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宪实：从张骞出使看中国文化的“土著性”

从张骞出使看中国文化的“土著性”

不管从哪个立场出发，西汉时发生的一件事都令人迷惑难解：当霍去病的西汉军队打败匈奴，迫使匈奴浑邪王帅部投降之后，河西地区出现了真空状态。在这种情况下，西汉不是自己进据河西，而是首先派出张骞千里迢迢出使乌孙，希望说服乌孙重新回到敦煌祁连间居住。当然，西汉的这个希望落空，最后不得已只好设置河西四郡，移民实边。如何理解汉朝这个政策的背景，也是理解张骞出使西域的重要方面。张骞曾经用“土著”与“行国”来区分西域的国家类型，认为土著之国“颇与中国同业”，可见中国属于土著类型国家。作为农业立国的传统中国，至今仍是世界上最大的土著国家。张骞出使体现了中国文化的浓重底色，即“土著性”，这与西方的“殖民性”历史传统存在着天壤之别。以下试加论述，敬请批评指正。

张骞出使，是汉朝联络盟友共抗匈奴战略的一部分。实现这个战略，首先是需要找到可能的盟友。张骞的使命，第一次出使是寻找大月氏，向大月氏推销汉朝策略。第二次是与乌孙谈判，继续推行汉朝策略。汉朝之所以选择大月氏和乌孙作为盟友，主要是从匈奴战略出发的，大月氏是匈奴的敌人，乌孙与匈奴关系也有问题。所谓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对此，策略是战略的一部分，策略服从战略需要。但是，众所周知，张骞的努力最后都没有成功，史书用“不得要领”这个概念来评论此事。

汉朝到底是如何设计结盟策略的？从张骞出使大月氏来看，其实是语焉不详。《史记·大宛列传》记述为：

这里，仅仅叙述了张骞的出使不成功，有关汉朝的战略细节，没有丝毫透露。因为大月氏曾经在敦煌、祁连山之间居住，后来战败被匈奴赶走，他们对匈奴理应有复仇之心。那么，按照汉朝的计划，大月氏要怎样与汉朝结盟对抗匈奴呢？是在大夏故地发动对匈奴的进攻吗？还是迁回敦煌祁连间与汉朝携手抗敌呢？现在史书都没有给出清晰的答案，我们的理解只能伴随推测进行。

汉朝建立战略联盟的具体设计，是在张骞第二次出使时才显现出来。《史记·大宛列传》记载的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背景如下：

这段文字，可以理解为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的背景说明。元朔五年（前124），卫青在北方取得重大胜利，元朔六年张骞获封博望侯。转年，因为右北平之战，“后期当斩，赎为庶人”，这是元狩元年（前122）。转年即元狩二年（前121），霍去病两次出击陇西，大破匈奴西方浑邪、休屠二王。这导致匈奴内部矛盾爆发，单于要诛杀战败的二王，催发二王向汉投降。后来，虽然浑邪王杀休屠王，只有四万人投降，但是通往西方的道路却畅通了。对于此事，《汉书·张骞传》说法更明确：“其秋，浑邪王率众降汉，而金城、河西并南山至盐泽，空无匈奴。匈奴时有候到，而希矣。”[3]同年，匈奴在正面发动反攻，代郡、雁门和右北平都发生战斗，汉朝损失几千人，博望侯张骞等人误军期，赎为庶人。此时，汉朝虽然不能全胜，但事实上已经掌控了战场局面。元狩四年（前119），卫青、霍去病再次出击，取得巨大胜利，迫使匈奴远徙，漠南无王庭。

这就成了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的背景。张骞第二次出使时间依然模糊不清，《资治通鉴》置于元鼎二年（前115）叙述：“是岁，骞还，到，拜为大行。”[4]因为张骞要劝说乌孙回到河西走廊，最晚也是公元前121年之后。有关汉朝与乌孙结成统一战线共抗匈奴的战略，现在能在《史记》中看到完整的叙述：

