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波：隋代大兴城的西域胡人及其聚居区的形成

来源：《西域研究》2011年第2期

隋唐两朝的东、西两京长安和洛阳，[1]是帝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吸引着四面八方的异邦人士不断前来，流连其间，并逐渐定居下来。在这些外来人士中，西域胡人特别是来自中亚的粟特胡人占了相当大一部分，两京地区也成为唐代胡人活动最为集中的区域。关于唐代长安的粟特胡人，前人已有不少研究讨论，但对于唐以前的情形，则少有人论述。学者指出，长安自汉魏以来，一直是胡人聚集之地，而其中粟特人的东来，以唐朝时为最盛。入唐以后，长安成为粟特商人集中的地方，也是粟特来华使臣、质子及随突厥投降的部落首领、子弟定居之地，加上前来传播佛教、景教、摩尼教的僧徒信士，长安成为粟特胡人在华最重要的聚集地之一。[2]

唐代长安的粟特人主要居住在东、西两市附近，特别是西市周边诸坊。围绕两市，分别形成了以西市为中心的街西胡人聚居区和以东市为中心的街东胡人聚居区。这样较大范围内存在的外来族群聚居区，它们到底是怎样形成的？成于何时？是同时形成的吗？有什么异同？对于这些问题，笔者会另撰文详述。在此需要指出的是，尽管我们将它们相提并论，但事实上，这两个聚居区并非同步发展的，二者当中街西胡人聚居区更为引人关注，这不仅在于这一胡人聚居区的范围更大，内涵更为丰富，还在于它的历史比起街东要久远一些，它的雏形甚至可以追溯到隋代初年。

讨论胡人聚居区，首先应关注生活其间的胡人。隋唐长安城的胡人，并不都是新来乍到的。有些是早在北朝末年甚至更早时候就进入中国并定居下来的，由近年来西安北郊发现的北周末年卒于长安的粟特胡人史君、安伽、康业及罽宾胡人李诞墓葬出土文物可知，北周时期的长安城内就有一些粟特胡人及来自西域其他地区的胡人活动。[3]隋取代北周，迁都大兴城（即长安城）后，这些胡人也应随同其他长安居民迁入新都，此外，随着隋与西域地区的沟通交流的增多，也有一些胡人不断前来长安。无论是以哪种方式来到长安的，这些外来的胡人在长安是住在哪里，都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关于隋代大兴城生活的粟特胡人和其他西域地区的胡人，史籍直接提到的似乎并不多，目前所知，有何妥、何稠、左领军将军史万岁、隋末由于阗入居长安的尉迟跋质那及乙僧父子、突厥开府仪同三司鲜于遵义等人。事实上，从一些材料可以推知，当时大兴城内生活有不少胡人，特别是来自中亚的粟特胡人。宋人董逌在其《广川画跋》卷四“书常彦辅祆神像”条，曾提到一条与祆祠有关的重要材料：[4]

尽管这段文字所述有不确之处，但材料本身的真实性还是可以信赖的，学者也据此指出隋人已有奉火祆教者。[5]火祆教即源自西亚的琐罗亚斯德教，是中亚粟特胡人的主要宗教信仰。其初传中国至晚是在西晋时期，即公元3世纪末4世纪初，将之传入中国的是来华经商的粟特胡人。[6]

在粟特胡人入华迁徙定居的过程中，无论在何地，祆祠与胡人聚居区的密切关系都是显而易见的。据敦煌写本S.367《沙州伊州地志》，“贞观中（627～649年），康国大首领康艳典东来，居此城，胡人随之，因成聚落，亦曰典合城。上元二年（675年）改为石城镇，隶沙州。”[7]在这一胡人聚落中，有其所立“祆舍一所”[8]。此处的“祆舍”和文献中记载的“祆祠”同义，即聚落内胡人的宗教活动场所。石城镇粟特胡人聚落内的祆舍与聚落本身之间有非常明确的共存关系，以及吐鲁番、敦煌、凉州等地粟特聚落内存在的类似现象，都说明这样一个事实：哪里有粟特胡人聚落，哪里就有其民众信仰中心——祆祠的存在；[9]作为宗教信仰核心出现的祆祠的存在，背后依托的一定是相当数量的胡人住户。[10]因此，由祆祠与粟特聚落的关系来看“立祠颁政坊”之举，可以推知隋初颁政坊周边一带已经生活有为数不少的胡人，而且很有可能颁政坊是粟特胡人在隋唐长安城内较早聚居的一个坊里。[11]

