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伟杰：评丹尼斯·塞诺编《剑桥早期内亚史》

蔡伟杰

关于二战以降西方学界的早期内亚通史著作，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包括了《草原帝国》[1]与《中亚史纲要》[2]。而本书《剑桥早期内亚史》则是继这些著作之后的重要贡献。本书是在美国印第安纳大学中央欧亚学系荣退教授塞诺（Denis Sinor）的组织下，邀集了许多西方学者，针对过去学界对内亚（Inner Asia）历史上之重要人群与政权的研究，进行了提纲挈领的叙述，并于1990年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发行，反映了当时西方内亚学界的最高水平。而本书的中译本则是于2021年1月由北京商务印书馆发行，译者为贵州师范大学历史与政治学院的蓝琪教授。本书所谓的“早期”基本上是以蒙古帝国崛起以前为时间断限。在序言中，编者交代了本书的性质与限制。在性质上，与前述的同类早期内亚通史相较，本书并不算是蒙古人兴起以前的内亚历史综述，而是对于这段历史的相关研究成果的展示。加上受到文献材料的缺乏以及当时相关考古研究仍处于初期阶段，因此本书所探讨的历史主要以政治史为主。

第一章首先由编者对何谓内亚做出定义，本书所谓的内亚又称为中央欧亚（Central Eurasia），基本上是一个文化概念而非地理概念，主要是相对于欧亚大陆外缘之大型定居农业文明的欧亚腹地部分，在生业上以畜牧或渔猎为主，并点缀着小型的绿洲农业。在历史上，由于欧亚定居农业文明的势力时有消长，所以内亚的领域也会有所变动。本质上，内亚诸文明与其周边定居农业文明的对立是穷人与富人之间的对立。而历史上定居人群对于内亚民族的记载则充满各种歧视与偏见。

在提纲挈领的序言和首章之后，接下来则是不同学者的专题论文。罗伯特·塔斐（Robert N.Taaffe）介绍内亚的地理构造，包括了苔原、针叶林、草原、沙漠（其中有少数绿洲）等。而在气候上，内亚则以干燥的大陆性气候为主，相对寒冷且冬季漫长。这些自然环境的特色对于内亚的历史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奥克拉德尼科夫（A.P.Okladnikov）则探讨内亚的史前史，从中更新世（距今73万年至12.8万年前）起就有人类在内亚活动。从石器制作技术来看，内亚的居民实际上从旧石器时代起就一直与亚洲其他地区的古人类有着交流。自青铜时代起，内亚草原游牧民发明了青铜马衔，使得人类能够骑乘马匹，并且还成为将冶金技术和特有的艺术风格传播到周边的定居民族（例如中国）当中。这也是全书中运用最多考古材料的一章。之后的论文基本上都是以文献材料为主的研究。

接下来的三章分别探讨早期内亚东西两端与中部的重要政体。梅柳可娃（A.I.Melyukova）探讨了早期内亚西部使用伊朗语的内亚人群斯基泰人与萨尔马特人，她主张将斯基泰人视为具有包容异种族和文化的政治单位，而非一个内部在种族和文化上具有较高同质性的单位。她也讨论了斯基泰人与周边定居民族（如波斯与希腊）的关系，不过她略去了波斯帝国居鲁士（Cyrus）与马萨革泰人女王托米丽司（Tomyris）之间著名的战争，这可能是因为她认同希罗多德不将马萨革泰人视为斯基泰人一支的看法。[3]随后关于内亚东部的游牧政体匈奴的章节则由余英时执笔。与其他章节相较，这一章的写作风格差异较大。在取材上几乎全部仰赖汉文文献，内容更多是关注匈奴的政治史，特别是匈奴与汉朝的关系，对于匈奴本身的语言、社会与文化着墨甚少。而且未能善加运用考古材料。这也展现了作者本身作为中国史专家，与专研内亚史的其他作者之间在训练背景和关注上的差异。纳瑞因（A.K.Narain）则介绍了内亚的印欧人，特别着重于吐火罗人及其后裔月氏，以及后来的贵霜（Kushans），另外旁及游牧的塞种人（Sakas）和定居的粟特人（Sogdians）。这些印欧人群和政体在当时欧亚商业贸易与宗教的传播上具有重要地位。

