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锦绣：杨恭仁与唐初的西域经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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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恭仁与唐初的西域经略
杨恭仁是唐代经略西域的第一人。他于武德二年三月至武德八年五月管控河西，先后任凉州总管、安抚河西大使，检校凉州总管、检校凉州诸军事、检校凉州都督等。在凉州任上，他备御吐谷浑、突厥，通过完善行政及军事区划、置军、平叛，彻底削弱西部地方势力，向西扩展军事影响力，并在河西诸胡人的支持下，招致西域近三十国，为贞观初张弼出使及贞观中唐大规模进入西域奠定了基础。
唐代实行“关中本位政策”，故而倾全力经营西域。正如陈寅恪先生指出的：
李唐承袭宇文泰“关中本位政策”，全国重心本在西北一隅，而吐蕃盛强延及二百年之久。故当唐代中国极盛之时，已不能不于东北方面采维持现状之消极政略，而竭全国之武力财力积极进取，以开拓西方边境，统治中央亚细亚，藉保关陇之安全为国策也。[1]
“关中本位政策”使唐重心在西北，保有西域，是唐之国策。因而唐倾全力经营西北，固守四镇，开拓西北。这与前朝视西域为手足、枝叶的认识截然不同，对唐而言，西域是防护国家安全重中之重，为腹心、根本，因而唐势必将西域纳入版图，开拓进取，将疆域推向更西，以确保实行“关中本位政策”的大唐帝国的长治久安。[2]
唐代作为中国古代史上西域经略的最重要朝代之一，是毋庸置疑的。关于唐代经略西域史，中外学界已有丰富、细致的研究成果。[3]但唐代何时开始经略西域？学界有不同到看法，一般以贞观六年（632）唐朝改西伊州为西州[4]或贞观十三年（639年）唐出兵高昌为始，近年来根据张弼墓志，一些学者论述了贞观初唐与西域的交通。[5]但此前唐与西域的关系如何呢？这需要更为细致的研究。依据史籍文献和出土墓志，笔者认为唐代经略西域肇始于武德二年（619），而根据唐经营特点、经营方式及与唐争夺西域对象的变化等，唐代的西域经略大致可分为六个阶段，即：武德二年至贞观四年（630），贞观四年平突厥后至贞观十二年（638），贞观十三年（639）至龙朔二年（662），龙朔三年（663）至神龙元年（705），神龙初至天宝十四载（755）及安史乱（755）后。[6]第一、二阶段还有可进一步探索的空间。本文主要论说第一阶段，尤其探讨杨恭仁与唐初经略西域的关系。
杨恭仁以字行，“本名纶，弘农华阴人，隋司空观王雄之长子也”[7]（但据《杨恭仁墓志》[8]，其“讳温，字恭仁”[9]）。杨恭仁是唐经略西域的第一人。在唐代经略西域的第一阶段中，杨恭仁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一、杨恭仁总管凉州的时间
杨恭仁归唐后，就被任命为凉州总管。《资治通鉴》卷一八七“武德二年闰二月”条云：
隋吏部侍郎杨恭仁从宇文化及至河北；化及败，魏州总管元宝藏获之，己巳（五日），送长安。上与之有旧，拜黄门侍郎，寻以为凉州总管。恭仁素习边事，晓羌、胡情伪，民夷悦服，自葱岭已东，并入朝贡。[10]
《通鉴》所叙，正如胡注所指出的：“按恭仁至长安时，李轨尚据河西，唐未得凉州也，安能远及葱岭乎！史终言恭仁事耳。是年五月，安兴贵执李轨，方遣杨恭仁安抚河西。”[11]葱岭事自然是杨恭仁总管凉州之后的政绩。但需要明确的是，唐未得河西之时，杨仁恭是否已任凉州总管？易言之，杨恭仁是何时总管凉州与安抚河西的？
杨恭仁任凉州总管的时间，郁贤皓考证为武德三年，[12]这与《通鉴》所记有差距。《杨恭仁墓志》也记录杨恭仁武德初在定河西的行事，其文云：
武德二年春三月，仍除黄门侍郎，十月，迁纳言。三年，改授侍中。出纳纶诰，典综枢机。享鲜之要，游刃斯在。王化伊始，西域未宾，授公河西道安抚大使、检校凉州总管，管内刺史以下，皆得便宜从事，随方选补。李轨窃据凉州，不宾王命。黄河之右，尽为鲸敌。公运筹制胜，克平西夏。李轨枭悬，远戎纳贡。于是赤水安流，玄珠重译。
据墓志前段，似杨恭仁武德二年三月任黄门侍郎后，至三年为侍中，一直在京师。但后段详细写了他在平定李轨中发挥的作用。因此，杨恭仁何时安抚河西，应结合李轨割据政权的建立和灭亡过程分析。
李轨于义宁元年（617）七月丙辰（八日）起兵反隋，[13]称河西大凉王。武德元年八月，唐欲联合李轨共同对付占据秦陇之地的薛仁杲，遣使凉州，拜李轨为凉州总管，封凉王。[14]十一月，李轨即皇帝位，[15]先后攻陷张掖、敦煌、西平、枹罕郡，“尽有河西五郡之地”（《旧唐书》2249页作“尽有河西五郡之地”，《新唐书》3709页作“悉有河西”，《资治通鉴》5746页作“尽有河西五郡之地”）[16]，不臣于唐。武德元年末，李世民平定薛仁杲，解除了长安西部威胁。二年二月，唐不满李轨称帝，拟征讨河西[17]。闰二月五日，杨恭仁被执送长安，“高祖甚礼遇之，拜黄门侍郎，封观国公，寻为凉州总管”[18]。据《杨恭仁墓志》其为黄门侍郎在武德二年三月，《通鉴》所记是杨恭仁到长安的时间。[19]任黄门侍郎不久，可能也在三月，杨恭仁被任命为凉州总管，拉开兴兵讨伐李轨的序幕。时李轨占据凉州，杨恭仁虽不能至凉州，但运筹帷幄，“运筹制胜”，为最后平定李轨做出了重大贡献。
武德二年五月庚辰（13日），唐平定河西，“壬午（15日），以秦王世民为左武候大将军、使持节、凉•甘等九州诸军事、凉州总管，其太尉、尚书令、雍州牧、陕东道行台并如故。遣黄门侍郎杨恭仁安抚河西。”[20]河西初定，唐即派秦王李世民持节督领，表明了唐对新归附的河西之地的重视。李世民所任凉州总管，只是名义上的，含有以亲王镇抚的意味，但李世民并未至凉州亲政，而实际负责河西事务的，是安抚大使的杨恭仁。[21]值得注意的是，杨恭仁不但充安抚河西大使，还如其墓志所云，“检校凉州总管”。《资治通鉴》记载“[武德二年]十月，己亥（四日），就加凉州总管杨恭仁纳言”[22]，杨仁恭所任仍是“检校凉州总管”，因为名义上的凉州总管仍是李世民，[23]秦王解凉州总管当在武德五年十月以后，八年十一月之前。[24]杨恭仁所任纳言，是“遥授纳言，总管如故”[25]。武德三年三月“己卯（16日），改纳言为侍中”[26]，《杨恭仁墓志》所谓的“三年，改授侍中”，即因纳言易名造成杨恭仁官称变化，不过这时杨恭仁的侍中仍是遥领的，志文中“出纳纶诰，典综枢机”是侍中职掌，用于描写杨恭仁并不确。
杨仁恭离任到时间，郁贤皓定为武德六年。结合史籍文献，这一时间也有问题。
《杨恭仁墓志》记载：
（武德）六年四月，拜吏部尚书。式镜九流，悬衡百姓。巨源之盛德不孤，卢毓之清尘未远。寻授右卫大将军、鼓旗军将，领京城以西六十余府。九年，拜雍州牧。
似杨恭仁自武德六年四月离开河西，至京任吏部尚书。严耕望即将杨恭仁任吏部尚书的时间定为武德六年四月癸酉（28日）至九年七月壬辰（6日）。[27]但《新唐书·杨恭仁传》记载：
召拜吏部尚书，兼中书令，检校凉州诸军事，迁左卫大将军。武德末，拜雍州牧。