张骞说服汉武帝的理由可以归纳为三点，其一，匈奴与乌孙首领昆莫有杀父之仇；其二，乌孙有相当的实力；其三，乌孙同样喜欢汉朝的财物。汉朝能够联合乌孙抗匈奴的诸多原因，来源于张骞的分析推导，首先需要说服汉武帝。在获得汉武帝同意后才转化为政策，并由张骞亲自执行。因为与匈奴有仇、贪爱汉家财物，可以结成对匈奴作战的盟友；因为有实力，这个联盟对汉朝是有价值的。具体的政策很清楚，其一用金钱财物联络乌孙，说服乌孙，这来自“蛮夷俗贪汉财物”的判断；其二，请乌孙东来居住浑邪王故地，此地现在因为匈奴投降出现真空；其三，与汉结成“昆弟”关系。总之，如果实行这个政策，意义重大，近期可以收到进攻匈奴的效果，就是“断匈奴右臂”。远期可以影响更远的西部如大夏等国，甚至能够与他们建立臣服汉朝的外臣关系。

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说服乌孙与汉朝结盟，除了张骞的个人原因外，最重要的新形势是浑邪王降汉，河西出现无人居住的状况。当然，匈奴暂时失败，远未屈服，汉朝与匈奴的战争还看不到结局，所以汉朝需要继续积蓄力量，建立联盟，具有现实需要。事实上，张骞的判断存在问题，与乌孙的联盟政策在推行中并不顺利，结盟没有达成。《史记》《汉书》对此都有记录：

张骞制定的汉朝政策，是从汉朝的需要出发的。之所以依然“不得其要领”，是因为乌孙不了解汉朝。乌孙与汉朝联盟，共抗匈奴，这是一个关涉乌孙整体利益的决策，匈奴依然强大，而盟友的情况毫无所知，从乌孙的立场理解，新政策显然存在风险。对于这个结果，《汉书》记载在《西域传》中，更为详细。其文为：

所谓昆莫年老，不能专制，表达的是昆莫权威不足。其实，这是乌孙回答张骞的理由，能够说出口的推脱辞令而已。真实的原因是不了解汉朝，无法判断结盟的利弊得失，这是导致张骞第二次出使失败的真实原因。[8]但是，乌孙没有因此放弃与汉朝的来往，而是派出使者，以献马的名义前往汉朝，实地了解汉朝情况。最终，发现汉朝“人众富厚”，这为后来的结盟打下了基础。所以，张骞之策，虽没有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但从长远看，还是具有积极正面意义的。

为了应对浑邪王投降、河西地空的问题，张骞建议汉武帝联合乌孙，断匈奴右臂，而邀请乌孙东归故地，是结盟的重要内容。因为乌孙不了解汉朝，结盟未成。但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学界讨论不多，对于河西地空的问题，为什么汉朝不是首先自己进占呢？

张骞提出联合乌孙的政策，获得汉武帝支持，并很快推行。在决策过程中，并没有见到汉朝对此有所讨论，质疑的意见也无从说起。张骞很快实现了第二次出使西域，可以认为作为首选的联合乌孙政策，获得朝廷的普遍支持。虽然如此，张骞之策的依据，我们还是不清楚。

前文引用《史记·大宛列传》的记载，而《汉书·张骞传》的记载与《大宛列传》大同小异，但不同之处颇能说明问题。河西问题，是汉朝匈奴新政策“断匈奴右臂”推出的最直接的推动力。《史记》此处所记并不清晰，反而是《汉书·张骞传》有所补充。

同是张骞的话，《史记》中所记“今单于新困于汉，而故浑邪地空无人”，而《汉书》所记是“今单于新困于汉，而昆莫地空”。到底是浑邪地空，还是昆莫地空？其实所指是一个地方，即所谓河西之地。用“昆莫地”更强调了这里是乌孙昆莫所居故地，这对于说服乌孙东归是重要前提条件。而《史记》用“浑邪地”表达，是因为这里后来变成匈奴浑邪占据的区域，并无错误。另外，《史记》中张骞只有“蛮夷俗贪汉财物”一句，《汉书》中变成“蛮夷恋故地，又贪汉物”。《汉书》后出，基本内容与《史记》一致，但这些新补入的内容，绝不是没有意义的。至少，这对于说服乌孙联盟是有意义的，更具说服性。

