地亩。古城满营，优抚取消，旗营财源日竭，是时，古城满营旗民已增到2000余口，多半无业，生计异常困苦。其中富有的满族人迁往北京等内地，贫苦者四处逃散。6月，设古城旗民生计总务处。杨增新政府令古城城守尉多凌筹办旗民生计。主持开荒种地、开设生计铺、整顿马厂、水磨、学校、编练军队。至1915年4月，各项生计获利银6500多两。[28]8月，满营正式解散，旗民并入当地行政建制。解散后，发两年粮饷之六成(计银85632两)给该营兵民，按农工商三业各置恒产。据谢彬《新疆游记》记载：古城在上年(指民国五年)五月解兵籍为编民，归县知事管理，男女共千有五十三丁。高初两等学生七十二人。其生计困难非常，多售子女以食。”[29]1916年7月4日，正式取消古城满营城守尉，留在古城的满族，有的在古城西北部的北湾、西湾原来的“皇宫地”中分到土地，但因不习务农，不久就卖掉土地，分散各地自谋生计；官员则有的继续当官。不幸的是，1918～1919年间奇台满城发生了白喉和鼠疫，一部分满民死于瘟疫，侥幸活下来的也流徙至他乡。据统计：1947年奇台县满族有297人；1949年有289人。[30]民国成立之后，满洲正式改称满族，成为中华民国“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的成员之一，但是当时满族的境遇已大不如前，许多人不得不改为汉式姓名，以避免遭受不公正的待遇。辛亥革命至新中国成立前，由于战争和统治阶级的歧视和压迫，新疆很多满族人隐瞒了自己的民族成分，报为汉族。另外,辛亥革命之后，新疆的满族也突破了旗民界限，逐步与汉族通婚,后代有的改为了汉族，满语衰退（据驻防兵丁后代回忆：“满族到新疆来的时候已经不采用本民族的语言，而是操原来居住地区的汉语，只是有的句子中夹杂个别的满语词汇。”[31]），满族逐步汉化。因此，这一时期新疆满族人口急剧减少。1944年统计：全疆共有满族762人，其中迪化区31人，奇台县171人，伊犁区542人，塔城区9人、布尔津县2人，哈密区1人。到新疆解放时，新疆的满族人口仅有1000人左右，可见，民国时期新疆的满族人口发展处于低潮时期。五、新时期满族人口不断壮大新中国成立后，新疆贯彻党的民族政策，许多隐瞒族别的满族居民自愿恢复了本民族的身份，满族人口数量有所回升，尤其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的民族政策得到进一步落实，又有大批满族居民恢复了自己的民族成分。新疆满族人口由1976年的3639人猛增至1987年的12281人，人口增长率高达337.85%。[32]至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统计：新疆满族有19493人，其中男9910人，女9583人。至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统计：新疆满族有18707人，其中男9786人，女8921人。[33]满族人口较以前有大幅度的增长，主要分布于北疆，尤其集中分布在乌鲁木齐、伊宁、哈密、昌吉、奇台等市县，此人口分布格局和清代满洲八旗官兵驻防格局大致相同。满洲八旗驻防新疆之根本是维护满清在边疆的统治，使新疆这一多民族聚居区增添了新的成分——满族。他们与新疆当地民族不断互动，文化融入新疆，促成了新疆多元文化格局，形成了新疆多民族共存发展的格局。新疆满族人口发展稳定时期是在清代前期的乾嘉年间及1976年以后，而清代后期至民国时期则处于低迷时期。由于新疆满营官兵处于八旗制度这一组织之中，受八旗制度的种种制约以及旗民界限严格束缚，再加上战乱、疫病等因素影响，严重阻碍了满族人口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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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ristianity，I.B.Tauris，2016，p.124.[6]陈垣：《元也里可温教考》，《陈垣学术论文集》，中华书局，1980年，第5～6页。（作者单位：任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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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迁与变迁的索隐与通变——评《元代畏兀儿内迁文学家族变迁研究——以偰氏、廉氏家族为中心》编校：王润泽审校：宋

来源：《西域研究》2020年第4期关于新出梵本《八大灵塔礼拜赞颂》的研究[1]张梦妍内容提要本文围绕新出梵本《八大灵塔礼拜赞颂》（Aṣṭamahāsthāna-caitya-vadana-nāma-stava）展开研究。结合先行研究，文章首先综述了与该文本相关的汉、藏文版本情况。参照相关诸本，对该新出梵本进行文本校勘整理、评注与翻译，并对诸版本之间关系进行推定。文章后半部分通过梳理“八大灵塔”的文本与图像传统，进一步解读和分析新出梵本所包含的佛教史信息，辨析了其中“八大灵塔”具体所指。同时，新出梵本中诸多文句与早期传统暗合，可能暗示了文本较早的创作时间和背景。此外文末以余论的方式，分析了“八大灵塔”文本与图像的交错关系。在佛教传统中，常常会遇到“八大灵塔”的概念。在各类藏经中，也不乏与之相关的经典和注解。佛教艺术中更是作为一类特定的题材，在造像、壁画、建筑等艺术形式中加以表现。然而，无论对于其文本的文献学整理与研究，还是在佛教艺术等相关领域，关于“八大灵塔”仍有很多未被解决的问题。这种情况很大程度上是受限于研究材料。最近，随着梵本《八大灵塔礼拜赞颂》[2]的发现，有关“八大灵塔”的研究再次得以推进。本文拟围绕以下问题展开：第一，回顾“八大灵塔”相关文本的先行研究情况，归纳目前研究中尚未被很好解决的问题；第二，介绍新出梵本的相关情况，对该梵本展开校勘整理和评注翻译；第三，根据新出梵本的内容，结合文本与图像资料，对既往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分析和解释。一

来源：《西域研究》2020年第4期从碑铭中bark一词看突厥人“敬鬼神”之俗[1]陈浩内容提要突厥人在信仰实践方面，除了萨满教、佛教和祆教之外，汉文史料中还提到突厥人“敬鬼神、信巫觋”。一般学者都把此处的“信巫觋”作为突厥人信奉萨满教的佐证，但就“敬鬼神”一俗而言，中外史家鲜有论及。本文从突厥碑铭中一个被多数语文学家误读的突厥语词bark入手，结合汉文史料的记载，重构了突厥人“敬鬼神”的这一信仰实践。实际上，bark的准确含义是“祠庙”，是突厥人“敬鬼神”的场所。祠庙里供奉的既可以是值得敬畏的敌人，也可以是本民族的英烈。这揭示出突厥人信仰的丰富性。《隋书·突厥传》说突厥人“敬鬼神、信巫觋”，学者一般都把“巫觋”解释成萨满教的男性和女性巫师。[2]不过，这里提到的突厥人“敬鬼神”之俗，还没有学者讨论过。关于6~8世纪突厥人的信仰，囿于史料，学者们讨论得还不够充分。通过对汉文、突厥文史料的爬梳，还是可以找到一些雪泥鸿爪式的记载。作为一个草原游牧民族，突厥人的主流信仰是萨满教。在突厥碑铭中的叙事中，tengri（天）是最高的神，一切都是按祂的旨意执行。[3]除了“天”之外，突厥碑铭中还有umay（护佑女性和儿童的女神）以及“神圣水土”ıduk

来源：《西域研究》2020年第4期内容提要回鹘文《阿含经》皆于元代译自汉语，采用节选翻译的方式，具有在回鹘文中夹写大量汉字的特点。本文首次介绍国家图书馆藏回鹘文《阿含经》情况，对其来历、文献特点等进行了分析，并从语文学角度考察其中的3件，考证出其内容分别属于《中阿含经》（GT15-01）、《长阿含经》（GT15-41）、《别译杂阿含经》（GT15-02）。《阿含经》为早期佛教基本经典的汇集，音译阿晗、阿含暮、阿笈摩，意为传承的教说或集结教说的经典，由众多小经组成，详细地解说了佛陀的三学、四谛、十二缘起、三十七道品等修行原理和方法，兼说生死轮回、善恶报应及营生处事、伦理法则、普渡众生等思想。《阿含经》从东晋末年至南北朝初期开始陆续汉译。《中阿含经》据传于前秦建元二十年（384）由昙摩难提译出，共59卷，但全部已佚。后至东晋隆安二年（398）由僧伽提婆与僧伽罗叉汉译，共60卷，流传至今；《增一阿含经》于前秦建元二十一年（385）由竺佛念翻译，但译文未能尽善，后经僧伽提婆与竺佛念略加修改，改成51卷；《长阿含经》于后秦弘始十五年（413）由竺佛念翻译，共22卷；《杂阿含经》于刘宋元嘉十二年（435）由宝云翻译，共50卷。回鹘文《阿含经》皆译自汉文，其翻译风格、书写特点、语言特点独具特色，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其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

来源：《西域研究》2020年第4期中古时期的“生灵座”及其在西域的传播[1]吴正浩内容提要生灵座为中古时期流行于西域的一种宝座，主要指装饰有不同动物形象的座椅，为国王或宗教神祇所用，其产生与发展和西域文化交流密切相关。本文首先通过正史及佛教文献记载阐述了生灵座所具有的含义，即它是宗教及世俗王权的象征。其次，通过对考古发现相关的造像、壁画、木版画等图象资料的分析，探讨生灵座所具有的形象多样、流传范围广、含义丰富等特点。在此基础上梳理了魏晋南北朝至隋唐生灵座在西域的传播，并就其在吐谷浑及内地的传播也做了讨论。阿夫拉西亚卜博物馆位于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古城，其一层展厅中展示了古城23号遗址1号建筑中公元7世纪的壁画。壁画西侧主墙所绘的是粟特王拂呼缦（Varkhuman）接见各国使者的情景，国王双腿盘坐于宝座之上，宝座下方为左右两头卧狮（图1）。[2]关于宝座、卧狮，国内外学界均有相关研究。如季羡林先生曾提到印度国王所坐的“师子床”（即“师子座”），梵名为siṃhāsana。[3]宿白先生认为这种以生灵作为床或座的装饰，盛行于葱岭以西地区，其形象尤盛于佛教本尊像中，“生灵座”一词即出自佛家之语。[4]国外则有学者将其称为“瓦哈纳”或者“婆诃那”（vāhana）。[5]《北史·西域传》记载，安国王坐金驼座、何国王坐金羊座、漕国王坐金马座。[6]那么，史书中的“金羊座”“金马座”“金师子床”，是否可以对应博物馆壁画中的宝座？其来源、特点及如何在西域等地传播的？这就是本文所要探讨的主要问题。考虑到宝座涉及多种动物，本文采宿白先生说，将这种类型的宝座统称为“生灵座”。另外，本文所指西域为广义上的西域，即包括今新疆塔里木盆地南北以及中亚河中地区、西亚、印度等地。图1

《丝路文明》是由浙江大学“中亚与丝路文明研究中心”（国家民委“一带一路”国别和区域研究中心）主办的专业性学术期刊。以丝绸之路为主线，主要刊发相关历史文化研究、丝绸之路古遗址的考古发掘和考察新发现，以及与丝绸之路相关的学术史、学术性书评等。本辑收录相关论文、综述、书评等18篇，已全部推送，现刊发各篇文章链接，以惠学林。目

来源：《西域研究》2020年第4期内容提要自汉高祖用娄敬之策与匈奴和亲至汉武帝时北伐匈奴，汉匈间保持了约六十年的相对和平，学者们向来将其作为一体进行研究。但若统计这一时期匈奴南侵的实际情况，可以发现，以文帝十四年为界，西汉前期的汉匈关系可以分为两个不同的阶段：第一阶段，匈奴的入侵规模小，次数少；第二阶段，匈奴的入侵规模明显变大，次数增多，汉匈交恶时间明显增长，和亲政治衰萎。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西汉前期的和亲与后世不同，它建立的基础是匈奴单于的军事优势而非汉王朝的生产力优势，其本身不能起到缓和汉匈矛盾的作用。随着双方矛盾的逐渐加深，汉匈关系走向恶化，战乱频繁，此时的和亲仅成为汉王朝窘迫时暂时稳定匈奴的手段。自汉高祖平城之战后，用娄敬之策，与匈奴和亲，岁奉衣帛酒食，双方进入相对和平状态。然而，自贾谊、晁错以降，由于匈奴常常背约南下，学者对西汉前期匈奴对和亲的诚意多抱否定的看法，以致很多学者认为匈奴少信、和亲无用，其最经典的论述如班固在《汉书·匈奴传》中所言：昔和亲之论，发于刘敬。是时天下初定，新遭平城之难，故从其言，约结和亲，赂遗单于，冀以救安边境。孝惠、高后时遵而不违，匈奴寇盗不为衰止，而单于反以加骄倨。逮至孝文，与通关市，妻以汉女，增厚其赂，岁以千金，而匈奴数背约束，边境屡被其害。是以文帝中年，赫然发愤，遂躬戎服，亲御鞍马，从六郡良家材力之士，驰射上林，讲习战阵，聚天下精兵，军于广武，顾问冯唐，与论将帅，喟然叹息，思古名臣，此则和亲无益，已然之明效也。[1]近代学者如林幹、安作璋等亦持此观点，认为西汉前期的和亲“无补于汉族的安宁”[2]、“匈奴虽然得到和亲的利益，但并不遵守和亲之约，汉朝西北沿边诸郡备遭蹂躏”[3]。然而，若和亲确实无用，或收效甚微，高惠文景诸帝为何却与匈奴频繁和亲？且汉文帝既然“赫然发愤，遂躬戎服，亲御鞍马”，自“不是一味委曲求全”[4]，汉景帝亦有“匈奴入燕，遂不和亲”[5]的举动，却又为何给人留下西汉前期“一直采取和亲政策，对匈奴忍让，企图换取边境的暂时安静”[6]的印象？之所以有这样的问题，是因为西汉前期汉匈之间的战和态势并非是一成不变的。托马斯·巴费尔德意识到了汉匈之间战和交替的现象，但其认为这是匈奴“为了不断从汉政府获取更多的好处”[7]，没有意识到其阶段性变化。近年，熊贵平、王扩建提出汉廷招降纳叛的策略导致了文帝十四年匈奴大举入侵，[8]但并未对其背景进行深究。事实上，若统计西汉前期匈奴南侵的总体态势，可以看出，以文帝十四年为界，其前后呈现出鲜明的阶段性特征，这背后所体现的，是汉匈关系的恶化与西汉前期和亲政治的衰落。一从统计数据看西汉前期匈奴南侵的总体态势对于西汉前期匈奴南侵态势的分析，自司马迁《史记·匈奴列传》以来，已有诸多学者研究，和亲无效的结论亦多由此得出。然而，前人的分析过程中，往往忽视了匈奴政权是一个松散部落联盟这一重要参考因素，将匈奴视为一个整体，作出的分析难免有失于细节。在内亚史研究日益深入的今天，我们应当从更细致的角度分析这一问题。据《史记·匈奴列传》记载，匈奴“置左右贤王，左右谷蠡王，左右大将，左右大都尉，左右大当户，左右骨都侯。匈奴谓贤曰‘屠耆’，故常以太子为左屠耆王。自如左右贤王以下至当户，大者万骑，小者数千，凡二十四长，立号曰‘万骑’”[9]，每年仅有数次会盟，其实质是一种部落联盟的状态。“虽然所加入的部落首领是匈奴帝国领导机构中的一员，但是他们把得到的这种权力归功于自己本部落人民的支持，在地方仍然保持着相当的自治权。”[10]这样的统治体系，与中国封建王朝的家国天下有很大不同，匈奴单于的身份有着双重特性：一方面，他是匈奴政权的首领，是政权的战争领袖和对外政策的制定者，在这一方面，匈奴各部都应遵从其意志；另一方面，在日常生活中，“部落集团都是首先忠于自己部落首领，其次才是单于和他的王庭”[11]，单于的权威很难超出其本部——匈奴王庭而凌驾于其他部落首领之上。有了这样的认识，我们需对匈奴单于直属部落和匈奴其他部落加以区别，再来回顾西汉前期匈奴南侵的总体态势，便会有新的发现。有史所载的匈奴南侵事件如下[12]：表1