则杨恭仁任吏部尚书兼中书令的时间及“检校凉州诸军事”的问题，还需要进一步考证。
首先来看《新书·杨恭仁传》的史料来源。相似的记载还见于《新唐书》卷六一《宰相表》：
[武德六年]四月癸酉，德彝为中书令；恭仁入为吏部尚书兼中书令，检校凉州诸军事；瑀为尚书右仆射；寂为左仆射。[28]
同书卷一《高祖纪》亦记载：
[武德六年四月]癸酉……吏部尚书赵恭仁兼中书令，检校凉州诸军事。[29]
《新记》的“赵恭仁”显然是“杨恭仁”之误。[30]《新表》所抄录者为唐诏敕原文。唐制，“凡散官正二品、职事官从三品已上，爵郡王已上，于公文皆不称姓。”[31]《新表》所征引为公文上的“杨恭仁”未书姓，因而《新唐书·高祖纪》编纂时致误，这也反证了《新传》、《新纪》、《新表》直接来自诏敕原文，史料来源可靠，具有准确性。
杨恭仁从何官兼中书令，诸书记载不同。《新传》、《新纪》、《新表》均记其邑吏部尚书兼中书令，但《旧唐书》卷一《高祖纪》记载：
[武德六年四月]癸酉……侍中、观国公杨恭仁为吏部尚书。[32]
同书卷六二《杨恭仁传》只记载其“征拜吏部尚书”[33]，未提及兼中书令事。《通鉴》则作：“杨恭仁为吏部尚书兼中书令。”[34]未载其“检校凉州诸军事”。诸书的异同，尚有疑问。
可以肯定的是，杨恭仁为吏部尚书时，确实一度离开凉州赴京了。《北史》卷一〇〇《序传》“李大师”条：
世充、建德寻平，遂以谴徙配西会州……大师既至会州，忽忽不乐，乃为《羁思赋》以见其事。侍中、观公杨恭仁时镇凉州，见赋异之，召至河西，深相礼重，日与游处……居二年，恭仁入为吏部尚书，大师复还会州。[35]
武德四年五月，李世民“擒充戮窦”，[36]李大师因为窦建德属下被徙配西会州，杨仁恭将其迎入凉州，两年后，即武德六年杨恭仁入为吏部尚书，李大师又回到会州。[37]据此可见杨恭仁确实有入朝任吏部尚书事，而从李大师离开凉州看，杨恭仁入朝时应解了检校凉州总管之职，否则李大师会留在凉州。[38]
这样看来，杨恭仁“征拜吏部尚书”，与其“兼中书令，检校凉州诸军事”的时间不同。杨恭仁先被征召入京，从侍中（是加官）改任吏部尚书，其时间约在武德六年四月。癸酉（28日），杨恭仁以吏部尚书之衔“兼中书令，检校凉州诸军事”，再次回到凉州。
“检校凉州诸军事”为省称。唐总管府沿袭隋开皇制度，某州总管前加衔为持节数州诸军事，如武德二年秦王李世民即为“使持节、凉•甘等九州诸军事、凉州总管”。而某州“诸军事”，也可能是持节某州诸军事、某州总管的省称，如武德四年正月胡大恩“使持节代州诸军事，代州总管”[39]，代州总管府管代、忻、蔚三州，[40]诏敕中并没有三州并提。杨恭仁“检校凉州诸军事”之衔应与胡大恩类似。时名义上的凉州总管仍是秦王李世民，杨恭仁所任为“检校凉州诸军事、凉州总管”。
杨仁恭继续回凉州检校凉州总管事，还有《资治通鉴》的记载可以证实，其文云：
瓜州总管贺若怀广按部至沙州，值州人张护、李通反，怀广以数百人保子城；凉州总管杨恭仁遣兵救之，为护等所败。[41]
贺若怀广在武德五至六年任瓜州总管，[42]因杨恭仁救援失败，六年七月丙子（2日），为张护、李通所杀。[43]这说明至少在武德六年六月丁卯（23日），杨恭仁已经返回凉州，继续检校凉州总管。
其后，“总管府”的名称改易。《旧唐书》卷一《高祖纪》“武德七年二月”条记载：
丁巳（17日）……改大总管府为大都督府。[44]
武德七年二月以后，凉州长官称“持节都督凉州诸军事”，即凉州都督之职。杨恭仁的官衔可能也随之改成了“检校凉州诸军事、凉州都督”或检校凉州都督。
杨恭仁可能在任右卫大将军、鼓旗军将时，离开凉州。这一时间可根据唐十二军的设置来推断。《唐会要》卷七二《京城诸军》：
三年七月十一日……于是置十二卫将军，分关内诸府隶焉……万年道为参旗军，长安道为鼓旗军……至六年二月二十四日废。八年五月，以突厥为患。复置十二军。
十二军复置于武德八年五月辛亥（18日）。[45]《册府元龟》卷九九〇《外臣部·备御》“武德八年五月”条记载：
初，帝以天下大定，将偃武事，遂罢十二军，大敷文德。至是，突厥频为寇掠，帝志在灭之，复置十二军：以太常卿窦诞为参旗将军，吏部尚书杨恭仁为鼓旗将军……[46]
鼓旗将军掌长安道府兵。长安道在京城之西，《杨恭仁墓志》中的“领京城以西六十余府”这是鼓旗将军职掌。此时杨仁恭是否仍检校凉州诸军事，史无记载。但考虑到武德八年十一月《秦王等兼中书令等制》中，李世民官衔无“凉州都督”，可知此前秦王已不再节制凉府。杨恭仁可能与李世民同时解凉州任。接替杨恭仁为凉州都督的是长乐王李幼良。武德九年三月，“丁巳（17日），突厥寇凉州，都督、长乐郡王幼良败之”[47]，李幼良任凉州都督应早于此时，可能在武德八年就接替李世民及杨恭仁管控河西。
据以上所论，笔者推测杨仁恭管控河西的时间为武德二年三月至武德八年五月，所任职有凉州总管、安抚河西大使，检校凉州总管、检校凉州诸军事、检校凉州都督等（详见表1），名目虽多，但实际管控河西则一也。
表1 杨恭仁武德年间职官表
二、杨恭仁在河西的政绩
《杨恭仁墓志》记录了他安抚河西时的职掌及其在河西的活动。其文云：
王化伊始，西域未宾，授公河西道安抚大使、检校凉州总管，管内刺史以下，皆得便宜从事，随方选补……李轨枭悬，远戎纳贡。于是赤水安流，玄珠重译，俯窥昆阆，远廓神州。又平逆贼贺拔威，朝延将弘赏典，公乃表请回授第六弟威骑都尉。
杨恭仁官称为“检校凉州总管”，但其职权范围不仅限于凉州。武德二年五月，唐“曲赦凉、甘、瓜、鄯、肃、[西]会[48]、兰、河、廓九州”[49]李世民使持节凉、甘等“九州诸军事，凉州总管”[50]，可见凉州总管所辖范围包括关内道西北部、陇右道北部及河西走廊，从会州、兰州西至瓜州的广大地区，都由其节制。武德二年河西初平，杨恭仁至凉州，补署官吏，拨乱反正，稳定局面，之后，一方面保境安民，一方面招徕外蕃，使“远戎纳贡”，拉开了唐经略西域的序幕。
凉州总管所辖九州岛，可分东、北、西三个区域：东为陇右西北部，即鄯、兰、河、廓四州；其二为河陇北部，即[西]会、凉、甘三州；其三位河陇西部，包括肃、瓜二州。三个区域防御重心不同。唐初，“李轨据河西之地，连好吐谷浑，结援于突厥”，凉州地区“又接蕃戎”[51]，北有东突厥，南临吐谷浑。凉州总管府鄯、兰、河、廓四州，镇抚吐谷浑；河陇北部[西]会、凉、甘三州，防御重心则在突厥；而最西部的肃、瓜二州，其任为稳定边疆，招致西域。河西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其在唐西北军事布局中的地位。
武德二年后，凉州总管府三个区域在行政设置上有所变化杨恭仁镇抚河西不久，兰州隶秦州总管府。武德五年，瓜州析为西沙州及瓜州，加上肃州，建瓜州总管府。武德七年，改称凉州都督府，领凉、甘、鄯、河、廓等州，兼统瓜府；八年，鄯、河、廓三州改隶兰州。[52]其变化趋势为东部区域鄯、兰、河、廓逐渐脱离凉府管辖，西部区域行政区划逐步完善，军事地位提高。这也间接反映了唐凉州总管（都督）的职掌和军事重心的变化。