接下来两篇都是关于对欧洲定居社会曾造成威胁的游牧民，由本书主编塞诺所撰写的匈人简介，简明扼要的说明了匈人的来历与社会文化。他拒斥自十八世纪以来认为匈人为匈奴后裔的说法。他认为匈人内部可能使用多种语言，包括了日耳曼语和一种类似后来突厥语的语言，然而透过对出土文物（包括反曲式复合弓与青铜铸釜）的分析，能够支持匈人起源于内亚的理论。著名的匈人领袖“上帝之鞭”阿提拉（Attila）的崛起虽然一度给罗马人造成了压力，但是匈人国家内部所存在的分裂趋势，最终导致匈人未能真正对罗马造成本质上的威胁。另外由塞缪尔·萨迪查基－卡多斯（Samuel Szádeczky-Kardoss）撰写的欧洲阿瓦尔人专章，则探讨了这群缺乏史料记载的人群的起源和历史意义。他一方面拒绝将希腊传说中的Aparnoi族视为阿瓦尔人的起源，另一方面也质疑将东方的柔然和嚈哒视为是后来多瑙河阿瓦尔人之祖先的说法。从语言来看，阿瓦尔人的语言是阿尔泰语的一种，但是没法确定它更接近蒙古语或是突厥语。而马镫作为一种重要的发明最早也可以追溯到阿瓦尔人的时代。虽然阿瓦尔人曾经一度对法兰克王国与拜占庭帝国造成威胁，但是后来随着他们逐渐从游牧社会转为农业或定牧社会，最终逐渐消失在历史舞台上。

接着由彼得·高登（Peter B.Golden）所撰写的两章分别介绍了俄罗斯森林地带与南俄草原的民族。前者向外界出口了大量的森林特产，特别是毛皮，这也促成了当地城镇的兴起。其中的代表为保加尔人（Bulghars），另外还有半游牧的匈牙利人。而后者则有乌古尔人（Oghurs）、萨比尔人（Sabirs）、可萨人（Khazars）、佩切涅格人（Pechenegs）与库曼人（Cumans）。其中以可萨人最为重要，他们成为拜占庭帝国抵抗草原民族入侵的重要屏障。不过高登对于可萨人将犹太教视为国教一事抱持怀疑态度。然而在阅读时，笔者建议读者先读后一章，在时序上，不仅更能够接上前面的阿瓦尔人章节，而且也会更容易掌握这段历史的发展。因为俄罗斯森林地区的民族与南俄草原的游牧民关系密切，特别是乌古尔突厥人。乌古尔突厥人后来影响了许多俄罗斯森林地区的民族从渔猎者转变游牧民，其中又以乌戈尔人（Ugrians）为代表。

接下来的三章转向突厥人在内亚所建立的诸政权，分别是突厥帝国（丹尼斯·塞诺）、回鹘[柯林·麦克勒斯(Colin Mackerras)]以及喀喇汗王朝与早期伊斯兰教（彼得·戈登）。塞诺指出突厥人至少在公元五世纪时就已经出现在黑海草原和黑海北岸森林地带。文中也探讨了突厥人后来与波斯萨曼王朝、柔然、拜占庭、隋唐中国与嚈哒（Hephthalites）之间的和战关系，并指出突厥人的宗教宽容与后来的蒙古人有类似之处。麦克勒斯则关注回鹘人与唐朝的关系、对摩尼教的信仰以及建造固定的都城。前两位作者都注意到粟特人在突厥和回鹘汗国中的经济与宗教作用。戈登则关注喀喇汗王朝的起源，并将其与突厥统治氏族阿史那氏或九姓乌古思人联系在一起。而且这个时期也是突厥人大量皈依伊斯兰教的时代。文中并同时述及伽色尼王朝、塞尔柱王朝、喀喇契丹和花剌子模等国家的历史。这些国家都是蒙古人崛起以前的内亚强权。

最后两章处理的是内亚东部的诸帝国，分别由赫尔穆特·霍夫曼（Helmut Hoffman）处理早期和中世纪的西藏以及傅海波（Herbert Franke）撰写契丹和女真两个满洲的森林民族。西藏和女真的部分是书中唯一在时段上涵盖蒙古时代的，女真的部分甚至展延到明末。由于当时西藏考古的成果较为缺乏，所以关于西藏的史前时代未能详加说明。另外，这章似乎成文较早，未能将较新的重要研究纳入，例如白桂思（Christopher I.Beckwith）的专著《吐蕃在中亚》。[4]另外，在内容上也有较多讹误，译者对原文中的一些问题作了修订。傅海波在这章与前面几章相较，在风格上不太一样，主要专注于契丹与女真的起源和社会文化，对政治史着墨较为简略。对于政治史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见稍晚于1994年出版的《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中收入了相关辽朝与金朝的介绍文，而且是以两章的篇幅来处理，可以作为补充。[5]

编者在最后也提供了一份参考文献。虽说本书出版于1990年，但是书中列出的参考文献却少有1980年代的作品。这也许是因为这个项目历时较长，参与者交稿时间不一，而又未能进行增补之故。不过这里面搜罗的仍旧是经典之作，还是有文献价值。可惜中译本未能将参考文献中的各条书目后的说明一并译出，另外匈奴、突厥和回鹘等部分的中日文著作也未能回译。

