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由井正臣（ゆい まさおみ，1933-2008）
“主权线”与“利益线”
一八九〇年（明治二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第一届帝国议会召开。根据前一年二月颁布的《大日本帝国宪法》而确立的现代立宪制国家，就这样迈出了第一步。十一月二十九日，在绝好的秋高气爽时节，300名众议院议员（代议士）迈入首都日比谷的国会议事堂，他们都是在同年七月举行的大选中的获胜者。享有选举权的选民资格，被限定为直接缴纳国家税金15日元以上、年龄在25岁以上的男性，其人数大约只占全国总人口数的1.1%。在对选举人有如此严格财产限定的基础上进行选举的结果是，过半数的议员是地主出身的地方上的名门望族。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是投身于自由民权运动的政治家，其中自由党的议员有130名，立宪改进党的议员有41名，两党都打着“实现政党内阁”和“节减政治经费、民力休养生息”的旗帜，采取了反对政府的立场，被称为“民党”。对此，藩阀政府的态度，正如宪法刚刚颁布之后当时的首相黑田清隆在演说中表达的那样，“（政府的）立场将超然于政党之外……秉持不偏不倚之心来对待人民”，也就是否定政党内阁制度，采取“超然主义”的立场。当时政府执政党（被称为“吏党”）的当选者是少数派。就这样，日本的议会政治在跌宕起伏中拉开了序幕。
第一次议会伊始，首相山县有朋在施政演说中，提出了保护国家独立所必要的“主权线”（国家固有的领土）与“利益线”（与主权线安危密切相关的邻近地区），强调为达到这一目的，军备扩张的费用不可避免地要占据财政预算的很大部分。山县首相这里说的“利益线”，指的就是朝鲜半岛。正如前言中所述，这一时期，国际上，欧美列强在亚洲、非洲的殖民不断加强，在亚洲能够保持独立的国家，除了日本以外，只有暹罗（现在的泰国）、中国与朝鲜。在东亚地区，以西伯利亚铁路完工等为标志，沙皇俄国积极进入这一地区，同时还觊觎阿富汗，与英国的对立逐渐加剧。以此为背景，东亚地区英国与俄罗斯的对立变成主要矛盾，逐渐成为国际政治的焦点。在这样的情况下，藩阀政府对如何把朝鲜从与中国维持的传统宗藩关系（宗主国与藩属国的关系）中割裂开来，将其置于日本势力的控制之下，变成日本进入大陆的垫脚石而煞费苦心。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山县内阁提出以保护朝鲜为目标的“利益线”，从而大幅度增加军备扩张预算开支。但是，松方正义的通货紧缩政策导致农村一片凋敝，民党主张减轻地租以使民力休养生息，提出削减政府预算案总额的一成。陷入狼狈境地的政府，通过离间片冈健吉、植木枝盛等土佐派自由党，总算使预算案得以成立。自由民权运动最重要的理论家、自由党议员中江兆民，对昔日同志的背叛怒不可遏，以“酒精中毒症发作步履维艰”为由没有参加议会表决，随后提交了带有辛辣讽刺意味的议员辞职信。第一次议会结束以后山县有朋内阁提出了集体辞职，其后组阁的是萨摩（现在的鹿儿岛县）出身的藩阀官僚松方正义。松方内阁同样如此，在第二次议会（一八九一年十一月开始，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解散）中，提出了以增加海军经费为中心的预算案。民党再次提出大幅度削减的要求，松方内阁就此解散了众议院。政府以品川弥二郎内务大臣为中心，动员了官吏与警察，对民党议员候选人的竞选活动进行干涉，甚至用暴力进行镇压。这次在日本宪政历史上最大规模干预选举的结果，造成民党议会席位减少，没有获得过半数的席位。第三次议会（一八九二年五月至六月）中，虽然民党提请质问政府干涉选举责任的决议案获得通过，但在预算案的问题上不得不做出妥协。
从“休养民力”到“培养民力”
但是，双方对立的态势并没有改变。同年八月，松方内阁集体辞职之后，伊藤博文组建了黑田清隆、山县有朋、井上馨、大山岩等“元勋全体出动”的内阁，迎来了第四次议会。民党第三次对政府预算案中的军舰建造费用、官吏薪金、官厅费用等项目，提出了削减871万日元的要求，与政府的对立达到了顶点。首相伊藤博文为打开局面，终于向天皇提出了颁布诏书敕令的请求。一八九三年二月十日，天皇向议会与政府下达了《和衷协同诏敕》，以国防问题一日亦不可怠慢为由，提出自己在六年的时间里，每年下拨30万日元补充军舰建造的费用，命令政府与议会要同心协力。至此，预算案总算在众议院获得通过。从这时候开始，自由党开始与藩阀政府接近。在这背后，日本以棉纺织、铁路建设、矿山开采等为中心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起来，与此同时，农村在松方正义通货紧缩结束后要求发展地方经济的呼声高涨。有鉴于此，自由党将此前一直高呼的口号“休养民力”改为“培养民力”，与政府的积极财政政策统一步调。在此之后，议会中的争论焦点，从财政问题转向了修改条约的问题。明治政府一直致力于修改不平等条约，但这种努力屡屡以失败告终。