“隋炀帝征吐谷浑，可汗伏允奔党项……会中国丧乱。伏允还收其故地，仍自称为吐谷浑可汗”[53]。吐谷浑复兴后，多次侵扰唐边境，自武德三年至八年，攻击了松、洮、岷、旭、叠、芳、河、扶、鄯等州。[54]吐谷浑频繁进攻的重心在偏南的松、扶、洮、岷、叠等州，从长时段看，凉府东部的鄯、河、廓州不是吐谷浑攻击重点，而武德六年五月攻河州、七年八月攻鄯州，[55]应是受宗主国突厥影响，配合突厥大规模攻唐的军事行动。[56]武德八年，这三州从凉府脱离，改隶兰州都督府，也是东部镇抚吐谷浑在凉府军事防御体系中逐渐消减的结果。
隋末唐初，东西突厥在欧亚草原开疆拓土，盛极一时。东突厥“此后隋乱，中国人归之者甚众，又更强盛，势陵中夏。迎萧皇后，置于定襄。薛举、窦建德、王充、刘武周、梁师都、李轨、高开道之徒，虽僭尊号，北面称臣，受其可汗之号。东自契丹，西尽吐谷浑、高昌诸国，皆臣之。控弦百万，戎狄之盛，近代未之有也”[57]。隋末唐初东突厥分化操纵中原各派势力[58]，武德三年（620年），“颉利初嗣立，承父兄之资，兵马强盛，有凭陵中国之志”[59]，不断南下进攻。突厥对唐战略，几经变化，武德二年以后，突厥进攻重点在河东地区，太原、雁门为唐与突厥战争的主战场；武德七年后，双方争夺重点转到关内道。[60]
武德年间，突厥有两次进攻凉州。《资治通鉴》卷一八八“武德三年九月”条载：
突厥莫贺咄设寇凉州，总管杨恭仁击之，为所败，掠男女数千人而去。[61]
莫贺咄即颉利可汗，这是他即汗位之前对凉州发动的进攻。对于这次战役，《新唐书·杨恭仁传》作：“突厥颉利率众数万猎其境，恭仁应机设拒，张疑屯虚帜示之，颉利惧而走。”[62]此时凉州的军事力量还不足以与突厥抗衡。突厥第二次进攻凉州在武德八年，《资治通鉴》卷一九一云：
[五月][63]甲寅（21日），凉州胡睦伽陀引突厥袭都督府，入子城；长史刘君杰击破之。[64]
此次突厥袭击凉州都督府，发生在杨恭仁调离凉州之时。正因为杨恭仁甫离凉州，政局不稳，凉州胡睦伽陀[65]引突厥入凉州，从“长史刘君杰击破之”看，当时接替杨恭仁的凉州都督尚未到任，长史临时充当凉州都督府的军政长官。
杨恭仁总管河西时，只有一次与突厥正面交锋，凉州不是突厥重点进攻地区，尤其是武德中双方争夺河东时，“突厥南寇，徒以马邑为其中路耳”[66]，凉州远离了唐与突厥主战场。因此，备御东突厥，也逐渐退出凉州总管（都督）军事防御的重心。[67]武德中，杨恭仁军政职掌的重心转变为招致西域。
杨恭仁在凉、甘州以西的一系列军政建置，反映了其军防重心的西移。武德五年，改瓜州为西沙州，“别于晋昌置瓜州”[68]，河西行政机构更为完善。同时，设瓜州总管府，加强西部边境军事力量。瓜州升为总管府及其与西沙州分为二州，应是杨恭仁奏改的，其目的在于稳定唐朝的最西境，这表明杨恭仁治理重心已转移河西西部。
河西军事重心西移，与贺拔行威的反叛密切相关。《资治通鉴》记载：
[武德三年十二月]己酉，瓜州刺史贺拔行威执骠骑将军达奚暠，举兵反。
[武德五年]五月，庚寅，瓜州土豪王干斩贺拔行威以降，瓜州平。[69]
平定瓜州，杨恭仁厥功至伟。《册府元龟》卷三六五《将帅部·机略》云：
属瓜州刺史贺拔[行]威拥兵作乱，朝廷惮远，未遑征讨。恭仁乃募骁勇，倍道兼进，贼不虞兵至之速，克其二城。恭仁悉放俘虏，贼众感其宽惠，遂相率执威而降。[70]
贺拔行威反叛时，天下未平，唐廷只能放弃瓜州，但杨恭仁自行募兵征讨，并纵俘离间，联络瓜州土豪，历时一年多，才平定叛乱。上引《杨恭仁墓志》中的“朝延将弘赏典，公乃表请回授第六弟威骑都尉”句，也证明了杨恭仁在平定贺拔行威之功。
重得瓜州后，杨恭仁将瓜州析为二州，一方面缩小刺史权限，另一方面，也加强瓜州地区军事防御力量。《元和郡县图志》卷四〇《陇右道·凉州》云：
玉门军。（肃州西二百余里。武德中杨恭仁置。管兵千人，实三百人。）
史籍中关于玉门军建置沿革记载颇为混乱，学界也因之多有争论。笔者同意李宗俊的观点，玉门军为唐初杨恭仁所设。[72]结合武德时期河西地区政治、军事形势看，玉门军的设置当与杨恭仁平贺拔行威有关。征讨瓜州时，杨恭仁“乃募骁勇”，玉门军的兵源，可能主要来自这部分“骁勇”。
墨离军也可能是杨恭仁同时设立的。《唐会要》卷七八《节度使》“河西节度使”条：
墨离军，本是月支旧国。武德初置军焉。[73]
《元和郡县图志》卷四〇《陇右道·凉州》云：
墨离军，瓜州西北一千里。管兵五千人，马四百匹，东去理所一千四百余里。[74]
墨离军在瓜州附近，[75]“西北一千里”学界大多认为是“西北十里”之误。[76]吐蕃兴起后，唐墨离军主要作用为与玉门军形成犄角之势，阻隔吐蕃与突厥，[77]但其设立伊始，可能主要为镇抚瓜州。《会要》所记“武德初置军焉”当不是空穴来风，结合玉门军之设和瓜州的局势看，墨离军可能是杨恭仁在平贺拔行威之后所置军，与玉门军一起构成西部防线，共同维持瓜州及西沙州的稳定。
瓜州总管府设立后，其军事影响力更向西扩展。《资治通鉴》卷一九〇“武德六年六月”条云：
瓜州总管贺若怀广按部至[西]沙州，值州人张护、李通反，怀广以数百人保子城；凉州总管杨恭仁遣兵救之，为护等所败。[78]
从杨恭仁直接派兵至[西]沙州看，时凉州总管府兼统瓜府。张护等反叛，是因为杨恭仁将[西]沙州纳入凉州总管府掌控的举措，触及了凉州土豪势力，杨恭仁在唐廷无力西顾时派兵征讨，更显示出其实施西进政策果毅与坚定。七月，“张护、李通杀贺拔怀广，立汝州别驾窦伏明为主，进逼瓜州；长史赵孝伦击却之”，[79]维系了瓜州的稳定。在杨恭仁的威慑下，九月“乙未（22日），窦伏明以沙州降”[80]，[西]沙州平定。至此，杨恭仁完全控制了唐最西境。
从瓜州到[西]沙州，通过完善行政及军事区划、置军、平叛，杨恭仁彻底削弱西部地方势力，将西部边境地区牢固控制在凉州总管（都督）府之下，维系了凉州与瓜州的一体性，保障了唐西部边境的稳定和繁荣，这是唐是经略西域的前提。而从杨仁恭锐意西进看，经略西域，已成为杨恭仁节制河西职掌的为重心。
《旧唐书》卷六二《杨恭仁传》记载：
大业初，转吏部侍郎。杨玄感作乱，炀帝制恭仁率兵经略，与玄感战于破陵，大败之。玄感兄弟挺身遁走，恭仁又与屈突通等追讨获之。军旋，炀帝召入内殿，谓曰：“我闻破陵之阵，唯卿力战，功最难比。虽知卿奉法清慎，都不知勇决如此也。”纳言苏威曰：“仁者必有勇，固非虚也。”[81]
杨恭仁在隋末以“仁勇”著称。武德二年至八年，杨恭仁在李轨割据河西时临危受命，节制河西。在检校河西总管（都督）任上，他一方面抗击突厥、防御吐谷浑，为东部抵御突厥、吐谷浑的后援，一方面大力经营西部，彻底掌控瓜州总管（都督）府地区，并积极招抚西域。杨恭仁管理河西政治军事事务时期，维系了河西的稳定，为唐东部抗击突厥、吐谷浑，西部经略西域，都奠定了基础。其“仁勇”之评价，诚不虚也。
三、杨恭仁与唐初的西域经略
杨恭仁节制河西的更大功绩在于招抚西域，在这一点上，《通鉴》、两《唐书》都无异词：“恭仁素习边事，深悉羌胡情伪，推心驭下，人吏悦服。自葱岭已东，并入朝贡。”[82]《杨仁恭墓志铭》中称：“赫赫纶绋，悠悠旌旆，誉满禁中，威棱荒外。”这正是西域诸国“远戎纳贡”的盛况。
与东突厥的复兴一样，隋末，西突厥成为西域霸主。《旧唐书》卷一九四下《突厥传》略云：
射匮可汗者，达头可汗之孙也。既立后，始开土宇，东至金山，西至海，自玉门已西诸国皆役属之。遂与北突厥为敌，乃建庭于龟兹北三弥山。寻卒。弟统叶护可汗代立。
