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正浩：中古时期的“生灵座”及其在西域的传播

来源：《西域研究》2020年第4期

阿夫拉西亚卜博物馆位于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古城，其一层展厅中展示了古城23号遗址1号建筑中公元7世纪的壁画。壁画西侧主墙所绘的是粟特王拂呼缦（Varkhuman）接见各国使者的情景，国王双腿盘坐于宝座之上，宝座下方为左右两头卧狮（图1）。[2]关于宝座、卧狮，国内外学界均有相关研究。如季羡林先生曾提到印度国王所坐的“师子床”（即“师子座”），梵名为siṃhāsana。[3]宿白先生认为这种以生灵作为床或座的装饰，盛行于葱岭以西地区，其形象尤盛于佛教本尊像中，“生灵座”一词即出自佛家之语。[4]国外则有学者将其称为“瓦哈纳”或者“婆诃那”（vāhana）。[5]《北史·西域传》记载，安国王坐金驼座、何国王坐金羊座、漕国王坐金马座。[6]那么，史书中的“金羊座”“金马座”“金师子床”，是否可以对应博物馆壁画中的宝座？其来源、特点及如何在西域等地传播的？这就是本文所要探讨的主要问题。考虑到宝座涉及多种动物，本文采宿白先生说，将这种类型的宝座统称为“生灵座”。另外，本文所指西域为广义上的西域，即包括今新疆塔里木盆地南北以及中亚河中地区、西亚、印度等地。

图1　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古城7世纪壁画复原图[7]

中古时期也即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佛教文献中常见“师子座”的记载。《大智度论》载其含义：“佛为人中师子，佛所坐处若床若地，皆名‘师子座’。譬如今者国王坐处，亦名师子座。”[8]可知师子座即为佛或国王的坐处，为尊贵的象征，亦可以作为王或佛的象征。如东晋时期龟兹王便曾为高僧鸠摩罗什“造金师子座，以大秦锦褥铺之，令什升而说法。”[9]《洛阳伽蓝记》载神龟元年宋云、惠生向西取经事迹时，言：“嚈哒国王，……王着锦衣，坐金床，以四金凤凰为床脚。……嚈哒国王妃亦着锦衣。……王妃出则舆之，入坐金床，以六牙白象四狮子为床。……不信佛法。多事外神。”[10]《大唐西域记》载：“（印度）君王朝坐，弥复高广，珠玑间错，谓师子床，敷以细㲲，蹈以宝机。”“幼日王踞师子床”“如来右胁卧师子床”等，[11]均可见佛教“师子座”在中古时期西域地区的流行状况。德国学者施勒伯格曾指出，圆形或长方形的狮子座是君主或手握统治权的神祇的典型底座。[12]因此可知生灵座的主要用途应该是以动物形象作为座椅或坐榻的装饰，供宗教神祇或国王乘坐。

中古时期正史文献中与生灵座相关的记载，主要有北齐魏收撰《魏书》及唐代修纂的《周书》《隋书》《北史》等，其中尤以《北史》记载最为详细。其卷九六《吐谷浑传》载：“（吐谷浑可汗夸吕）坐金狮子床。”[13]卷九七《西域传》载：“（龟兹王）坐金师子床”，“（波斯国王）坐金羊床”，“副货国（即吐火罗，今阿富汗南部地区），国王有黄金殿，殿下有金驼七头”，“（安国）王坐金驼座，高七八尺”，“（鏺汗国）王坐金羊床”，“（何国）其王坐金羊座”“（乌那遏国）王坐金羊座”，“（漕国）王坐金马座。”[14]《隋书·西域传》中所记载的“龟兹王坐金师子座……波斯国王坐金师子座”[15]与《北史》中两国王所坐略有不同。此外，五代、北宋时修纂的两《唐书》中，也有关于生灵座的记载。《旧唐书》载：“泥婆罗，其王那陵提婆坐狮子床。”[16]《新唐书》载：“（喝盘陀）王坐人床。”[17]上述文献记载中古时期西域诸国国王确切有生灵座的总数已达9国（包括吐谷浑）。

