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安东尼·埃弗里特（Anthony Everitt）英国作家，剑桥大学英语文学专业毕业，现为诺丁汉特伦特大学客座教授，达廷顿艺术学院荣誉会员，《卫报》与《金融时报》撰稿人。
哈德良身处一个风云激荡、惊心动魄的时代。公元2世纪，他成为罗马帝国主宰，堪称最成功的罗马统治者。身为久经沙场的士兵和才干非凡的管理者，他在罗马帝国鼎盛时期君临天下。
哈德良提出了两个能让罗马帝国长盛不衰的绝妙主张。第一，不再继续扩张帝国版图。彼时，罗马帝国疆域西起西班牙，东至土耳其，北起黑海，南至马格里布（Maghreb），已令他不遑统治，决定停止攻城略地。保守的他下令，凡无山川作为自然屏障，帝国边疆均修筑长墙。墙内是文明与罗马治下的和平（pax Romana），墙外则是蛮荒之地，乃至与罗马无关的一切。在德国，昔日的城墙为木制栅栏，如今早已不复存在，但在英国北部，由于树木稀少，城墙以石建造，且依然保存至今，成为最能再现罗马帝国统治的标志之一。哈德良的第二个主张，源于他对希腊的挚爱。罗马帝国东部讲希腊语，其文化可追溯至荷马。西部则是地处地中海盆地的超级大国，拥有战无不胜的军队。经过哈德良的努力，帝国变得兼容并包，文化与军事、艺术与政权在其中平分秋色。他允许希腊人参政，还大兴土木，把雅典打造为帝国的思想之都。
《哈德良传：罗马的荣光》
正如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在《罗马帝国衰亡史》中写到的（或许有点言过其实），哈德良开创了“太平盛世”。其继任者安敦尼·庇护（Antoninus Pius）与马尔库斯·奥勒留（Marcus Aurelius）延续了哈德良的政策。可以说，三人力求“不战不侵而扬帝国之威。通过一次次体面的变通，他们赢得了蛮族的友谊，并努力使之相信，罗马政权并无征服之心，唯以秩序与正义之爱行事”。哈德良绝非第一个对希腊心驰神往的皇帝。几百年来，大多数统治精英兼通拉丁语与希腊语。以诗自恋的尼禄皇帝，有着同哈德良一样的统一之心，却无统一之能。哈德良幼年时发生了两件刻骨铭心的事。其一，巨大的“屠人场”罗马大斗兽场（Colosseum）落成，向公众开放；其二，庞贝的毁灭似乎预示了世界将如何终结。待年近弱冠，哈德良又目睹了皇帝图密善（Domitian）对统治阶层的“大清洗”。后来，图密善遇弑，避免了一触即发的内乱。哈德良远亲，一度的监护人，后名声远扬的将军图拉真（Trajan），适时掌控大权。图拉真曾在多瑙河畔，与某凶猛的蛮族王国两次血战，年轻的哈德良受其熏陶，掌握了用兵之术。罗马图拉真纪功柱上的浮雕，便记录了这些纷繁事件。它们仿佛雕刻的新闻短片，其诉说穿越时间，堪比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的报道。图拉真获胜，可灾难亦随之而来。在一场引发当时强烈共鸣的战役中，图拉真入侵了帕提亚帝国（Parthian empire，大概位于今伊拉克）。告捷之迅速，是因为帕提亚人几乎甚至根本就没有抵抗。可随后，暴动在这个东方帝国此起彼伏。身心俱疲的皇帝将指挥权交给自己以前的被监护人，并很快就在返回罗马途中驾崩。军团拥立哈德良为新皇帝。他终于度过了漫长艰辛、险象环生的修行期，在四十岁上，成为已知世界的新主宰。