上引《广川画跋》这条材料不仅提示我们隋代大兴城内粟特胡人的存在，也为考察这些胡人居第分布提供了一些线索。胡人在北周长安城和隋长安城（大兴城）的居地分布，史籍中几乎没有留下太多记录，仅有寥寥几条，[12]如韦述《两京新记》记录了史万岁的宅第是在城南街西靠近延平门的待贤坊，[13]张彦远《历代名画记》记载尉迟乙僧家族在街西毗邻西市的居德坊内，后为奉恩寺，[14]鲜于遵义宅是在居德坊西北隅。[15]值得注意的是，这几个坊里都是位于街西，而立有祆祠的颁政坊同样也是位于街西，是在第二街街西自北向南第三坊，靠近皇城一带。从这几个胡人所居坊里的位置来看，隋代胡人主要是在街西一带活动。

进入长安城的胡人为什么多是在街西而非街东居住生活？是胡人随意择地的结果还是隋朝政府迁入新城时的有意规划安排？现存材料虽然非常有限，但细加分析可以看出后者的可能性要更大一些。

隋大兴城位于汉魏长安城东南，是开皇二年（582年）由高颍主持、宇文恺总负责规划设计，阎毗、何稠等人参与营建的。这是一个有着明确设计理念以凸显不同区位功能的规模宏大的全新都城，居民区较之前朝明显扩大，学者指出，这固然与隋朝的经济、文化发展有关，但从其设计意图推测，主要还是承袭曹魏以来都城为了直接控制大量人口的需要而规划的。[16]统治者对于不同身份职业的人在城市中居地位置的规划，《管子·小匡篇》提出的原则是：“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民也。不可使杂处，杂处则其言咙，其事乱。”[17]“四民不杂处”这一原则在日后一些王朝都城的规划实践中也有所执行，[18]慎重对待四民宅第分布是很有必要的，但不“杂处”在很多情况下是不太现实的。据研究，隋大兴城建成之初，各色人等住宅在城市内部的分布，普遍是错杂而居，但也存在一定程度的分区，如处于上层的高官贵戚在大兴城中选择住宅时，有较多人更为偏好城市的西部。[19]这也表明，对于迁入大兴城后的宅第所在，高官显贵们是有一定的优先选择权的。不过，还有一些看来是被有意安置的，如隋炀帝的藩邸是在紧邻皇城外的朱雀大街东侧、北距皇城正门朱雀门仅一坊之隔的开化坊，而隋文帝其他诸子则是被安排在空旷偏远的城南诸坊建宅。[20]对于这些特权阶层，统治上层肯定会在顾全大局的情况下充分照顾他们的个人利益，而且他们人数有限，安置规划操作起来也相对容易一些，而对于数量众多的普通百姓来说，政府似乎不太可能任由他们自由选择，否则大家可能都会挑选地理位置优越、交通方便的坊里，势必造成某些坊里人口过多而某些坊里无人问津的不平衡局面。因此，在迁入大兴城之际，普通民居的分布安排可能还是由政府来负责规划的，特别是外来胡人在都城内的住宅分布，无论对于政府来说，还是对于胡人住户自身而言，都不是一个无关紧要的问题，更应重视。隋之前诸多王朝对于外来入朝人员都有专门机构负责安置在特定区域，[21]特别是北魏洛阳城，有意吸纳很多外来归附者进入洛阳城，政府对于这些人在城市中的安置规划也非常重视，《洛阳伽蓝记》对此记载如下：[22]