来源：《西域研究》2020年第4期内容提要全面抗战时期，为动员和团结各族民众参与“抗战建新”，新疆省政府采取多种措施开展民众政治动员，而社会教育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战时社会教育以识字扫盲和政治动员为主要任务，一方面，在识字扫盲中实施抗战宣传和政治教育；另一方面，运用巡回宣传、政治集会、戏剧运动、展览会等宣传方式，进行广泛政治动员。经过教育宣传，新疆各族民众的中华民族自觉意识日益高涨，积极参与各项抗日救亡工作。但在此过程中，仍存在封闭保守的社会环境对动员工作的制约、参加扫盲学员的流动性等问题。全面抗战时期，西北的战略地位愈益凸显，而新疆作为西北的安全屏障，更成为抗战的大后方和重要国际交通运输线。在全民抗战的背景下，新疆各族民众响应“抗战建新”号召，积极参与和支持各项抗日救亡工作，这一切与新疆省政府有效的组织和动员工作密不可分，而社会教育则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目前学界对抗战时期新疆社会教育研究较为缺乏。[1]本文拟在学界已有研究的基础上，以民国《新疆日报》为基础史料，结合档案、时人游记等资料，尝试从政治动员的视角切入，着重考察新疆省政府如何通过社会教育来实施民众政治动员，再现动员的整个动态过程和复杂面相，分析总结动员成效及存在的问题，揭示抗战时期新疆社会教育在政治动员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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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西域研究》2021年第1期伊犁将军及其满文奏折[1]吴元丰内容提要清入关定都北京建立起全国性政权后，经过百余年时间的不懈努力，最终统一了新疆天山南北，为了巩固统一和加强统治，乾隆二十七年（1762）设立伊犁将军，通过军府制治理新疆。伊犁将军作为新疆的军政首领，其职责十分重要，清廷也很重视伊犁将军的选拔任用，一般都从京城部院及八旗选派满洲或蒙古大员任职。他们在办理公务过程中按规定多以满文书写奏折，向皇帝请示和汇报问题，所以形成了一定数量的满文奏折。这些历任伊犁将军的满文奏折，内容丰富，涉及面广，包括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是第一手原始史料，具有其他文献资料无法替代的学术研究价值。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位于北京故宫博物院西华门内侧，保存明清两朝中央国家机关档案，绝大部分是清代档案。其中有满文档案200余万件，也有一部分蒙古文、藏文、托忒文、察哈台文等民族文字档案。在满文档案中保存着一定数量的伊犁将军奏折，具有重要的学术研究价值。一伊犁将军的设置及其职掌伊犁地处我国的西北边陲，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是通往中亚地区的交通要道，同时地理条件也非常优越，水草丰美，宜耕宜牧。清初，卫拉特蒙古准噶尔部游牧于此，建立地方政权准噶尔汗国。从顺治元年（1644）清军入关建立全国性政权后，在百余年时间内，清廷十分关注准噶尔汗国的动向，随时采取各种应对措施，一直没有放弃统一天山南北的努力。乾隆年间噶尔丹策零去世后，准噶尔汗国接连发生内讧，明争暗斗，汗位不时更替，不少台吉、宰桑等率众纷纷归附清朝。其中最有影响的是辉特部台吉阿睦尔撒纳，乾隆十八年（1753）率领部众2万余人归附清廷。长期的内讧和部众的流失，极大地削弱了准噶尔汗国的势力，为清廷统一天山南北提供了难得的良机。乾隆二十年（1755）二月，清廷发兵，分成两路，北路军从乌里雅苏台出发，由定边左副将军阿睦尔撒纳统帅；西路军从巴里坤出发，由定边右副将军萨喇尔统帅，开始向西挺进。不久，两路军在博罗塔拉会师，而后总攻伊犁，在格登山打败准噶尔汗达瓦齐，随之准噶尔汗国覆灭。清廷本想在卫拉特蒙古居住地区推行“盟旗制”，分封四汗，车凌为杜尔伯特汗、阿睦尔撒纳为辉特汗、班珠尔为和硕特汗、噶勒藏多尔济为绰罗斯汗，令其分管各自部众；天山南部维吾尔族居住地区仍保留其原有的伯克制度，以大和卓波罗尼都、小和卓霍集占为首管理。所以，在伊犁只留500名兵驻守，撤回大部分出征官兵。阿睦尔撒纳不满足于当一部之汗，而想当四卫拉特蒙古大汗，遂于当年八月乘清军大部队撤回之际，杀害领兵留守伊犁的将军班第、参赞大臣鄂容安后公开背叛清廷。清军攻入伊犁时曾率众归附的小和卓霍集占也乘机逃回天山南部，煽动大和卓波罗尼都共同发动了叛乱。自乾隆二十一年（1755）始，清廷又分西北两路军第二次远征伊犁。经过两年时间，清军大败阿睦尔撒纳，收复伊犁。接着又挥师南下，经过两年时间，乾隆二十四年（1759）平定了大小和卓叛乱。至此，经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的不懈努力，清廷最终平定了新疆天山南北。经过数年的战火纷飞，当时的伊犁地区人烟稀少，土地荒芜，城郭无存，防务空虚，百废待兴。为了巩固统一局面，加强西北边疆防务，清廷放弃了在卫拉特蒙古居住地区实行“盟旗制”的设想，决定驻兵屯田，一面抽调八旗和绿营官兵迁往伊犁驻防屯田，一面迁移天山南部维吾尔族人和内地民人到伊犁开垦种田。至于其管理体制，乾隆帝指出：“如伊犁一带，距内地窎远，一切事宜，难以遥制。将来屯田驻兵，当令满洲将军等前往驻扎，专任其事，固非镇道绿营所能弹压，亦非总督管辖所能办理。”[2]乾隆二十五年（1760）初，当时出征到阿克苏的参赞大臣阿桂奉命率数百名官兵和种田维吾尔族人抵达伊犁，不久被任命为伊犁办事大臣，又称总理大臣，专门负责办理当地事务。阿桂到达伊犁后着重落实两件事，一为防务建设，陆续调来几千名八旗和绿营官兵，设置台站卡伦，修建城池，巡查边界，搜剿盗贼；二为屯田积粮，除选派一部分绿营兵开垦屯田外，还从天山南部迁来数千户维吾尔族人种田纳粮。这样经过两年时间后，伊犁地区的形势发生了变化，防务力量初步得到加强，移民数量逐渐增加，农牧业生产开始恢复，建成官兵居住的绥定城和种田维吾尔族人居住的宁远城。在这种背景下，清廷最终决定选调携眷八旗官兵移驻伊犁，由起初的换防兵改为永久性的驻防兵，并且着手实施。同时，开始考虑伊犁地方职官的设置及其职权问题。乾隆二十七年（1762）十月十六日乾隆帝谕曰：“伊犁初定新疆之地，现在建城驻兵，此缺应作为将军，颁给印信，镇守地方。今明瑞在彼总办事务，即以明瑞作为总统伊犁等处将军，著该部照例给与印信敕书。”[3]这道上谕确定了两个问题，一是伊犁将军的设置，二是首任将军的任命，并未涉及伊犁将军的职权。当年十月二十三日军机大臣傅恒等遵旨议奏：“此缺（伊犁将军——引者注）系创设之缺，且在新疆，其管辖之区域，调遣之官兵，理合议定具奏，载入敕书，钦遵施行。臣等酌议，伊犁本系厄鲁特地方，现在彼处设置将军，自伊犁至乌鲁木齐、巴里坤，凡寻常事务，仍照旧例，由各该地方大臣办理。此外，若有兵丁调遣之事，则听将军调遣。回子各城虽有所不同，但与伊犁相距不远，理合以彼此相通为计办理，自喀什噶尔、叶尔羌至哈密所有回子各城，亦照巴里坤等处之例，驻各城官兵，皆听将军调遣，凡寻常事务，皆照旧例办理。又喀什噶尔、叶尔羌等处，皆地处边陲，回子各城地方，若有应急事件，需要调遣伊犁兵丁，亦准各处办事大臣咨商将军，就近调用伊犁之兵。如此是否妥当，恭候训示，钦遵施行。”[4]奉旨允准。这样就初步明确了伊犁将军的权限，指定为全新疆的最高军事指挥长官，有权调遣新疆天山南北所有驻防八旗和绿营官兵，除伊犁地区外，新疆其他地方，“凡寻常事务，仍照旧例，由各该地方大臣办理。”[5]八旗驻防是清朝立国安邦的根本制度之一。清入关之后，就在全国范围开始建立八旗驻防体系，选择各重镇要地派驻八旗兵丁，设置将军统率，至乾隆年间伊犁将军的设置，全国有盛京、吉林、黑龙江、绥远城、西安、江宁、杭州、福州、广东、荆州、成都、宁夏、乌里雅苏台和伊犁14处驻防将军。从各处将军的具体职掌来看，除盛京、吉林、黑龙江、伊犁4处将军外，其他10处将军都是纯军事驻防性质的，只管理本驻扎城或地区的八旗事务，并不干预绿营兵和行政方面事务。而盛京、吉林、黑龙江和伊犁将军则不然，全权负责管理当地的军政事务，但因各地事务有所不同，彼此间仍存在一些差异。伊犁将军的职掌是应和当地事务的治理需求而产生的，同时也随着当地军政事务的稳定而逐渐完善和确立。伊犁将军创设之初，驻防和屯田为其要务，所以其职掌主要体现在这两方面。后来随着新疆军政体制的建立和完善，以及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伊犁将军的职掌也相应地调整和完善。其职掌大体归纳为以下几方面：1.统帅伊犁、乌鲁木齐、巴里坤、哈密等地驻防八旗和绿营官兵，负责调遣塔尔巴哈台、喀什噶尔、叶尔羌、和田、阿克苏、库车等处换防八旗官兵，有权指挥各地驻防和换防官兵出征作战；2.凡新疆天山南北的重要军政事务和重大突发事件，负责通报和协商处理，而且有一定的决策权，必要时与驻防都统、参赞大臣、办事大臣等联衔具奏请旨；3.负责办理伊犁驻防八旗和绿营官员的拣选补放、考核引见、请假销假、纠参处分，以及蒙古王公和维吾尔族伯克的选拔任用、年班朝觐、革职治罪事务；4.负责办理伊犁驻防各营兵丁的挑选补充、军械配备、行围演练、坐卡巡边、治罪解退，以及派遣官兵赴塔尔巴哈台、喀什噶尔、叶尔羌、阿克苏等地换防事务；5.负责管理伊犁的屯田、牧厂、铜厂、铅厂、钱局、商铺，仓储、库储、工程，以及官兵和蒙古王公等人俸饷事务；6.负责审理伊犁的偷盗、抢劫、害命、强奸、债务等案件，并管理发遣废员和罪犯事务；7.负责处理与伊犁交界的外藩事务，主要是哈萨克诸部的交往关系，包括奉命派员册封哈萨克汗王，解送哈萨克朝觐使臣，与哈萨克进行贸易，以及相互查拿越界犯法人员等事务。伊犁将军是清朝中央政权派驻新疆的最高军政长官，首先全权管理新疆驻军的调遣和布防，负责新疆全局性重要事项的决策实施，以及突发性重大事件的应对处置；其次是负责管理伊犁的军事、行政、经济、司法以及藩属等一切事务，并且直接管带与其同城驻扎的惠远城满洲营官兵。惠远城是清代新疆的首府，是新疆的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中心。光绪十年（1884）新疆建省后，乌鲁木齐成为首府，巡抚驻此办公。伊犁将军虽不像盛京将军、吉林将军、黑龙江将军一样被废除，但其权限大大减少，仅仅管理伊犁驻防八旗及边防事务。二伊犁将军满文奏折的形成及其数量清朝对新疆采取了军府制下的多元一体的治理政策，在伊犁设置总统伊犁等处将军，简称伊犁将军，统辖新疆天山南北地区军政事务。在乌鲁木齐、塔尔巴哈台、喀什噶尔、哈密、喀喇沙尔、库车、阿克苏、乌什、叶尔羌及和田等地设都统、参赞大臣、办事大臣、领队大臣等官员，分管各地区军政事务，并且均受伊犁将军节制。同时，因地制宜、因俗而治，对不同的地区、不同的居民，推行不同的管理方式。在伊犁、乌鲁木齐、巴里坤、古城、吐鲁番等地八旗携眷官兵驻防地区施行八旗制，分设满洲、索伦、锡伯、察哈尔、厄鲁特等营，选授协领、总管、佐领、防御、骁骑校等员，管理各营军政事务；在天山南部和伊犁维吾尔族居住地区施行伯克制，挑选本地维吾尔族人任命为伯克，负责管理地方行政事务；在哈密、吐鲁番维吾尔族居住地区和天山南北蒙古族居住地区施行盟旗制，由各地方的维吾尔族和蒙古族王公等担任盟长、扎萨克等职，负责管理地方行政事务；在乌鲁木齐、玛纳斯、奇台等汉族居住地区施行郡县制，由内地选派中举候缺人员担任知府、知州、知县等职，负责管理管辖范围内的行政事务。这些各地各民族的官员，在驻当地将军、都统和大臣的监督和指导下开展工作，凡事必须请示汇报，不得擅自处理，若办事不力或失职犯法，则经驻扎将军、都统、大臣等奏请治罪。伊犁将军的办事机构称为伊犁将军衙门，与其他驻防将军衙门相比，其内部机构的设置也截然不同，独一无二，具有显明的特色。其他各地的将军衙门一般都设左司、右司和印房，左司分掌兵、刑之事，右司分掌户、礼、工之事，印房分掌日行事件、印信及稿案等事。唯有伊犁驻防将军衙门的办事机构自成体系，极其特殊，分设印务处、奏折处、功过处、营务处、粮饷处和驼马处。究其原因，是首任将军明瑞、办事大臣阿桂身在伊犁，十分清楚该地区战略地位的重要性，故而能从当地的实际情况出发，不赞成依照各省驻防将军衙门之成规设置办事机构，而是参照八旗出征军营之例，因地制宜，开创性地设立内部办事机构，突出机构的专职性和实用性，分工细致而合理，便于处理各项军政事务。印务处，又称印房，专管日行事件及吏兵各部应行咨复稿案；奏折处，由印房兼管，专司缮拟奏折事务；功过处，由印房兼办，专管官员功过登记档案；粮饷处，专管钱粮支出及年终报销，并关涉户工二部事件稿案；驼马处，专管各营及各部落孳生马牛羊及哈萨克贸易牲畜等事；营务处，总办各营饬传官差及派遣巡查事务。伊犁将军作为总统管理新疆军政事务的最高官员，责任十分重大，关乎西北边疆地区的防务、建设、民生、稳定等各方事项，确保领土统一完整，维持社会长治久安。所以，清廷十分重视伊犁将军的人选，一般都从中央各部院、京城八旗和驻防八旗官员内，拣选德才兼备、文武双全、经历丰富、处事干练者补授，而且不定期轮换任命。自乾隆二十七年（1762）伊犁将军的设置起，止于宣统三年（1911）辛亥革命爆发被废除，时间长达149年。清朝是以满族上层为核心建立的政权，除用汉语文外，还规定满语为“国语”，满文为“国书”。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机构内，一般都分设满汉官缺，要求满洲官员都用满文书写公文。特别是办理内务府、宗人府、八旗和北方边疆地区事务的官员，多数由满洲或蒙古人担任，他们更不可擅自使用汉文，否则重者治罪，轻者训斥。与此相适应，有关皇帝的诰敕、谕旨以及中央各部院的行文，也都用满文书写。因此，伊犁将军向皇帝请示汇报时按规定多用满文书写奏折。奏折是清代一定高级别官员或特别授权人员向皇帝请示汇报问题的文书之一。光绪十年（1884）新疆建省之前，在新疆推行军府管理体制，以伊犁将军为首席长官，在全疆各重镇要地分设都统、参赞大臣、办事大臣、帮办大臣、领队大臣等员，责成分别管理各地区事务。无论是伊犁将军，还是各地都统和大臣，都有直接奏事的权力，而且必要时还可以联衔奏事。伊犁作为首府之地，是当时驻兵屯田的重点地方，应办事务繁重，除将军总统管理外，还设参赞大臣、惠宁城满营领队大臣、锡伯营领队大臣、索伦营领队大臣、察哈尔营领队大臣、厄鲁特营领队大臣、总兵、抚民同知、理事同知和阿奇木伯克等员，分别负责管理具体事务。不过这些直接归将军管辖的官员，平时都没有单独奏事权，有事则具文给将军，由将军缮折具奏。其中参赞大臣及各营领队大臣，若有必要方可与将军一起联衔奏事，并且遇有自身的谢恩和请安事宜时才能单独缮折具奏。这样，在伊犁所设的办事官员内，唯有将军具奏的事宜最多，从而形成了比较多的伊犁将军满文奏折。清代奏折的呈递运行及归档保存制度十分严谨完善。皇帝用朱笔批阅的奏折，称朱批奏折。起初，朱批奏折发还给官员后并不收回，至雍正继位后才下令缴回朱批奏折。从此缴回朱批奏折成为一项定制，所缴回的奏折集中存放在皇宫内。同时，军机处在收发朱批奏折过程中，照抄朱批奏折一份，称之为录副奏折。由于录副奏折按月或半月为一包归档保存，故名“月折包”。据不完全统计，在“月折包”内保存的伊犁将军满文奏折，共1万余件。若加上宫中朱批奏折内保存的伊犁将军满文奏折，则其数量可达2万余件。不过朱批奏折和录副奏折的内容基本上是相同的，所不同的是朱批奏折仅有具奏时间，录副奏折既有具奏时间也有朱批时间，而且作为附件随奏折进呈的各种清单、口供、图纸等文件，都随录副奏折一起归档保存。从单纯的利用角度而言，录副奏折的利用价值高于朱批奏折。另外，按清代文书档案保管制度，伊犁将军满文奏折还有两种抄本。一为军机处根据录副奏折按编年体汇抄成册的满文月档，其中就有伊犁将军满文奏折抄本，今保存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二为伊犁将军衙门根据缴回前的朱批奏折按编年体抄录成册的档簿，原保存在伊犁将军衙门，现已无存，同治年间战乱和宣统三年（1911）辛亥革命时全部被毁掉。为了便于了解历任伊犁将军及其满文奏折数量起见，现仅就军机处满文月折包内保存的伊犁将军奏折做一统计，并按具奏者姓名和任职时间列表如下[6]：通过上列之表可见，历任的伊犁将军，包括署理者，共计43人，按其旗籍区别，满洲八旗的35人，蒙古八旗的4人，汉军八旗的3人，旗籍不详的1人，绝大部分是满洲八旗人。伊犁将军的任次，包括进京陛见和奉命出差期间的离任和接任，共计65任次，其中伊勒图和奕山最多，各为5任次；保宁和广福次之，各为3任次；阿桂、舒赫德、松筠、晋昌、长龄、德英阿、玉麟、布彦泰、关福和长庚等10人再次之，各为2任次；其余29人，各为1任次。军机处满文月折包内保存的伊犁将军奏折共12304件，按具折的人统计，排在前10位的有伊勒图2927件、保宁1476件、松筠923件、舒赫德902件、明瑞826件、晋昌600件、庆祥426件、布彦泰420件、奕山408件、特依顺保322件。这10位将军的奏折，共计9230件，占伊犁将军满文奏折总数的75%。另外，按朝统计，乾隆朝7148件、嘉庆朝2049件、道光朝2015件、咸丰朝652件、同治朝126件、光绪朝282件、宣统朝32件，仅乾隆朝33年的奏折就占整个149年伊犁将军满文奏折总数的58%。究其原因，一为乾隆年间正是伊犁将军创设和各项制度制定完善时期，需要具奏请示汇报的事项比较多；二为乾隆五十九年（1794）对伊犁将军奏事制度进行改革，删繁就简，减少了一部分常规性的专折具奏事项；三为自嘉庆年间起用满文撰写公文的规定开始松弛，加之从中央到地方满洲和蒙古官员对满文的熟悉程度已不如汉文，换句话说满文的使用情况远不如过去，而且每况愈下，这是一个普遍性的问题。另外，在以上统计表中，唯有李云麟、富勒铭额、志锐和额勒浑名下没有满文奏折。在此需要说明的是，此次统计的是满文月折包内的伊犁将军奏折，并不包括朱批奏折和月折档内的奏折。经查阅满文朱批奏折发现，富勒铭额署理伊犁将军时期的奏折有12件，而没有李云麟、志锐和额勒浑的奏折。由此可见，满文月折包内保存的伊犁将军奏折，虽然比较完整而系统，但因历史上的诸多原因仍造成了一些损失。三伊犁将军满文奏折的内容及其价值伊犁将军满文奏折的内容比较丰富，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诸多方面，由于篇幅关系，在此很难全面细致地介绍，仅就其主要内容分类介绍如下：1.职官方面。主要反映：伊犁将军、伊犁参赞大臣、惠宁城满营领队大臣、索伦营领队大臣、锡伯营领队大臣、察哈尔营领队大臣、厄鲁特营领队大臣、伊犁绿营总兵的到任接印视事、奉命交印卸任、承应各项官差、定期赴京陛见、接受御赏谢恩、请假养病丁忧、缘事纠参处分、病故抚恤治丧，以及惠远城满洲、惠宁城满洲、索伦、锡伯、察哈尔、厄鲁特等营协领、总管、副总管、佐领、防御、骁骑校，伊犁绿营参将、游击、都司、守备、千总、把总、外委的拣选补放、调迁应差、考核举荐、进京引见、奖赏抚恤、革职治罪、年迈休致、请假丁忧、病故出缺等情况。另外，还有地方官职的增添裁撤、划定职权、铸颁印信、进贡方物、致祭山川，以及土尔扈特蒙古、和硕特蒙古汗、王、公、贝勒、贝子、台吉等承袭封爵、赴藏熬茶、年班朝觐、请假探亲、病故治丧、订亲成婚；管理伊犁维吾尔族屯田事务阿奇木伯克、伊什罕伯克、噶杂纳齐伯克、商伯克、海子伯克、都管伯克、帕提沙布伯克、什扈尔伯克的挑选补放、年班朝觐、奖赏处罚等情况。2.营务方面。主要反映：从黑龙江、盛京、宁夏、察哈尔、河北承德、陕西西安、甘肃庄浪、凉州等处八旗，抽调满洲、蒙古、锡伯、索伦、达斡尔官兵，携眷移驻伊犁及博罗塔拉等地，分设伊犁驻防八旗的惠远城满营、惠宁城满营、索伦营、锡伯营、察哈尔营、厄鲁特营；从内地邻近各省抽调绿营官兵，携眷移驻伊犁，设置伊犁绿营镇标各营；从甘肃庄浪、凉州和宁夏等处八旗，抽调满洲、蒙古官兵，携眷移驻乌鲁木齐、巴里坤、古城、吐鲁番等处，分设驻防八旗的四个满营，以及各营营制沿革、挑补兵丁、支放钱粮、操演技艺、修补兵器、供给粮草、喂养马匹、承应差事、奖赏处罚等情况。3.防务方面。主要反映：根据各营驻防区域和各部人众屯田驻牧地方，分别设置卡伦，划归各营领队大臣管理，定期派遣官兵轮换驻守，查拿越界人犯。每年一次从各营选调官兵，自伊犁惠远城出发，巡查伊犁西北和东北与哈萨克交界的边境地方，直至塔尔巴哈台；每两年一次从各营选调官兵，自伊犁惠远城出发，巡查伊犁西南与布鲁特交界的边境地方，直至阿克苏和喀什噶尔。又每年或两年从各营选调官兵，分别派往塔尔巴哈台和喀什噶尔换防，除驻守当地的城池外，还分驻各地方卡伦并定期巡查边界。另外，各地发生抢劫偷盗案件后，选调官兵缉拿罪犯，以及派兵守护军台驿站，保障交通通讯畅通等情况。4.司法方面。主要反映：制定伊犁驻防兵丁逃亡处置条例、往伊犁发遣罪犯条例、由新疆往内地押解罪犯章程、土尔扈特和硕特部众管理条例、土尔扈特和硕特人等赴阿泰山地方探亲条例等法律条文，以及从内地各省发遣罪犯到新疆并分地安置和管理，查禁偷挖矿产、私熬盐硝、私铸钱币、私贩大黄、夹带私玉、传播邪教等事宜。另外，还有审理偷盗抢劫、杀人害命、强奸妇女、拐卖人口、私自贸易、私入卡伦、私垦官田、私铸钱文、诬告他人等案件情况。5.财政方面。主要反映：按年从内地调拨银两，作为驻防官兵、蒙古汗王等俸禄、饷银和公费银发放使用；库存银两、钱文、绸缎、布棉、茶叶和仓存粮食的旧管、新收、开支、实存四项数目的奏销；征收惠远城等处房基地、店铺、菜园租银和贸易税；满洲、索伦、锡伯、察哈尔、厄鲁特等营设立滋生银两，按期收取息银，养赡鳏寡孤独者，分发红白喜事银，以及年终报销各项办公费用及工程费用等情况。另外，还有设立宝伊局鼓铸钱文，发行流通，严禁宝伊局钱文在天山南部地区流通和内地制钱进入新疆；设立义仓，采买粮食储存，每年青黄不接之际和遭受灾荒之年，开仓拨粮赈济，减免应征官粮和租税等情况。6.屯田方面。主要反映：从甘肃、陕西、宁夏等地迁来携眷绿营兵，从天山南部喀什噶尔、叶尔羌、阿克苏和乌什等地迁来维吾尔族农户，从内地省份招募民户和商户，在伊犁河谷地区，分设“兵屯”“回屯”“民屯”“商屯”，及其各项管理制度的制定、屯田规模的变化、耕畜农具的补充、耕种作物的种类、粮食收成的分数、交纳官粮租银的数目，按收成分数高低酌情奖赏处罚等情况。另外，在伊犁特设“遣屯”，安置由内地各省发遣的罪犯，令其种田纳粮，视其表现，按期改编入民户种田纳粮，以及各屯田地方雨水苗情、兴修水利、粮食时价、扑灭蝗虫、消除鼠灾，在兵屯试种菜籽、胡麻、水稻，并加以推广种植等情况。7.牧业方面。主要反映：为了解决军需马匹、屯田耕牛和官兵口食羊只的供给问题，除从商都达布逊诺尔、达里冈爱、太仆寺、喀尔喀等牧场调拨牲畜外，还用与哈萨克贸易换获的牲畜，在伊犁、博罗塔拉、塔尔巴哈台等地设置孳生马厂、孳生牛厂、孳生羊厂和备用牧厂，分别交给厄鲁特营、察哈尔营、锡伯营、索伦营军民牧放，定期委派官员查收孳生牲畜，拨入备用牧厂牧放，调往各处使用，变价出售，以及制定牧厂官兵奖惩条例，每年定期查看各牧厂牲畜膘分，酌情奖惩牧厂官兵情形。另外，还有各营官兵马匹喂养，定期补充屯田耕畜，以及因锡伯营、索伦营军民牧放的孳生牲畜累年繁殖欠佳，分别抽出拨给厄鲁特营、察哈尔营牧放等情况。8.矿产方面。主要反映：从内地调来熟悉矿脉人员，在伊犁地区勘察各种矿产；设置铜厂和铅厂，派拨绿营兵和遣犯采挖冶炼，所获铜铅铸造钱币和弹丸；铜厂和铅厂绿营官兵的奖赏惩罚，遣犯脱逃后缉拿处置，及其表现优良的遣犯按期改编入当地民籍；铜厂初期设在雅玛图地方，后来移至察卡尔阿曼山沟；从天山南部调来炼铁工匠，调派种田维吾尔人挖铁矿冶炼，制造农具，特设商伯克管理；委派绿营兵丁等在辟里沁沟双树子地方试采黄金，所获之金派人赴京进贡，不久停止采挖并设卡禁止私采；在伊犁巴尔托辉等地探获煤矿，允准私人开采，照例收税等情况。9.贸易方面。主要反映：在伊犁和塔尔巴哈台先后设立官办贸易，分别从内地和天山南部调运丝绸、茶叶、布匹，与哈萨克易换马羊，所获牲畜调往各处，以及由哈密雇用商人牲畜运输伊犁哈萨克贸易所需绸缎；在伊犁惠远城和惠宁城设立官店铺，每年派遣官兵到内地采购货物，卖给驻防八旗兵丁；维吾尔商人到伊犁、塔尔巴哈台、浩罕、安集延、布鲁特等处贸易；土尔扈特人从精河往伊犁贩卖食盐，土尔扈特及和硕特人赴伊犁、塔尔巴哈台、乌鲁木齐、库车、乌梁海等地贸易；禁止各卡伦官兵与哈萨克、布鲁特交易牲畜，禁止喀什噶尔等地商人赴哈萨克贸易而准与浩罕等地贸易，禁止土尔扈特人赴喀尔喀贸易，以及查禁安集延商人买卖大黄等药、禁止内地商人到伊犁等处贸易铁铅等情况。另外，还有发给情愿赴塔尔巴哈台等处经商乌鲁木齐商人执照，准许哈萨克人除贸易牲畜外携来其他货物卖给伊犁官铺，晓谕哈萨克人禁止携带俄罗斯物品贸易等情况。10.工程方面。主要反映：在伊犁河北岸一带勘察选址，先后修建八旗满洲官兵驻扎的惠远城、惠宁城，绿营官兵驻扎的绥定城、广仁城、瞻德城、拱宸城、熙春城、塔勒奇城，屯田维吾尔族伯克及农户居住的宁远城、怀顺城等10城，及其修筑时间、所用人工款项、御赐城名和城门名；在惠远城内建造鼓楼、官署、兵房、土地庙、关帝庙、明瑞祠堂、班第祠堂和挖井取水，以及惠远城扩建和鼓楼修缮等情况。另外，还有修建伊犁河北岸普化寺、土尔扈特游牧地方寺庙、惠远城御制土尔扈特全部归顺记碑亭，以及惠远城箭亭内建立满汉文合璧圣训石碑等情况。11.文化与宗教方面。主要反映：在伊犁建立八旗官学，招收驻防八旗官兵子弟学习满洲和蒙古文；惠远城满营和惠宁城满营各设义学一所，委派满洲、蒙古、汉字教习授课，每所义学各招30名学生；在伊犁惠远城设立俄罗斯官学，从京城俄罗斯馆调来教师，教八旗子弟学习俄罗斯文；赏给伊犁将军御制诗、御制古稀说、御制诗画、诗经乐谱、颜真卿字帖、满洲蒙古汉字三合切音清文鉴等书；在伊犁普化寺，请京城堪布达喇嘛住持念经，三年一换；在土尔扈特游牧地方寺庙，请喇嘛念经，以及伊犁、塔尔巴哈台等地副达喇嘛的挑选、发放钱粮、圆寂等情况。12.藩属方面。主要反映：哈萨克、浩罕、布鲁特等先后归服清朝，建立藩属关系、请命册封、遣使朝觐、进贡方物、受赏谢恩、按例请安、互市贸易、求取物品、拿送罪犯，以及清廷派员册封或补授其首领、调解相互间纠纷、致祭已故首领等情况。除以上各方面内容外，还反映“乌什事件”、土尔扈特东归等重大事件。史料是历史研究的基本依据，要开展历史研究工作，必须从史料的发掘、收集、整理、鉴别、释读着手，这是历史研究工作的基本规律。同时，不断地发掘和收集新史料，并用新史料进行研究，已成为当今历史研究的基本趋势。史料包括公文档案、官修史籍方志、私修史书笔记、碑刻拓片等，其中公文档案是第一手原始史料。伊犁将军满文奏折作为历任将军们在办理公务过程中自然形成的文件，属于公文档案，具有原始性、客观性、丰富性和系统性，对历史研究而言，更具有其他任何史料都无法替代的重要价值。而清实录、清圣训、清会典事例、清文献通考及各种官修方略、地方志等，虽然根据档案编纂，所记载的史料也很丰富，但毕竟属第二手材料。这些书籍由于受作者立场观点和篇幅所限，有不少史料简略或被删除。档案则不同，它是国家各级机关和官员在处理公务过程中自然形成的，比较全面反映事物发展的全过程。围绕某一问题，往往形成几件，甚至十几件或上百、上千件文件，详尽反映事情的起因、发生、变化和结果。这就是说，档案史料的详尽程度远远胜过其他文献史料。为了进一步说明历史档案的学术研究价值，现将清代锡伯族档案与清实录比较如下：从数量上看，收集到档案1300余件，实录记载200余条，约占档案总数的15%；从系统性看，以锡伯官兵携眷移驻伊犁一事为例，收集到档案26件，实录记载8条，约占档案总数的30%；从详尽程度看，以盛京将军舍图肯奏锡伯官兵启程一折为例，此满文折汉译文2030余字，实录只有250余字，约占奏折译文的12%。通过以上比较，可以非常直观地了解到历史档案的重要性。总之，伊犁将军满文奏折是珍贵的第一手史料，随着它的开发和利用，必将会推动伊犁地方史乃至新疆通史研究工作深入系统地开展，为伊犁地区文物古迹的保护和研究提供重要的参考资料。同时，对清代通史、民族史、边疆史、屯垦史、移民史和驻防八旗制度都具有一定的参考利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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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西域研究》2022年第1期内容提要：公元6世纪中后期，西突厥成为丝绸之路中段拥有政治和军事影响力的重要族群，在其西进过程中，与丝绸之路中西段最重要的帝国——萨珊波斯、拜占庭发生密切联系。由于威胁到萨珊波斯对丝路的控制，双方关系交恶。在粟特人的斡旋下，西突厥转而与拜占庭通过互派使节、建立军事联盟、关注商贸往来的方式建立了密切的合作关系。在长达近半个世纪的合作过程中，西突厥—拜占庭联盟关系并不稳定。综合拜占庭时期诸文献对西突厥与拜占庭交往史实的记载可发现，西突厥与拜占庭的密切关系反映了6~7世纪丝绸之路中西段地缘政治的复杂性，同时也揭示出丝路上大国博弈中居间族群的重要角色，以及该博弈对居间族群的影响。地缘政治学是政治地理学中的重要理论与概念，它强调的是地理与政治的结合，“注重地理学对国际政治的特征、历史、结构，尤其是他国关系的影响……”[2]作为一门理论或者概念，其形成时间较晚，但是作为一种考察问题的角度，完全适用于古代世界。本文借助该概念，从西突厥与拜占庭关系这一个案来探究公元6~7世纪丝绸之路中西段地理与政治环境的复杂性，试图借此展现丝绸之路作为一个沟通东西方的交往网络如何受到地缘政治的影响，又如何反作用于该地区的地缘政治环境。公元6~7世纪，拜占庭帝国作为东地中海地区最强大的政治和军事实体，通过丝绸之路与东方世界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在其与东方交往的网络中活跃着众多族群，其中阿瓦尔、阿兰、萨珊波斯、嚈哒、粟特、突厥是主要势力。该时期，上述族群一方面直接或间接对拜占庭的北部和东部边境造成军事压力，另一方面则以中介者的身份影响着拜占庭与东方的政治、经济往来及文化交流。6世纪中后期，突厥的西部分支——西突厥[3]作为其中一支重要的族群势力，与萨珊波斯交恶，转与拜占庭帝国建立密切联系，对拜占庭在东方的政治、军事、外交和贸易战略等方面产生关键性影响。有关西突厥与拜占庭交往关系史的记载，散见于拜占庭、亚美尼亚、波斯以及突厥等不同文字书写的文献中，其中核心史实多保存在拜占庭希腊语文献之中。依据上述文献，国内外学者已经在西突厥与拜占庭交往关系史的研究中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如哈迪斯·帕拉兹·俄德米尔、蓝琪以及张绪山等对西突厥与拜占庭关系的综合分析，[4]C.A.马卡尼以及季乌拉·莫拉维斯克对拜占庭希腊语中有关西突厥史料的整理和研究，[5]林英从丝路发现的拜占庭金币角度对西突厥与拜占庭关系的分析，[6]斯戴法诺斯·科尔多西以外交和国际关系理论对西突厥角色进行的综合考察，[7]张绪山和王政林从外交使节的角度的分析，[8]此外还有数篇从其他角度间接涉及二者关系的研究。[9]通过对上述研究成果的考察可知，西突厥与拜占庭关系的基本史实已经得到梳理，西突厥在草原丝路上对拜占庭与东方沟通所起的作用得到了较为深入的分析，但是上述研究的不足在于，主要依据史料为弥南德《历史》与西摩卡塔《历史》，缺少对零散记载西突厥与拜占庭交往史实的其他拜占庭希腊语文献的关注。此类文献不仅包含可以证实西突厥与拜占庭交往史实的细节信息，而且弥补了核心文献中“缺席”的重要内容。鉴于此，本文在上述核心文献的基础上，集中分析这些碎片化的史料，通过对拜占庭希腊语文献中记载的西突厥与拜占庭使节交往问题进行再考察，补证以往的研究，使西突厥—拜占庭交往图景更为明晰，同时借助对西突厥与拜占庭互动关系的形成以及破裂成因的阐释，揭示出6~7世纪丝绸之路中西段地缘政治的复杂性，并且指出丝路上大国博弈中居间族群的重要角色，以及该博弈对居间族群的影响。一有关西突厥与拜占庭交往的拜占庭希腊语文献公元6~7世纪西突厥与拜占庭的交往是该时期丝绸之路上非常重要的事件，甚至影响了丝绸之路上各帝国的历史走向。因此，这段历史被众多拜占庭著作家以不同的形式记载在各类文献当中，如历史、教会史、军事战略、编年史著作等。由于种种原因，大量的拜占庭文献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佚失或部分佚失，因此我们仅能依靠流传至今的文献进行研究。通过整理可知，有关西突厥的史实主要保存在以下文献当中：埃瓦格里乌斯《教会史》、弥南德《历史》、艾比法尼亚的约翰《历史》（残篇）、拜占庭的塞奥法尼斯《历史》（残篇）、以弗所的约翰《教会史》、莫里斯《战略学》、塞奥菲拉克图斯·西摩卡塔《历史》、尼基福鲁斯《简史》、坚信者塞奥法尼斯《编年史》[10]等。虽然上述文献之间存在着创作时间、涵盖内容以及文献体裁等方面的差异，但是它们保存了有关西突厥的珍贵信息，为考察西突厥的历史提供了有力的证据，更重要的是上述文献详细地记载了拜占庭与西突厥之间的密切联系，为研究该时期欧亚大陆上不同文明的交流与互动提供了可供参考的依据。上述文献成书时间多集中于6世纪末和7世纪初，因此对于史实的记载具有可靠性。埃瓦格里乌斯《教会史》、弥南德《历史》、拜占庭的塞奥法尼斯《历史》、艾比法尼亚的约翰《历史》及以弗所的约翰《教会史》创作于6世纪末；莫里斯《战略学》和塞奥菲拉克图斯·西摩卡塔《历史》成于7世纪初；虽然尼基福鲁斯《简史》和坚信者塞奥法尼斯《编年史》成书于8世纪末9世纪初，但是书中关于7世纪的历史源自佚失的7世纪史料，尤其是坚信者塞奥法尼斯《编年史》被学者们认为是记载7世纪历史最关键的原始史料。[11]因此，该特征使得以上文献所载西突厥及其与拜占庭关系的历史具有较强的可信度。以上文献的体裁包括历史、教会史、军事战略、编年史等。不同体裁的著作所关注的内容亦不相同，由此使得它们保留下来的历史信息可以从多角度展现西突厥与拜占庭的关系。弥南德《历史》、拜占庭的塞奥法尼斯《历史》、艾比法尼亚的约翰《历史》、塞奥菲拉克图斯·西摩卡塔《历史》及尼基福鲁斯《简史》是历史类著作，此类作品更多地关注具体事件的描写，较为详细记载了西突厥与拜占庭之间的使节往来；莫里斯《战略学》是军事类型著作，其内容以对拜占庭军队的战略、战术记载为主，同时关注其周边民族的特点及其军事问题，对西突厥的记载侧重于其军事组织、战斗场面的内容；埃瓦格里乌斯《教会史》及以弗所的约翰《教会史》侧重于教会事务的记载，对于世俗事件仅少数提及，而坚信者塞奥法尼斯《编年史》则侧重于长时段的历史编年，对于具体时段的记载多比较简略，这两类著作对西突厥与拜占庭关系有零散的信息。二西突厥—拜占庭主要使节交往活动再考察西突厥—拜占庭关系主要是通过使节交往来完成的，这也是史料中详细记载的内容。二者派出的使节都带有一定的政治和经济使命，目的是解决当时双方所面临的内外困境。通过对具体使节交往事件的分析，可以揭示出当时丝绸之路中西段不同势力之间的角逐与合作关系，进而揭示此时期位于该地区的复杂地缘政治。拜占庭文献记载了多次西突厥—拜占庭外交使节交往，详细记载的共有四次。其中西突厥派往拜占庭的使节为两次（563、568年），拜占庭派往西突厥的使节亦是两次（569、575~576年）。通过学术史可知，由于受所掌握史料的限制，以往相关研究多集中于记载相对翔实的568年以粟特人曼尼亚克（Maniakh）为首领的西突厥使团、569年的拜占庭泽马尔库斯使团，和575~576年间拜占庭瓦伦丁努斯使团，而563年第一次西突厥使团由于记载相对简略而被忽视。同时，依然是受史料所限，以往的研究在上述三次使团考察中存在诸多讹误和不足。本文认为，依靠更为丰富的史料，理清563年使团的来龙去脉，并且补充清楚上述三次使团的细节，是揭示西突厥与拜占庭交往曲折的关键，在此基础上，将西突厥与拜占庭使节交往关系与当时丝绸之路的地缘环境结合进行综合考量，方可揭示该时期丝绸之路上复杂地缘政治的根本动因。563年西突厥（指示臣属）向拜占庭派出第一次使团，这也是二者第一次正式的官方交往。[12]遍查涉及西突厥—拜占庭交往关系的研究著述可知，多数学者认为，西突厥于568年首次向拜占庭派出使团。[13]事实上这是有误的。综合两位拜占庭著作家的史料记载可知，563年西突厥已经向拜占庭派出了使团。6世纪最为重要的著作家之一，拜占庭的塞奥法尼斯（6世纪下半叶）在其《历史》中记载：“突厥人，从前被称为马萨哥特人，波斯人称他们为基尔米匈尼人，生活在顿河东部，他们派遣使节向查士丁（学者认为，这可能是查士丁尼的讹误）皇帝进献礼物，并请求他不要接纳阿瓦尔人。”[14]虽然这里没有提到具体的时间，但是关于突厥人=基尔米匈尼人的提法，为9世纪拜占庭著作家坚信者塞奥法尼斯的记载提供了证据。坚信者塞奥法尼斯在其《编年史》中提到，“563年7月，基尔米匈尼人的国王阿施克尔（Askel）派使团来到君士坦丁堡，他们居住在大海边蛮族国家的内陆。”[15]由此，综合以上两位著作家的记载，可以得出，突厥人即基尔米匈尼人于563年已经派遣使团前往拜占庭。唯一引起激烈讨论的是对基尔米匈尼人与突厥人的关系有不同的看法。沙畹认为基尔米匈尼人是伪阿瓦尔人，[16]但更多学者赞同基尔米匈尼人是西突厥的臣属。如马卡尼认为，虽然基尔米匈尼人不是突厥人，但是伪阿瓦尔人曾经臣属于基尔米匈尼人，随后基尔米匈尼人又被突厥人所征服，因此拜占庭的塞奥法尼斯称其为突厥人；[17]斯戴法诺斯（Stephanos）认为，基尔米匈尼人是西突厥人治下的一个小部落，受室点密指派，出使拜占庭；[18]在《中亚文明史》中，D.西诺尔和S.G.克利亚什托尔内直接指出，563年的使团是突厥使团，是由西突厥的弩失毕部落联盟的第一部落首领阿悉结（Askel）所遣。[19]综合以上史料和现代学者的观点可以确信，即便没有其他证据可以明确佐证基尔米匈尼人即是突厥人，但是至少可以明确的是，他们与西突厥有密切的关系，其出使拜占庭是由西突厥主导的。[20]因此可以得出结论，拜占庭史料记载的西突厥与拜占庭首次使节交往时间应该在563年，而非弥南德记载的568年——这比以往的说法提早了5年。563年西突厥使团是一般礼节性使团还是负有重要使命？通过考察，本文认为，其重要使命之一，即是提出阿瓦尔问题。[21]阿瓦尔人在558年开始出现在拜占庭文献之中，他们曾臣属于西突厥人，趁西突厥与波斯联盟进攻嚈哒的间隙，脱离西突厥向西迁移。史料中记载，他们给西突厥人造成大量财产损失后，整体逃离。因此，据弥南德记载，西突厥首领室点密（Silzibul）发出誓言，要在“结束同嚈哒的战争后”进攻阿瓦尔人，而嚈哒被西突厥与波斯消灭的时间即在563年左右。[22]根据以上分析，563年的使团史实可以还原如下：阿瓦尔人原是西突厥治下的一支族群。558年前后，在西突厥人忙于与嚈哒战争之时，[23]因受到前者的不公正待遇，[24]于是阿瓦尔人在给西突厥人造成财产损失后逃离西突厥的统治区，[25]沿黑海北岸向拜占庭多瑙河防线迁徙。得知阿瓦尔人出逃，西突厥首领室点密异常恼怒，于是在563年委派西突厥人治下的基尔米匈尼人使团前往拜占庭，觐见拜占庭皇帝查士丁尼，并与之约定，不要接纳阿瓦尔人。拜占庭与西突厥的第二次交往发生在568年，这是西突厥统治者第一次直接派往拜占庭的使团。据弥南德记载，“在查士丁（查士丁二世）统治的第四年年初（568年），一支使团从突厥那里来到了拜占庭。”[26]随后弥南德对这支使团的具体细节进行了详细的阐述。他提到，（西）突厥人首领室点密（Sizabul）[27]派遣以粟特人曼尼亚克为首领的西突厥使团前往拜占庭，[28]觐见当时的拜占庭皇帝查士丁，并赠送礼物以请求缔结联盟。其请求得到了查士丁的首肯。[29]弥南德提到，此前西突厥人曾向萨珊波斯派遣了两个使团，请求给予粟特人在波斯境内自由出售丝绸生丝的权利，并建立西突厥—波斯友好关系，但是遭到了波斯的拒绝和侮辱。[30]在这种不利的情况下，粟特人曼尼亚克转而建议西突厥“与罗马人建立友好关系，并向他们出售生丝，因为他们比其他诸国消费更多该物品。并且曼尼亚克提出，自己愿意与来自突厥的使臣们一道前往，通过这种方式，突厥人和罗马人便会结成朋友。西扎布鲁（室点密）欣然接受了这一建议，委派曼尼亚克和其他使臣一同前去拜见罗马人皇帝，随身带着向罗马皇帝的致意，珍贵的生丝礼物和一封信”[31]。以往关于此次使团的目的，学者们皆依据弥南德的这种解释，即强调粟特人企图获得在拜占庭直接出售生丝和丝绸的权利，以及建立西突厥—拜占庭政治联盟关系。但是除此以外，这次使团是否还有其他目的？本文认为，此次西突厥使团来访的目的，仅仅依靠弥南德的记载我们还无法窥其全貌，如果结合拜占庭的塞奥法尼斯和坚信者塞奥法尼斯的记载，这一事件的来龙去脉就会更加清晰。如上文所分析，依据坚信者塞奥法尼斯的信息，西突厥人在563年就已经通过使团向拜占庭提出不要接纳阿瓦尔人的请求。拜占庭的塞奥法尼斯也记载了西突厥人使团前来觐见皇帝查士丁二世，要求不要接纳阿瓦尔人，只是关于这一次的时间尚无法确定。在568年西突厥使团到来之际，阿瓦尔人问题再次被提及，“皇帝问道，‘告诉我们，有多少阿瓦尔人叛离突厥，是否还有阿瓦尔人归突厥统治？’‘陛下，还有一些阿瓦尔人仍然依附我们，逃跑的阿瓦尔人大约有两万人左右’”。[32]由此可见，由于西突厥对阿瓦尔人的痛恨，以及突厥人不放弃对敌人追击的传统，[33]使得处理阿瓦尔人问题成为此次使团的任务之一。由上述分析可以得出，568年西突厥使团的目的主要包括三个方面：首先越过萨珊波斯，建立和拜占庭的丝绸生丝的直接交易；其次建立西突厥—拜占庭政治联盟，以对付萨珊波斯；最后进一步重申阿瓦尔人问题。为了回应568年西突厥使团，加强同西突厥的联盟关系，569年，拜占庭皇帝查士丁派出了以元老院元老西里西亚人泽马尔库斯（Zemarchus）[34]为首的使团出访西突厥。弥南德对泽马尔库斯的行程，以及西突厥人的王庭、生活方式、宗教信仰等进行了细致的描述，因此《历史》一直被学者看作是研究西突厥—拜占庭关系的核心史料。然而，除了弥南德的记载之外，还有其他两份文献未受到应有的重视：这就是拜占庭的塞奥法尼斯和以弗所的约翰的著作。虽然拜占庭的塞奥法尼斯仅对泽马尔库斯的出使情况进行了概述，[35]没有超出弥南德所提供的信息，但是其旁证价值不应被忽视；以弗所的约翰对泽马尔库斯与波斯使者的论辩记载详尽，是对弥南德记载的全面补充。弥南德记载泽马尔库斯停留在西突厥营地时，被室点密邀请参与出征波斯。在怛逻斯（Talas）宿营时，他们遇到了前来的波斯使者，并与之同席。在宴席上室点密对拜占庭人礼遇有加，但是对波斯人则是兴师问罪，这招来了波斯使者的不满，他们不顾应有的礼节，与室点密相互指责和抗辩。[36]在以弗所的约翰的记载中，整个事件如下：突厥国王询问拜占庭使臣，波斯人所谓“罗马人的皇帝是他们的奴隶，并向他们贡献岁币”的说法是否属实，泽马尔库斯据理反驳，并且举出图拉真对波斯的征服，[37]以及波斯人对其领土内的一座图拉真雕像的敬畏来予以驳斥。波斯人无法反对以上事实的真实性，因此遭到了突厥国王的训斥。随后波斯使者返回波斯，将事件经过报与其国王，波斯国王认为是拜占庭人从中作梗，破坏其与西突厥人的关系，因此对拜占庭的敌意更加强烈。[38]弥南德与以弗所的约翰都记载了这次会面，但是后者保留了对整个事件生动而又完整的记载，因此使得我们对突厥人如何与拜占庭建立更加密切关系并且与波斯敌对有了更为直观的了解。以往研究依据弥南德的记载强调，拜占庭使者得知波斯人在其返程中将要伏击他们，但是弥南德没有提及伏击的原因，这一点多被研究者们忽视。本文所涉及的史料对这一问题作出了较为明确的解释。弥南德记载，571年，泽马尔库斯完成使命返回拜占庭。途中经过阿兰人的地区时，阿兰人告知泽马尔库斯，波斯人准备在苏阿尼亚（Suania）伏击他们。[39]坚信者塞奥法尼斯、艾比法尼亚的约翰和塞奥菲拉克图斯·西摩卡塔的记载共同揭示了波斯人伏击的原因。据坚信者塞奥法尼斯记载，“571年一个突厥使团欲经过阿兰人的领地前往拜占庭，这引起了波斯国王的忧虑。”[40]艾比法尼亚的约翰记载到，“因为突厥人派出使者抵达罗马人那里，皇帝查士丁（查士丁二世）派出元老院成员泽马尔库斯以回应，后者在返程时，波斯人打算贿赂阿兰人，通过他们的土地来阻碍泽马尔库斯以及同他一起的罗马人和突厥人。”[41]塞奥菲拉克图斯·西摩卡塔也提到了与此极为相似的内容。[42]无疑，这三份文献记载的是同一件事情，理由是在泽马尔库斯的归程中，突厥首领委派了另一队突厥使者与其同行，“西扎布鲁（室点密）招来泽马尔库斯一行，重申愿与罗马人修好，然后遣罗马使团回国，又遣另一使者随罗马人一并前往。……西扎布鲁（室点密）派他为使节出使罗马，随行者有已故曼尼亚克的儿子。”[43]因此，以上三份史料互为补充还原了这段历史，即通过泽马尔库斯的使团，西突厥与拜占庭建立更加密切的合作关系，以此招致了波斯人的不满，并企图阻止他们的合作。以上记载西突厥568年使团及拜占庭回访使团的史实表明：阿瓦尔人与东方的萨珊波斯人是西突厥与拜占庭共同的敌人。568年西突厥使团的到来，促成西突厥与拜占庭建立了合作关系，共同对付阿瓦尔人和萨珊波斯。为了巩固与西突厥的关系，商讨对付波斯人的细节，查士丁二世向西突厥人派出了以元老泽马尔库斯[44]为首的拜占庭回访使团。泽马尔库斯的到来受到了西突厥人的热情款待，同时也促使西突厥首领对波斯人的态度继续恶化，并发动了对波斯的战争。在此情况下，为了防止西突厥和拜占庭东西夹击，[45]波斯便企图借助阿兰人的力量阻断西突厥与拜占庭的联系，而已经与拜占庭建立关系的阿兰人则出卖了波斯人的计划。[46]继泽马尔库斯之后，弥南德《历史》还记载了西突厥与拜占庭之间的多次互派使节，其中最为详细的是575~576年间的拜占庭瓦伦丁努斯使团。据其记载，此次拜占庭使团前往西突厥的目的有三：一是向突厥人通报提比略已经成为凯撒；[47]二是重申查士丁和室点密之前所建立的联盟关系；三是请求突厥人出兵，协助拜占庭与波斯作战。[48]然而，瓦伦丁努斯使团受到了西突厥首领之一咄陆设（Turxanthus）的恶劣对待。他指责拜占庭人与西突厥人的敌人阿瓦尔人签署了协定，并隐瞒从西突厥前往拜占庭的便捷道路。此外，在室点密的葬礼上，他还要求拜占庭使臣按照突厥人的风俗，以匕首割面以示哀悼，通过这种方式对他们进行侮辱。[49]在此次拜占庭使团出使期间，咄陆设发起了对依附于拜占庭的博斯普鲁斯城的进攻，以此挑起了对拜占庭的战争。[50]瓦伦丁努斯的这次出使并没有达到目的，反而导致了西突厥—拜占庭战略关系的破裂。综合之前西突厥与拜占庭的关系可以看出，此次拜占庭使团失败的原因表面上看是因为拜占庭与阿瓦尔人保持密切关系惹怒了西突厥人，实际并不全然。西突厥与拜占庭合作的目的是为了对付阿瓦尔人和萨珊波斯人，并且打通向西的贸易道路。但是直到此次使团之时他们才发现，拜占庭人与上述两方敌人都保持着合约关系，[51]通往拜占庭的商道也并未打开，西突厥仅仅被拜占庭人当作牵制萨珊波斯和草原族群的工具；此外，西突厥势力的西扩此时已达到阿兰人居地，构成了对拜占庭帝国东方防御体系的威胁。综合以上原因，收获甚微、但却有更大野心的西突厥人遂与拜占庭反目决裂。三西突厥与拜占庭联盟关系形成与破裂的原因及其所反映的地缘政治丝绸之路作为沟通欧亚大陆东西部的重要交通要道，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6~7世纪，在此道路网络上活跃着的拜占庭、波斯、隋唐等强大的军事势力以及阿瓦尔、突厥、粟特等中介族群，形成了错综复杂、密切相连的地缘政治格局。在这种环境下，拜占庭与突厥之间的关系建构必然受到这种地缘政治格局的影响，同时也影响着地缘政治的变化。首先来看拜占庭。在内部，6~7世纪的拜占庭面临查士丁尼大帝对外军事征服后的种种困境。战争造成了国库空虚，因此需要通过对外贸易、征收税款等方式来补充；6世纪的多次瘟疫以及自然灾害导致帝国人口下降，军力不足，因此在边疆的守卫上，捉襟见肘。[52]在外部，拜占庭的西部意大利疆域在查士丁尼时代的短暂收复后，迅速落入伦巴德人之手，拜占庭唯统辖以拉文纳为中心的总督区；与此同时，拜占庭在北方和东方边疆面临着更大的外部压力。萨珊波斯作为拜占庭在东方的宿敌，时刻威胁着拜占庭的东方边疆，并控制着拜占庭与东方的贸易往来。北方的阿瓦尔人、斯拉夫人等草原族群跨过帝国多瑙河防线，对帝国色雷斯地区以及巴尔干半岛等内陆地区进行不定期侵扰。[53]在此情况下，6世纪中期兴盛于丝绸之路中段的西突厥成为处于重重危机下的拜占庭帝国化解危机的主要外部依靠力量。首先，西突厥拥有强大的军事实力，[54]可以与拜占庭东部宿敌萨珊波斯抗衡（西突厥已经同波斯交恶），由此减轻帝国的东部边疆压力；[55]其次，6世纪中后期在北方对拜占庭边疆造成困扰的阿瓦尔人是西突厥人的“叛徒”，西突厥对之恨之入骨，并发誓追击到底，[56]由此拜占庭可以借西突厥制约阿瓦尔人，缓解其北方多瑙河沿线的压力；此外，在西突厥人保护下的粟特人精于商贸，是活跃在丝绸之路上最重要的商队，他们多次试图与拜占庭建立联系，由此拜占庭可以借助粟特人建立与东方的贸易通道，打破波斯人对丝绸等重要商品的垄断。[57]鉴于此，善于利用外交手段的拜占庭通过使臣交往与西突厥建立了密切的军事以及商贸合作关系。西突厥方面。6世纪中期，西突厥成长为丝绸之路上的一支重要的军事族群势力，他们一方面亟需对外领土扩张，另一方面意欲推动其经济力量的发展。[58]他们与萨珊波斯一起消灭了中亚的另一支强大的族群势力嚈哒，瓜分其领土，进而加快了其西扩的脚步（东部的东突厥正在与唐朝处于复杂的关系中）。但是萨珊波斯的强大，限制了他们领土的进一步扩张。[59]另一方面，希望借助粟特人与波斯人达成贸易合作的想法遭到了波斯人恶意的拒绝后，他们对波斯失去了希望。在此情况下，作为萨珊波斯的宿敌，拜占庭帝国是强大的军事实体，同时他们对东方的丝绸等奢侈品一直需求不断，由此，西突厥人借助粟特人，与拜占庭建立了合作关系，一方面共同摆脱并限制萨珊波斯，另一方面则打开通向西方的领土扩张和贸易路线。但是西突厥与拜占庭的这种合作关系持续时间很短暂。在瓦伦丁努斯使团期间（575~576年），西突厥斥责拜占庭与阿瓦尔人交好，[60]隐瞒从西突厥前往拜占庭的便捷通道，因此公开与拜占庭决裂。[61]这一决裂与该时期丝绸之路西段的地缘政治格局的变化密切相关。首先，西突厥与拜占庭联合，破除了波斯的军事威胁和对外贸易的垄断，但是与此同时，西突厥的强大给拜占庭帝国带来了新的压力和威胁。拜占庭人认为，草原游牧民族的突厥人“非常迷信、奸诈、愚蠢、不忠、对财富充满了无尽的渴望。他们轻视誓言，不看重约定，并且不因得到礼物而满足。即便在接受礼物之前，他们仍旧为背叛约定做准备”。[62]因此，为了更好地控制西突厥，拜占庭加强了对后者的防范：拜占庭一方面与西突厥的“贰臣”阿瓦尔人交好，另一个方面对其要求敷衍搪塞。拜占庭的这种做法令西突厥对拜占庭的联盟产生了怀疑，并对拜占庭帝国的行为大为不满。其次，该时期拜占庭帝国军事上处于弱势，虽然拜占庭帝国与波斯人签订了五年和平协定，但是被迫送给波斯30，000金币作为回报，同时二者在亚美尼亚的战事仍在继续，[63]这使得拜占庭不得不考虑波斯人的反应，由此在处理与西突厥的关系上，受到极大牵制。对于西突厥而言，他们与拜占庭建立友好关系，目的是从中受益，但是事实相反，在联盟中，他们被作为拜占庭对外关系中的棋子，来牵制萨珊波斯和其他草原族群，进而稳定其东部和北部的边疆。因此，综合以上两方面原因，我们可以理解瓦伦丁努斯使团遭到西突厥的责难：公开指责并对瓦伦丁努斯进行侮辱，占领帝国战略要地博斯普鲁斯城，进而断绝与拜占庭的联盟关系。瓦伦丁努斯使团之后一段时间，西突厥又再次向拜占庭示好。据塞奥菲拉克图斯·西摩卡塔记载，595年左右，西突厥泥利可汗派使者向拜占庭皇帝莫里斯递交国书，以示友好。[64]而且，625~626年拜占庭皇帝希拉克略在对波斯的战争中得到了西突厥统属的可萨部的援助。[65]西突厥—拜占庭关系之所以出现这样的转变，是因为这两个时期是拜占庭在对阵波斯中占优势的阶段，此外西突厥本身与波斯之间也战争不断，[66]所以西突厥进而与强大的拜占庭保持友好关系，于他们是有直接的经济和军事利益的。四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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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杨增新说：“中国因协约之关系，对于逃来新疆之旧党败兵事事优待。”[30]阿连阔夫部进入中国以后，“以新疆穷瘠之区，供支该俄败兵粮料柴草，备极优待”，[31]1921年8月，杨增新向北洋政府汇报，“查俄旧党阿年阔夫带败兵至古，自九年十月二十七日起，至十年四月九号止，共计壹佰六十五天，所支粮料、柴草，按日取具收据，共壹佰六十五张。又自民国十年四月十号起，至四月底止，计二十一天，共取收据一张，合计支面壹拾陆万柒仟玖拾捌斤捌两，支料壹佰壹拾伍万肆仟叁佰贰拾壹斤，支柴柒拾伍万壹仟壹佰捌拾斤，支草壹佰肆拾肆万捌仟贰佰贰拾斤，又支大米壹仟壹佰斤，收据一张。”[32]新疆为安置白俄溃兵付出大量的人力、物力。但随着协约国军事干预俄国革命的接连受挫和白俄旧党的连连败退，苏维埃政权也积极开展外交活动，国际形势逐渐发生变化，不少列强开始考虑承认苏维埃政府。1919年10月27日，辛普森向北洋政府报告俄国现状说：“巴黎和会开幕之初，俄国问题即已自然发生，当时英、美两国均主张就已成之局面不加改变，承认过激派管理欧洲俄国之大部，业经一载，必须承认其为一分子；法国对于此议竭力反对，日本亦然，意大利则无可无不可。”[33]1920年2月，原本竭力反对俄国苏维埃政府的法国政府率先承认苏维埃政府，“法政府议决与俄通商，不论党派，是即各国承认激党之先声。”[34]因此，北洋政府也必须重新考虑与俄国新、旧两党的关系。1920年4月，东省铁路护路军司令部委派咨议邓钧到海参崴双城子一带调查俄国情况，并指示其调查内容一共包括12款，其中第七款即要求其调查“新党与协商国方面彼此相待之情形”，邓钧在调查报告书中说：“自新政府组成后，与我国及美、英、捷克等均极力联络，协商各国亦均默认新政府为政治团体。”[35]1920年4月20日，《时报》发表《我国对俄方针确定说》：“俄国劳农政府，自通牒我国，表示通好后，最近与我国商学各界，复多有通牒往还，极表亲善之意。闻政府近因此事，曾数次召集边防外交当局，讨论对付方针，现已决定有七项办法，惟内容极守秘密，未便宣泄，大致以各国对俄俱变为和协态度，吾国自宜一致。至某国表面虽与俄国时有冲突，然最近亦派代表在瑞典与劳农政府接洽，其手段堪称灵敏。我国与俄邻紧，此事万不容缓办，故已内定手续，按步施行，其撤退驻崴专员一节，即为第一步之表示云。”[36]为确定对苏俄的外交政策，北洋政府外交部专门致电驻英、法、美等国公使，要求探明各国对俄国苏维埃政府的态度。9月23日，北洋政府发布《中华民国大总统令》，明令宣布“将现在驻华之俄国公使领事等停止待遇”，[37]即取消了原帝俄驻华公使的外国使节待遇。北洋政府外交政策的转变也反映到新疆境内白俄问题的处理上。1920年12月13日，杨增新致函北洋政府，汇报“英国派员赴喀为防范德人及俄新党事”，其中指出，“七年七八月间我国因有协约关系，故诸事不能不与英使协商。现在协约国对于俄乱多守中立，新疆防务中国自有主权，不宜再受外人牵制。”[38]点明了以前新疆处理白俄问题受协约国的干涉和牵制，如今形势变化，应当独立自主解决白俄问题。早在1919年1月，俄国苏维埃政府就派代表至中俄边卡，要求引渡俄旧党逃入伊犁的官兵，杨增新以“不干涉主义”为由予以拒绝。[39]在1920年1月28日给伊犁的命令中，杨增新要求对逃入的俄旧党官兵，“妥为保护，善为待遇”，解卸武装后，“交于俄领即可，在俄领署安置。”[40]1920年2月2日，苏俄代表对新疆地方提出四条要求，其中第一条即为“引渡旧党官兵及领馆人员”，杨增新认为“万难照办”。[41]1920年3月10日的《时报》发布简讯称：“政府将与协约一致撤驻俄华兵，惟新党要求引渡旧党决驳。”[42]但随着与苏俄政权接触加深，北洋政府收容白俄并资助粮料引起苏俄的抗议，如1921年初，苏俄代表向北洋政府外交部提出“喀什噶尔中国当道袒护隐匿该处之俄国白军，并资支助粮料”的质问。[43]在这种情况下，北洋政府与新疆地方不得不对苏俄政权引渡难民败兵的要求予以重视了。1920年5月1日，杨增新要求塔城道尹张键“速与俄新党交涉，要求宽免其罪。由新党宣布命令，并给与我国以正式公文为凭，以便预为筹划，为他日交还俄败兵地步，此层办法须亟留意。”[44]但中国与苏俄交涉遭到逃入中国的旧党官兵反对，4月16日，在“苏俄政府已颁布赦令”的情况下，杨增新收到塔城道尹张键的报告：“俄旧党军兵自闻中国与俄新党交涉后，即极端反对，招集败兵难民，并发布传单，希图暴动，请饬后路各营迅速开拔以资防范。”杨增新回复张键：“难民未与俄新党打战，并无嫌疑，久留中国不肯回俄，毫无理由，可以强迫执行，派兵押送出境，交付新党收回安置。遣退难民是正当办法，该俄营败兵自不能借口干涉。”[45]杨增新不仅应允了苏俄政府引渡败兵难民的请求，对于存心破坏、不愿回国的白军官兵，还提出“非利用俄新党必不能抵制俄旧党也”，[46]即以俄新党抵制俄旧党的办法。5月14日，杨增新致塔城文武官员的电文中要求：“应联络俄新党，如该俄败兵不遵公法携带武器直入中国境内，即系含有破坏性质，势必结合巴军，或扰乱中国，或进攻新党，中国为维持中俄交际及保守全国边境安宁起见，应与俄新党有条件之联合，互相防范。”[47]阿连阔夫部原本也不肯回俄，杨增新认为，“阿连阔夫部下逃来伊犁败兵，不肯回国，种种要挟，居心叵测。窃恐密与塔城逃来之俄兵暗中勾结，发生危险。”[48]1920年10月30日，杨增新向北洋政府呈报称：“俄旧党阿年阔夫原统俄兵二万余人，除战败投降新党并逃入伊犁业经解散回国者外，尚存军官约五百余人，随从兵丁约二百余人，马八百余匹。”但在新疆政府开始引渡俄旧党败兵回国，并调重兵监视的情况下，阿连阔夫受日本调查员的煽动借口从外蒙科布多回国，实际意图与库伦的谢米诺夫联合。[49]此时，白俄旧党谢米诺夫正在日本的支持下袭击库伦，妄图策划外蒙独立。杨增新认为，阿连阔夫“野心勃勃，所带军官多在欧战期内久历戎行。若任阿军久留新疆，势必勾结伊塔俄旧党败兵，为新疆之患。若准阿军由外蒙回国，势必为外蒙添无数军官，且与谢米诺夫联合，亦不免为外蒙之患。”[50]因此，杨增新担心放任阿连阔夫从外蒙回国，将会给外蒙带来无穷后患。此外，1921年1月，杨增新还得到消息，古城“查获俄败兵营内红鬍子祁海山一名，据供，俄军官阿年阔夫将来行至蒙古地方要收蒙古军装，如蒙人不给，即要与蒙人开战等语。急应严加防范。”[51]基于以上考虑，1920年10月30日，杨增新呈文北洋政府，建议“以格外优待为词，令该阿军由内省回国。”等他们到甘肃以后，将阿连阔夫部败兵分开安置，并派军队监视，“俟库伦军事平息后，再准取道内省回国。”[52]11月3日，北洋政府回复杨增新，同意其所拟办法。鉴于阿连阔夫“叠次要求取道外蒙回国，恐系别有用心，非加以强迫，不肯改道内地。”[53]杨增新向阿连阔夫隐瞒了将其安置甘肃的计划，在11月11日给阿连阔夫的信中说：“实应敝国大总统特令允准贵军统所带军官兵士经由内省回国，系属优待贵军统之美意。又据科布多佐理员电称，该处俄属旧党逃来难民甚多，未便准由阿军通过等语。”要求阿连阔夫“仰体敝国大总统美意”，经内省回俄。[54]随后，杨增新下令，“如俄人不肯起程东下，不妨强迫执行，坚持到底，免弃前功。”[55]1921年2月22日，杨增新致电北洋政府及甘肃省督军、省长，称遵照1920年11月国务院、参谋部、陆军部所拟办法，将阿连阔夫部“以半数分三起解甘，其余半数暂在新疆设法安置监视，俟库事平定后再行遣送回俄。”同时强调，“甘肃督军、省长电饬西路即作为该俄人取道甘肃进京，不必将在甘肃安置一层先行宣布，以免被俄人疑虑。至安置何处，可以临时发表。”[56]但是，在甘肃安置白俄败兵的计划最初遭到甘肃省督军、省长的抵制，1921年2月27日，甘肃省督军陆洪涛、省长陈訚致电北洋政府，其中说：“第念甘肃新遭地震浩灾，死伤山积，现在哀鸿遍野，实无容纳俄旧党军官地方，况各镇内容尚未恢复原状，谣诼时起，一日数惊。若将阿营败兵安置内地，微论言语不通，嗜欲不达，必生龃龉，将负政府怀柔德意，且虑为人利用，牵及全局，转非所以保全之方，应请仍由杨督军于新疆相度妥地，将该俄旧党军官等全数安置，以便就近监视，不必分插甘境，致生他虞。”[57]2月28日，杨增新尚未见到甘肃省对于安置白俄一事的答复，便再次致电北洋政府及甘肃省，提出在甘肃安置阿连阔夫部的具体办法：“拟将该俄旧党军官等安置甘之敦煌县地方，该县在新疆哈密以东，经大沙漠十余站始达，在甘肃嘉峪关以西，亦经大沙漠十余站始达，西南通新疆罗布淖尔，亦经大沙漠十余站始达，四面戈壁，便于监视，又与内地各县隔绝，实为安置俄旧党军官最相当之地点。”此外，“敦煌向有甘肃周炳南所带步队三营，拟再将新疆护解该俄旧党之马队，酌留一营在敦煌驻扎，所有安置监视俄旧党一切事宜，由该马队营长商同地方官妥慎办理。”为了防止俄旧党逃跑，阿连阔夫部到敦煌后，“应即将马匹一律勒令放厂，停止供支粮草，使人与马脱离，该俄人自无逃路及骚扰事情。”此外，杨增新还承诺，所有押解、安置阿连阔夫所需费用，一律由新疆省承担。[58]杨增新提议将阿连阔夫部安置敦煌的理由是该地“四面戈壁，便于监视”，且与其他各县隔绝，不致骚扰民众，且有驻军，可以监视白俄。3月1日，杨增新看到了甘肃省督军、省长拒绝在甘肃安置阿连阔夫部的电文，再次致电北洋政府及甘肃省，对甘肃省提出的各条理由一一辩驳，“原拟以敦煌县为安置俄旧党地点，系在嘉峪关外，原与陇东陇南地震各区域不相涉，与未经统一之各镇辖境亦不相涉，实无窒碍。……新疆各处逃来俄旧党败兵安置塔城者计一万余人，安置伊犁者计数千人，安置古城者计七百人，均受库伦影响，有死灰复燃之势。”杨增新在电文中还提出处置阿连阔夫部上中下三策，即安置敦煌为上策、取道陕甘由京沪回国为中策、由外蒙回国为下策，并指出“此次拟将该阿年阔夫等指定甘肃敦煌县安置，实属万不得已，务望甘肃督军、省长力为赞成。”[59]3月4日，北洋政府国务院、参谋部、陆军部致电甘肃督军陆洪涛、省长陈訚，指出“甘省择地安置俄旧党官兵一事，业经去岁迭电筹商，由张前督允以半数分三起解甘，由院部电致杨督查照办理有案，此时若变更办法，前后未免两歧。甘省大灾之后，秩序未复，安插此次官兵自有所为难，但该官兵武装均已由新省解除，为数亦不过四百名之谱，分地安置，监察严密，似不至遽为乱阶，杨督必如此办理，既有不得已苦衷，若由甘按站护送回国，则西伯利亚方面谢党势力尚虞蠢动，此项官兵一旦加入，反致添其羽翼。”说明以上情况后，希望甘肃省“勉为其难，查照前案妥筹办理。”[60]3月5日，北洋政府再次致电甘肃，“该项官兵既不能全数留新，遣令回国，由科由京又有不便，此时无论如何，应查照前议，即以半数在甘安置，至地点一层，无妨再由该护督等续与杨督妥酌，以期周密。事关大局，尚望互相筹维，勿涉推诿。”[61]3月4日，甘肃省督军、省长等再次致电北洋政府及杨增新，推辞安置白俄之事，“该旧党官兵数百人之多，断非敦煌斗大一邑可以容纳也。该县距省过远，亦难实行监视。”并指出，甘肃“地瘠民贫，不能供应，一旦虎兕出柙，咎将谁归。且新疆塔城、伊犁两处，既能安置俄旧党万数千人，则此数百人之众，何必安插于甘。”甘肃方面提出，这批俄旧党官兵最好全部安置新疆，否则“由新疆派队分起解陕，复由陕派队解京沪回国”。[62]在甘肃省不愿配合安置的情况下，杨增新于3月5日致电北洋政府及甘肃省说：“增新拟请将该俄兵安置敦煌者，原以敦煌四面均隔沙漠千数百里，安置俄兵似为适宜，今甘肃不予赞成，应请作罢论。……不得已而思其次，拟请准令该俄兵取道兰州回国，俟至兰州之后，或由宁夏以达绥远，或由兰州以达陕西，再由兰州督军、省长斟酌办理。”[63]不过，国务院、参谋部、陆军部并未认可杨增新的新办法，在给其复电中说：“库伦方乱，边局未定，俄党阿年阔夫所部无论经由何道促令回国，势必滋长乱源，于我国家有所不利。仍应查照前议，在甘、新分别安置。”并要求杨增新与甘肃督军、省长“迳电商洽，迅速办理”。[64]3月12日，杨增新致电甘肃省长说：“查俄败兵阿年阔夫，叠奉中央电令，在甘新分别安置。以增新所见，安置河湟甘凉以及陇东陇南均不如安置敦煌为相宜。以敦煌四面沙漠，东至酒泉、西至哈密、南至罗布淖尔均隔沙漠数千里，该俄兵到敦煌后，可以就我范围，无所施其伎俩也。……敦煌为产粮区，筹备五百人之食量尚不为难。若尊意以为安置敦煌为不宜，即请于甘肃各县中另行择地安置，悉候钧裁。”[65]虽然甘肃省不愿接纳阿连阔夫部，但在北洋政府的一再要求下，甘肃省不得不接受安置白俄的要求，甘肃省长陆洪涛在致国务院、参谋部、陆军部的电文中说：“中央既有为难，敢不仰体，勉竭驽钝，现已遵示飞电安肃镇转饬敦煌县采购粮料柴草，并就近派员会同县知事预择安置地方，以期妥洽。”但要求杨增新谕令护解白俄的军官设法将安置敦煌的办法告知阿连阔夫，“取其同意，庶到甘安置，不致横生枝节。”[66]北洋政府随即将甘肃方面的意见电告杨增新。[67]同时，陆洪涛向北洋政府索取安置白俄残兵的费用，“月需费万元。国务院覆令先行筹垫。”[68]1921年4月8日《新闻报》报道说：“新疆俄旧党第一批四百余人送敦煌，第二批一千余人，拟送回俄境，要求俄政府担保善遇。”[69]杨增新为防止阿连阔夫到甘肃后从事破坏活动，将其残部遣送敦煌的同时，将阿连阔夫扣留新疆，脱离其属下部队。“阿年阔夫其人极坏，若再将兵权付于伊手，入关以后仍多风潮。……现拟将其解省拘留，仍妥为监视保护，加以优待，惟不准出入自由。古城俄兵仍归迭尼索夫接管，进关如此办理，庶几可绝祸根。”[70]4月12日，杨增新致电甘肃省督军、省长，告知白俄起解甘肃的具体安排，“俄旧党阿年阔夫营内，俄官俄兵除留新疆安置外，其拟安置敦煌者，分作两起东下，第一起共三百一十七名，第二起共一百五十七名，以上共计四百七十四名。”并告知“俄军统阿年阔夫，异常狡悍，俄新党、旧党无不畏之，增新恐入关后，难于驾驭，现已设法将阿年阔夫扣留，命其与在新、在甘之俄兵脱离关系，他日俄兵到甘，必能就我范围。”[71]4月17日，又致电甘肃省督军、省长，告知“俄旧党败兵四百七十四名，已由增新在古城切实检查数次，不特未曾夹带一枪一弹，即随身小刀经增新搜查净尽，皆毫无隐藏。此案既经中央核准，将该俄兵安置敦煌”，希望甘肃省尽快做好准备，“俾俄兵从速进关”。[72]5月，甘肃督军陆洪涛致电杨增新，“已将俄党预备安置千佛洞，请分起护送”。[73]三、白俄破坏莫高窟与社会各界的反应由于阿连阔夫恶名在外，其取道甘肃一经公布，就遭到甘肃各界的抵制，杨增新说：“俄败兵取道甘肃，甘民反对甚烈，学堂罢课，商民罢市，并欲停办选举。”[74]甘肃省议会也致电北洋政府，“新省押解俄国党人，现已行抵哈密，务请迅赐电致新省，勿令押入甘境，以顺甘人之望，甘省幸甚。”[75]虽然遭到甘肃民众反对，但敦煌在北洋政府及甘肃省政府的压力下不得不接受了白俄残兵。此时，敦煌县知事是陆恩泰，“偶值俄旧党流寓，虽涉外交、内政之繁剧”。[76]白俄到敦煌后，敦煌县邀集“全县农商各界和乡绅多次计议，为了县城安全，一致主张阿部到敦煌绝对不能让其进县城驻扎，只有安置到离县城四十多里的千佛洞才比较安全。”[77]阿连阔夫部于1921年6月11日到达敦煌，“计共俄旧党官兵四百六十九名，马四百八十八匹，车十八辆，由该司令会同接待专员吕季贤、通译员陆春林、敦煌知事陆恩泰及新疆营长徐谟等，预派军警在指定安置俄党之千佛洞布置妥帖，并指定道路，令该俄党由狭路单入，牵马行入，以便检查。”白俄入住千佛洞后，防军营管带周炳南与新疆留驻敦煌的营长徐谟带兵轮流监视，“并订定禁止俄党损坏古迹及动植物，限制进城人数，及买物各守规则六条，布告俄党及敦煌军民人等，一体遵守。”此外，为了将俄党人马分离，指定“距千佛洞四十里之新店子，大泉草湖，暂为放牧之所。”[78]敦煌县政府将白俄残部安置在千佛洞主要考虑的是位置偏远，往来不便，避免白俄侵扰敦煌民众。对于敦煌千佛洞文物的保护，虽然制定了“禁止俄党损坏古迹”的规则，但禁令并没有得到遵守。白俄残兵到达莫高窟后，当地居民发现他们“在洞窟中生火造饭，熏黑许多精美的壁画，肆意破坏佛像雕塑，并在壁画上乱刻乱画，破坏文物，引起人们的愤慨。”于是，当时驻扎敦煌、负责监视白俄的第三营营长周炳南“出自保护祖国文物的爱国心情，乃会同县政府报请省署，建议速将俄人迁出，另作安置。”[79]当时的敦煌县长陆恩泰也多方活动希望将白俄早日迁出，陆恩泰曾致信新疆的杨增新，“拟将安置敦煌之俄旧党败兵遣由内地回国”。[80]周炳南是甘肃临洮人，保定军官学校毕业，民国八年（1919）担任敦煌巡防营管带。周炳南虽任武职，但有一定文化修养，能诗善文，曾收藏过敦煌文书及汉简，并主导了“营部司书会同敦煌县署警察”对莫高窟、榆林窟、东千佛洞等文物的普查工作，对石窟进行编号，形成了后来收录于陈万里《西行日记》中的“官厅调查表”。[81]他对千佛洞文物的价值有深刻的认识，因此，出于保护莫高窟文物的目的，他会同敦煌县政府向甘肃省政府报告，要求将俄旧党迁出莫高窟。甘肃省政府也希望尽快将敦煌俄旧党迁出。白俄残部到达敦煌一个多月后，1921年7月25日的《新闻报》报道说：“陆洪涛电请以敦煌俄党分置各省，谓敦煌与青海接近，肃州防务单薄，匪势猖獗，数千俄党聚一处，必多危险。”[82]1921年7月27日，甘肃督军陆洪涛致电北洋政府，“谓敦煌俄旧党蠢蠢思动，本省防军，设有疏虞，谁负其责。请运送上海，令其出境等语。”[83]8月27日，甘肃省督军、省长再次致电北洋政府，提出“敦煌地属弹丸，骤增俄党及监视军队，粮料固苦不支，柴草亦极缺乏，虽经责令酒、安、敦、玉四县通力合筹，终以路远费钜，输送不易，且敦煌东、南、西三面均紧接蒙边，库乱未平，名城、大藩相继失陷，思患预防，实未可稍涉疏忽。”[84]1921年7月，外蒙形势发生变化，苏联红军击溃库伦的白俄军队，白俄残兵西溃，威胁甘、新边境。杨增新在8月8日给北洋政府的电文中说：第现在甘、新情形，又与从前不同，库伦又为俄新党攻克，俄蒙匪徒纷纷西窜，甘、新东北边境近阿，处处戒严。又巴奇赤占新疆之阿山，尚未驱逐出境。侯毕加卹安置甘肃之安西境内，此人系元、二两年充当外蒙统兵官，曾在察汗皈古与新疆接仗，实居心叵测。若此阿年阔夫一股，仍在敦煌安置，勾通生变，亦属可虞。若竟出于不幸，致甘、新两省牵动，则边局岂更不岌岌可危。昨接兰州陆督军、陈省长来电，有陈恳政府，拟分数十起，陆续遣回内地，听其归国之语。众电所及，实为增新赞同，应恳政府俯如该督军、省长所请，令即分起前往内地回国。[85]1921年11月，甘肃省长公署决定，给予安置敦煌的白俄残部每人路银六两，分批解送离开敦煌。自1921年11月1日起，“受容敦煌俄旧党三百余名，东（一日）起分批解回国，限两月解完。”[86]至1922年3月，全部白俄官兵离开敦煌，陆续资解内地，转回苏联。[87]从1921年6月算起，到1922年3月全部离开敦煌，白俄残兵在敦煌住了九个多月。他们在洞窟内生火做饭、任意刻画，对敦煌壁画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1924年1月到达莫高窟的华尔纳，面对白俄给莫高窟造成的伤痕，留下了这样的记录：“但当我的目光从他们那椭圆形的面孔和平静的嘴部扫过时，我不禁为俄国士兵及其同伙们遗留在上面的划痕和部队番号所震惊了。这真是一种斯拉夫式的对神灵的亵渎。两年前，一支四百人的俄国小股部队被红军击溃尾追时，走投无路，从中亚逃了出来。恐惧布尔什维克更甚于恐惧俄国旧政权残余势力的中国当局解除了这股逃兵的武装，将他们关进千佛洞，而部队司令官则被关押在乌鲁木齐的监狱中，……敦煌壁画是古代中国经历了许多世纪的劫难之后，留给我们的独一无二的遗产，是无以替代的珍宝。但那些寂寞的农民士兵却把他们毫无价值的姓名和部队番号刻写在上面。刚开始，我曾对此行为盲目发火，但很快我就认识到，他们并不知道自己在干些什么。这只不过是大战导致的又一个灾难性后果而已。”[88]白俄残兵破坏壁画的行为激起了中国学者的极大愤慨，如1925年到达敦煌的陈万里在《西行日记》中记载了莫高窟被破坏情形，“于一六四号洞内得见《李君碑》，《碑》于民国十年时为居留俄人所断，已折为二。一五七洞及一五九洞a壁画均被熏染成墨，亦居留俄人所为也。”“俄人所居之洞，毁坏更甚。据闻当年新疆白党，蠢蠢欲动，杨督遣送来甘。甘省当局以敦煌偏在西南，交通阻塞，易于防范，乃居留之于千佛洞，于是俄人寝食于斯，游憩于斯，而一部分之壁画，遂受其蹂躏矣。”[89]到敦煌考察的华尔纳、陈万里等人将白俄破坏莫高窟的消息带回内地，使得不少没去过敦煌的中国学者也了解到白俄破坏敦煌壁画的情形，引起学界对莫高窟保护问题的重视，如时任南开大学教务长的凌冰于1926年1月10日公开致信时任甘肃省长薛笃弼称：“近由美国派往新疆旅行队传来消息，谓甘新当道前以该处为拘留白俄党人之用。因此洞中古迹，经囚虏之残毁者甚多。日复一日，恐将不可收拾，甚为可惜云云。不知此讯确否？素仰我兄注意文化，对于此事自当同深痛惜。故乞派人调查，并饬地方官妥为保存，以待吾国业史学者之整理，则造福于国内知识界者实非浅鲜。事关国粹，故敢冒昧直陈。”[90]1935年6月9日，邵元冲在参观千佛洞时，针对白俄的破坏行径感慨道：“俄军人在各洞筑灶设火烟，凿壁通火管，因为烟煤薰坏者，凡十余洞。而各洞壁画及佛像，俄人亦多任意涂抹之，如于佛颔间，涂以俄国式之须髭，壁画佛像之眉，涂以绿色及俄国式须髭者，皆为国宝美术留一重大污玷。”[91]40年代初到敦煌考察的向达在目睹白俄破坏的惨状后，在《论敦煌千佛洞的管理研究》一文中，愤然指责道：“民初将白俄收容在千佛洞里，于是凿壁穿洞，以便埋锅造饭出烟，好多唐代的壁画都因此弄坏了，熏黑了。如今在许多洞窟里，壁上还有当时白俄的题壁、漫画，甚而至于账目也写上去了。这些罗宋朋友固然不够交情，而那位‘始作俑者’的县长某君，‘其无后乎’！”[92]结语通过以上的梳理，白俄对敦煌莫高窟的破坏，是由近代中国屈辱外交所造成的，是积贫积弱的屈辱史所造成的学术“伤心史”。阿连阔夫安置敦煌一事，起因在于北洋政府追随协约国干涉俄国革命，采取支持俄国旧党的态度，对白俄逃入中国境内的旧党官兵“事事优待”，而旧党溃兵意图以新疆、东北为根据地，反击苏维埃政府，导致新疆、东北等地白俄问题日益突出。苏维埃政权得到各国承认后，在引渡阿连阔夫残部回俄问题上又面临棘手问题，此时外蒙形势严峻，白俄谢米诺夫在日本支持下攻占库伦，策划外蒙独立。如果放任阿连阔夫由外蒙回俄国，必然会与谢米诺夫联合，对中国造成无穷后患。最终选取“四面沙漠”的甘肃敦煌作为安置白俄地点，以等待俄国局势及外蒙形势发生改变后再放其回国。之所以选择敦煌作为安置地点，就是看中其四面均为沙漠，白俄不易脱身，而敦煌县将其安置莫高窟，也是因为其离县城较远，不至于威胁到县城的安全。但不论是杨增新、陆洪涛、陈訚等新、甘两省官员，还是敦煌知县陆恩泰及敦煌士绅等，都没有考虑到敦煌莫高窟作为历史文化古迹的宝贵价值，造成了对莫高窟无法弥补的严重破坏。

