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西域研究》2019年第3期

本文“中亚”的地理范围主要集中于马尔吉亚那（Margiana）、巴克特里亚（Bactria）地区，兼及索格底亚那（Sogdiana）地区。这一区域是中亚绿洲文明的发源地带，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形成了独具一格的城市文化。本文拟对从青铜时代到阿契美尼德王朝时期的代表性城址进行考察，讨论其形制特点和演变过程。需要说明的是，目前学术界对于史前时期设防聚落的功能、性质等研究并不均衡，认识参差不齐、差异较大，因而本文使用“城址”一词来限定讨论材料的范围，指的是在考古学上能够观察到有墙体环绕的聚落遗址，与一般意义上的“城市”存在差别。

中亚地区最早的类似城市形态的遗址出现于青铜时代早期的土库曼斯坦南部科佩特塔格山麓地带，大约相当于公元前三千纪下半叶。典型遗址以阿尔丁特佩（Altyn tepe）、纳马兹加特佩（Namazga tepe）遗址为代表，均为平面呈圆形的大型聚落，二者分别占地26公顷和70公顷，聚落内部已经发展出较为复杂的结构，有了不同的功能分区，被称为原始城市（proto-urban）。这些原始城市的出现是植根于本地的农业灌溉经济基础上、适应社会组织结构自然发展分化的结果。以阿尔丁遗址（见图一）为例，该遗址可分为神庙区、贵族居住区、平民居住区、不同的手工业生产生活区、农业区等，表明该遗址已经出现了不同社会阶层和人群集团的差别，成为一个复杂的社会有机体，而不再仅仅是一个大型农业生产中心，但尚未进入城邦国家的阶段。遗址不同区域修筑有防御墙，并以矩形塔加固，南部第8、11号发掘区还修筑有高大的塔门（见图二），门道比遗址内部街道更宽，一方面具有防御功能，另一方面表明已出现能够组织较大规模人力的上层人群。宗教建筑群集中在遗址的东南部，规模不小，由此推测这里的神权与世俗权力可能相互有所牵制。[2]

图一 阿尔丁遗址平面图（数字为发掘区编号）[3]

1、6、10、12：制陶手工业区；8：制铜手工业区；5、10：平民居住区；9：贵族居住区；7：神庙建筑群

图二 塔门及复原图[4]

至青铜时代中期，阿姆河上游地区出现了高度发达、独具特色的文化，其分布范围东到阿姆河南北、塔吉克斯坦南部、阿富汗北部的巴克特里亚绿洲、西到土库曼斯坦南部的马尔吉亚那绿洲，因此学术界称之为巴克特里亚—马尔吉亚那文化联合体，简称BMAC，又称阿姆河文明（Oxus Civilization），年代大约在公元前2200~前1800年。相较于青铜时代早期，这一时期的灌溉农业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绿洲规模和面积大幅增加、种植多种农作物，同时维持着一定的畜牧业，并与周边的伊朗高原、印度河流域甚至两河流域、欧亚草原都维持着广泛的联系。在物质文化上，该文明表现为高质量的轮制陶器、几何纹及动物纹青铜印章、小型滑石人像与石柱等，在聚落形态上则以设防聚落（fortified settlement）为突出特色。[5]

穆尔加布河三角洲的马尔吉亚那地区，由数个次级绿洲组成，每个绿洲上都发现了大量BMAC遗存，遗址十分密集。根据陶片的分布范围判断，这些遗址的规模主要在5~15公顷之间，其中最大的是古诺尔特佩（Gonur tepe）遗址，达到了40公顷。[6]

古诺尔特佩由南北两个土丘组成，两丘均有城墙环绕，内部建筑的性质功能存在差别，表现出较为复杂的社会结构。北丘（见图三）占地约15公顷，从内到外共三重城墙：内城每边约长120米，墙上开有三角形射击孔，四边和转角处均有方形瞭望塔，墙内修出连接各塔的走廊；中墙亦有方塔，内、中两重墙之间密集地修建了各种宗教性建筑；中、外墙之间的建筑集中在南北两处，北部为生活区，南部有水塘、高等级墓地和另两座神庙；最外层城墙大体呈椭圆形，防御性略弱，仅有拱壁而没有修建方塔。[7]南丘规模小于北丘，共有内外两重城墙，墙上均修筑有圆形塔楼，内城可能是宫殿；内外墙之间有神庙、平民住宅等建筑。[8]

图三 古诺尔北丘平面图[9]

古诺尔北丘表现出高度的规划性、设计性，三重城墙从内向外井然有序地分布，城内宫殿、宗教性建筑及各种生活设施等错落有致地共存为一体，显示出该文明的社会组织形式已经十分发达，很可能已经出现了国家这一级别的政治形态，同时神权也在社会生活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与此一致的是，厚重的墙体和墙上大量密集的防御塔楼表现出强烈的军事色彩，邻近绿洲也大多建有多重墙垣的设防建筑，这一特点无疑与当地的绿洲灌溉农业经济和对水源的管理与争夺密切相关。

除古诺尔遗址外，马尔吉亚那地区邻近的凯莱利（Kelleli）、托格洛克（Togolok）、阿吉库伊（Adji Kui）等绿洲都发现有设防聚落，规模均小于古诺尔。如托格洛克21号遗址和阿吉库伊9号遗址，平面呈长方形或平行四边形，形制特点与古诺尔十分相近，均从内向外分为2~3重墙垣。这些设防聚落，每一处可能代表着一个次一级的单元，功能较为单一。如阿吉库伊1号遗址和9号遗址就分别被发掘者认为是农业中心（farm）和大型驿站（caravanserai）。相较之下，古诺尔不仅规模面积最大，而且平面布局复杂，城内包括多种类型和性质的建筑以及蓄水池等设施，承担着多样化的社会功能，显然是高一级别的管理中心，凌驾于次级遗址之上。

值得注意的是，古诺尔南丘（见图四）与北丘两座遗址、托格洛克21号遗址（见图五）、阿吉库伊9号遗址（见图六）的多重城墙中，均以内城城墙最厚，墙体上均加筑有方塔或圆塔，显然表明内城等级较高，可能是该遗址的高等级居民区或管理机构所在。古诺尔北丘的发掘者直接将其称之为“宫殿”。还有研究者将阿吉库伊9号遗址的内城与中亚地区历史时期流行的“卡拉（Qala/Kala）”联系起来，认为前者是后者的初期形态，并且可能是当地中世纪政治经济制度中的封建领主形式的萌芽。[10]

