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于伊利诺斯州，早年求学于西北大学和哈佛大学。他先后在德克萨斯大学和耶鲁大学任教，在外交事务方面颇有论著，并出版《联盟的终结：美国和欧洲的未来》《和平的美国》及《帝国主义者和其他英杰》。
一旦你触及到人们的传记，那种认为政治信仰必然固定不变的观念就立即烟消云散了。
——《政治序论》，1913
沃尔特·李普曼的生涯开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歌舞升平的年代。在那些日子里，人类的进步似乎前途无量、势不可挡；在那些日子里，诗人们在广场上翩翩起舞，科学允诺要让所有人生活得悠闲自在、丰衣足食。李普曼的生涯结束时，伴随着他的却是越南战争的创伤、水门事件的耻辱和街头横冲直撞的闹事者。李普曼的生涯跨越了一个世纪，这是美利坚帝国诞生而成长壮大而开始衰落的世纪，这是一个被一些人最初豪情满怀、后来却又愁思满腹地称为“美国世纪”的时代。 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沃尔特·李普曼还是一名小童，他就同麦金莱总统握过手，他被正式引见给海军上将杜威，他曾为西奥多·罗斯福从圣胡安山战役凯旋归来而欢呼雀跃。后来，他在哈佛就读于桑塔亚纳门下，同威廉·詹姆斯饮茶叙谈，他为林肯·斯蒂芬斯跑腿办事，同肖伯纳和H·G·韦尔斯辩论社会主义。1914年，德国人入侵比利时时，他正在那里；英国向德国宣战时他正在英国下议院。他一度对西奥多·罗斯福崇拜得五体投地；他二十五岁时，西奥多·罗斯福宣称他为“全美国同龄人中最才华横溢的年青人”。李普曼是《新共和》杂志的创始人之一；他属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在美国吹响了文化革命和社会革命号角的风云人物中的一员。他成了伍德罗·威尔逊的知己豪斯上校的心腹谋士；他是为“十四点计划”起草领土部分条款的秘密班子关键成员。 李普曼热情支持这场战争，以使世界能确保“民主的安全”；他猛烈谴责那种在一代人的时间里孕育着更可怕冲突的和平。他成了当时最伟大的报纸——普利策的《世界报》的总编辑，这家报纸是美国自由主义良知的喉舌。他高踞于公园路的高楼之中，一群秘书为他屏障着电话铃声和吵吵嚷嚷的记者们的干扰。在九年多的时间里，他手不停挥，写出许多言辞锋利的社论，使他在全美国一举成名。这些社论没有一篇是署名发表的，也几乎没有一篇至今被人铭记在心，但是对《世界报》的热心的读者来说，他们并不需要署名，因为这些社论都带着它们自己独特的印记。
然而，李普曼绝不是埋名隐姓之辈。他每年都有一段时间在外旅行，而且气派很大，他同各国的元首交谈，他们也经常找上门来，热切盼望能荣幸地受到他的采访，因为他左右着如此众多忠实的和影响巨大的读者。正如李普曼的同事有一次所说，“他是赫赫声名开万户。”例如，五十年代中期，李普曼访问希腊时，曾在他的日程本上草草记下几笔，“见了国王、首相，等等——都是些常见的人物。”对他来说，他们的确是常见的人物。李普曼不愿意抢先发表新闻，也瞧不起那种精心策划的“泄露消息”的做法，他认为这是一个严肃的评论家所不齿的。他在专栏文章中对各种事件的意义条分缕析，这些专栏文章都是各个总理府、外交部和编辑部的必读材料。 在将近四十年的时间里，他的专栏文章通过报业辛迪加的转发，刊登在美国以及全世界各家主要报纸上。1967年当他半退休的时候，就好像是一个形成制度的做法突然停止了存在。整整三代人都靠沃尔特·李普曼指点政治事务的迷津。他并非一贯正确，也并非广得人心。他并非多见的一些失言（如他以前曾把富兰克林·罗斯福贬为一个徒有好心的花花公子）是令人难忘的；他偶而有之的一些敌意（如他在越南战争问题上同林登·约翰逊结下的不和）也是引人注目的。 读者们求教于李普曼的，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而是不动感情的冷静分析。他有一种化繁为简的非凡本领。他的卓著成就可归功于两种品质：一是他的头脑能够冲破纷争竞斗的迷雾把握住形势的本质，二是他的文体极为清晰明了。