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强：公元6~7世纪西突厥与拜占庭帝国交往中的地缘政治
来源：《西域研究》2022年第1期
公元6世纪中后期，西突厥成为丝绸之路中段拥有政治和军事影响力的重要族群，在其西进过程中，与丝绸之路中西段最重要的帝国——萨珊波斯、拜占庭发生密切联系。由于威胁到萨珊波斯对丝路的控制，双方关系交恶。在粟特人的斡旋下，西突厥转而与拜占庭通过互派使节、建立军事联盟、关注商贸往来的方式建立了密切的合作关系。在长达近半个世纪的合作过程中，西突厥—拜占庭联盟关系并不稳定。综合拜占庭时期诸文献对西突厥与拜占庭交往史实的记载可发现，西突厥与拜占庭的密切关系反映了6~7世纪丝绸之路中西段地缘政治的复杂性，同时也揭示出丝路上大国博弈中居间族群的重要角色，以及该博弈对居间族群的影响。
地缘政治学是政治地理学中的重要理论与概念，它强调的是地理与政治的结合，“注重地理学对国际政治的特征、历史、结构，尤其是他国关系的影响……”[2]作为一门理论或者概念，其形成时间较晚，但是作为一种考察问题的角度，完全适用于古代世界。本文借助该概念，从西突厥与拜占庭关系这一个案来探究公元6~7世纪丝绸之路中西段地理与政治环境的复杂性，试图借此展现丝绸之路作为一个沟通东西方的交往网络如何受到地缘政治的影响，又如何反作用于该地区的地缘政治环境。
公元6~7世纪，拜占庭帝国作为东地中海地区最强大的政治和军事实体，通过丝绸之路与东方世界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在其与东方交往的网络中活跃着众多族群，其中阿瓦尔、阿兰、萨珊波斯、嚈哒、粟特、突厥是主要势力。该时期，上述族群一方面直接或间接对拜占庭的北部和东部边境造成军事压力，另一方面则以中介者的身份影响着拜占庭与东方的政治、经济往来及文化交流。6世纪中后期，突厥的西部分支——西突厥[3]作为其中一支重要的族群势力，与萨珊波斯交恶，转与拜占庭帝国建立密切联系，对拜占庭在东方的政治、军事、外交和贸易战略等方面产生关键性影响。
有关西突厥与拜占庭交往关系史的记载，散见于拜占庭、亚美尼亚、波斯以及突厥等不同文字书写的文献中，其中核心史实多保存在拜占庭希腊语文献之中。依据上述文献，国内外学者已经在西突厥与拜占庭交往关系史的研究中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如哈迪斯·帕拉兹·俄德米尔、蓝琪以及张绪山等对西突厥与拜占庭关系的综合分析，[4]C.A.马卡尼以及季乌拉·莫拉维斯克对拜占庭希腊语中有关西突厥史料的整理和研究，[5]林英从丝路发现的拜占庭金币角度对西突厥与拜占庭关系的分析，[6]斯戴法诺斯·科尔多西以外交和国际关系理论对西突厥角色进行的综合考察，[7]张绪山和王政林从外交使节的角度的分析，[8]此外还有数篇从其他角度间接涉及二者关系的研究。[9]
通过对上述研究成果的考察可知，西突厥与拜占庭关系的基本史实已经得到梳理，西突厥在草原丝路上对拜占庭与东方沟通所起的作用得到了较为深入的分析，但是上述研究的不足在于，主要依据史料为弥南德《历史》与西摩卡塔《历史》，缺少对零散记载西突厥与拜占庭交往史实的其他拜占庭希腊语文献的关注。此类文献不仅包含可以证实西突厥与拜占庭交往史实的细节信息，而且弥补了核心文献中“缺席”的重要内容。鉴于此，本文在上述核心文献的基础上，集中分析这些碎片化的史料，通过对拜占庭希腊语文献中记载的西突厥与拜占庭使节交往问题进行再考察，补证以往的研究，使西突厥—拜占庭交往图景更为明晰，同时借助对西突厥与拜占庭互动关系的形成以及破裂成因的阐释，揭示出6~7世纪丝绸之路中西段地缘政治的复杂性，并且指出丝路上大国博弈中居间族群的重要角色，以及该博弈对居间族群的影响。
公元6~7世纪西突厥与拜占庭的交往是该时期丝绸之路上非常重要的事件，甚至影响了丝绸之路上各帝国的历史走向。因此，这段历史被众多拜占庭著作家以不同的形式记载在各类文献当中，如历史、教会史、军事战略、编年史著作等。由于种种原因，大量的拜占庭文献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佚失或部分佚失，因此我们仅能依靠流传至今的文献进行研究。通过整理可知，有关西突厥的史实主要保存在以下文献当中：埃瓦格里乌斯《教会史》、弥南德《历史》、艾比法尼亚的约翰《历史》（残篇）、拜占庭的塞奥法尼斯《历史》（残篇）、以弗所的约翰《教会史》、莫里斯《战略学》、塞奥菲拉克图斯·西摩卡塔《历史》、尼基福鲁斯《简史》、坚信者塞奥法尼斯《编年史》[10]等。虽然上述文献之间存在着创作时间、涵盖内容以及文献体裁等方面的差异，但是它们保存了有关西突厥的珍贵信息，为考察西突厥的历史提供了有力的证据，更重要的是上述文献详细地记载了拜占庭与西突厥之间的密切联系，为研究该时期欧亚大陆上不同文明的交流与互动提供了可供参考的依据。
上述文献成书时间多集中于6世纪末和7世纪初，因此对于史实的记载具有可靠性。埃瓦格里乌斯《教会史》、弥南德《历史》、拜占庭的塞奥法尼斯《历史》、艾比法尼亚的约翰《历史》及以弗所的约翰《教会史》创作于6世纪末；莫里斯《战略学》和塞奥菲拉克图斯·西摩卡塔《历史》成于7世纪初；虽然尼基福鲁斯《简史》和坚信者塞奥法尼斯《编年史》成书于8世纪末9世纪初，但是书中关于7世纪的历史源自佚失的7世纪史料，尤其是坚信者塞奥法尼斯《编年史》被学者们认为是记载7世纪历史最关键的原始史料。[11]因此，该特征使得以上文献所载西突厥及其与拜占庭关系的历史具有较强的可信度。