图四 古诺尔南丘航拍照片[11]  

图五（左） 托格洛克21号遗址平面图[12]

图六（右）阿吉库伊9号遗址平面图[13]

巴克特里亚地区的青铜时代遗存又被称为“萨帕利（Sapalli）文化”，年代约在公元前二千纪前期，遗址形态亦以设防聚落为特征，以乌兹别克斯坦南部的萨帕利遗址（见图七）为典型代表。该遗址总占地面积约4公顷，中部有一座82米见方的城堡，无疑是当地的权力中心所在。遗址最外围由数个长条形房间环绕一周，每个房间内侧建有通道通向内城。[14]这种在城堡外侧布置的长条形房间无疑是为了军事防御，在功能上与厚重的城墙相似。马尔吉亚那绿洲的凯莱利4号遗址（见图八）、阿吉库伊9号遗址均在遗址最外侧以两道墙垣构筑长廊，长廊内又隔成若干个房间，与萨帕利遗址结构相似。这种做法在阿富汗北部的达希利（Dashly）3号遗址也能见到。

图七（左） 萨帕利城堡平面图[15]

图八（右）凯莱利4号遗址平面图[16]

达希利遗址（见图九）位于阿富汗朱兹詹（Jowzjan）省阿姆河南岸，范围很大，在100平方公里内分布着41处遗址，年代上至青铜时代、下到贵霜时期。其中1号和3号遗址属于青铜时代，大约相当于公元前三千纪晚期到二千纪中叶，均为设防聚落，而3号遗址的两座大型建筑又尤为特别。一座略呈长方形，建筑范围长88米、宽84米，中间由长廊围成长38米、宽40米的内庭；内庭中有几组房间，四边外又各建一组平面呈T和L形的长廊，平面构成一个复杂的几何图形，无疑是一次性规划建成的；外墙还装饰有壁柱；发掘者认为其性质是宫殿。另一座建筑平面呈圆形，直径40米，外围为两道墙垣组成的长廊、并隔出大小不同的空间，墙外加筑9座方塔。墙内有若干房间，但不见生活用品，有些房间建有火坛，一些火坛还建在砖砌高台上，有些甚至保留着火烧灰烬。圆形建筑之外呈放射状密集地分布着大量居址，有道路与其联通。这些居址中还修有两道圆形围墙，与中心建筑形成同心圆，整个建筑群之外又有方形围墙与壕沟环绕。发掘者认为中心的圆形建筑是一座火神庙，周围居民由宗教权力管理和统领。这两座建筑的平面形制十分奇特，尤其是方形宫殿的T形走廊十分狭窄、几乎无法通过，而且几乎没有出土物和使用痕迹，发掘者将它们与当地出土的一些几何形青铜印章联系起来，认为它们可能都具有宗教上的象征意义。[17]

图九 达希利3号遗址与巴克特里亚青铜印章[18]

1.达希利遗址几何形建筑平面图；2、3.巴克特里亚出土青铜印章；4、5.达希利遗址圆形建筑及外围居址平面图与局部立体示意图

到了青铜时代晚期，绝对年代约在公元前1800年至公元前1500年，阿姆河文明发生了较大变化，前一阶段的原始城市中心有缩小的趋势甚至被放弃，大型设防聚落和建筑几乎消失不见，长距离贸易也显著衰落。至此，中亚这一波原始城市的兴建运动逐渐落下帷幕。

从现有材料来看，大约公元前二千纪中叶，中亚诸绿洲逐渐进入铁器时代，这一时期的考古学文化中，最强大的是雅兹（Yaz）文化，分为三期。其中，雅兹一期约在公元前1500年到公元前1000年，考古学文化面貌表现出两方面的特点：一方面，陶器发生了较大变化，原来的轮制、素面陶器变为粗糙的手制陶器，很多陶器器表还绘制几何形纹饰；另一方面，整体的文化面貌与青铜时代存在强烈的延续性，很多遗址是持续使用的，并无明显的断裂。对于如何认识青铜时代与铁器时代这一转换时期，研究者曾一度将其与北方草原地带的人群移动和文化渗透联系起来，但最终通过细致的田野工作和地层学研究证明，陶器上的这一变化是在青铜时代基础上自然缓慢发生的，并非北方安德罗诺沃文化入侵带来的新因素，后者此前与中亚居民已有长期交往、而非新移民。[19]雅兹文化后两期的绝对年代大致分别为公元前1000/900年到公元前600/550年、公元前600/550年到公元前300年，已进入古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时期。[20]

从雅兹一期开始，中亚陆续新出现了大量中小型城址，很多就位于青铜时代各绿洲的原有大型聚落附近，尤以在人工高平台上修筑居高临下、形制规整、墙体厚重的城堡为突出特色，平面延续了青铜时代建筑的设防布局，规模变得小一些，但数量更多、分布更为分散，如马尔吉亚那的雅兹特佩（Yaz tepe）和阿拉瓦利特佩（Aravalli tepe）、土库曼斯坦南部的厄尔肯特佩（Elken tepe）和乌鲁格特佩（Ulug țepe）、巴克特里亚北部的库楚克特佩（Kuchuk tepe）和南部的提利亚特佩（Tillya tepe）等遗址。在地域上，雅兹一期文化几乎涵盖了青铜时代BMAC占据的所有绿洲，从伊朗东北部到土库曼斯坦、阿富汗北部、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都有分布，设防城堡也广为兴建。

这些城址的出现，无疑是灌溉农业扩张并推动社会经济进一步发展的结果。每座城址管辖的地域一般不超过一个绿洲，但它们已由最初的专门从事农业演变为手工业中心，拥有踞于高台上的坚固城堡，政治形态显然更为复杂。[21]除雅兹文化分布区外，中亚这一时期其他考古学文化也均发现类似的城址，如费尔干纳盆地属于楚斯特文化的达尔弗津特佩（Dalverzin tepe）、米斯里安平原属于达希斯坦文化的伊札特库利（Izatkuli）和马道特佩（Madau tepe）等。[22]

