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世俗知识分子的主要目标有了重要变化，重点从乌托邦主义转入享乐主义。这一变化开始很慢，后来就逐步加快。研究变化的起源，最好的方法是考察3个英国作家的观点和他们的关系，他们都生于1903年：乔治·奥威尔（1903年—1950年），伊夫林·沃（1903年—1966年），西里尔·康纳利（1903年—1974年）。他们可以分别被看作旧式的理智论者、反理智论者和新式的理智论者，当奥威尔被致命的疾病打垮时，沃才开始小心翼翼地同他结交，沃和康纳利成年以后一生都在争吵，奥威尔和康纳利读书时就相识。这3位作家中的每一个都对其他两人持有一种谨慎、怀疑、有时是嫉妒的目光。而康纳利则感到自己是3个人当中的失败者，他把自怨自艾的两行诗写在维吉尔的一本书中，送给了戏剧批评家T.C.卫斯莱：但这种说法远非事实，在某些方面可以说他是3人中影响最大的一个。
乔治·奥威尔
我们先看奥威尔。他几乎是旧知识分子的经典范例，即使说，他在政治上显然是用对乌托邦、对未来的社义的信奉取代了他不相信的宗教理想主义，对他而言，上帝是不可能存在的。他相信人类，但是他观察自己奉献的对象时靠得太近，反而看不清楚。奥威尔原名埃里克·布莱尔，生于一个不那么重要的帝国建造者的家族，他看起来就属于那种家族。他身材又高又瘦，剪得短短的头发，浓密整齐的小胡子。他祖父在驻印度的军中服役，外祖父是贝玛的一个柚木商人，父亲供职于印度内务部鸦片局。他之和康纳利进了同一家属于上层社会的私人学校，后来又都进了伊顿公学。他之所以接受这种昂贵的教育，是因为他同康纳利一样，是聪明孩子，指望能得到奖学金并为学校增光。但后来两个孩子事实上对这所学校都作了有趣但含有敌意的描述，使学校受到了伤害。奥威尔的文章《如此如此快乐》是没有什么特色的夸大，甚至虚假，他在伊顿公学的导师A.S.F.高欧对私立学校颇为了解，他相信奥威尔是被康纳利所收买，才作出这种不公平的指责。如果是这样，那是康纳利唯一的一次机会，去诱惑奥威尔干一种不道德的事，特别是其中包含着谎言。正如维克多·高兰茨紧咬着牙所评价的：奥威尔令人痛苦地诚实。奥威尔离开伊顿以后，去印度当了5年警察（1922年—1927年），这样他就看到了资本主义比较丑恶的方面：鞭刑和绞刑。他发现自己无法忍受，他的两篇出色的文章《一次绞刑》《猎象记》对不列颠的帝国精神的暗中损害，事实上恐怕超过其他任何作品。他休假回到英国，辞去在内务部的职务，决心当个作家。他考虑了各种各样的笔名，诸如P.S.布顿、肯尼斯·迈尔斯、H.利维斯·奥尔威斯等以后，选了“乔治·奥威尔”。奥威尔是这样一种知识分子：他相信，至少在青年时代相信，世界可以用理智的力量改造，因此他是用观点和概念来思考的。但是他的本性，或许是他经受的警察训练，使他对人民具有强烈的兴趣，他的警察本能一定在告诉他，事情并非如它的外表那样，只有探索和细致的调查才能产生真理。因此，同大多数知识分子不同，奥威尔以对工人阶级生活的近距离的考察，开始了他的社会主义理想主义者的生涯。在这方面，他同埃德蒙·威尔逊有某些共同之处，也怀有一种对严格的真理的激情；但他比威尔逊更加坚持寻找关于“工人”的知识，而且对这种经历的追求多少年间都是他生活的中心主题。他最初是住在瑙亭山，那里当时是伦敦的贫民窟。后来1929年他在巴黎当洗碗工和厨房杂工。他得了肺炎——他长期因肺部衰弱而痛苦，47岁时死于此病——发作后进了巴黎的一家慈善医院，他的这种冒险才结束，这段惨痛的经历在他的《巴黎、伦敦落魄记》一书中没有描述。后来他又在兰开夏郡的威根工业城，同一些流浪汉和吸毒者生活在一起，在一个工人家中搭伙，还开了一个乡村杂货店。他所有的这些活动都是一个目的：“我觉得我不但要脱离帝国主义，而且要脱离任何人统治人的形式，我自己要深入到被压迫者之中，成为他们中的一员，站在他们一边反抗暴君。”这样，到了1936年西班牙内战爆发，奥威尔不但道义上支持共和国——90%以上的西方知识分子都是这么做的——他还同他们所有的人不同，他实际上为共和国进行战斗。