统叶护可汗，勇而有谋，善攻战。遂北并铁勒，西拒波斯，南接罽宾，悉归之，控弦数十万，霸有西域，据旧乌孙之地。又移庭于石国北之千泉。其西域诸国王悉授颉利发，并遣吐屯一人监统之，督其征赋。西戎之盛，未之有也。[83]
西突厥的势力“东至金山”，与东突厥以阿尔泰山为界，杨恭仁节制凉府，控制区域几乎与隶属于西突厥的诸部族接壤。杨恭仁初至凉州，即招抚西突厥。武德二年七月“乙酉（19日），西突厥统叶护可汗、高昌王曲伯雅各布遣使入贡”[84]，距离杨恭仁安抚河西仅两月余，可见维系与西突厥的关系，一直是杨恭仁职掌的重中之重。
此后，西突厥频频遣使来朝。武德“三年正月、三月西蕃突厥叶护可汗遣使朝贡”；四年“三月，西突厥叶护可汗遣使朝贡”；“五年四月，西突厥叶护可汗遣使献狮子皮，八月，又遣使献名马”；六年“四月，西突厥”遣使朝贡；七年“六月，康国、吐谷浑及西突厥莫贺咄可汗……遣使朝贡”。[85]杨恭仁招抚西突厥，是唐西境平安之需，更重要的，事与之结盟，联合对付不断侵唐的东突厥。《通典》卷一九九《边防十五·突厥》记载：
武德三年，遣使贡条支巨卵。时北突厥作患，高祖厚加抚结，与之并力以图北蕃，统叶护许以五年冬。大军当发，颉利可汗闻之大惧，复与统叶护通和，无相征伐。统叶护寻遣使来请婚，高祖谓侍臣曰：“西突厥去我悬远，急疾不相得力，今来请婚，计将安在？”封德彝（裴矩）[86]对曰：“当今之务，莫若远交而近攻，正可权许其婚，以威北狄。待三数年后，中国全盛，徐思其宜。”高祖许之婚，令高平王道立至其国，统叶护大悦。遇颉利可汗频岁入寇，西蕃路梗，由是未果为婚。[87]
武德三年三月癸酉（10日），西突厥再次遣使来唐，[88]以之为契机，唐提出结盟之计划。虽因颉利可汗阻挠，未能与唐联合出兵，但在东突厥大举攻唐的情况下下，结好西突厥，为唐国策。从其后高祖认为西突厥“急疾不相得力”看，高祖对西域并不重视，也不了解西突厥的制衡作用，与其消极放弃瓜州、西沙州的政策一脉相承。在这种背景下，杨恭仁招致西域、结好西突厥的系列举措，才更有意义。
杨恭仁招致西域、结好西突厥，都是隋“远交近攻”政策的延续。西突厥可以牵制东突厥，即“以威北狄”。因而杨恭仁经营西域的主要手段是联络、稳定西突厥，保证西突厥与唐的友好关系，促使二者结盟，和亲则更是巩固结盟的手段。杨恭仁在河西经略西域，与汉初通西域断匈奴右臂的目的相似，这是唐初的经略方式，为的是“待三数年后，中国全盛，徐思其宜”。杨恭仁见证过隋经略西域之盛，其在河西的开拓进取，正是为唐真正进入西域做准备。
史籍记载杨恭仁使“自葱岭已东，并入朝贡”，这应该指的是武德二年西突厥与高昌来唐事。实际上，杨仁恭招致西域，并不仅局限于葱岭以东。结合史籍，可知武德二年至八年西域遣使唐朝有12国，西域诸国朝贡请看见下表（表2）：
表2 武德二年至八年西域诸国来唐朝贡表[89]
这只是史籍记载的西域诸国朝贡情况。实际上，武德年间西域诸国来使要更频繁，涉及的国家更多。《册府元龟》卷九七〇《外臣部·朝贡》云：
[武德四年十月]是月，新罗国、[高]句丽及西域二十二国，并遣使朝贡。[91]
这二十二国名不见诸记载，《新唐书·西域传》所记的武德年间、武德中入朝等，可能指的就是武德四年西域诸国的大举入唐，包括疏勒、安国、西曹、石国、何国、吐火罗等。但已见诸文献的国名与二十二国还是相距甚远。这些都是杨恭仁在凉州招致的结果。武德中，来唐朝贡的国家除西突厥外，包括了塔里木盆地的高昌、疏勒等国[92]、中亚的安、康、石、何、曹等“昭武九姓”粟特国，以及阿姆河流域、铁门关以南的吐火罗、罽宾、劫国等。杨恭仁招致的范围已远达葱岭以西。而从高昌、罽宾等的贡献看，杨恭仁招致也达到了致殊俗、来异物的效果。
从见诸史籍的遣使诸国看，中亚安、康、石、何、曹等粟特诸国无疑更为活跃。这是因为杨恭仁招徕外蕃，主要依靠凉州诸胡。
凉州是中古粟特人迁徙定居的中心，自三国时期至唐朝天宝末年，一直是入华粟特人的一个大本营。[93]凉州安氏家族，为北朝以来侨居中土的最著名的胡人家族之一。[94]安兴贵言说“臣于凉州，奕代豪望，凡厥士庶，靡不依附。臣之弟为轨所信任，职典枢密者数十人，以此候隙图之，易于反掌，无不济矣。”[95]除了安氏之外，康、曹等其他粟特诸家族在武威也颇具影响力，近年来，冯培红从史籍、墓志、文书勾勒出武威粟特安、康、曹、石、史、何、睦（穆）诸姓的活动，[96]可见其势力之强大。李轨政权的兴亡，就由这些定居武威的粟特集团所左右。[97]杨恭仁在凉州，“晓羌、胡情伪，民夷悦服”，得到了武威粟特家族的支持。武德“二年十月，凉州刺史安修仁献百年苏”[98]，知杨恭仁节制河西之初，安修仁任凉州刺史。[99]从《杨恭仁墓志》看，“王化伊始，西域未宾，授公河西道安抚大使、检校凉州总管，管内刺史以下，皆得便宜从事，随方选补”，则安修仁凉州刺史为杨恭仁“选补”。安修仁为凉州粟特集团的领袖，掌控凉州粟特聚落武装——乡团，[100]武德二年七月以安修仁降军设置的赤水军[101]，应主要由粟特乡团构成。[102]赤水军之设，也在杨恭仁“皆得便宜从事”之时，不难想象杨恭仁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以粟特乡团兵置军，由粟特集团司掌，将粟特聚落的武装转化为国家控制的力量，同时又维系了粟特集团的领导地位，故而杨恭仁能得凉州胡人之力。杨恭仁委任胡人于军政之务，处置得宜，诸胡也在军、政、外交中发挥了巨大作用。西域诸国来唐，与河西胡人有直接的关系。
杨恭仁与河西胡人的关系，可以追溯到隋大业前。《旧唐书·杨恭仁传》记载：
隋司空、观王雄之长子也。隋仁寿中，累除甘州刺史。恭仁务举大纲，不为苛察，戎夏安之。高祖谓雄曰：“恭仁在州，甚有善政，非惟朕举得人，亦是卿义方所致也。”[103]
甘州是西域胡人往来枢纽之地，也是粟特人迁徙、贸易的中转站，北朝隋唐时期，大量胡人在此居住兴贩。在杨恭仁之后，裴矩继领甘州，《隋书》卷六七《裴矩传》记载：
时西域诸蕃，多至张掖，与中国交市。帝令〔裴〕矩掌其事。矩知帝方勤远略，诸商胡至者，矩诱令言其国俗山川险易，撰《西域图》三卷，入朝奏之。[104]
隋炀帝派裴矩领张掖（甘州），正因为其为西域诸蕃往来贸易之地。此后设置的掌管西域诸国事务与丝路通商贸易的西戎使者即驻于张掖。[105]裴矩利用天时地利之便，撰著《西域图记》，开启了炀帝经略西域之路。而杨恭仁在甘州“不为苛察，戎夏安之”，维系了甘州的贸易兴盛和繁荣发展，也奠定了甘州成为西域往来贸易中心的地位，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为裴矩招致西域、撰写《西域图记》提供了契机。
正因为杨恭仁在甘州甚有德政，“素习边事”，唐高祖才任命其安抚河西，总管凉州。也正因为有任职甘州的经历，杨恭仁才“晓羌、胡情伪”，尤其是对西域胡人了解颇深，故而在凉州任上，他能得胡人之用，保证了河西的稳定，也取得了招致西域之效。
隋末凉州留守谢统师也在平李轨后，为杨恭仁所信用。《唐故使持节士颖归三州诸军事三州刺史亳州总管湘源郡公谢府君墓志铭并序》略云：