雅兹特佩即最初命名和揭示雅兹文化编年序列的遗址（见图十），位于穆尔加布河下游西部、东北距青铜时代遗址古诺尔特佩约50公里处。遗址范围约40公顷，中心有一座城堡，坐落在8米高的土坯高台上，总高达12米。城堡南部为一组长方形房间，其上有二层建筑，可能是塔楼，拱顶由日晒土坯砌筑；这组房间北侧是中央大厅，约26×7米，可能是神庙或宫殿所在。城堡内出土了约200件石球，表明城堡在最后使用阶段也有军事戍堡的功能。城堡居高临下，无疑是当地显贵的居所，同时城堡周围也发现了大量平民的居址，外围还有工匠的商店和陶窑发现。[23]总体上，该遗址布局与青铜时代城址类似、但规模偏小，居民有明显阶层分化。

图十 雅兹特佩遗址高差示意图、城堡平剖面图、城堡南部房间平面图[24]

坐落于科佩特塔格山麓、阿尔丁与纳马兹加遗址中间的乌鲁格特佩，是中亚铁器时代最具代表性、发掘工作开展得较多的城址（见图十一）。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苏联学者曾在这里开了几条探沟，建立了一个初步的年代框架；自2001年起，法国—土库曼斯坦联合考古队在此进行了长期的发掘工作，对遗址有了较深入的认识。该遗址经历了三个使用时期：铜石并用时期（公元前5000~前4800年）、青铜时代早中期（公元前3000~前2200年）和铁器时代（公元前1500~前1000年）。青铜时代早期遗存主要分布在台地北部，地层厚达七八米，表明人们在此长期定居；发现了土坯砌筑、2米多宽的防御墙和城门，门道与阿尔丁遗址十分类似。该遗址未发现青铜时代晚期的遗存，与整个中亚这一时期情况一致。此后，到了早期铁器时代，该遗址又被重新利用：遗址东北部和东部发现有雅兹一期的生活设施，出土了手制彩绘陶器和一些轮制陶器；雅兹二、三期时期又兴建了街道、城墙及一些建筑。[25]

图十一 乌鲁格特佩三维复原图与城堡平面图[26]

发掘者对遗址北部制高点的城堡进行了全面发掘。该城堡平面呈正方形，边长约60米，修建于土坯平台上；外围有两圈城墙，墙体十分厚重、表面密布长方形护壁，两道墙中间形成走廊，走廊铺有卵石和陶土两层地面；南侧开门，门内有台阶通向中央建筑的二层。中央建筑二层已无存，一层对称地分为8个小房间。房间内和外围走廊发现大量存储容器，很多容器封口处和通往走廊的门上还发现有封泥，表明一层的房间无疑是仓库，有着严格的管理。根据碳十四测年数据和出土器物判断，仓库的始建年代约在公元前1000年前后，约公元前800年毁于一场火灾，稍后被重建和再次利用，至阿契美尼德王朝时期已完全被废弃。[27]

从城堡平面布局的规整程度和一层仓库的严格管理来看，雅兹二期时期乌鲁格特佩显然已经出现了政治权力机构。因此，发掘者判定，这一时期兴建的一些大型建筑，性质应是宫殿、神庙等，它们共同组成一座中小型城市。城堡沿袭了中亚青铜时代建筑的传统，以防御性双层外墙构成走廊、环绕着中心建筑，这与古诺尔、达希利三号遗址等布局形式完全一致，只是规模小得多。同时，将中心建筑一层仓库分割成数个长条形小房间的做法，又与伊朗西部米底时期建筑十分接近，如卢里斯坦的努什伊占特佩（Nush-i Jan tepe）、戈丁特佩（Godin tepe）遗址（见图十二）等都有类似建筑布局，无疑存在一定渊源关系。[28]

图十二 努什伊占特佩、戈丁特佩平面图[29]

乌兹别克斯坦南部、巴克特里亚铁尔梅兹地区的库楚克特佩（Kuchuk tepe）遗址（见图十三），坐落在一处平坦的圆形台地上，台地高约8米，面积约0.5公顷。台地中心有一座城堡，整体建在一个4米高的平台上，由四层防御墙组成，其中内侧三层均属青铜时代晚期，从内向外依次修筑。城堡最初布局较为简单，可能仅有比较单一的管理或军事功能。修筑第三层墙时，外壁略向外弧，第二、三层墙之间成为生活区域，东侧开门。此后遗址一度被废弃，大致在早期铁器时代又被重新启用，并加筑了最外侧第四道墙，同时墙内修建了大量建筑，除生活居住外，还有进行经济活动的场所。[30]

图十三 库楚克特佩遗址平面图及中心城堡建设过程示意图[31]

此外，阿富汗北部的提利亚特佩（Tillya tepe）城堡亦属这一时期巴克特里亚地区的代表建筑。与库楚克特佩类似，该城堡也修建在一座高6米的平台上，平面呈平行四边形，长36、宽28米。外墙十分厚重，约建于公元前二千纪中叶，四角和每边中部各建有圆形塔楼。城堡中心最初是一座方形建筑，大约公元前1300年左右被拆除，新建了两个彼此相连的立柱大厅，其中北侧厅较大，面积约400平米，由9根立柱支撑，中间还修建了一座火坛，因此发掘者认为该建筑是一座火神庙（见图十四）。此后，神庙又经过几次修筑和改建，但基本格局保持不变。[32]

图十四 提利亚特佩神庙复原图及建筑过程示意图[33]

中亚东部泽拉夫善河流域，也发现有这一时期的城址。撒马尔罕以北约30公里的考克特佩（Kok tepe）遗址（见图十五），是该地区早期铁器时代的重要遗址。法国—乌兹别克斯坦联合索格底亚那考古队1994~2008年在此实施了连续的考古发掘，揭示出遗址的主要使用年代为公元前1500年到公元前300年，与雅兹文化年代相当。该遗址位于一处平面大致呈五边形的自然台地上，占地约17公顷，台地上有两个人工土丘。遗址所见最早的遗存被发掘者称为考克一期，地层厚2~4米，在台地和两个土丘上均有分布，出土了与雅兹一期相似的彩绘陶器。其中台地A东南角发现了损毁严重的圆形建筑遗存，被认为属于带管理性质的建筑；台地B东侧探沟2d则发现了防御性墙体遗迹。尽管保存并不完整，从现有材料来看，该遗址应是周边地区的一个经济中心，与泽拉夫善河流域的灌溉农业、水资源管理无疑有着密切的关系。据意大利—乌兹别克斯坦联合考古队调查，索格底亚那地区发现的灌渠总长已超过100公里，其始建年代与城址大致同时。[34]