现在，他渴望名垂青史，决心已定，无人可挡。他不知疲倦地巡幸，一路马不停蹄。他视察一切，改革一切——稳固边疆，操练军队，编纂法典，改善民生，振兴经济。然而，这些泽被国家的功绩中，有一个可怕的污点。哈德良的政治生涯有一片挥之不去的阴影。犹太民族拒绝接受帝政。他们发动反抗罗马的大规模起义。结果，起义者遭遇了灭顶之灾；据估计，数千名犹太人遭处决，不计其数的百姓被迫背井离乡。为彻底从记忆中抹去这个棘手倔强的民族，哈德良给耶路撒冷重新命名，并另造新词“巴勒斯坦”取代犹地亚。所有犹太人不得进入自己的都城。直至两千年后，他们才重返家乡，恢复独立。为何跟他有关的史料寥寥可数？为何他功勋卓著，却鲜有庆祝？虽然他吸引了学者的关注，但适合大众读者的英文完整传记，直到20世纪20年代才出现。这种长久沉默的一个原因，就在于他性格复杂多变。哈德良是出色的管理者，他有勇有谋，能敏锐把握当时的主要政治问题。不过，他脾气暴躁，妄自尊大：一如很多才华横溢的外行，他喜欢跟内行较劲，并乐此不疲。有时，他会撩拨友人，然后毫无愧疚地将其赶走。19世纪古典史学家西奥多·蒙森（Theodore Mommsen）就认为他“惹人生厌”，“心术不正”。危及哈德良身后名声的，还有更大的威胁，那就是哈德良与俊俏的比提尼亚少年安提诺乌斯（Antinous）的爱情悲剧，后者在尼罗河神秘溺亡。维多利亚时代以及20世纪早期的评论家，对这段难以启齿的同性恋情，多避而不谈。有人甚至幻想，安提诺乌斯是皇帝的非法子嗣。有私生子固然可耻，但比起这种难呼其名的爱情，还是可以接受的。当然，最大问题还是古代文献资源匮乏，流传下来的也都残缺不全。我们听说过哈德良的自传和很多当时的史料，但只限其名而已。大部分书籍都在黑暗时代被虚荣的教会付之一炬。因此，为哈德良立传必定是费力不讨好的差事。要写书，到底有没有足够材料？历史学家不得已为历史小说家让路。二战结束不久，法国作家尤瑟纳尔（Marguerite Yourcenar）出版了好评如潮的《哈德良回忆录》（Memoirs of Hadrian）。该书采用书信体，叙述者是弥留之际的皇帝，对象则是其唯一但尚未掌权的继任者——年轻的马尔库斯·奥勒留。这本诗意而忧郁的著作，不但填补了我们的知识空白，而且以娓娓道来的口吻，塑造了一个看破红尘的独裁者和生活的鉴赏家。不夸张地讲，尤瑟纳尔一度令学界难以望其项背。读者普遍认为，她的哈德良最真实。《哈德良回忆录》发表至今已五十年有余。该书无疑是大师之作，但（正如那些假古董，刚面市时人们都笃信不疑，时日一久，其真实性便大打折扣）它其实体现了20世纪中期法国文学界对2世纪罗马的态度。尤瑟纳尔的哈德良是具有异国品味的浪漫的理性主义者，是古典时代的纪德（André Gide）。与此同时，学术研究也取得进展。哈德良不断在帝国巡幸，每到一处，必敕建剧场、庙宇、高架渠、拱门。建筑上的铭文记录了皇帝的敕令、谕旨和各类公函，有的内容相当详细。这些素材可谓用大理石写就的第二自传。另外，考古学家也破解了大量新素材，这为文学史料增添了许多洞见。我们不得不认为，哈德良一生的重要事件已经淹没于漫漫的历史长河，即便流传至今，也难以为后人理解（例如他继位之初爆发的不列颠尼亚起义）。不过，根据现有知识，我们足以为人立传，讲述世事。而我们的传主生平何等不同凡响！那个时代又何等精彩纷呈！