来源：《西域研究》2013年第4期内容提要作为术赤兀鲁思的左翼，十四世纪初斡儿答兀鲁思的汗位危机将四个蒙古汗国（元、金帐汗国、察合台—窝阔台汗国、伊利汗国）先后卷入其中，它最终超越其发生的地域而成为影响蒙古帝国政治进程的一个重要事件。由于记述这一事件的史料较为零碎，且散见于伊利汗国的波斯语史书和用阿拉伯语编纂的马木鲁克编年史中，故本文通过对比、分析相关穆斯林文献，对该历史事件的过程进行梳理和还原。并且从斡儿答汗位传承特征和外交上的独立性两方面对斡儿答兀鲁思汗位危机发生的原因进行了讨论。有别于由拔都及其子别儿哥后裔所统治的术赤兀鲁思本部（即后世所谓“金帐汗国”）和控制着第聂伯河、多瑙河下游直至东欧地区的那海（Noqai）兀鲁思，由术赤长子斡儿答（Orda）及其子嗣所领导的术赤兀鲁思左翼，在史籍中通常被称作“斡儿答兀鲁思”，有时也被称作“白帐汗国”（Aq-Urdū）。比起术赤兀鲁思本部，位于其东侧的斡儿答兀鲁思留下的文献记载更少，也更少为研究者所重视。[2]但不能忽视的是，自1260年代起他们一直保持着参与中亚蒙古汗国政治角逐的兴趣，且以其政治立场的灵活多变在不同势力之间游刃有余。但是，在14世纪的最初十年中，斡儿答兀鲁思的汗位危机却使之一跃成为四大蒙古汗国矛盾的焦点。斡儿答长子和幼子后裔作为相互对立的汗位竞争者，分别在金帐汗、元朝、伊利汗国和窝阔台、察合台后裔等各支政治势力中寻找同盟者，并使之卷入战事。此事的影响力最终超出了斡儿答兀鲁思的范围，成为了改变四大汗国关系的一个转折点。我们今日所能看到的和这一事件相关的史料，除《史集》、《完者都史》等波斯语史料外，更为详细的描述来自于马木鲁克史家笔下。[3]因此这篇论文通过对比、分析波斯语、阿拉伯语史料的记载，对斡儿答兀鲁思汗位危机的整个过程进行梳理；同时也尝试从世系和其外交政策上的特殊性两方面对其内因进行讨论。一斡儿答世系与兀鲁思汗位传承特征《史集》、《五族谱》和《贵显世系》中斡儿答家族谱系的基本结构和信息是一致的，呈现出非常明显的前后传承关系。仅仅在古卜鲁克一支中出现了新增补的内容及一些不确定信息。首先，古卜鲁克出自何人之后？《史集》汉译本（据俄译本译出）的说法是：他是忽秃灰之子。然检伊斯坦布尔写本，他被系于斡儿答幼子旭烈古之子之后。和正文相符，伊斯坦布儿本所附世系表中他也被画在旭列古—帖木儿不花一系下。[4]而《史集》中那段：“现今被认为他的子女的，［实际上］是忽秃灰的子女。从可靠的谱系册籍上所知道的情况就是这样”[5]，在塔什干写本中仅见于边栏之注文中，且字体与正文也有所不同，当为后来补入。古卜鲁克出自忽都灰抑或旭烈古后裔，暂时无法找到文献证据。不过值得我们注意的一点就是，斡儿答兀鲁思汗位并不是在父子直系中传承的，相反倒是体现出明显的“横向继承”的特色，这也是在整个术赤兀鲁思继承制度中占据支配地位的继承方式。即汗位首先在前任大汗的兄弟辈间继承，而到了下一代则改为在叔侄辈之间纵向继承。如果前代大汗的权威仍有影响，则会再度传回给其子。[6]这在斡儿答兀鲁思中当也不例外。《史集》伊斯坦布尔本所见斡儿答世系（斡儿答、旭烈古、古卜鲁克名字用线标出）古卜鲁克曾声称其父“尝具有汗位”，那暗示出在第二代家长弘忽兰和第三代家长火你赤之间还有一次短暂的汗位交替。我们无法知道更多关于忽都灰或旭烈古的事迹，但突厥—蒙古传统中幼子和长子一样，对家产和汗位拥有较其他诸子更多的权力，故古卜鲁克更有可能是幼子旭列古之子。而在火你赤死后，与伯颜争夺汗位的马忽带（Maquṭāy）同样也是幼子。[7]这只是相同的继承规则的重复，而此种重复又导致兀鲁思内部的周期性动荡。《史集》没有提到古卜鲁克的子嗣，而根据阿拉伯语史料我们可知其有一子名“忽失帖木儿”（或忽失），他是古卜鲁克三子二女之一。《五族谱》在古卜鲁克名字下有注文一则：据说，此古卜鲁克有三子，此刻其诸子均已去世。他们的名字在短时间中反复变动，因为这个缘故，无法确知其名，故亦未曾著录。而此刻御前亦无他们的使者；不过我们还是画了方框，以表示知道他确有子嗣。[8]除了这三个未知名的儿子外，《五族谱》还著录了他的两个女儿之名：阿勒惕赤（Altīj）和阿塔只黑（Atājīq）。[9]而《贵显世系》（巴黎本）除著录了上述二女之名外（作“阿惕赤”和“阿八真”），还给出三个儿子的名字，他们分别为：忽鲁忽忒、秃剌不花、哈剌浑。其中，忽鲁忽忒应该就是马木鲁克史料中的“忽失帖木儿（忽失）”。此外《贵显世系》的注文除引自《五族谱》的部分外，另增出：“古卜鲁克：此乃曾受海都与都哇援助，反叛伯颜，并与之多次交战的古卜鲁克。关于这些已见于前述史书。”[10]根据以上讨论，我们可以大致拟定斡儿答兀鲁思汗位传承次序为：此后，斡儿答系于14世纪后半叶复兴，其后裔兀鲁思汗（Urus