面对众多归附的四夷来客，北魏洛阳城的规划者们在城外洛水以南、伊水之北选择特定区域，并赋予别有深意的里名，对他们加以妥善安置。[23]如此良苦用心，主要是为了加强政府对四夷归化者的有效管理和控制，[24]同时可能也有出于便利外来人士日常生活的考虑，让来自同一地区、生活习惯和文化背景相同的人生活在一起，在陌生的语言、文化环境下可以拥有一个小的母语环境，这样可以减少他们在异乡的不适应感和抗拒感。不过，这种将外来人口聚居区置于远离城市核心区域的边缘地带，与其他普通居民区完全区别隔开的做法，也有它明显的弊端，就是会给居住其间的归附者造成一定的心理压力，觉得自己是被置于主流社会之外，不太利于他们更快认同并融入到主流社会中。[25]

隋代大兴城胡人聚居区是在充分考虑到所选城址的地理位置、地形特点的前提下，承袭北魏洛阳城和东魏、北齐邺都南城的城市布局建造而成的，可能在外来归化者的宅第这一问题上，某种程度上也借鉴了北魏洛阳城的做法。不过，从现有材料来看，隋代统治者虽没有像北魏政府那样特意划出一个区域来严整规划外来居民，但也没有任由他们散布全城，随意与其他普通居民杂居，而是将他们规划在大兴城朱雀大街以西这一区域，特别是西市周边一些坊里。对此，从这一带坊里的命名可透露一些端倪。众所周知，隋唐长安城坊里不仅布局排列规整，坊名也大多寓意深远。考察街西特别是西市周边一些坊里的名称，不难看出大兴城的设计者在这一区域坊里规划方面有意突出对外政治宣传功能，这一点和北魏洛阳城的做法相似。比如，西市南邻的怀远坊之名有“怀柔远夷”的意思；与之东西隔街相望的弘化坊，取意为向外来者“弘传王化”[26]。因此，从坊名来看，怀远坊、弘化坊有可能从一开始就计划是安置胡人的区域，隋朝政府在坊名选取上用心良苦，也是试图招徕更多胡人。[27]隋代统治者将西域胡人居住地纳入到城市当中，让他们在与其他长安市民错杂而居的情况下，又可以保留相当的自由度，允许小范围的聚居，这种做法，比起北魏洛阳城那种很强的居住隔离的做法（即将四方归化者全部置于洛阳城外，与内城完全隔离开来），显然更为开放、进步得多。

大兴城的规划者将外来胡人安置在街西诸坊里，可能是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考虑：

首先，可能考虑到街西的地理方位与西来胡人之关系。街西坊里有靠近城西的金光门、开远门。据学者研究，向西出入长安城，无论是西去咸阳通西域，还是西北经泾阳趋塞北，多取开远门，金光门次之。[28]从东郭春明门至西郭金光门之间的大街，即联通东西两市的朱雀门前横街，不仅是长安城内部沟通的要道，也是通往城东、城西的交通主干道。因此，相对于街东来说，将胡人安置在街西一边，有利于西来胡人之安顿及与西方的沟通。

其次，将胡人居地规划在朱雀大街以西，可能也和隋代处理外交事务场所的方位有一定关系。从现有材料来看，这一方位是“西”，比如，隋王朝处理对外交往事务的鸿胪寺及其下所属之蕃客馆，[29]都是位于长安城中轴线以西。据宋敏求《长安志》卷七，宫城之外、皇城西侧靠近含光门的“承天门街之西，第七横街之北”，“从东第一，鸿胪寺；次西，鸿胪客馆。”[30]有学者认为隋之蕃客馆即唐之鸿胪客馆，[31]则有隋一代，负责王朝外交事务的鸿胪寺及蕃客馆的位置是在西边。[32]

将鸿胪寺这类的外事机构安排在城市的西边，也可能是古制的一种延续。[33]作为向四方“酋渠首领”及使节提供食宿的客馆，隋代的蕃客馆和魏晋的客馆、北魏的四夷馆以及唐代的鸿胪客馆、礼宾院，皆与汉代的蛮夷邸有一脉相承的关系。[34]蛮夷邸在西汉都城长安城中的位置，依《三辅黄图》是在藁街，[35]但遗憾的是其具体位置不明。有学者考证藁街可能是直城门大街或横门大街，蛮夷邸是在北临直城门大街和横门大街南端的未央宫北阙附近，[36]位于汉长安城的西南角。