寻迁鸿胪卿，使司□憬，职统藁街，□教令于九译，宣皇猷于八表。逮隋历将季，疆场多虞，理藉惟良，素兹藩镇，遂妙□□□，俾公留守凉州。公扶弱抑强，彰善亶恶。武德元年，授行军长史。三年，授左武卫右十九府骠骑将军……四年授亳州总管。[106]
墓志用“扶弱抑强，彰善亶恶”概括了谢统师在凉州的作为。实际上，李轨起兵后，“执缚隋虎贲郎将谢统师、郡丞韦士政”[107]。谢统师在李轨政权中任太仆卿，与以安修仁为首的群胡相结为一党，与李轨故人曹庆珍一派争斗，直接导致了李轨的覆灭。[108]墓志文字简洁，显然是为谢统师投降李轨而讳。志文称武德元年谢流师为行军长史。考虑到唐遣杨恭仁安抚河西在武德二年，武德元年谢统师还在李轨手下任太仆卿，因此推测谢流师被任命为行军长史当在武德二年，这一职任显然也是“皆得便宜从事”的杨恭仁选补的。谢统师投身胡人集团，对李轨覆亡有所贡献，之后和安修仁一样受到杨恭仁重用，也是情理之必然。
值得注意的是，谢统师此前任鸿胪卿。隋鸿胪寺为外事机构，统典客、司仪、崇玄三署，[109]并辖外蕃住宿的鸿胪客馆，[110]即志文所谓“职统藁街”。鸿胪卿、少卿掌前来朝贡的外蕃，[111]对外蕃诸国及诸部族颇为熟悉。谢统师在隋末任鸿胪卿，时炀帝致力于经略西域，“大业年中，相率而来朝者三十余国”[112]，因而谢统师对西域诸国了解较多，因职务所系，与其使节颇有过往。正因为他熟悉外蕃事务，故而能在招抚西域上贡献颇多。武德四年西域二十二国使唐入贡，谢流师也功不可没。
从西域形势看，武德年间西突厥仍牢固控制西域，唐与西突厥通好，并试图建立同盟关系，与西域仅保持通使、贸易联系，逐渐增加唐在西域的影响。杨恭仁在备御突厥、吐谷浑之时，以凉州“土薄民贫”[113]之力，招致西域，为唐与西域建立联系，在唐经略西域中的地位至关重要。
近年来，由于大唐西市墓志到整理与刊布，贞观初张弼出使西域三十国的史实及其意义被揭示出来。[114]《张弼墓志》[115]记载：
太宗临轩，有怀定远；召公将命，追美凿空。具禀圣规，乘轺迥骛。历聘卅国，经涂四万里。料地形之险易，觇兵力之雌雄。使返奏闻，深简帝念，加阶赐帛，宠命甚优。
贞观初张弼出使，“历聘卅国”，被称为丝绸之路上的壮举。武德年间，杨恭仁招致西域，武德四年，入唐之国已有二十二国，若加上五年至八年之间的继续招致者，武德时入贡的西域诸国应接近三十国。因此，张弼出使西域，不是追随大业年间来隋诸国，而是对杨恭仁招致来唐的西域诸国的回访。太宗派张弼出使西域，显然是受到了杨恭仁的直接影响，不论是从力图在西域进取还是派张弼出使的国家看，都是对杨恭仁招致西域的沿袭和继续。
武德二年至贞观四年是唐经略西域的第一阶段。在这一阶段中，经略西域并不构成唐战略的主要部分，唐将对西域的招致交付河西地方，委任凉州总管（都督）全权处置；经略方式主要通过外交手段，加强联系，保持与西域诸国往来；而对控制西域的西突厥，则许以和亲，以达到牵制东突厥的目的。这一阶段的西域经略，是隋分化瓦解突厥“远交近攻”政策的延续，这一时期可以称为唐经略西域的准备期，也可以说是进行初步试探的时期。从杨恭仁招致西域近三十国看，唐已发展了在西域的影响力，杨恭仁的招致西域，为唐贞观中大规模进入西域奠定了基础。
[1] 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133页。
[2] 详见拙作：《汉唐经营西域目的比较》，《史林》2014年4期，第50—57页。
[3] 自丁谦《大唐西域记地理考证》、《新旧唐书西域传地理考证》（《浙江图书馆丛书》第2辑第2册、第1辑第6册，1915年）出版以来，中国学者对唐代西域历史系统研究已有百年历史，其成果汗牛充栋。通论性著作，以曾问吾《中国经营西域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包慧卿《唐代对西域之经营》（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7年）、余太山主编《西域通史》（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年）等为代表；相关专著有王小甫《唐、吐蕃、大食政治关系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刘义棠《中国西域研究》（台北：正中书局，1997年）、吴玉贵《突厥汗国与隋唐关系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华涛《西域历史研究（八至十世纪）》（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等，不胜枚举。而百余年的西域探险和考古发现，也为唐代西域史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新资料，相关成果令人目不暇接。此外，日本、欧美、俄罗斯等学者在这一领域也有突出成果，如伊濑仙太郎《中国西域经营史研究》（东京：岩南堂，1968年）、松田寿男《古代天山の历史地理学的研究》（早稻田大学出版社，1970年）、内藤みどり《西突厥史の研究》（早稻田大学出版部，1988年），沙畹《西突厥史料》（冯承钧译，中华书局，2004年），Gibb, H. A. R., The Arab Conquests in Central Asia（New York, 1923），Beckwith, C. I., The Tibetan Empire in Central Asia： A History of the Struggle for Great Power among Tibetans, Turks, Arabs, and Chinese during the Early Middle Ages（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New Jersey, 1987；《吐蕃在中亚：中古早期吐蕃、突厥、大食、唐朝争夺史》，付建河译，新疆人民出版社，2012年），Sinor, D. (ed.)，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Early Inner Asia（Cambridge，1990），Barthold,V. V., Turkestan down to the Mongol Invasion,（Cambridge,1977；《蒙古入侵时期的突厥斯坦》，张锡彤、张广达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等。
[4] 实际上，唐改西伊州为伊州在贞观八年（634），见吴玉贵：《隋唐伊吾史二题》，载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主编：《国学的传承与创新：冯其庸先生从事教学与科研六十周年庆贺学术文集》（下），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收入其著《西暨流沙：隋唐突厥西域历史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第178—181页。