以上文献的体裁包括历史、教会史、军事战略、编年史等。不同体裁的著作所关注的内容亦不相同，由此使得它们保留下来的历史信息可以从多角度展现西突厥与拜占庭的关系。弥南德《历史》、拜占庭的塞奥法尼斯《历史》、艾比法尼亚的约翰《历史》、塞奥菲拉克图斯·西摩卡塔《历史》及尼基福鲁斯《简史》是历史类著作，此类作品更多地关注具体事件的描写，较为详细记载了西突厥与拜占庭之间的使节往来；莫里斯《战略学》是军事类型著作，其内容以对拜占庭军队的战略、战术记载为主，同时关注其周边民族的特点及其军事问题，对西突厥的记载侧重于其军事组织、战斗场面的内容；埃瓦格里乌斯《教会史》及以弗所的约翰《教会史》侧重于教会事务的记载，对于世俗事件仅少数提及，而坚信者塞奥法尼斯《编年史》则侧重于长时段的历史编年，对于具体时段的记载多比较简略，这两类著作对西突厥与拜占庭关系有零散的信息。
西突厥—拜占庭关系主要是通过使节交往来完成的，这也是史料中详细记载的内容。二者派出的使节都带有一定的政治和经济使命，目的是解决当时双方所面临的内外困境。通过对具体使节交往事件的分析，可以揭示出当时丝绸之路中西段不同势力之间的角逐与合作关系，进而揭示此时期位于该地区的复杂地缘政治。
拜占庭文献记载了多次西突厥—拜占庭外交使节交往，详细记载的共有四次。其中西突厥派往拜占庭的使节为两次（563、568年），拜占庭派往西突厥的使节亦是两次（569、575~576年）。通过学术史可知，由于受所掌握史料的限制，以往相关研究多集中于记载相对翔实的568年以粟特人曼尼亚克（Maniakh）为首领的西突厥使团、569年的拜占庭泽马尔库斯使团，和575~576年间拜占庭瓦伦丁努斯使团，而563年第一次西突厥使团由于记载相对简略而被忽视。同时，依然是受史料所限，以往的研究在上述三次使团考察中存在诸多讹误和不足。本文认为，依靠更为丰富的史料，理清563年使团的来龙去脉，并且补充清楚上述三次使团的细节，是揭示西突厥与拜占庭交往曲折的关键，在此基础上，将西突厥与拜占庭使节交往关系与当时丝绸之路的地缘环境结合进行综合考量，方可揭示该时期丝绸之路上复杂地缘政治的根本动因。
563年西突厥（指示臣属）向拜占庭派出第一次使团，这也是二者第一次正式的官方交往。[12]遍查涉及西突厥—拜占庭交往关系的研究著述可知，多数学者认为，西突厥于568年首次向拜占庭派出使团。[13]事实上这是有误的。综合两位拜占庭著作家的史料记载可知，563年西突厥已经向拜占庭派出了使团。6世纪最为重要的著作家之一，拜占庭的塞奥法尼斯（6世纪下半叶）在其《历史》中记载：“突厥人，从前被称为马萨哥特人，波斯人称他们为基尔米匈尼人，生活在顿河东部，他们派遣使节向查士丁（学者认为，这可能是查士丁尼的讹误）皇帝进献礼物，并请求他不要接纳阿瓦尔人。”[14]虽然这里没有提到具体的时间，但是关于突厥人=基尔米匈尼人的提法，为9世纪拜占庭著作家坚信者塞奥法尼斯的记载提供了证据。坚信者塞奥法尼斯在其《编年史》中提到，“563年7月，基尔米匈尼人的国王阿施克尔（Askel）派使团来到君士坦丁堡，他们居住在大海边蛮族国家的内陆。”[15]由此，综合以上两位著作家的记载，可以得出，突厥人即基尔米匈尼人于563年已经派遣使团前往拜占庭。
唯一引起激烈讨论的是对基尔米匈尼人与突厥人的关系有不同的看法。沙畹认为基尔米匈尼人是伪阿瓦尔人，[16]但更多学者赞同基尔米匈尼人是西突厥的臣属。如马卡尼认为，虽然基尔米匈尼人不是突厥人，但是伪阿瓦尔人曾经臣属于基尔米匈尼人，随后基尔米匈尼人又被突厥人所征服，因此拜占庭的塞奥法尼斯称其为突厥人；[17]斯戴法诺斯（Stephanos）认为，基尔米匈尼人是西突厥人治下的一个小部落，受室点密指派，出使拜占庭；[18]在《中亚文明史》中，D.西诺尔和S.G.克利亚什托尔内直接指出，563年的使团是突厥使团，是由西突厥的弩失毕部落联盟的第一部落首领阿悉结（Askel）所遣。[19]综合以上史料和现代学者的观点可以确信，即便没有其他证据可以明确佐证基尔米匈尼人即是突厥人，但是至少可以明确的是，他们与西突厥有密切的关系，其出使拜占庭是由西突厥主导的。[20]因此可以得出结论，拜占庭史料记载的西突厥与拜占庭首次使节交往时间应该在563年，而非弥南德记载的568年——这比以往的说法提早了5年。
563年西突厥使团是一般礼节性使团还是负有重要使命？通过考察，本文认为，其重要使命之一，即是提出阿瓦尔问题。[21]阿瓦尔人在558年开始出现在拜占庭文献之中，他们曾臣属于西突厥人，趁西突厥与波斯联盟进攻嚈哒的间隙，脱离西突厥向西迁移。史料中记载，他们给西突厥人造成大量财产损失后，整体逃离。因此，据弥南德记载，西突厥首领室点密（Silzibul）发出誓言，要在“结束同嚈哒的战争后”进攻阿瓦尔人，而嚈哒被西突厥与波斯消灭的时间即在563年左右。[22]根据以上分析，563年的使团史实可以还原如下：阿瓦尔人原是西突厥治下的一支族群。558年前后，在西突厥人忙于与嚈哒战争之时，[23]因受到前者的不公正待遇，[24]于是阿瓦尔人在给西突厥人造成财产损失后逃离西突厥的统治区，[25]沿黑海北岸向拜占庭多瑙河防线迁徙。得知阿瓦尔人出逃，西突厥首领室点密异常恼怒，于是在563年委派西突厥人治下的基尔米匈尼人使团前往拜占庭，觐见拜占庭皇帝查士丁尼，并与之约定，不要接纳阿瓦尔人。