图十五 考克特佩遗址平面图[35]

根据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巴克特里亚、马尔吉亚那等地区在公元前8~前7世纪逐渐出现了中央集权制国家。这些国家管理着面积广阔、规模巨大、结构复杂的灌溉系统，并建造居高临下、拥有坚固城墙的都城，延续了前一时期城址的特点。到公元前6世纪时期，阿契美尼德王朝征服中亚绿洲后，这些城市又成为了帝国管理中亚的据点，并且大多在此基础上，成为后来历史时期中亚的名城重镇。因此，苏联考古学家李特文斯基称这一时期为“中亚古典城市”的形成时期。[36]

希腊古典作家克泰西亚斯（Ctesias）、色诺芬（Xenophon）、狄奥多罗斯（Diodorus Siculus）、希罗多德（Herodotus）等均在著作中提到，巴克特里亚在被波斯人征服之前已有很多城，由本地君主统治；它们十分富庶，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曾一度抵御住亚述王尼努斯的入侵，但后又被占领。在米底和巴比伦联合推翻亚述的过程中，巴克特里亚也发挥了作用。甚至在阿契美尼德王朝开疆拓土时，巴克特里亚也被与巴比伦、塞人和埃及并列为其最强的敌手。从这些文献看来，尽管它们舛误矛盾之处甚多，但这一时期巴克特里亚无疑已建立了王权国家。苏联考古学家认为其影响可能已经扩展到了马尔吉亚那、索格底亚那和伊朗东部的阿里亚。[37]

公元前6世纪，阿契美尼德王朝的居鲁士大帝征服米底、巴比伦、吕底亚等地，开始称雄伊朗高原，其后的冈比西斯和大流士进一步东征西讨，将帝国推向顶峰，使其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地跨亚、欧、非三洲的帝国。公元前518年前后，大流士一世在位于今伊朗克尔曼沙汗省札格罗斯山贝希斯敦崖面上刻石纪功，史称“贝希斯敦铭文”。铭文列举了波斯人在东方占领的地区，包括马尔吉亚那、巴克特里亚、中亚其他国家和犍陀罗等地，表明从居鲁士统治之时起，阿契美尼德王朝就已经扩张到了中亚地区。大流士一世对波斯帝国实行了有效的管理并征收赋税，将帝国划分为20个行省，任命总督为行政长官。大的行省之内也有若干比较小的国家，它们一般享有自治权。特别是边远的省份，波斯行政机构很少干预其内部事务，而是通过当地的土著王公进行治理，后者也负责替波斯人征税。[38]

考古学文化面貌特点与此完全一致。如前所述，这一时期中亚的考古学文化是以雅兹文化第二、三期为代表。而雅兹二、三期的文化面貌表现出非常强的连续性，并未看到外来因素进入带来的突然转折或巨大变革。这表明，波斯对中亚的统治可能仅限于政治、军事、经济等政策方面，并未更多改变当地的日常生活和物质文化，各级管理机构无疑也是利用原有城市来设置的。

位于阿富汗北部城市巴尔赫以北、阿姆河以南22公里处的阿尔丁迪尔亚特佩（Altyn Dilyar Tepe）遗址（见图十六），平面略成圆形，直径约670米，占地面积约15公顷，四周环绕围墙，保存最高处约8米，遗址中间方形城堡高达28米、四边均有突出的半圆形塔楼。该遗址西南约30公里的阿尔丁（Altyn）遗址，由一系列土墩组成，其中最大的两处建筑编号为1号和10号（见图十七），分别被称为冬宫和夏宫。1号建筑平面方形，边长约36米，中间为庭院和水塘，四边排列窄长房间，其前部以一条长走廊相连，四角房间呈正方形，其中两间还有立柱支撑，所有建筑墙壁都有雪花石膏层装饰。这种窄长房间布局与乌鲁格特佩类似，应是伊朗西部建筑传统的余绪。10号建筑总长80米、宽55米，中间由一组长条形石质建筑分隔为两个院落，内侧有柱廊，四角还装饰壁龛。阿尔丁迪尔亚特佩和阿尔丁两处遗址出土陶器表明，其年代应在阿契美尼德王朝之前，建筑规模宏大，证明巴克特里亚已出现了王权国家。[39]

图十六 阿尔丁迪尔亚特佩遗址平面图与方形城堡塔楼照片[40]

图十七 阿富汗阿尔丁遗址1、10号遗址平面图[41]

马尔吉亚那的埃尔克卡拉（Erk Kala）古城（见图十八），位于今土库曼斯坦马雷市东北约25公里，被认为是阿契美尼德王朝在马尔吉亚那兴建的行政中心。该城平面呈椭圆形，东西长约400米、南北约500米，占地面积20公顷，南部开门，周围环绕的防御墙高达23~27米。城北部较低洼，中间略偏西南的高显土丘上建有一城堡（citadel），直径约50米、高在25米以上。中央土丘南部的地层堆积厚达17米，延续使用了约1500年，其中最早的地层叠压于生土之上，厚达2.5米，年代约在公元前8~前7世纪，出土物中最早可见雅兹一期文化的陶片；中央土丘北侧的斜坡则发现有高约15米的人工平台，由长方形土坯垒砌而成。在人工平台上构筑城堡，这是早期铁器时代城址的显著特色，由此推测，埃尔克卡拉城址在成为阿契美尼德行政机构之前已存在了相当长时间。

图十八 埃尔克卡拉遗址平剖面图[42]

最早的地层之上即叠压着阿契美尼德王朝时期的地层，出土有两类铜镞：第一类为本地风格的双刃镞，年代在公元前7~前6世纪；第二类则与波斯波利斯王宫出土的大流士一世时期铜镞形制相仿。此外还发现了雅兹二、三期文化过渡时期和大量雅兹三期文化的陶片。[43]

根据贝希斯敦铭文的记载，大流士一世在巴克特里亚设置了总督，并曾命令其镇压马尔吉亚那的叛乱，叛乱平定后马尔吉亚那被并入巴克特里亚。由此推测，马尔吉亚那在阿契美尼德王朝之前应该也出现了王权国家，后臣服于波斯帝国。埃尔克卡拉的地层堆积反映了这一政权更迭的过程，波斯类型的铜镞虽有发现，但考古学文化主体仍是雅兹文化。