[5] 见胡明曌：《有关玄武门事变和中外关系的新资料———唐张弼墓志研究》，《文物》2011年第2期，第70—74页；荣新江：《唐贞观初年张弼出使西域与丝路交通》，《北京大学学报》2020年第1期，第113—118页。
[6] 详见拙著：《试论唐代西域经营史的分期》，《内陆欧亚历史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61—71页。
[7] [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卷六二《杨恭仁传》，中华书局，1975年，第2381页。
[8] 《大唐故特进观国公（杨温）墓志》，西安昭陵博物馆藏石，图版见《隋唐五代墓志汇编·陕西卷》第1册11页，胡元超：《昭陵墓志通释》，三秦出版社，2010年，第1—4页；录文见《唐代墓志汇编续集》贞观021，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22—23页；《全唐文补遗》第一辑，三秦出版社，1994年，第482—484页；《昭陵墓志通释》，第5—12页。
[9] 胡元超认为杨恭仁可能本名为温，后改为纶。见《昭陵墓志通释》，第6页。
[10] [宋]司马光编著，[元]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中华书局，1956年，第5847页。
[11] 《资治通鉴》，第5847页。
[12] 郁贤皓《唐刺史考全编》（一），安徽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466页。
[13] 李轨起兵时间及唐遣使事见吴玉贵：《关于李轨河西政权的若干问题》，《敦煌学辑刊》1990年第1期，第68—78页。
[14] 《资治通鉴》，第一八六，第5806—5807页；参《旧唐书》卷一《高祖纪》，第9页；[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八六《李轨传》，中华书局，1975年，第3709页。
[15] 《资治通鉴》卷一八六，第5820页；《旧唐书》卷一《高祖纪》，第8页；《旧唐书》卷五五《李轨传》，第2249页。
[16] 《旧唐书》卷五五《李轨传》，第2249页。参《新唐书》卷八六《李轨传》，第3708—3709页；《资治通鉴》卷一八四，第5746页。李轨占领五郡时间，见吴玉贵：《关于李轨河西政权的若干问题》，《敦煌学辑刊》1990年第1期。
[17] 《资治通鉴》卷一八七“武德二年二月”条，第5840页。
[18] 《旧唐书》卷六二《杨恭仁传》，第2381—2382页。
[19] [宋]王钦若等编纂，周勋初等校订：《册府元龟》卷一六一《帝王部·求旧》“武德二年闰二月”条云：“是月己巳，隋吏部侍郎杨恭仁进见，帝为之兴，引与同坐，言畴昔为欢者久之。”（凤凰出版社，2006年，第1912页）
[20] 《资治通鉴》卷一八七，第5855—5856页。参《秦王兼凉州总管制》，〔宋〕宋敏求编：《唐大诏令集》卷三五，商务印书馆，1959年，第148页。
[21]《册府元龟》卷一六一《帝王部·命使》云：“[武德二年]五月，遣黄门侍郎杨恭仁安抚河西之地。”（第1795页）
[22] 《资治通鉴》卷一八七，第5866页。《旧唐书》卷一《高祖纪》作“黄门侍郎杨恭仁为纳言”（第10页），《册府元龟》卷七二《帝王部·命相》同（第776页），似这时杨恭仁的官仍是黄门侍郎，只是他“河西道安抚大使、检校凉州总管”，职在河西，并没有在中央充职。
[23] 据武德三年四月《秦王益州道行台制》、武德四年九月《秦王天策上将制》、武德五年十月《秦王领左右十二卫大将军制》，李世民官衔中均有凉州总管。见《唐大诏令集》卷三五，第148—149页。
[24] 武德五年十月《秦王领左右十二卫大将军制》称：“天策上将、太尉、领司徒、尚书令、陕东道大行台·益州道行台尚书令、雍州牧、凉州总管、左右武候大将军、上柱国、秦王某……可领左右十二卫大将军，余并如故。”可知其领左右十二卫大将军时，仍兼凉州总管。但武德八年十一月《秦王等兼中书令等制》称：“天策上将、太尉、兼司徒、尚书令、陕东道大行台尚书令、雍州牧、十二卫大将军秦王某。”可知其武德八年十一月已不兼凉州总管。见《唐大诏令集》卷三五，第149页。
[25] 《旧唐书》卷六二《杨恭仁传》，第2382页。《新唐书》卷六一《宰相表》作：“[武德二年]十月己亥，黄门侍郎、凉州总管杨恭仁遥领纳言。”（第1628页）“遥领”与真授不同，参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八三“世系表与年表例不同”，中国书店，1987年，页2b。
[26] 《旧唐书》卷一《高祖纪》，第10页。
[27] 严耕望：《唐仆尚丞郎表》，中华书局，1986年，第489页。但严耕望认为武德六年杨恭仁由凉州都督、遥领侍中入迁吏尚不确，因为唐改总管府为都督府在武德七年二月（《旧唐书》卷一《高祖纪》，第14页），武德六年凉州最高长官仍是凉州总管，由秦王李世民兼任。
[28] 《新唐书》，第1629页。
[29] 《新唐书》，第16页。
[30] 郁贤皓《唐刺史考全编》已经指出，见第466页。《旧唐书》卷一《高祖纪》（第13—14页）、《资治通鉴》卷一九〇（第5967页）“武德六年四月癸酉”条均作“杨恭仁”。
[31] [唐]李林甫等撰，陈仲夫点校：《唐六典》卷四《礼部》，中华书局，2014年，第112—113页。
[32] 《旧唐书》，第13—14页。
[33] 《旧唐书》，第2382页。
[34] 《资治通鉴》卷一九〇“武德六年四月癸酉”条，第5967页。
[35] [唐]李延寿：《北史》，中华书局，1974年，第3342—3343页。参《册府元龟》卷五六一《国史部·世官自序》，第6439—6440页。
[36] 《旧唐书》卷一《高祖纪》，第11—12页。
[37] 武德二年，凉州总管辖凉、甘、瓜、鄯、肃、[西]会、兰、河、廓九州（见《唐大诏令集》卷八三《曲赦凉甘等九州制》，第476页，并参本文第二部分），李大师徙配西会州，正是在检校凉州总管杨恭仁的管辖范围，故而能将其迎入凉州。
[38] 杨恭仁任吏部尚书后不久，又返回检校凉州总管任上，但史籍中未记李大师从西会州回凉州事。颇疑武德六年以后会州不隶凉州总管或凉州都督，《旧唐书》卷四〇《地理志·凉州》：“[武德]七年，改为都督府，督凉、肃、甘、沙、瓜、伊、芳、文八州”（第1640页），“伊、芳、文”三字为衍文（见艾冲：《唐代都督府研究：兼论总管府、都督府、节度司之关系》，西安地图出版社，2005年，第336页），则凉州都督统五州，没有西会州。而西会州不在杨恭仁职掌范围内，应是李大师不再入凉州的主要原因。
[39] 《唐大诏令集》卷六四《胡大恩赐姓属籍宗正诏》，第355页。