拜占庭与西突厥的第二次交往发生在568年，这是西突厥统治者第一次直接派往拜占庭的使团。据弥南德记载，“在查士丁（查士丁二世）统治的第四年年初（568年），一支使团从突厥那里来到了拜占庭。”[26]随后弥南德对这支使团的具体细节进行了详细的阐述。他提到，（西）突厥人首领室点密（Sizabul）[27]派遣以粟特人曼尼亚克为首领的西突厥使团前往拜占庭，[28]觐见当时的拜占庭皇帝查士丁，并赠送礼物以请求缔结联盟。其请求得到了查士丁的首肯。[29]弥南德提到，此前西突厥人曾向萨珊波斯派遣了两个使团，请求给予粟特人在波斯境内自由出售丝绸生丝的权利，并建立西突厥—波斯友好关系，但是遭到了波斯的拒绝和侮辱。[30]在这种不利的情况下，粟特人曼尼亚克转而建议西突厥“与罗马人建立友好关系，并向他们出售生丝，因为他们比其他诸国消费更多该物品。并且曼尼亚克提出，自己愿意与来自突厥的使臣们一道前往，通过这种方式，突厥人和罗马人便会结成朋友。西扎布鲁（室点密）欣然接受了这一建议，委派曼尼亚克和其他使臣一同前去拜见罗马人皇帝，随身带着向罗马皇帝的致意，珍贵的生丝礼物和一封信”[31]。
以往关于此次使团的目的，学者们皆依据弥南德的这种解释，即强调粟特人企图获得在拜占庭直接出售生丝和丝绸的权利，以及建立西突厥—拜占庭政治联盟关系。但是除此以外，这次使团是否还有其他目的？本文认为，此次西突厥使团来访的目的，仅仅依靠弥南德的记载我们还无法窥其全貌，如果结合拜占庭的塞奥法尼斯和坚信者塞奥法尼斯的记载，这一事件的来龙去脉就会更加清晰。如上文所分析，依据坚信者塞奥法尼斯的信息，西突厥人在563年就已经通过使团向拜占庭提出不要接纳阿瓦尔人的请求。拜占庭的塞奥法尼斯也记载了西突厥人使团前来觐见皇帝查士丁二世，要求不要接纳阿瓦尔人，只是关于这一次的时间尚无法确定。在568年西突厥使团到来之际，阿瓦尔人问题再次被提及，“皇帝问道，‘告诉我们，有多少阿瓦尔人叛离突厥，是否还有阿瓦尔人归突厥统治？’‘陛下，还有一些阿瓦尔人仍然依附我们，逃跑的阿瓦尔人大约有两万人左右’”。[32]由此可见，由于西突厥对阿瓦尔人的痛恨，以及突厥人不放弃对敌人追击的传统，[33]使得处理阿瓦尔人问题成为此次使团的任务之一。
由上述分析可以得出，568年西突厥使团的目的主要包括三个方面：首先越过萨珊波斯，建立和拜占庭的丝绸生丝的直接交易；其次建立西突厥—拜占庭政治联盟，以对付萨珊波斯；最后进一步重申阿瓦尔人问题。
为了回应568年西突厥使团，加强同西突厥的联盟关系，569年，拜占庭皇帝查士丁派出了以元老院元老西里西亚人泽马尔库斯（Zemarchus）[34]为首的使团出访西突厥。弥南德对泽马尔库斯的行程，以及西突厥人的王庭、生活方式、宗教信仰等进行了细致的描述，因此《历史》一直被学者看作是研究西突厥—拜占庭关系的核心史料。然而，除了弥南德的记载之外，还有其他两份文献未受到应有的重视：这就是拜占庭的塞奥法尼斯和以弗所的约翰的著作。虽然拜占庭的塞奥法尼斯仅对泽马尔库斯的出使情况进行了概述，[35]没有超出弥南德所提供的信息，但是其旁证价值不应被忽视；以弗所的约翰对泽马尔库斯与波斯使者的论辩记载详尽，是对弥南德记载的全面补充。弥南德记载泽马尔库斯停留在西突厥营地时，被室点密邀请参与出征波斯。在怛逻斯（Talas）宿营时，他们遇到了前来的波斯使者，并与之同席。在宴席上室点密对拜占庭人礼遇有加，但是对波斯人则是兴师问罪，这招来了波斯使者的不满，他们不顾应有的礼节，与室点密相互指责和抗辩。[36]在以弗所的约翰的记载中，整个事件如下：突厥国王询问拜占庭使臣，波斯人所谓“罗马人的皇帝是他们的奴隶，并向他们贡献岁币”的说法是否属实，泽马尔库斯据理反驳，并且举出图拉真对波斯的征服，[37]以及波斯人对其领土内的一座图拉真雕像的敬畏来予以驳斥。波斯人无法反对以上事实的真实性，因此遭到了突厥国王的训斥。随后波斯使者返回波斯，将事件经过报与其国王，波斯国王认为是拜占庭人从中作梗，破坏其与西突厥人的关系，因此对拜占庭的敌意更加强烈。[38]弥南德与以弗所的约翰都记载了这次会面，但是后者保留了对整个事件生动而又完整的记载，因此使得我们对突厥人如何与拜占庭建立更加密切关系并且与波斯敌对有了更为直观的了解。
以往研究依据弥南德的记载强调，拜占庭使者得知波斯人在其返程中将要伏击他们，但是弥南德没有提及伏击的原因，这一点多被研究者们忽视。本文所涉及的史料对这一问题作出了较为明确的解释。弥南德记载，571年，泽马尔库斯完成使命返回拜占庭。途中经过阿兰人的地区时，阿兰人告知泽马尔库斯，波斯人准备在苏阿尼亚（Suania）伏击他们。[39]坚信者塞奥法尼斯、艾比法尼亚的约翰和塞奥菲拉克图斯·西摩卡塔的记载共同揭示了波斯人伏击的原因。据坚信者塞奥法尼斯记载，“571年一个突厥使团欲经过阿兰人的领地前往拜占庭，这引起了波斯国王的忧虑。”[40]艾比法尼亚的约翰记载到，“因为突厥人派出使者抵达罗马人那里，皇帝查士丁（查士丁二世）派出元老院成员泽马尔库斯以回应，后者在返程时，波斯人打算贿赂阿兰人，通过他们的土地来阻碍泽马尔库斯以及同他一起的罗马人和突厥人。”[41]塞奥菲拉克图斯·西摩卡塔也提到了与此极为相似的内容。[42]无疑，这三份文献记载的是同一件事情，理由是在泽马尔库斯的归程中，突厥首领委派了另一队突厥使者与其同行，“西扎布鲁（室点密）招来泽马尔库斯一行，重申愿与罗马人修好，然后遣罗马使团回国，又遣另一使者随罗马人一并前往。……西扎布鲁（室点密）派他为使节出使罗马，随行者有已故曼尼亚克的儿子。”[43]因此，以上三份史料互为补充还原了这段历史，即通过泽马尔库斯的使团，西突厥与拜占庭建立更加密切的合作关系，以此招致了波斯人的不满，并企图阻止他们的合作。
