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宜蓬 | 内迁与变迁的索隐与通变——评《元代畏兀儿内迁文学家族变迁研究——以偰氏、廉氏家族为中心》

来源：《西域研究》2020年第4期

元代作为第一个统一中国的少数民族政权，其历史贡献，往往被后人所讳言；而其文学的成就，也容易被“华夷之辨”的观念所遮蔽。[1]其实，蒙古、色目、汉人、南人的族群划分，固然彰显了元代的民族矛盾，但元代同时又是一个“民族大熔炉”，“唐朝以来涌入中原的沙陀、吐谷浑、党项、契丹、渤海、女真以及其他多种色目人，元朝以后都不见了，都与汉人、南人逐渐融为一体了。”[2]色目人是元代对西域乃至中亚以西直至欧洲多种族群的统称，他们较早被西征的蒙古大军征服，成为元朝重要的军事力量，也是蒙古统治者从事财政管理和商业经营的得力助手。[3]色目人大量进入中原，在与汉族的接触过程中，出现了一批士人化家族，其中“比较著名的有号称‘廉孟子’廉希宪代表的高昌廉氏家族，及其姻亲高昌回鹘畏兀儿人贯云石之家族，和高昌偰氏家族。”[4]考虑到贯氏家族在贯云石之后并无更多文人涌现，杨绍固博士选择以出身高昌畏兀儿的偰氏和廉氏家族作为研究对象，考察其家族谱系及文学传承，撰写出版了《元代畏兀儿内迁文学家族变迁研究——以偰氏、廉氏家族为中心》[5]一书。该书以畏兀儿偰氏和廉氏家族作为研究对象，以“内迁”和“变迁”为关键词，阐述在内迁过程中，原有的畏兀儿军功家族转型为文学家族的变迁过程，体现了开阔贯通的学术视野和严谨扎实的学术功底，是元代文学研究及少数民族家族文学研究的新成果，对于我们认识元代以来少数民族的汉化与文学化具有重要意义。

中原文化较之周边少数民族而言，一直处于先进地位，蒙古大军入主中原，武力的征服者最终被先进文化所征服，这种趋势是难以避免的，正如马克思所说：“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那些他们所征服的民族的较高的文明所征服，这是一条永恒的历史规律。”[6]近百年前，陈垣先生《元西域人华化考》横空出世，以大量的史料，通过对168名西域少数民族成员在儒学、佛老、文学、美术、礼俗、女学等方面的表现，证明“华化”是当时的大势所趋：“西域人既杂受印度、犹太、波斯、希腊、亚剌伯诸国之文明，复曾睹中国文明之一线，其渴望身亲见之之情可想也。元军先定西域，后下中原，西域人之从军者、被虏者、贸易者，接踵而至，平昔所想望之声明文物，尽触于目前，元制色目人又自由杂居，故一传再传，遂多敦诗书而说礼乐。”[7]而其中的“华化”的突出表现就是“敦诗书而说礼乐”，“诗书”既是汉民族的文化经典，也是文学经典，其中包含中华文化的精髓，也包含着汉民族独有的艺术表达方式，因此西域少数民族在“敦诗书”的过程中，不断“华化”，直至具有“华人所独”的特质。

关于西域高昌色目人偰氏和廉氏家族的“华化”，陈垣先生早有注意，在“儒学篇”“美术篇”“礼俗篇”和“女学篇”中都提及偰氏和廉氏家族代表人物，但是在“文学篇”中涉及的“西域之中国诗人”“基督教世家之中国诗人”“回回教世家之中国诗人”“西域之中国文家”“西域之中国曲家”等共计43人，独不及偰氏与廉氏家族成员。杨镰先生《元西域诗人群体研究》系有关元代西域诗人群体的集大成著作，有“‘廉孟子’和廉氏家族”和“高昌偰氏：诗与史”两章文字专门论述。[8]张建伟《元代北方文学家族研究》考虑偰氏家族占籍溧阳，因此只细致梳理廉氏家族谱系及家风。[9]此外还有一些学术论文探讨偰氏和廉氏家族的历史、宗教和文学等课题，但是正如杨绍固博士所说：“还没有学者对两个家族开展历史变迁方面的纵向研究，也没有学者对这两个家族的文学进行综合研究”[10]，由此可见，杨绍固博士的选题，既具有立论的依据，也具有研究的空间。