不仅如此《张骞传》还更正了《大宛列传》的说法，即乌孙与匈奴的关系问题。《大宛列传》中，乌孙王昆莫与匈奴有杀父之仇，是“匈奴攻杀其父”。《张骞传》更改了《大宛列传》的记载，乌孙、大月氏和匈奴的关系写得更清楚了。昆莫的父亲难兜靡是被大月氏人杀害，因为大月氏与乌孙都居住在“敦煌、祁连间”，难兜靡被杀，乌孙的土地被大月氏夺去，是匈奴收留并抚养了昆莫。昆莫长大后，又是匈奴把他父亲的民众交给昆莫。当时，大月氏已经被匈奴打败，向西迁移，西迁过程中打败塞王，占据了原来塞王的土地。昆莫强大之后，为报父仇，在匈奴的支持下，西向攻打大月氏。大月氏失败，继续西迁，在大夏居住下来。而乌孙则留居在大月氏的土地，即原来塞王之地。匈奴单于死后，乌孙不再听从匈奴的号令，匈奴曾经派兵攻打乌孙，没有取得胜利，也只好听之任之。如此一来，与昆莫有杀父之仇的并不是匈奴而是大月氏。匈奴对于乌孙的关系，是后来昆莫强大之后有了问题，最初乌孙遭受大月氏攻杀的时候，匈奴对于昆莫不是有仇而是有恩。

《汉书·张骞传》如此更改《史记·大宛列传》的记述，应有自己的依据。如此，上文我们依据《大宛列传》讨论张骞联合乌孙之策的时候，以为报杀父之仇是可以理解的重要因素，而根据《张骞传》，就不存在这个杀父之仇的问题。如此，对于《大宛列传》和《张骞传》，关于汉朝与乌孙联盟的原因，就出现了巨大的不同理据。乌孙有实力，这是汉朝主动联合乌孙的重要原因，没有一定实力，无法抗击匈奴，无法完成汉朝断匈奴右臂的战略。那么，乌孙是否有联合汉朝的意愿呢？这才是问题的关键。否则，实力再雄厚也无济于事。既然没有杀父之仇的问题，乌孙的意愿几乎只剩下喜欢汉家财物一条，这从《张骞传》的内容看，这一条其实已经无关紧要，因为采用贸易方式也可以获取汉家财物，并非一定要采用战略联盟的方式。

《张骞传》事实上转换了原来《大宛列传》的诉求依据，一是把“浑邪地”改为“昆莫地”；二是强调“蛮夷恋故地”。敦煌、祁连间，即现在的河西走廊，大月氏与乌孙共同居住在此，说这里是乌孙地或者大月氏地，都是不错的。大月氏打败乌孙，吞并了乌孙地，而匈奴赶走了大月氏，最终成了匈奴的“浑邪地”。大月氏与乌孙在河西走廊如何分布，史书并没有说明，但根据乌孙民众散落于匈奴、大月氏后来向西迁移的情形分析，乌孙应该居住在河西走廊的东部，而大月氏在西部。把这里称作“昆莫地”并非不可，但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昆莫故地”。只有把“浑邪地”改为“昆莫地”，才有劝说昆莫“东居故地”的下文，否则逻辑不畅。如此，《史记》与《汉书》出现了记载差异，甚至不无矛盾之处。观后世史家如何处理，当有所启发。

《资治通鉴》记述此事，《史记》与《汉书》并取。

依上文分析，《通鉴》此处，先节用《大宛列传》文，再节用《张骞传》文，前文有“故浑邪地空无人”，后文有“乌孙能东居故地”，乌孙故地不知来处。后来，虽然胡三省在“浑邪之地”下加《张骞传》内容，弥补《通鉴》前后文不符的问题，但《通鉴》最初的选择说明并没有重视《史记》与《汉书》的差异。