来源：《西域研究》2013年第2期内容提要：北斗信仰是华夏上古先民最早产生的宗教信仰之一，也是我国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影响范围最广的一种宗教信仰。新疆地区所见的北斗遗存并不丰富，以吐鲁番阿斯塔那地区为主，时间范围主要集中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其所表现的主要内容为“存斗修仙”、“北斗注死”和“魂归斗极”的汉地文化，当为从中原地区迁移过去的汉人之墓。在讨论新疆地区的北斗信仰之前，有必要简要回顾一下中国古代北斗信仰的总体情况。自上古时期开始，华夏大地上就盛行着各式各样的自然崇拜和鬼神信仰。天神地祇纷繁复杂，如上帝、社稷、山河、鸟兽、日月星辰、风雨雷电等等。在这诸多的信仰对象中，对北斗的信仰可谓是华夏上古先民最早产生的宗教信仰之一，也是我国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影响范围最广的一种宗教信仰。在古代先民意识中，北斗神曾是生杀予夺、至高无上的大神，受到最高规格的祭祀和膜拜。有关北斗信仰的遗存最早见于新石器时代。直到如今某些地区的丧葬习俗中依然保存有北斗文化葬俗，可谓贯穿整个中国历史未曾中断。考古资料表明，距今五六千年前的濮阳西水坡45号墓中，已经出现由蚌壳堆塑的三角形与两根人胫骨构成的北斗形象，战国初期的曾侯乙墓中也出土有朱书“斗”字及二十八宿的漆木衣箱。汉代以降，北斗题材的壁画、石刻、墓砖及随葬品更加普遍。如山东嘉祥武氏祠北斗“帝车”石刻，河南南阳市麒麟岗汉代“诸神及南斗、北斗”画像石，绘有北斗图案并书“黄神北斗”、“北斗君”等字样的解注瓶，新疆出土的绘有北斗的纸画、壁画，后世墓葬中经常使用的“七星板”……，都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当时人们的北斗信仰。在古人的宗教意识中，北斗兼具降福、延寿、占卜、厌鬼、辟兵、修仙等多重宗教职能，并且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地域和文化背景下还会呈现出不同的面貌。因此需要结合考古遗存，对文献中提到的各种北斗信仰做一简单梳理。一中国古代的北斗信仰通过对北斗遗存和北斗文献的系统归纳和类型学分析，笔者认为，中国古代北斗信仰的发展脉络可以分为孕育期、萌芽期、成熟期、转型期、兴盛期及衰落期六大阶段，每一阶段的北斗信仰均呈现出特有的文化面貌和宗教特点：史前时期（孕育期）：新石器时期，北斗曾离北天极很近，极有可能被作为当时的极星。同时，由于北斗拥有指方向、定季候等诸多与生产、生活息息相关的实用性功能而受到华夏先民的尊崇。殷周时期（萌芽期）：殷商时期已经出现对北斗的大规模祭祀活动。周代某些思想流派开始注意到北斗在天空中的独特地位，并逐渐衍生出了“魂归斗极”的死后世界观。秦汉时期（成熟期）：秦汉时期为北斗信仰全面发展的时期，基本上奠定了后世北斗信仰的主要框架。随着北斗逐渐远离北天极，北斗的神位下降，被视为天帝之车；在汉纬中又将北斗附会成黄帝之精；占星术士对北斗尤为重视，认为通过观测北斗附近的天象变化能够了解君王的功过夭寿及官员优劣等诸多信息；由于在天象中，北斗“帝车”之下压着“天尸”鬼宿。所以北斗又被赋予压鬼辟邪的神学职能，用以解除注祟，护佑生人；此外，在东汉时期，北斗主杀的观念已初露端倪，是为魏晋北斗注死信仰之滥觞。魏晋南北朝（转型期）：魏晋之时的原始道教逐渐将北斗信仰吸收消化，并重新赋予其新的宗教内涵，使得北斗信仰呈现出多元化的文化面貌和神君化的转型。并衍生出“南斗注生、北斗注死”的司命神信仰以及鬼官北斗这样的仙官体系，进而发展出一系列的北斗道法，强化北斗在道教修炼过程中的辅助功能。此外，上至北齐，下至今日仍在使用的七星板葬制更是反映出世人欲魂归斗极的终极愿望和北斗对于道教修仙的重要作用。隋唐宋明（兴盛期）：唐宋之际，出现了系统而完备的北斗道经和拜斗科仪。认为北斗掌管人之寿命福禄，崇祠北斗可以消灾去厄，延命致福，甚至认为“万法皆从斗出，万律皆从斗役”。在宋元之际已经发展并完成了以北斗信仰为基础的“斗姆─九皇”信仰体系。有研究显示，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将南京城城垣设计成南斗与北斗拼合而成的葫芦形，其死后所葬之孝陵中的建筑也依北斗位置排列。可见明初之时北斗信仰的影响力极大。清代以降（衰落期）：清代以降，有关北斗信仰的文献较为匮乏，明显呈现出衰落的迹象。遗迹现象中也鲜见北斗文化的踪迹，仅少数地区的民俗中还保留有“七星板”、“七星钱”等丧葬习俗。二新疆地区的北斗信仰新疆地区北斗信仰的遗存主要见于吐鲁番地区的阿斯塔那古墓群。阿斯塔那古墓群是古代高昌城乡官民的公共墓地，大约形成于3～8世纪。以葬汉人为主，同时葬有车师、匈奴、高车、突厥以及昭武九姓等少数民族居民。汉唐时期这一地区曾先后是车师国、戊己校尉、高昌郡、高昌王国以及唐西州府的属地。自汉代开始经营西域以来，规模不等的戍边或移民就未停止过。戊己校尉、西域长史的府署都设在高昌，表明高昌当时与西域其他各地相比有更多汉人存在。随后前凉在高昌设郡，郡治也在此，郡太守都为汉人。这些来自中原的兵卒和百姓不仅带去了他们的日常用品和生活方式，也带去了他们的文化知识和宗教信仰。其中，北斗信仰即为比较典型的汉人宗教文化的表达。1.存斗修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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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刊新文”是“西域研究”微信公众号创设的栏目，目的是将西域史研究的新成果汇集于此，方便学界同仁和读者了解和使用。我们诚挚邀请编辑出版单位和作者共同建设这一平台，将公开出版（包括学术集刊）西域史论文的电子文件（word文件和相关图片）发送邮箱（xyyjbjb@126.com），我们编排推送。致谢：感谢《丝路文明》编辑部和作者授权，感谢刘进宝先生提供本文电子文本。引用请以原刊为准。曹操高陵“胡粉”考议[1]王子今内容提要战国秦汉时期已多见“粉”用作妆饰品的信息。“粉”甚至应用于男子追求人体美的生活表现。“胡粉”介入上层社会男子的消费生活，可以看作外来用物传入中原并形成重要影响的典型例证。“胡粉”的考察，可以充实我们对于丝绸之路史的认识。曹操高陵出土石牌文字所见“胡粉”，可以结合汉魏社会生活习俗接受“胡”风影响的相关表现予以理解。回顾中国古代妆饰史，可以看到有关战国秦汉时期社会生活中多使用“粉”的文献记录。某些特殊情况下，“粉”甚至成为男子妆饰用品。这些信息可以反映当时社会有关人体美的意识及相关追求。而文献所见“胡粉”，则体现外来生活用品通过丝绸之路传入中原的历史真实。考察曹操高陵出土石牌文字所见“胡粉二斤”，结合其他相关现象，可以说明汉末至曹魏上层社会接受“胡”风影响的情形。1.“粉白黛黑”“粉白黛绿”《战国策·楚策三》记载，张仪在和楚王关于“好色”的讨论中，说到“粉白”：“张子曰：‘王徒不好色耳。’王曰：‘何也？’张子曰：‘彼郑、周之女，粉白墨黑，立于衢闾，非知而见之者，以为神。’楚王曰：‘楚，僻陋之国也，未尝见中国之女如此其美也。寡人见之独何为不好色也。’乃资之以珠玉。南后、郑褏闻之大恐。”[2]《艺文类聚》卷一八“美妇人”题下引《战国策》曰：“张仪曰：‘郑周之女，粉白黛黑，非知而见之者以为神。’”又引《楚辞》：“粉白黛黑施芳泽，长袂拂面善留客。”[3]《楚辞·大招》写道：“粉白黛黑，施芳澤只。”王逸注：“言美女又工妆饰，傅著脂粉，面白如玉，黛画眉鬓，黑而光净。又施芳泽，其芳香郁渥也。”[4]看来楚国上层人物对于中原女子美妆“粉白墨黑”“粉白黛黑”完全“非知”“未尝见”的说法，可能是并不确实的。《韩非子·显学》：“……故善毛啬、西施之美，无益吾面，用脂泽粉黛则倍其初。言先王之仁义，无益于治，明吾法度，必吾赏罚者亦国之脂泽粉黛也。”[5]在政论中以“脂泽粉黛”为比喻，说明此类妆饰方式的普遍应用。《淮南子·修务》写道，妆饰的作用其实是有限的，真正的美女，即“曼颊皓齿，形夸骨佳，不待脂粉芳泽而性可说者，西施、阳文也”，而相貌丑陋者，即“虽粉白黛黑弗能为美者”。关于华服巧饰，则说到“施芳泽，正娥眉，设笄珥，衣阿锡，曳齐纨，粉白黛黑，佩玉环揄步，杂芝若，……”，可以使得“王公大人”们“悦其色”。而“粉白”的方式，应当就是所谓“粉以玄锡，摩以白旃”。[6]《太平御览》卷三八〇引《汉武故事》说汉武帝“从行郡国，载之后车”的女子，“皆自然美丽，不使粉白黛黑。”[7]《北堂书钞》卷一三五引蔡邕《协初赋》所谓“粉㢮黛落，发乱钗脱”[8]，也都说明“粉白”妆饰的社会普及度。这样的说法，都保留了汉代相关社会文化现象的历史记忆。《史记》卷一一七《司马相如列传》：“靓庄刻饬，便嬛绰约。”裴骃《集解》：“郭璞曰：“靓庄，粉白黛黑也。”[9]“粉”“黛”的作用，在于“靓庄”追求。《战国策》《大招》《淮南子》“粉白墨黑”“粉白黛黑”，韩愈《送李愿归盘古序》作“粉白黛绿”：“曲眉丰颊，清声而便体，秀外而慧中，飘轻裾，翳长袖，粉白黛绿者，列屋而闲居，妬宠而负恃，争妍而取怜。”[10]妆饰史在战国秦汉这一历史阶段的进步，曾经受到学者的关注。宋洪迈《容斋随笔》四笔卷三“粉白黛黑”条就韩愈“粉白黛绿”语有所讨论，涉及《列子》《战国策》《大招》《淮南子》“粉白黛黑”诸说，谓“韩公以黑为绿”，“似有所因”。[11]宋王楙《野客丛书》卷二九“后宫嫔御”条也说道：“士大夫以粉白黛绿丧身殒命，何可胜数。前覆后继，曾不知悟。”[12]明张萱《疑耀》卷三“粉”条引《古今实录》曰：“萧史与秦穆公炼飞雪丹，其第一转与弄玉涂之，即今铅粉也。妇人傅粉自秦。”又写道：“始余按《墨子》‘禹作粉’，张华《博物志》‘纣烧铅作粉，谓之胡粉’。或曰周文王时妇人已傅粉矣，未知然否。但妇人傅粉断非始于秦也。”又言“黄眉黑妆”“鸦黄粉白”“额上涂黄”等，指出“古人媚妆，随意皆可”。[13]各种“媚妆”之中“粉”的作用是突出的。《汉书》卷五三《景十三王传·广川惠王刘越》记载，广川王后阳成昭信谮脩靡夫人陶望卿“淫”且“有奸”：“后昭信谓去曰：‘前画工画望卿舍，望卿袒裼傅粉其傍。’”[14]可知女子“傅粉”取悦异性的表现。《后汉书》卷二八下《冯衍传》李贤注引《衍集》载衍与妇弟任武达书说到家中“一婢”，“头无钗泽，面无脂粉”[15]，可知汉时民间风习，妇女通常是使用“脂粉”的。《后汉书》卷六一《黄琼传》载奏言有“使朱紫共色，粉墨杂蹂，所谓扺金玉于沙砾”语[16]，也说明“粉墨”使用的普及。《后汉书》卷八三《逸民传·梁鸿》记载：孟氏女嫁梁鸿，“始以装饰入门”，“鸿曰：‘吾欲裘褐之人，可与俱隐深山者尔。今乃衣绮缟，傅粉墨，岂鸿所愿哉？’”[17]也说“傅粉墨”是女子通常“装饰”。《后汉书》卷六六《陈蕃传》：“比年收敛，十伤五六，万人饥寒，不卿生活，而采女数千，食肉衣绮，脂油粉黛，不可赀计。”[18]所谓“脂油粉黛，不可赀计”，显示“采女数千”妆饰用消费的额度。《三国志》卷六一《陆胤传》“内无粉黛附珠之妾”[19]，也说“粉黛”是贵家之“妾”的一般妆饰形式。《三国志》卷六五《吴书·华覈传》可见这样的说法：“美貌者不待华采以崇好，艳姿者不待文绮以致爱，五采之饰，足以丽矣。若极粉黛，穷盛服，未必无丑妇。废华采，去文绣，未必无美人也。”[20]也说明“极粉黛”是一定社会等级女子通常追求“华采”“艳姿”的方式。《续汉书·郡国志五》“巴郡”条刘昭注补：“《华阳国志》曰：‘帝禹之庙铭存焉。有清水穴，巴人以此为粉，则膏泽鲜芳，贡粉京师，因名粉水。’”[21]所谓“贡粉京师”，说明都市生活对“粉”的需求。而以“粉”实现“膏泽鲜芳”的效用，并没有限定女子。《后汉书》卷八五《东夷传·倭》：“其男衣皆横幅结束相连。女人被发屈紒，衣如单被，贯头而着之；并以丹朱坋身，如中国之用粉也。”[22]这里说“女人”“并以丹朱坋身”，一如“中国之用粉”。然而《三国志》卷三〇《魏书·乌丸传》记述“倭”的生活习性：“有屋室，父母兄弟卧息异处，以朱丹涂其身体，如中国用粉也。”[23]这里通说“父母兄弟”，似乎“倭”人“以朱丹涂其身体”与“中国用粉”，似乎是不分性别的。战国秦汉男子肤白受到爱重，见于《史记》卷九六《张丞相列传》所谓“身长大，肥白如瓠，时王陵见而怪其美士”。[24]2.男子“傅粉”故事男子“傅粉”的记载，史籍中或予特殊强调。相关现象，有学者曾经予以关注。宋人王楙《野客丛书》卷一二“男人傅粉”条写道：“《世说》载何晏洁白，魏帝疑其傅粉，以汤饼试之。其拭愈白。知其非傅粉也。仆考《魏略》‘晏自喜，动静粉白不去手’。则知晏尝傅粉矣。《前汉·佞幸传》：籍孺、闳孺傅脂粉，以婉媚幸上，此不足道也。《东汉·李固传》：章曰：大行在殡，路人掩涕，固独胡粉饰貌，搔头弄姿，槃旋偃仰，从容冶步，略无惨怛之心。《颜氏家训》谓梁朝子弟，无不熏衣剃面，傅粉施朱。以此知古者男子多傅粉者。”[25]所涉及“籍孺”“闳孺”故事，据《汉书》卷九三《佞幸传》：“汉兴，佞幸宠臣，高祖时则有籍孺，孝惠有闳孺。此两人非有材能，但以婉媚贵幸，与上卧起，公卿皆因关说。故孝惠时，郎侍中皆冠鵔鸃，贝带，傅脂粉，化闳、籍之属也。”[26]说汉惠帝时，近侍皆“傅脂粉”，都是受到籍孺、闳孺的影响。其实，《史记》卷一二五《佞幸列传》已经有明确的记载。太史公写道：“非独女以色媚，而士宦亦有之。”又说：“昔以色幸者多矣。至汉兴，高祖至暴抗也，然籍孺以佞幸；孝惠时有闳孺。此两人非有材能，徒以婉佞贵幸，与上卧起，公卿皆因关说。故孝惠时郎侍中皆冠鵕䴊，贝带，傅脂粉，化闳、籍之属也。”[27]《索隐述赞》称其“冠鸃入侍，傅粉承恩”。[28]李固故事，见于《后汉书》卷六三《李固传》：“初，顺帝时诸所除官，多不以次，及固在事，奏免百余人。此等既怨，又希望冀旨，遂共作飞章虚诬固罪”，其诬词言：“大行在殡，路人掩涕，固独胡粉饰貌，搔头弄姿，盘旋偃仰，从容冶步，曾无惨怛伤悴之心。”[29]关于何晏故事，《三国志》卷九《魏书·何晏传》裴松之注引《魏略》写道：“晏性自喜，动静粉白不去手，行步顾影。”[30]《世说新语·容止》：“何平叔美姿仪，面至白，魏明帝疑其傅粉。正夏月，与热汤䴵。即噉，大汗出，以朱衣自拭，色转皎然。”[31]《颜氏家训》言“梁朝子弟”一例，见《颜氏家训·勉学》：“梁朝全盛之时，贵游子弟，多无学术”，“无不熏衣剃面，傅粉施朱……”[32]清人褚人获《坚瓠集》三集卷一“妇人朱粉”条引“《前汉·佞幸传》：籍孺、闳孺傅脂粉，以婉媚幸上”及“梁朝子弟，无不熏衣剃面，傅粉施朱”两例，又言：“男子且然，而况妇人乎？”[33]与曹操关系特殊的何晏[34]，其“性自喜，动静粉白不去手，行步顾影”的自恋表现是引人瞩目的。[35]梁章钜《三国志旁证》卷一〇注意到何晏故事“粉白不去手”与“魏明帝疑其傅粉”，于是“夏月，与热汤䴵”，“大汗出，以朱衣自拭，色转皎然”两说的矛盾，指出裴松之注所云“粉白不去手”，“正与《世说》相反也。”[36]然而何晏“粉白不去手”之说多为史家采用。《资治通鉴》卷七五“魏邵陵厉公嘉平元年”记载：“何晏性自喜，粉白不去手，行步顾影。”所谓“粉白不去手”，胡三省注：“以自涂泽也。”[37]“傅粉”的动机，在于追求肤色之“白”。即前引《楚辞·大招》王逸注所谓“面白如玉”。《北堂书钞》卷一三五引《尚书大事·纳后礼》云：“既皓且白，既洁且清。美人玩好，以饰姿容。”以“皓白洁清”为题。[38]《尚书大事》作者范汪，晋人。所说礼仪，应体现上古风习。《艺文类聚》卷一八引宋玉《登徒子好色赋》言“天下之佳人，莫若臣东家子”，其“肌如白雪”，又说“著粉太白，施朱太赤”。[39]也说“著粉”用以增“白”的通常情形。当然，从前引《韩非子·显学》“故善毛啬、西施之美，无益吾面，用脂泽粉黛则倍其初”及陈奇猷注“较初时面倍其美”可知，“粉”主要是“著”于“面”的。汉代对于男子体貌的审美倾向，“肤色白皙”“被认为是男性美的重要特征”。[40]人们的关注重心，应当首先在于面容。3.曹操高陵石牌文字“胡粉二斤”何晏“性自喜”，可与《汉书》卷九三《佞幸传·董贤》“为人美丽自喜”[41]及《新唐书》卷一〇四《张易之张昌宗传》“兄弟皆幸，出入禁中，傅朱粉，衣纨锦，盛饰自喜”[42]之“自喜”对照理解。然而虽然与何晏生活亲近，但是少年就“任侠放荡”[43]，“才武绝人”[44]，后来又身经百战，往往“亲擐甲胄，深入险阻”，曾经得汉献帝“秉义奋身，震迅神武”[45]，“龙骧虎视”，“奋其武怒”，“掩讨逆节”[46]称美，最终“谥为武王”[47]的曹操，似乎也有对“粉”这种化妆品的使用需求。曹操高陵二号墓出土“六边形石牌”有铭刻文字“胡粉二斤”者（301），是值得注意的文物遗存。又有铭刻文字“香囊卅双”（96），也是表现墓主生活的重要文物。这些铭文，据发掘者判断，“内容为随葬品的名称和数量。”[48]曹操高陵随葬品有“胡粉”，或许可以说明当时“傅粉”风习之普及。曹操这位人称“神武明哲”[49]、“气势盈溢”[50]，且“简易随时”，“佻易无威重”[51]的“天下之雄”[52]、“命世之才”[53]，除了同出石牌铭文“魏武王常所用挌虎短矛”“魏武王常所用挌虎大戟”“魏武王常所用长犀盾”所表现的悍勇雄豪品性之外，其性格心态的另一面，是否也有对于所谓“靓庄”的美的追求呢？通过以“胡粉”为随葬品的消费趋向，可以使人产生相关联想。据说曹操日常生活非常朴素，如《魏书》记载，“雅性节俭，不好华丽，后宫衣不锦绣，侍御履不二采，帷帐屏风，坏则补纳，茵蓐取温，无有缘饰。”[54]而“胡粉”的使用，可以为曹操研究提供另一视角观察所获得的新鲜具体的生活史信息。前引《华阳国志》“巴人”“贡粉京师”情节，说明“粉”的生产形式、消费流向特别是转输路径，均指向中原以外地方。与妆饰行为相关的交通文化现象之中，“胡粉”的历史记忆，则涉及丝绸之路史的知识。4.影响汉魏上层社会生活的“胡”风自张骞开通西域道路，东西往来益为频繁。“驰命走驿，不绝于时月；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55]据《东观汉记》卷一六《杨正传》记载，“西域贾胡”在都市甚至有组织聚会的能力。[56]马援南征“武陵五溪蛮夷”，进军艰难，时有指挥不力的批评。《后汉书》卷二四《马援传》记载，“伏波类西域贾胡，到一处辄止”的指责上奏御前，“帝乃使虎贲中郎将梁松乘驿责问援，因代监军。”[57]可知朝廷上层对于“贾胡”从事经济活动的行为方式都是熟悉的。“胡”人在中原地方的活跃[58]，会促成社会文化生活中“胡”风的蔓延。《续汉书·五行志一》“服妖”条写道：“灵帝好胡服、胡帐、胡床、胡坐、胡饭、胡空侯、胡笛、胡舞，京都贵戚皆竞为之。”[59]贵族阶层“皆竞为之”，也会对更广大层面的社会风习形成导向性的影响。汉魏之际的“京都贵戚”们的相关表现，还见于比较具体的文献记录。刘表的墓葬西晋时被盗掘，据说“芬香闻数里”。[60]《水经注》卷二八《沔水》写道，“墓中香气远闻三四里中，经月不歇。”[61]《艺文类聚》卷四○引《从征记》则言“香闻数十里”。并且明确说，“（刘）表之子（刘）琮，捣四方珍香数十斛，著棺中。苏合消疾之香，莫不毕备。”[62]包括“苏合消疾之香”的“四方珍香”，显现对远国“香”的珍爱。“苏合香”由西域传入。《后汉书》卷八八《西域传》讲述“大秦”文化地理，说道：“合会诸香，煎其汁以为苏合。”[63]《三国志》卷三〇《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裴松之注引《魏略·西戎传》说“大秦国”物产，有“苏合、狄提、迷迷、兜纳、白附子、薰陆、郁金、芸胶、薰草木十二种香”，“苏合”名列在先。[64]《后汉书》卷五一《李恂传》记载，李恂任职西域，当地贵族商人“数遗恂奴婢、宛马、金银、香罽之属，一无所受。”[65]可知西域“香”为中原人喜好。《艺文类聚》卷八五引《班固与弟超书》写道：“今赉白素三匹，欲以市月氏马、苏合香、闟登。”[66]西域“苏合香”已经远销到洛阳。《三国志》卷二九《魏书·方技传》裴松之注引曹植《辨道论》：“诸梁时，西域胡来献香罽、腰带、割玉刀，时悔不取也。”[67]都说到西域“香”。有的研究者解释：“香罽，具有香气之毛织物。”[68]这样的理解，并不是没有缘由的。《中文大辞典》释“香罽”：“毛毡也，言香者，美之也。”书证即“《后汉书·李恂传》”。[69]《汉语大词典》说“香罽”即“华丽的毛毡”，书证亦“《后汉书·李恂传》”。[70]这种解释“香罽”的说法，其实应当予以修正。西域人“数遗”李恂之“香罽”，“西域胡来献香罽”之“香罽”，都应当理解为“香”和“罽”，如班固所市“苏合香、闟登”。汉魏“贵戚”们对于西域“香”的爱重，或许可以从曹操高陵出土石牌文字“香囊卅双”（96）得到文物实证。5.“胡粉”的民族地理学考察《释名·释首饰》：“粉，分也。研米使分散也。”又说：“胡粉，胡，餬也，脂和以涂面也。”[71]以“分”释“粉”，称“研米使分散也”，是合理的。“胡粉”即“脂和以塗面”的“粉”，可能即上文说到的“脂粉”“脂油粉黛”，应当是部分符合“胡粉”使用方式的。然而以“餬”作为“胡粉”之“胡”的说明，则并不正确。前引“虚诬”李固“胡粉饰貌”故事，《资治通鉴》卷五二“汉冲帝永嘉元年”相关记述胡三省注：“烧铅汞成粉以傅面。《北史》曰：‘胡粉出龟兹国。’”[72]我们看到，《魏书》卷一〇二《西域传·龟兹》、《周书》卷五〇《异域传下·龟兹》、《隋书》卷八三《西域传·龟兹》、《北史》卷九七《西域传·龟兹》都说“龟兹国”出产“胡粉”。[73]《新唐书》卷三九《地理志三》记述“土贡”“胡粉”的地方，有相州、卫州、澶州。[74]《宋史》卷八六《地理志二·河北道》也说相州“贡”“胡粉”。[75]《太平寰宇记》卷五五五《河北道四·相州》说“相州”“土产”，首列“胡粉，贡”。[76]这应当反映了“胡粉”自外传入中原的路径。然而《太平寰宇记》卷一八一《四夷十·西戎二·龟兹》总说及“土俗物产”条，两次强调龟兹国“土多”“胡粉”。[77]“胡粉”的“胡”，应当与上文所说汉灵帝所好，且影响“京都贵戚”生活追求的“胡服、胡帐、胡床、胡坐、胡饭、胡空侯、胡笛、胡舞”等文化存在的“胡”字标识类同，可以理解为指示民族礼俗风格和民族地理定位的文化符号。“胡粉”来自“龟兹”，可以看作体现丝绸之路文化交流史的信息。与“胡空侯、胡笛、胡舞”等艺术构成相类，汉代历史文化遗存又可见西来“胡乐”。《后汉书》卷二三《窦融传》赞曰：“听笳龙庭，镂石燕然。”李贤注：“笳，胡乐也，老子作之。”[78]《后汉书》卷四七《班超传》：“（建初）八年，拜超为将兵长史，假鼓吹幢麾。”李贤注引《古今乐录》曰：“横吹，胡乐也。张骞入西域，传其法于长安，唯得《摩诃兜勒》一曲，李延年因之更造新声二十八解，乘舆以为武乐，后汉以给边将，万人将军得之。在俗用者有《黄鹄》《陇头》《出关》《入关》《出塞》《入塞》《折杨柳》《黄覃子》《赤之杨》《望行人》十曲。”[79]与中原音乐西传同时[80]，西域“胡乐”也丰富了中原文化的艺术内涵。“胡笳”又见于《后汉书》卷八四《列女传·董祀妻》：“胡笳动兮边马鸣，孤雁归兮声嘤嘤。乐人兴兮弹琴筝，音相和兮悲且清。”[81]在物质生活层面，《史记》卷一《五帝本纪》“蓺五种”，司马贞《索隐》：“艺，种也，树也。五种即五谷也。”“《尔雅》云‘荏菽，戎菽’也，郭璞曰‘今之胡豆’。”[82]《史记》卷二七《天官书》裴骃《集解》：“孟康曰：‘戎菽，胡豆也。’”[83]“胡豆”，又见于居延汉简简文（310.2；488.1）。[84]居延汉简又可见可能作为马具的“胡鞍”（EPT40.6A）。[85]《史记》卷七七《魏公子列传》司马贞《索隐》所见“胡麓”[86]，大约是容器。《后汉书》卷八八《西域传·天竺》又说到“天竺国”有“胡椒”。[87]所谓“胡粉”的构词形式，与“胡豆”“胡鞌”“胡麓”“胡椒”是大略一致的。《北堂书钞》卷一三五引《魏名臣奏》：“中书监刘放奏曰：今官贩粉卖胡粉，与百姓争锥刀之末利。宜乞停之。”[88]说“胡粉”的“贩”“卖”曾经为官府经营，“与百姓争锥刀之末利”的批评，反映“利”的生成因社会需求所导致。而“官”与“百姓”相“争”，则其经济收益可能并非“锥刀之末利”。6.曹操高陵“胡粉”的技术史考察“粉饰”一语，见于《史记》卷一二六《滑稽列传》。[89]可以理解为可能与前引被李固“奏免”者因“怨”“虚诬”其“胡粉饰貌”情节相关。“粉饰”，又引申为夸赞表扬，如《三国志》卷五四《吴书·周瑜传》：“故将军周瑜子胤，昔蒙粉饰，受封为将。”[90]以“胡粉饰貌”理解所谓“粉饰”，应当是有一定合理性的。《博物志》卷四《药术》说到“胡粉、白石灰等以水和之”用以“塗”及“泽塗之”的妆饰方式。[91]而《北史》卷一四《后妃传下·隋文献皇后独孤氏》：“后雅性俭约，帝常合止利药，须胡粉一两，宫内不用，求之竟不得。”[92]可知“胡粉”可以入药。《禹贡锥指》卷四关于“青州”物产，写道：“岱畎丝、枲、铅、松、怪石。”对于“铅”，胡渭指出：“《说文》：铅，青金也。《本草》：铅，一名黑锡。今泰山之下，不闻有铅。苏颂曰：铅生蜀郡平泽，今有银坑处皆有之。盖矿利渐开，不必以岱畎为良，遂隐而不传矣。铅不知其所用。案胡粉、黄丹皆化铅为之。土宿真言：《本草》云‘铅乃五金之祖，变化最多，一变而成胡粉，再变而成黄丹’是也。胡粉一名白粉，黄丹一名朱粉，可以代丹垩，故贡其材使炼治之，以给绘画涂饰之用也。”[93]制作“胡粉”的原材料及“炼治”程式与“铅”的关系，这里有所提示。“胡粉”的制作，可以参考所谓“香粉”的生产方式。有学者据《齐民要术》卷五《作米粉法》指出，“如果想制作香粉，则以绢袋盛放香料放入粉盒中进行熏染，或把合适的香料磨碎后与粉混合在一起即可制得。”[94]相关研究涉及若干技术细节。[95]对于考古发掘收获中“疑似‘胡粉’的白色粉末状物质”的科学鉴定，也是有重要意义的。对于2006年发掘的盛唐阶段唐高宗时期墓葬中出土物的分析，得知即“贝壳状软体动物的壳体烧制后碳化生成的方解石型碳酸钙”。研究者判断，“主要功用为墓主人柳夫人美颜的药用化妆品‘石灰’CaCO3，而不同于以往所见的美白化妆品‘胡粉’PbCO3。”[96]论者所谓“以往所见的美白化妆品‘胡粉’PbCO3”，据李华峰“胡粉又名铅粉”，“胡粉是生于铅”的判断而来。其认识基点，是因前引《释名·释首饰》“胡粉，胡，餬也，脂和以涂面也”产生的成见。其实，或许可以说，这种所谓“为贝壳烧制的生石灰经过碳化而制成的唐代‘石灰质’化妆品”，或许正是真正的“胡粉”。李华峰文中已经指出，考古发现的“妆粉”，有些与“脂和”的“餬”无关：“在新疆民丰大沙漠1号东汉墓，出土了一个精致的粉袋，粉袋上施以彩绣图纹。粉袋的出现，表明当时的铅粉已经告别了糊状的初级阶段，而被加工成粉末状。在山东东平汉墓出土的妆粉，出土时也被包裹在丝绢之内，出土史已成粉团，直径曰为2.4厘米。”[97]据考古清理者介绍，山东东平王陵山汉墓墓主“可能是大贵人长公主一类的人物”，出土物包括：“粉团1件。直径2.4厘米。外面包以绢类丝织品，留有痕迹。”[98]民丰出土“粉袋”的东汉墓虽然是合葬墓，但是“粉袋”“放在女头左侧”，置于“藤条编成”的“奁盒”中。“奁盒”“内盛铜镜、粉袋、木梳及丝线等”，因此“粉”的使用者的性别，很可能为女性。但是，“男尸胸前绸制木梳袋内，有一个黄绸小包，内有朱红粉少许；还有纸一小块，绉成一团，大部分涂成黑色，长仅4.3、宽2.9厘米。这些文物的性质和用途，须俟正是检验后，方可肯定。”[99]或许此所谓“朱红粉”，也是妆饰用“粉”。这些发现以及研究成果，都是我们在讨论曹操高陵“胡粉”发现的意义时应当参考的。唐柳夫人墓出土“白色粉末”，“放置在墓主人头顶部”，“与铜镜一起”，放置在“一个纤维编织的筒状器物”中。同出“绢囊”[100]，以及民丰东汉墓出土“粉袋”及东平汉墓“绢类丝织品”包裹“粉团”，都使我们联想到曹操高陵出土石牌文字“香囊卅双”。所谓“香囊卅双”用以盛放“胡粉”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三国志》卷二一《魏书·王粲传》裴松之注引《魏略》言曹植见邯郸淳：“时天暑热，植因呼常从取水自澡讫，傅粉。遂科头拍袒，胡舞五椎锻，跳丸击剑，诵俳优小说数千言讫，谓淳曰：‘邯郸生何如邪？’于是乃更著衣帻，整仪容，与淳评说混元造化之端，品物区别之意，然后论羲皇以来贤圣名臣烈士优劣之差，次颂古今文章赋诔及当官政事宜所先后，又论用武行兵倚伏之势。”[101]似乎“傅粉”是“澡讫”的清洁程序，与“仪容”似乎没有直接关系。《三国志》卷二九《魏书·方技传·华佗》裴松之注引《佗别传》说华佗治疗“寒熱注病”，“用寒水汲灌”：“满百灌，佗乃使然火温床，厚覆，良久汗洽出，著粉，汗燥便愈。”[102]似乎“著粉”以求“汗燥”。华佗设计的“五禽戏”，据说“体中不快，起作一禽之戏，沾濡汗出，因上著粉，身体轻便，腹中欲食。”[103]也说“著粉”是要解决“沾濡汗出”的问题，以求“身体轻便”。“粉”还可以用作书写工具，即所谓“以给绘画涂饰之用”。《后汉书》卷八四《列女传·阴瑜妻》“以粉书扉上”[104]，即其实例。黄巾暴动，“讹言‘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以白土书京城寺门及州郡官府，皆作‘甲子’字。”[105]所谓“以粉书扉上”，类同于“以白土书京城寺门及州郡官府”。“粉”尽管有多种用途，但是“胡粉”主要作为妆饰用品出现在社会生活史记录中。曹操高陵石牌文字所见“胡粉二斤”其实际应用意义，极大可能是作为化妆品使用。有学者指出，古代丝绸之路商队因“进行长途贩运的难度太大”，“所经营的商品当以奢侈品为主，具有体积小便于携带而价格昂贵、利润高的特点”。[106]西来的“胡粉”，应当具有这样的特点。《太平广记》卷二七四《情惑》“买粉儿”题下引《幽明录》故事，说到有男子“游市，见一女子美丽，卖胡粉。爱之，无由自达，乃托买粉，日往市，得粉便去”。女子“卖胡粉”经营于“粉店”。男子意外死去，“当就殡歛，发箧笥中，见百余裹胡粉，大小一积。”[107]《奁史》卷六一《术业门·三姑六婆》载录这一故事称引《北窗丛录》，“大小一积”作“大小一例”。[108]参考此“胡粉”包装称“裹”，所谓“大小一积”“大小一例”，即规格一致的情节，由曹操高陵石牌文字“胡粉二斤”，而前引“隋文献皇后独孤氏”故事有“合止利药，须胡粉一两”之说，推想或许“胡粉”之“裹”“大小一积”“大小一例”者，不排除“一两”一“裹”，即以“一两”为一个包装单元的可能。参考相关信息，对于曹操高陵石牌文字“胡粉二斤”的理解，或可产生因计量方式得知的定量感觉。“胡粉”平时收存使用的量的一般惯“例”，也可以由此大略推知。

来源：《西域研究》2013年第4期内容提要从两汉至魏晋时期，由于屯戍和战乱等原因，以汉人为主的内地移民陆续迁居吐鲁番地区，并于460年在此建立了一个地方性政权——高昌国，直到640年才统一于唐。在西域多民族的社会环境下，一方面高昌汉人以文化为纽带维持着汉人的认同；另一方面其统治阶层则以血缘、地域等因素分配各种资源，形成多层次的认同，同时为了适应当时复杂的内外环境，维护自身利益，他们在某些方面还会做出形式上的调整与变通，从而体现出“根基论”与“工具论”在不同场景下的结合与交替。根基论（Primordialism，又称情感论或原生论）和工具论（Instrumentalism，又称建构论Constructiv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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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西域研究》2021年第4期内容提要：回鹘文契约是研究回鹘社会、经济、历史的第一手资料。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随着回鹘文契约在吐鲁番、敦煌等地的出土，世界各国学者虽经百年研究，在许多方面取得了丰富的成果，但在某些方面还存在着一定的问题。本文首先以著作为主，介绍各国学者对回鹘文契约的研究成果，然后介绍和分析这些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以期为今后的回鹘文契约研究寻找解决方法。回鹘文契约[2]是研究回鹘社会、经济、历史的第一手资料。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随着回鹘文契约在吐鲁番、敦煌等地的出土，世界各国对这些契约进行了持续不断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由于这些契约大多用回鹘文草体书写，且收藏分散，故对其进行释读和整理存在着一定的困难，致使对这些契约的利用受到限制。本文将首先以著作为主，介绍各国学者对回鹘文契约的研究成果，[3]然后介绍和分析这些研究中存在的各种问题，以期寻找解决方法。一各国对回鹘文契约的研究1.国外研究情况欧洲各国收藏着大量的回鹘文文献，并且具有回鹘文研究的良好传统。回鹘文契约文书的研究是从俄国的拉德洛夫（W.W.Radloff）开始的。他早在1897~1909年间便开始了对回鹘文契约文书的研究工作，发表了一系列论文。[4]拉德洛夫去世后，其遗著由马洛夫（C.E.Maлов）整理为《回鹘文献集》（Uigurische

“他刊新文”是“西域研究”微信公众号创设的栏目，目的是将西域史研究的新成果汇集于此，方便学界同仁和读者了解和使用。我们诚挚邀请编辑出版单位和作者共同建设这一平台，将公开出版（包括学术集刊）西域史论文的电子文件（word文件和相关图片）发送邮箱（xyyjbjb@126.com），我们编排推送。致谢：感谢《丝路文明》编辑部授权，感谢刘进宝先生提供本文电子文本。引用请以原刊为准。继承、发展与创新——读张国刚教授《中西文化关系通史》刘进宝说到中西关系史，大家自然会想到张骞出使西域，开通中西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之路。早期的中西关系或丝绸之路研究中所说的“西”，就是指传统意义上的“西域”，也即陆上丝绸之路到达的地方，如中亚、西亚、南亚、欧洲、北非等。实际上，中西关系史并不仅仅是中原与西域，或中国与西方的关系，而是包括很广的范围，指中国与中国之外的关系。一由于中西关系史涉及的面实在太广，前人都侧重于某一领域或某一专题，这是不得已而为之的。20世纪30年代初，向达先生出版的《中西交通史》[1]，是国内第一部以“中西交通史”命名的著作，其范围是“中国同欧洲诸国在政治同文化方面初步的交通情形，作一鸟瞰的叙述”。全书共分10章，即中国民族西来说、古代中西交通梗概、景教与也里可温教、元代之西征、马可波罗诸人之东来、十五世纪以后中西交通之复兴、明清之际之天主教士与西学、十八世纪之中国与欧洲、十三洋行、鸦片战争与中西交通之大开。从目录可知，《中西交通史》所包含的范围非常广泛，即中国的对外关系史。但由于每位学者的知识面局限，或写作体例等方面的限制，不可能都面面俱到。如向达就知道自己的书“遗漏太多，如中俄的关系，就有不少的漏洞。”[2]从《中西交通史》的内容可知，它与向达先生此前出版的《中外交通小史》[3]的范围基本一致，也将时间“断限始于张骞之通西域，止于乾隆之禁西教”。[4]由此可知，中西交通史实际上就是中外关系史。张国刚先生的《中西文化关系通史》共100余万字，分为上下两卷，上卷的副题是“从张骞到郑和（1500年以前）”，下卷的副题是“从利玛窦到马戛尔尼（1500年—1800年）”。通观全书，可知其研究的时段长、范围广。作者指出，中国人对“西”的认识是渐进式的，最早仅仅是“西域”，郑和时代又涵括了非洲东海岸。明清时期接触到欧洲人，知其所处地域比历史上所接触的地方更西，则“西”的概念又扩展为欧西，并称为“泰西”“远西”，以便与早期的“西”来区别。中国古代史书中的“西海”可能指波斯湾，也可能指黑海或地中海。明前期的“西洋”大体指今南海和印度洋地区。到了晚明盛清时期，“西洋”已特指欧洲。（第3页）所以，本书所研究的“中西文化关系史或者交流史，并不是中国与中亚、南亚、西亚、北非和欧洲关系史的总和，而是中国文化与异域文明认识、交往和对话的历史，是中国文化和他者对话的历史。”国刚教授将中西文化关系分为两个大的发展时期，“前一个时期，从远古时代到郑和下西洋结束的15世纪前期，可以称为古典时期。又可以分为两个不同的阶段：汉唐盛世，陆上丝绸之路为主体；宋元时代的海上香瓷之路则有了更重要的地位。汉唐时期，西域的交流最活跃；宋元时代，南海的贸易最繁盛。”“后一个时期，主要是晚明前清时期，从1500年至1800年，相当于新航路开辟以来的三个世纪，我们可以称之为近代早期。就地区而言，这个时期中国与亚洲国家的交通往来依然频繁，但最具影响力的是中国与欧洲的交往。”“此时，欧洲人频频由海路造访中国，大多数绕过好望角斜插印度洋，抑或有人经由美洲贯穿太平洋。取道西北陆路来华几乎成为俄国人的专利”。（本书导论第5—6页）由此可知，本书所说的“西”并非狭义的“西域”，而是“广义的西，就是中国以外的异域，包括古代的西域、印度、阿拉伯，直到近代的西方（欧美）”。[5]这样长时段、宽视野的著作，不是一般的学者所能完成的。我们这一代新三级学人（77、78、79级本科生和78、79级研究生）由于受教育的局限，研究的方向或重点大多聚焦于某一时段或某一问题，缺少全面、综合与长时段的学养。国刚教授早年随杨志玖先生学习隋唐史，其《唐代官制》[6]，尤其是《唐代藩镇研究》[7]，就奠定了他在唐史领域的学术地位，随后唐史研究的面不断拓宽，又出版了《佛学与隋唐社会》[8]、《唐代家庭与社会》[9]等，在唐代政治、军事、社会、文化等各方面都有比较突出的成果，这在新三级学人中是很难得的。除了唐史研究外，国刚教授另一个有突出成就的领域，就是中外关系史研究。1989年，应德国洪堡基金会的邀请，国刚教授“到德国各地访学，访问了包括汉堡大学、波恩大学、哥廷根大学、柏林自由大学、洪堡大学、慕尼黑大学、波鸿大学、海德堡大学、特里尔大学等在内的几乎所有的设有汉学系的德国大学，同德国同行们进行会谈、讨论、交流，参加他们的学术报告会，阅读他们的研究论文，还应聘在大学里讲授中国文史课程，因而对德国的中国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有所了解。”[10]由此而进入了中外关系史领域，在南开大学招收隋唐史和中外关系史的博士研究生，开设相关课程，编著了《中西文化关系史》[11]的教材。并将关注的重心从隋唐延伸到了明清，在出版了《德国的汉学研究》后，又出版了《明清传教士与欧洲汉学》[12]、《从中西初识到礼仪之争:明清传教士与中西文化交流》[13]、《启蒙时代欧洲的中国观:一个历史的巡礼与反思》[14]等明清时代中西文化交流的学术论著，发表了一系列中西关系史的论文，其中结集的就有《文明的对话:中西关系史论》[15]。正如陈高华先生在本书序言中所说：“他在隋唐五代史研究方面卓有成就，同时对中西文化关系史亦怀有浓厚的兴趣。20世纪八九十年代，国刚到欧洲著名大学讲学十年，对西方汉学有深入的了解，转而以中西文化交流为主要研究方向”。读国刚教授的学术论著，感觉比较亲切，即史实准确、材料充实、语言生动、通俗易懂。这是因为国刚教授善于做学术普及工作，写作中首先从读者的接受角度来考虑。早期在研究唐代官制时，其相关内容就曾在《文史知识》连载，《德国的汉学研究》、《胡天汉月映西洋：丝路沧桑三千年》[16]，也是先在《文史知识》上连载后才整理结集的。此外他还有普及性的《中西交流史话》[17]、《家庭史话》[18]、《文明的边疆:从远古到近世》[19]等。相对而言，普及性论著更难写。国刚教授在从事学术研究的初期，就注重普及性论著的写作，从而使他的语言通俗易懂，平易近人，这在当今是非常难得的。二人文科学的学习和研究主要是继承，在继承的基础上，可能会有所发展和创新。所谓继承，就是要对经典著作、主要史料和前人的研究成果认真研读，深刻领会。在此基础上，对有关的问题能够用自己的语言准确、通俗易懂地叙述（写）出来，这就要求概念清晰、史实准确、符合生活等基本常识。在继承的过程中，可能会有一点点思想的火花闪现，在某些方面有所发展，甚至创新，那就非常不错了。《中西文化关系通史》就比较好的体现了继承、发展和创新的关系。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有关史实进行钩沉，进而提出自己的见解。如大月氏是最初居住在河西敦煌、祁连山之间的一个古老民族，秦汉之际被匈奴打败后西迁到伊犁河流域，后又迁到阿姆河上游，从而进入了中亚。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就是想联络大月氏共同对付匈奴。东汉初期，大月氏中五翕侯之一的贵霜翕侯丘就却，征服了其他翕侯后建立了贵霜帝国。据《后汉书·班超传》记载，公元78年班超到西域不久就与贵霜建立了正式联系。“据文献所载，佛教就是在东汉初期由贵霜传至中国。”（《中西文化关系通史》第72页。下面凡引用本书，只注明页码。）康居是中亚的古国，据《汉书·西域传》记载，它位于今撒马尔罕。河中地区在古代称索格底亚那（Sogdiana），简称为粟特，是中亚的中心。位于西亚的萨珊波斯于公元三世纪兴起后，不断进攻贵霜帝国，使其逐渐衰落。原居阿尔泰山一带的嚈哒人（中国文献称滑国，西方学者多称白匈奴）也在此时崛起，约在四世纪中叶（366—376年间）建国，并进入中亚，征服了粟特地区，导致粟特地区统一的康居王国消失，并在当地出现了一系列城邦国家。此后又南下攻灭了贵霜，并取代贵霜成为中亚的头号强国。嚈哒在中亚的霸主地位约保持了二个世纪，突厥于公元六世纪中叶开始在北方崛起。公元554年，突厥木杆可汗（553—572在位）与波斯君主库斯老一世建立了反嚈哒的同盟，于558年打败了嚈哒。此后，突厥代替嚈哒成了中亚新的霸主，直到公元七世纪唐朝势力进入中亚。由于嚈哒征服了河中地区，原来的“康居”这个国家就消失了，中文文献中也就再没有“康居”的记载了，但“同一时期关于粟特地区的文献记载表明，该地出现许多城邦国家，如粟特、悉万斤、迷密国、者舌国等，它们就是以前被康居统属的各小国，随着康居解体而获独立。这些小国在南北朝后期逐渐演变成康、安、石、米、何、史、曹等昭武诸国，其中最主要的是粟特和悉万斤，即后来的安国和康国”。（第74页）大月氏、贵霜、粟特、康居、嚈哒、昭武九姓等，都是中亚历史上重要民族或邦国，其历史发展复杂多变，但国刚教授却用很少的笔墨将其发展活动轨迹简明准确地叙述出来。关于隋唐时期与中亚的往来，本书的记述虽然简略，但很具体，即唐朝在中亚设立羁縻府州，只是名义上将这些地区划入中国的版图之内。“这一时期于中亚粟特地区正式出现的安、康、米、石、史、何、曹、火寻、戊地等昭武九姓国家也频繁与中原王朝发生联系，嗣后因阿拉伯人向中亚扩张及唐王朝与阿拉伯的势力在中亚交锋，这种联系更加密切。”（第75页）隋朝时期，中亚在突厥控制之下，唐初平定西突厥后，在原隶属突厥的各地建立了羁縻府州以屏卫安西、北庭都护府，如康居都督府（康国，今撒马尔罕）、大宛都督府（石国，今塔什干）、休循州都督府（拨汗那，今费尔干纳）、安息州（安国，今布哈拉）、贵霜州（何国，今卡塔库尔干）、佉沙州（史国，今沙赫里·沙勃兹）等等。“唐朝政府对羁縻府州实行一种非常松散的控制形式，但因唐朝国力上升，国内经济贸易繁荣，国际交往频繁，在周边地区形成强大的向心力，为昭武诸国商人提供了更多的商业机会，因而这些国家主动而频繁地向唐王朝遣使朝贡。”（第76页）当大食在西方崛起后，阿拉伯人就开始进军中亚，“中亚诸国都希望唐朝能直接出兵，但因路途遥远，大食也未危及安西、北庭，而唐朝的心腹之患始终是突厥残部，所以唐政府只是通过支持突骑施来帮助中亚诸国反抗大食。”不幸的是，公元738年，唐王朝支持的突骑施可汗苏禄被部下所杀，其子吐火仙即位后，改变了原来的亲唐政策，唐朝只得联合中亚诸国出兵突骑施。平定突骑施后，为了进一步加强与中亚诸国的联系，也为了声援中亚诸国对大食进攻的抵抗，唐朝对中亚甚至西亚一些国家的首领进行大规模的封王举动，如封拨汗那王为奉化王、石国王为顺义王、西曹国王为怀德王、康国王为钦化王、米国王为恭顺王、安国王为归义王等。唐王朝的“封王之举同羁縻府州政策一样，仅是对这些地区的名义羁縻，但它至少反映了唐朝在中亚名义上的宗主地位和这时期中亚与中国的紧密联系。”（第77页）怛逻斯之战在唐朝与中亚历史上都具有重大意义，本书关于此次战争的记述比此前的论著更清晰明白。公元750年，中亚拨汗那国王与石国王不和，拨汗那求助于唐。安西都护高仙芝派兵讨伐石国，石国王请降，高仙芝假意接受，但却突然攻破石国，杀老弱、掳壮丁，搜刮财物，并于次年将石国王送往长安处死。石国王子求告于西域各国，各国皆怒，欲联合大食以攻唐安西四镇。于是次年（751）6月，高仙芝率领数万大军进至中亚怛逻斯城（今哈萨克斯坦之江布尔），与大食呼罗珊总督穆苏里姆的大将济雅德·布·萨利赫的军队对峙五天。战斗中，臣属于唐的葛逻禄部突然叛变，与大食夹击唐军，致使唐军大败，两万余人为大食所俘，高仙芝仅带几千人撤回安西。“由于此次外交处置失当，唐在中亚粟特地区的原有优势不幸丧失殆尽。此后不久，安史之乱爆发，四镇边兵东调长安平叛，使西北边防空虚，吐蕃又乘机攻陷河西、陇右，切断安西、北庭与唐朝中央的联系。唐王朝无力西顾，自此逐渐丧失了对中亚的控制。贞元六年（790），吐蕃攻陷北庭，中亚诸国与中原的直接联系就此中断。”（第77—78页）前已述及，人文科学的论著，首先就是史实准确，概念清晰，本书在这方面是比较好的。例如，当谈到中西文化交流时，首先要明确“西域”的概念和范围，历史上的“西域”有狭义和广义之分，而且其范围还在不断变动。除了地理概念的“西域”外，它还是一个政治概念，在两汉与匈奴的斗争、唐朝与阿拉伯人的斗争中，它是作为“内地”的屏藩。狭义的西域即塔里木盆地正处于亚洲中部，所以斯坦因将其称为“亚洲腹地”。因为这一地区四面环山，斯坦因就认为它“阻隔”了古代文明的联系。国刚教授则认为，“这道天然屏障并未完全隔离周围世界，一些翻越高山的进出口使它既保持与周围世界的联系，又得以利用自然的形势免遭彻底同化。所以，西域地区其实是世界文明的交汇点，两河流域的波斯文明、古希腊罗马文明、印度文明和中国文明都在这里汇聚。而在充分吸收这些文明的同时，西域也并没有被这些文化的洪流所吞没，而是经过自己的消化吸收，形成适合本地区本民族特点的独特文化。”（第24页）同样，要谈郑和下西洋，就要明确“西洋”的概念和范围。国刚教授指出：“所谓‘西洋'，当时并没有严格界说，大体是以今加里曼丹岛为界，即今南海和印度洋及其沿岸国家和地区，与后来所说的‘大西洋'没有关系。”（第138页）至于《史记·大宛列传》称条支“临西海”的“西海”，其具体位置虽然在不同时期略有变化，但基本上是指波斯湾——阿拉伯海——红海——地中海及黑海。（第143页）“南海”之名历史悠久，“通常泛称中国南方及其附近海面，有时兼指今天之东海。到唐代，‘南海'除了指中国大陆以南的海域，也指东南亚和东印度洋诸地。”唐代史书中的“昆仑”就是“指东南亚和东印度洋诸地。”（第144页）这样简明扼要、提纲挈领的叙述，正是一部优秀的学术论著所必需的。三当然，笔者也并非完全赞同本书中的所有观点，如关于中国和大秦（罗马）之间的联系，作者引用《后汉书》卷四《和帝纪》所载永元十二年（100）“冬十一月，西域蒙奇、兜勒二国遣使内附，赐其王金印紫绶”。将其与公元二世纪罗马地理学家托勒密在《地理学》中引述同时期地理学家马利努斯《地理学知识》中所记马其顿商人梅斯相联系。认为“无论从时间、地点还是人物看，《后汉书》所谓蒙奇和兜乐（勒）使臣无不与马利努斯所说之梅斯代理人的商团吻合。而这个商团会在公元100年来到中国，概与此前不久甘英出使一事在安息留下重要影响有关。梅斯商团很可能在甘英出使大秦时就从当地得知了东汉使者的消息，更或者他们曾在安息相遇，从而激发了罗马商团前往中国的热情。”（101页）这样的推理虽然史料依据不是很充分，但还是值得肯定的，起码开阔了我们的思路。作者进行这个推论的前提是：“近来学者们研究认为，《后汉书》之‘蒙奇'就是马其顿的音译，而梅斯正是马其顿商人，‘兜勒'应为推罗之音译，那是马利努斯的老家、地中海滨的著名商埠，无疑也是梅斯从事商业活动的一个据点。”张星烺首先提出“蒙奇”即马其顿，林梅村同意这个看法，并指出“兜勒”就是“推罗”。[20]对此也有不同看法，如杨共乐就认为，“这种解释很难成立”，他提出“西域蒙奇兜勒”并非指“蒙奇”、“兜勒”，两者不能分开，应该是“蒙奇兜勒”，它是指罗马属下的马其顿。[21]又如，余太山认为，“蒙奇”为Margiana对译，即安息的边缘省份，“兜勒”即大夏，当时属于贵霜帝国。[22]因为这涉及到推论的前提，应该出注说明，使读者能够按图索骥，便于思考和取舍。中国古代与罗马有着密切的联系，当然这个“罗马”经历了罗马共和国、罗马帝国、东罗马帝国和拜占庭帝国的演变。其中就涉及到“大秦”“拂菻”等称谓。其中的“大秦”，有多种解说，《三国志》卷30注引《魏略》称大秦“其俗，人长大平正，似中国人而胡服，自云：本中国一别也。”[23]《后汉书》卷88《西域传》曰：“其人民皆长大平正，有类中国，故谓之大秦。”[24]方豪先生认为，“《后汉书》显系抄袭《魏略》，惟《魏略》并未谓以其类似中国人，而称之曰‘大秦'。至《后汉书》，则‘大秦'与其民之貌似中国人，已由作者为之确定关系。”但考之史实，则“其说无据”。[25]《魏书》卷102《西域传》曰：“其人端正长大，衣服车旗拟仪中国，故外域谓之大秦。”[26]国刚教授通过对相关史实的排比后指出：“揆之历史，并不能确证中国人曾被外人称为‘秦'。”那么“大秦”从何而来？日本学者藤田丰八在《黎轩与大秦》中认为，大秦为古波斯语dasina的译音，原意为右，因罗马在安息之西，故被称为西方之国或西国，而右即西。中古波斯语省去了尾音a而为dasin，即被汉译为“大秦”。《魏略》曰：“在安息、条枝西，大海之西”，“其国在海西，故俗谓之海西”。[27]《后汉书》说“以在海西，亦云海西国”。正因为有海西的记载，“故后人称罗马帝国曰大秦，实犹明末人之称欧洲为‘远西'‘极西'‘大西'，亦犹今人称欧洲为‘泰西'或‘西洋'。”正因为“大秦”称“西方”，“故其地域不定，远近难分：远则称欧洲，称罗马帝国，近则称印度，称印度附近诸国。”[28]张国刚先生认为，目前看来，藤田丰八的解释“似乎是最合理的一种说法”，（98页）但未参阅方豪的辨析。早期的“大秦”，隋唐时期又成了“拂菻”，关于“拂菻”的解说已经很多，林英有专著《唐代拂菻丛说》[29]进行研究，张绪山也对其名称语源作了辨析。[30]在这种情况下，作者没有必要在102—103页进行考辨。另如“丝绸之路”名称的含义，目前学界普遍使用的是所谓引自李希霍芬1877年出版的《中国》第一卷第454页：“从公元前114年到公元127年间，连接中国与河中以及中国与印度，以丝绸之路贸易为媒介的西域交通路线”。这一说法在日本学者长泽和俊的《丝绸之路史研究》[31]中就有了，最有影响的当是林梅村先生的《丝绸之路考古十五讲》[32]。后来的许多学术论著都曾沿用此说，包括笔者本人也是如此。实际上，李希霍芬的《中国》书中不仅没有这样的表述，第454页甚至连“丝绸之路”一词都没有出现。国刚教授可能对此没有进行详细的探讨，在《胡天汉月映西洋：丝路沧桑三千年》中写道：“1877年，德国著名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在其《中国》一书中，把‘从公元前114年至公元127年间，中国与河中地区（transoxiann指中亚锡尔河和阿姆河流域以及泽拉夫尚河流域，包括今乌兹别克斯坦全境和哈萨克斯坦西南部。中国古代称之为‘河中'），以及中国与印度之间，以丝绸贸易为媒介的这条西域交通路线'称为‘丝绸之路'。”[33]即李希霍芬的“丝绸之路”定义出自《中国》。在本书中，国刚教授又做了修正：“1877年，德国著名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在其《李希霍芬中国旅行日记》一书中，把‘从公元前114年到公元127年间，中国与河中地区以及中国与印度之间，以丝绸贸易为媒介的这条西域交通路线’称为‘丝绸之路’。”（第30页）则将出处从《中国》变成了《李希霍芬中国旅行日记》，并注明是2016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李岩、王彦会译本，但未注明页码。实际上，《李希霍芬中国旅行日记》并非1877年出版，而是在李希霍芬去世后的1907年出版的，其中也没有这一段话。具体的辨析参阅刘进宝《关于李希霍芬“丝绸之路”命名的辨析》[34]。以上是笔者阅读《中西文化关系通史》的读书札记。通过阅读可知，本书史料丰富、语言平实，既能将相关史实清晰明白地讲述出来，又能提出自己的见解，还能够上升到理论的高度给予概括和总结，是一部在继承的基础上有创新的优秀学术著作。但由于本书涵盖的时段长、范围广，许多内容笔者并不熟悉，也没有能力提出意见。即便是提出的个别看法或意见，也不能说一定正确，即使是正确的部分，也不能证明笔者比国刚教授高明，只是研究的侧重点略有不同而已。本书的编校质量比较好，但还是有个别的错误，如第30页正文和注释中的《李希霍芬中国旅行日记》，误为《李希霍芬旅行中国日记》；第76页倒1行“突骑师”应为“突骑施”；第98页日本学者藤田丰八《西北古地研究》的译者“杨錬”误为“杨炼”，但第796页的参考文献又是正确的。希望再版时予以改正。