隋代政府在对外交往方面偏好于西，不仅表现在将大兴城外郭城西面由北向南第一门名为“开远”，或许还可从下面这件事看出。大业十年（614年），隋兵部侍郎斛斯政叛投高丽，后高丽遣使求降，遂囚送斛斯政至京城长安，被炀帝在“公卿百僚”面前公开处决。值得注意的是，处决地点并非文献中常见的西市，[37]而是选择在城西的城门这一特殊的公开场合。尽管有文献记载是在开远门，也有记载是在金光门，[38]但是在城西一城门处是无疑的。按说自高丽东来进入长安，必经城东的通化门或春明门，因此，无论是在哪个门，处理这一具有震慑、警示目的的涉外事件，选择了城西的城门，很可能就像我们上文分析的，长安城的“西”区自隋初以来即与涉外事宜的联系更为密切一些。

再者，隋朝政府当时安排在长安生活的外来胡人时也要顾及他们的生存状况，也就是说，要考虑他们的身份和职业。尽管自北朝末年直到隋，在长安生活的胡人中有一些入仕宫廷，但大部分胡人在此还是从事他们最为擅长的商业活动，这一点由西安北郊发掘的几座胡人首领墓葬图像上一再出现的胡人外出商旅图反映得很清楚。关于中国古代都城居民住宅的布局规划，《管子·大匡篇》明确指出：“凡仕者近公，不仕与耕者近门，工贾近市。”[39]即商人与市场的天然联系决定了商人居地的选择最好是在市场附近。现有材料表明，隋代大兴城的设计规划者在具体实践中是贯彻了这一原则的。

隋代大兴城内有东、西二市，并有专称。东市名“都会”，西市名“利人”。[40]东、西二市位于朱雀门街前的东西横街上，这条街也就是东郭春明门至西郭金光门的大街，是长安城内及通往城东、城西的交通主干道。关于隋大兴城市场周边的居民，《两京新记》保留了零星几条资料：

这几条材料都是隋文帝开皇初年长安人舍（或市）宅为寺的例子，前两条材料明确记载其人是为“富商”，第三条材料虽仅言“邑人”张绪，但从其可买下长安县令屈突盖宅第可推知，他可能也是家赀不薄。若此推断不误，那这几个例子表明这些富商在这些坊里的宅第应该是从甫迁入大兴城即拥有的。值得注意的是，这几个坊都在西市利人市周边。虽然仅有少数几个例子，但很可能反映了当时的普遍情况，即西市附近诸坊分布有商人宅第，这很可能是出于隋朝政府最初“工商近市”的考虑安排，把商人宅第安排在市场周边坊里，这种空间上的靠近有利于商人的经营活动。如富商张通妻陶贵，其宅在怀德坊东门之北，[41]去紧邻的西市卖饭，自然是非常方便。

如果说从北周的旧长安城新迁大兴城之际，胡人在长安的居住地如同其他长安普通居民一样，更多是出于隋朝政府有意识的规划安排的结果的话，那么在此之后，将这一区域发展成为一个较大范围的胡人聚居区，居住情况的变化则更多的是外部条件的限制和胡人自身的推动。