《册府元龟》记载的张骞出使乌孙，显然来自《张骞传》而不是《大宛列传》：

《册府》作为类书，分门别类保存历史资料，在这个问题上选择信从《张骞传》是有意义的，证明《张骞传》的影响在后世显然大过《大宛列传》。[12]

南宋学者王益之著《西汉年纪》，《史记》《汉书》《资治通鉴》等都在他的考证范围之内。《西汉年纪》外，王益之另设独立的《考异》如《通鉴》，现已附于《西汉年纪》正文之下。所记张骞出使乌孙事迹，也如《通鉴》一样书写在张骞归来之时，但有关乌孙内容的记述，张骞往返过程，一概取自《张骞传》，并在《考异》中作了简明注释。[13]

总之，在张骞出使乌孙的历史叙述上，《史记·大宛列传》与《汉书·张骞传》出现了分歧，可以认为是两种说法、两个版本。而后世的史家，多从《张骞传》。赵翼《廿二史劄记》有“史汉不同处”条，指出“班固作《汉书》，距司马迁不过百余年，其时著述家岂无别有记载？倘迁有错误，固自当据以改正。”[14]以此理解《张骞传》对《大宛列传》的改正，不为不当。另外，正如王鸣盛所指出的，司马迁对于《大宛列传》中的主人公张骞和李广利是总体否定的，对张骞则“著其首倡邪谋也”；对李广利则强调这是为了“宠姬李氏”，所以认为“体例明整，马不如班；文笔离奇，班不如马”。[15]《史记》不为张骞立传，人所共知，司马迁不赞同汉武帝时期的政策，应该是关键因由。但张骞出使事确实重要，所以全在《大宛列传》中叙述，张骞却不得立传。至于乌孙事迹，《大宛列传》文字明显不如《张骞传》准确，不应该看作是司马迁的有意为之，后世多从《张骞传》，没有必要怪罪司马迁。此类失误为史家常态，不必苛责，所谓前出不密，后出转精。

再回到张骞与汉武帝讨论联合乌孙“断匈奴右臂”策略的时刻，究竟是什么因素让张骞认为乌孙会响应汉廷的主张呢？匈奴曾经有恩于乌孙的首领昆莫，并不存在什么杀父之仇，最多匈奴控制乌孙不力，乌孙不太顺从而已。这样的情形下，怎么保证乌孙一定响应汉朝的战略设计呢？最重要的因素，现在看来就是“蛮夷恋故地”而“昆莫地空”，乌孙人怀恋原来的居住地，恰好现在此地又无人居住。

所谓“蛮夷恋故地”之说，完全来自张骞的推断，而这是乌孙能够合作的重要基础。后来的事实证明，张骞的这个推断完全落空，从乌孙的反应看，没有丝毫这方面的考虑。问题是，张骞的推断说服了汉武帝，自然是汉武帝也相信这个推断。朝廷中人，未见有人出面反对或质疑，大概率的情形是无人能够否定张骞的推断。

第二次张骞出使的政策，是张骞亲自设计的，而第一次出使张骞不过是一个执行人而已，并没有参与联合大月氏的决策。有关大月氏会相信汉廷政策的理据，史书记载并不充分，除了与匈奴有仇这个理据之外，大月氏曾经居住在“祁连、敦煌间”这个事实，也不该被忽略。与汉朝联合，回到故地，报仇雪恨，这正是汉廷的理解，认为大月氏必有如此心理。当然，联合大月氏的战略没有实现，这个推断也没有获得证实。

“蛮夷恋故地”之说，本质上是汉朝的一种“以己度人”推断，真正“恋故地”的不是蛮夷而是汉人。按照张骞的说法，中国当然是“土著型”国家，所以以土著的心理理解其他文化或人群，是很正常的表达。类似“蛮夷恋故地”这类思想观念，绝非个例。汉代古诗十九首第一首《行行重行行》诗，其中有“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诗句，李善注：“《韩诗外传》曰‘代马依北风，飞鸟栖故巢’。皆不忘本之谓也。”[16]用胡马或者代马、越鸟或飞鸟比喻故土难忘，说明连动物都有不忘根本的特征，言外之意便是凡人就有不忘本的秉性。不忘故乡就是不忘根本，这是胡马和越鸟的秉性吗？当然不是，这是汉代诗人用以表达自己心声的比喻而已。真正“恋故地”的人群，是土著型国家人民的集体意识，可以认为是中华传统的文化精神。