我们对哈德良的幼年及青年时代所知甚少，所幸对当时的公共事件所知甚详。因而，我们至少可以说说幼年哈德良的所见所闻。同时，我也勾勒了罗马帝国的运作模式，还原了哈德良成年后即将步入的政治世界。前人脑海中那个讨厌的性变态者，其实魅力十足。他的身上充满矛盾——暴躁亦可亲，冷酷亦好善，刻苦亦图乐，能实干亦懂审美，虽时而残忍，但总体而言，其形象丰盈有度。他是诗人，是画家，热衷与希腊有关的一切。他是善良的尼禄。以任何客观标准而论，哈德良都是成功的君王，可他从未获得元老院和统治阶级的认可。大家普遍相信，他生性残忍，看似和善，可真情实感从不外露。然而，也有人不以为然。持此论者为哈德良登基之初处决的某前任执政官之表亲。按理说，他实在不必嘴下留情。此君写道，皇帝“刚直不阿，亦宅心仁厚，决策时无不深思熟虑”。大体而论，哈德良施政优异，却因在位之初之末，身负血债，仍旧遭人民记恨，因为它们处理得不公不敬。然而，他远非暴戾恣睢之人。如若遇到顶撞者，他认为，致函其出生地，明言自己对其不悦便足矣。
哈德良朝末期，皇帝的朋友——史学家兼朝中要员阿里安将军，曾写过一篇宽容的墓志铭。他引用希腊诗人特尔潘德（Terpander）称赞斯巴达人美德的诗句，写道：依我看，比起古老的斯巴达，眼下这个哈德良担任元首二十年的政府，更契合这句诗 ：当青年纷纷举起长矛，缪斯的美言洋洋盈耳，神圣的公义大行其道，两者皆善举之捍卫者。
军队（“长矛”）、艺术（“缪斯”）和神圣的公义，恰可视为哈德良生平的三大写照。安敦尼将哈德良的遗体运抵罗马，并葬于“图密提娅园”。该庄园是已故皇帝的陵寝所在地。陵寝尚未竣工，要到翌年才得到题献。皇帝的遗体或许不得不暂时在附近下葬。众所周知，哈德良最终葬于他为自己及其继嗣修建的宏大陵寝，因为那里发现了安敦尼立的纪念碑。与皇帝势同水火的元老院，依然耿耿于怀，不愿将其封神，可安敦尼一再坚持（或许因此得名“庇护”）。封神仪式仿照奥古斯都的葬礼。代表哈德良的蜡制人像，穿着凯旋将领（triumphator）的服装，庄严地躺在罗马广场上。现场象征性地重现了皇帝的弥留之际：一连数日，御医检查这个“病人”，并发布告示。当大家最终接受噩耗后，安敦尼致以悼词，接着文武百官在众元老带领下前往战神原。到了那里，众人把人像放到高达数层楼且精心装点的火葬堆上。执政官将其点燃，然后有人放出顶端笼子里的鹰隼，这表示哈德良的灵魂跃火而出，直插云霄，跻身不朽神明之列。那么，我们该如何评价哈德良？时人断语过于苛刻。无论其在位之初与之末的杀戮真相如何，他治国毕竟以慈悲为要，行事不偏不倚。他兢兢业业，有勇有谋。他醉心于艺术，喜欢写诗，而且写得不错。然而，他的性情难以捉摸。表面看来，他广结善缘，和蔼可亲，却翻脸无情，似无悔意。在建筑等专业领域，他这个半路出家（可能有些天赋）者，又常常与方家一较高下。基督教诗人特土良（Tertullian），说他“凡事喜欢刨根问底”（omnium curiositatum explorator）。有挑针打眼者拿他的过错添油加醋地说事，但也不得不叹服道，哈德良是与众不同的千面人……别看他喜欢卖弄，其实内心巧妙地隐藏了妒忌、忧郁、纵情和好大喜功。他佯装按行自抑，和蔼可亲，慈悲为怀。可事实恰恰相反，他掩盖了自己心中燃烧的求名之欲火。他极善于或真诚，或诙谐，或恶毒地拷问和作答。他能以诗应诗，以辞应辞，让你不禁觉得，他事事考虑在先。