通过对上述文献的梳理，我们发现，生灵座主要流行于西域地区，如喝盘陀（今新疆塔什库尔干）、吐火罗、乌那遏国（即罽宾，今克什米尔），位于塔里木盆地的龟兹（今新疆库车），位于河中地区粟特诸国，如安国（今乌兹别克斯坦布哈拉）、漕国（今阿富汗加兹尼）、何国（今乌兹别克斯坦卡塔库尔干）、鏺汗国（今乌兹别克斯坦费尔干纳）等；甚至远在西亚的波斯（今伊朗、伊拉克一带）、拂菻（即拜占庭帝国），南亚的尼娑罗（今尼泊尔）等国也较流行。除此之外，如上述，在以青海为活动中心的吐谷浑中也有传播。

据上述文献记载，生灵座形象并不是单一的一种动物，而是有狮子、牛、马、羊、驼等多种类型，以这些形象为底座或床榻的基础，在其上饰以金或直接以金来雕刻其形象及纹饰。生灵座在造型方面也是多样的，如上述史料所载龟兹王所坐金师子床、波斯王所坐金师子座等，均为生灵座的不同造型，只是有的为床榻，有的则为座。关于生灵座大小以及形状，史书记载较少，仅在《北史》卷九七《西域传》中提及安国国王所坐的金驼座高为七八尺。“隋时，于调律外仍用北周较大之尺——北周市尺（29厘米多），称‘开皇官尺’，‘百司用之’。”[18]大概推测生灵座高度应该有2米左右，可见其高大，而其具体形象则可从下面所述考古文物资料中窥之一二。

中古时期生灵座形象主要得见于20世纪以来考古所发现的印度、中亚、阿富汗及国内新疆等地的造像、壁画、木版画中。就目前笔者所知，其中包括：1世纪下半叶印度佛坐像（图2）；5～6世纪印度佛坐像（图3）；5世纪阿富汗古比扬壁画（图4）；7世纪于阗木版画（图5）；7世纪龟兹克孜尔石窟第189窟佛教壁画（图6、图7）；撒马尔罕古城7世纪壁画（图1）；片治肯特古城25号遗址28号厅农仓南墙（图8）、北墙8世纪壁画（图9）、26号遗址北墙壁画（图10）等。此外，在中亚和新疆等地还发现了与骆驼生灵座相关的文物资料，德国学者莫德（Mode）对此已做了相关讨论，此处不赘。[19]斯坦因曾在尼雅遗址发现了两件装饰精美的木椅，其中一件有三条椅腿，在每条椅腿的上下分别刻着狮头、马腿以及翼身。他认为这可能是一把“siṃhāsana”的仿制品。[20]但是，这把木椅缺少其他相关可说明其具体用途的信息，与文中所讨论的生灵座所指为国王或宗教神祇所用的内容不具有相关性，所以不在我们的讨论范围之内。随着国内考古工作的不断展开，在西藏昌都地区、青海玉树，以及新疆以东的内地，如甘肃、陕西、河南等中原地区的摩崖石刻、石窟寺、墓葬壁画及出土文物中，则还见有一些有关佛教的狮子座图像。如青海玉树勒巴沟古秀泽玛佛教摩崖造像中的B组造像，其中便刻有双狮垂莲式台座，其上为一尊坐佛。根据调查报告可知该佛教石刻年代应为8世纪下半叶至9世纪，其雕刻风格受到了来自印度和汉地两方面的影响（图11）。[21]西藏芒康噶托镇新发现的吐蕃摩崖石刻，其中在孜许大日如来及八大菩萨摩崖造像石刻中，双狮相背而立，位于大日如来莲座之下（图12）。调查报告显示其所属时期应为8世纪中叶至9世纪上半叶之间。[22]甘肃敦煌莫高窟第303窟，隋代法华经变壁画图中，有两头狮子侧面相对，立于台座之下（图13）。[23]山西大同云冈石窟第9窟，前室北壁第2层西侧的佛龛，雕刻有北魏时期的交脚菩萨，双狮立于台座之下（图14）。[24]河南洛阳龙门石窟古阳洞北壁中层第1龛，为北魏时期交脚菩萨像龛，龛中菩萨交脚倚坐，双狮雕刻在其座下（图15）。[25]陕西西安碑林博物馆所藏北魏时期释迦弥勒造像碑，则有释迦弥勒坐于狮子座之上（图16）。[26]