虽然张骞出使西域的具体目标没有到达成，但丝绸之路由此开辟，中国与世界的联系空前加强。历史发展的脚步，没有因为汉朝的推断失误而停止，中国一步步迈向西域，西向从此成为中国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17]

河西出现居住真空，西汉推出的政策首先是邀请乌孙回归故地，却不是自己进占这个地区，充分表现了文化的土著特质。不仅如此，汉匈战争的防御性质，由此获得证明，对于西汉而言，领土扩张不是目标，取得战争的胜利才是目标。后来的事实证明，汉朝对大月氏、乌孙的判断依据不足，联合抵抗匈奴的战略没有实现，[18]至少邀请他们回河西走廊居住的愿望彻底落空。

汉匈战争，某种意义上可以看作是秦朝与匈奴战争的继续。秦朝采取的许多政策是有参考价值的，比如在战争胜利后，设置边郡管理和移民实边。秦王三十三年（公元前212年），将军蒙恬驱逐匈奴人，秦始皇立刻采取行动。“三十三年（前212年），……西北斥逐匈奴。自榆中并河以东，属之阴山，以为四十四县，城河上为塞。又使蒙恬渡河取高阙、阳山、北假中，筑亭障以逐戎人。徙谪，实之初县。”[19]在新占领地区，设置地方机构并且移民，这是第一次。三年之后，秦廷再次采取移民政策，“迁北河、榆中三万家，拜爵一级”。[20]

葛剑雄先生估计，秦朝两次河套移民，将近30万人。[21]若以五口之家计算，第二次大约十五万，那么第一次的“徙谪”，规模大体相近。有关秦朝的“徙谪”移民，在后来的文献资料中，汉文帝时晁错的评论具有史料性和代表性。他认为，秦朝移民实边动机不正确，“非以卫边地而救民死也，贪戾而欲广大也，故功未立而天下乱”。更重要的是，在具体推行时过于暴力，强力推行，不顾民众利益，“秦民见行，如往弃市，因以谪发之，名曰‘谪戍’”。谪戍的含义，大约与《史记》所谓“徙谪”相似。具体而言，根据晁错的描述是“先发吏有谪及赘婿、贾人，后以尝有市籍者，又后以大父母、父母尝有市籍者，后入闾，取其左。发之不顺，行者深恐，有背畔之心”。晁错称秦朝的强迫移民戍边是“威劫”，“发卒也，有万死之害，而亡铢两之报，死事之后不得一算之复，天下明知祸烈及已也”。晁错认为，秦朝移民实边最大的祸端在于威劫性，而不是给移民以适当的酬劳，只有危险和牺牲，民众理所当然抵制或逃亡。

如何建立边疆地区的安全，晁错主张只有移民实边，但一定要汲取秦朝的教训，他的具体建议如下：

晁错的观点很明确，移民实边是解决边患的根本之计，但是秦朝那样的威劫移民是行不通的，秦末中原混乱，原来的移民趁机逃回家乡。《史记·匈奴列传》记载：“蒙恬死，诸侯畔秦，中国扰乱，诸秦所谪徙戍边者，皆复去。于是匈奴得宽，复稍度河南与中国界于故塞。”[23]秦朝移民实边最终失败了，晁错归因于秦朝政策过于残酷。晁错并不提及秦朝也曾施行移民拜爵的政策，可能是因为站在批判的立场上。秦朝的移民实边政策失败，秦朝的威劫肯定是一个方面的原因，秦朝速亡，移民实边立足未稳，也应该是考虑的因素。