研究者在大规模田野调查基础上，对穆尔加布河流域遗址规模的长期变化曲线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铁器时代该区域尽管受水源、风沙等影响聚落遗址不断南移、人口规模时有振荡，但总体上表现出明显的向心式发展趋势，雅兹三期文化时期该区域北部边缘还出现了大量戍堡组成的防御线，表明存在一个区域外的国家形态政权管理着穆尔加布河流域，而这个区域外的管理中心则指向埃尔克卡拉遗址。[44]

阿契美尼德王朝时期的遗存在中亚许多主要城市都有发现，如巴尔赫（Balkh）[45]、老坎大哈旧城（Old Kandahar）[46]等，有些还发现有波斯文书，证明古波斯帝国已经选择这些城市来对中亚进行统治。不过，由于这些名城大多为以后的历史时期沿用，早期遗存保存得较少，兼之发掘规模有限，我们难以对其早期形制布局建立完整认识。相较之下，坐落于巴克特里亚北部、苏尔汉河北岸的克孜勒捷帕（Kyzyltepa）遗址（见图十九），年代较为单纯，为我们了解阿契美尼德王朝时期城址提供了直接的材料。[47]

图十九 克孜勒捷帕遗址平面图[48]

克孜勒捷帕是乌兹别克斯坦南部和塔吉克斯坦规模最大的铁器时代遗址，面积约20公顷，周边还有十几个同时期的小型遗址。苏联学者在20世纪70年代调查后认为，克孜勒捷帕始建于阿契美尼德王朝之前，使用年代约为公元前一千纪上半叶，周边小遗址试掘出的大型房址则是富裕居民的庄园。2010~2011年，美国—乌兹别克斯坦联合考古队对克孜勒捷帕进行了两个季度的发掘，指出该遗址始建于阿契美尼德王朝时期，在希腊化时代早期被废弃。

图二十 克孜勒捷帕城堡第2~5期建造过程示意图[49]

整个遗址分为城堡（citadel）和下城（lower town）两部分。地层学信息表明，城堡与下城的布局并非一次性规划建造，而是逐渐形成的。发掘者将遗址形成过程分为五期（见图二十）。第一期仅可见现城堡西南角的高台建筑，规模很大，面积约120平方米，表面除炭灰之外别无他物，应是具有宗教性质的火坛。第二期紧邻火坛外侧修建起城堡，平面呈六边形，东西长100、南北宽75米，南北各开一门，堡内中部较低，两侧较高，东墙内侧以土坯垒砌两层阶地。第三期城堡外利用自然水道修建了壕沟，东墙内台地上修建了一些生活设施，同时北门外出现了青铜冶炼作坊。城堡在第三期末遭受一场大火，严重毁坏。火灾之后不久在城堡之外修建了下城，即遗址的第四期。下城约呈平行四边形，城墙随自然地势而建，东西长400米，南北宽300~325米，面积约13~14公顷，北部和西部被河水冲毁，东墙和东南角仍可见土坯砌筑的墙体仍高达3米，外部修有向外突出的半圆形塔楼。城墙为双层，外墙较薄、约0.7~1米厚，内墙厚约2米，内外墙之间留有2米左右宽的走廊。这种双层墙是中亚青铜时代城址就形成的传统。下城整体地势较为低平，文化堆积丰富，发现了不少灰坑，但除了一些墙体和柱洞遗迹，基本不见大型、结构复杂个人住宅或人口集中的生活街区等城市常见因素。第五期城堡和下城都未见有大的修筑活动，遗迹分布范围扩大，有些灰坑打破了城堡的墙体和地层，以及下城的外墙及塔楼。地表调查和试掘出土了大量石质镰刀等生产工具和石磨、石杵、石臼等谷物加工工具，并通过浮选发现了小麦、燕麦、小米等植物样本，表明该遗址是一处农业生产中心。城堡北门外的青铜作坊在第四期初停止生产，并用被粗布包裹紧密的陶土块封闭，似有一定宗教意义。遗址中所出陶器大多属于雅兹三期文化，从早期到晚期变化不大，第五期出现了希腊化类型陶器。结合测年数据，发掘者判断遗址的绝对年代在公元前6世纪晚期到公元前4世纪末。

该遗址为我们提供了认识中亚古典城市布局形成过程的绝佳范例。城堡在建造之初并不带有军事防御性质，而只是整个聚落的一个组成部分，承担着社会管理和宗教中心等多种功能，从城堡西南角的塔形火坛来看，后者可能更加重要。当城堡在第三期末遭到严重破坏后，当地居民才转向建造和发展下城。从第五期来看，城堡和下城均被用作进行农业生产，并不存在功能上的分野。公元前4世纪末以后，此城再未被重新利用，使我们能够了解其废弃时的状态和城址布局的形成过程。城堡与下城结合是中亚古典城市的典型布局，但很多城址后来被长期沿用，在漫长的历史时期中城堡与下城的功能逐渐分离，城堡的军事防御性质渐趋突出，下城则成为居民生活区。

马尔吉亚那的埃尔克卡拉古城，在公元前3世纪被塞琉古王朝安条克一世扩建为一座希腊化城市乔尔卡拉（Gyaur Qala），前者成为城堡，两侧连接着后者的北墙（见图二十一）。在帕提亚和萨珊时期，该城持续繁荣，并一直延续着城堡与下城的格局，直到伊斯兰时期在周围大规模修筑新城才逐渐衰落，但并未完全废弃，甚至在蒙古人入侵之后和帖木儿时期，也断续有人在此居住。

图二十一（左） 乔尔卡拉古城平面图[50]

图二十二（右） 巴尔赫古城扩建过程示意图[51]

巴尔赫古城（见图二十二）经历了类似的扩建过程，只是年代上晚得多。这座古城位于阿富汗北境马扎里沙里夫城西北约23公里，总面积达到550公顷。其城堡称为巴拉·希萨（Bala Hissar），占地150公顷，平面呈椭圆形，城墙仍保留着20多米高，外有突出的塔楼，从形制判断可能始建于阿契美尼德王朝时期，但已发掘的地层最早仅到公元前3世纪的塞琉古王朝时期。希腊化时代晚期—贵霜时期在城堡外南部扩建了下城，名为维尔·巴斯（Ville Basse），将前者作为城堡。下城在贵霜之后和伊斯兰征服之前又一度再向东扩张。帖木儿王朝时期也曾对城堡和下城最初的城墙进行大规模增筑（见图二十三）。

图二十三巴尔赫古城平面图[52]