以上记载西突厥568年使团及拜占庭回访使团的史实表明：阿瓦尔人与东方的萨珊波斯人是西突厥与拜占庭共同的敌人。568年西突厥使团的到来，促成西突厥与拜占庭建立了合作关系，共同对付阿瓦尔人和萨珊波斯。为了巩固与西突厥的关系，商讨对付波斯人的细节，查士丁二世向西突厥人派出了以元老泽马尔库斯[44]为首的拜占庭回访使团。泽马尔库斯的到来受到了西突厥人的热情款待，同时也促使西突厥首领对波斯人的态度继续恶化，并发动了对波斯的战争。在此情况下，为了防止西突厥和拜占庭东西夹击，[45]波斯便企图借助阿兰人的力量阻断西突厥与拜占庭的联系，而已经与拜占庭建立关系的阿兰人则出卖了波斯人的计划。[46]
继泽马尔库斯之后，弥南德《历史》还记载了西突厥与拜占庭之间的多次互派使节，其中最为详细的是575~576年间的拜占庭瓦伦丁努斯使团。据其记载，此次拜占庭使团前往西突厥的目的有三：一是向突厥人通报提比略已经成为凯撒；[47]二是重申查士丁和室点密之前所建立的联盟关系；三是请求突厥人出兵，协助拜占庭与波斯作战。[48]然而，瓦伦丁努斯使团受到了西突厥首领之一咄陆设（Turxanthus）的恶劣对待。他指责拜占庭人与西突厥人的敌人阿瓦尔人签署了协定，并隐瞒从西突厥前往拜占庭的便捷道路。此外，在室点密的葬礼上，他还要求拜占庭使臣按照突厥人的风俗，以匕首割面以示哀悼，通过这种方式对他们进行侮辱。[49]在此次拜占庭使团出使期间，咄陆设发起了对依附于拜占庭的博斯普鲁斯城的进攻，以此挑起了对拜占庭的战争。[50]瓦伦丁努斯的这次出使并没有达到目的，反而导致了西突厥—拜占庭战略关系的破裂。综合之前西突厥与拜占庭的关系可以看出，此次拜占庭使团失败的原因表面上看是因为拜占庭与阿瓦尔人保持密切关系惹怒了西突厥人，实际并不全然。西突厥与拜占庭合作的目的是为了对付阿瓦尔人和萨珊波斯人，并且打通向西的贸易道路。但是直到此次使团之时他们才发现，拜占庭人与上述两方敌人都保持着合约关系，[51]通往拜占庭的商道也并未打开，西突厥仅仅被拜占庭人当作牵制萨珊波斯和草原族群的工具；此外，西突厥势力的西扩此时已达到阿兰人居地，构成了对拜占庭帝国东方防御体系的威胁。综合以上原因，收获甚微、但却有更大野心的西突厥人遂与拜占庭反目决裂。
丝绸之路作为沟通欧亚大陆东西部的重要交通要道，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6~7世纪，在此道路网络上活跃着的拜占庭、波斯、隋唐等强大的军事势力以及阿瓦尔、突厥、粟特等中介族群，形成了错综复杂、密切相连的地缘政治格局。
在这种环境下，拜占庭与突厥之间的关系建构必然受到这种地缘政治格局的影响，同时也影响着地缘政治的变化。首先来看拜占庭。在内部，6~7世纪的拜占庭面临查士丁尼大帝对外军事征服后的种种困境。战争造成了国库空虚，因此需要通过对外贸易、征收税款等方式来补充；6世纪的多次瘟疫以及自然灾害导致帝国人口下降，军力不足，因此在边疆的守卫上，捉襟见肘。[52]在外部，拜占庭的西部意大利疆域在查士丁尼时代的短暂收复后，迅速落入伦巴德人之手，拜占庭唯统辖以拉文纳为中心的总督区；与此同时，拜占庭在北方和东方边疆面临着更大的外部压力。萨珊波斯作为拜占庭在东方的宿敌，时刻威胁着拜占庭的东方边疆，并控制着拜占庭与东方的贸易往来。北方的阿瓦尔人、斯拉夫人等草原族群跨过帝国多瑙河防线，对帝国色雷斯地区以及巴尔干半岛等内陆地区进行不定期侵扰。[53]
在此情况下，6世纪中期兴盛于丝绸之路中段的西突厥成为处于重重危机下的拜占庭帝国化解危机的主要外部依靠力量。首先，西突厥拥有强大的军事实力，[54]可以与拜占庭东部宿敌萨珊波斯抗衡（西突厥已经同波斯交恶），由此减轻帝国的东部边疆压力；[55]其次，6世纪中后期在北方对拜占庭边疆造成困扰的阿瓦尔人是西突厥人的“叛徒”，西突厥对之恨之入骨，并发誓追击到底，[56]由此拜占庭可以借西突厥制约阿瓦尔人，缓解其北方多瑙河沿线的压力；此外，在西突厥人保护下的粟特人精于商贸，是活跃在丝绸之路上最重要的商队，他们多次试图与拜占庭建立联系，由此拜占庭可以借助粟特人建立与东方的贸易通道，打破波斯人对丝绸等重要商品的垄断。[57]鉴于此，善于利用外交手段的拜占庭通过使臣交往与西突厥建立了密切的军事以及商贸合作关系。
西突厥方面。6世纪中期，西突厥成长为丝绸之路上的一支重要的军事族群势力，他们一方面亟需对外领土扩张，另一方面意欲推动其经济力量的发展。[58]他们与萨珊波斯一起消灭了中亚的另一支强大的族群势力嚈哒，瓜分其领土，进而加快了其西扩的脚步（东部的东突厥正在与唐朝处于复杂的关系中）。但是萨珊波斯的强大，限制了他们领土的进一步扩张。[59]另一方面，希望借助粟特人与波斯人达成贸易合作的想法遭到了波斯人恶意的拒绝后，他们对波斯失去了希望。在此情况下，作为萨珊波斯的宿敌，拜占庭帝国是强大的军事实体，同时他们对东方的丝绸等奢侈品一直需求不断，由此，西突厥人借助粟特人，与拜占庭建立了合作关系，一方面共同摆脱并限制萨珊波斯，另一方面则打开通向西方的领土扩张和贸易路线。