就中国文化传统的“土著性”而言，动员民众移民河西，很可能代价过于高昂。比较而言，或许邀请乌孙回归故地更容易施行。张骞说服了汉武帝，张骞第二次出使顺利成行。不过，根据《晁错传》的说法，晁错的建议受到汉文帝的重视，并且很快采纳，但具体材料比较罕见。[24]对于河西，西汉没有首先采用移民实边政策，但在成熟的北方已经开始移民。《史记·匈奴列传》有如此记载：

浑邪王投降，西汉“居顷之，乃分徙降者边五郡故塞外，而皆在河南，因其故俗，为属国”，五郡，指的是陇西、北地、上郡、朔方和云中。[26]所谓五郡塞外，就是五郡之北的长城之外。从秦朝开始，河套地区是与匈奴争夺的核心区域，当蒙恬把匈奴人赶出河南地之后，随后采取的是大规模移民政策，许多山东百姓成为移民。但是，在秦末的战乱中，这些移民寻找各种机会逃归故乡，此地再次被匈奴人占据。汉武帝反击匈奴取得阶段性胜利，再次建立郡县，移民实边，具体位置就是“新秦中”。[27]其实，新秦中还是五郡之地，与秦朝不同之处是长城之外，有投降汉朝的匈奴人的“属国”。

那么，河西之地如何处置？元鼎二年（公元前115年），张骞返回长安，随来的各国使者带来了西域各国的信息，但邀请乌孙回归故地一事，没有实现。《史记·大宛列传》有如下记载：

这段叠加了几件史实的文字，后来被《汉书·张骞传》全文照录。首先，得乌孙马，然后是大宛马。前者，是在张骞第二次出使归来的时候，乌孙献几十匹马报谢。然后，张骞派出的副使陆续归国，才有大宛马出现。中国既然与西北诸国交通，于是“始筑令居以西，初置酒泉郡”。酒泉郡作为河西四郡之一，是最先设立的。

那么，这个初置酒泉郡，是在什么时候。关于河西四郡的设立，因为《汉书》等基本史书记载混乱，学者讨论也难以统一。这个问题也一定困扰从前的学者，《通鉴》对此的处理是放在元鼎二年（前115）：“乌孙王既不肯东还，汉乃于浑邪王故地置酒泉郡，稍发徙民以充实之。后又分置武威郡，以绝匈奴与羌通之道。”[29]把乌孙王不肯东还与设置酒泉郡联系起来，是因为注意到张骞出使的目标。既然乌孙不能指望，汉朝只有自己控制河西地区。当然也有更新的目标，这就是通西北诸国，并切断羌胡联络。而对于匈奴的战略依然有积极意义，向匈奴的右侧发展，亲自切断匈奴右臂。《通鉴》重视张骞出使的目标，在前史记载不一的情况下，强调汉朝政策推行的顺序，是卓越史识的表现。是否注意到张骞出使与设置酒泉郡的先后关系，是这个问题的重要侧面。[30]

以设立河西四郡为标志，汉朝对于西部的战略发生重大转变：一改过去建立外部联盟为主导的战略，开始自我管理河西，主动经营西域。过去的战略，以汉匈战争为核心。现在，则目标多重：既有围困匈奴，减少匈奴西部之援，又要切断羌胡联络的传统战略；又联络西域诸国，即使不能建立反匈奴联盟，但至少保证西域不要成为匈奴的帮手；联络西域，供应中国，汉武帝对天马的热情代表了汉朝的态度；更长远的政治目标是外臣西域，实现中国古人的徕远夷的理想。

从劝返乌孙到设郡管理，汉朝实现了自我突破。一方面是匈奴的威胁尚在，河西的战略地位重要，不能置之不理；另一方面，秦朝开始的移民实边政策得到改进，效果明显；第三，因为长期坚持，政策不断得到巩固。王莽时期，改变了诸多边疆政策，导致西域管理出现一系列混乱，但河西四郡稳定，成为朝廷管理西部边疆的前沿阵地。