目前，学界对以上资料关注较多且著述颇丰，但是对其中所绘制的不同动物形象的生灵座，关注则相对较少。以上这些生灵座的图像正如文献所记，有床榻及座等多种形式，甚至有的生灵座图像未绘出床、座，只是象征性地绘出人物下之生灵，此可视为生灵座之变体。下面先就上述有关生灵座的考古文物图像（图1至图10），作一解析。

图2、图3为两件佛教造像。图2文物出土于印度北方邦秣菟罗卡特拉（Katra，Mathura，Uttar Pradesh），收藏在秣菟罗博物馆，为秣菟罗早期造像作品。这件造像正中雕刻有一尊结跏跌坐于砂岩台座上的坐佛，其旁为二胁侍菩萨立像，台座正面中部雕刻有三头狮子。[27]图3文物为印度笈多王朝时期佛造像，该造像出土于印度北方邦瓦拉纳西鹿野苑（Sarnath，Varanasi，Uttar  Pradesh），收藏在英国伦敦大英博物馆。这件造像中佛双手作转法轮印，足踏仰覆莲台，倚坐于台座之上。台座下方两侧对称雕刻有两头狮子。[28]

图4为一幅石窟壁画的局部，发现于阿富汗法里亚布省东南古比扬（Ghulbiyan）一处已损坏非常严重的洞窟内墙上。生灵座形象见于其中编号为8的人物图像下方，由两部分组成，最下绘制的为一个池塘或者海洋，其中有四条鱼。鱼的上方绘有粗条纹网状的花格垫。[29]图5为斯坦因发现的出土于新疆和田丹丹乌里克居住遗址的木版画，图中绘有一幅具有印度形貌的三头四臂神，双腿交脚倚坐在由两头卧牛支撑的花格垫上。这件花格垫，斯坦因在其原文中称为“cushion”，意即垫子，汉文翻译本称为“蒲团”。[30]垫上花格纹主要为绿色和红色，印度神身体肌肤主要呈暗蓝色，双腿处盖有虎皮，头饰为金黄色，可能是由黄金打造的头冠。此木版画为正反两面，正面绘有波斯形貌的四臂菩萨，亦交脚倚坐在花格垫子上，但是其下未见有动物生灵的支撑。图6为龟兹克孜尔石窟189窟主室右壁护法壁画图，图7为壁画复原图，窟内摩醯首罗天像中，绘有左右两神，均双腿交坐在一头卧牛之上，两神头后均绘有背光，其服饰与于阗木版画非常相似，均以虎皮为裙。[31]以上三种图像均可视为生灵座之变体。

图8、图9、图10均为塔吉克斯坦片治肯特古城壁画复原图，[32]根据古城考古发掘者之一中亚考古学家马尔夏克先生（Marshak）及夫人腊斯波波娃女士(Raspopova)的描述，图8、图9发现于片治肯特古城编号25号遗址28号建筑中，这座房屋原来应是一个存放谷物的粮仓。[33]粮仓北面和南面墙上分别绘有大幅精美的粟特壁画，但由于时间已久，很多壁画已模糊不清。图8南墙壁画正中为两位乘坐在以骆驼和山羊为支撑的宝座之上的神祇。壁画西侧为一位男性，半跏趺坐在宝座上，宝座下方的动物形象只残存有扶手处的骆驼头，其右臂还托举着一个盛有骆驼雕塑形象的宝盘。壁画东侧为一位女性，身下宝座保留有一只山羊的大半个身躯及头部，头部应该是宝座的扶手，女性右手上托举盛有一只抬起前蹄的山羊雕塑。两者座椅下方铺有半圆形垂到地面上的座毯，座毯图案为斜线网格纹，周边还绘有供养人等人物形象。图9为北墙粟特壁画，壁画正中为坐在卧狮上的四臂女神娜娜（Nana），[34]娜娜女神的下方（即北墙左侧门上方）绘有施无畏印的佛陀以及右手持莲花的菩萨。图10为8世纪片治肯特古城26号遗址北墙的壁画图，生灵座下方右侧为一匹马的前半身，左侧动物以及坐在生灵座上的神祇样貌已不可辨。[35]