但是西突厥与拜占庭的这种合作关系持续时间很短暂。在瓦伦丁努斯使团期间（575~576年），西突厥斥责拜占庭与阿瓦尔人交好，[60]隐瞒从西突厥前往拜占庭的便捷通道，因此公开与拜占庭决裂。[61]这一决裂与该时期丝绸之路西段的地缘政治格局的变化密切相关。首先，西突厥与拜占庭联合，破除了波斯的军事威胁和对外贸易的垄断，但是与此同时，西突厥的强大给拜占庭帝国带来了新的压力和威胁。拜占庭人认为，草原游牧民族的突厥人“非常迷信、奸诈、愚蠢、不忠、对财富充满了无尽的渴望。他们轻视誓言，不看重约定，并且不因得到礼物而满足。即便在接受礼物之前，他们仍旧为背叛约定做准备”。[62]因此，为了更好地控制西突厥，拜占庭加强了对后者的防范：拜占庭一方面与西突厥的“贰臣”阿瓦尔人交好，另一个方面对其要求敷衍搪塞。拜占庭的这种做法令西突厥对拜占庭的联盟产生了怀疑，并对拜占庭帝国的行为大为不满。其次，该时期拜占庭帝国军事上处于弱势，虽然拜占庭帝国与波斯人签订了五年和平协定，但是被迫送给波斯30，000金币作为回报，同时二者在亚美尼亚的战事仍在继续，[63]这使得拜占庭不得不考虑波斯人的反应，由此在处理与西突厥的关系上，受到极大牵制。对于西突厥而言，他们与拜占庭建立友好关系，目的是从中受益，但是事实相反，在联盟中，他们被作为拜占庭对外关系中的棋子，来牵制萨珊波斯和其他草原族群，进而稳定其东部和北部的边疆。因此，综合以上两方面原因，我们可以理解瓦伦丁努斯使团遭到西突厥的责难：公开指责并对瓦伦丁努斯进行侮辱，占领帝国战略要地博斯普鲁斯城，进而断绝与拜占庭的联盟关系。
瓦伦丁努斯使团之后一段时间，西突厥又再次向拜占庭示好。据塞奥菲拉克图斯·西摩卡塔记载，595年左右，西突厥泥利可汗派使者向拜占庭皇帝莫里斯递交国书，以示友好。[64]而且，625~626年拜占庭皇帝希拉克略在对波斯的战争中得到了西突厥统属的可萨部的援助。[65]西突厥—拜占庭关系之所以出现这样的转变，是因为这两个时期是拜占庭在对阵波斯中占优势的阶段，此外西突厥本身与波斯之间也战争不断，[66]所以西突厥进而与强大的拜占庭保持友好关系，于他们是有直接的经济和军事利益的。
本文借助更为全面的拜占庭希腊语文献，以西突厥与拜占庭使节往来为中心，探讨了6~7世纪西突厥与拜占庭交往中体现的丝绸之路中西段复杂的地缘政治。丝绸之路中西段位于欧亚大陆的中部，这里是沟通东西方的主要枢纽，是地缘政治学中“陆权论”提出者哈尔福德·麦金德所认为的“心脏地带”。麦金德的“心脏地带论”认为，“控制了东欧就等于控制了心脏地带，控制了心脏地带就等于控制了世界岛，控制了世界岛就等于控制了世界。”[67]由此可见，该地的重要地缘战略意义。
从6~7世纪来看，上述地区位于拜占庭的北部和东部边疆，主要被萨珊波斯以及阿瓦尔、西突厥等族群控制，影响了拜占庭帝国与东方的联系。6世纪前半叶，拜占庭的战略重心在帝国西部，对于东部和北部倾向于采取外交手段维持和平。6世纪后半叶至7世纪，查士丁尼大帝的军事征服给帝国留下了一系列困境，使得帝国在上述两个地区处于战略上更加不利的守势，由此，西突厥的西进，给予了拜占庭摆脱困境的机会。拜占庭希望借助西突厥来挽回其在东方的颓势，实现地缘政治的平衡（查士丁二世有过短暂的扩张野心，但是很快被萨珊波斯挫败）：采取各种手段对其加以利用，借助灵活的外交手段和强大的经济实力来引诱和控制西突厥，对付自己的直接敌人，从而实现其边疆稳定、对外交流的通畅。对于西突厥而言，在瓜分嚈哒之后，其西进扩张之路与贸易通商之路遭到了萨珊波斯的阻挡，其本意是与萨珊波斯继续友好关系，但是遭到了后者的断然拒绝。粟特人为其找到了拜占庭帝国，从而打开了一个新的突破口。但是西突厥与拜占庭的联盟关系并非铁板一块，西突厥意识到，居于各个强大的帝国之间，在丝绸之路上多变的地缘政治格局中，如何以最佳方式获取疆域以及经济利益是其主要目的。当他们发现自己被当做博弈的棋子，自然也学会了游走于不同势力之间，以获得自己的最大利益。[68]
综上，6~7世纪的丝绸之路中西段处于非常复杂的地缘政治格局中，以西突厥与拜占庭为代表的各方势力，在权衡利弊的情况下，作出了自己的敌对与联盟的选择，但是上述关系并非是长久不变，而是受到随时变化的地缘政治格局的影响，同时他们的选择也反过来影响了该地的地缘政治格局。上述变化充分体现了在国际关系中利益至上的原则。
[1]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阿加西阿斯《历史》译注与研究”（项目编号：19FSSB011）的阶段性成果之一。英文版曾发表于Medieval Worlds，No8 (2018) ，pp.109-125，中文版在此基础上有所补充和修改。借此感谢两位匿名评审人以及编辑部提出的宝贵修改意见。
[2]The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2nd edition，Vol.VI，Clarendon Press，1989，p.463.