“他刊新文”是“西域研究”微信公众号创设的栏目，目的是将西域史研究的新成果汇集于此，方便学界同仁和读者了解和使用。我们诚挚邀请编辑出版单位和作者共同建设这一平台，将公开出版（包括学术集刊）西域史论文的电子文件（word文件和相关图片）发送邮箱（xyyjbjb@126.com），我们编排推送。致谢：感谢《丝路文明》编辑部授权，感谢刘进宝先生提供本文电子文本。引用请以原刊为准。错误地理知识构建背后的历史*——以塔里木河为中心的亚洲水道地理刘迎胜内容提要黄河起源于昆仑是自古以来中原人的公共认知。张骞“凿空”西域的过程中，对塔里木河有细致的观察。将塔里木河所注之盐泽，视为黄河源，即便不是出于张骞之构建，也应当来自于此前往来于中原与西域两地，且对黄河与塔里木河皆有一定认识的人士。不论出自何人，它显然是中原与西域两种水道地理知识的简单嫁接。嫁接以后的果实，不仅在中原流布，也在西域传承，这才有《世界境域志》的那些与张骞“潜流重源”说极为相似的记载。佛教的传入，使中国人有机会接触古代印度的地理学。在从东汉至唐漫长的佛经汉译过程中，印度的“五大河”说与“四大河”说陆续被介绍入华。玄奘往返印度过程中，同时经历了塔里木河流域与印度人想象中的“四大河”起源地——中亚。将“四大河”中的徒多河，即锡尔河指为塔里木河源，进而视为黄河源，是他试图将中印两大民族水道地理知识统而为一的努力。从唐代与吐蕃往来取道青海入藏，与元代笃实受世祖忽必烈命探河源以来，中原人了解到黄河上源并非是盐泽，而在青海之星宿海。一、玉料与先秦时代内地与新疆交往问题上古中原人皆以为黄河起源于青藏高原东缘的积石山，此说虽不确，但与其今日所知之真正的河源——青藏高原的巴彦喀拉山脉的大方向一致。但从某一时段时，其上源为塔里木河，汇聚盐泽（即今罗布泊），从沙碛渗出后重源流至积石之说，逐渐流行。这就是所谓的“伏流重源”。这个误说的来源引起不少学者的重视。据笔者检索，岑仲勉是较早展开讨论的学者，他在其书《黄河变迁史》中，专辟一章题为《黄河重源说的缘起》，依据《穆天子传》提出“黄河重源说”应系公元前10世纪随着沿塔里木河东迁的民族传入中原。[1]据成一农、陈松的概括，《山海经·北山经》所载“曰敦薨之山……敦薨之水出焉，而西流注于泑泽。出于昆仑之东北隅，实惟河原”；[2]又《山海经·西山经》载：“曰不周之山……东望泑泽，河水所潜也，其原浑浑泡泡”；[3]又《山海经·西山经》载：“曰积石之山，其下有石门，河水冒以西流”[4]，应为上述“伏流重源”的来源。[5]本文的焦点并非集中于“河水重源”的起源上，而是将这个误说置于古代亚洲地理的视野下观察。近四十余年来，有关张骞凿空以前，中原与西域之间的往来，玉石贸易通道是一个重要的关注点。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于1976年对殷墟5号墓进行发掘，墓主是殷王武丁的三个法定配偶之一妇好。这个遗址共出土玉器755件(另有一些穿孔玉髓子圆片及玉器残片未计入内)。这批玉器中的约三百件先后经由北京市玉器厂、安阳市玉雕厂和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专家鉴定，初步结果是，其中有青玉、白玉(内有极少量籽玉)、青白玉，墨玉、糖玉很少。这几种玉料基本上都是新疆玉。上述玉料，按现代科学分类均属软玉。软玉是透闪石Ca2Mg5[Si4O11]2(OH)2和阳起石Ca2(Mg1Fe)5[Si4O11](OH)2的隐晶质，致密块状集合体，有光泽，略透明。[6]和田玉既可开矿挖掘，也可以在河谷内采集。开矿所得的文献上称山料，在河谷内采集的称为籽玉。这次鉴定的青玉中，有一些带玉皮和“石根子”，玉心部分精料并不太多。推测当时除采集籽玉外，也可能采掘接近地面的玉矿。[7]这一发现牵出其他殷墟出土玉器的原料来源问题。1949年前李济曾鉴定殷墟出土有刃石器444件，其中有玉7件，认为它们不像于阗玉，也不像西南玉，它们都是南阳玉。[8]韩斯福(S．Howard

新疆社会科学院编审、原《西域研究》主编殷晴先生，2022年3月31日二十时四十分于家中逝世，享年87岁。致哀！一、个人简介：殷晴，男，汉族，中共党员，江苏淮阴人，1935年1月生。先生于1942年春至1945年春在淮阴西坝小学读书；1945年春至1948年夏分别在淮阴私立中学、上海沪东中学、新夏中学读初中；1948年9月至1950年6月分别在上海私立中学、新夏中学、淮阴中学读高中；1950年11月至1951年5月在扬州苏北分行业训班学习；1951年夏至1956年夏任南通人民银行办事员；1956年至1961年在南京大学历史系学习；1962年至1974年任新疆和田二中语文历史教师；1974年至1982年先后任和田师范学校文科教研组长、科研室主任；1982年至1997年在新疆社会科学院杂志社工作，任《西域研究》第一任主编、新疆社会科学院杂志社社长等职务，1997年10月从新疆社会科学院荣退。殷晴先生在丝绸之路、新疆经济史、于阗史、生态环境变迁史等领域造诣很深，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出版专著两部，主编、参编、译著多部。文章《湮没在沙漠里的绿洲古国》获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哲学社会科学奖优秀论文三等奖，专著《丝绸之路与西域经济——十二世纪前新疆开发史稿》获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哲学社会科学奖一等奖。二、论著简目：（一）论文：1.《敦煌藏经洞为什么要封闭？》，《文物》1979年第9期；2.《丝绸之路与古代于阗》，《新疆史学》1980年第1期；3.《和田玉古今谈》，《新疆社会科学》1981年第1期；4.《关于大宝于阗国的若干问题》，《新疆历史论文续集》，新疆人民出版社，1982年6月；5.《于阗尉迟王家世系考述》，《新疆社会科学》1983年第2期；6.《古代于阗的西城和东城——于阗古都及绿洲变迁之探索》，《新疆社会科学研究》1983年第6期；7.《林则徐与新疆》，《新疆社会科学》1984年第1期；8.《湮埋在沙漠中的绿洲古国——扜弥故地考索》，《新疆社会科学》1985年第1期；9.《和田水系变动和绿洲兴衰的历史考察——兼述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的两条南北通道》，《新疆社会科学》1985年第5期；10.《塔里木盆地南缘的人类活动与环境演变》，《新疆社会科学研究》1985年第17期；11.《历史上新疆和田地区的人类活动与土地沙漠化的演变》，《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986年第1期；12.《从历史窗口看和田地区绿洲的开发建设》，《民族研究》1986年第1期；

“他刊新文”是“西域研究”微信公众号创设的栏目，目的是将西域史研究的新成果汇集于此，方便学界同仁和读者了解和使用。我们诚挚邀请编辑出版单位和作者共同建设这一平台，将公开出版（包括学术集刊）西域史论文的电子文件（word文件和相关图片）发送邮箱（xyyjbjb@126.com），我们编排推送。致谢：感谢《丝路文明》编辑部授权，感谢刘进宝先生提供本文电子文本。引用请以原刊为准。评丹尼斯·塞诺编《剑桥早期内亚史》蔡伟杰关于二战以降西方学界的早期内亚通史著作，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包括了《草原帝国》[1]与《中亚史纲要》[2]。而本书《剑桥早期内亚史》则是继这些著作之后的重要贡献。本书是在美国印第安纳大学中央欧亚学系荣退教授塞诺（Denis

“他刊新文”是“西域研究”微信公众号创设的栏目，目的是将西域史研究的新成果汇集于此，方便学界同仁和读者了解和使用。我们诚挚邀请编辑出版单位和作者共同建设这一平台，将公开出版（包括学术集刊）西域史论文的电子文件（word文件和相关图片）发送邮箱（xyyjbjb@126.com），我们编排推送。致谢：感谢《丝路文明》编辑部授权，感谢刘进宝先生提供本文电子文本。引用请以原刊为准。中原、吐鲁番以及索格底亚那的粟特人景教徒——大谷探险队所获西域文化资料2497所提出的问题[1]导言

来源：《西域研究》2007年第1期内容提要：祆教是新疆流传时间长、范围广、影响较大的一种外来宗教，10世纪以后逐渐消失。在传播过程中，祆教与其他宗教和文化习俗相融合，形成明显地方特点。许多带有祆教色彩的遗俗保留到现在。祆教是最早传入新疆的外来宗教之一，与祆教并存流行的除萨满教以外，还有稍晚传入的佛教，以及后来的摩尼教、景教、道教等。10世纪以后祆教在新疆逐渐消失无传，但祆教在新疆流传的时间之长、范围之广、影响之深，是除佛教和伊斯兰教之外其他宗教无可相比的。至今，我们仍然能够看到这个消失已久的古老宗教在新疆少数民族中遗留下来的许多痕迹。一祆教何时传入新疆，因史无记载，又缺乏考古发现，故传入新疆的时间并无明确的结论。目前，有学者认为，祆教约在公元前4世纪已传入新疆。根据是新疆考古工作者1976～1978年在乌鲁木齐南山矿区阿拉沟东口挖掘的一处古代塞人墓葬，墓葬主要文物的年代鉴定为距今2345年左右，即公元前4世纪。其中一件青铜双兽铜盘引人注目。考古专家认为，这种铜器方座，在中亚地区曾出土多件，“细部特征虽有异同，但基本风格是一致的，被认为是拜火教的宗教祭祀台，是塞克文化的典型文物”[1]。与阿拉沟“青铜双兽铜盘”同属一类的文物，在天山中部也曾有发现，为一长方形的祭祀台。这些物品被认为是公元前5～前3世纪祆教徒使用的物品。考古发现表明，至迟在公元前4世纪时，随着一部分信仰祆教塞种人的活动，祆教已经在新疆的大地上开始留下了自己的踪迹。塞种人广泛分布于伊朗高原至中亚、新疆一带，语言属印欧语系东伊朗语支。在波斯阿赫美尼德王朝时期(前550～前331年)，统治当局曾力图使所有操伊朗语居民都崇拜祆神阿胡拉·马兹达，其中包括塞人、巴克特利亚人、花剌子模人、粟特人等。在经济活动中，塞人与王朝定居居民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有学者认为，塞人与琐罗亚斯德教（祆教）之间的联系开始于琐罗亚斯德在世时，而不仅仅是在阿赫美尼德王朝之后。[2]所以，人们在谈到塞人的宗教信仰时，普遍认为他们主要是信仰祆教。在新疆民族演变、发展过程中，塞人逐渐与塔里木盆地其他民族相融合，构成城邦诸国居民；天山以北的塞人成为操突厥语游牧民族的一部分，但祆教的信仰和其拜火习俗延续了下来，并植根于农村牧区，对以后这些地区居民的宗教思想和文化习俗产生了较为深刻的影响。粟特人是信仰祆教的一个重要民族。在阿赫美尼德王朝时，粟特人已接受了祆教，“当时(阿赫美尼德群落)粟特人的宗教主要是琐罗亚斯德教，此外还存在一些从氏族制度承袭而来的其他崇拜。”[3]羽田亨认为：“到记录时代出现粟特之时，此地已表现有以此教(指祆教)为中心的独特之伊兰精神。”[4]南北朝时期，粟特人在中亚建立了康、安、米、曹、石、何诸城邦之国，即汉文史籍之昭武九姓。史籍载，康国“俗事天神，崇敬甚重”[5]，《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记载：“五百余里，至飒秣建国，此言康国。王及百姓不信佛法，以事火为道。”“安国、曹国、史国、石国、米国、康国……此六国总事祆教，不识佛法。”当然，粟特人不独只奉祆教，一部分粟特人后来信奉了佛教、景教、摩尼教等，但祆教却是粟特人主要的宗教。粟特是商业民族，以善商贾闻名于世，足迹遍布于丝绸之路所有的地方，并长期垄断着丝路贸易。粟特语也成为丝路上的通用语，由此而在丝绸之路上形成了许多粟特人的聚落。从丝路北道上的碎叶城，到龟兹、焉耆至高昌各地均散布有粟特聚落。丝路中道重镇据瑟德城(今图木舒克)、南道于阗的丹丹乌里克城、鄯善之弩支城、且末的播仙镇等，都为粟特人所建，或是他们的重要据点。汉文史籍和吐鲁番出土文书凡所称之“行客”、“兴胡”，以及曹、石、米、安、何、康等姓，大多是指西域各地的粟特人。在高昌国，这些粟特大姓皆为豪族富贾，并有集中的居区。斯坦因在敦煌千佛洞曾获得一份粟特文文书，其中有“那时，诸神之王最高之神，住芳香天堂，正在善思，走来了具有正义的苏鲁支(即琐罗亚斯德)，向他表示敬意，左膝跪在他的右边，右膝跪在左边，向他赞诵：‘神啊，仁慈的造法者，以公正的判断……’”的语句，文书为粟特祆教徒的遗物无疑，说明在此经商做官的粟特人确有不少祆教徒。据说，至晚到4世纪初，敦煌有来自康国的贵胄百余人，加上他们的眷属和奴仆大概达到千人左右。[6]粟特人既已落居天山南路诸绿洲，也就成为当地居民的一部分。他们之中有些为客籍，来往经商；有些已入编户，长期居住。粟特人不仅从事商业贸易活动，也传播东西方文化。西域城郭诸绿洲“祭祆神”、“拜火祠”的习俗，主要是受当地粟特人所信祆教的影响。受粟特人影响而信祆教的民族还有嚈哒、突厥等。嚈哒即史料之滑国。嚈哒人5世纪进入中亚击败波斯，建嚈哒国。其疆域：“东到于阗，西及波斯，四十余国皆来朝贺”。[7]《梁书·滑国传》载，嚈哒“事天神、火神。每日则出户祀神而后食”。《宋云行记》也记载说嚈哒“不信佛法，多事外神，煞生血食，器用七宝”。嚈哒人原来不信仰祆教，在与波斯、粟特居民的长期交往中逐渐有一部分人信奉了祆教。突厥人曾有“突厥事祆神”[8]的记载。突厥人为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所以“无祠庙，刻毡为形，盛于皮袋，行动之处，以脂苏涂之；或系之竿上，四时迎之”。1956年蒙古国布古特附近发现一处属于6世纪的粟特文碑铭，碑铭有一段文字：“国主木杆可汗与国主Mahan特勤……长期为全世界救世主。”[9]此处“救世主”原文swshwyntt为祆教用语，即《阿维斯陀》中的saoshyant(救世主)。此碑铭可能为粟特人所写，也可能是信奉祆教的突厥人所写。但不管怎样都可证明漠北的突厥人对祆教并不陌生。突厥木杆可汗(即俟斤可汗)在位20年(553～572年)，领有东迄辽东，西抵西海的广大领土，所以碑铭称他“长时期为全世界救世主”。木杆可汗死后，其弟陀钵可汗即位。他接受北齐佛教沙门惠琳的建议，建立了一个佛教伽蓝，“躬身斋戒，绕塔行道”，成为佛教信徒。但在陀钵可汗之前，突厥人曾信仰过祆教。当然，并不是所有的突厥人都信仰祆教，大概只有一部分上层和比较接近粟特人的阶层有此信仰，而大部分游牧人不一定了解此教。回鹘、蒙古也曾受祆教思想的影响。在发现的一种回鹘文佛经中，有xormusta一词，显然是“阿胡拉·马兹达”的转音。该词在回鹘佛经是表示“天帝”、“帝释”，即印度神话之天帝“因陀罗”。回鹘人不用因陀罗而用祆教神祇阿胡拉·马兹达表示天帝，显然是受到周围信仰祆教民族的影响。蒙古人接受佛教后，也沿用了这种称呼，甚至在蒙古人的萨满教中也有“忽尔模斯达天可汗”[10]的称谓。二在20世纪，新疆境内多处发现了属于萨珊王朝时期的大量波斯银币。这些银币铸造的年代分别有萨珊王朝4世纪的沙卜尔二世、阿尔希达二世、沙卜尔三世；5世纪的耶斯提泽德二世、俾路斯·卡瓦德一世、詹马斯波；6世纪的库思老一世、荷米斯德四世、库思老二世；到7世纪的布伦女王、耶斯提泽德三世等。波斯银币的正面通常是国王的半身像，每遇新国王替位，都要另铸新王的半身像钱币。银币背面的图案是萨珊王朝国教祆教的标志，正中是祭坛，坛上燃烧着圣火之光。火光中有祆神半身像，祭坛两侧各有一位祭司，祭司背后的飘带上书写有钵罗婆文铭文“某某王之火”的字样。这批银币年代最早的为沙卜尔二世时期，即310～379年，发现地点在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库车苏巴什遗址、乌恰的山里等。此外，青海西宁到内地的西安、洛阳、太原等地也均有出土。[11]这批古波斯银币的考古发现，充分证实了祆教在新疆各地和内地流行的情况。这与粟特等民族的经商活动有关。通过他们的活动，祆教不仅传播到了新疆，而且通过新疆传播到了内地许多地方。祆教传入内地后，影响很大。敦煌以东，肃州、甘州、凉州、金城，到长安，凡都城大邑，都有祆教徒及拜火祠。这些祆教徒大都是来内地经商的西域胡人。隋唐时专门设置了管理祆教的特殊机构，名为“萨薄府”，或“萨宝府”，列入国家职官系统，并设置祆祠及官员。“萨簿”官职在西域早已有之。吐鲁番文书《高昌永平二年(550年)十二月三十日祀部班示为知祠人名及谪罚事》所列举的诸官中，就有“萨簿”，是高昌国设置的管理祆教徒的官员。隋唐设萨宝府，置祆祠，是根据西域祆教的习俗，沿用此制，由祆教徒自理其内部事务。祆教在新疆各地的流行情况，据《魏书》、《北史》记载高昌国“俗事天神，兼信佛法”；《魏书》、《周书》记载焉耆国“俗事天神，并崇信佛法”；《旧唐书》、《新唐书》记载“疏勒国俗事天祆神”，“俗祠祆神”等；《旧唐书》、《旧五代史·外国列传》记载“于阗国好事火祆神”、“于阗，其俗好事祆神”；《宋史·于阗传》记载：“俗事祆神”。又据《宋会要·蕃夷四》之《龟兹传》记载：“太平兴国六年(976年)五月，西州龟兹遣使易难与婆罗门波斯外道来贡”。《宋史》记载高昌国“复有摩尼寺、波斯僧，各持其法，佛经所诵外道者也”，《宋会要·蕃夷四》之《高昌传》记载：“雍熙元年(984年)五月，西州回鹘与婆罗门及波斯外道阿里烟朝贡。”这里的“波斯外道”、“波斯僧”即指祆教和祆教徒。见于外国人记载的，有阿拉伯人易德里斯(1100～1165年)的《罗吉尔之书》。书中提到回鹘地区主要大城是Tanbie，据认为应是指高昌，“此城甚大，有高大城墙围住，有十二扇铁制大门。位于东流河河岸，为当地可汗使用。其地居民信奉拜火教义。在突厥人中被称为回鹘的民族世代信仰拜火教并崇火。”[12]阿拉伯地理学家霍达特贝(820～912／913年)在其《道里邦国志》中指出，回鹘人“一部分是祆教徒，一部分是摩尼教徒”，住在大城里的回鹘居民信仰摩尼教。而更早期的阿拉伯史料则认为，祆教一般在农村占优势，摩尼教则在首都占优势。[13]从史籍记载看出，自《魏书》记录高昌、焉耆等地“俗事天神”，到唐宋以后，龟兹、疏勒、于阗及高昌等地，祆教依然盛行不衰，与佛教、摩尼教等并行于各地。三新疆各地祆教的情况比较复杂。各地虽“俗事祆神”，但不能因此认为该教已得到广泛普及。因为除祆教外，各地还有流行已久的各种自然崇拜、萨满崇拜，特别是2世纪以后，佛教逐渐在各地盛行起来，各地王室、贵族大都崇奉佛教，并加以推导。佛教已居主导宗教的地位。祆教的流行，主要是在农村和民间，在民间形成风俗。尤其是拜火仪式，引人注目，所以常为史籍所载。各地祆教徒的情况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经商而来的波斯人和粟特人，粟特人有一部分已移居各地，他们带来的祆教信仰具有粟特(河中)本土色彩；另一种是受其影响而信仰祆教的当地其他成分的居民，这些人也只是部分地接受了祆教教义，如对祆神阿胡拉·马兹达为最高主神的崇拜思想、向善思想、具有祆教特点的祭火仪式，以及一些较适合当地居民习俗的礼仪、节日等。但诸如“天葬”、“九日濯之礼”和其他过于繁复的礼俗、仪式，并未被吸收。史籍记述西域诸胡的祆教礼俗时也只说：(波斯)“俗事天地日月水火诸神，西域诸胡事火祆者，皆诣波斯受法焉。其事神，以麝香和苏，涂须点额，及于耳鼻，用以为敬，拜必交股。”[14]祆教属于地区性宗教，而且主要在伊朗语诸民族中传播。其宗教有不传教、不译经的特点。陈垣说：“唐时火祆教与大秦(指景教)、摩尼相异之点，有一显而易见者，即大秦、摩尼二教，均有传教举动，且翻译经典，流传于世；故其奉教者，有外国人，有中国人。火祆则不然，其人来中国者，亦不传教，亦不翻经，故其教只有胡人，无唐人。近来敦煌发现大秦、摩尼二教经典，各在数种，而火祆教经典独无闻，此其证也。又大秦、摩尼寺均称寺，而火祆祠称祠，间有称庙者，亦隐与大秦、摩尼有别。”[15]但新疆的情况略有不同，“事火祆者，皆诣波斯受法”，波斯的影响被及西域诸胡。祆教在波斯具有国教的地位，人人遵奉，在新疆却似乎没有得到各地王室的推崇，大体只流布于民间。因此更多地与民间其他崇拜习俗互相融合吸收，形成西域地方化的特点。吐鲁番出土文书《取牛羊供祀帐》便反映了这种特点，文书年代为“高昌章和五年”(535年)。其中列举：“章和五年乙卯岁正月□日，取严天奴羊一口，供始耕。次三月十一日，取胡未馰羊一口，供祀风伯。次取麴孟顺羊一口，供祀树石。次三月二十四日，康祈羊一口，供祀丁谷天。次五月二十八日，取白姚羊一口，供祀清山神。次六月十六日，取屠儿胡羊一口，供祀丁谷天。次取孟阿石儿羊一口，供祀大坞阿摩。次七月十四日，取康酉儿牛一头，供谷里祀。”[16]据考证，其中“丁谷天”应为祆祠。[17]即设在丁谷地方的祆教祠。“大坞阿摩”则似指祆教的佐尔文(祆教派别佐尔文派崇拜的最高神)。[18]把祆教神与民间崇拜的风神、山神、树神等并列，并以同样的方式祭祀，反映了高昌地区祆教崇拜的特点。吐鲁番出土的北凉建初十四年(418年)的一件文书“某人条呈为取床及买毯事”，有文为“杨从刘普取官癚四斗，为丝十三两”，还有一件北凉缘禾五年(436年)的“无马人名籍”文书，内有二人，一人名叫“汜”，另一人叫“王”。据学者考证，这两个“”和“”字为同字异体，是祆教徒为自己创造的文字，以示其所崇奉的天神。[19]祆教徒使用中国汉字表达其信仰，表明祆教与该地区汉文化习俗相融合而出现的地方化特点，此时的高昌是汉语汉文化流行的地区。西域信仰祆教的胡人不仅给自己取了汉名，用汉文写文书，而且还不忘造个汉字以表示自己是祆教徒。《酉阳杂俎》记载中亚地区粟特人的祆祠“内无象”，但敦煌祆祠则“立舍画神主，总有二十龛”，伊州的祆祠“中有素书形象无数”，可见各地风俗不同。突厥人的祆教徒葬式上流行盛骨瓮，内装死者骨殖，是一种帐幕式的盛骨瓮，瓮面装饰仿牧人毡上的花纺纹，瓮壁上方缕空，象征帐幕的木架。这与波斯祆教徒将骨灰投入“寂没之塔”井内的风俗又不同，是突厥游牧生活的体现。除丁谷之祆祠外，高昌记载的还有一处城南祆祠。吐鲁番文书一则记于430年佛经抄录题跋称：“于高昌城南胡天太后祠下，为索将军佛子息合家写此《金光明》一部。”伊州(今哈密)有“火祆庙，中有素书形象无数。有祆主翟槃陀者……”各地既有祆祠及奉职之教职人员，必有其赖以生存的经济来源。上引《取牛羊供祀帐》反映的便是祆祠在祭祀时向教徒摊派的祭品。在高昌，祆祠与佛寺、道观一样，有寺院经济，占有土地。一件麴氏高昌时代的田亩册，记有“胡天一半”，就是说该祠占有一亩半的土地。[20]唐宋时，祆教已渐趋衰落，经济上依附于佛教寺院。《吐鲁番出土文书》中《高昌乙酉丙戌岁某寺条列月用斛斗帐历》列举了该佛寺乙酉年十一月至丙戌年十月用粮情况，其中说，各月用“麦伍升，祀天”。即每月用于祆教“祀天”的用粮额定为5升，而此粮是由佛教寺院承担供给。高昌政权支持佛教，对祆教实行限制。因此，其寺院经济并不发达。祆教东传，带来波斯文化，形成祆教地域文化特色。在唐代，“幻术”为一大景观，曾风靡各地，史书也多有记述。内地幻术，“皆出西域”，而西域又传自于波斯。敦煌千佛洞出土的《沙州伊州地志》有关伊州祆祠说：“有祆主翟槃陀者，高昌未破以前，槃陀因朝至京，即下祆神，因以利刃刺腹，左右通过，出腹外，截弃其余，以发系其本，手执两头，高下绞转，说国家所举百事，皆顺天心，神灵助，无不验证。神没之后，僵仆而倒，气息奄七日，即平复如旧。有司奏闻，制授游击将军”。可见新疆各地也流行此术。祆教崇拜水，教义中称水是阿胡拉·马兹达之妻、人类之母。祆历每年8月10日(相当于阳历11月)为水神节。《旧唐书·康国传》记载波斯风俗：“至十一月鼓舞乞寒，以水相泼，盛为戏乐。”这就是泼水乞寒戏，或称“泼寒节”，与祆教崇水的教义有关。这种习俗在西域各地十分流行，又从龟兹、疏勒传入中原，唐朝时流行各地，成为诸戏在宫廷表演。此外，唐代西域各地颇为流行的“疏勒乐”、“高昌乐”、“龟兹乐”、“西凉乐”，假面化妆歌舞“苏莫遮”、燃灯祀神的“灯舞”、“火风曲”等，多受波斯文化影响，与祆教教义思想有关，体现了对天神、火神、光明的崇拜。以歌舞音乐的形式悦神，祈福禳灾。四祆教是传入新疆地区最古老的宗教之一，流行了一千多年，10世纪以后逐渐在各地消失。原因除因伊斯兰教的传播取代了各地祆教之外，也有祆教自身的原因。不传教，不译经，祭司们没有传播教义的义务，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祆教的传播发展；其次，祆教有极严的教规，教徒若触犯教规，便要受“烧铁烙舌”的酷刑惩罚；第三，祆祠为禁地，外人不许进入，使人不容易了解祆教。第四，祆教礼仪十分繁复，有“仪式宗教”之谓，如欲加入祆教，则更须经过极复杂严格的洁净规定，一般人难以接受。此外，在政治上，祆教并未得到各地统治上层的支持，经济上没有如佛教、伊斯兰教那样的寺院经济作为支撑，所以只能逐渐萎缩，自生自灭，成为民间宗教信仰和习俗的一部分。祆教虽然失传，但由于在民间流传时间较长，并且与各地古代居民崇奉的自然崇拜有许多共同之处，经过长期相互融合吸收，形成某些固有的信仰习俗，有些带有祆教色彩的习俗被保留至今。拜火习俗在维吾尔族农村仍有遗留。《西域图志》卷39记载：“每年两次，众人赴玛扎尔(麻扎)礼拜诵经，张灯于树，通宵不寐。”朝拜者还在土块上刻个窝，里面放上火籽，点燃后置于麻扎周围。哈密地区东风乡有《拜火舞》、《灯舞》，和田墨玉县有《顶灯舞》，喀什、叶城也有《灯舞》；在莎车县民间的“麦西莱甫”中，仍可见口中吐火的幻术表演。在柯尔克孜等民族中，在新年“诺鲁孜节”的头天晚上月出之时，“每家毡房前都要用芨草生一大堆火，人和牲畜都从火堆上跳过，以示消灾减难，预报新的一年人畜两旺”。[21]操东伊朗语的新疆塔吉克族信仰和习俗更多地保留了祆教思想。在塔吉克族伊斯兰教“伊玛目信仰”里，伊玛目被认为是“光”的使者，认为阿里与法蒂玛(穆罕默德之女)所生之伊玛目哈桑和侯赛因为塔吉克人带来了光，并由诸伊玛目接续，体现了早期祆教“光明与黑暗的教义思想”。塔吉克人把人分为善人与恶人，善人的灵魂就上圣人、神仙那儿去，享受天堂的快乐，恶人的灵魂也升天，但不能像善人的灵魂那样去圣人、神仙那里，他要变成雨或者雪降落地面，渗入土中，变成禾草，逐渐长大。牲畜吃了这种禾草，就进牲畜的胃里。牲畜的胃就像一个灾狱(地狱)，他就在那里忍受痛苦折磨。恶人的灵魂或者转生变为牲畜或飞禽，如变成驴、狗、乌鸦等，尝尽苦难，并且不能再转生到人间。有罪的人，也有转生为骆驼、羊、(山羊)、牛的。它们的肉被人吃了转入人体，再换成另外一个形态转世到人间。天上有两个专司记录人们善恶行为的天仙“蒙可尔”和“浓可乐”(即法曹)，根据每个人的情况清算一生的总账。据说记录簿上善人的记录从右边写起，恶人的记录从左边写起。[22]这种观念显然是对“善恶二元论”、“善恶报应”教义的继承。塔吉克族的一些妇女和男人常在眼皮下涂抹“苏日买”(一种深绿色的矿质粉末)。这种习俗与历史记载的“其事神，以麝香和苏，涂须点额，及于耳鼻，用以为敬”的波斯古俗有一定联系。在葬仪上，塔吉克族遵循伊斯兰教的规定，实行土葬。但在葬礼结束后，晚上要在屋里点燃“奴克恰”——用木棍缠棉花蘸上酥油点燃的长明火，在火光中进行祈祷。扫墓时，也要点燃灯火念经祈祷。“诺鲁孜节”是新疆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孜、塔吉克等许多民族的重大节日，时间在每年的春分时节。而这个节日源自于祆教，是祆教教历规定的年首之节——新年元旦，是所有节日中最重要的节日，也是喜庆、吉祥、祈福、欢乐的节日。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孜族在过诺鲁孜节时，要做诺鲁孜饭，唱诺鲁孜歌，互相串门祝福，庆贺新春的到来。塔吉克族又称诺鲁孜节为“切德恰迪尔艾脱”（春节）。过节时家家户户要扫除，清洁卫生，在自己家里洒面粉，祈求新年人畜兴旺，吉祥如意。诺鲁孜节经过长期演变，已经世俗化，成为新疆许多民族的传统民俗节日，但其来源却属早期的祆教习俗无疑，并在新疆流传了二千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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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成了姑墨国人大批东徙，迁移到晋陕一带的黄河两岸，以步落稽自号；而留在本地的姑墨人，在嚈哒势力退出后，也不再以姑墨为名，改称为跋禄迦国。弄清了虞弘祖父之名“□奴栖”即balïk（鱼），意即为鱼，与步落稽、步落坚、部落稽、部落精、跋禄迦同为balïk的音译汉字，这跟他所任鱼国领民酋长的身份正相吻合。□奴栖的名字中“隐藏”了有关“鱼”的信息，对于理解鱼国即跋禄迦国，位于今阿克苏地区这一问题有着极为重要的帮助。史籍中记载北魏设有领民酋长，碑志中亦经常见到此职，加上前贤对北魏领民酋长研究深入，所以有些学者认为□奴栖归附于北魏、而非柔然（茹茹），被北魏政府任命为鱼国领民酋长，甚至推测鱼国位于漠北或渔阳。例如，罗丰称领民酋长是北魏历史上的一种独特制度，“大都是北方部族的酋帅，而鲜有西域、中亚之民族”，遂判断虞弘家族出自北方、而非西域；[35]王素也说领民酋长只设在北朝的北部边境，认为鱼国是北魏的地名，并将之与渔阳相勘同。[36]周一良曾经指出，“领民酋长皆鲜卑或服属于鲜卑之敕勤、匈奴、契胡族，昭然可晓”，另外他还提到有8人例外，“然详细考之，此八人者或亦非汉族，或系胡化甚深之汉人也”。[37]严耕望也认为，“就种族言，不限于高车，而鲜卑及其他诸族亦仍保存部落酋长之旧制”；“就地域言，不限于降置高车之六镇……其他如西南东北地区亦有之”，如其所举12例中的高句丽高宗、李润镇羌王遇之祖先、安定汉人皇甫驎。[38]于此可见，领民酋长并不一定都是北方部族的酋帅，或仅设于北部边境。《魏书》卷113《官氏志》云：“诸方杂人来附者，总谓之‘乌丸’，各以多少称酋、庶长”。需加注意，这里说的也不是北方、而是“诸方”，乌丸也并不是专指东胡、而是对诸方来附者的总称，诸方部落的首领称酋长或庶长。参照此，领民酋长自然不是必为北方部族的酋帅，来自西方的西域鱼国的酋帅也可称领民酋长。此外，杨晓春把鱼国领民酋长看作是柔然（茹茹）设在鱼国的称号，[39]这一观点颇有启益，虽然目前尚未见到茹茹所设领民酋长的佐证史料，但从□奴栖之子君陁、孙虞弘均生活在茹茹来看，也不是没有此种可能。无论是北魏抑或茹茹，□奴栖既然是鱼国领民酋长，很可能已经率领部族从西域东徙至漠北了。3.父君陁：从茹茹国到魏朝如果说□奴栖所统之鱼国究竟在西域，抑或是已经归附北魏或茹茹，尚难以完全确定的话，那么其子君陁则已经明确移居到茹茹境内，仕于茹茹国。虞弘墓志云：“父君陁，茹茹国莫贺去汾、达官，使魏□□□□朔州刺史”，共22字，其中有4字残损。茹茹虽然出自东胡，但在鲜卑南迁以后，茹茹的势力控制了广大漠北地区，甚至及于西域。早在4世纪末社仑统治时，“号为强盛，随水草畜牧。其西则焉耆之地，东则朝鲜之地，北则渡沙漠，穷瀚海，南则临大碛。其常所会庭，敦煌、张掖之北。小国皆苦其寇抄，羁縻附之。于是自号豆代可汗”，[40]最西控有西域天山以南的焉耆地区。荣新江根据吐鲁番文书《永康九、十年（474、475）阚氏高昌国出人、出马送使文书》，对高昌国与柔然（茹茹）、西域的关系作了考察，指出5世纪后期吐鲁番盆地的阚氏高昌国为柔然之附庸，奉用柔然可汗予成的永康年号（464—485）；当时，柔然与嚈哒争夺对中亚的控制权，婆罗门（天竺）、乌苌、子合、刘宋等国使节乃至鄢耆国王纷纷前往柔然，[41]足见柔然（茹茹）汗国对中亚诸国的影响力。520年阿那瓌继任茹茹可汗后，旋为族兄示发击败，南奔北魏；阿那瓌的从父兄婆罗门讨杀示发，自立为可汗。翌年，婆罗门为高车所败，投奔北魏，阿那瓌遂得归国复位。从“婆罗门寻与部众谋叛投嚈哒。嚈哒三妻，皆婆罗门姊妹也”可知，[42]茹茹可汗婆罗门与嚈哒之间实行联姻。《续高僧传》卷26《勒那漫提传》记其为“天竺僧”，北魏“时洛南玄武馆有一蠕蠕客，曾与提西域旧交，乘马衣皮，时来造寺，二人相得，言笑抵掌，弥日不懈。（綦毋怀）文旁见夷言”，[43]可见蠕蠕（茹茹）客原本就在西域，与天竺僧勒那漫提为旧交，他俩在洛阳见面是用“夷言”亦即西域语言进行交谈的。除了茹茹可汗婆罗门与嚈哒联姻外，《北史》卷97《西域传》“于阗国”条记载：“献文末，蠕蠕寇于阗。于阗患之，遣使素目伽上表曰：‘西方诸国，今皆已属蠕蠕’”。于阗使素目伽所言“西方诸国”，焉耆以西除于阗外还有乌孙、悦般、大月氏等国，如“乌孙国”条云：“其国数为蠕蠕所侵，西徙葱岭山中”；“悦般国”条云：“与蠕蠕结好，其王尝将数千人入蠕蠕国……自是相仇雠，数相征讨”；“大月氏国”条云：“北与蠕蠕接，数为所侵，遂西徙都薄罗城”。由此可见，蠕蠕（茹茹）与西域关系极为密切，其势力远伸至葱岭以西。[44]如上所言，茹茹可汗婆罗门的三位姊妹均嫁给嚈哒王为妻，双方缔结和亲关系，而与婆罗门对敌的阿那瓌显然与嚈哒关系不睦，这种状态很可能一直持续到546年虞弘出使波斯之时，阿那瓌派遣虞弘出使波斯的目的，大概就是为了共同对付嚈哒。关于虞弘之父君陁，王丁从音韵的角度判断，该名与印度河上游粟特行客题壁中的人名kwnt接近，但称“该词的词源本义不明”。[45]笔者颇疑君陁又译写作“君达”、“顺达”。敦煌文献P.2049v《后唐同光三年（925）正月沙州净土寺直岁保护牒》云：“麦壹硕，白君达利润入”。[46]“白”为西域龟兹国姓，[47]后世曾被称作“十姓胡中第六胡”。[48]与白姓连称的“君达”恐怕亦非汉名。余欣推测《酉阳杂俎》卷19《草篇》中的“莙荙”，本作“军达”或“君达”，雅驯后称作“莙荙”；又据《大唐西域记》卷2所记印度蔬菜有“荤陁菜”，《一切经音义》卷82对荤陁菜注称：“即人间军达菜也”，从而认为莙荙、军达、君达又写作荤陁。余氏指出，该词来自中古波斯语，为叶用甜菜，而与源于新波斯语的根用甜菜“诸军达”不同。[49]笔者曾向余氏请教君陁是否可能为“君达”之异写，他认为植物不用作人名。然而，古人也有用植物为姓名的，如《新唐书》卷71下《宰相世系表一下》云：“鲜卑俗呼草为俟汾，以神农有尝草之功，因自号俟汾氏，其后音讹，遂为宇文氏”。“俟汾”的含义为草，不仅用作姓氏，而且拓跋魏的祖先圣武皇帝诘汾，[50]诘汾即俟汾，可见植物也可用作人名。如此，取以甜菜之名的君陁作为人名亦不足为怪。尤堪注意的是，《隋书》卷83《西域传》“漕国”条云：“其王姓昭武，字顺达”。顺达当即君达、君陁。笔者认为，鱼国人曾西逾葱岭南下，迁居到今阿富汗南部，建立了漕国。关于此点，详细的论证参见甘肃教育出版社即将出版的拙著《鱼国之谜——从葱岭东西到黄河两岸》之第六章。君陁在茹茹担任莫贺去汾、达官，有些学者对这一串官名不施点逗，直接连读作“莫贺去汾达官”，[51]也有些学者则将“莫贺去汾”和“达官”点开，[52]笔者赞同后者。《北史》卷98《蠕蠕传》记载：“太和元年（477）四月，遣莫何去汾比拔等来献良马、貂裘，比拔等称”云云；“正光（510）初，丑奴母遣莫何去汾李具列等绞杀地万”；“婆罗门遣大官、莫何去汾、俟斤丘升头六人将兵二千随具仁迎阿那瓌”。同卷《高车传》记载：“弥俄突遣其莫何去汾屋引叱贺真贡其方物”。《北史》中的“莫何去汾”即虞弘墓志中的“莫贺去汾”，可见已经成了固定的搭配之词。陈仲安点校《北史》时，在“比拔”、“李具列”、“丘升头”、“屋引叱贺真”下面都加了下划线，以表示他们都是人名，人名之前的“莫何去汾”与“大官、莫何去汾、俟斤”为官名，尤其是在丘升头的官名中，“大官”写在“莫何去汾”之前，“大官”即“达官”，亦写作“达干”、“塔寒”、“答儿罕”、“答剌浑”等，为tarqan或tarkan的音译汉字。[53]由此可知，君陁所任“莫贺去汾、达官”之间确实应该点开。“莫贺（何）去汾”虽然也可进一步拆分为“莫贺（何）”与“去汾”，如《蠕蠕传》记载东魏元象二年（539），阿那瓌“遣其俟利、莫何、莫缘游大力等朝贡”；四年（542）又派遣“俟利、莫何游大力送女于晋阳”，都是仅有“莫何”一词，而无“去汾”。“去汾”又写作“诘汾”、“俟汾”、“俟分”，[54]尚未见到去汾单独作为官名使用，[55]故此对君陁所任的“莫贺去汾”不作句逗，而“达官”则予点开。墓志记载君陁“使魏□□□□朔州刺史”，所残4字，揆其文义，推测是君陁受茹茹可汗阿那瓌的派遣出使魏朝，但似乎去而未归，甚至被留任为朔州刺史。所缺之字疑为“不归，留为”或类似之语。墓志中的“魏”字究竟何指？学界有三种观点：（1）北魏说。罗丰根据《魏书》卷106上《地形志上》“朔州”条所注“孝昌（525—528）中改为州，后陷”及“云州”条所注“旧置朔州，后陷，永熙（532—534）中改”，认为君陁在永熙年间或之前出使北魏。[56]（2）东魏说。张庆捷指出，君陁出使必在虞弘出生以后，否则不可能有后来虞弘代表茹茹出使北齐之事。墓志记载虞弘葬于开皇十二年（592），享年59岁，张氏认为虞弘生于534年，而东魏孝静帝于该年十月即位，故认为君陁出使的对象为东魏。[57]（3）西魏说。杨晓春驳斥了北魏说，并从上述《魏书·地形志上》的“陷”字出发，称这是站在东魏立场上的书写，朔州为西魏所陷；又据《隋书》卷29《地理志上》“弘化郡”条下所注“西魏置朔州，后周废”，认为君陁出使的是西魏。[58]需加注意，《魏书·地形志上》的“陷”字放在孝昌之后、永熙之前，朔州失陷的时间在北魏，而非东、西魏，所以很可能是指北魏末朔州陷于六镇之乱。诚如张庆捷所指出，虞弘的出生年份是个关键，不过墓志并未记录其卒年，仅言开皇十二年（592）十一月入葬，卒年是否必在此年尚难断定，如虞弘夫人葬于开皇十八年（598）十一月，卒年是在开皇十七年（597）。虞弘夫人的丧事相对较简，尚需一年左右才得入土；而虞弘入葬前要雕绘完汉白玉石椁，费时费工，其卒、葬之间的时间可能更长。以虞弘卒于591年或592年推算，其出生年份为533或534年。[59]也就是说，虞弘出生于534年北魏灭亡、东魏建立之年或前一年，而西魏的建立则迟至535年。在虞弘出生以后，其父君陁出使魏朝，这个魏朝既有可能是亡国前夕的北魏，也有可能是东魏；即便是出使北魏，也很快为东魏所取代，君陁当继续留仕于东魏。上引《魏书·地形志上》“朔州”条所记“孝昌中改为州，后陷”之后，紧接着有“今寄治并州界”之语，朔州在北魏末被六镇兵攻陷以后，其建制并未废除，东魏时朔州侨寄在并州界内。[60]4.夫人之谜关于虞弘本人，详见下节。值得注意的是，虞弘墓志中没有提及他的夫人和子嗣，但据其夫人的墓志记载，在虞弘入葬五年后，亦即开皇十七年（597），她也走到了生命的尽头，并于翌年十一月开启虞弘的坟墓，夫妇两人得以合葬。墓室中发现一男一女的人骨和两合墓志，当属虞弘夫妇无疑。可惜虞弘夫人的颅面骨缺失严重，对其族属的鉴定造成了极大的困难。[61]谢承志等人对虞弘夫人的左侧股骨和牙齿进行检测，得出“虞弘夫人的线粒体DNA序列则同时具有欧洲序列和亚洲序列的特征”之结论，[62]但谢氏在两年后完成的博士论文中又说：“虞弘夫人的G型主要分布在东亚人群中”。[63]还应注意的是，虞弘夫人墓志中有“□人魏氏”之语，周晓薇认为是虞弘之妻，石见清裕似乎也倾向于这种看法。[64]“魏”属汉姓，如此看来，虞弘夫人似乎为汉人女性。然而，这与石椁图像中全部是西域胡人绝不相类。石椁北壁中间的石板上，在庐帐最中央的床榻上坐着一男一女，男右女左，皆戴头冠，脸呈胡貌，手持角杯，正在对坐宴饮，中间摆放着一盘堆满的果物。这为男子显然非墓主人虞弘莫属，但是对面的女子究竟是谁？则扑朔迷离，意见纷纭。2001年，张庆捷等人在撰写《太原隋代虞弘墓清理简报》时，推测“似为夫妻”；[65]同年，张氏发表《太原隋代虞弘墓石椁浮雕的初步考察》一文，也持同样的观点。[66]与张文收录在同一书中的，还有姜伯勤的《隋检校萨宝虞弘墓石椁画像石图像程序试探》一文，亦推测“或为墓主夫妇”。[67]就在这一年，张总、马尔沙克、荣新江撰写的论文中则直接定为夫妻关系。[68]不过观以上行文，都是出于一种朴素的直接推断，甚至有人后来否定了自己起初这样的粗率判定。首先是姜伯勤在翌年出版的《中国祆教艺术史研究》一书中，收入了其2001年论文的修订稿，值得注意的是“或为墓主夫妇”这句话被删去了。[69]这意味着姜氏对原来推测的夫妻关系持否定态度。其次是2005年出版的《太原隋虞弘墓》一书中，张庆捷执笔的第八章《石椁装饰图像》中基本上移录了其2001年论文的内容，但也作了个别修改，在这些修改中原来推测的“似为夫妻”也被删去了。或许，张氏是受到了姜氏改动的影响。由于张氏2001、2005年所写文字基本相同，所以此处仅引录后者，即《太原隋虞弘墓》描述道：在床榻上坐着一男一女，男右女左。男子体形魁梧，梳着整齐的波浪形长发，头戴王冠，冠顶有日月形饰物。冠后有两条长达臂肘的飘带。深目高鼻，耳下有串饰，从鬓角到唇下都显示有胡须，须长且浓密，修剪整齐。颈部带一饰着联珠纹的项圈，项圈圆环外，又有三颗圆珠形饰物。身上内穿一件窄袖衣，袖口处似还有一宽边，外罩一件圆领半袖长衫，半袖处有宽边。腰系一条饰着联珠纹的腰带，下身穿窄腿裤，足穿软鞋。他向左侧身而坐，左腿弯曲平放台上，右腿悬搭台下，左手自然放在左腿侧，右手端着一只多曲酒碗，举于胸前。目光温和地平视着对面的女子。女子面对男子，曲腿坐于床榻上。她头戴花冠，冠顶似饰有几颗珠宝，头微低，眼睑下垂，也是深目高鼻，耳下有串饰，项上有珠饰，身着圆领半袖，长裙于半袖处和下半部皆有多重花瓣边饰，在胸前和腰前还有短飘带。双腿隐于裙下，左手放于左膝，右手前伸，举一高足酒杯，陪男子饮酒。在两人之间，摆放着一个大盘，盘内盛满食物。很显然，此二人是整个场面的中心，也是这里的主人。[70]对比2001年论文与2005年考古报告，可以发现张氏叙述床榻上坐着一男一女后，调整了位置关系，即将“男左女右”改为“男右女左”，特别是删去了“似为夫妻”四字；另外，男子“目光温和地平视着对面的妻子。妻子面对着她……陪丈夫饮酒”，两处“妻子”也都改作“女子”，“丈夫”也改为“男子”。这种改动否定了原来推断的夫妻关系，固然是出于学术上的谨慎，但却未能揭明二人的关系，而且称二人是整个场面的中心和主人，也显得暧昧不清。此后，也有学者仍然认为此二人是夫妻关系的，[71]但是未作论说；也有学者认为虞弘对面的女子不是他的妻子，并且提出了自己的理由，下面对此试作分析：2006年，毕波专门撰文考辨虞弘对面女子的身份，她从男女主人的排位原则进行分析，指出其它墓葬的中心人物图像均为男左女右，唯独虞弘夫妇合葬墓是男右女左，从而否定了坐在虞弘对面的女子是其妻子的观点；她进而从冠服特征、手持之物、侍从女伴的身份，考定出该女子是一位叫作Daēnā（妲厄娜）的天界女神，这幅图像表现的主题是墓主人灵魂进入天国后的美好情景。[72]不过，仅据位序的不同来判断并坐的男女是否为夫妻关系，尚难以作为强有力的证据。一般而言，墓葬中并坐的男女应该是夫妻，尤其是虞弘夫人头戴珠宝花冠，没有头光，而她身后的两位女侍虽然戴有花冠，但都有头光，这也反证出她是一位凡人，而非天神，显然应该是虞弘的夫人无疑。2016年，沈睿文发表《天水石马坪石棺床的若干问题》一文，其中第五部分的标题为“夫妇合葬问题”。他说，安伽、康业、天水石棺床墓的葬具图像表现的是墓主夫妇，但是墓葬中却没有墓主夫人骨骸的存在，“而史君、虞弘则为夫妇合葬墓……在虞弘石葬具图像中唯见墓主虞弘的表现，其夫人却未能有一席之地”。虞弘夫妇墓志共出，人骨鉴定为一男一女，这是铁定无疑的事实，所以沈氏也承认为虞弘夫妇合葬墓；但他说虞弘夫妇两人先后入葬，“显然，石椁是开皇十二年专为虞弘准备的，此刻虞弘夫人尚在人世，所以也就可以理解为何在虞弘石椁的图像中没有虞弘夫人的表现了”。[73]从虞弘夫人墓志可知，她卒于开皇十七年（597），翌年十一月重启虞弘墓室，夫妇两人得以合葬。墓葬石椁如此精美，自然是在虞弘生前就已营造完毕；即便是虞弘死时才造墓，也不可能不给其夫人留一席之地。沈氏没有论及坐在虞弘对面的女子，直接断言石椁图像中无虞弘夫人，未免过于武断。虞弘夫人的墓志记载到“三徙西河”，透露出其活动范围在西河一带，距离虞弘生活的并州不远，很可能也是出自鱼国的胡人。二、虞弘之生平533或534年，虞弘出生在茹茹境内。墓志记载他经历了茹茹、北齐、北周、隋四个朝代，59岁时卒于并州，于592年葬在今太原市西南的王郭村。墓志铭文称他“翱翔数国，勤诚十主”，言其出使波斯、吐谷浑、北齐等国，又历仕诸朝十帝（实为十一帝），一生充满传奇，波澜壮阔，如同随他一起埋入地下的石椁图像一样，可谓多姿多彩，神奇斑斓。1.姓名与籍贯从虞弘墓志的志盖可知其姓为虞，志身开篇云“公讳弘，字莫潘”。“虞弘”显然是个汉式名字，那么虞弘家族究竟是什么时候取虞为姓的呢？对于虞弘之祖父□奴栖，姜伯勤时而称“祖〔虞〕奴栖”，时而称“祖，鱼奴栖”，游移不定；对于虞弘之父君陁，姜氏或称“父〔虞〕君陀”，或径称“父，虞君陀”。[74]实际上，□奴栖、君陁均为粟特语，□奴栖从西域鱼国迁徙到茹茹国，以后一直在茹茹定居，不可能取汉式的虞或鱼姓；君陁主要生活在茹茹，官任莫贺去汾、达官，后来趁出使之际南投魏朝，取汉式虞姓的可能性也极小；只有到了虞弘时代才有可能，这应该发生在他从茹茹投奔北齐以后，经历北周及隋代，渐染汉化，遂以国为姓而称鱼，再加上居住在并州一带，又攀附中华古帝虞舜而改姓为虞，同时还取了“弘”这个汉名。[75]这种情况跟同时代的虞祥、虞庆则父子“本姓鱼”而改姓为虞，以及取了汉名是完全类似的。[76]值得注意的是，虞弘仍然使用粟特语的音译汉字“莫潘”为字。吐鲁番文书《唐神龙三年（707）西州高昌县崇化乡点籍样》记有“户主何莫潘八十”，[77]《高昌□子等施僧尼财物疏》提到“莫潘特家旃十一丈五尺”、“莫潘特家”。[78]在吐鲁番、敦煌文书中，“莫潘”又写作“莫槃”、“莫盆”、“莫分”，如吐鲁番文书《高昌曹莫门阤等名籍》中列有“曹莫槃一人”，[79]《唐西州高昌县授田簿》记载某户田地的四至，其中“东曹莫盆”；[80]敦煌文书《吐蕃戊年六月十八日沙州诸寺丁壮车牛役簿》记录龙兴寺有“曹莫分判官驱使”。[81]这些取名莫潘、莫盆、莫分的人，或无姓氏，或姓何、曹，均属昭武九姓，为粟特人无疑。迪特·韦伯（Dieter