I.Bala Hissar；IA.Vill eBasse；II.贵霜—伊斯兰之间扩建的下城；III.伊斯兰和帖木儿时期下城

综上所述，中亚早期古城形制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中亚的原始城市出现于青铜时代，大多建于较高的台地（tepe）上，城内出现神庙区、不同等级阶层居民区、手工业区等不同的功能分区。城墙大多随地势环绕聚落外围，平面呈不规则圆形。巴克特里亚出现了平面呈几何形状、形制规整的城址，可能有一定宗教性质。从这一时期开始，中亚城址就表现出较强的防御性，如城墙和城内大型建筑外墙或将墙体建造得十分厚重，或使用内外双层墙体（有些城采用长条形房间的形式），大多还加筑向外突出的塔楼。

公元前二千纪中叶到二千纪末的早期铁器时代，在考古学上相当于雅兹一期文化时期，中亚建筑了大量中小型城址，掀起一波城市化浪潮。这些城址很多在选址上邻近青铜时代遗址，可能是局部小环境改变导致，规模上比青铜时代原始城市略小，但数量大大增加，反映出技术进步、灌溉农业发展、人们适应环境的能力提升。这一时期的城址很多在城内地势最高处建造人工平台，其上再修筑居高临下的城堡，并延续着高大墙体与突出塔楼的防御性特点，部分城堡的内部结构则表现出伊朗西部米底时期建筑的影响。

公元前8~前7世纪，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中亚逐渐进入王国时期，随后阿契美尼德王朝更将中亚纳入古波斯帝国的疆域之内。这一时期是中亚古典城市布局的形成时期，即城堡与下城结合的形式。采用这种形式的城址大多并非一次性规划，而是分两次建造形成：城堡是最初的聚落遗址，平面往往呈圆形，后来随着城市的发展，在其外部扩建规模宏大的下城作为生活区，才出现二者功能上的分离。作为城堡的内城，延续了中亚一脉相承的厚重墙体和塔楼，防御性突出；而下城作为生活区，防御性则大多逊色得多。古波斯帝国的统治和继之而来的希腊化时期，极大拓展了中亚与周边世界的交往范围，交通和贸易逐渐成为除绿洲农业外推动中亚城市持续发展的另一个重要动力来源。因此，阿契美尼德王朝之后的很多城市不再迁移，而是被人们长期沿用，成为中亚历史上的名城重镇，城堡与下城结合的形式也被延续下来，成为了中亚城市的典型布局。

文中所涉遗址分布图

1.阿尔丁特佩（Altyn tepe）；2.纳马兹加特佩（Namazga tepe）；3.古诺尔特佩（Gonur tepe）；4.托格洛克（Togolok）；5.阿吉库伊（Adji Kui）；6.萨帕利（Sapalli）；7.达希利（Dashly）；8.雅兹特佩（Yaz tepe）；9.阿拉瓦利特佩（Aravalli tepe）；10.凯莱利（Kelleli）；11.厄尔肯特佩（Elken tepe）；12.乌鲁格特佩（Ulug tepe）；13.库楚克特佩（Kuchuk tepe）；14.提利亚特佩（Tillya tepe）；15.达尔弗津特佩（Dalverzin tepe）；16.马道特佩（Madau tepe）；17.埃尔克卡拉（Erk Kala）；18.巴尔赫（Balkh）；19.老坎大哈（Old Kandahar）；20.克孜勒捷帕（Kyzyl tepa）

[1] 本文为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项目“新疆罗布泊地区汉代遗存的考古学研究”（项目批准号：15XNL019）阶段性成果。文中部分资料为韩建业教授慨赠，谨致谢忱！

[2] V.M.Masson，Altyn-Depe，Henry N.Michael(trans.)，Philadelphia：The University Museum，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1988.

[3] 图片出处：Y.A.Zadneprovsky，“Early Urban Developments in Central Asia”，Iran，Vol.33 (1995)，p.156，fig.2.

[4] 图片出处V.M.Masson，Altyn-Depe，p.30，fig.11.

[5] Fredrik T.Hiebert，Origins of the Bronze Age Oasis Civilization in Central Asia，Cambridge，MA：Peabody Museum of Archaeology and Ethnology，Harvard University，1994.

[6] 古诺尔遗址的主要发掘者认为，马尔吉亚那绿洲就是波斯文献中提到的马尔古什（Margush）王国的最初居地。这里的居民属于印度—伊朗人，最早来自小亚细亚半岛，经过长期的迁徙，穿越伊朗高原，约于公元前三千纪抵达穆尔加布河三角洲，并逐渐形成规模较大的农业聚落。古诺尔遗址是这一聚落的中心，附近的凯莱利、托格洛克等绿洲应在其治下，城中大量宗教性建筑与后来出现的琐罗亚斯德教存在密切联系。这一观点曾受到研究者的强烈批评，认为发掘者用晚期的文献解释早期的考古材料，带有强烈先入为主的色彩。参见Carl C.Lamberg-Karlovsky，“The Oxus Civilization”，CuPAUAM，Vol.39，2013，pp.21-63.

[7] V.Sarianidi，“The Palace-Temple Complex of North Gonur”，Anthropology & Archeology of Eurasia，Vol.47，No.1 (Summer 2008)，pp.8-35.

[8] V.Sarianidi，“Excavations at Southern Gonur”，Iran，Vol.31，1993，pp.25-37.

[9] 图片出处：V.Sarianidi，Gonur：City of Kings and Gods，Ashgabat：Miras，2005，p.31.

[10] Carl C.Lamberg-Karlovsky，“The Bronze Age Khanates of Central Asia”，Antiquity，Vol.68(259)，1994，pp.398-405.

[11] 图片出处：http://heritageinstitute.com/zoroastrianism /merv/gonur.htm

[12] 图片出处：Fredrik T.Hiebert，Origins of the Bronze Age Oasis Civilization in Central Asia，Cambridge，MA：Peabody Museum of Archaeology and Ethnology，Harvard University，1994，p.21，fig.2.7.

[13] 图片出处：Gabriele Rossi Osmida，Adji Kui Oasis：The Citadel of the Figurines，Vol.1，Venice：Centro Studi Ricerche Ligabue，2007，p.47.

[14] 图片出处：A.A.Askarov，“South Uzbekistan in the Second Millennium B.C.”，in Philip L.Kohl ed.，The Bronze Age Civilization of Central Asia：Recent Soviet Discoveries，New York：M.E.Sharpe.Inc，1981，pp.256-260.