首先，无论古今中外，与同一族群的人聚居是移民进入新的生活环境后普遍或者说本能的选择。社会学家指出，移民聚居区基本上有两种类型：一类是国际移民形成的，另一类是国内移民社区。据此分类，我们所要讨论的隋唐长安的粟特胡人聚居区属于国际移民聚居区，形成的原因主要是移民和流入地社会之间文化的隔阂。[42]这种解释用于隋唐之际长安城出现的胡人聚居区也是合适的，因为没有资料显示隋唐之际的胡人在长安的聚居是出于外部的社会压力，即受主流族群的歧视和排挤，相反，从北周末年胡人在北周政权中的作用以及凉州安氏胡人家族在李唐王朝政权建立过程中的作用来看，[43]胡人当时在统治阶层那里是颇受重视的。统治上层对于西域政权在某些时候甚至是主动示好，以图招徕更多胡人。因此，胡人在长安城内的聚居，更多地是基于他们自愿。毕竟对于很多胡人，特别是初来乍到的胡人来说，语言不通、生活习惯不同，要想尽快消除沟通障碍，顺利融入主流社会，并非易事，在此情况下，他们可能更愿意群居在一起，以减少一些不适应，在异乡也可享有一种安全感。

其次，正如上文已经强调的，尽管已经有一些胡人入仕隋廷，但大部分前来长安的胡人还是以经商为生，西市作为大兴城内的一个重要的商业活动中心，对于这一部分胡人来说，就如磁石一般具有超强的吸引力。[44]因此，在选择居地时，他们就会依照隋朝政府初入大兴城时所规划的朱雀街西这一大范围内，自觉主动地向他们赖以营生的西市慢慢靠近，从而日渐在西市周边形成了一个比较明确的胡人聚居区。虽然很遗憾目前尚未发现有表明隋大兴城西市和胡人之间密切关系的资料，但隋末洛阳的一条材料可能会对探讨此问题有所帮助。《资治通鉴》“炀帝大业六年（610年）”记，隋炀帝曾将诸蕃酋长集中到洛阳，“诸蕃请入丰都市交易，帝许之。”[45]隋代洛阳有三市：丰都市、通远市和大同市，即唐时的南、北、西三市。三市之中，域外来客点名要去南市丰都市贸易，由此足可见该市在洛阳三市中之商业繁荣程度及对外来人士之吸引力。据学者研究，洛阳南市和长安西市一样，多胡商活动。[46]而洛阳出土的唐代粟特胡人墓志也表明，洛阳的粟特胡人就主要集中在南市周边诸坊，北市附近仅有个别人家，[47]而且南市西坊内还建有商胡祈福时所用的胡祆神庙，[48]市场对于以经商闻名的粟特胡人的吸引力由此可见一斑。以粟特胡人在商业领域一贯表现出来的敏感、精明来推断，这一吸引力在他们那里会产生不小效应，新来的粟特胡人在大兴城内选择居住地时不可能不考虑到市场、地理位置的因素。毕竟，在同样的外部条件下，越靠近市场的地方，商业活动、日常生活越方便一些。

以上我们对隋代大兴城朱雀街西的胡人聚居区存在的情况做了一番尽可能的勾稽，受材料所限，对于一些问题我们尚不能给出确定的答案，但可以肯定的是，唐代长安城西市周边胡人聚居区的出现，并非始自唐朝，而是在隋时已初具雏形，胡人在街西的聚居很可能是隋朝政府有目的规划安排的一个初步显现，而将这一区域发展成一个外来族群特别是西域胡人的聚居区，则是和城市中日渐增多的胡人自身分不开了。尽管在中国境内丝路沿线主要城镇都有粟特胡人聚落存在，但隋唐时期的很多胡人进入中国后，目标很明确，就是直奔都城长安。无论是慕“王化”而来，还是为了追求商业利益，作为都城的长安所具备的吸引力是其他地方望尘莫及的。对于胡人而言，帝国的都城相较其他地方而言都是再合适不过的选择，这里不仅有更多的商业机会，而且有业已存在的胡人移民社会可以依靠，对于初来乍到的胡人来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可以减少一些他们在异乡的陌生感和不安全感，帮助他们更快地实现自己的目标。

[1] 按，隋代长安称大兴城，本文为叙述方便，统称时用“长安”，专讲隋代时则用“大兴”。隋代东西二市也各有专名，同样为叙述方便，我们一般情况下均用东西二市称之。

[2] 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三联书店，1957年，第1～116页；荣新江：《北朝隋唐粟特人之迁徙及其聚落》，见氏著：《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三联书店，2001年，第76～85页。