[40] 艾冲：《唐代都督府研究：兼论总管府、都督府、节度司之关系》，第69页；郭声波：《中国行政区划通史》（唐代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80页。
[41] 《资治通鉴》卷一九〇“武德六年六月丁卯（23日）”条，第5969页。
[42] 郁贤皓：《唐刺史考全编》，第492页。
[43] 《资治通鉴》卷一九〇，第5969页。
[44] 《旧唐书》，第14页。据《旧唐书》卷三八《地理志》：“至武德七年，改总管府为都督府。”（第1384页）则知所改者为所有总管府，不仅限于大总管府。
[45] 见唐长孺：《唐书兵志笺证》，科学出版社，1957年，第7页。
[46] 《册府元龟》，第11470页。
[47] 《新唐书》卷一《高祖纪》，第19页。
[48] 。武德二年平李轨，“置西会州”（《元和郡县图志》卷四《关内道》，第97页），则此处的“会”应是“西会”之省。
[49] 《唐大诏令集》卷八三《曲赦凉甘等九州岛制》，第476页。
[50] 《唐大诏令集》卷三五，《秦王兼凉州总管制》，第148页。
[51] 《旧唐书》卷五五《李轨传》，第2251页。
[52] 艾冲：《唐代都督府研究：兼论总管府、都督府、节度司之关系》，第64—65、336—337页；郭声波：《中国行政区划通史》（唐代卷），第1018、1022页。
[53] 《唐会要》卷九四《吐谷浑》，第1698页。
[54] 周伟洲：《吐谷浑史》，宁夏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78—79页。
[55] 《资治通鉴》卷一九〇，第5967、5991页。
[56] 李文学：《吐谷浑史研究》，科学出版社，2020年，第161页。
[57] [唐]杜佑撰，王文锦等点校：《通典》卷一九七《边防典·突厥》，中华书局，1988年，第5407页。
[58] 李方：《隋末唐初东突厥与中原势力的关系》，《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3年第4期，第16—27页。
[59] 《旧唐书》卷一九四上《突厥传》，第5155页。
[60] 详见吴玉贵：《突厥汗国与隋唐关系史研究》，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144—180页。
[61] 《资治通鉴》，第5892页。
[62] 《新唐书》，第3926页。《册府元龟》卷三六五《将帅部·机略》作：“武德中，突厥颉利可汗率众数万奄至州境，恭仁随方备御，多设疑兵，颉利惧而退走。”（第4139页）
[63] 《通鉴》将此条系于四月，未书五月。四月无甲寅，应为五月甲寅（21日）。见吴玉贵：《资治通鉴疑年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第199页。
[64] 《资治通鉴》，第5995页。
[65] 冯培红考证睦伽陀来自中亚穆国，见其著：《中古武威的粟特诸姓》，载《凉州文化与丝绸之路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第51—81页，esp.第75—79页。
[66] 《旧唐书》卷六九《刘世让传》，第2523页。
[67]《资治通鉴》卷一九一《唐纪七》“武德八年春正月”条载：“是月，突厥、吐谷浑各请互市，诏皆许之。先是，中国丧乱，民乏耕牛，至是资于戎狄，杂畜被野。”（第5994页）。河西与突厥、吐谷浑相接，虽然史籍中未见唐于何地与突厥、吐谷浑互市，但河西地区多年与突厥、吐谷浑和平相处，杨恭仁维护河西稳定的各项举措，应是此次互市的基础。
[68] 《元和郡县图志》卷四〇《陇右道·瓜州》，第1027页。
[69] 《资治通鉴》卷一八八，一九〇，第5898、5951页。参《新唐书》卷一《高祖纪》，第11、14页。
[70] 《册府元龟》第4139页，参《新唐书》卷一〇〇《杨恭仁传》，第3926—3927页。
[71] 《元和郡县图志》，第1018页。
[72] 李宗俊：《唐代玉门军、玉门县及玉门军道考》，《丝绸之路》第16期，2017年。
[73] 《唐会要》，第1428页。
[74] 《元和郡县图志》，第1018页。
[75] 墨离军“东去理所（按：即凉州）一千四百余里”。据《元和郡县图志》卷四〇，瓜州东南至肃州480里，肃州东至甘州400里，甘州东至凉州500里（第1027、1023、1021页），则瓜州东至凉州1380里。这样计算，墨离军在瓜州西北20里左右。
[76] 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第二卷，台湾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441页；陈国灿《武周瓜、沙地区的吐谷浑归朝事迹——对吐鲁番墓葬新出敦煌军事文书的探讨》，《1983年全国敦煌学术讨论会文集》（文史·遗书编上），甘肃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7—18页；钱伯泉：《墨离军及其相关问题》，《敦煌研究》2003年第１期，第61—68页。
[77] 李文才：《唐代河西节度使所辖军镇考论》，《唐史论丛》第18辑，2014年，第19—46页。
[78] 《资治通鉴》，第5969页。
[79] 《资治通鉴》，第5969页。参《新唐书》卷一《高祖纪》，第16页。
[80] 《资治通鉴》，第5972页。
[81] 《旧唐书》，第2381页。参《新唐书》卷一〇〇《杨恭仁传》，第3926页；《册府元龟》卷一三三《帝王部·褒功》，第1465页。
[82] 《旧唐书》卷六二《杨恭仁传》，第2382页；参《新唐书》卷一〇〇《杨恭仁传》，第3926页；《资治通鉴》卷一八七，第5847页；《册府元龟》四二九《将帅部·守边》，第4863页。
[83] 《旧唐书》卷194《突厥传》下（中华书局，1975年），第5181页。
[84] 《资治通鉴》卷一八七，第5859页。参《旧唐书》卷一《高祖纪》，第9页；《册府元龟》卷九七〇《外臣部·朝贡》，第11227页。
[85] 《册府元龟》卷九七〇《外臣部·朝贡》，第11227—11228页。《册府》未记武德八年西突厥朝贡事，但《资治通鉴》卷一九一将统叶护请婚系于武德八年四月（第5995页），可见武德八年西突厥亦遣使于唐。