通过对上述1～8世纪西域等地造像、壁画、木版画中生灵座形象的分析，可以发现其有如下几个特点：

其一，西域的生灵座分布范围广、流行时间久。从考古文物资料年代来看，早在1世纪便出现了狮子座造型的佛坐像雕塑。5世纪时，生灵座已经出现在了阿富汗的石窟壁画中，直到8世纪出现在撒马尔罕、片治肯特古城等地壁画中，生灵座流行至少持续了约3个世纪。从其产生到不断流播，与汉文史书所记载时间相符，大概即中国古代的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从分布地区来看，这九件生灵座考古文物资料出现在了多地，其中印度有两件，阿富汗有一件，中亚河中等地有四件，新疆有两件，主要集中流行于中亚地区。至于流播到中国内地佛教造像、壁画中的狮子座，则其沿袭时间更长、流播地区更广。[36]

其二，生灵座类型多样。关于生灵座下方的生灵，印度佛造像台座下方主要为狮子，于阗木版画和龟兹石窟壁画中主要是以牛作为座椅的支撑或装饰；其他动物形象则更多见于中亚地区，如撒马尔罕古城壁画复原图中的对狮，片治肯特古城壁画复原图中的骆驼、山羊、马以及卧狮等。另外还有出现在阿富汗古比扬壁画中的鱼等。

生灵座上方的人物形象，印度佛教造像中为佛，阿富汗古比扬壁画中为琐罗亚斯德教经典《阿维斯塔》中的水神——提斯克里亚（Tistrya）[37]。新疆和田木版画中的人物则是一位具有印度形貌的三头四臂神，龟兹壁画中的摩醯首罗天（即婆罗门教之湿婆神，佛教中的大自在天）则既可以代表印度教也可以代表佛教的形象。中亚两座古城壁画中的形象与阿富汗壁画人物形象略同，均与琐罗亚斯德教相关。根据马尔夏克先生的研究，图8壁画上神祇的名字很难辨认，但是他根据这两位神祇右手所托举的宝盘，推测可能是琐罗亚斯德教经典《阿维斯塔》中的波斯战神“韦雷斯拉格纳”（Verethragna），这位战神妻子可能是瓦娜娜什（Vananti）或阿斯提克（Astlk）。[38]韦雷斯拉格纳是琐罗亚斯德教信奉的最伟大的天神之一，在《阿维斯塔》中也被看作是为公牛、骏马、骆驼、羚羊等形象的化身。[39]图9中的人物应该是骑狮的娜娜女神。由于图10损毁严重，人物形象已难以复原。因此，除图10外，上述比较完整的八件考古文物资料，从多方面表现了生灵座所具有的类型多样的特点。

其三，类型多样的生灵座其内涵与各地宗教信仰有密切的关系。通过上述考古资料可以发现，生灵座流行于不同的宗教世界以及世俗王权中，其含义或象征并不是单一的，而是宗教、王权等方面的结合、展现。

从图2、图3、图5来看，生灵座可能流行于盛行印度教和佛教的地区。它以台座或壁画中宗教神祇的坐骑等形式，表现出南亚佛教、印度教（早期为婆罗门教）对狮子或牛（印度教三大神之一湿娑坐骑为神牛）的崇拜。而信仰佛教或印度教的世俗王公，则将这类生灵座作为王权的象征，而普遍采用之。而图1，虽然其中因缺少与宗教相关的内容，但从该地主要信仰琐罗亚斯德教的情况推测，可能与下面所论琐罗亚斯德教有关，但也不排除受到佛教的影响。又根据粟特王拂呼缦这一人物形象在这幅壁画中的地位，很可能是主要凸显国王世俗王权的尊贵。除上文施勒伯格先生外，柯嘉豪先生亦曾指出过座椅的重要性，“桑奇与巴乎特浮雕及玄奘记载，都显示椅子在印度是权力的象征。”[40]