[3] 关于这些胡人，可参看拙文：《论北周时期的胡人与胡化》，《文史》2005年第4辑；福島恵：《罽賓李氏一族攷——シルクロードのバクトリア商人》，《史学雑誌》第119編第2号，2010年，第35～58页。

[4] 录文引自林悟殊：《唐人奉火祆教考辨》一文，据中山大学馆藏本著录。见林悟殊：《波斯拜火教与古代中国》，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5年，第157页。

[5] 林悟殊：《波斯拜火教与古代中国》，第158页。

[6] 荣新江：《祆教初传中国年代考》，载《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第293页。

[7] 池田温：《沙州图经略考》，载《榎博士还历记念东洋史论丛》，东京：山川出版社，1976年，第91～93页；唐耕耦等：《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一，书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39页。

[8] 敦煌写本P.5034《沙州图经》卷五，见池田温：《沙州图经略考》，第97页；《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一，第37页；荣新江：《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第42页。

[9] 荣新江：《北朝隋唐粟特聚落的内部形态》，载《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第158～160页。

[10] 一个粟特聚落建立一座祆祠需要有多少粟特胡人民众，具体数目并不清楚，韩森先生认为至少是40人左右，参看韩森撰；王锦萍译：《从吐鲁番、撒马尔罕文书看丝绸之路上的贸易》，新疆吐鲁番学研究院编：《吐鲁番学研究——第三届吐鲁番学暨欧亚游牧民族的起源与迁徙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631页。笔者以为，很可能并无一个严格的具体数目要求，而是依具体情况而定。

[11] 虽然从现有材料来看，尚无一户颁政坊内粟特胡人的具体例证，这可能是因为目前所掌握的长安坊里胡人居住分布状况本身材料就不够丰富，且全都是唐代的材料，因此并不足以反驳隋初颁政坊及其周边有胡人聚居的推论。此外也应考虑到这样一个事实：颁政坊过于靠近宫城、皇城，而距离许多胡人赖以营生的商业中心西市相对稍远一些，因此也有可能该坊后来日渐退出胡人居住地的选择范围。

[12] 上文提及的北周这些粟特胡人在长安的葬地相距很近，墓葬中也都出土了墓志，但很遗憾墓志中并未提及他们的居第所在，不过，与粟特人关系密切的罽宾人李诞是居于“万年里”宅，学者认为这可能是北周长安城内里坊之一，但具体位置尚有待进一步考证。程林泉，张翔宇，张小丽：《西安北周李诞墓初探》，《艺术史研究》第7辑，中山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04页。

[13] 《太平广记》卷三二七引《两京新记》卷三。

[14] 《历代名画记》卷三。

[15] 《长安志》卷一○：“（居德坊）西北隅，普集寺。开皇七年，突厥开府仪同三司鲜于遵义舍宅所立。”

[16] 宿白：《隋唐长安城与洛阳城》，《考古》1978年第6期。

[17] 《管子校注》（新编诸子集成本），中华书局，2004年，第400页。

[18] 如刘淑芬先生指出的，北魏在营建都城方面有士庶异居、伎作不杂处的传统，孝文帝在营建洛阳之初，为使“寺署有别，四民异居”，在城内外划分各个特定区域，以安置不同身份职业的人。见其《六朝的城市与社会》，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92年，第180～182页。

[19] 这从妹尾达彦先生对隋代大兴城内高官贵戚居第的统计及所绘示意图上即可看出，见氏著：《唐長安城の官人居住地》，《東洋史研究》第55卷第2号，1996年，第38～39页。最近，辛德勇先生依据韦述《两京新记》、宋敏求《长安志》及考古发现等材料，统计隋代部分高官贵戚住宅，撰成《隋大兴城坊考稿》一文，见《燕京学报》（新二十七期），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5～48页，这篇文章对于我们分析隋代大兴城住户的情况提供了非常重要的资料。他还结合唐临《冥报记》等书的记载，进一步追溯了中国古代城市特别是历代都城的演变历程，指出造成这种择地时“重西轻东”现象的是“西者为上”的传统习俗，见辛德勇：《〈冥报记〉报应故事中的隋唐西京影像》，《清华大学学报》2007年第3期；此据陈平原，王德威，陈学超编：《西安：都市想象与文化记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34～143页。