进入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以后，受欧洲形势发生变化的影响，英国和法国等国家开始与日本接近，对修改不平等条约问题表示理解。直到伊藤博文内阁里的外务大臣陆奥宗光主导，修改条约的问题终于进入最后的阶段。为了废除不平等条约中的治外法权，对方国家一直要求增加“内地杂居”，即给予外国人在日本国内的居住、旅行、营业等自由，这种全面开放日本的“内地杂居”在当时让很多日本人深感不安，反对意见甚嚣尘上。在这个问题上立场最为尖锐的是一贯秉持反政府立场的改进党，以及因为排斥自由党与政府立场接近而转变为反政府立场的国民协会（继承了大成会的传统，在一八九二年成立的国权派）。他们倡导“内地杂居为时尚早”的观点。以这两党为中心，结成了对外强硬的六派（国民协会、改进党、中部进步党、同志俱乐部、同盟俱乐部、大日本协会），对政府提出的条约修改案进行了严厉的批判。为此陷入窘境的政府虽然在一八九三年十二月解散了第五次议会，但对外强硬派的势力并没有衰退。加上报纸、杂志记者对这些对外强硬派的支持，政府陷入了孤立。选举之后于一八九四年五月召开的第六次议会，一开始就陷入混乱。六月二日，政府再次解散了议会。此时，邻国朝鲜正在发生重大事件，即甲午农民战争（即东学党之乱）。
上文涉及的人物：
黑田清隆（1840—1900），日本萨摩藩藩士、陆军军人、政治家、明治维新元老。军衔为陆军中将，受封从一位大勋位伯爵。经历过戊辰战争、北陆战争、箱馆战争和西南战争。历任北海道开拓使、内阁总理大臣、枢密院议长等职。任首相期间，颁布了《大日本帝国宪法》并积极推动废除不平等条约。
松方正义（1835—1924），日本萨摩藩藩士、政治家、财政改革家、明治维新元老，受封从一位大勋位公爵。历任日本大藏大臣、内务大臣、内阁总理大臣、日本红十字协会会长。松方曾经长期主导日本财政，实施地税改革、公有企业民营化、创建中央银行、采取金本位制等政策，为明治时期抑制通货膨胀、稳定财政做出了重要贡献。
片冈健吉（1843—1903），日本土佐藩藩士、政治家、自由民权家、知名基督教徒，受封正四位勋三等旭日中绶章。追随板垣退助参加过戊辰战争，任陆军参谋。一八七一年赴伦敦留学回国后任海军中佐。离开军界后与板垣退助等人共同创立立志社、国会期成同盟、自由党等，担任过众议院议长、同志社大学第五任校长。
植木枝盛（1857—1892），日本土佐藩藩士、政治家、明治初期自由民权运动激进派的思想家、唯物论和无神论者。他宣传人人生而平等，要求言论自由，批评明治政府增税、扩军、压迫民众，明确主张民众对政府有抵抗和革命的权利，呼吁必须以血为代价去争取自由。代表作品包括《民权自由论》《言论自由论》《国家主权论》等，岩波书店在一九九〇—一九九一年间出版了10卷本的《植木枝盛集》。
中江兆民（1847—1901），日本明治时期著名报人、自由民权运动思想家、政治家、唯物主义和无神论者。曾任元老院书记官、东京外国语学校校长、众议院议员。一八七一年被日本政府派往法国留学，归国后成立法兰西学舍，并翻译卢梭的《社会契约论》等著作，对自由民权运动影响巨大，被称为“东方卢梭”。代表作包括《三醉人经纶问答》《一年有半》《续一年有半》等，岩波书店在一九八三—一九八六年间出版了17卷本（另有别卷1本）的《中江兆民全集》。
品川弥二郎（1843—1900），日本长州藩藩士、政治家，受封正二位勋一等子爵。一八五七年开始师从吉田松阴，积极参加尊王攘夷运动，一八七〇年留学欧洲，归国后任内务大书记官、内务少辅、农商务大辅、驻德公使、宫中顾问官、枢密顾问官、内务大臣等。是独协学园和京华学园的创始人。
井上馨（1836—1915），日本长州藩藩士、政治家、实业家、元老，受封从一位大勋位侯爵。历任外务卿、参议、农商大臣、内务大臣等，对重建政府财政、修改不平等条约贡献良多，同时他关注纺织业和铁道事业，在财界有很大影响力，曾任三金财阀最高顾问。
大山岩（1842—1916），日本萨摩藩藩士、陆军军人、政治家、明治维新元老，军衔为元帅陆军大将，受封从一位大勋位功一级公爵。一八七〇年留学日内瓦，参加过西南战争、中日甲午战争、日俄战争，历任第二军司令官、满洲军总司令官、陆军大臣、陆军参谋总长、文部大臣、内务大臣、贵族院议员等。
陆奥宗光（1844—1897），日本纪州藩藩士、政治家、外交家，受封正二位勋一等伯爵。幕末时期参加海援队，曾参与版籍奉还、废藩置县、征兵令、地租改正等，因牵涉土佐立志社事件入狱，后游学欧美，归国后任驻美国大使、农商务大臣、外务大臣。一八九四年主持与英国签订《日英通商航海条约》，成功废除不平等条约和治外法权，积极推动中日甲午战争并签订《马关条约》，代表作品《蹇蹇录》。
本文选编自《帝国时期》（岩波日本史第八卷），注释从略，题目为编者拟定。推荐购买此书阅读。该选文只做推荐作者相关研究的书目参考，不得用于商业用途，版权归原出版机构所有。任何商业运营公众号如转载此篇，请务必向原出版机构申请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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