[15] 图片出处：A.A.Askarov，“Southern Uzbekistan in the Second Millennium B.C.”，in Philip L.Kohl ed.，The Bronze Age Civilization of Central Asia：Rencent Soviet Discoveries，New York：M.E.Sharpe，Inc.，p.256，fig.2.

[16] 图片出处：Fredrik T.Hiebert，Origins of the Bronze Age Oasis Civilization in Central Asia，Cambridge，MA：Peabody Museum of Archaeology and Ethnology，Harvard University，1994，p.18，fig.2.3.

[17] Carl C.Lamberg-Karlovsky，“The Bronze Age of Bactria”，in Giancarlo Ligabue & Sandro Salvatori ed.，Bactria：An Ancient Oasis Civilization from the Sands of Afghanistan，Venice：Erizzo，1988，pp.15-21.兰伯格认为，发掘者的观点是套用了美索不达米亚“神权—王权”的解释模式，若从农业与畜牧的视角出发，将两座建筑定性为市场与驿站也未尝不可。

[18] 图片出处：Carl C.Lamberg-Karlovsky，“The Bronze Age of Bactria”，in Giancarlo Ligabue & Sandro Salvatori ed.，Bactria：An Ancient Oasis Civilization from the Sands of Afghanistan，p.16，fig.1，p.19，fig.5; http://www.heritageinstitute.com/zoroastrianism/balkh/dashly.htm; Victor Sarianidi，Margush：Mystery and Truth of the Great Culture，Aşgabat：Türkmen döwlet neşirẏat gullugy，2009，p.304.

[19] Maurizio Cattani，“The Final Phase of the Bronze Age and the ‘Andronovo Question’ in Margiana”，in Sandro Salvatori & Maurizio Tosi ed.，The Bronze Age and Early Iron Age in the Margiana Lowlands，Oxford：BAR International Series 1806，2008，pp.133-151；J.Lhuillier，“Ulug-depe and the Transition Period from Bronze Age to Iron Age in Central Asia：A Tribute to V.I.Sarianidi”，in N.A.Dubova et.al ed.，Transactions of Margiana Archaeological Expedition，Vol.6，Moscow：N.N.Miklukho-Maklay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nd Anthropology of Russian Academy of Sciences，2016，pp.509-521.

[20] 根据20世纪50年代对雅兹遗址的发掘，苏联考古学家最初将中亚早期铁器时代的开端定为公元前900年。经过几十年的考古材料积累和碳十四测年技术的应用，目前学术界将这一起点调整为公元前1500年。参见M.Cattani & B.Genito，“The Pottery Chronological Seriation of the Murghab Delta from the End of the Bronze Age to the Achaemenid Period：A Preliminary Note”，in A.Gubaev，G.Koshelenko & M.Tosi，The Archaeological Map of the Murghab Delta：Preliminary Reports 1990-95，Rome：IsIAO，1998，pp.75-76.

[21] 苏联考古学家认为，经济发展在这一时期已导致社会和政治上发生了变革，由贵族阶层或部落酋长控制的军事民主政体在各绿洲普遍出现。这种观点无疑是苏联意识形态影响的产物。

[22] A.Askarov，“The Beginning of the Iron Age in Transoxania”，in A.H.Dani & V.M.Masson ed.，History of Civilizations of Central Asia，Vol.1，The Dawn of Civilization：Earliest Times to 700 B.C.，Paris：UNESCO，pp.441-458.

[23] V.M.Masson & V.I.Sarianidi，Central Asia：Turkmenia Before the Achaemenids，Ruth Tringham trans.& ed.，London：Thames and Hudson，1972，pp.158-163.

[24] 图片出处：A.Gubaev，G.Koshelenko & M.Tosi，The Archaeological Map of the Murghab Delta：Preliminary Reports 1990-95，Roma：IsIAO，1998，p.270; V.M.Masson & V.I.Sarianidi，Central Asia：Turkmenia Before the Achaemenids，Ruth Tringham trans.& ed.，London：Thames and Hudson，1972，pp.162-163，fig.46; V.M.Masson，Drevnezemledelʹcheskaja kulʹtura Margiany，Materialy i issledovanija po arkheologii SSSR，vol.73，Moscou：Nauka，1959，p.76，fig.24.

[25] 图片出处：Olivier Lecomte，“Entre Iran et Touran，recherches archéologiques au Turkménistan méridional (2001-2006)”，in Comptes rendus des séances de l'Académie des Inscriptions et Belles-Lettres，année，N.1，2007，p.220，fig.14; Wu Xin & Olivier Lecomte，“Clay Sealings from the Iron Age Citadel at Ulug Depep”，Archéologische Mitteilungen aus Iran und Turan，Band 44，2012，p.316，fig.2.

[26] Johanna Lhuillier，Julio Bendezu-Sarmiento & Olivier Lecomte，“Ulug-Depe in the Frame of Turkmenistan Iron Age：An Overview”，Iranian Archaeology，No.4，2013，pp.78-89.

[27]Rémy Boucharlat，Henri-Paul Francfort & Olivier Lecomte，“The Citadel of Ulug Depe and the Iron Age Archaeological Sequence in Southern Central Asia”，Iranica Antiqua，Vol.XL，2005，pp.479-507.

[28] Rémy Boucharlat，Henri-Paul Francfort & Olivier Lecomte，“The Citadel of Ulug Depe and the Iron Age Archaeological Sequence in Southern Central Asia”，Iranica Antiqua，Vol.XL，2005，pp.485-487.

[29] 图片出处：M.Roaf，“Media and Mesopotamia：History and Architecture”，in J.Curtis ed.，Later Mesopotamia and Iran：Tribes and Empires 1600-529 BC，London：The Trustees of the British Museum，1995，pp.54-66，fig.27-28.

[30] A.A.Askarov，“Kuchuk-tepe：Spätbronzezeitliche and Ältereisenzeitliche Siedlung in Süd-Uzbekistan”，Beitrage zur Allgemeinen und Vergleichenden Archĕologie，Vol.4，1982，pp.1-22.

[31] 图片出处：Askarov A.A.et Al’baum L.I.，Poselenije Kuchuktepa，Tachkent：FAN，1979，fig.1，5-6，8-9.