而且他正好是战斗在共和军中负担最重、牺牲最大的一支——无政府主义的民兵（POUM）中，这一经历对他此后的一生是极具关键性的。特别是，奥威尔最初是想亲自到西班牙看一看局势，然后再决定干些什么。但去西班牙很难，通道实际上被西共控制着。奥威尔先去找维克多·高兰茨，被推给约翰·斯特雷奇，斯特雷奇转过来又让他去找该党的首领哈里·波里特。波里特要他先同意加入该党控制的国际旅，否则就不给他写推荐信。奥威尔谢绝了，这倒不是因为他对国际旅有什么不满——事实上，次年他在西班牙还试图进入其中——而是因为这使他在实地考察前就失去了选择权。于是，他转向一个叫作独立劳动党的左翼派别，被他们送到巴塞罗那的无政府主义者那里，这样他就加入了POUM民兵。他被巴塞罗那震动了：“这是一个工人阶级掌权的城市”，他更被民兵的存在所震动，在这个城市里，“市民生活的许多常见的主题——势利、金钱统治、对老板的恐惧，等等——绝对不存在了，通常的社会阶级的划分消失了，这在英国那种被金钱所败坏的气氛中几乎是无法想象的”。他寻求战斗，在战斗中负了伤，这是使他在某些方面精神高扬的经历，他给康纳利写了一封信，对他进行了婉转的责备，康纳利观察了这场战争，像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他只是一个“关心的”旅游者，奥威尔在信中写道：“遗憾的是你在阿拉贡的时候没有到我们的阵地来看我，否则我会在地下掩体里请你喝一杯茶的。”奥威尔把服役的民兵描述为“一个团体，在那里更常见的是希望而不是冷漠无情或玩世不恭，在那里‘同志’一词意味着同志关系，而不是大多数国家里那种骗人的鬼话”，那里“没有人热衷名利”，“一切都短缺，但没有特权、没有奉承拍马”。他觉得，这种“朴实的迹象，社义的开始阶段也许就像这样”。他在信中最后的结论是：“我看到了一些美好的东西，终于真正信仰了社会主义，我过去从来没有信仰过。”但是，随之而来的令人沮丧的经历，是对无政府主义者的清洗。成千上万个奥威尔的同志被直接杀死或投进监狱，再拷打和处死。所幸他自己逃过一命。在回英国的途中，他清楚地看到，要出版对这些可怕事件的叙述是困难的，无论是“左派读书俱乐部”的维克多·高兰茨，还是《新政治家》的金斯利·马丁——“左派读书俱乐部”和《新政治家》是英国进步思想所依靠的两个主要机构——都不给他机会。他被迫转向别处。奥威尔总是把经验放在理论前面，这些事情证明他是多么正确。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一切价值观和忠诚都变得混乱了，大战中发生的事所确证的经验和结果给了奥威尔一种教训：人比抽象的观念更重要，他永远确信这一点。奥威尔没有完全抛弃他的这种信念：思想的力量能够创造一个更好的社会，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仍然是个知识分子，但是他攻击的核心从现存的、传统的资本主义社会转向骗人的乌托邦。他最伟大的两部作品《动物庄园》（1945年）和《一九八四》（1949年）本质上是批判现实化的抽象概念，批判全权主义者对心灵和肉体的控制——实体化的乌托邦要求这样的控制，批判他所说的“中央集权的经济易于产生的堕落”。重点的这一转移必然导致奥威尔对知识分子本身采取高度批判的观点，这也充分地记录了他的可以称之为军人的而非波希米亚的气质。他的作品中随处可见一些离题的话，比如（在谈到埃兹拉·庞德时所说的）：“即使是从诗人那里，人们也有权期待普通的礼仪。”而他的警句是：穷人、普通人，比起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更看重他所谓的“通行的正派”，更依附于诸如正直、忠诚、诚实等朴素的美德。他1950年去世时，他的最高政治目标还是不清楚，他仍然是含含糊糊地被归入左派知识分子。