[86]《通典》、两《唐书·突厥传》都记载封德彝建议允婚，但《资治通鉴》卷一九一“武德八年四月”条记载：“西突厥统叶护可汗遣使请婚，上谓裴矩曰：‘西突厥道远，缓急不能相助，今求婚，何如？’对曰：‘今北狄方强，为国家今日计，且当远交而近攻，臣谓宜许其婚以威颉利；俟数年之后，中国完实，足抗北夷，然后徐思其宜。’上从之。”（第5995页）认为与高祖商议的是裴矩。两《唐书·封伦传》未记其议统叶护请婚事，但《新唐书》卷一〇〇《裴矩传》云：“时突厥数盗边，高祖遣使约西突厥连和，突厥因请婚。帝曰：‘彼势与我绝，缓急不为用，奈何？’矩曰：‘然北虏方炽，岁苦边，若权顺许，以示外援，须我完实更议之。’帝然其计。”（第3934页）当由所本。《册府元龟》卷九七八《外臣部·和亲》记载：“八年四月，宴西蕃突厥使。时中国以突厥为患，故遣使与西突厥连和，以备北狄。于是叶护请婚，帝谓侍中裴矩曰：‘西突厥与我悬远，有急不得相助，今来请婚，其意如何？’对曰：‘西蕃悬远，诚如圣旨，但北寇盛强，数为边害。当今之计，须远交而近攻，权可许婚，以近颉利，且羁縻之。待一二年后，中国完实，足抗北夷，然后徐思其宜。此盖一时之策也。’帝然之，令高平王道立至其国。统叶护大悦。遇颉利频岁入寇，西蕃路梗，由是未果。”（第11325页）《册府》所记，较为详细，应与《新唐书·裴矩传》、《资治通鉴》同一史料来源。《旧唐书》卷六三《封伦传》（第2397页）、《新唐书》卷一〇〇《封伦传》（第3930页）中，均记载“会突厥寇太原，复遣使来请和亲”之后，封伦主战之议论。不过此次请和亲者有东突厥颉利可汗。《通典》、两《唐书·突厥传》可能是将封德彝议东突厥和亲事误为西突厥请婚事，故而将裴矩之议系于封德彝。实际上，谏西突厥之言，得隋西域漠北经略之策的精华，非深谙西域、漠北形势的裴矩不能言之。
[87] 《通典》，第5455页，参《旧唐书》卷一九四下《突厥传》，第5181—5182页；《新唐书》卷二一五下《突厥传》，第6057页。
[88] 《旧唐书》卷一《高祖纪》，第10页。
[89] 西域诸国朝贡史料考证，见朱萧静：《唐代西域朝贡研究——以<册府元龟·外臣部>“朝贡”史料为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研究生院）博士学位论文，2021年。
[90] 疑《新唐书》卷二二一下《西域传》“劫国”条（第6253页）将劫国贡献与武德二年罽宾贡献（第6241页）记载混为一谈了。
[91] 《册府元龟》，第11227页。
[92] 龟兹国朝贡事，《册府元龟》卷九七〇《外臣部·朝贡》记载：“[唐高祖]即位，龟兹国王苏伐勃駃遣使来朝。”（第11227页）。龟兹国不应该仅来一次，其后的使唐，可能史籍漏载了。
[93] 荣新江：《北朝隋唐粟特人之迁徙及其聚落》，《国学研究》第6卷，1999年，收入其著：《中国中古与外来文明》，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37—110页，esp.第74页；《北朝隋唐粟特人之迁徙及其聚落补考》，《欧亚学刊》第6辑，2007年，收入其著：《中国中古与粟特文明》，三联书店，2014年，第22—41页，esp.第23—26页。
[94] 吴玉贵：《凉州粟特胡人安氏家族研究》，《唐研究》第3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295—338；收入其著：《西暨流沙：隋唐突厥西域历史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第227—282页。
[95] 《旧唐书》卷五五《李轨传》，2251页。
[96] 冯培红：《中古武威的粟特诸姓》，载《凉州文化与丝绸之路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第51—81页。
[97] 汪篯：《西凉李轨之兴亡》，载《汪篯隋唐史论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第270—278页。
[98] 《册府元龟》卷一六九《帝王部·纳贡献》，第1875页。
[99] 《唐刺史考全编》，第466页。
[100] 山下将司：《隋·唐初の河西ソグト人軍團——天理圖書館藏〈文館詞林〉〈安修仁墓志銘〉殘卷をめぐって》，《東方學》第110辑，2005年，65—78页。
[101] 《唐会要》卷七八《节度使》“河西节度使”条云：“赤水军，置在凉州西城。本赤乌镇，有泉水赤，因以为名。武德二年七月，安修仁以其地来降。遂置军焉。军之大者。莫过于此。”（第1428页）
[102] 李文才指出，赤水军从成立时起，就是一支以“九姓”胡人为主要成员的军队。见其著：《试论赤水军的军事地位及其成因》，《唐史论丛》第14辑，2012年，第359—374页。
[103] 《旧唐书》卷六二，第2381页，参《新唐书》卷一〇〇《杨恭仁传》，第3926页。并参《册府元龟》九七《帝王部·奖善》，第1056页；卷六八〇《牧守部·静理》，第7839页。
[104] [唐]魏征等撰：《隋书》，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本，中华书局，2020年，第1770页。
[105] 《资治通鉴》卷一八五“武德元年七月”条云：“突厥阙可汗遣使内附。初，阙可汗附于李轨，隋西戎使者曹琼据甘州诱之，乃更附琼，与之拒轨；为轨所败，窜于达斗拔谷，与吐谷浑相表里，至是内附。寻为李轨所灭。”（第5800页）可见西戎使者驻地在甘州（张掖）。
[106] 赵力光主编：《西安碑林博物馆新藏墓志续编》，山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61—64页。
[107] 《旧唐书》卷五五《李轨传》，第2249页；参《新唐书》卷八六《李轨传》，第3708页。
[108] 汪篯：《西凉李轨之兴亡》，《汪篯隋唐史论稿》，第272页；冯培红：《<隋曹庆珍墓志铭>与武威粟特曹氏》，《社会科学战线》2019年第1期，第118—129页。
[109] 《隋书》卷二八《百官志》，第867页。
[110] 石曉軍：《隋唐外務官僚の研究——鴻臚寺官僚·遣外使節を中心に》，東京：東方書店，2019年，第27—31页。
[111] 隋代鸿胪卿授官、任官研究，见石曉軍：《隋唐外務官僚の研究——鴻臚寺官僚·遣外使節を中心に》，第77—98、373页。
[112] 《隋书》卷八三《西域传》，第2071—2072页。
[113] 《资治通鉴》卷一八七“武德二年五月”条，第5855页。
[114] 胡明曌：《有关玄武门事变和中外关系的新资料———唐张弼墓志研究》，《文物》2011年第2期，第70—74页；荣新江：《唐贞观初年张弼出使西域与丝路交通》，《北京大学学报》2020年第1期，第113—117页。
[115] 胡戟、荣新江主编：《大唐西市博物馆藏墓志》上，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24—226页。
（原文刊载于《丝路文明》第六辑，2021年11月，第187—207页）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内陆欧亚学研究中心）
编排：杨春红
审核：陈 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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