来源：《西域研究》2004年第3期内容提要本文对一方福建泉州新发现的叙利亚文回鹘语景教碑铭从语文学角度进行了转写、译释。元代畏兀儿人足迹遍布南部中国，福建泉州就是一例。他们不仅在南方作官经商，还将其景教信仰带到了南部中国。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陆续出土大量叙利亚文景教徒碑铭。2000年以前，福建泉州出土过大约23方元代景教徒墓碑或石刻，有文字的碑刻19件，其中带叙利亚文的碑铭约有9件，[1]汉文碑铭5方（其中有的是双语），八思巴文墓碑4方，[2]回鹘文墓碑1方。[3]景教碑铭的文字为叙利亚文景教体，元代之后不再使用，其所纪录的语言为叙利亚语和回鹘语双语，要释读这种文字，必须同时掌握叙利亚文景教体和回鹘语或古代突厥语。近年来笔者调查了中国所出50余件叙利亚文景教碑铭，并逐碑进行了释读。本文介绍的是2002年5月在泉州池店附近新发现的一方叙利亚文景教徒墓碑铭文，[4]该碑现藏泉州南建筑史博物馆。该碑右边残缺不全，高41.5厘米，宽23.5厘米，上部有十字架配莲座和左侧一天使，缺右侧的天使，左侧边有莲瓣装饰柱，缺右边的莲瓣装饰柱，下部有21行叙利亚文字，不完整，其中前三行是叙利亚语，从第4至第21行为回鹘语，以下是图版和对该碑铭文的模拟、标音、转写、翻译和考释。原文模拟：（标音和转写部分的黑体字符表示原碑文不清，释读不敢确定。）翻译：