[3]有关西突厥的涵义问题，学者们持不同意见。其中，薛宗正提出，“西突厥是一个政权概念，不等于突厥的西部地区，不等于室点密系的西部封国，不等于内战中形成的西部联盟。……西突厥汗国的汗统是由阿波、室点密两系共同组成的，在不同时期中互为大、小可汗。仁寿三年(603)内战的终结是西突厥独立的历史标志。阿波系的泥利可汗是西突厥汗国的创立者，射匮可汗完成了西突厥汗系由阿波系向室点密系的历史转移。”（参见薛宗正：《从西部突厥到西突厥汗国》，《新疆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第60～72页）本文赞同这一说法，但是鉴于西突厥已然成为通用之法，本文中仍旧使用该名称，但实指室点密这一系。
[4]蓝琪：《西突厥与东罗马的关系》，《贵州师范大学学报》1987年第4期，第50～54页；张绪山：《中国与拜占庭帝国关系研究》，中华书局，2012年，第250～257页；Hatice Palaz Erdemir，“The Nature of Turko-Byzantine Relations in the Sixth Century AD”，Cilt LXVIII，sayı 252，TTK，Belleten，Ankara，Ağustos 2004，pp.423-429.
[5]C.A.Macartney，“On the Greek Sources for the History of the Turks in the Sixth Century”，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Vol.11，No.2 (1944)，pp.266-275；Gyula Moravcsik，Byzantinoturcica，Brill Archive，1958.
[6]Lin Ying，“Western Turks and Byzantine Gold Coins Found in China”，Transoxiana.6-Julio 2003，http://www.transoxiana.org/0106/lin-ying_turks_solidus.html，accessed on 24-11-2016；“From Portraiture of Power to Gold Coin of Kaghan：Western Turks and the Eastward Diffusion of Solidus”，From Aures to Denar:Roman Gold Coins in the East，Roma，2006.
[7]Στέφανος Κορδώσης，Οι Τούρκοι ανάμεσα στην Κίνα και το Βυζάντιο (552-659 μ. Χ.)，Ποιότητα，2012.
[8]张绪山：《6～7世纪拜占庭帝国与西突厥汗国的交往》，《世界历史》2002年第1期，第81～89页；王政林：《论西突厥汗国与拜占庭帝国的结盟》，《河西学院学报》2013年第6期，第83～88页。
[9]蓝琪：《西突厥汗国与萨珊波斯的关系》，《贵州师范大学》1986年第2期，第81～85页；王政林：《西突厥与萨珊波斯合击嚈哒始末》，《昌吉学院学报》2015年第3期，第14～22页；张爽：《6世纪欧亚大陆的丝绸贸易与丝路——以突厥外交军事活动为中心》，《社会科学辑刊》2015年第6期，第153～158页。
[10]上述史料文献目前都有英文译本，为读者查阅方便，全文皆采用英文权威译本（个别文本也提供了使用的校勘本）：埃瓦格里乌斯《教会史》采用The Ecclesiastical History of Evagrius Scholasticus，translate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Michael Whitby，Liverpool University Press，2000；弥南德《历史》采用The History of Menander the Guardsman，tr.Roger Blockley，Francis Cairns，1985；裕尔：《东域纪程录丛》，中华书局，2008年，第167～180页；艾比法尼亚的约翰《历史》仅有残篇，见K.Müller，Fragmenta Historicorum Graecorum，Vol.4 (1851)，p.272ff，英译文来自History of the Submission of Chosroës the Younger to Maurice the Roman Emperor by John of Epiphania the Scholastic and the Expraefectus，translated by Scott Kennedy，http://www.tertullian.org/fathers/john_of_epiphania.htm，accessed on 2020-12-26。拜占庭的塞奥法尼斯的著作已经佚失，仅有部分摘要内容保存在9世纪拜占庭著作家弗提乌斯《图书集成》之中，该著采用J.H.Freese，The Library of Photius，Vol.1，The Macmillan Company，1920，部分内容的摘录参见裕尔：《东域纪程录丛》，第165～166页；以弗所的约翰《教会史》采用John of Ephesus，Ecclesiastical History，Part 3，tr.Robert Payne Smith，University of Oxford Press，1860；莫里斯《战略学》采用Maurice’s Strategikon，tr.George.T.Dennis，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1984；塞奥菲拉克图斯·西摩卡塔《历史》采用The History of Theophylact Simocatta.An English Translation with Notes，tr.Michael Whitby and Mary Whitby，Clarendon Press，1986；尼基福鲁斯《简史》采用Nikephoros Patriarch of Constantinople Short History，text，translations，and commentary by Cyril Mango，Dumbarton Oaks，1990；坚信者塞奥法尼斯《编年史》采用Theophanis Chronographia，Vol.1，Recens.Carolus de Boor，Aedibus B.D.Tevbneri，1883；The Chronicle of Theophanes Confessor：Byzantine and Near Eastern History AD 284-813，tr.Cyril Mango and Roger Scott，Clarendon Press，1997.
[11]The Chronicle of Theophanes Confessor：Byzantine and Near Eastern History AD 284-813，p.v.
[12]斯戴法诺斯提到，有学者认为阙特勤碑文中记载的拂菻使者，可能是去吊唁553年去世的布民可汗，因此是最早的拜占庭与突厥交往的证据，但是拜占庭文献中没有相关记载印证这一说法，见
Στέφανος Κορδώσης，Οι Τούρκοι ανάμεσα στην Κίνα και το Βυζάντιο (552-659 μ. Χ.)，σ.92。 张绪山则认为，碑文中的拂菻使者是拜占庭帝国的最后一次向突厥遣使，即576年的瓦伦丁努斯使团，见张绪山：《中国与拜占庭帝国关系研究》，第255页。
[13]上述结论依据的是弥南德的记载，见The History of Menander the Guardsman，pp.110-111；Hatice Palaz Erdemir，“The Nature of Turko-Byzantine Relations in the Sixth Century AD”，p.426；D.Sinor，“Réfléxions sur la présence Turco-Mongole dans le monde Méditerranéen et Pontique à l’ épogue pré-Ottomane”，in Denis Sinor，Studies in Medieval Inner Asia，Ashgate Publishing，1997，p.489.
[14]J.H.Freese，The Library of Photius，p.73.
[15]Theophanis Chronographia，p.239；The Chronicle of Theophanes Confessor：Byzantine and Near Eastern History AD 284-813，p.351.
[16]关于沙畹的观点，参见The Chronicle of Theophanes Confessor：Byzantine and Near Eastern History AD 284-813，p.352，note 23.