[20] 据《两京新记》卷三“归义坊”条：“隋文帝以京城南面阔远，恐竟虚耗，乃使诸子并于南郭立第。时秀有宠，封土殷富，起第最华。秀死后没官，为家令寺园。”蜀王、汉王、秦王、蔡王宅第分别在归义、昌明、道德、敦化四坊。见宿白：《隋唐长安城与洛阳城》，《考古》1978年第6期。

[21] 王静：《中国古代中央客馆制度研究》，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4～71页。

[22] 杨衒之撰；范祥雍校注：《洛阳伽蓝记校注》卷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160～161页。

[23] 关于北魏洛阳四夷馆及四夷里的设置时间、具体位置及居住人员等，参看王静：《中国古代中央客馆制度研究》，第52～66页。

[24] 刘淑芬先生认为，北魏政府对于这些安置归顺降服者的坊里有严密的管制，不许任意迁往他坊居住，见《六朝的城市与社会》，第427页。

[25] 这一点从上引《洛阳伽蓝记》引文中略而未引的萧宝寅的例子看得很清楚。

[26] 唐时为避孝敬皇帝李弘讳改名崇化坊，见〔清〕徐松撰；张穆校补；方岩点校：《唐两京城坊考》卷四，中华书局，1985年，第125页。李弘，显庆元年（656年）被立为皇太子。上元二年（675年）薨，谥为“孝敬皇帝”，见《新唐书》卷八一《孝敬皇帝弘传》，中华书局，1975年，第3588～3590页。“崇化”一名甚至与8世纪初唐西州高昌县粟特胡人聚居的“崇化乡”名字完全一致。唐将“弘化”改为“崇化”，取名用义相同，不过主宾颠倒而已。而且，无论“弘化”抑或“崇化”，与敦煌从化乡粟特聚落之“从化”皆取义相近，皆含有以中原文明开化边夷之意。

[27] 吴玉贵先生早已注意到西市周边坊里的名称问题，其解释与笔者略有不同，见其《唐代文化·对外文化交流编》，李斌城主编：《唐代文化》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1859页。

[28] 辛德勇：《隋唐时期长安附近的陆路交通——汉唐长安城交通地理研究之二》，《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8年第4辑；此据作者：《古代交通与地理文献研究》，中华书局，1996年，第155页，并参看第143页示意图。

[29] 有学者认为炀帝时设于东都洛阳外郭城建国门外的四方馆也是客馆，石晓军先生已指出其非，并辨明了四方馆之功能，见其：《隋唐四方馆考略》，收入荣新江主编：《唐研究》第7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311～325页。

[30] 可参看〔日〕妹尾达彦：《長安の都市計画》，讲谈社，2001年，第123页，图32“长安的宫城”。

[31] 辛德勇：《隋大兴城坊考稿》，第35页。

[32] 值得一提的是，在形制、布局，乃至一些建筑、坊舍名称多承自隋唐长安城的日本平安京，虽然将鸿胪馆一分为二，分设在京城南部朱雀大路的东、西两旁，靠近东、西二市，但作为招待外国使臣的迎宾馆的是西鸿胪馆，而非东鸿胪馆（王仲殊：《试论唐长安城与日本平城京及平安京何故皆以东半城（左京）为更繁荣》，《考古》2002年第11期，参看79页图五“日本平安京平面图”；此论文亦刊于大塚初重先生喜寿記念論文集刊行会编：《新世紀の考古学：大塚初重先生喜寿記念論文集》，纂修堂，2003年，第935～952页）。平安京的东、西鸿胪馆原本共同承担外使来访接待任务，但在渤海国遣使锐减之后，此一职能由西鸿胪馆保留，而东鸿胪馆改作他用，或许是和隋唐长安城中鸿胪馆的方位本来就在西有关。当然，这只是一种猜测，有待专家进一步研究。