多年以后，马尔库斯· 奥勒留在《沉思录》（Meditations）中回顾了那些让他心怀感激的人，令人惊讶的是，他并没有深情地提到他的养祖父。“不要动怒。” 他以优秀斯多葛派的口吻，对自己写道，“不久你将怎么都不会存在，如同哈德良与奥古斯都那样。” 奥勒留的朋友兼导师弗戎托发现，要喜欢哈德良很难。在他看来，哈德良不及其继任者。我希望尽己所能安抚他，劝解他，但不是爱他。为什么？因为爱需要一点信心与亲密。而我呢，缺乏自信。我不敢爱我特别尊敬的人。相反，安敦尼我倒爱，也珍重，我觉得他也爱我。
哈德良倍感落寞。在提布尔别馆中央，他的避风港弥漫着自得其乐的氛围，那里不容他人侵扰，但安敦尼或许除外。如果皇帝果真同意安提诺乌斯献祭于尼罗河，那么唯一可以肯定的是，在这儿，同样，自足——及其子集自利——比爱情重要。奇怪的是，没有记载表明，哈德良弥留之际，哪个亲友陪伴其左右。他们要么离世，要么遭处决，要么断了交情。御用秘书卡尼尼乌斯· 克勒尔（Caninius Celer）“送走了哈德良，尔后克勒尔也去世了”。两个无名小辈卡布利亚斯（Chabrias）与狄奥提穆斯（Diotimus），在皇帝的灵柩守着。两人的希腊语名字表明，他们为皇室成员，就类似图拉真的费狄穆斯。国家利益带来了残忍的结局，连最受爱戴的君主也不能幸免。不过，在命不久矣的日子，哈德良受到奴隶与释奴的照料，受到近来才从同僚变身继嗣的那个人的照顾，这似乎也并无不妥。哈德良的政治与军事成就，可谓出类拔萃。除了力排众议，推行不向邻国扩张的明智政策，他还强调操练，整顿军纪。他没有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但在那个很少血战的年代，他提高了军团的效率与士气。正如久经沙场的狄奥· 卡西乌斯所言：“时至今日，哈德良当时提出的方法，仍是战士打仗的金科玉律。”狄奥在其《罗马史》（Roman History）的前半部分，描绘了自己心中的理想皇帝。在一场虚构的论辩中，他借某论辩者之口，建议奥古斯都道：“您足智多谋，又知足知止，应该致力和平，但与此同时，您依旧该厉兵秣马。”如前所见，直至施政末期，奥古斯都仍然是穷兵黩武的坚定的帝国主义者。狄奥的建议更符合哈德良，写下这段话时，他脑海中肯定以哈德良为例。我们难以评判哈德良泛希腊化策略的影响，但他明智地维护并发扬了罗马的传统，邀请行省的统治阶层共同治理帝国。当时，越来越多的人从“古老的”希腊或希腊大陆过来，加入罗马元老院，甚至掌管拉丁西部（Latin West）。其后几百年里，希腊文化在那里蓬勃发展。希腊化的东方人不断涌入帝国，还视之为家乡。在古代晚期，他们甚至自诩为罗马人（Ρωμαίοι）。这多多少少要归功于哈德良。然而，他强行把犹太人希腊化，从而引发了执政以来最严重的危机。巴尔· 科赫巴的叛乱夺走了数千罗马人的生命，而犹太受害者的数量更达几倍之多。拔除作为民族家园的犹地亚，意味着犹太人再无法构成政治威胁——其实，他们在政治上早已不复存在。这直接提醒我们，罗马帝国最终还是靠暴力维系。在司法审判中，地方辖区的原告可以引用罗马法。从这个角度看，罗马法堪称“国际法”，它使民众受到帝国体制的约束。哈德良对依法治国兴致甚浓，他的司法裁决力求公平公正。将副执政官每年的法令，以“永久”或固定的形式汇纂刊布，这大大推动了欧洲法的发展。跟诸位先皇一样，哈德良也是能工巧匠，对建筑痴迷不已。