“他刊新文”是“西域研究”微信公众号创设的栏目，目的是将西域史研究的新成果汇集于此，方便学界同仁和读者了解和使用。我们诚挚邀请编辑出版单位和作者共同建设这一平台，将公开出版（包括学术集刊）西域史论文的电子文件（word文件和相关图片）发送邮箱（xyyjbjb@126.com），我们编排推送。致谢：感谢《丝路文明》编辑部和李锦绣先生授权“西域研究”微信公众号推送此文，引用请以原刊为准。杨恭仁与唐初的西域经略摘要杨恭仁是唐代经略西域的第一人。他于武德二年三月至武德八年五月管控河西，先后任凉州总管、安抚河西大使，检校凉州总管、检校凉州诸军事、检校凉州都督等。在凉州任上，他备御吐谷浑、突厥，通过完善行政及军事区划、置军、平叛，彻底削弱西部地方势力，向西扩展军事影响力，并在河西诸胡人的支持下，招致西域近三十国，为贞观初张弼出使及贞观中唐大规模进入西域奠定了基础。唐代实行“关中本位政策”，故而倾全力经营西域。正如陈寅恪先生指出的：李唐承袭宇文泰“关中本位政策”，全国重心本在西北一隅，而吐蕃盛强延及二百年之久。故当唐代中国极盛之时，已不能不于东北方面采维持现状之消极政略，而竭全国之武力财力积极进取，以开拓西方边境，统治中央亚细亚，藉保关陇之安全为国策也。[1]“关中本位政策”使唐重心在西北，保有西域，是唐之国策。因而唐倾全力经营西北，固守四镇，开拓西北。这与前朝视西域为手足、枝叶的认识截然不同，对唐而言，西域是防护国家安全重中之重，为腹心、根本，因而唐势必将西域纳入版图，开拓进取，将疆域推向更西，以确保实行“关中本位政策”的大唐帝国的长治久安。[2]唐代作为中国古代史上西域经略的最重要朝代之一，是毋庸置疑的。关于唐代经略西域史，中外学界已有丰富、细致的研究成果。[3]但唐代何时开始经略西域？学界有不同到看法，一般以贞观六年（632）唐朝改西伊州为西州[4]或贞观十三年（639年）唐出兵高昌为始，近年来根据张弼墓志，一些学者论述了贞观初唐与西域的交通。[5]但此前唐与西域的关系如何呢？这需要更为细致的研究。依据史籍文献和出土墓志，笔者认为唐代经略西域肇始于武德二年（619），而根据唐经营特点、经营方式及与唐争夺西域对象的变化等，唐代的西域经略大致可分为六个阶段，即：武德二年至贞观四年（630），贞观四年平突厥后至贞观十二年（638），贞观十三年（639）至龙朔二年（662），龙朔三年（663）至神龙元年（705），神龙初至天宝十四载（755）及安史乱（755）后。[6]第一、二阶段还有可进一步探索的空间。本文主要论说第一阶段，尤其探讨杨恭仁与唐初经略西域的关系。杨恭仁以字行，“本名纶，弘农华阴人，隋司空观王雄之长子也”[7]（但据《杨恭仁墓志》[8]，其“讳温，字恭仁”[9]）。杨恭仁是唐经略西域的第一人。在唐代经略西域的第一阶段中，杨恭仁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一、杨恭仁总管凉州的时间杨恭仁归唐后，就被任命为凉州总管。《资治通鉴》卷一八七“武德二年闰二月”条云：隋吏部侍郎杨恭仁从宇文化及至河北；化及败，魏州总管元宝藏获之，己巳（五日），送长安。上与之有旧，拜黄门侍郎，寻以为凉州总管。恭仁素习边事，晓羌、胡情伪，民夷悦服，自葱岭已东，并入朝贡。[10]《通鉴》所叙，正如胡注所指出的：“按恭仁至长安时，李轨尚据河西，唐未得凉州也，安能远及葱岭乎！史终言恭仁事耳。是年五月，安兴贵执李轨，方遣杨恭仁安抚河西。”[11]葱岭事自然是杨恭仁总管凉州之后的政绩。但需要明确的是，唐未得河西之时，杨仁恭是否已任凉州总管？易言之，杨恭仁是何时总管凉州与安抚河西的？杨恭仁任凉州总管的时间，郁贤皓考证为武德三年，[12]这与《通鉴》所记有差距。《杨恭仁墓志》也记录杨恭仁武德初在定河西的行事，其文云：武德二年春三月，仍除黄门侍郎，十月，迁纳言。三年，改授侍中。出纳纶诰，典综枢机。享鲜之要，游刃斯在。王化伊始，西域未宾，授公河西道安抚大使、检校凉州总管，管内刺史以下，皆得便宜从事，随方选补。李轨窃据凉州，不宾王命。黄河之右，尽为鲸敌。公运筹制胜，克平西夏。李轨枭悬，远戎纳贡。于是赤水安流，玄珠重译。据墓志前段，似杨恭仁武德二年三月任黄门侍郎后，至三年为侍中，一直在京师。但后段详细写了他在平定李轨中发挥的作用。因此，杨恭仁何时安抚河西，应结合李轨割据政权的建立和灭亡过程分析。李轨于义宁元年（617）七月丙辰（八日）起兵反隋，[13]称河西大凉王。武德元年八月，唐欲联合李轨共同对付占据秦陇之地的薛仁杲，遣使凉州，拜李轨为凉州总管，封凉王。[14]十一月，李轨即皇帝位，[15]先后攻陷张掖、敦煌、西平、枹罕郡，“尽有河西五郡之地”（《旧唐书》2249页作“尽有河西五郡之地”，《新唐书》3709页作“悉有河西”，《资治通鉴》5746页作“尽有河西五郡之地”）[16]，不臣于唐。武德元年末，李世民平定薛仁杲，解除了长安西部威胁。二年二月，唐不满李轨称帝，拟征讨河西[17]。闰二月五日，杨恭仁被执送长安，“高祖甚礼遇之，拜黄门侍郎，封观国公，寻为凉州总管”[18]。据《杨恭仁墓志》其为黄门侍郎在武德二年三月，《通鉴》所记是杨恭仁到长安的时间。[19]任黄门侍郎不久，可能也在三月，杨恭仁被任命为凉州总管，拉开兴兵讨伐李轨的序幕。时李轨占据凉州，杨恭仁虽不能至凉州，但运筹帷幄，“运筹制胜”，为最后平定李轨做出了重大贡献。武德二年五月庚辰（13日），唐平定河西，“壬午（15日），以秦王世民为左武候大将军、使持节、凉•甘等九州诸军事、凉州总管，其太尉、尚书令、雍州牧、陕东道行台并如故。遣黄门侍郎杨恭仁安抚河西。”[20]河西初定，唐即派秦王李世民持节督领，表明了唐对新归附的河西之地的重视。李世民所任凉州总管，只是名义上的，含有以亲王镇抚的意味，但李世民并未至凉州亲政，而实际负责河西事务的，是安抚大使的杨恭仁。[21]值得注意的是，杨恭仁不但充安抚河西大使，还如其墓志所云，“检校凉州总管”。《资治通鉴》记载“[武德二年]十月，己亥（四日），就加凉州总管杨恭仁纳言”[22]，杨仁恭所任仍是“检校凉州总管”，因为名义上的凉州总管仍是李世民，[23]秦王解凉州总管当在武德五年十月以后，八年十一月之前。[24]杨恭仁所任纳言，是“遥授纳言，总管如故”[25]。武德三年三月“己卯（16日），改纳言为侍中”[26]，《杨恭仁墓志》所谓的“三年，改授侍中”，即因纳言易名造成杨恭仁官称变化，不过这时杨恭仁的侍中仍是遥领的，志文中“出纳纶诰，典综枢机”是侍中职掌，用于描写杨恭仁并不确。杨仁恭离任到时间，郁贤皓定为武德六年。结合史籍文献，这一时间也有问题。《杨恭仁墓志》记载：（武德）六年四月，拜吏部尚书。式镜九流，悬衡百姓。巨源之盛德不孤，卢毓之清尘未远。寻授右卫大将军、鼓旗军将，领京城以西六十余府。九年，拜雍州牧。似杨恭仁自武德六年四月离开河西，至京任吏部尚书。严耕望即将杨恭仁任吏部尚书的时间定为武德六年四月癸酉（28日）至九年七月壬辰（6日）。[27]但《新唐书·杨恭仁传》记载：召拜吏部尚书，兼中书令，检校凉州诸军事，迁左卫大将军。武德末，拜雍州牧。则杨恭仁任吏部尚书兼中书令的时间及“检校凉州诸军事”的问题，还需要进一步考证。首先来看《新书·杨恭仁传》的史料来源。相似的记载还见于《新唐书》卷六一《宰相表》：[武德六年]四月癸酉，德彝为中书令；恭仁入为吏部尚书兼中书令，检校凉州诸军事；瑀为尚书右仆射；寂为左仆射。[28]同书卷一《高祖纪》亦记载：[武德六年四月]癸酉……吏部尚书赵恭仁兼中书令，检校凉州诸军事。[29]《新记》的“赵恭仁”显然是“杨恭仁”之误。[30]《新表》所抄录者为唐诏敕原文。唐制，“凡散官正二品、职事官从三品已上，爵郡王已上，于公文皆不称姓。”[31]《新表》所征引为公文上的“杨恭仁”未书姓，因而《新唐书·高祖纪》编纂时致误，这也反证了《新传》、《新纪》、《新表》直接来自诏敕原文，史料来源可靠，具有准确性。杨恭仁从何官兼中书令，诸书记载不同。《新传》、《新纪》、《新表》均记其邑吏部尚书兼中书令，但《旧唐书》卷一《高祖纪》记载：[武德六年四月]癸酉……侍中、观国公杨恭仁为吏部尚书。[32]同书卷六二《杨恭仁传》只记载其“征拜吏部尚书”[33]，未提及兼中书令事。《通鉴》则作：“杨恭仁为吏部尚书兼中书令。”[34]未载其“检校凉州诸军事”。诸书的异同，尚有疑问。可以肯定的是，杨恭仁为吏部尚书时，确实一度离开凉州赴京了。《北史》卷一〇〇《序传》“李大师”条：世充、建德寻平，遂以谴徙配西会州……大师既至会州，忽忽不乐，乃为《羁思赋》以见其事。侍中、观公杨恭仁时镇凉州，见赋异之，召至河西，深相礼重，日与游处……居二年，恭仁入为吏部尚书，大师复还会州。[35]武德四年五月，李世民“擒充戮窦”，[36]李大师因为窦建德属下被徙配西会州，杨仁恭将其迎入凉州，两年后，即武德六年杨恭仁入为吏部尚书，李大师又回到会州。[37]据此可见杨恭仁确实有入朝任吏部尚书事，而从李大师离开凉州看，杨恭仁入朝时应解了检校凉州总管之职，否则李大师会留在凉州。[38]这样看来，杨恭仁“征拜吏部尚书”，与其“兼中书令，检校凉州诸军事”的时间不同。杨恭仁先被征召入京，从侍中（是加官）改任吏部尚书，其时间约在武德六年四月。癸酉（28日），杨恭仁以吏部尚书之衔“兼中书令，检校凉州诸军事”，再次回到凉州。“检校凉州诸军事”为省称。唐总管府沿袭隋开皇制度，某州总管前加衔为持节数州诸军事，如武德二年秦王李世民即为“使持节、凉•甘等九州诸军事、凉州总管”。而某州“诸军事”，也可能是持节某州诸军事、某州总管的省称，如武德四年正月胡大恩“使持节代州诸军事，代州总管”[39]，代州总管府管代、忻、蔚三州，[40]诏敕中并没有三州并提。杨恭仁“检校凉州诸军事”之衔应与胡大恩类似。时名义上的凉州总管仍是秦王李世民，杨恭仁所任为“检校凉州诸军事、凉州总管”。杨仁恭继续回凉州检校凉州总管事，还有《资治通鉴》的记载可以证实，其文云：瓜州总管贺若怀广按部至沙州，值州人张护、李通反，怀广以数百人保子城；凉州总管杨恭仁遣兵救之，为护等所败。[41]贺若怀广在武德五至六年任瓜州总管，[42]因杨恭仁救援失败，六年七月丙子（2日），为张护、李通所杀。[43]这说明至少在武德六年六月丁卯（23日），杨恭仁已经返回凉州，继续检校凉州总管。其后，“总管府”的名称改易。《旧唐书》卷一《高祖纪》“武德七年二月”条记载：丁巳（17日）……改大总管府为大都督府。[44]武德七年二月以后，凉州长官称“持节都督凉州诸军事”，即凉州都督之职。杨恭仁的官衔可能也随之改成了“检校凉州诸军事、凉州都督”或检校凉州都督。杨恭仁可能在任右卫大将军、鼓旗军将时，离开凉州。这一时间可根据唐十二军的设置来推断。《唐会要》卷七二《京城诸军》：三年七月十一日……于是置十二卫将军，分关内诸府隶焉……万年道为参旗军，长安道为鼓旗军……至六年二月二十四日废。八年五月，以突厥为患。复置十二军。十二军复置于武德八年五月辛亥（18日）。[45]《册府元龟》卷九九〇《外臣部·备御》“武德八年五月”条记载：初，帝以天下大定，将偃武事，遂罢十二军，大敷文德。至是，突厥频为寇掠，帝志在灭之，复置十二军：以太常卿窦诞为参旗将军，吏部尚书杨恭仁为鼓旗将军……[46]鼓旗将军掌长安道府兵。长安道在京城之西，《杨恭仁墓志》中的“领京城以西六十余府”这是鼓旗将军职掌。此时杨仁恭是否仍检校凉州诸军事，史无记载。但考虑到武德八年十一月《秦王等兼中书令等制》中，李世民官衔无“凉州都督”，可知此前秦王已不再节制凉府。杨恭仁可能与李世民同时解凉州任。接替杨恭仁为凉州都督的是长乐王李幼良。武德九年三月，“丁巳（17日），突厥寇凉州，都督、长乐郡王幼良败之”[47]，李幼良任凉州都督应早于此时，可能在武德八年就接替李世民及杨恭仁管控河西。据以上所论，笔者推测杨仁恭管控河西的时间为武德二年三月至武德八年五月，所任职有凉州总管、安抚河西大使，检校凉州总管、检校凉州诸军事、检校凉州都督等（详见表1），名目虽多，但实际管控河西则一也。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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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没有一定实力，无法抗击匈奴，无法完成汉朝断匈奴右臂的战略。那么，乌孙是否有联合汉朝的意愿呢？这才是问题的关键。否则，实力再雄厚也无济于事。既然没有杀父之仇的问题，乌孙的意愿几乎只剩下喜欢汉家财物一条，这从《张骞传》的内容看，这一条其实已经无关紧要，因为采用贸易方式也可以获取汉家财物，并非一定要采用战略联盟的方式。《张骞传》事实上转换了原来《大宛列传》的诉求依据，一是把“浑邪地”改为“昆莫地”；二是强调“蛮夷恋故地”。敦煌、祁连间，即现在的河西走廊，大月氏与乌孙共同居住在此，说这里是乌孙地或者大月氏地，都是不错的。大月氏打败乌孙，吞并了乌孙地，而匈奴赶走了大月氏，最终成了匈奴的“浑邪地”。大月氏与乌孙在河西走廊如何分布，史书并没有说明，但根据乌孙民众散落于匈奴、大月氏后来向西迁移的情形分析，乌孙应该居住在河西走廊的东部，而大月氏在西部。把这里称作“昆莫地”并非不可，但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昆莫故地”。只有把“浑邪地”改为“昆莫地”，才有劝说昆莫“东居故地”的下文，否则逻辑不畅。如此，《史记》与《汉书》出现了记载差异，甚至不无矛盾之处。观后世史家如何处理，当有所启发。《资治通鉴》记述此事，《史记》与《汉书》并取。浑邪王既降汉，汉兵击逐匈奴于幕北，自盐泽以东空无匈奴，西域道可通。于是张骞建言：“乌孙王昆莫本为匈奴臣，后兵稍强，不肯复朝事匈奴，匈奴攻不胜而远之。今单于新困于汉，而故浑邪地空无人，蛮夷俗恋故地，又贪汉财物，今诚以此时厚币赂乌孙，招以益东，居故浑邪之地，与汉结昆弟，其势宜听，听则是断匈奴右臂也。既连乌孙，自其西大夏之属皆可招来而为外臣。”……骞既至乌孙，昆莫见骞，礼节甚倨。骞谕指曰：“乌孙能东居故地，则汉遣公主为夫人，结为兄弟，共距匈奴，匈奴不足破也。”乌孙自以远汉，未知其大小；素服属匈奴日久，且又近之，其大臣皆畏匈奴，不欲移徙。骞留久之，不能得其要领，因分遣副使使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于阗及诸旁国，乌孙发译道送骞还，使数十人，马数十匹，随骞报谢，因令窥汉大小。是岁，骞还，到，拜为大行。后岁馀，骞所遣使通大夏之属者，皆颇与其人俱来，于是西域始通于汉矣。[10]依上文分析，《通鉴》此处，先节用《大宛列传》文，再节用《张骞传》文，前文有“故浑邪地空无人”，后文有“乌孙能东居故地”，乌孙故地不知来处。后来，虽然胡三省在“浑邪之地”下加《张骞传》内容，弥补《通鉴》前后文不符的问题，但《通鉴》最初的选择说明并没有重视《史记》与《汉书》的差异。《册府元龟》记载的张骞出使乌孙，显然来自《张骞传》而不是《大宛列传》：（元狩）四年夏，大将军卫青将四将军击走单于于幕北。先是，卫尉张骞坐后期，赎为庶人。帝数问骞大夏之属，骞既失侯，因曰：“臣居匈奴中，闻乌孙王号昆莫，昆莫父难兜靡，本与大月氏俱在祁连、敦煌间，小国也。大月氏攻杀之。昆莫后攻破大月氏，大月氏西走，昆莫因留居。今单于新困于汉，而昆莫地空，蛮夷恋故地又贪汉物，诚以此时宜厚赂乌孙，招以东居故地，汉遣公主为夫人，结昆弟，其势宜听（言事势听从于汉），则是断匈奴右臂也。既连乌孙，自其西大夏之属皆可招来，而为外臣。”天子以为然，拜骞为中郎将，将三百人，马各二匹，牛羊以万数，赍金币帛直数千钜万，多持节副使（为骞副，而各令持节），道可便遣之旁国。骞既至乌孙，致赐谕指（以天子意指晓告之），未能得其决。骞即分遣副使使大宛、康居、月氏、大夏，乌孙发道译送骞（道，读曰导），与乌孙使数十人，马数十匹（与骞相随而来，报谢天子），因令窥汉，知其广大。骞还，拜为大行。[11]《册府》作为类书，分门别类保存历史资料，在这个问题上选择信从《张骞传》是有意义的，证明《张骞传》的影响在后世显然大过《大宛列传》。[12]南宋学者王益之著《西汉年纪》，《史记》《汉书》《资治通鉴》等都在他的考证范围之内。《西汉年纪》外，王益之另设独立的《考异》如《通鉴》，现已附于《西汉年纪》正文之下。所记张骞出使乌孙事迹，也如《通鉴》一样书写在张骞归来之时，但有关乌孙内容的记述，张骞往返过程，一概取自《张骞传》，并在《考异》中作了简明注释。[13]总之，在张骞出使乌孙的历史叙述上，《史记·大宛列传》与《汉书·张骞传》出现了分歧，可以认为是两种说法、两个版本。而后世的史家，多从《张骞传》。赵翼《廿二史劄记》有“史汉不同处”条，指出“班固作《汉书》，距司马迁不过百余年，其时著述家岂无别有记载？倘迁有错误，固自当据以改正。”[14]以此理解《张骞传》对《大宛列传》的改正，不为不当。另外，正如王鸣盛所指出的，司马迁对于《大宛列传》中的主人公张骞和李广利是总体否定的，对张骞则“著其首倡邪谋也”；对李广利则强调这是为了“宠姬李氏”，所以认为“体例明整，马不如班；文笔离奇，班不如马”。[15]《史记》不为张骞立传，人所共知，司马迁不赞同汉武帝时期的政策，应该是关键因由。但张骞出使事确实重要，所以全在《大宛列传》中叙述，张骞却不得立传。至于乌孙事迹，《大宛列传》文字明显不如《张骞传》准确，不应该看作是司马迁的有意为之，后世多从《张骞传》，没有必要怪罪司马迁。此类失误为史家常态，不必苛责，所谓前出不密，后出转精。再回到张骞与汉武帝讨论联合乌孙“断匈奴右臂”策略的时刻，究竟是什么因素让张骞认为乌孙会响应汉廷的主张呢？匈奴曾经有恩于乌孙的首领昆莫，并不存在什么杀父之仇，最多匈奴控制乌孙不力，乌孙不太顺从而已。这样的情形下，怎么保证乌孙一定响应汉朝的战略设计呢？最重要的因素，现在看来就是“蛮夷恋故地”而“昆莫地空”，乌孙人怀恋原来的居住地，恰好现在此地又无人居住。所谓“蛮夷恋故地”之说，完全来自张骞的推断，而这是乌孙能够合作的重要基础。后来的事实证明，张骞的这个推断完全落空，从乌孙的反应看，没有丝毫这方面的考虑。问题是，张骞的推断说服了汉武帝，自然是汉武帝也相信这个推断。朝廷中人，未见有人出面反对或质疑，大概率的情形是无人能够否定张骞的推断。第二次张骞出使的政策，是张骞亲自设计的，而第一次出使张骞不过是一个执行人而已，并没有参与联合大月氏的决策。有关大月氏会相信汉廷政策的理据，史书记载并不充分，除了与匈奴有仇这个理据之外，大月氏曾经居住在“祁连、敦煌间”这个事实，也不该被忽略。与汉朝联合，回到故地，报仇雪恨，这正是汉廷的理解，认为大月氏必有如此心理。当然，联合大月氏的战略没有实现，这个推断也没有获得证实。“蛮夷恋故地”之说，本质上是汉朝的一种“以己度人”推断，真正“恋故地”的不是蛮夷而是汉人。按照张骞的说法，中国当然是“土著型”国家，所以以土著的心理理解其他文化或人群，是很正常的表达。类似“蛮夷恋故地”这类思想观念，绝非个例。汉代古诗十九首第一首《行行重行行》诗，其中有“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诗句，李善注：“《韩诗外传》曰‘代马依北风，飞鸟栖故巢’。皆不忘本之谓也。”[16]用胡马或者代马、越鸟或飞鸟比喻故土难忘，说明连动物都有不忘根本的特征，言外之意便是凡人就有不忘本的秉性。不忘故乡就是不忘根本，这是胡马和越鸟的秉性吗？当然不是，这是汉代诗人用以表达自己心声的比喻而已。真正“恋故地”的人群，是土著型国家人民的集体意识，可以认为是中华传统的文化精神。虽然张骞出使西域的具体目标没有到达成，但丝绸之路由此开辟，中国与世界的联系空前加强。历史发展的脚步，没有因为汉朝的推断失误而停止，中国一步步迈向西域，西向从此成为中国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17]三、河西设郡与移民实边河西出现居住真空，西汉推出的政策首先是邀请乌孙回归故地，却不是自己进占这个地区，充分表现了文化的土著特质。不仅如此，汉匈战争的防御性质，由此获得证明，对于西汉而言，领土扩张不是目标，取得战争的胜利才是目标。后来的事实证明，汉朝对大月氏、乌孙的判断依据不足，联合抵抗匈奴的战略没有实现，[18]至少邀请他们回河西走廊居住的愿望彻底落空。汉匈战争，某种意义上可以看作是秦朝与匈奴战争的继续。秦朝采取的许多政策是有参考价值的，比如在战争胜利后，设置边郡管理和移民实边。秦王三十三年（公元前212年），将军蒙恬驱逐匈奴人，秦始皇立刻采取行动。“三十三年（前212年），……西北斥逐匈奴。自榆中并河以东，属之阴山，以为四十四县，城河上为塞。又使蒙恬渡河取高阙、阳山、北假中，筑亭障以逐戎人。徙谪，实之初县。”[19]在新占领地区，设置地方机构并且移民，这是第一次。三年之后，秦廷再次采取移民政策，“迁北河、榆中三万家，拜爵一级”。[20]葛剑雄先生估计，秦朝两次河套移民，将近30万人。[21]若以五口之家计算，第二次大约十五万，那么第一次的“徙谪”，规模大体相近。有关秦朝的“徙谪”移民，在后来的文献资料中，汉文帝时晁错的评论具有史料性和代表性。他认为，秦朝移民实边动机不正确，“非以卫边地而救民死也，贪戾而欲广大也，故功未立而天下乱”。更重要的是，在具体推行时过于暴力，强力推行，不顾民众利益，“秦民见行，如往弃市，因以谪发之，名曰‘谪戍’”。谪戍的含义，大约与《史记》所谓“徙谪”相似。具体而言，根据晁错的描述是“先发吏有谪及赘婿、贾人，后以尝有市籍者，又后以大父母、父母尝有市籍者，后入闾，取其左。发之不顺，行者深恐，有背畔之心”。晁错称秦朝的强迫移民戍边是“威劫”，“发卒也，有万死之害，而亡铢两之报，死事之后不得一算之复，天下明知祸烈及已也”。晁错认为，秦朝移民实边最大的祸端在于威劫性，而不是给移民以适当的酬劳，只有危险和牺牲，民众理所当然抵制或逃亡。如何建立边疆地区的安全，晁错主张只有移民实边，但一定要汲取秦朝的教训，他的具体建议如下：要害之处，通川之道，调立城邑，毋下千家，为中周虎落。先为室屋，具田器，乃募罪人及免徒复作令居之；不足，募以丁奴婢赎罪及输奴婢欲以拜爵者；不足，乃募民之欲往者。皆赐高爵，复其家。予冬夏衣，廪食，能自给而止。郡县之民得买其爵，以自增至卿。其亡夫若妻者，县官买与之。人情非有匹敌，不能久安其处。塞下之民，禄利不厚，不可使久居危难之地。胡人入驱而能止其所驱者，以其半予之，县官为赎其民。如是，则邑里相救助，赴胡不避死。……徙民实边，使远方亡屯戍之事，塞下之民父子相保，亡系虏之患，利施后世，名称圣明，其与秦之行怨民，相去远矣。[22]晁错的观点很明确，移民实边是解决边患的根本之计，但是秦朝那样的威劫移民是行不通的，秦末中原混乱，原来的移民趁机逃回家乡。《史记·匈奴列传》记载：“蒙恬死，诸侯畔秦，中国扰乱，诸秦所谪徙戍边者，皆复去。于是匈奴得宽，复稍度河南与中国界于故塞。”[23]秦朝移民实边最终失败了，晁错归因于秦朝政策过于残酷。晁错并不提及秦朝也曾施行移民拜爵的政策，可能是因为站在批判的立场上。秦朝的移民实边政策失败，秦朝的威劫肯定是一个方面的原因，秦朝速亡，移民实边立足未稳，也应该是考虑的因素。就中国文化传统的“土著性”而言，动员民众移民河西，很可能代价过于高昂。比较而言，或许邀请乌孙回归故地更容易施行。张骞说服了汉武帝，张骞第二次出使顺利成行。不过，根据《晁错传》的说法，晁错的建议受到汉文帝的重视，并且很快采纳，但具体材料比较罕见。[24]对于河西，西汉没有首先采用移民实边政策，但在成熟的北方已经开始移民。《史记·匈奴列传》有如此记载：其秋，单于怒浑邪王、休屠王居西方为汉所杀虏数万人，欲召诛之。浑邪王与休屠王恐，谋降汉，汉使骠骑将军往迎之。浑邪王杀休屠王，并将其众降汉。凡四万余人，号十万。于是汉已得浑邪王，则陇西、北地、河西益少胡寇，徙关东贫民处所夺匈奴河南、新秦中以实之，而减北地以西戍卒半。[25]浑邪王投降，西汉“居顷之，乃分徙降者边五郡故塞外，而皆在河南，因其故俗，为属国”，五郡，指的是陇西、北地、上郡、朔方和云中。[26]所谓五郡塞外，就是五郡之北的长城之外。从秦朝开始，河套地区是与匈奴争夺的核心区域，当蒙恬把匈奴人赶出河南地之后，随后采取的是大规模移民政策，许多山东百姓成为移民。但是，在秦末的战乱中，这些移民寻找各种机会逃归故乡，此地再次被匈奴人占据。汉武帝反击匈奴取得阶段性胜利，再次建立郡县，移民实边，具体位置就是“新秦中”。[27]其实，新秦中还是五郡之地，与秦朝不同之处是长城之外，有投降汉朝的匈奴人的“属国”。那么，河西之地如何处置？元鼎二年（公元前115年），张骞返回长安，随来的各国使者带来了西域各国的信息，但邀请乌孙回归故地一事，没有实现。《史记·大宛列传》有如下记载：初，天子发书《易》，云：“神马当从西北来。”得乌孙马好，名曰“天马”。及得大宛汗血马，益壮，更名乌孙马曰“西极”，名大宛马曰“天马云”。而汉始筑令居以西，初置酒泉郡以通西北国。因益发使抵安息、奄蔡、黎轩、条支、身毒国。而天子好宛马，使者相望于道。[28]这段叠加了几件史实的文字，后来被《汉书·张骞传》全文照录。首先，得乌孙马，然后是大宛马。前者，是在张骞第二次出使归来的时候，乌孙献几十匹马报谢。然后，张骞派出的副使陆续归国，才有大宛马出现。中国既然与西北诸国交通，于是“始筑令居以西，初置酒泉郡”。酒泉郡作为河西四郡之一，是最先设立的。那么，这个初置酒泉郡，是在什么时候。关于河西四郡的设立，因为《汉书》等基本史书记载混乱，学者讨论也难以统一。这个问题也一定困扰从前的学者，《通鉴》对此的处理是放在元鼎二年（前115）：“乌孙王既不肯东还，汉乃于浑邪王故地置酒泉郡，稍发徙民以充实之。后又分置武威郡，以绝匈奴与羌通之道。”[29]把乌孙王不肯东还与设置酒泉郡联系起来，是因为注意到张骞出使的目标。既然乌孙不能指望，汉朝只有自己控制河西地区。当然也有更新的目标，这就是通西北诸国，并切断羌胡联络。而对于匈奴的战略依然有积极意义，向匈奴的右侧发展，亲自切断匈奴右臂。《通鉴》重视张骞出使的目标，在前史记载不一的情况下，强调汉朝政策推行的顺序，是卓越史识的表现。是否注意到张骞出使与设置酒泉郡的先后关系，是这个问题的重要侧面。[30]以设立河西四郡为标志，汉朝对于西部的战略发生重大转变：一改过去建立外部联盟为主导的战略，开始自我管理河西，主动经营西域。过去的战略，以汉匈战争为核心。现在，则目标多重：既有围困匈奴，减少匈奴西部之援，又要切断羌胡联络的传统战略；又联络西域诸国，即使不能建立反匈奴联盟，但至少保证西域不要成为匈奴的帮手；联络西域，供应中国，汉武帝对天马的热情代表了汉朝的态度；更长远的政治目标是外臣西域，实现中国古人的徕远夷的理想。从劝返乌孙到设郡管理，汉朝实现了自我突破。一方面是匈奴的威胁尚在，河西的战略地位重要，不能置之不理；另一方面，秦朝开始的移民实边政策得到改进，效果明显；第三，因为长期坚持，政策不断得到巩固。王莽时期，改变了诸多边疆政策，导致西域管理出现一系列混乱，但河西四郡稳定，成为朝廷管理西部边疆的前沿阵地。四、“行国”与“土著”张骞出使西域，不仅打通了丝绸之路，建立了中国与世界的新型关系，张骞代表中国，第一次对世界进行了有意义的观察。张骞归来之后的报告，不仅提供了中亚各国的国情，也包含了重要的理论归纳。比如，张骞把中亚各国分作两种基本类型，即“行国”与“土著”，作为重要的文化概念，我们理应给予充分重视。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的思想家们观察思考中国与夷狄的文化异同问题，如《礼记》就有这样的概括：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东方曰夷，被发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蛮，雕题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发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不粒食，地气寒，少五谷。中国、夷、蛮、戎、狄，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备器。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达其志，通其欲，东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译。[31]这里，概括了“四夷”及其文化特征，同时指出，各种文化体之间的相互交流的存在。《荀子》对于诸夏和夷狄也有这样的归纳：“故诸夏之国同服同仪，蛮、夷、戎、狄之国同服不同制。”[32]但是，先秦时期的中国思想家研究的文化大体不出中国这个范围，文化的异同是充分关注的，但尚不能对政治实体进行类型归纳。在我们所知的范围内，《史记·匈奴列传》是具有创新意义的，其中的匈奴与中原文化对比分析，具有文化类型学研究方法论意义。该传开篇有一段概括介绍匈奴社会文化整体特征的文字，如下：逐水草迁徙，毌城郭常处耕田之业，然亦各有分地。毌文书，以言语为约束。儿能骑羊，引弓射鸟鼠；少长则射狐兔，用为食。士力能毌弓，尽为甲骑。其俗，宽则随畜，因射猎禽兽为生业，急则人习战攻以侵伐，其天性也。其长兵则弓矢，短兵则刀鋋。利则进，不利则退，不羞遁走。苟利所在，不知礼义。自君王以下，咸食畜肉，衣其皮革，被旃裘。壮者食肥美，老者食其余。贵壮健，贱老弱。父死，妻其后母；兄弟死，皆取其妻妻之。其俗有名不讳，而无姓字。[33]概括一种文化，实事求是是基本立场，但对文化特征的观察总结是否准确则是更高标准。秦汉时代，与中原交往最深的莫过匈奴，对匈奴社会文化的了解，有利于双方关系的展开，甚至有利于战略战术的制定实施。汉文帝时宦者中行说投降匈奴，与汉朝使者辩论汉匈文化优劣，就有利用文化特性制定双边政策的清晰思路。观察《匈奴列传》的这段概括，若干内容就来自中行说的辩论之辞，不过是汉使认为匈奴的道德倾向存在问题，而中行说则坚持理解贯通。最终，《匈奴列传》坚持了汉家立场的道德评价，众所周知，不详议。《匈奴列传》对匈奴社会文化的描述中，逐水草无城郭、擅长骑射等内容成为后来的经典文句。但是，这里并没有一个综合概括之语。阅读《匈奴列传》会发现，在汉朝与匈奴的交往过程中，汉朝和匈奴都把匈奴称作“引弓之国”，而这无疑是对匈奴国家类型的一种归纳总结。汉文帝四年（公元前176），匈奴单于给汉朝写信，内容如下：今以小吏之败约故，罚右贤王，使之西求月氏击之。以天之福，吏卒良，马强力，以夷灭月氏，尽斩杀降下之。定楼兰、乌孙、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国，皆以为匈奴。诸引弓之民，并为一家。……[34]“引弓之民”是指匈奴和西域楼兰、乌孙诸国，这是来自匈奴的概括还是汉朝呢？同书也引用了汉文帝的一封信，内容如下：孝文帝后二年（公元前162），使使遗匈奴书曰：“皇帝敬问匈奴大单于无恙。使当户且居雕渠难、郎中韩辽遗朕马二匹，已至，敬受。先帝制：长城以北，引弓之国，受命单于；长城以内，冠带之室，朕亦制之。使万民耕织射猎衣食，父子无离，臣主相安，俱无暴逆……[35]汉文帝的书信中，引用了“先帝制”的内容，把长城之北，称作“引弓之国”，并受命于单于。先帝，当指高祖刘邦，可见用“引弓之国”指代匈奴，最初可能来自中原，最终双方都接受并使用这个概念。然而，用“引弓之国”概括匈奴这种类型的政权是否准确呢？这显然是一个问题，因为从后来的情形看，引弓之国的概念并没有获得普遍认同。一个很简单的事实，不论中国还是匈奴，都普遍使用弓箭，如此说来，谁不是引弓之国呢？崭新的国家政权类型说，来自张骞。张骞向汉武帝介绍西域各国的时候，采用了新的概括，一是行国，一是土著，根据《大宛列传》的文字，西域各国的情形可以列表以示：西域各国一览表张骞的报告，对于汉武帝的西汉朝廷而言，是全新的知识。文帝时，匈奴的信件使用的是“诸引弓之民，并为一家”，即使不是有意隐藏真相，至少能够导致误会，以为西域诸国，都是匈奴一样的草原游牧之国。张骞的报告证明，西域有匈奴一样的“行国”，也有中国一样的“土著”。有了行国与土著之分这个前提，汉廷在制定相应政策的时候，就可以拥有完全不同的思考。很快，在身毒（印度）问题上，汉廷立刻出现了新的判断和政策。《大宛列传》有如下文字：骞曰：“臣在大夏时，见邛竹杖、蜀布。问曰：‘安得此？’大夏国人曰：‘吾贾人往市之身毒。身毒在大夏东南可数千里。其俗土著，大与大夏同，而卑湿暑热云。其人民乘象以战。其国临大水焉。’以骞度之，大夏去汉万二千里，居汉西南。今身毒国又居大夏东南数千里，有蜀物，此其去蜀不远矣。今使大夏，从羌中，险，羌人恶之；少北，则为匈奴所得；从蜀宜径，又无寇。”天子既闻大宛及大夏、安息之属皆大国，多奇物，土著，颇与中国同业，而兵弱，贵汉财物；其北有大月氏、康居之属，兵强，可以赂遗设利朝也。且诚得而以义属之，则广地万里，重九译，致殊俗，威德遍于四海。天子欣然，以骞言为然，乃令骞因蜀犍为发闲使，四道并出……[36]这就是西汉经营西南夷的政策，虽然通往印度的道路没有找到，但加强了中原与西南地区的联系。最需要指出的是，寻找通往身毒（印度）的政策推动，与身毒的“其俗土著”存在着极大的必然联系。“土著，颇与中国同业”，表达的是一种天然的文化亲近感，这成为国家之间联系的纽带桥梁和文化基础。张骞以“土著”与“行国”归纳国家类型，不仅符合历史实际，对于当时世界的农牧二元基本构成也具有深刻的理论价值。张骞对各国的观察和归纳，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因为在此之前，类似“引弓之国”的概念，显然不能满足基本的理论分析需要。日知先生指出：“早在两千多年前，中国古典史学名著《史记》中，第一次对政治学和政治史提出了行国的概念（《大宛列传》），以与城郭之国即邦或城邦相对。”[37]吴于廑先生在《世界历史上的游牧世界和农耕世界》一文中，不仅提及张骞的归纳，而且认为当时世界的基本构成便是“游牧”与“农耕”的两个世界，就欧亚大陆而言，北方为游牧世界，南方为农耕世界。因为农耕世界生产力水平较高，所以发展出城市和手工业技术等。[38]张骞出使西域，两种类型的国家都是亲眼所见，所以有机会比较分析，与农牧二元世界的现状十分契合。张骞出使西域，不仅打通了丝绸之路，对沿途各国从国家文化层面进行了观察，并给予了理论上的归纳总结。这是一个值得重视的理论遗产，[39]证明中国古人不仅有历史观察，也提供理论分析的框架与概念。以往，言及农耕文明，都会强调封闭与保守，对于安土重迁的特征，多进行无情批判，以至于把中国现代化的症结，也要归罪于农耕文明。事实上，工业革命之前，世界上存在一个漫长的农耕时代，工业革命是以农耕时代为基本历史背景的。工业革命之后，西方列强依仗技术优势，在世界范围内大搞殖民主义运动，明火执仗的侵略还能找到文明输出的借口，被侵略者往往被冠以文化落后的帽子，加害者拥有道德优势，受害者还要忍受道德的责难。不仅如此，受害者指责自己的文化传统，在中国几乎成为主流思想。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土著国家，中国文化的土著性格，确实与农耕文明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有关农耕文明的若干特征，人们通常会举证《吕氏春秋》的文字：古先圣王之所以导其民者，先务于农。民农非徒为地利也，贵其志也。民农则朴，朴则易用，易用则边境安，主位尊。民农则重，重则少私义，少私义则公法立，力专一。民农则其产复，其产复则重徙，重徙则死处而无二虑。舍本而事末则不令，不令则不可以守，不可以战。民舍本而事末则其产约，其产约则轻迁徙，轻迁徙，则国家有患，皆有远志，无有居心。民舍本而事末则好智，好智则多诈，多诈则巧法令，以是为非，以非为是。[40]这段文字，从统治者的立场出发，发现农耕文化的若干特征十分有利于统治，因而主张重农抑商。这一总结，并非与农耕文明的实际不符，可以看到，农耕文明的确缺乏扩张性与侵略性。重土难迁，热爱故乡，在后殖民时代的今天，依旧看作是文化的劣根性吗？事实上，居民与土地的深厚关系，是合法性最根本的证明，这就是“土著性”的法律意义。古代中国包括版图边境，确实是处于发展之中，汉武帝时期是中国版图奠定的重要阶段。但我们从张骞出使西域的最初政策设计可以看出，占领更多的土地不是汉朝的核心诉求，反映了中国文化传统的土著性。每当边疆地区战争发生的时候，在中国总会有一种声音反复出现，强干弱枝是必不可少的，中原是躯体，边疆是四肢，反对本末倒置。这种具有保守主义色彩的主张，并非总能支配朝廷的政策，但表现出一定的理性精神，在完善朝廷政策时，往往会发生作用。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国的发展节奏相对和缓，稳重而扎实，与文化传统的土著性，存在着深刻的关联。唐太宗贞观五年（631年），根据《资治通鉴》的记载，中亚的“康国求内附”，请求唐朝同意，康国成为唐朝的一部分。对此，唐太宗有一番说词：“前代帝王，好招来绝域，以求服远之名，无益于用而糜弊百姓。今康国内附，傥有急难，于义不得不救。师行万里，岂不疲劳！劳百姓以取虚名，朕不为也。”遂不受。[41]这类事情，在中国历史上绝不止此一件，而唐太宗话语的背后，正是中国文化土著性的充分反映。张骞出使西域，为早期世界一体化的进程做出重要贡献，同时也创造了宝贵的精神财富，把国家分作“行国”与“土著”便是重要的政治学概念。本文仅仅是稍加接触，深入的研究尚待来日。

“他刊新文”是“西域研究”微信公众号创设的栏目，目的是将西域史研究的新成果汇集于此，方便学界同仁和读者了解和使用。我们诚挚邀请编辑出版单位和作者共同建设这一平台，将公开出版（包括学术集刊）西域史论文的电子文件（word文件和相关图片）发送邮箱（xyyjbjb@126.com），我们编排推送。致谢：感谢《丝路文明》编辑部和余太山先生授权“西域研究”微信公众号推送此文，引用请以原刊为准。帕提亚帝国与塞种摘要本文试图通过传世的各种零星资料一瞥帕提亚帝国弗拉特斯二世、阿塔巴鲁斯一世、米特里达提二世和塞种之间的斗争，略窥上述时期波斯和中亚的关系。一客观上，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堪称帕提亚帝国的屏障，而当前者在来自锡尔河北岸的游牧部族的冲击下崩溃时，帕提亚帝国不得不直面这些游牧部族、主要是塞人诸部的威胁，尽管其创始人出身于游牧部族。[1]其事始于弗拉特斯二世（Phraates

来源：《西域研究》2021年第4期内容提要汉籍记录的黄头回纥居地位于塔里木盆地东缘至阿尔金山脉北麓一带。10～11世纪，在喀喇汗王朝东进的大潮流下，客观条件不支持河西地区的回鹘人反其道而行之，退守沙州西南进而发展成黄头回纥。和田出土鲁尼文木牍文记录10世纪时期佛教徒撒里在塔里木盆地北缘一带活动，米兰出土Or.8212/76鲁尼文文书记录米兰一带有撒里，此撒里即11世纪后期的黄头回纥。黄头回纥之名称，出现在10世纪末至12世纪初经由青海路朝贡的贸易史料中。由于部分裕固族自称Sar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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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西域研究》2022年第1期内容提要西旁景教寺院遗址位于吐鲁番火焰山南麓一处丘岗上，建筑遗存分岗顶和岗坡两部分。2021年的考古发掘基本完成了对岗顶区域建筑的全面揭露，出土了叙利亚文、回鹘文等文书残片、壁画残块及陶、木、铜、铁、织物等重要文物千余件。确认了西旁遗址的景教寺院性质，并初步判断其至少存在三期以上使用过程，可能始建于唐，主体年代为高昌回鹘时期。西旁景教寺院遗址的系统发掘对于研究古代西域多元宗教与文化交流、景教史、西域语文等具有重要意义。西旁景教寺院遗址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吐鲁番市高昌区葡萄沟街道达甫散盖社区北面的一座丘岗上，清末以来曾遭受德、俄探险家及当地人的盗掘，根据发现的一批古叙利亚文、回鹘文等文献，被推定为中古时期的基督教遗址。[1]这处遗址的比定，是2004年11月李肖、张勇、王丁等根据德国吐鲁番考察队的资料完成的。2014年，该遗址被列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保护单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将其命名为“葡萄沟西旁景教寺院遗址”，时代为隋至元代。[2]2021年9～11月，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与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新疆吐鲁番学研究院合作，申报了该遗址的考古发掘项目。该项目亦是中山大学—新疆大学共建“新疆历史文化旅游资源可持续发展”重点实验室的科研项目。西旁景教寺院建筑遗存分岗顶和岗坡两部分，本年度发掘基本完成了对遗址岗顶建筑的全面揭露，确认了该遗址曾长期作为景教寺院使用，初步探明了寺院布局、年代及改建过程等，出土了一批古叙利亚文、回鹘文等文书残片及壁画残块等文物。一遗址概况西旁景教寺院遗址分布于葡萄沟与桃儿沟之间火焰山西端的南麓，建于一座高约20米的山丘上。（见图一）地理坐标为东经89°12′55.39″，北纬42°59′23.76″。遗址所在丘岗呈不规则圆形，顶部比较平坦，南面通过一条狭长的山梁可以到达火焰山山脚。西坡较陡峭。北、东坡比较平缓，在分别拍摄于1905、1909年的照片中，显示出北坡外的洼地上有密林和水池，以及建于此洼地北面台地上的一座可能是佛堂的圆顶方形建筑。[3]此外，自葡萄沟口至桃儿沟的山岗和沟谷分布有一些佛寺遗址。图一

来源：《西域研究》2010年第4期内容提要本文详细梳理了近代土耳其对中国新疆渗透发生、演变的历史过程，指出土耳其在阿古柏入侵新疆时期开始向新疆进行政治、宗教渗透，经历了民国时期非正常状态下的演变，文中还分析了土耳其在意识形态和教育等方面对新疆产生的影响。作为中国与土耳其关系的一部分，土耳其与中国新疆关系有着十分独特的地位，土耳其对“东突”势力的同情、包庇和支持，在某种程度上一直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土关系的障碍，长期以来影响着中土关系的发展。那么土耳其与中国新疆的关系是如何形成的？其背景和历史渊源是怎样的？这些问题一直以来都缺乏研究。笔者认为近代是土耳其与中国新疆独特关系形成的主要历史时期，本文试对此期土耳其对中国新疆渗透加以勾勒，[1]并初步分析其深层原因和影响。清代：利用阿古柏伪政权渗透入新在清代以前，土耳其[2]与中国之间几乎没有什么直接往来，与中国新疆也毫无关系。清朝统一新疆后直到阿古柏入侵，土新之间也都没有什么联系。1865年阿古柏入侵新疆，在喀什建立“哲德沙尔国”伪政权，为获取国际支持、巩固其伪政权，开始寻求土耳其的支持；而土耳其则借机利用阿古柏伪政权，谋取其在中国新疆的利益，开始向新疆进行政治、宗教等方面的渗透。1865年浩罕军官阿古柏乘中国内乱，利用和卓后裔入侵新疆，在喀什建立“哲德沙尔国”伪政权，其势力一度深入到乌鲁木齐。阿古柏伪政权建立后，为巩固政权，积极谋取英、俄与土耳其等国支持。赛义德·阿古柏·汗（Sayyid

来源：《西域研究》2011年第2期郑吉“数出西域”考论内容提要本文通过对文献的排比分析，推论认为：《汉书·郑吉传》所载郑吉“数出西域”，很可能是指他曾参加过太初元年（前101年）击大宛、元凤四年（前77年）刺杀楼兰王、本始二年（前72年）护乌孙击匈奴等事件。第一任西域都护郑吉在中西交通史和西域史上都具有堪与张骞“凿空”相比肩的重要地位，其历史功绩和对后世的影响前人早有很多论述。本人不揣谫陋，对一些意犹未尽或未曾涉及的问题再做一些探讨，以期求正于史界方家。郑吉，会稽人也，以卒伍从军，数出西域，由是为郎。吉为人强执，习外国事。自张骞通西域，李广利征伐之后，初置校尉，屯田渠黎。至宣帝时，吉以侍郎田渠黎积谷，因发诸国兵攻破车师，迁卫司马，使护鄯善以西南道。神爵中，匈奴乖乱，日逐王先贤掸欲降汉，使人与吉相闻。吉发渠黎、龟兹诸国五万人迎日逐王，……遂将诣京师。汉封日逐王为归德侯。吉既破车师，降日逐，威震西域，遂并护车师以西北道，故号都护。都护之置自吉始焉。[1]郑吉之所以屡建奇功彪炳史册，除了他坚韧的性格、坚强的意志和当时汉帝国雄视天下、积极进取的开拓精神给朝野上下带来的大一统理念和为国家建功立业的人格追求外，还与他“数出西域”、“习知外国事”、具有广博的中外知识有直接关系。那么“数出西域”，指的是哪几次？史书记载阙略，后人也未曾给予应有的关注，所以无法坐实。但这个问题牵涉到郑吉一生的具体活动和由此而形成的最终使其堪当重任成就伟业的独特经历和性格气质，所以，这个问题是有一定意义的。首先，郑吉的生卒年月需要考证。《汉书·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载，郑吉于神爵三年（前59年）四月壬戌因迎日逐破车师被封为安远侯，十一年薨。那么郑吉死于黄龙元年（前49年）。根据《西域传》：“地节二年（前68年），汉遣侍郎郑吉、校尉司马憙将免刑罪人田渠犂积谷，欲以攻车师。”就是说，从地节二年到黄龙元年，郑吉在西域连续工作20年。郑吉生于何时，享年多久？史籍未载，唯一的办法就是依据当时朝廷官员的平均寿命作一些推测。袁祖亮主编的《中国人口通史》对各阶层人口的平均寿命作了研究，其中第2卷为《秦西汉卷》，第3卷为《东汉卷》。可惜第2卷似未出版，能见到的只有袁延胜所著第3卷。其中第七章专讲东汉时期的人口寿命，对《后汉书》所载官吏、学者、处士等的寿命作了统计分析。结论是《后汉书》所载上述人物有明确年龄记载的141人，除18人非正常死亡外，其余123人的平均寿命是71.80岁。年龄在70岁以上者87人，占总数的70.73%。[2]另，尹湾汉简记载元延元年至三年（前12～前10年）东海郡总人口为1394196，80岁以上者33871人，90岁以上者11670人，两者占总人口的3.3％，这在当代也算是高寿人口。所以如果取平均寿命，郑吉享年当为70岁左右。照此，郑吉的生年当在元狩三年（前120年）左右。其次，郑吉“数出西域”当不包括其于地节二年到黄龙元年在西域连续任职的20年时间，因为史书的记载中这一点倒是很清楚，唯有前者才奠定了后者，所以“数出西域”的具体时间当在地节二年以前。那么结合汉朝在此之前用兵西域的历史背景，郑吉的活动或可做出初步推论。地节二年以前，汉朝正式用兵西域者共8次，其中武帝时5次，昭帝时2次，宣帝时1次。武帝时两击楼兰，一击大宛，两击车师。第一次元封三年（前108年），赵破奴和王恢“将属国骑及郡兵数万”，“虏楼兰王，遂破姑师。”原因是此二国地处西域门户，“攻劫汉使王恢等，又数为匈奴耳目”。[3]但此次战役时的郑吉年仅十一二岁，尚未到从军的年龄，所以第一次用兵西域的行列里，不可能有郑吉的影子。第二次楼兰之战，《通鉴》系之于太初四年（前101年）。原因是匈奴乘贰师将军远攻大宛之机，想利用楼兰从后面偷袭汉朝出关作战的零星部队。但此事被驻屯敦煌的军正任文得知，奉命就近捕得楼兰王。从严格意义上说，楼兰之战只是大宛战役中的一个插曲，主战场远在费尔干纳盆地。再说此时的郑吉即令从军入伍，也应在李广利的大军之中，不可能屯驻敦煌。大宛之战耗时四年，出兵两次，先后出关作战者十多万人，转输供应者撼动全国。这是汉武帝几乎倾全国人力、物力、财力而发动的中国古代史上征程最远、条件最恶劣的一次大仗。当时的郑吉十七八岁，投身卒伍，血气方刚，不可能不参加这样一次举国发动的军事行动。所以，大宛之战有可能是郑吉“数出西域”的第一次。此后，汉朝曾两击车师，一次是天汉二年（前99年），一次是征和三年（前90年）。前者的背景是贰师将军李广利率三万骑出酒泉，击右贤王于天山，“得胡首虏万余级而还。”因杅将军公孙敖出西河，与强弩都尉路博德会涿涂山，皆无所得。而李广的孙子李陵步骑五千，在居延以北千余里与单于战，“陵降匈奴，其兵遂没，得还者四百人。”[4]为配合此次李广利西击右贤王的战役，汉“以匈奴降者介和王为开陵侯，将楼兰国兵始击车师，匈奴遣右贤王将数万骑救之，汉兵不利，引去”。[5]史称“汉争车师者一，汉未得车师”。[6]后者是征和三年贰师将军李广利七万人出五原，御史大夫商丘成三万人出西河，重合侯马通四万骑出酒泉，三军十四万人北击匈奴。为配合正面战场消除侧翼之危险，“复遣开陵侯将楼兰、尉犁、危须凡六国兵别击车师，勿令得遮重合侯。诸国兵共围车师，车师王降服，臣属汉”。史称“此汉争车师者二，汉得车师”[7]。十年之内两击车师，其共同特点一是前线主将都是匈奴降王开陵侯成娩；二是前线主力分别是楼兰兵和楼兰等西域六国兵；三是作战对象和战略意图都是侧翼配合并牵制匈奴右部及其控制下的车师。从上述三个特点看，郑吉应未参与其事。昭帝时一次是傅介子于元凤四年（前77年）刺杀楼兰王，一次是扜弥太子赖丹以汉校尉屯田渠犁而被龟兹所杀。我们认为，两次中郑吉至少有一次参加，否则“数出西域”的叙述就无从说起。先说赖丹屯田龟兹，最后除本人被杀外，所将一校人马也被杀被俘或者逃亡而不知所终。即令郑吉当时作为其中的一员逃回汉地，其后来的履历也会受到影响，以普通士兵进而为郎、为侍郎的升进路线就会大打折扣。所以郑吉参加赖丹屯田的可能性不大，唯一可能是跟随傅介子有过轻骑到楼兰的记录。宣帝时一次，就是常惠出使乌孙，护乌孙五万骑进攻匈奴并在路过时攻打龟兹。本始二年（前72年）乌孙昆弥和公主为匈奴的长期欺凌所迫而请求汉朝的保护，常惠以光禄大夫率五百人出使乌孙。次年，朝廷以五将军十五万骑击匈奴而无所得，[8]唯常惠护乌孙兵五万骑大获全胜，斩捕首虏四万余级，获马牛羊等70余万头。“匈奴遂耗衰，怨乌孙。”加上当年冬天“丁令乘弱攻其北，乌桓入其东，乌孙击其西。凡三国所杀数万级，马数万匹，牛羊甚众。又重以饿死，人民死者什三，畜产什五，匈奴大虚弱，诸国羁属者皆瓦解，攻盗不能理。”[9]后来常惠回返时曾发诸国兵五万人围攻龟兹，责问前杀赖丹事，结果是龟兹降服，诛杀贵人姑翼而班师回朝。此事上距郑吉以侍郎屯田渠犁三年，如果不是在常惠手下有过突出的表现，这样一个重大使命不可能落在他的肩上。所以，常惠出使乌孙并大胜回朝，郑吉毫无疑义是其中的一员。总之，分析上述汉朝进兵西域的8次战况，第一任西域都护郑吉在承担完成其历史使命前所谓“数出西域”，至少应包括跟随李广利远征大宛，跟随傅介子袭杀楼兰和跟随常惠出使乌孙、围攻龟兹。正是由于郑吉曾“数出西域”，参加了上述几次重大的军事行动，丰富了阅历，增长了见闻，铸就了堪当大任的人格品质，最终完成了汉武帝“广地万里，重九译，致殊俗，威德遍于四海”[10]的宏伟战略。从张骞出使（前139年）到西域都护府的建立（前59年）前后80年时间，“汉之号令班西域矣”。“始自张骞而成于郑吉”，[11]第一任西域都护郑吉理所当然地成为在开拓西域的过程中可与张骞比肩并列的历史人物。[1] 《汉书》卷七十《傅常郑甘陈段传》，中华书局标点本，1962年，第3005~3006页。[2] 袁延胜：《中国人口通史·东汉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96页。[3] 《汉书》卷九六《西域传》，第2695、3876页。[4] 《史记》卷一一〇《匈奴列传》，中华书局标点本，第2917页。[5] 《汉书》卷九六《西域传》，第3922页。[6] 王先谦：《汉书补注》，中华书局，1983年，据光绪二十六年虚受堂刊本影印本，第1640页。[7] 王先谦：《汉书补注》，第1640页。[8] 《汉书》，第243、1393、3004、3785、3905页。[9] 《汉书》卷九四《匈奴传》，第3787页。[10] 《汉书》卷六一《张骞李广利传》，第2690页。[11] 《汉书》卷九六《西域传》，第3006页。（作者单位：甘肃简牍保护研究中心、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排：王润泽审核：陈