著作以“元代”为题，但并非以“元代”为限，而是从偰氏和廉氏家族起源说起，以内迁看其家族流转和繁衍，以变迁看其家族文学转型，更为重要的是其研究领域在时间上跨越元明清，从元代一直延伸到近代；在空间上超越国界限制，从中国的明朝扩展到朝鲜半岛的高丽和朝鲜王朝，既关注两大家族几百年的迁徙和世系变化，也说明其家族的家风家教，以及家族文学的传承和文学家族的社会联系，其学术视野开阔纵横，第一次对偰氏和廉氏家族的内迁做出全面系统的索隐和勾勒，更是以其为范本，研究西域少数民族由内迁带来的族属变化和文学演进，在文学家族研究领域具有重要意义。

学界引用元代文史资料，主要以正史、笔记和文人别集为主，作者以此为基础，旁搜远绍，不仅利用偰氏和廉氏内迁之地的方志材料，更征集到不为元代文史研究者所注意的偰氏和廉氏后人编纂的家谱，还根据线索，得见不为大陆学者所知的韩国文献，查找到偰氏东迁高丽的作品，极大地丰富了学界对偰氏和廉氏家族传承变迁及其文学创作的认知，成为全书的特色和亮点。

关于偰氏家族仕宦与汉化情况，台湾学者萧启庆先生曾作专文《蒙元时代高昌偰氏的仕宦与汉化》予以探讨，杨绍固博士在充分借鉴吸收的基础上，利用元代欧阳玄《高昌偰氏家传》、程钜夫《里氏庆源图引》等原始文献，更依据晚清普宝琳《溧阳沙涨里普氏家乘》、民国偰庸《沙溪偰氏宗谱》、今人偰映飞的《偰氏宗谱考略》等资料在考证真伪的基础上发现了不少高昌偰氏、廉氏的文史文献，尤其难得的是通过各种途径找到了萧启庆先生所不及见的韩国印本《庆州偰氏诸贤实记》等书，全面勾考偰氏家族世系和文学活动，用图表列出偰氏家族世系11世71人，并说明其家族内迁之后，先后聚居在山东益都、江西龙兴、江苏溧阳、福建建阳、云南姚安、安徽和州等地。作者以家族活动为线索，搜集溧阳和姚安等地方志，列出《偰氏妇人完节表》，又广泛稽考中外文献，编订《偰氏科举、教育名人表》，收入43名偰氏家族成员科举信息，可与萧启庆先生《偰氏历代入仕途径表》《偰氏仕进品级统计表》《偰氏仕进资料表》等资料相对照，使我们对这一“累代仕宦不绝，而且全面掌握汉族士大夫文化而成为当代最为峥嵘的科举世家”[11]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元末偰氏第八代子孙偰逊为避战乱，出奔高丽，最终在朝鲜生根发芽，萧启庆先生说“迁入韩国之一支尤善于利用其超越国界的文化背景而成为高丽、朝鲜之外交与科第世家”[12]，成为中朝文化交流的重要人物。作者还详尽考证入东偰氏家族分支的文学交游和文学创作情况，特别广泛稽考朝鲜文献，列举偰逊入东之后与朝鲜、高丽文人的交游与创作，补充中国大陆文献的不足。偰逊的家族背景得到高丽朝文人的重视，大家纷纷撰文称赞偰氏的“三节六桂堂”，作者整理出《赞“三节六桂堂”诗文统计表》，列出3位文人的4篇作品。根据保存在《庆州偰氏诸贤实记》中的《近思斋逸稿》，作者整理出偰逊在元朝时期的文学交游网络，列出《偰逊作品中交游对象统计表》，其中包括交游对象29人38首诗；又根据偰逊的交游搜集到与之相关的赠诗、与偰逊交往的元人作品。在探讨偰逊诗歌的时候，作者列出《偰逊亲友赠答诗分类统计表》和《偰逊诗歌体裁统计表》，由此对偰逊的文学创作情况就有了清晰的认识。