随着他荣誉的增长，左派和右派发生了争斗，实际上还在争斗，都说他效忠于自己，但在他死后的40年中，他越来越被当作一根棍子，去打击左派的知识分子概念。那些感到同本阶级关系最密切的知识分子，长期把他看作敌人。比如，玛丽·麦卡锡在她关于奥威尔的文章中，政治观点有时是混乱的，但到处表现出特权意识，她尖刻地说，奥威尔“气质上是保守的，就像一位退休的上校或工人那样反对举止、衣服或思想走极端”，他是个“刚出现的庸人，确实是个庸人”，他的社会主义是“一种未经检验的、精神失常的思想，一种纯粹的夸张”。他对斯大林主义者的追击是偶然的、“仅仅是个人厌恶的产物”，他“政治上的失败……是思想的失败”，如果他还活着，他必然会向右转，“他死了，对他来说，这或许是一种幸事”。（最后这一观点——死要比反对激进派好——是一个令人吃惊的例子，它表明了典型的知识分子首先考虑的问题。）专业内的知识分子离开奥威尔的一个原因是，他越来越确信，继续寻找政治解决办法是正确的，“正如医生必须尽力去挽救一个也许快死的病人一样”，我们不能不以“承认政治行为主要是非理性的”为出发点，所以，知识分子一般并不习惯于一定要用这种解决办法。但在知识分子对奥威尔变得怀疑的同时，那些具有相反主张的人——算是文人吧——却倾向于同情他。举例说，伊夫林·沃就从来没有低估生活中非理性的重要，他开始同奥威尔通信，去医院中看望他，如果奥威尔活下去，他们的友谊也许会很好地发展，他们第一次合作，提出了一个共同的要求：他们喜欢的作家P.G.沃德豪斯不要因为他愚蠢的（但同庞德相比，完全没有什么毒害）战时广播而被迫害。这说明，他们两个人都坚持认为，同意识形态上的正确性这种抽象概念相比，具体的人更重要。沃很快发现，奥威尔可能成为知识界队伍中的逃兵。他在1945年8月31日的日记中写道：“我同我的共产党人的表弟克劳德一道吃饭，他要我警惕托洛茨基主义的文学，结果我读了奥威尔的《动物庄园》，而且非常喜欢。”他同样承认《一九八四》的力量，但他发现，在参加反抗奥威尔所描述的暴政时，宗教精神竟然没有保存下来，他感到难以置信。沃在1949年7月17日给奥威尔的最后一封信中写道：“你看，你的书使我多么激动，以至我要冒险作一次布道。”奥威尔勉勉强强、犹豫不决地所接受的东西——乌托邦主义的失败，这是由于人类行为基本上是无理性的——沃在他大部分的成熟期，却是吵吵嚷嚷地加以维护。确实从来没有一位大作家，甚至吉卜林这样的作家，对这种反理智论的立场作出更清楚的表述。沃和奥威尔一样，相信个人的经验，相信自己看到的东西，反对理论上的想象。他没有认真探索过的东西是没有价值的。同奥威尔一样，他同被压迫者生活在一起，他热衷于旅游，常去偏远难行的地区。他见过许多人和事，对于这个世界他既有实践的也有书本的知识。当他就一些严肃的问题写作时，他也非常注意真实。他的一部公开的政治著作《法律下的掠夺》，是描述墨西哥革命政权的，引言是对读者的警告，他把自己写作这个问题的论据讲得十分清楚，对于他来说，这些根据似乎是很不充分的。他要读者注意那些同他自己的观点不相同的人的作品，警告他们不要简单地根据他的叙述来断定墨西哥正在发生的事，他强调说，他为“介入”文学感到悲哀。他说，许多读者“讨厌自由印刷的特权”，他们决定通过组成读书俱乐部，“给自己加上一种自愿的审查制度”——他心里想的是高兰茨的“左派读书俱乐部”——所以，“他们完全可以相信，无论他们读的是什么，都是为了巩固他们现有的观点而写作的”，因此，沃认为，这是对他自己的信仰的适当总结，对他的读者也是公平的。
本文选编自《知识分子》，注释从略，题目为编者拟定。推荐购买此书阅读。该选文只做推荐作者相关研究的书目参考，不得用于商业用途，版权归原出版机构所有。任何商业运营公众号如转载此篇，请务必向原出版机构申请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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