他所具有的那种智力几乎不会使他对新闻工作感兴趣，他本来可以成为一个哲学家，或是一个历史学教授，甚至像他有一次曾想入非非的那样，成为一个数学家。在大学里，他曾是桑塔亚纳的助手；同班同学约翰·里德曾为李普曼起哄，称他为美国未来的总统。 然而李普曼既不愿意成为政治家，也不愿意当教授。就在他即将获得哲学硕士学位前几个星期，他离开了哈佛，去波士顿一家新创办的社会党报纸工作。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曾同政客们共事；经历了这段痛苦的际遇之后，他也不会严肃认真地瞩意宦途。李普曼为什么脱离了学术界?其原因之一，是他唯恐这种学术生涯会把自己同他渴望投身其中的“现实的”世界相隔绝。他愿意成为这个世界的一部分，他喜爱这过程中的魅力和激情。然而政治生活，尤其是意味着为宦海沉浮而奔波，这对一个如此不信任情感和如此憎恶伪善虚假的人来说，是根本无从谈起的。李普曼固然也因为自己声名卓著和影响日隆而怡然自得，但是他更愿意对权力进行分析，而不是去身体力行。所以他选择的生涯是参与其事与超然物外两者的结合，形成他独具一格的统一。诚如他有一次对自己的描述那样，他是一个过着双重生活的人，一是著书立说，一是从事报业，两者相得益彰。这种结合使他独树一帜，使他的言论带有无与伦比的权威性。 李普曼以一个新闻记者而自豪。他奖掖后进，呵护年青记者。他倾听他们的由衷之言，而不是对他们颐指气使。对他这样一个单枪匹马进行工作的人来说，这些年青的同事们就是他的编辑部。他唯一给他们的忠告就是要他们避免“过从甚密”的危险性，即一个新闻记者如果同一位政治家过于亲密，就会丧失其客观立场。这在李普曼身上已有先例。他与西奥多·罗斯福过于密切，又吃足了伍德罗·威尔逊的苦头；他曾一度被约翰·肯尼迪强烈吸引，其后又被林登·约翰逊欺诈手段的魅力所迷惑，直至越南战争把约翰逊的魅力击得粉碎。 李普曼的影响是他的全部法宝，也正是这一点使他成了一位强有力的公众人物。这种影响是实实在在的，但却又难以估量。他并不指挥千军万马，然而他确实具有左右舆论的巨大力量。这一点反过来又赋予他权力去左右总统、政治家和决策人物。当然，他们并不常常依照李普曼的忠告行事，但是他们毕竟还是倾听他的意见，寻求他的支持，而且他们已经懂得不能对李普曼的反对意见掉以轻心。李普曼统御着一大批忠心耿耿而权势可观的群众，这是美国大约一千万在政治上最为积极和旗帜鲜明的人。这些人当中，很多人在读到沃尔特·李普曼就当天发生的事件所发表的意见之前，实际上并不知道自己应当如何考虑这些问题。一个政治家除非是要自冒风险，他是不会对这股力量置之不理的。 李普曼作为一个像奥林匹亚神那样超然物外的人而声誉卓著，人们认为他像是雷神朱庇特，动辄打下霹雳雷电，但是过于谨小慎微，而不愿纡尊降贵地参与政治纷争。他的这种声誉，就像其他很多人的声誉一样，是盛名之下，其实难副。事实上，李普曼已经促成了一大批人获得公职，并且还积极活动，挫败了另一批人。他时而在报上公开行动，时而在幕后秘密谋划，其手段方式若为读者们所知，定会令他们大惊失色。李普曼是一个奥林匹亚神，他在公众生活中具有端正的品行和坚定的道德感，然而他无疑不是超然物外的。 他为纽约《世界报》写的社论使美国对墨西哥的入侵免于发生，他的秘密谈判使墨西哥革命领导人同梵蒂冈之间能够达成一项解决办法。他为约翰·戴维斯、艾尔·史密斯、德怀特·莫罗和牛顿·贝克撰写政治发言稿，后来又为温德尔·威尔基和德怀特·艾森豪威尔竞选总统作准备，他同杜勒斯兄弟们密谋策划，他同肯尼迪、约翰逊商讨切磋。他的象牙之塔中装备着高速电梯。 毫无疑问，沃尔特·李普曼是美国最伟大的新闻记者。正如范·威科·布鲁克斯有一次所说，李普曼的生涯是“美国献身于政治写作的人当中最最光彩夺目的。”但是李普曼同时也是一个道德论者和一个公共哲学家。实际上存在着两个沃尔特·李普曼：一个李普曼在一家周刊杂志、一家报纸、最后是在报业辛迪加的专栏上发表文章，从未耽误过一次截稿期；另一个李普曼在他的“沉默的深渊”中退思，为“更为久远的过去和更为遥远的未来”冥思苦想。 就其本质而言，李普曼是个理性之人，一个启蒙运动的唯理论者，生活在一个炽热的意识形态和全球性的改革运动的时代，他同样也受到激情的冲击。