据图1、图8、图9、图10壁画所绘生灵座的形象，以及位于其上的宗教神祇可知，其与当时流行于中亚的琐罗亚斯德教也有密切的关系。其中的生灵则不止是牛或狮子，还有羊、骆驼等多种动物形象。如前述，在琐罗亚斯德教经典《阿维斯塔》中，最伟大的天神之一韦雷斯拉格纳也被看作是为公牛、骏马、骆驼、羚羊等形象的化身，他是琐罗亚斯德教徒信奉的神祇之一。因而，这些生灵座上的动物被赋与了琐罗亚斯德教神圣的内涵，出现在了壁画之中。

综合以上造像、壁画、木版画的不同特点及其出土地点，可以按其内涵将生灵座分为两种类型：第一种以流行于南亚的佛教、印度教为主，其特点是生灵座多以狮子、牛为主；第二种则以流行于西亚、中亚的琐罗亚斯德教为主，其特点是生灵座多以狮子、牛或马、骆驼、羚羊，甚至鱼等为图像。众所周知，在中古时期中亚、南亚等地主要盛行佛教、琐罗亚斯德教，两种宗教处于相互交流、交融之中。上述生灵座的起源、发展及造型，均体现了上述两种宗教的交流与交融。最突出的例子，即上述狮子、牛作为生灵座的神圣生灵，在两种类型中均有重要的地位。关于此，下面将展开讨论。

如果按生灵座的性质来分类，则可分为两类：第一类属于宗教，如图2至图7，生灵座被雕刻或绘制在石窟和寺院等宗教建筑中。第二类则属于宗教与世俗王权的结合，如图1、图8、图9，其中既包含宗教含义又包含世俗特点。上述与生灵座相关的考古文物资料，动物形象丰富，在生灵座上方均绘有不同的人物形象，这些人物或是君主或是神祇，与宗教联系密切。对于研究该时期南亚、中亚河中地区、阿富汗及中国新疆等地的物质、宗教文化以及丝绸之路东西文化交流，提供了宝贵资料，也有助于补充史书中对生灵座具体形象记载之不足。

综上可知，生灵座主要流行于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的西域，特别是在葱岭以东、以西的广大地区。这些地区位于丝绸之路沿线，民族众多，东西文化交流频繁。如塔里木盆地南北的高昌（今新疆吐鲁番）、龟兹、疏勒（今新疆喀什）、于阗等地，受古代印度佛教影响较深，信徒较多。而活动在中亚河中地区的安国、何国的粟特人，则多信仰琐罗亚斯德教。在民族交往、文化交流的过程中，不同地区之间相互借鉴，促进了丝绸之路的延伸和发展。文献记载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曾有相当数量的中亚粟特商人、南亚印度高僧，通过陆上丝绸之路进入了塔里木盆地及河西、长安等地。生灵座作为一种宗教亦或说是王权的象征，无疑会随着民族之间的交流互动，得到传播和发展。只是在其传播过程中，受不同地区当地文化的影响，从而产生了不同形式、类型的生灵座。目前已有的材料尚不能直接说明生灵座来源于何种宗教或地区，只能就其传播形式做一分析和探讨。