[17]C.A.Macartney，“On the Greek Sources for the History of the Turks in the Sixth Century”，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Vol.11，No.2 (1944)，pp.266-275.
[18]Στέφανος Κορδώσης，Οι Τούρκοι ανάμεσα στην Κίνα και το Βυζάντιο (552-659 μ. Χ.)，σ.88-94.
[19]B.A.李特文斯基，张广达主编；马小鹤译：《中亚文明史：第三卷：文明的交汇：公元250～750年》，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3年，第281页。阿悉结是西突厥的弩失毕部落中最强大的一支，在突厥儒尼文中写作“Assikil”，后来分为两支，统治地区在中亚的卢戈佛伊（Lugovoy），见薛宗正：《突厥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318页。
[20]有助于对这一问题理解的是，突厥帝国本身就是一个多部落构成的政治联盟，并非是一个单一的族群，而且这些部落都改用“突厥”为名，见薛宗正：《突厥史》，第314页。
[21]有学者认为拜占庭的塞奥法尼斯和坚信者塞奥法尼斯记载的使团是同一个，本文对此持怀疑态度，但是如果这一说法得到证实，那么这里提出的阿瓦尔问题就不证自明了，见J.H.Freese，The Library of Photius，p.73；C.A.Macartney，“On the Greek Sources for the History of the Turks in the Sixth Century”，p.267；Στέφανος Κορδώσης，Οι Τούρκοι ανάμεσα στην Κίνα και το Βυζάντιο（552-659 μ.Χ.），σ.143.
[22]埃瓦格里乌斯明确记载了阿瓦尔人脱离西突厥人统治、西迁以及使者觐见查士丁尼的史实，见The Ecclesiastical History of Evagrius Scholasticus，p.255；Στέφανος Κορδώσης，Οι Τούρκοι ανάμεσα στην Κίνα και το Βυζάντιο（552-659 μ.Χ.），σ.83.
[23]关于西突厥与波斯人合击嚈哒人的史实可参见薛宗正：《突厥史》，第98页。
[24]The Ecclesiastical History of Evagrius Scholasticus，p.255.
[25]弥南德简略记载了阿瓦尔人给西突厥造成了财产损失，具体细节没有提及，见The History of Menander the Guardsman，pp.44-47.
[26]The History of Menander the Guardsman，pp.110-111.
[27]学界较为一致的观点认为，弥南德《历史》中的Silzibul和Sizabul就是西突厥可汗Istämi，即中文史料中的室点密，见The History of Menander the Guardsman，p.262，note 112；裕尔：《东域纪程录丛》，第167～170页；Στέφανος Κορδώσης，Οι Τούρκοι ανάμεσα στην Κίνα και το Βυζάντιο（552-659 μ.Χ.），σ.81等。
[28]关于粟特人受到突厥人重用，充当使节的传统参见薛宗正：《突厥史》，第220～221页。
[29]The History of Menander the Guardsman，pp.111-117；裕尔：《东域纪程录丛》，第167~168页，注释4。
[30]第一次使团的生丝被波斯人当着粟特人的面焚毁，第二次使团成员大部分被鸩杀，见The History of Menander the Guardsman，pp.112-115；裕尔：《东域纪程录丛》，第167～169页。
[31]The History of Menander the Guardsman，pp.114-115；裕尔：《东域纪程录丛》，第169页。
[32]The History of Menander the Guardsman，pp.114-117；裕尔：《东域纪程录丛》，第170页。
[33]莫里斯《战略学》中提到，“当他们的敌人将要逃离的时候，他们（突厥人）放下一切事情，不像波斯人和罗马人满足于合理距离的追击和抢夺战利品，而是不放弃任何方式直到他们彻底消灭敌人，他们通过各种方式来达到这种目的”，见Maurice’s Strategikon，p.11.
[34]另一种译法为蔡马库斯，见裕尔：《东域纪程录丛》，第170页。
[35]J.H.Freese，The Library of Photius，Vol.1，p.74.
[36]The History of Menander the Guardsman，pp.121-123；裕尔：《东域纪程录丛》，第173页。
[37]罗马帝国图拉真皇帝是帝国最为伟大的皇帝之一，他在公元116年跨过了底格里斯河，征服了帕提亚人的首都泰西封，剑指波斯湾，由此他被元老院授予“帕提亚征服者”的称号。他在位期间，帝国的版图扩到了最大，见约翰·马歇尔著；袁波，薄海昆译：《罗马帝国》，青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31页。
[38]John of Ephesus，Ecclesiastical History，Part 3，pp.426-427.
[39]The History of Menander the Guardsman，pp.126-127；裕尔：《东域纪程录丛》，第176页。
[40]Theophanis Chronographia，p.362；The Chronicle of Theophanes Confessor：Byzantine and Near Eastern History AD 284-813，p.362.
[41]K.Müller，Fragmenta Historicorum Graecorum，Vol.4 (1851)，p.272ff，英译文来自History of the Submission of Chosroës the Younger to Maurice the Roman Emperor by John of Epiphania the Scholastic and the Expraefectus，translated by Scott Kennedy，http://www.tertullian.org/fathers/john_of_epiphania.htm，accessed on 2021-7-10.
[42]The History of Theophylact Simocatta.An English Translation with Notes，p.86.鉴于艾比法尼亚的约翰的文本和塞奥菲拉克图斯·西摩卡塔著作极度相似，而前者的成书时间远早于后者，所以学者们认为后者是利用了前者的著作，见History of the Submission of Chosroës the Younger to Maurice the Roman Emperor by John of Epiphania the Scholastic and the Expraefectus，translated by Scott Kennedy，http://www.tertullian.org/fathers/john_of_epiphania.htm，accessed on 2021-7-10。但是塞奥菲拉克图斯·西摩卡塔提到，此次波斯人干预的突厥使团是第一次突厥使团，这与艾比法尼亚的约翰记载不符，应该是他的讹误。
[43]The History of Menander the Guardsman，p.123；裕尔：《东域纪程录丛》，第173～174页。
[44]有学者认为这里的泽马尔库斯是拜占庭东方大区军事统帅（Magister militum per Orientem），但是牛津拜占庭词典对此持否定态度，见Alexander P.Kazhdan，The Oxford Dictionary of Byzantium，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1，p.2222.
[45]弥南德记载了此次随泽马尔库斯前来拜占庭的突厥使团请求拜占庭与其东西合击波斯的问题，见The History of Menander the Guardsman，pp.146-147.