在考证廉氏家族世系的时候，作者不仅依据《元史·布鲁海牙传》《廉希宪传》，又参考元明善所作《平章政事廉文正王神道碑》，更根据明清两代不断重修的《廉氏宗谱》，用12张图列出廉氏的世系。作者对廉氏家族子孙繁衍情况的挖掘和梳理，超越前贤时哲，达到了全新的水平。其对《廉氏宗谱》的使用，也并非盲从，而是去伪存真，既认为该谱对世系的记载可信度较高，其中所保存的元人对廉氏先贤像赞总体可靠，但也指出其中有两篇存疑待考。作者又对晚清廉氏家族文学代表人物廉泉的材料进行全面的搜集和整理，列出《廉泉文学交游表》，包括196人，数百篇作品，其数量之大，令人瞠目。作者进一步搜集资料，列出《廉泉散佚诗文统计表》，搜集廉泉散佚书信等文献32篇。

经笔者统计，《元代畏兀儿内迁文学家族变迁研究》中有家族谱系图共计15幅，有文学交游与创作表共计23张，如此众多的图表都是在细致的文献检索基础上分门别类做出的，不仅体现了作者扎实的学术功底，更能看出其严谨的学风。

《元代畏兀儿内迁文学家族变迁研究》的结构非常清楚，开篇总论西域高昌地区的多种文化及其影响，此下用六章篇幅分别介绍偰氏和廉氏家族的家族概况、文学交游和家族文学，结论是总体性地说明偰氏、廉氏家族与地域文化的关系以及两大家族与文学流派的关系，其中蕴含的是对偰氏和廉氏家族世系与家风家学及文学创作的纵贯式的考察和探索，“变”与“不变”是其思考的核心问题。

作者在偰氏家族的家风家学一节中指出，偰氏家族的家风家学体现为对以忠、贞、孝为“三节”的崇拜、对“礼”的遵守、以及读书重教的“六桂”遗风，此是家族之“不变”者；定居中原后，偰氏不仅很快适应了中原的生活环境，而且取汉姓，也逐渐由以军功承荫入仕的根脚家族转变为以诗书传家、科举入仕的文化家族，至偰逊一代又由中土而入朝鲜，而另有一支偰氏家族成员迁徙至云南，最终改信伊斯兰教，这是其“变”者。作者说：“偰氏家族的文化传承中始终贯穿着求‘变’与不变两种对立的文化基因……在适应社会环境变化中小心地维持着‘变’与不变的平衡。”[13]

在论述廉氏家族的家风家学时，作者指出，廉氏家族体现了对廉希宪的崇拜、仁政思想以及“旷放”的文化基因。廉希宪是元初名臣，是廉氏家族内迁后第二代重要成员，陈垣先生说：“希宪，畏兀儿氏，史称其笃好经史，手不释卷。……元色目人中，足称为理学名臣者，以希宪为第一。”[14]仁政思想和旷放的文化基因，都体现出廉希宪的深刻影响。廉希宪“面对磨难都能保持一种旷达的襟怀，保持刚直的正气和乐观的自信，无论顺境还是逆境都能淡漠得失，不为物役、随遇而安，泰然自处。”“高昌廉氏旷放的家风还表现在对不同文化的包容与兼收并蓄方面”。“无锡廉氏成员出仕者较少，因而无法像祖先那样在官场上释放激情，转而表现出沉稳理智的人生豁达。”[15]这些对廉氏家族家风的认定和辨析，都是非常深刻的。

当然，该书也存在一些问题，一是基本史实交代不够清楚完整。著者可能是为了避免重复使用基本文献和前贤时彦的研究成果，导致对偰氏和廉氏家族的历史和文化传承的记录和揭示略显单薄，需要参考相关著作才能得到更全面的认识。二是个案研究为主，宏观和整体研究不足。全书以偰氏和廉氏文学家族研究为主体，对畏兀儿人的自身文化基因及其与汉文化的碰撞与互动的研究关注不多，立足地域文化和多民族文化交流的宏观和整体研究不足，存在以个别代替整体的问题。三是文献稽考和材料梳理有余，而文学研究和文学家族的阐释不足。该书对偰氏和廉氏家族的文学研究，多为一般性的介绍，缺乏对文学作品和文学观念的深入阐释，对家族文学的特殊性与普遍性，还可以做更深入的研究。尽管存在一些缺点，但是瑕不掩瑜，该书对偰氏和廉氏文学家族的探讨，达到超迈前人的境地，为元代畏兀儿内迁文学家族研究向纵深推进做出了积极努力，是元代文学以及多民族文学家族研究的一部力作。

（作者单位：陕西理工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