从生灵座的传播形式来看，首先是在西域多种宗教之间相互传播。在各种类型的生灵座中，狮子座是目前所见最早的一种生灵座，早期流行于南亚印度教及佛教中。随着佛教在西域的传播，尤其是在进入塔里木盆地后被统治者所接纳和弘扬后，得到了迅速发展，佛教成为中古时期当地最主要的一种宗教。狮子座作为佛教文化中的一种实物，是佛陀的象征，在该时期应该传入了西域及其邻近的地区。如前述，龟兹高僧鸠摩罗什所乘坐的“金师子座”便是其中的一种。又如《北史·吐谷浑传》所载夸吕坐的“金师子床”和中亚等地所流行的生灵座应该是同一种类型。吐谷浑原为辽东慕容鲜卑的一支，4世纪初从慕容鲜卑分离出来后，向西迁徙，至吐谷浑孙叶延（329～351年在位）时，始建立政权，以吐谷浑为其国名及族名。5世纪末6世纪初吐谷浑兼并了地处中西交通要冲的鄯善、且末之后，其所在的青海地区的交通地位更为重要，甚至成为丝绸之路最重要的交通要道。[41]也大约在这一时期，佛教开始传入吐谷浑。[42]至吐谷浑夸吕可汗（535～591年在位）嗣位后，狮子生灵座作为一种世俗王权的尊贵象征，即为吐谷浑统治者所用，故上述《北史·吐谷浑传》有此记载。虽然目前尚未发现有关吐谷浑时期的生灵座考古文物资料，但是在西藏芒康以及青海玉树的佛教摩崖造像石刻中，已发现了其后吐蕃时期的狮子座图像（图11、12）。可见生灵座并未随着吐谷浑的消亡而消失，而是随着佛教在西藏、青海等地的传播，被统治者所吸收并得到了发展。

有意思的是，除西藏、青海外，随着佛教传入中国内地，狮子座同样也沿着丝绸之路传入到中国内地，因而才有了上述狮子形象的生灵座频频出现在中国内地佛教石窟及其他相关考古文物资料的图像之中（图13至图16）。从佛教造像艺术的角度来看，以上图11至图16所反映的，均为狮子形象的生灵座在传入中国后，通过和不同地区文化相互融合，形成的具有中国本土化特点的生灵座。这不仅是对佛教文献所载“师子座”具体形象的补充，也是该时期我国佛教物质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随着萨珊波斯王朝（224～651年）在西亚、中亚等地的不断扩张，其国教琐罗亚斯德教成为这些地区所信奉的主要宗教。如《魏书》载“波斯国……俗事火神、天神。”[43]又如《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载中亚康国国王及百姓不信佛法，以事火为道。[44]均可见琐罗亚斯德教和佛教在当地的流布情况。如前述，中古时期曾有一定数量来自中亚地区的使者、胡商、胡僧等经塔里木盆地、敦煌来到内地。上述各地的生灵座不仅受到佛教的影响，而且也深受琐罗亚斯德教的影响，甚至是两种宗教互相交融的结果，形成了不同类型的生灵座及其变体。

而与琐罗亚斯德教有关的生灵座图像，目前在我国内地仅见于已定居的粟特人墓葬之中。如出土于西安北郊的北周史君墓彩绘石刻浮雕东壁第一幅上部（编号：E1）绘有一位乘坐有坐骑的神祇以及飞天浮雕（图17、图18）。根据考古报告，该祆教神祇为审判之神，交脚盘腿坐于圆环中，坐下为三头牛。此虽非标准生灵座，但应为上述生灵座之变体。史君为中亚粟特人，信仰琐罗亚斯德教，在出土的石棺椁门上方横枋上有粟特文、汉文合璧的题铭及棺椁门下方左右对称之拜火祭司可证。[45]

图17(左) 西安未央区出土北周史君墓石刻浮雕

图18(右) 西安未央区出土北周史君墓石刻浮雕摹绘图

但是，生灵座并不只是在不同宗教中传播。它亦从宗教走向了世俗，其传播与政治又密切相关。如狮子座，有学者曾指出狮子在中亚也常常是王权的象征。[46]从文献材料特别是正史记载来看，乘坐生灵座的主要是西域地区的君主或国王。这说明了生灵座在其传播过程中，被统治者所借鉴，转化成为权力的象征，如上述阿夫拉西亚卜博物馆拂呼缦所乘坐的座椅，便是由狮子与座椅组成的狮子座。

总之，通过梳理生灵座在西域等地的传播，可以发现生灵座是“神”与“权”的结合，它既是宗教的象征，代表宗教神祇，同时也是世俗权力的象征，代表统治者至高无上的权力。另外，它还是多种文化的结合体，是佛教、印度教、琐罗亚斯德教等宗教文化在丝绸之路沿线相互交流、借鉴的产物。

（作者系陕西师范大学中国西部边疆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编校：杨春红

审校：王文洲

审核：陈　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