张骞出使西域，不仅打通了丝绸之路，建立了中国与世界的新型关系，张骞代表中国，第一次对世界进行了有意义的观察。张骞归来之后的报告，不仅提供了中亚各国的国情，也包含了重要的理论归纳。比如，张骞把中亚各国分作两种基本类型，即“行国”与“土著”，作为重要的文化概念，我们理应给予充分重视。

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的思想家们观察思考中国与夷狄的文化异同问题，如《礼记》就有这样的概括：

这里，概括了“四夷”及其文化特征，同时指出，各种文化体之间的相互交流的存在。《荀子》对于诸夏和夷狄也有这样的归纳：“故诸夏之国同服同仪，蛮、夷、戎、狄之国同服不同制。”[32]但是，先秦时期的中国思想家研究的文化大体不出中国这个范围，文化的异同是充分关注的，但尚不能对政治实体进行类型归纳。

在我们所知的范围内，《史记·匈奴列传》是具有创新意义的，其中的匈奴与中原文化对比分析，具有文化类型学研究方法论意义。该传开篇有一段概括介绍匈奴社会文化整体特征的文字，如下：

概括一种文化，实事求是是基本立场，但对文化特征的观察总结是否准确则是更高标准。秦汉时代，与中原交往最深的莫过匈奴，对匈奴社会文化的了解，有利于双方关系的展开，甚至有利于战略战术的制定实施。汉文帝时宦者中行说投降匈奴，与汉朝使者辩论汉匈文化优劣，就有利用文化特性制定双边政策的清晰思路。观察《匈奴列传》的这段概括，若干内容就来自中行说的辩论之辞，不过是汉使认为匈奴的道德倾向存在问题，而中行说则坚持理解贯通。最终，《匈奴列传》坚持了汉家立场的道德评价，众所周知，不详议。

《匈奴列传》对匈奴社会文化的描述中，逐水草无城郭、擅长骑射等内容成为后来的经典文句。但是，这里并没有一个综合概括之语。阅读《匈奴列传》会发现，在汉朝与匈奴的交往过程中，汉朝和匈奴都把匈奴称作“引弓之国”，而这无疑是对匈奴国家类型的一种归纳总结。

汉文帝四年（公元前176），匈奴单于给汉朝写信，内容如下：

“引弓之民”是指匈奴和西域楼兰、乌孙诸国，这是来自匈奴的概括还是汉朝呢？同书也引用了汉文帝的一封信，内容如下：

汉文帝的书信中，引用了“先帝制”的内容，把长城之北，称作“引弓之国”，并受命于单于。先帝，当指高祖刘邦，可见用“引弓之国”指代匈奴，最初可能来自中原，最终双方都接受并使用这个概念。

然而，用“引弓之国”概括匈奴这种类型的政权是否准确呢？这显然是一个问题，因为从后来的情形看，引弓之国的概念并没有获得普遍认同。一个很简单的事实，不论中国还是匈奴，都普遍使用弓箭，如此说来，谁不是引弓之国呢？崭新的国家政权类型说，来自张骞。张骞向汉武帝介绍西域各国的时候，采用了新的概括，一是行国，一是土著，根据《大宛列传》的文字，西域各国的情形可以列表以示：

西域各国一览表

张骞的报告，对于汉武帝的西汉朝廷而言，是全新的知识。文帝时，匈奴的信件使用的是“诸引弓之民，并为一家”，即使不是有意隐藏真相，至少能够导致误会，以为西域诸国，都是匈奴一样的草原游牧之国。张骞的报告证明，西域有匈奴一样的“行国”，也有中国一样的“土著”。有了行国与土著之分这个前提，汉廷在制定相应政策的时候，就可以拥有完全不同的思考。很快，在身毒（印度）问题上，汉廷立刻出现了新的判断和政策。《大宛列传》有如下文字：

这就是西汉经营西南夷的政策，虽然通往印度的道路没有找到，但加强了中原与西南地区的联系。最需要指出的是，寻找通往身毒（印度）的政策推动，与身毒的“其俗土著”存在着极大的必然联系。“土著，颇与中国同业”，表达的是一种天然的文化亲近感，这成为国家之间联系的纽带桥梁和文化基础。