另外，考虑到内亚地理对于一般读者而言较为陌生，英文原版中附录了五帧地图，但其实还是远远不足。例如第三章中所述及的众多考古遗址，若能绘制一张分布图，相信更能够帮助读者辨识这些遗址的位置。而中译本仅仅留下了一帧内亚自然地理图（第30页，英文原版第29页），这不能不说是件可惜的事。期待未来中译版再版时，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能够补上这些地图。　

就本书的结构而言，可惜的是缺少西夏的专章。当时苏联的西夏学专家克恰诺夫（E.I.Kychanov, 1932—2013）仍旧健在，也许适合担当此任。不过后来邓如萍（Ruth W.Dunnell）在《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也有专章讨论西夏。[6]关于突厥的部分未能述及沙陀，而回鹘帝国覆灭以后至蒙古帝国兴起以前的回鹘人状况也未有着墨。例如就本书中关于匈奴的考古学、基因学与社会文化缺失的部分，建议读者可以参考狄宇宙（Nicola Di Cosmo）的近作。[7]他运用考古材料，从蒙古国北部的额金河出土的匈奴遗址来看，匈奴人其实是农牧并举的。而就基因而言，从贝加尔湖至蒙古国北方的阿勒泰地区这一线可以画出西部欧亚人群与东亚人群之间有所区别，但是彼此间也存在一些渗透。他也不认为匈奴与汉朝之间存在共同演变的情形，而且匈奴的民族起源和社会制度与秦汉中国之间的关系实际上并不高，建议应该往内亚来寻找其起源。

本书出版至今已有三十年，书中的一些观点至今也已经有所修正。例如在匈人与匈奴之间之关系的问题上，在本书中塞诺否定了两者之间的关系，但近年的研究则主张它们两者之间可能是有联系的。[8]新的理论认为匈奴衰微后可能有一部分人离开了蒙古高原。当中可能有部族联盟包含了与原初匈奴相关的某些核心成分，并且在草原游牧民族当中持续沿用这个相当高贵的名称，并且在哈萨克草原与其他当地部族组成了一个新的部族联盟：亦即匈人。

与本书类似的较新书籍可以参见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主持的《中亚文明史》项目。该书共有六卷七册（第四卷分为上下两册）。该书的前四册大致与本书所涵括的范围相近，目前也已经有了完整的中译本。[9]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考。

综合前述，从今天的角度来看，本书实际上已经不能算是最前沿的研究。然而考虑到本书在内亚史学界中的经典地位，以及中文学界中相关读物仍旧缺乏的情况下，对于内亚史、中国民族史、边疆史有兴趣的读者，本书仍是不容错过的经典之作。

最后想补充的是，就本书中译版而言，译者自1998年起开始着手翻译，至2017年才完成译稿，历时19年。她在文中增添了不少译注，不仅查找了书中引注材料的中译本并征引相关段落外，而且对书中提及的诸多内亚研究学者作了介绍，大大节省了读者查找相关背景资料的时间。然而这个译本中仍旧存在一些错讹与手民之误，以下列举部分例子，供读者参考：

1.中译本第9页（英文原版第7页），“tabun qosiyun mal”，应作“tabun qosiγun mal”。

2.中译本第10页（英文原版第8页），“除非遇到瘟疫、冰冻等自然灾害”，原文为“Unless some natural disaster struck—such as the dreaded jud, the freezing of the pastures”，这里讲到的jud为蒙文，意为严冬的雪灾。指的是冬季草场结冻無法放牧，导致大量牲畜死亡的情况。中译本第171页（英文原版第183页）的“如果这些牧场被霜毁灭”中的“霜”（frostjud），亦应作严冬雪灾理解。

3.中译本第20页（英文原版第18页），“内亚是另一半”，此处的另一半（antithesis）应译为对立面或反题较佳。

4.中译本第26页（英文原版第25页），“大抗爱山”，应作“大杭爱山”。

5.中译本第54页（英文原版第54页），“托格戈伊”（Tologoi），应作托勒戈伊。

6.中译本第76页（英文原版第78页）注29，克塞列夫（S.V.Kiselev）一般译为吉谢列夫。

7.中译本第89页（英文原版第92页），此处未译出的朝鲜Chkhodo岛，应为位于韩国全羅南道的草岛（Island of  Chodo）。

8.中译本第118页（英文原版第122页），“北逃匈奴，南走月氏”中的“月氏”有误，应作“越”。

9.中译本第118页（英文原版第123页）注3，Tezuka  Tayayoshi应为Tezuka Takayoshi（手塚隆義），而《史渊》应作《史苑》。

10.中译本第128页（英文原版第136页）注14，麦戈文著《中亚的早期帝国》已有中译本，宜作麦高文《中亚古国史》（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