[33] 妹尾达彦先生曾在一次关于遣唐使的发言中对鸿胪寺、馆位于西边有所解释：“接待日本遣唐使等外国使节的鸿胪寺及其会客和寄宿设施鸿胪馆，建在皇城南边的承天门街以西和第七横街以北的广大地区。鸿胪寺建在进入皇城南门——朱雀门不远的地方，据认为这是为了方便访问京城的外国使节，同时也有避免使其与其他官厅接触，防止泄漏政治机密的用意。与此同时，统筹接待来自世界各地的使节的鸿胪寺也是因为需要建在朱雀门街西边即属阴的方位的缘故，大地是属阴的。聚集在鸿胪寺的这些外国使节，最能说明长安是处于宇宙的中心。”

[34] 虽同为外事机构，客馆在功能上实不同于鸿胪寺，不可混淆。此处所列汉唐时期各类客馆，是依据石晓军：《隋唐四方馆考略》一文意见，第313页。

[35] 何清谷校注：《三辅黄图校注》，三秦出版社，1995年，第373页。

[36] 刘庆柱，李毓芳：《汉长安城》，文物出版社，2003年，第21页，并参看18页图六“汉长安城遗址平面示意图”；王静则认为蛮夷邸可能是在长安城北出西头第一门横门之内与未央宫北阙相对的大街（《中国古代中央客馆制度研究》，第23～25页）。

[37] 隋时长安城内死囚示众处斩之地，多是在市场这一公共场所，这也是沿循旧制的做法。如仁寿中，蕃客馆的庶仆、主客令等就是被棒杀于西市（《隋书》卷二五《刑法志》，中华书局，1973年，第716页）。

[38] 《隋书·食货志》记载是在开远门（第688页），《隋书·炀帝纪》和《隋书·斛斯政传》则记是在金光门（第88、1623页），笔者更倾向于是前者，因为曾经有玩忽职守的武库令也是在开远门外被处死的（《隋书·高祖纪》下，第55页），当然，可能和学者分析唐代刑人之所的情况相同，隋代刑人之所不止一处，在不同地方处决不同类型的犯人，可能隋代处决官员是在城门，而对于普通身份的罪犯则选在市场进行处决。

[39] 《管子校注》（新编诸子集成本），第368页。

[40] 唐长安城则不只二市，不过主要的还是东、西二市，但已没有专名。见史念海，史先智：《长安和洛阳》，《唐史论丛》第7辑，1998年，第15页。

[41] 陶贵卒于开皇十七年（597年），其墓志已出土，图版见《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9册，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116页；录文见韩理洲辑校编年：《全隋文补遗》，三秦出版社，2004年，第162页。

[42] 项飚：《跨越边界的社区——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三联书店，2000年，第494页。

[43] 分别参看拙文：《论北周时期的胡人与胡化》及吴玉贵：《凉州粟特胡人安氏家族研究》，荣新江主编：《唐研究》第3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295～338页。

[44] 城市中的商业中心对于外来移民的吸引力在现代美国移民群体那里也可看到。研究者指出，当移民群体抵达一个美国城市后，倾向于集中居住在中心商业区外与其他族群相对隔离的地段内，但随着时间流逝，移民社区开始在居住上分散开来。参见Burgess，The Growth of the City：An Introduction to a Research Project，in The Trend of Population.Publications of the American Sociological Society.Vol.XVIII，1925，pp.57-85；此处转引自阿维利·M·盖斯特等：《居住中的族群隔离：变迁的模式》，马戎编著：《西方民族社会学经典读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69页。

[45]《资治通鉴》卷一八一，中华书局，1982年，第5649页。

[46] 宿白：《隋唐长安城与洛阳城》，第422页。

[47] 荣新江：《北朝隋唐粟特人之迁徙及其聚落》，《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第85～90页。

[48]〔唐〕张鷟撰；赵守俨点校：《朝野佥载》，中华书局，1979年，第64～65页。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

编排：杨春红

审核：陈　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