张骞以“土著”与“行国”归纳国家类型，不仅符合历史实际，对于当时世界的农牧二元基本构成也具有深刻的理论价值。张骞对各国的观察和归纳，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因为在此之前，类似“引弓之国”的概念，显然不能满足基本的理论分析需要。日知先生指出：“早在两千多年前，中国古典史学名著《史记》中，第一次对政治学和政治史提出了行国的概念（《大宛列传》），以与城郭之国即邦或城邦相对。”[37]吴于廑先生在《世界历史上的游牧世界和农耕世界》一文中，不仅提及张骞的归纳，而且认为当时世界的基本构成便是“游牧”与“农耕”的两个世界，就欧亚大陆而言，北方为游牧世界，南方为农耕世界。因为农耕世界生产力水平较高，所以发展出城市和手工业技术等。[38]张骞出使西域，两种类型的国家都是亲眼所见，所以有机会比较分析，与农牧二元世界的现状十分契合。

张骞出使西域，不仅打通了丝绸之路，对沿途各国从国家文化层面进行了观察，并给予了理论上的归纳总结。这是一个值得重视的理论遗产，[39]证明中国古人不仅有历史观察，也提供理论分析的框架与概念。

以往，言及农耕文明，都会强调封闭与保守，对于安土重迁的特征，多进行无情批判，以至于把中国现代化的症结，也要归罪于农耕文明。事实上，工业革命之前，世界上存在一个漫长的农耕时代，工业革命是以农耕时代为基本历史背景的。工业革命之后，西方列强依仗技术优势，在世界范围内大搞殖民主义运动，明火执仗的侵略还能找到文明输出的借口，被侵略者往往被冠以文化落后的帽子，加害者拥有道德优势，受害者还要忍受道德的责难。不仅如此，受害者指责自己的文化传统，在中国几乎成为主流思想。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土著国家，中国文化的土著性格，确实与农耕文明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有关农耕文明的若干特征，人们通常会举证《吕氏春秋》的文字：

这段文字，从统治者的立场出发，发现农耕文化的若干特征十分有利于统治，因而主张重农抑商。这一总结，并非与农耕文明的实际不符，可以看到，农耕文明的确缺乏扩张性与侵略性。重土难迁，热爱故乡，在后殖民时代的今天，依旧看作是文化的劣根性吗？

事实上，居民与土地的深厚关系，是合法性最根本的证明，这就是“土著性”的法律意义。古代中国包括版图边境，确实是处于发展之中，汉武帝时期是中国版图奠定的重要阶段。但我们从张骞出使西域的最初政策设计可以看出，占领更多的土地不是汉朝的核心诉求，反映了中国文化传统的土著性。每当边疆地区战争发生的时候，在中国总会有一种声音反复出现，强干弱枝是必不可少的，中原是躯体，边疆是四肢，反对本末倒置。这种具有保守主义色彩的主张，并非总能支配朝廷的政策，但表现出一定的理性精神，在完善朝廷政策时，往往会发生作用。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国的发展节奏相对和缓，稳重而扎实，与文化传统的土著性，存在着深刻的关联。

唐太宗贞观五年（631年），根据《资治通鉴》的记载，中亚的“康国求内附”，请求唐朝同意，康国成为唐朝的一部分。对此，唐太宗有一番说词：“前代帝王，好招来绝域，以求服远之名，无益于用而糜弊百姓。今康国内附，傥有急难，于义不得不救。师行万里，岂不疲劳！劳百姓以取虚名，朕不为也。”遂不受。[41]这类事情，在中国历史上绝不止此一件，而唐太宗话语的背后，正是中国文化土著性的充分反映。

张骞出使西域，为早期世界一体化的进程做出重要贡献，同时也创造了宝贵的精神财富，把国家分作“行国”与“土著”便是重要的政治学概念。本文仅仅是稍加接触，深入的研究尚待来日。

（原文刊载于《丝路文明》第六辑，2021年11月，第13—30页）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

编排：杨春红

审核：陈　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