11.中译本第136页（英文原版第145页），“贡赋使命”（tribute mission）应译为“朝贡使团”。

12.中译本第138页（英文原版第148页）注18，《北庭与匈奴》有误，应作《北狄与匈奴》。

13.中译本第147页（英文原版第158页），“罗马苏拉（Sulla）皇帝”有误，苏拉为当时罗马共和国的独裁官，而非皇帝。

14.中译本第159页（英文原版第162页），巴米延一般译为巴米扬。

15.中译本第171页（英文原版第183页），译注中的普里斯库斯，原文误植为Publius Herennius Dexippus，应为Priscus of Panium。

16.中译本第176页（英文原版第188页），“国王已死，国王万岁！”的法文原文，各字间未善加分隔，应为Le roiest  mort, vive le roi!

17.中译本第221页（英文原版第233页）注5，李盖蒂（Ligeti Lajos），一般译为李盖提，而译注中提及其著作《黄教诸神，黄种黎民》，其中译本已于2015年以《黄色的神祇黄色的人民》之名发行，宜沿用之。

18.中译本第224页（英文原版第235页），“我们的读物未能确定”，句中的“读物”（reading）应作“解读”。中译本第251页（英文原版第260页），“我们的阅读材料是可疑的”，句中的“阅读材料”（readings）同样应作“解读”。

19.中译本第262页（英文原版第2页）注36，提及人名刘茂材（Liu Mau-tsai），应为刘茂才。后同。

20.中译本第269页（英文原版第278页），“他们是否就是中国史籍中的月氏还没有确定”，句中的“月氏”应为“阙越失”（Chüeh-yüeh-shih）。同页注47中的“月氏”亦应改为“阙越失”。

21.中译本第281页（英文原版第291页），Juan-juan应为蠕蠕。

22.中译本第283页（英文原版第294页），阿拉瓌（A-na-kui）应为阿那瓌。后同。

23.中译本第301页（英文原版第314页），阁那崛多（Jnānagupta）应为阇那崛多。后同。

24.中译本第304页（英文原版第317页），本章作者柯林·麦克勒斯（Colin Mackerras），其中文名一般译作马克林。

25.中译本第321页（英文原版第335页），塔里姆应作塔米姆。后同。

26.中译本第331页（英文原版第346页）注7，理查德·弗赖伊（Richard Frye）中文名应作费耐生。

27.中译本第338页（英文原版第353页），al-Muqaddasi存在穆卡达斯与穆卡达西两种译名，应统一作穆卡达西。

28.中译本第341页（英文原版第356页），padishdh有误，应作pādishāh。

29.中译本第345页（英文原版第359页），ottegin被误译为健康王子，应作守灶王子（prince of the hearth）。

30.中译本第354页（英文原版第368页），葛尔汗（Gür  Khan）一般译为菊儿汗。

31.中译本第358页（英文原版第372页）注2，George Nicholas Roerich译为罗厄烈治，学界一般译为罗列赫。后同。

32.中译本第358页（英文原版第372页），W.Eberhard被译为爱伯哈德，学界一般译为艾伯华。后同。

33.中译本第359页（英文原版第372页），Turrell V.Wylie被译为怀利，学界一般译为威利。后同。

34.中译本第360页（英文原版第373页），此处认为拓跋为突厥人，值得商榷。虽说鲜卑人后来也曾从属于突厥汗国，但是在语言文化上，拓跋与后来的蒙古人其实更为接近。

35.中译本第375页（英文原版第387页），黠嘎斯应作黠戛斯。

36.中译本第376页（英文原版第388页），hunging应为hunting。

37.中译本第384页（英文原版第395页），译师Nag-tsho Tshul-khrims rgyal-ba被误植为仁钦桑布（958—1055），应为那措楚陈杰瓦（1011—1064）。

38.中译本第390页（英文原版第402页），Karl A.Wittfogel被误植为Kart A.Wittfogel，而相应的中译名卡尔被误植为卡特。

39.中译本第391页（英文原版第402页），中译文“今内蒙古自治区辽河上游”中的“内蒙古自治区”，英文原文为north  of Jehol province，应照译为“热河省以北”，再另加译注“今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以北”较佳。

40.中译本第393页（英文原版第405页），抢婚（Raubebe）应作Raubehe。

41.中译本第404页（英文原版第417页），此处提及女真人已能用蒸馏法酿酒，此恐不确。一般认为是元代开始的。

42.中译本第405页（英文原版第418页），mukun应作mukūn，应译为（家）族。

43.中译本第409页（英文原版第423页），“明朝还创立了一种要塞驻军制度”，此处“要塞驻军制度”应译为“卫所制”。

滑动查阅注释

（原文刊载于《丝路文明》第六辑，2021年11月，第267—274页）

（作者单位：深圳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

编排：杨春红

审核：陈　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