[32]V.I.Sarianidi，Khram i Nekropol’ Tilljatepe，Moscou：Nauka，1989，fig.5; Viktor Sarianidi，“Soviet Excavation in Bactria：The Bronze Age”，in Giancarlo Ligabue & Sandro Salvatori ed.，Bactria：An Ancient Oasis Civilization from the Sands of Afghanistan，Venice：Erizzo，1988，pp.113-114.

[33] 图片出处：V.I.Sarianidi，Khram i Nekropol’ Tilljatepe，Moscou：Nauka.，fig.2.

[34] Bruno Genito & Alexej Gricina，“The Archaemenid Period in the Samarkand Area(Sogdiana)”，Newsletter Archeologia(CISA) ，numero 0，2010，p.125.

[35] 图片出处：Johanna Lhuillier & Claude Rapin，“Handmade Painted Ware in Koktepe：Some Elements for the Chronology of the Early Iron Age in Northern Sogdiana”，in Marcin Wagner ed.，Pottery and Chronology of the Early Iron Age in Central Asia，Warszawa，2013，p.30，fig.1.

[36]〔苏联〕李特文斯基：《1967-1977年苏联学者对古代中亚历史和文化史的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考古学参考资料3~4》，文物出版社，1980年，第79页。

[37] E.E.Kuzmina，“The ‘Bactrian Mirage’ and the Archaeological Reality On the Problem of the Formation of North Bactrian Culture”，East and West，Vol.26，No.1/2(March-June 1976)，pp.111-131; A.Askarov，“The Beginning of the Iron Age in Transoxania”，in A.H.Dani & V.M.Masson ed.，History of Civilizations of Central Asia，Vol.1，The Dawn of Civilization：Earliest Times to 700 B.C.，Paris：UNESCO，1992，pp.441-458.

[38]M.A.Dandamayev，“Media and Achaemenid Iran”，in Janos Harmatta，B.N.Puri & G.F.Etemadi ed.，History of Civilizations of Central Asia，Vol.II，The Development of Sedentary and Nomadic Civilizations：700 B.C.to A.D.250，Paris：UNESCO，pp.35-65.

[39] Warwick Ball & Jean-Claude Gardin ed.，Archaeological Gazetteer of Afghanistan：Catalogue Des Sites Archéologiques D'Afghanistan，Vol.1，Paris：ADPF，1982，no.36-38; Viktor Sarianidi，“Soviet Excavation in Bactria：The Bronze Age”，in Giancarlo Ligabue & Sandro Salvatori ed.，Bactria：An Ancient Oasis Civilization from the Sands of Afghanistan，Venice：Erizzo，1988，pp.112-114.

[40] 图片出处：Henri-Paul Francfort，“The Cultures with Painted Ceramics of South Central Asia and Their Relations with the Northeastern Steppe Zone(Late 2^nd-Early 1^st Millennium BC)”，in R.Eichmann and H.Parzinger ed.，Migration und Kulturtransfer：Der Wandel vorder-und Zentralasiatischer Kulturverhältnisse im Umbruch vom 2.zum 1.Vorchristlichen Jahrtausend，Bonn：Dr.Rufolg Habelt GmbH，2001，p.227，fig.2-2; https://archeorient.hypotheses.org/7019

[41] 图片出处：F.R.Allchin & Norman Hammond ed.，The Archaeology of Afghanistan：From Earliest Times to th Timurid Period，London & New York & San Francisco：Academic Press，1978，p.216，figs.4.22-4.24.

[42] 图片出处：Georgina Herrmann，V.M.Masson & K.Kurbansakhatov，“The International Merv Project，Preliminary Report on the First Season (1992)”，Iran，Vol.31 (1993)，p.47，fig.7.

[43] Z.I.Usmanova，“New Material on Ancient Merv”，Iran，Vol.30 (1992)，pp.55-63；Georgina Herrmann，V.M.Masson & K.Kurbansakhatov，“The International Merv Project，Preliminary Report on the First Season (1992)”，Iran，Vol.31 (1993)，pp.39-62.

[44] Sandro Salvatori，“The Margiana Settlement Pattern from the Middle Bronze Age to the Parthian-Sasanian：A Contribution to the Study of Complexity”，in Sandro Salvatori & Maurizio Tosi ed.，The Bronze Age and Early Iron Age in the Margiana Lowlands，Oxford：BAR International Series 1806，2008，pp.67-71.

[45] Frantz Grenet，“Balk：vi.Monuments of Balk”，Encyclopaedia Iranica，Vol.III，Fasc.6，New York：Routledge，1988，pp.594-595.

[46] Svend W.Helms，Excavations at Old Kandahar in Afghanistan，1976-1978，Stratigraphy，Pottery and Other Finds，Oxford：BAR International Series，1997.

[47] Xin Wu，Leonid M.Sverchkov & Nikolaus Boroffka，“The 2010-2011 Seasons of Excavations at Kyzyltepa(VI-IVth Centuries BCE)，Southern Uzbekistan”，Iranica Antiqua，Vol.LII，2017，pp.284-362.

[48] 图片出处：Xin Wu，“Land of the Unrule-ables：Bactria in the Achaemenid Period”，in Kathryn O.Weber et al.ed.，Fitful Histories and Unruly Publics：Rethinking Temporality and Community in Eurasian Archaeology，Leiden/Boston：Brill，2017，p.272，fig.10.2.

[49] 图片出处：Xin Wu，“Land of the Unrule-ables：Bactria in the Achaemenid Period”，in Kathryn O.Weber et al.ed.，Fitful Histories and Unruly Publics：Rethinking Temporality and Community in Eurasian Archaeology，Leiden/Boston：Brill，2017，p.274，fig.10.3.

[50] 图片出处：Georgina Herrmann，V.M.Masson & K.Kurbansakhatov，“The International Merv Project，Preliminary Report on the First Season (1992)”，Iran，Vol.31 (1993)，p.45，fig.5.

[51] 图片出处：Henri-Paul Francfort，“Asie centrale”，Archéologie de l'empire achéménide：nouvelles recherches，(Persika，6)，sous la direction de P.Briant et R.Boucharlat，Paris：de Boccard，2005，p.331，fig.6.

[52] 图片出处：Frantz Grenet，“Monuments of Balk”，in Ehsan Yarshater ed.，Encyclopaedia Iranica，Vol.III，New York，1989，p.595，fig.15.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北方民族考古研究所、出土文献与中国古代文明研究协同创新中心)

编排：陈   霞

审校：宋   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