他那瘦削冷峻的面庞、轮廓分明的漂亮嘴唇和闪烁着紫色光点的灰蓝色眼睛，略微透露出一丝痕迹，告诉人们此人在他的不惑之年曾经经历过狂风急浪般的爱情，这爱情驱使他走到了绝望的边缘。他是一个感情充沛的人，他唯有用钢铁般的意志才能把这种情感加以控制。 李普曼的晚年标志着他的工作达到了一个奇特的顶点。他不是作为美国新闻界的一名元老悠然地抽身引退，而是卷入了他生涯中谩骂攻击空前激烈的战斗。越南战争带来的破坏和梦魇使得他义愤填膺，他转而激烈地反对政府，这个政府的最高层集团正是由那些曾对他赞赏备至和阿谀奉承的人们组成的。李普曼激情澎湃地过问越南战争，投身于这场把美国分裂为好几个虎视眈眈的阵营的斗争。 及至耄耋之年，沃尔特·李普曼又重新萌复了他的青春激情。他背弃了他在三十年代曾经信奉过的保守主义，也背弃了他曾经用以鄙视四十年代末和五十年代种种蠢举的精神上的超然态度。越南战争重新点燃了他的义愤感。这段时间或许是他的鼎盛年华。 在其漫长的一生中，李普曼一直在锲而不舍地上下求索。这曾导致他走向社会主义、政治行动主义、怀疑论、淡泊的超然态度、经济上的保守主义、冷战的批评者、社会自由派，最后使他产生了感情上的突变，奋起反对他所认为的帝国野心。他希望美国能追求自身的崇高理想，他孜孜不倦地提醒他的读者们要牢记这些理想。 他是一位导师而不是一名布道者。正如他有一次写道，他知道，如果一个说教家“要在他的同伴中做一场宣讲，那么他必须为自己规定这样一项任务，这项任务要比发号施令远为卑谦平和，而且要比规劝教诲远为困难重重，即：他必须要能够预先估计到他的同伴们对于他们在适应现实的过程中遇到的问题的洞察力，而且能够对之加以补充。” 尽管李普曼的一部分身心受到了诱惑而脱离世界、去建筑一道“抵御混乱状态”的大墙，他还是同这种诱惑进行了搏斗。他向自己挑战，他同他的守护神撕杀得难解难分，他有意追求这样一种生涯，这种生涯迫使他处于政治斗争的风口浪尖，不容许他退出战斗，而且每天都把他暴露在他的敌人面前。这对于一个回避进行个人纷争的人来说，是需要一种特殊的勇气的。 李普曼之所以没有退出战斗，是因为他有一个信念，即政治问题事关重大，人可以生活得有意义，而且那些具有特殊天赋和理解力的人有责任尽其所能来照亮前程。有一次，他在称赞一位颇有名望的报纸编辑时写道：“凡是认真负责的评论，其标志并不在于像一个无所作为的旁观者那样对事件做出评价，而在于要充满想象地深入角色做一个行动参与者。所谓责任，就是要分担那些指导下一步行动的人的重担，或者是分担另一种重担，即要胸有成竹地提出另一种行动方向。” 在思想上，李普曼已经投身战斗，但是在感情上，他却置身事外。这就给他的工作和生活造成了无法解决的紧张。他是个复杂的人，远比那些仅仅根据他文章中极为自信的调子来了解他的人所看到的要复杂得多。在他身上发生着精神的搏斗，这种精神他从未能够充分驾驭，这种精神的冲突欲望他从未能够加以平息。李普曼年轻时，曾经赞赏备至地描写过H·G·韦尔斯；他自己就像韦尔斯一样： 他似乎受到来自两个方面的冲击：他受到自己梦想的挑战，这种梦想对现实中的妥协极为反感；他同时又受到现实的打击，这种现实对一切梦想的空洞无物极为憎恨。 他似乎正在这种搏斗中耗尽自己的心血，这是一个人所能遇到的最激烈的搏斗。他似乎依靠一种不断更新的努力来赢得这场搏斗，依靠这种努力，他拒绝沉沦到平心静气地接受这个世界，也不因自己的虚幻想象而自满自足。 正如李普曼有一次谈到自己时所说的，他在某种意义上是个“前朝遗老，是本世纪两次大战和历次革命以前的幸存者……，出生和成长在一个时代，而工作和生活在另一个时代。我童年的一切都没有准备让我生活在狂暴而混沌的时代，也没有准备让我面临人类生活中所发生的那些急剧变革。”一个童年时代在煤气灯下学习拉丁文和希腊文、在中央公园乘羊拉车的人，经历了精神分析学的革命，布尔什维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核裂变和疯狂的民族主义，他终其一生都在力图理解这些革命，都在帮助他的同胞们“适应现实”。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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