罗马的万神殿、提布尔别馆是取之不竭的灵感宝库，吸引了文艺复兴以及后世的建筑师。尽管性格存在缺陷，哈德良的初衷仍值得肯定。他非常幸运，在帝国如日中天时，君临天下，后来的两位继任者心肠也善。他没遇到过严重的外部军事威胁或经济危机。他的过人之处在于稳固江山。他没有挥霍继承来的优势，而是竭尽全力，保证帝国的安全。为此，他摒弃了军事冒险，想方设法让帝国民众接受帝国思想，并依法治国。公元2世纪后期，希腊著名演说家埃利乌斯· 阿里斯提得斯（Aelius Aristides）在面对安敦尼皇帝发表演讲时，提到了拟人化的罗马。它将哈德良取得的巨大成就，归因于罗马精神。浩瀚的大海无法阻挡我们的公民之路，宽阔的内陆阻挡不了，亚细亚与欧罗巴的任何差别也阻挡不了。一切都在我们每个人的掌握之中。我们不是应该管束或值得信任的陌生人。普天之下，我们都属于一个自由的联合体。这个联合体的创建者是一位卓绝的君主和领袖。大家见面，就像参加公民大会，稀松平常。每个人都能得到恰如其分的赏赐。
在希腊原文中，演说者用以指“联合体”的词是“民主”。那时，该词是指公民民权受到保护的政体。显然，不吝这些溢美之词的是希腊人。对于“帝国即民族平等之共同体”的思想，普通而保守的罗马人却没有那番热情。哈德良从未真正赢得民心，部分原因就在于此。不过，经过不懈努力，弘扬这个思想，他确保了罗马的繁荣昌盛与长治久安。安敦尼基本延续了哈德良的政策，并且保存了“罗马治下的和平之不可估量的壮美”（老普林尼语）。我们没听到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他的统治充分应验了那句真理——国无史则乐（Happy the country that has no history）。边境偶尔也不安宁。在不列颠，一场叛乱促使当局于哈德良长墙北部修建了新土垒，但二十年后便遭弃用。此后，罗马人一直以哈德良长墙为防线，直至他们结束占领不列颠尼亚。如此小打小闹难以引人关注。埃利乌斯· 阿里斯提得斯写道：“战争一旦爆发，就不再显得真实。”皇帝认为，帝国之所以安定祥和，乃自己未雨绸缪有功，而非靠亲力亲为。“他只需静坐一旁，便可以传书治国。”哈德良的选嗣计划奏效了。安敦尼在位二十余年后崩逝，马尔库斯· 奥勒留和卢基乌斯· 康茂德（即后来的维鲁斯，但不久因中风去世）顺利继位，无任何人反对。遗憾的是，对外政策再次转向扩张。与帕提亚一战告捷，罗马军团也带回瘟疫。疫情席卷全国，导致饿殍遍野。为了征战，当局从多瑙河行省调兵，致使北岸的部落大举侵入。马尔库斯在位期间，战事始终时断时续。马尔库斯在文多博纳（Vindobona，今维也纳）的兵营中驾崩。死前，他仍不遗余力地保护帝国的北部边境。他打破祖制，将皇位传给自己的亲儿子——十八岁的康茂德。康茂德相貌堂堂，头发金黄，在阳光照耀下，仿佛洒了金粉一般。然而，他庸庸碌碌，一事无成，终日耽于声色。公元 192 年，一场精心策划的阴谋结束了他的生命。如此一来，五贤帝时代终以悲剧告终。有些老人仍对哈德良宣布收养的日子记忆犹新，并哀叹世袭制卷土重来。迁徙部落频频向边境逼近，扰攘不断。从那以后，罗马转攻为守。漫长的残局由此拉开帷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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