来源：《西域研究》2011年第2期隋代大兴城的西域胡人及其聚居区的形成内容提要作为结束魏晋南北朝数百年来分裂局面之后出现的统一王朝，隋、唐两朝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位居当时东西方最强大的帝国之列，吸引了诸多外来民族人士前来。特别是作为帝都的大兴城（长安城），对于西域地区的胡人有着极强的吸引力。长安生活的外来胡人虽数量众多，但并非杂乱无序，而是在特定区域基于自身的民族身份、语言文字、宗教信仰等因素日渐形成了颇具特色的胡人聚居区。对于唐代长安生活的西域胡人及其聚居区，前辈学者已做过不少研究，但对于唐以前隋代在大兴城生活的胡人的居住格局，则鲜有人论述。本文拟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对于探讨隋代胡人在大兴城的聚居区的形成与发展提出一点认识。隋唐两朝的东、西两京长安和洛阳，[1]是帝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吸引着四面八方的异邦人士不断前来，流连其间，并逐渐定居下来。在这些外来人士中，西域胡人特别是来自中亚的粟特胡人占了相当大一部分，两京地区也成为唐代胡人活动最为集中的区域。关于唐代长安的粟特胡人，前人已有不少研究讨论，但对于唐以前的情形，则少有人论述。学者指出，长安自汉魏以来，一直是胡人聚集之地，而其中粟特人的东来，以唐朝时为最盛。入唐以后，长安成为粟特商人集中的地方，也是粟特来华使臣、质子及随突厥投降的部落首领、子弟定居之地，加上前来传播佛教、景教、摩尼教的僧徒信士，长安成为粟特胡人在华最重要的聚集地之一。[2]唐代长安的粟特人主要居住在东、西两市附近，特别是西市周边诸坊。围绕两市，分别形成了以西市为中心的街西胡人聚居区和以东市为中心的街东胡人聚居区。这样较大范围内存在的外来族群聚居区，它们到底是怎样形成的？成于何时？是同时形成的吗？有什么异同？对于这些问题，笔者会另撰文详述。在此需要指出的是，尽管我们将它们相提并论，但事实上，这两个聚居区并非同步发展的，二者当中街西胡人聚居区更为引人关注，这不仅在于这一胡人聚居区的范围更大，内涵更为丰富，还在于它的历史比起街东要久远一些，它的雏形甚至可以追溯到隋代初年。讨论胡人聚居区，首先应关注生活其间的胡人。隋唐长安城的胡人，并不都是新来乍到的。有些是早在北朝末年甚至更早时候就进入中国并定居下来的，由近年来西安北郊发现的北周末年卒于长安的粟特胡人史君、安伽、康业及罽宾胡人李诞墓葬出土文物可知，北周时期的长安城内就有一些粟特胡人及来自西域其他地区的胡人活动。[3]隋取代北周，迁都大兴城（即长安城）后，这些胡人也应随同其他长安居民迁入新都，此外，随着隋与西域地区的沟通交流的增多，也有一些胡人不断前来长安。无论是以哪种方式来到长安的，这些外来的胡人在长安是住在哪里，都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一关于隋代大兴城生活的粟特胡人和其他西域地区的胡人，史籍直接提到的似乎并不多，目前所知，有何妥、何稠、左领军将军史万岁、隋末由于阗入居长安的尉迟跋质那及乙僧父子、突厥开府仪同三司鲜于遵义等人。事实上，从一些材料可以推知，当时大兴城内生活有不少胡人，特别是来自中亚的粟特胡人。宋人董逌在其《广川画跋》卷四“书常彦辅祆神像”条，曾提到一条与祆祠有关的重要材料：[4]祆祠，世所以奉胡神也。其相希异，即经所谓摩醢首罗。有大神威，普救一切苦；能摄服四方，以卫佛法。当隋之初，其法始至中夏，立祠颁政坊。常有群胡奉事，聚火祝诅。奇幻变怪，至有出腹决肠，吞火蹈刃。故下俚傭人就以诅誓，取为信重。唐祠令，有萨宝府官主司，又有胡祝，以赞相礼事，其制甚重，在当时为显祠。尽管这段文字所述有不确之处，但材料本身的真实性还是可以信赖的，学者也据此指出隋人已有奉火祆教者。[5]火祆教即源自西亚的琐罗亚斯德教，是中亚粟特胡人的主要宗教信仰。其初传中国至晚是在西晋时期，即公元3世纪末4世纪初，将之传入中国的是来华经商的粟特胡人。[6]在粟特胡人入华迁徙定居的过程中，无论在何地，祆祠与胡人聚居区的密切关系都是显而易见的。据敦煌写本S.367《沙州伊州地志》，“贞观中（627～649年），康国大首领康艳典东来，居此城，胡人随之，因成聚落，亦曰典合城。上元二年（675年）改为石城镇，隶沙州。”[7]在这一胡人聚落中，有其所立“祆舍一所”[8]。此处的“祆舍”和文献中记载的“祆祠”同义，即聚落内胡人的宗教活动场所。石城镇粟特胡人聚落内的祆舍与聚落本身之间有非常明确的共存关系，以及吐鲁番、敦煌、凉州等地粟特聚落内存在的类似现象，都说明这样一个事实：哪里有粟特胡人聚落，哪里就有其民众信仰中心——祆祠的存在；[9]作为宗教信仰核心出现的祆祠的存在，背后依托的一定是相当数量的胡人住户。[10]因此，由祆祠与粟特聚落的关系来看“立祠颁政坊”之举，可以推知隋初颁政坊周边一带已经生活有为数不少的胡人，而且很有可能颁政坊是粟特胡人在隋唐长安城内较早聚居的一个坊里。[11]上引《广川画跋》这条材料不仅提示我们隋代大兴城内粟特胡人的存在，也为考察这些胡人居第分布提供了一些线索。胡人在北周长安城和隋长安城（大兴城）的居地分布，史籍中几乎没有留下太多记录，仅有寥寥几条，[12]如韦述《两京新记》记录了史万岁的宅第是在城南街西靠近延平门的待贤坊，[13]张彦远《历代名画记》记载尉迟乙僧家族在街西毗邻西市的居德坊内，后为奉恩寺，[14]鲜于遵义宅是在居德坊西北隅。[15]值得注意的是，这几个坊里都是位于街西，而立有祆祠的颁政坊同样也是位于街西，是在第二街街西自北向南第三坊，靠近皇城一带。从这几个胡人所居坊里的位置来看，隋代胡人主要是在街西一带活动。进入长安城的胡人为什么多是在街西而非街东居住生活？是胡人随意择地的结果还是隋朝政府迁入新城时的有意规划安排？现存材料虽然非常有限，但细加分析可以看出后者的可能性要更大一些。隋大兴城位于汉魏长安城东南，是开皇二年（582年）由高颍主持、宇文恺总负责规划设计，阎毗、何稠等人参与营建的。这是一个有着明确设计理念以凸显不同区位功能的规模宏大的全新都城，居民区较之前朝明显扩大，学者指出，这固然与隋朝的经济、文化发展有关，但从其设计意图推测，主要还是承袭曹魏以来都城为了直接控制大量人口的需要而规划的。[16]统治者对于不同身份职业的人在城市中居地位置的规划，《管子·小匡篇》提出的原则是：“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民也。不可使杂处，杂处则其言咙，其事乱。”[17]“四民不杂处”这一原则在日后一些王朝都城的规划实践中也有所执行，[18]慎重对待四民宅第分布是很有必要的，但不“杂处”在很多情况下是不太现实的。据研究，隋大兴城建成之初，各色人等住宅在城市内部的分布，普遍是错杂而居，但也存在一定程度的分区，如处于上层的高官贵戚在大兴城中选择住宅时，有较多人更为偏好城市的西部。[19]这也表明，对于迁入大兴城后的宅第所在，高官显贵们是有一定的优先选择权的。不过，还有一些看来是被有意安置的，如隋炀帝的藩邸是在紧邻皇城外的朱雀大街东侧、北距皇城正门朱雀门仅一坊之隔的开化坊，而隋文帝其他诸子则是被安排在空旷偏远的城南诸坊建宅。[20]对于这些特权阶层，统治上层肯定会在顾全大局的情况下充分照顾他们的个人利益，而且他们人数有限，安置规划操作起来也相对容易一些，而对于数量众多的普通百姓来说，政府似乎不太可能任由他们自由选择，否则大家可能都会挑选地理位置优越、交通方便的坊里，势必造成某些坊里人口过多而某些坊里无人问津的不平衡局面。因此，在迁入大兴城之际，普通民居的分布安排可能还是由政府来负责规划的，特别是外来胡人在都城内的住宅分布，无论对于政府来说，还是对于胡人住户自身而言，都不是一个无关紧要的问题，更应重视。隋之前诸多王朝对于外来入朝人员都有专门机构负责安置在特定区域，[21]特别是北魏洛阳城，有意吸纳很多外来归附者进入洛阳城，政府对于这些人在城市中的安置规划也非常重视，《洛阳伽蓝记》对此记载如下：[22]永桥以南，圜丘以北，伊洛之间，夹御道有四夷馆。道东有四馆：一名金陵，二名燕然，三名扶桑，四名崦嵫。道西有四馆（里）：一曰归正，二曰归德，三曰慕化，四曰慕义。吴人投国者处金陵馆，三年已后，赐宅归正里。……北夷来附者处燕然馆，三年已后，赐宅归德里。……东夷来附者处扶桑馆，赐宅慕化里。西夷来附者，处崦嵫馆，赐宅慕义里。自葱岭已西，至于大秦，百国千城，莫不款附，商胡贩客，日奔塞下。所谓尽天地之区已，乐中国土风，因而宅者，不可胜数。是以附化之民，万有余家。面对众多归附的四夷来客，北魏洛阳城的规划者们在城外洛水以南、伊水之北选择特定区域，并赋予别有深意的里名，对他们加以妥善安置。[23]如此良苦用心，主要是为了加强政府对四夷归化者的有效管理和控制，[24]同时可能也有出于便利外来人士日常生活的考虑，让来自同一地区、生活习惯和文化背景相同的人生活在一起，在陌生的语言、文化环境下可以拥有一个小的母语环境，这样可以减少他们在异乡的不适应感和抗拒感。不过，这种将外来人口聚居区置于远离城市核心区域的边缘地带，与其他普通居民区完全区别隔开的做法，也有它明显的弊端，就是会给居住其间的归附者造成一定的心理压力，觉得自己是被置于主流社会之外，不太利于他们更快认同并融入到主流社会中。[25]隋代大兴城胡人聚居区是在充分考虑到所选城址的地理位置、地形特点的前提下，承袭北魏洛阳城和东魏、北齐邺都南城的城市布局建造而成的，可能在外来归化者的宅第这一问题上，某种程度上也借鉴了北魏洛阳城的做法。不过，从现有材料来看，隋代统治者虽没有像北魏政府那样特意划出一个区域来严整规划外来居民，但也没有任由他们散布全城，随意与其他普通居民杂居，而是将他们规划在大兴城朱雀大街以西这一区域，特别是西市周边一些坊里。对此，从这一带坊里的命名可透露一些端倪。众所周知，隋唐长安城坊里不仅布局排列规整，坊名也大多寓意深远。考察街西特别是西市周边一些坊里的名称，不难看出大兴城的设计者在这一区域坊里规划方面有意突出对外政治宣传功能，这一点和北魏洛阳城的做法相似。比如，西市南邻的怀远坊之名有“怀柔远夷”的意思；与之东西隔街相望的弘化坊，取意为向外来者“弘传王化”[26]。因此，从坊名来看，怀远坊、弘化坊有可能从一开始就计划是安置胡人的区域，隋朝政府在坊名选取上用心良苦，也是试图招徕更多胡人。[27]隋代统治者将西域胡人居住地纳入到城市当中，让他们在与其他长安市民错杂而居的情况下，又可以保留相当的自由度，允许小范围的聚居，这种做法，比起北魏洛阳城那种很强的居住隔离的做法（即将四方归化者全部置于洛阳城外，与内城完全隔离开来），显然更为开放、进步得多。二大兴城的规划者将外来胡人安置在街西诸坊里，可能是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考虑：首先，可能考虑到街西的地理方位与西来胡人之关系。街西坊里有靠近城西的金光门、开远门。据学者研究，向西出入长安城，无论是西去咸阳通西域，还是西北经泾阳趋塞北，多取开远门，金光门次之。[28]从东郭春明门至西郭金光门之间的大街，即联通东西两市的朱雀门前横街，不仅是长安城内部沟通的要道，也是通往城东、城西的交通主干道。因此，相对于街东来说，将胡人安置在街西一边，有利于西来胡人之安顿及与西方的沟通。其次，将胡人居地规划在朱雀大街以西，可能也和隋代处理外交事务场所的方位有一定关系。从现有材料来看，这一方位是“西”，比如，隋王朝处理对外交往事务的鸿胪寺及其下所属之蕃客馆，[29]都是位于长安城中轴线以西。据宋敏求《长安志》卷七，宫城之外、皇城西侧靠近含光门的“承天门街之西，第七横街之北”，“从东第一，鸿胪寺；次西，鸿胪客馆。”[30]有学者认为隋之蕃客馆即唐之鸿胪客馆，[31]则有隋一代，负责王朝外交事务的鸿胪寺及蕃客馆的位置是在西边。[32]将鸿胪寺这类的外事机构安排在城市的西边，也可能是古制的一种延续。[33]作为向四方“酋渠首领”及使节提供食宿的客馆，隋代的蕃客馆和魏晋的客馆、北魏的四夷馆以及唐代的鸿胪客馆、礼宾院，皆与汉代的蛮夷邸有一脉相承的关系。[34]蛮夷邸在西汉都城长安城中的位置，依《三辅黄图》是在藁街，[35]但遗憾的是其具体位置不明。有学者考证藁街可能是直城门大街或横门大街，蛮夷邸是在北临直城门大街和横门大街南端的未央宫北阙附近，[36]位于汉长安城的西南角。隋代政府在对外交往方面偏好于西，不仅表现在将大兴城外郭城西面由北向南第一门名为“开远”，或许还可从下面这件事看出。大业十年（614年），隋兵部侍郎斛斯政叛投高丽，后高丽遣使求降，遂囚送斛斯政至京城长安，被炀帝在“公卿百僚”面前公开处决。值得注意的是，处决地点并非文献中常见的西市，[37]而是选择在城西的城门这一特殊的公开场合。尽管有文献记载是在开远门，也有记载是在金光门，[38]但是在城西一城门处是无疑的。按说自高丽东来进入长安，必经城东的通化门或春明门，因此，无论是在哪个门，处理这一具有震慑、警示目的的涉外事件，选择了城西的城门，很可能就像我们上文分析的，长安城的“西”区自隋初以来即与涉外事宜的联系更为密切一些。再者，隋朝政府当时安排在长安生活的外来胡人时也要顾及他们的生存状况，也就是说，要考虑他们的身份和职业。尽管自北朝末年直到隋，在长安生活的胡人中有一些入仕宫廷，但大部分胡人在此还是从事他们最为擅长的商业活动，这一点由西安北郊发掘的几座胡人首领墓葬图像上一再出现的胡人外出商旅图反映得很清楚。关于中国古代都城居民住宅的布局规划，《管子·大匡篇》明确指出：“凡仕者近公，不仕与耕者近门，工贾近市。”[39]即商人与市场的天然联系决定了商人居地的选择最好是在市场附近。现有材料表明，隋代大兴城的设计规划者在具体实践中是贯彻了这一原则的。隋代大兴城内有东、西二市，并有专称。东市名“都会”，西市名“利人”。[40]东、西二市位于朱雀门街前的东西横街上，这条街也就是东郭春明门至西郭金光门的大街，是长安城内及通往城东、城西的交通主干道。关于隋大兴城市场周边的居民，《两京新记》保留了零星几条资料：怀德坊。东门之北，惠（慧）日寺。开皇六年立，本富商张通宅，舍而立寺。通妻陶氏常于西市鬻饭，精而价贱，时人呼为陶寺。崇贤坊。西门之南，法明尼寺。开皇八年，长安富商王道买宾（《两京新记》、《长安志》皆作“买”）舍宅所立。弘化坊。东门之北，经行寺。本长安令屈突盖宅，开皇十年，邑人张绪市之立焉。这几条材料都是隋文帝开皇初年长安人舍（或市）宅为寺的例子，前两条材料明确记载其人是为“富商”，第三条材料虽仅言“邑人”张绪，但从其可买下长安县令屈突盖宅第可推知，他可能也是家赀不薄。若此推断不误，那这几个例子表明这些富商在这些坊里的宅第应该是从甫迁入大兴城即拥有的。值得注意的是，这几个坊都在西市利人市周边。虽然仅有少数几个例子，但很可能反映了当时的普遍情况，即西市附近诸坊分布有商人宅第，这很可能是出于隋朝政府最初“工商近市”的考虑安排，把商人宅第安排在市场周边坊里，这种空间上的靠近有利于商人的经营活动。如富商张通妻陶贵，其宅在怀德坊东门之北，[41]去紧邻的西市卖饭，自然是非常方便。三如果说从北周的旧长安城新迁大兴城之际，胡人在长安的居住地如同其他长安普通居民一样，更多是出于隋朝政府有意识的规划安排的结果的话，那么在此之后，将这一区域发展成为一个较大范围的胡人聚居区，居住情况的变化则更多的是外部条件的限制和胡人自身的推动。首先，无论古今中外，与同一族群的人聚居是移民进入新的生活环境后普遍或者说本能的选择。社会学家指出，移民聚居区基本上有两种类型：一类是国际移民形成的，另一类是国内移民社区。据此分类，我们所要讨论的隋唐长安的粟特胡人聚居区属于国际移民聚居区，形成的原因主要是移民和流入地社会之间文化的隔阂。[42]这种解释用于隋唐之际长安城出现的胡人聚居区也是合适的，因为没有资料显示隋唐之际的胡人在长安的聚居是出于外部的社会压力，即受主流族群的歧视和排挤，相反，从北周末年胡人在北周政权中的作用以及凉州安氏胡人家族在李唐王朝政权建立过程中的作用来看，[43]胡人当时在统治阶层那里是颇受重视的。统治上层对于西域政权在某些时候甚至是主动示好，以图招徕更多胡人。因此，胡人在长安城内的聚居，更多地是基于他们自愿。毕竟对于很多胡人，特别是初来乍到的胡人来说，语言不通、生活习惯不同，要想尽快消除沟通障碍，顺利融入主流社会，并非易事，在此情况下，他们可能更愿意群居在一起，以减少一些不适应，在异乡也可享有一种安全感。其次，正如上文已经强调的，尽管已经有一些胡人入仕隋廷，但大部分前来长安的胡人还是以经商为生，西市作为大兴城内的一个重要的商业活动中心，对于这一部分胡人来说，就如磁石一般具有超强的吸引力。[44]因此，在选择居地时，他们就会依照隋朝政府初入大兴城时所规划的朱雀街西这一大范围内，自觉主动地向他们赖以营生的西市慢慢靠近，从而日渐在西市周边形成了一个比较明确的胡人聚居区。虽然很遗憾目前尚未发现有表明隋大兴城西市和胡人之间密切关系的资料，但隋末洛阳的一条材料可能会对探讨此问题有所帮助。《资治通鉴》“炀帝大业六年（610年）”记，隋炀帝曾将诸蕃酋长集中到洛阳，“诸蕃请入丰都市交易，帝许之。”[45]隋代洛阳有三市：丰都市、通远市和大同市，即唐时的南、北、西三市。三市之中，域外来客点名要去南市丰都市贸易，由此足可见该市在洛阳三市中之商业繁荣程度及对外来人士之吸引力。据学者研究，洛阳南市和长安西市一样，多胡商活动。[46]而洛阳出土的唐代粟特胡人墓志也表明，洛阳的粟特胡人就主要集中在南市周边诸坊，北市附近仅有个别人家，[47]而且南市西坊内还建有商胡祈福时所用的胡祆神庙，[48]市场对于以经商闻名的粟特胡人的吸引力由此可见一斑。以粟特胡人在商业领域一贯表现出来的敏感、精明来推断，这一吸引力在他们那里会产生不小效应，新来的粟特胡人在大兴城内选择居住地时不可能不考虑到市场、地理位置的因素。毕竟，在同样的外部条件下，越靠近市场的地方，商业活动、日常生活越方便一些。以上我们对隋代大兴城朱雀街西的胡人聚居区存在的情况做了一番尽可能的勾稽，受材料所限，对于一些问题我们尚不能给出确定的答案，但可以肯定的是，唐代长安城西市周边胡人聚居区的出现，并非始自唐朝，而是在隋时已初具雏形，胡人在街西的聚居很可能是隋朝政府有目的规划安排的一个初步显现，而将这一区域发展成一个外来族群特别是西域胡人的聚居区，则是和城市中日渐增多的胡人自身分不开了。尽管在中国境内丝路沿线主要城镇都有粟特胡人聚落存在，但隋唐时期的很多胡人进入中国后，目标很明确，就是直奔都城长安。无论是慕“王化”而来，还是为了追求商业利益，作为都城的长安所具备的吸引力是其他地方望尘莫及的。对于胡人而言，帝国的都城相较其他地方而言都是再合适不过的选择，这里不仅有更多的商业机会，而且有业已存在的胡人移民社会可以依靠，对于初来乍到的胡人来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可以减少一些他们在异乡的陌生感和不安全感，帮助他们更快地实现自己的目标。[1] 按，隋代长安称大兴城，本文为叙述方便，统称时用“长安”，专讲隋代时则用“大兴”。隋代东西二市也各有专名，同样为叙述方便，我们一般情况下均用东西二市称之。[2] 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三联书店，1957年，第1～116页；荣新江：《北朝隋唐粟特人之迁徙及其聚落》，见氏著：《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三联书店，2001年，第76～85页。[3] 关于这些胡人，可参看拙文：《论北周时期的胡人与胡化》，《文史》2005年第4辑；福島恵：《罽賓李氏一族攷——シルクロードのバクトリア商人》，《史学雑誌》第119編第2号，2010年，第35～58页。[4] 录文引自林悟殊：《唐人奉火祆教考辨》一文，据中山大学馆藏本著录。见林悟殊：《波斯拜火教与古代中国》，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5年，第157页。[5] 林悟殊：《波斯拜火教与古代中国》，第158页。[6] 荣新江：《祆教初传中国年代考》，载《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第293页。[7] 池田温：《沙州图经略考》，载《榎博士还历记念东洋史论丛》，东京：山川出版社，1976年，第91～93页；唐耕耦等：《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一，书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39页。[8] 敦煌写本P.5034《沙州图经》卷五，见池田温：《沙州图经略考》，第97页；《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一，第37页；荣新江：《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第42页。[9] 荣新江：《北朝隋唐粟特聚落的内部形态》，载《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第158～160页。[10] 一个粟特聚落建立一座祆祠需要有多少粟特胡人民众，具体数目并不清楚，韩森先生认为至少是40人左右，参看韩森撰；王锦萍译：《从吐鲁番、撒马尔罕文书看丝绸之路上的贸易》，新疆吐鲁番学研究院编：《吐鲁番学研究——第三届吐鲁番学暨欧亚游牧民族的起源与迁徙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631页。笔者以为，很可能并无一个严格的具体数目要求，而是依具体情况而定。[11] 虽然从现有材料来看，尚无一户颁政坊内粟特胡人的具体例证，这可能是因为目前所掌握的长安坊里胡人居住分布状况本身材料就不够丰富，且全都是唐代的材料，因此并不足以反驳隋初颁政坊及其周边有胡人聚居的推论。此外也应考虑到这样一个事实：颁政坊过于靠近宫城、皇城，而距离许多胡人赖以营生的商业中心西市相对稍远一些，因此也有可能该坊后来日渐退出胡人居住地的选择范围。[12] 上文提及的北周这些粟特胡人在长安的葬地相距很近，墓葬中也都出土了墓志，但很遗憾墓志中并未提及他们的居第所在，不过，与粟特人关系密切的罽宾人李诞是居于“万年里”宅，学者认为这可能是北周长安城内里坊之一，但具体位置尚有待进一步考证。程林泉，张翔宇，张小丽：《西安北周李诞墓初探》，《艺术史研究》第7辑，中山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04页。[13] 《太平广记》卷三二七引《两京新记》卷三。[14] 《历代名画记》卷三。[15] 《长安志》卷一○：“（居德坊）西北隅，普集寺。开皇七年，突厥开府仪同三司鲜于遵义舍宅所立。”[16] 宿白：《隋唐长安城与洛阳城》，《考古》1978年第6期。[17] 《管子校注》（新编诸子集成本），中华书局，2004年，第400页。[18] 如刘淑芬先生指出的，北魏在营建都城方面有士庶异居、伎作不杂处的传统，孝文帝在营建洛阳之初，为使“寺署有别，四民异居”，在城内外划分各个特定区域，以安置不同身份职业的人。见其《六朝的城市与社会》，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92年，第180～182页。[19] 这从妹尾达彦先生对隋代大兴城内高官贵戚居第的统计及所绘示意图上即可看出，见氏著：《唐長安城の官人居住地》，《東洋史研究》第55卷第2号，1996年，第38～39页。最近，辛德勇先生依据韦述《两京新记》、宋敏求《长安志》及考古发现等材料，统计隋代部分高官贵戚住宅，撰成《隋大兴城坊考稿》一文，见《燕京学报》（新二十七期），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5～48页，这篇文章对于我们分析隋代大兴城住户的情况提供了非常重要的资料。他还结合唐临《冥报记》等书的记载，进一步追溯了中国古代城市特别是历代都城的演变历程，指出造成这种择地时“重西轻东”现象的是“西者为上”的传统习俗，见辛德勇：《〈冥报记〉报应故事中的隋唐西京影像》，《清华大学学报》2007年第3期；此据陈平原，王德威，陈学超编：《西安：都市想象与文化记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34～143页。[20] 据《两京新记》卷三“归义坊”条：“隋文帝以京城南面阔远，恐竟虚耗，乃使诸子并于南郭立第。时秀有宠，封土殷富，起第最华。秀死后没官，为家令寺园。”蜀王、汉王、秦王、蔡王宅第分别在归义、昌明、道德、敦化四坊。见宿白：《隋唐长安城与洛阳城》，《考古》1978年第6期。[21] 王静：《中国古代中央客馆制度研究》，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4～71页。[22] 杨衒之撰；范祥雍校注：《洛阳伽蓝记校注》卷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160～161页。[23] 关于北魏洛阳四夷馆及四夷里的设置时间、具体位置及居住人员等，参看王静：《中国古代中央客馆制度研究》，第52～66页。[24] 刘淑芬先生认为，北魏政府对于这些安置归顺降服者的坊里有严密的管制，不许任意迁往他坊居住，见《六朝的城市与社会》，第427页。[25] 这一点从上引《洛阳伽蓝记》引文中略而未引的萧宝寅的例子看得很清楚。[26] 唐时为避孝敬皇帝李弘讳改名崇化坊，见〔清〕徐松撰；张穆校补；方岩点校：《唐两京城坊考》卷四，中华书局，1985年，第125页。李弘，显庆元年（656年）被立为皇太子。上元二年（675年）薨，谥为“孝敬皇帝”，见《新唐书》卷八一《孝敬皇帝弘传》，中华书局，1975年，第3588～3590页。“崇化”一名甚至与8世纪初唐西州高昌县粟特胡人聚居的“崇化乡”名字完全一致。唐将“弘化”改为“崇化”，取名用义相同，不过主宾颠倒而已。而且，无论“弘化”抑或“崇化”，与敦煌从化乡粟特聚落之“从化”皆取义相近，皆含有以中原文明开化边夷之意。[27] 吴玉贵先生早已注意到西市周边坊里的名称问题，其解释与笔者略有不同，见其《唐代文化·对外文化交流编》，李斌城主编：《唐代文化》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1859页。[28] 辛德勇：《隋唐时期长安附近的陆路交通——汉唐长安城交通地理研究之二》，《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8年第4辑；此据作者：《古代交通与地理文献研究》，中华书局，1996年，第155页，并参看第143页示意图。[29] 有学者认为炀帝时设于东都洛阳外郭城建国门外的四方馆也是客馆，石晓军先生已指出其非，并辨明了四方馆之功能，见其：《隋唐四方馆考略》，收入荣新江主编：《唐研究》第7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311～325页。[30] 可参看〔日〕妹尾达彦：《長安の都市計画》，讲谈社，2001年，第123页，图32“长安的宫城”。[31] 辛德勇：《隋大兴城坊考稿》，第35页。[32] 值得一提的是，在形制、布局，乃至一些建筑、坊舍名称多承自隋唐长安城的日本平安京，虽然将鸿胪馆一分为二，分设在京城南部朱雀大路的东、西两旁，靠近东、西二市，但作为招待外国使臣的迎宾馆的是西鸿胪馆，而非东鸿胪馆（王仲殊：《试论唐长安城与日本平城京及平安京何故皆以东半城（左京）为更繁荣》，《考古》2002年第11期，参看79页图五“日本平安京平面图”；此论文亦刊于大塚初重先生喜寿記念論文集刊行会编：《新世紀の考古学：大塚初重先生喜寿記念論文集》，纂修堂，2003年，第935～952页）。平安京的东、西鸿胪馆原本共同承担外使来访接待任务，但在渤海国遣使锐减之后，此一职能由西鸿胪馆保留，而东鸿胪馆改作他用，或许是和隋唐长安城中鸿胪馆的方位本来就在西有关。当然，这只是一种猜测，有待专家进一步研究。[33] 妹尾达彦先生曾在一次关于遣唐使的发言中对鸿胪寺、馆位于西边有所解释：“接待日本遣唐使等外国使节的鸿胪寺及其会客和寄宿设施鸿胪馆，建在皇城南边的承天门街以西和第七横街以北的广大地区。鸿胪寺建在进入皇城南门——朱雀门不远的地方，据认为这是为了方便访问京城的外国使节，同时也有避免使其与其他官厅接触，防止泄漏政治机密的用意。与此同时，统筹接待来自世界各地的使节的鸿胪寺也是因为需要建在朱雀门街西边即属阴的方位的缘故，大地是属阴的。聚集在鸿胪寺的这些外国使节，最能说明长安是处于宇宙的中心。”[34] 虽同为外事机构，客馆在功能上实不同于鸿胪寺，不可混淆。此处所列汉唐时期各类客馆，是依据石晓军：《隋唐四方馆考略》一文意见，第313页。[35] 何清谷校注：《三辅黄图校注》，三秦出版社，1995年，第373页。[36] 刘庆柱，李毓芳：《汉长安城》，文物出版社，2003年，第21页，并参看18页图六“汉长安城遗址平面示意图”；王静则认为蛮夷邸可能是在长安城北出西头第一门横门之内与未央宫北阙相对的大街（《中国古代中央客馆制度研究》，第23～25页）。[37] 隋时长安城内死囚示众处斩之地，多是在市场这一公共场所，这也是沿循旧制的做法。如仁寿中，蕃客馆的庶仆、主客令等就是被棒杀于西市（《隋书》卷二五《刑法志》，中华书局，1973年，第716页）。[38] 《隋书·食货志》记载是在开远门（第688页），《隋书·炀帝纪》和《隋书·斛斯政传》则记是在金光门（第88、1623页），笔者更倾向于是前者，因为曾经有玩忽职守的武库令也是在开远门外被处死的（《隋书·高祖纪》下，第55页），当然，可能和学者分析唐代刑人之所的情况相同，隋代刑人之所不止一处，在不同地方处决不同类型的犯人，可能隋代处决官员是在城门，而对于普通身份的罪犯则选在市场进行处决。[39] 《管子校注》（新编诸子集成本），第368页。[40] 唐长安城则不只二市，不过主要的还是东、西二市，但已没有专名。见史念海，史先智：《长安和洛阳》，《唐史论丛》第7辑，1998年，第15页。[41] 陶贵卒于开皇十七年（597年），其墓志已出土，图版见《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9册，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116页；录文见韩理洲辑校编年：《全隋文补遗》，三秦出版社，2004年，第162页。[42] 项飚：《跨越边界的社区——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三联书店，2000年，第494页。[43] 分别参看拙文：《论北周时期的胡人与胡化》及吴玉贵：《凉州粟特胡人安氏家族研究》，荣新江主编：《唐研究》第3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295～338页。[44] 城市中的商业中心对于外来移民的吸引力在现代美国移民群体那里也可看到。研究者指出，当移民群体抵达一个美国城市后，倾向于集中居住在中心商业区外与其他族群相对隔离的地段内，但随着时间流逝，移民社区开始在居住上分散开来。参见Burgess，The Growth

来源：《西域研究》2020年第4期“帝释窟说法”与“帝释请般遮”[1]——克孜尔第92窟主室正壁上方和前壁图像及相关问题探讨内容提要克孜尔第92窟开凿于谷内区，主室平面呈方形，纵券顶。该窟主室正壁上方半圆端面、前壁各绘一幅壁画，分别为“帝释窟说法”和“帝释请般遮”，一前一后构成连续的故事情节。这两个题材将主室券顶的山中禅修图统摄在一起，将整个洞窟笼罩于帝释窟所在之毗陀山的环境下。克孜尔第92窟被视为早期洞窟，其洞窟形制及壁画组合与后世陆续开凿的中心柱窟相似。中心柱窟的功能偏重于礼佛供养，主室内部以菱形山峦、动物形象等模仿了山林环境，透露出山中禅修的气氛。佛教艺术中的“帝释窟说法”最早见于公元前2世纪印度帕鲁特大塔周围的栏楯，[2]在秣菟罗、犍陀罗艺术中均有表现。犍陀罗雕刻“帝释窟说法”中的佛陀有时具有尊像的性质，佛陀坐于山窟内，周围是烘托出山景的动物、树木以及礼佛的诸天等（图1）。“帝释窟说法”故事的基本内容为：佛在摩揭陀国北毗陀山因陀娑罗窟中入火界定。天神帝释决定拜访佛祖，他和诸天一起来到毗陀山，并令乐神般遮翼（五髻乾闼婆）先行，在佛窟旁边奏乐娱佛。听到美妙的音声，佛从禅定中醒来了。帝释天和诸神随后而至，问候佛祖，并向佛祖提问。“帝释窟说法”在龟兹极为流行。公元5~7世纪，克孜尔中心柱窟较广泛地表现了这一题材，洞窟主室正壁龛内原塑释迦佛坐像，龛外残存泥塑山峦及固定泥塑形象的凿孔，除山峦外，在山间也曾插塑小动物等，营造出释迦在山窟中坐禅的景象（图2）。或者在佛龛两侧分别绘礼佛的帝释天和奏乐的五髻乾闼婆等（图3）。龟兹出土的一些木雕坐佛的佛座也装饰有象征山峦的菱形格图案，这源自“帝释窟说法”对山林的表现。关于龟兹石窟中的这一题材，德国的格伦威德尔很早就意识到了。[3]姚士宏先生对部分克孜尔石窟中的“帝释窟说法”做了较详细的记录、分析，并对此类图像中的梵天形象作了探讨。[4]李崇峰先生将犍陀罗雕刻“帝释窟说法”分为A、B两型，认为克孜尔中心柱窟的“帝释窟说法”接近B型，主要依据的是与《长阿含经·释提桓因问经》相当的佛典，并指出克孜尔的“帝释窟说法”对山体结构的表现与秣菟罗雕刻近似。[5]朱天舒女士探讨了克孜尔中心柱窟“帝释窟说法”与《佛顶尊胜陀罗尼经》的关系。[6]1990年，霍旭初先生提出此类图像为“梵天劝请”，后再次撰文，阐述了“梵天劝请”在龟兹石窟中的佛学内涵，并对“帝释窟说法”一说提出质疑。[7]姚士宏先生认为这类图像中的梵天并不作为核心构图的因素，认为“帝释窟说法”仍较为适宜。[8]“梵天劝请”在龟兹石窟的菱格故事画、因缘佛传图中有其固定的表现形式，核心构图为梵天王跪在佛前合掌祈请，与中心柱窟主室正壁的图像并无相似之处。[9]可见，龟兹中心柱窟的这类画塑题材为源自犍陀罗、秣菟罗艺术中的“帝释窟说法”。图1(左）

Hudson，1972，pp.162-163，fig.46; V.M.Masson，Drevnezemledelʹcheskaja kulʹtura Margiany，Materialy i

来源：《西域研究》2020年第4期天山北路城市建设述论[1]——以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的矛盾、冲突、交流和融合为视角内容提要历史时期，天山北路主要为游牧地区。汉代，为了适应丝绸之路贸易的需要，开始建城。至清代乾隆年间，一大批城市拔地而起。本文论述了天山北路城市的历史演变过程，认为清代天山北路城市群的形成和发展，是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长期矛盾、冲突、交流、融合的结果，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不断发展、巩固的标志。城市的形成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它有一个从城池发展到城市的过程。但在不同地区、不同自然环境中，城市的发展进程千差万别。历史时期，天山北路主要为游牧地区。汉代，为了适应丝绸之路贸易的需要，该地区开始建城，至唐代城市建设发展显著。可是，历经辽宋元明时期的变迁，至准噶尔时期，天山北路城市几乎湮没无闻。清朝政府统一新疆以后，在二十几年间，天山北路城市却迅速崛起，并形成了伊犁、乌鲁木齐两个城市群。本文拟就天山北路城市的历史演变过程及清代城市崛起的原因做一探讨。一

来源：《西域研究》2020年第4期中国北方农牧交融与畜牧业起源发展进程的思考[1]内容提要本文选取内蒙古中部、辽西和新疆北部地区作为研究对象，在归纳考古发掘材料的基础上，利用动、植物考古、环境考古和体质人类学研究的最新成果，结合碳十四测年和DNA检测数据，以更为广阔的蒙古高原和欧亚草原的视野，探讨了中国北方农牧交融和畜牧业起源，认为：从早期以采集和狩猎为主的大型聚落，到采集和狩猎存在下的农业聚落的繁荣，再到农耕的衰退和畜牧业经济的最后形成，这一发展进程是生态环境变迁、文化适应和古代族群的迁徙等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中国北方，泛指长城地带及其以北的狭长地区，自东向西包括辽西地区、内蒙古中部、河西走廊、新疆北部等地，也有学者从文化地理的角度称该地区为“农牧交错带”[2]。这个区域中部南临农耕发达的黄河流域，北倚牧场广袤的欧亚草原，是中原腹地与欧亚草原之间的过渡地带，也是农业与畜牧业交互作用的广阔地区。这里自然生态独特，生业经济多样，人文环境复杂，丰富的考古资料也都证实了农业和畜牧业在这里的起源和发展，从事农耕与畜牧的人群曾在此不断产生碰撞、交流与融合，因此，在研究农牧交融与畜牧业起源问题方面，这个区域的考古资料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农业和畜牧业均为人类社会重要的生业形态，20世纪以来，针对中国北方地区生业形态的研究已有较多成果，许多学者更开始尝试从欧亚草原的大背景下进行对比研究，并多有论述发表。[3]学界从日益丰富的考古资料中认识到，这个区域的人群自进入新石器时代以来，便以采集、农耕和狩猎互补的生业作为生存手段，最新的考古资料更是发现了距今8000年前后的带有农业因素的定居遗存，例如内蒙古化德裕民[4]、四麻沟[5]遗址和河北康保兴隆[6]、尚义四台[7]遗址的发掘和初步研究，使我们有理由相信，从距今8000年前开始，坝上地区就有了并非来自中原的、基本定居的、以从事采集、种植和狩猎生业经济的人群存在。考古资料的研究表明，从新石器时代晚期开始，中国北方进入了以农业为主，兼有狩猎和采集的生业形态，直到距今4000年前后，本地区开始出现带有畜牧业因素的遗存，并逐渐形成农牧混合经济，距今3000年左右，畜牧业逐渐在生业中占据主导地位。中国北方地区的生业形态的研究，应当置于整个欧亚草原的大背景之下进行。杨建华指出：“欧亚草原西起多瑙河，东至中国北方和西伯利亚的外贝加尔地区，它以乌拉尔山为界分为东、西两部分，再加上南部的中亚地区，共分三个地区”，她认为，科林·伦福儒教授将欧亚草原经济类型的发展划分为四大阶段，即：全新世狩猎采集经济阶段——农耕畜牧经济传播阶段——畜牧农耕混合经济阶段——游牧经济阶段，“对照欧亚草原经济类型的发展阶段，我们更清晰地看到了中国北方地区与中原农业文化区之间的差别，而且发现中国长城地带在先秦时期也走过了与欧亚草原大体相似的道路。”[8]此说很有见地。郑君雷也认为：“当前中国学者已经开始将中国游牧业起源的问题放在欧亚草原的大背景下来进行研究，并且注意借鉴西方学者在游牧业起源研究上的成果和理论方法。”[9]通过近几年对内蒙古中南部先秦时期生业形态的进一步研究，我们也将本地区生业经济的发展过程划分为采猎并重——耕猎互补——种养结合——农牧兼营——牧猎为主的五个发展阶段，[10]试图从内蒙古中南部先秦时期的生业模式出发，探讨整个中国北方地区农牧交融与畜牧业起源的发展过程。本文所要探讨的“农牧交融和畜牧业起源”阶段，也可以看作是“农牧兼营”和向“牧猎为主”过渡的生业模式阶段，也就是前人研究中经常提到的农牧混合经济阶段，同样也正是畜牧业起源的阶段。本文希望通过对这一阶段考古学材料的分析，厘清中国北方地区农牧交融生业形态的具体表现形式，进而追溯畜牧业起源的动因和相对年代，揭示畜牧业发展的历史进程，并由此开启中国北方农牧交融与畜牧业起源研究理论体系的模式建构。一

来源：《西域研究》2020年第4期·农耕·畜牧·游牧·人类社会进入新石器时代以后，多种生业模式并存成为社会经济活动的常态。包括中国北方地区特别是新疆天山以北地区在内的，广泛分布在欧亚草原的畜牧（游牧）社会，在与农业社会的互动中发展出了独特的经济模式，在东西方文化的早期交流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本专栏以农牧交融与畜牧（游牧）起源研究为主题，评述国内外史前游牧考古理论与实践，探讨中国北方畜牧业起源的动因，对汉唐以来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冲突与融合对天山北路城市发展的影响进行了分析。欧亚草原史前游牧考古研究述评——以史前生业模式为视角[1]内容提要考古学界对游牧社会的关注可追溯到上世纪70年代。20世纪后期，以苏联考古学家哈扎诺夫为代表的国外学者在史前游牧考古的理论与实践中，对游牧的概念、分类、起源、遗址判断标准和方法上，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文中以哈萨克斯坦的拜尕什遗址、塔什巴遗址、塔尔加尔河流域的游牧考古和巴尔干半岛的动物考古等为例，评述了国外在这一领域取得的成果。对国内史前畜牧、游牧考古研究的评述，集中于新疆东天山地区和阿敦乔鲁遗址以及西藏三个典型地点。利用一切手段积极开展对生业模式的研究和探索，是目前欧亚草原史前游牧考古研究发展的大趋势。史前畜牧业的判定多基于考古发现中的家养动物骨骼如牛、羊和马与种植谷物数量的大致比较得出的。与畜牧业的判定不同，以往研究中对于史前游牧生业的认定则经常是一种推测，或是根据史料记载来直接定性，如对斯基泰、匈奴等即如此，因而，对他们的考古遗存也冠以“游牧文化”和“游牧经济”的标签。在畜牧生业广泛分布的欧亚大草原、蒙古高原、中国北方，基于田野调查和发掘的史前考古学研究相对滞后，造成了学术界对畜牧业、游牧生业的定义并不十分清晰，为深入研究造成了一定阻碍。[2]本文的评述所涉及的史前游牧考古的案例，是那些以生业形态分析为基础的、以史前游牧经济为主要对象的考古学研究，其中包含三层涵义：首先这个研究是史前时期的，其次是以畜牧业的考古研究为主，再次这个研究是以游牧的畜牧生业为中心的。[3]一

在新疆尉犁县克亚克库都克烽燧遗址考古清理发掘中，出土了一批唐代纸文书，《韩朋赋》即为其中之一。它的发现对研究《韩朋赋》故事的演变流传、唐代军镇制度和士兵边塞生活，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