[46]Agustí Alemany，“Sixth Century Alania：between Byzantium，Sasanian Iran and the Turkic World”，in M.Compareti，P.Raffetta and G.Scarcia eds.，Ērān ud Anērān，Webfestschrift Marshak，Transoxiana Webfestschrift Series，2003，p.6，http://www.transoxiana.org/Eran/Articles/alemany.pdf，accessed on 2021-07-07.
[47]根据希腊语文本和英文译本的解释，此处应该是提比略被任命为凯撒，发生于574年，而非其登基为皇帝（578年）(复活节编年史中对此亦有明确记载，见tr.Michael Whitby and Mary Whitby，Chronicon Paschale 284-628 AD，Liverpool University Press，2007，p.138)，有一些中文译本、论著中误认为是提比略登基为帝，见裕尔：《东域纪程录丛》，第176页。
[48]The History of Menander the Guardsman，pp.172-173；裕尔：《东域纪程录丛》，第177页。
[49]The History of Menander the Guardsman，pp.176-177；裕尔：《东域纪程录丛》，第179页。
[50]The History of Menander the Guardsman，pp.178-179；裕尔：《东域纪程录丛》，第180页。
[51]关于该时期拜占庭与阿瓦尔人的复杂关系，参见G.Kardaras，Byzantium and the Avars，6th-9th Century AD Political，Diplomatic and Cultural Relations，Brill，2019；关于该时期拜占庭与萨珊波斯复杂关系，参见Geoffrey Greatrex and Samuel N.C.Lieu，eds.，The Roman Eastern Frontier and the Persian Wars.Part II：AD 363-630.A Narrative Sourcebook，Routledge，2002.
[52]刘榕榕《古代晚期地中海地区自然灾害研究》一书是国内第一部集中研究拜占庭灾害史的重要著述。在该著作中，她对6世纪拜占庭的瘟疫、地震、水灾等灾害造成的人员、农业、商业等损失，进行了详尽的分析和阐释，详情见刘榕榕：《古代晚期地中海地区自然灾害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第169～236页。
[53]关于查士丁尼去世之后拜占庭帝国的外部地缘环境参见Paul Foulacre ed.，The New Cambridge Medieval History：Volume 1 c.500-c.700，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5 (Cambridge Histories Online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8)，pp.112-116.
[54]西突厥与波斯联合消灭嚈哒一方面证实了其军事实力的强大，另一方面进一步增强了其势力，见薛宗正：《突厥史》，第98页。
[55]关于6～7世纪拜占庭与萨珊波斯的冲突问题，参见Geoffrey Greatrex and Samuel N.C.Lieu，eds.，The Roman Eastern Frontier and the Persian Wars.Part II：AD 363-630.A Narrative Sourcebook.
[56]室点密宣称，“他们（阿瓦尔人）不是鸟儿，能飞到天空而躲避突厥人的刀剑，他们也不是鱼儿，能躲藏到大海之下。他们肯定是在大地上迁徙，待我结束与嚈哒的战争，我定去攻打阿瓦尔人，他们肯定无法逃脱我的手掌。”见The History of Menander the Guardsman，pp.46-47.
[57]关于拜占庭获取来自东方的丝绸，以及萨珊波斯对丝绸之路中西段的垄断，参见张爽：《论4～6世纪拜占庭的丝绸贸易与查士丁尼开辟丝路的努力》，《海交史研究》2019年第3期，第66～79页。
[58]关于西突厥势力的崛起与发展参见Στέφανος Κορδώσης，Οι Τούρκοι ανάμεσα στην Κίνα και το Βυζάντιο（552-659 μ.Χ.），σ.71-94.
[59]嚈哒之战后，西突厥与萨珊波斯直接接壤，成为威胁萨珊波斯的新力量，引起了后者的敌对，这也是萨珊波斯与西突厥关系交恶的主要原因。
[60]奥伯林斯卡认为，该时期拜占庭—西突厥关系破裂的主要原因是，拜占庭的重心转移到多瑙河流域，并且与突厥的宿敌阿瓦尔人订立了合约，引起了突厥人的不满，见Dimitri Oblensky，Byzantium and the Slavs，St Vladimir’s Seminary Press，1994，p.30.
[61]弥南德记载到，此时的西突厥首领咄陆设（Turxanthus）斥责瓦伦丁努斯，指责拜占庭人油嘴滑舌，没有实话，不但与阿瓦尔人签署协议，而且向西突厥人隐瞒黑海北岸通向拜占庭的道路，见The History of Menander the Guardsman，pp.174-175；裕尔：《东域纪程录丛》，第178页。
[62]Maurice’s Strategikon，p.116.事实上，这是拜占庭对周边民族带有的一种固有的偏见，不仅仅针对突厥人，可以视作是拜占庭的外族观尤其是游牧民族观的表现之一。
[63]Edited and compiled by Geoffrey Greatrex and Samuel N.C.Lieu，The Roman Eastern Frontier and the Persian Wars，Part II：AD 363-630.A Narrative Sourcebook，pp.151-152.
[64]The History of Theophylact Simocatta.An English Translation with Notes，pp.188，191.最新的研究来自魏义天，他认为这封信的时间应该是在595年，而发出者是泥利可汗，这与传统的观点不同：即598年达头可汗发出该信件，见魏义天著；赵飞宇译：《东罗马皇帝莫里斯和突厥可汗：泰奥菲拉克特·西摩卡塔所记突厥史料》，《西域研究》2018年第2期，第91～94、147页。
[65]Nikephoros Patriarch of Constantinople Short History，pp.54-55；The Chronicle of Theophanes Confessor：Byzantine and Near Eastern History AD 284-813，p.446.
[66]The Ecclesiastical History of Evagrius Scholasticus，p.307，footnote 59.
[67]哈福德·麦金德著；王鼎杰译：《民主的理想与现实》，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28页。
[68]在汗国初期，突厥汗国就通过互派使者、联盟、联姻等方式与波斯保持密切的关系，后来到了6世纪70年代末，西突厥的扩张威胁到了波斯的利益，波斯进而对其限制，西突厥便转而与拜占庭合作，共同对抗波斯，见蓝琪：《西突厥汗国与萨珊波斯的关系》，第81～85页。
（作者单位：东北师范大学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所）
编校：王文洲
审校：王润泽
审核：陈 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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